Saturday, May 07, 2005

柴油危机是人为的?

自从今年一月开始,政府便对全国3,400间油站,实行柴油固打配给制。结果,油站柴油短缺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到了四月尾,发展到许多油站柴油断市,国家交面临瘫痪的危机。

国内贸易与消费部长拿督沙菲益阿达,除了坚持他不会引咎辞职之外,简直束手无策。他大吐苦水,说能够做的他已经做了,例如他已经把有关固打提高了10%,而且五、六和七月份的固打都已经提前发放了。

他当然十分清楚问题在那里。当时(未起价前)油站的柴油,由于享有政府的津贴,每公升的售价为88仙。而工业用的柴油,由于未享有政府的津贴,每公升则为1令吉70仙。走私集团只要以低价买进有政府津贴的柴油,然后以高价卖给企业作为工业用途,就可轻易获取暴利。当然,走私集团不论如何神通广大,也必须有人接应。在我国,“监守自盗”已是司空见惯的事。

据国内贸消部长沙菲益透露,2004年我国使用柴油的车辆总数只比2003年的总数增加6.6%,即由16,683辆增至17,784辆。可是,柴油的使用量,却跃至14亿5千公升,即增加了35%! 很明显的,约30%的柴油已 经被“偷龙转凤”了!
沙菲益部长痛斥走私集团是造成柴油短缺、破坏国家经济的元凶。仅仅过去3年,政府因为走私柴油造成的损失,竟高达270亿,约和政府在该3年的燃油津贴一样多!

其实,沙菲益部长说,柴油走私并不是近年才有的事。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发生过了。所不同的是,当年是把较便宜的工业柴油走私卖给油站,现在是油站卖给工业,如此而己!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当局对走私柴油的事,照样束手无策。而且不论是过去的部长,还是现在的部长,都无须对此事负责!
许多人指责政府因为在油站实施柴油配给,才造成柴油短缺的问题。他们说,政府若无法控制走私集团,收购油站的廉价柴油,转卖作工业用途,造成市埸上柴油短缺,这是政府的失责。对油站老板来说,如果有人出高价向他们收购,他们是不可能拒绝的!

简单的说,当局若要实施油站柴油固打配给,首先就必须确保油站的柴油供应,不会出现短缺的现象。这至少涉及两个问题。第一,必须确保油站的柴油供应充足。第二,必须确保油站的柴油,全部卖给合格的使用者,而不是流到工业用油者的手上,甚至走私到外国去。如果无法做到上述两点,柴油固打分配制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固打给少了,固然柴油要短缺;就算固打给多了,一旦涉及走私,供油再多照样是流到外人田!

基于以上的分析,可见问题一直都存在着。只是当它还未到达危机的程度时,大家都视若无睹。一旦危机出现了,国家经济可能被瘫痪了,大家才如梦初醒。于是才急于要寻找一个所谓“可行的机制”,来处理这个已经失控的烂摊子!
要对付走私集团吗,沙菲益部长最坦白,他说:如果知道他们是谁就好办了,把他们抓起来问题就解决了!言外之意,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贸消部没有办法,只好寻求警方、关税局或反贪污局等方面的协助了。可是,像这种例常要做的事,怎么要到出现危机时,才乱成一团呢?

对付走私集团,说说还可以,能否做到雷厉风行,立竿见影,恐怕谁都没有信心。于是取消燃油津贴的舆论出来了,说什么让市埸的机制自己运作,政府越少干预市埸越好。也有人妙想天开,建议政府索性连工业柴油也一齐津贴,走私集团就无机可趁了。他们大概以为,政府的钱多到用不完!

最后答案出来了:柴油每公升再度涨价20仙,既可缩小津贴柴油与非津贴柴油的差额,也显示了政府将逐步废除津贴,让市埸规律自己运作的趋势,这和政府要把医药保健和水等基本设施私营化,背后的道理大概是一样的。
政府才一宣布涨价,经济学家就立即警告,如果处理的不好,我国可能面临经济发展放缓及通货膨账加剧的双种打击。人民公正党也反应迅速,立即拉布条抗议,指它将引发通货膨胀。同时,也指责上周的柴油危机是人为制造的,目的在为大副度涨价制造藉口。

涨价前柴油短缺,也可能由于“圈内人”知道柴油即将大幅度涨价,因此“囤积居奇”,造成的。相信今年3月1日柴油起价前的情况,也是一样。近几年来,“国库空虚”的谣言,时有所闻。最近这些发展,会不会让有关的谣言更加振振有辞呢?(6/5/2005)

Tuesday, May 03, 2005

关于评论的动机问题《与历史对话》读后感之五

万家安说:“我是从学术角度来谈问题,就事论事,避免引入非学术性的,非理性的人事因素,因为这是学术讨论的毒药。”(第34页)这种突出“学术”的取向,确实令人“刮目相看”!但细读他的文章,似乎还无法做到言行一致。

其实,党史工委会还没有开始工作,就已经遭受到一些“别有用心”者的到处破坏。书还未出版,早已被这些人否定掉了!万家安发表于2004年11月5日《东方日报》的一封题为《党工党党史应该重写》的信件,也透露了这种倾向。
他说:“也许有人以为以陈凯希为首的劳工党党史工委会出版了《劳工党斗争史》以及《劳工党文献汇编》之后,劳工党的历史就成了定案。‘只此一家,别无分店’了。”其实,这会不会是他自己狭窄的心声?

