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家定大演“双簧”

裸蹲案自从独立调查庭证实，偷拍片段中的受害者不是中国公民，而是一名本地马来女子之后，案情有“急转直下”之势。警方滥权羞辱被拘留者似乎已不是问题，而种族因素、报章错误报导与“渲染”，才是引起中国人民不满和造成国家形象受损的真正原因。

紧接着就有国安部要对付中国报的传言，以及该部在去年12月19日限令《中国报》针对“报道不确实新闻”作出解释的报导。今年1月5日《中国报》晚报封面版在一则启事中，承认该报在报导裸蹲案时曾“误将该名女子指称为中国公民”，因此宣布该报总编辑庄宗南及执行总编辑黄兆平辞职，以负全责。

中国报记者把有关受害人误认为中国公民，实为无心之过。因为裸蹲案的情节，和之前被揭露的4名中国女郎裸体受辱的情节，颇为相似。而且该报11月23日晚报的错误标题“中国女子裸照流传”，在第二天的日报中就更正为“可疑脱光录影流传”。

中国报更正之后，其他语文的主流报章仍旧以讹传讹。此外，国内事务部长阿兹米在旅游部长阿末札希的陪同下，还在12月7日赴华向中国表示遗憾及歉意，并解释“赤裸蹲站”是警方检验可疑嫌犯可能匿藏毒品于下体的方式，并未把有关的“混淆”，加以澄清。甚至首相和副首相，也可能一度误会受害者是中国公民！

因此，中国