他还像“权威”的小学老师,向初学写作的小学生说:“这篇作文不行,应该重写。”但“小学生”还比“劳工党党史工委会的人”幸运些,因为老师还允许他们重写,但“工委会的人”连修订“斗争史”的资格都没有。

他宣称:“真正能够反映当代历史环境,客观论述与评价劳工党历史的论著,还待后来者。”他企图否定或贬低《斗争史》和《汇编》的立场是很明显的。“新的研究成果”若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无疑是值得欢迎的,但也无需抹杀先行者的努力成果。

对不同的意见,笔者主张求同存异,互相尊重。正如陈剑虹在《汇编》前言所指出的:“《汇编》总共设有20事项,各选代表性文献多篇,并以导言冠之,简介时代背景和内容概要。”可见,《导言》是编辑个人对有关资料的归纳和铨释,和《斗争史》的观点若出现一些差异,也不值得大惊小怪。

例如万家安最为反感的其中一段话,即:“(劳工)党中央以为吡叻州的口号和策略是典型的主观左倾幼稚病,把自己的幻想夸大为理论根据和行动的指南…但是如果一味以敢于斗争的精神品质,罔顾政治现实,号召参于城市斗争运动,那不但是愚蠢的左倾盲动主义,而且将无故牺牲党和人民,是罪恶的表现。”(《汇编》504页)其实是编者由劳工党雪州分部所发表的一篇题为《党的斗争路线》的文章中概括出来的(《汇编》516-526),不纯是他个人的看法。
笔者认为,陈君的20篇《导言》只是编辑的“一家之言”,不是什么“定论”或“结论”。万家安可以提出不同的看法,但动不动就指责别人是什么“资产阶级学者”或“庸俗理论家”,质疑工委会成员的“水平”,胡说什么“《劳工党精神》还是陈剑虹所指的左倾狂热的幼稚病的产品”等等,则只能进一步暴露本身的偏激思想。

笔者想提醒万家安,他本身也曾经认同过郭仁德把9.24特大过后的许启针、甘幼华等人,视为“极左派”的领导。而且把陈凯希和营内由于参与“群众斗争”而被逮捕的同志也列入“极左派”的范畴里。此外,他还主张为“魏利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摘帽平反。

这说明他本身实际上也认为,当时的劳党中央犯上了“过左”的错误。而把“过左”的劳中路线继续当成“右倾路线”来批斗,反右单位当时所表现的极左思想,更是无法加以否认的。因此,剑虹的评述即使有不当之处,它的基本辑逻还是有迹可寻的。

当然万家安也有冷静下来的时刻。下面这段,他在“百无聊奈,又苦于无法突破困境”时写下的感想,也算是吐露了一点真情:

“xx兄:我觉得在目前要对当年的历史进行总结,还是相当困难,要统一意见更加困难,这里有很多方面的原因。但是,对有志于从过去的左翼运动吸取经验教训,以提高和丰富自己的知识和认识水平的人,《劳工党斗争史》和《劳工党文献汇编》不失为一部很好的历史教材。”(《劳工党问题讨论的通讯之二》,2003年7月5日,第61-62页)

既然“不失为一(两?)部很好的历史教材”,为什么不能好好地加以珍惜?为什么对别人的努力和贡献,总是肯定少,挑剔多?为什么对过去自己在反右阵营内犯过的错误,没有任何内疚和反省,反而假借“学术研究”之名,继续批判这个,否定那个?

万家安要自命不凡,想批判什么人是他的事。但希望他不要自作聪明,把别人也牵扯进去。例如陈凯希,他曾是和我关在一起的“患难之交”,现在则是一位“知名的商人”。过去的左翼朋友,对他褒贬不一,也各有道理。但作为商人,他能够领导或参与马中友好协会、凤凰联谊会、劳工党党史工委会和九一烈士墓的筹建工作等,而且交出了一定的成绩,还是难能可贵的。在这方面,他甚至比许多批评他的人表现的更好。

作为朋友,我们是平等的、互相尊重的。谁也没有权力可以“约束”谁,谁也没有义务非为谁辩护不可。这是明明白白的,万家安无需在这方面枉费心机了!万家安的其他反批评,等他发表完后,若有需要,才一齐简答,先此致谢。(完结篇,2/5/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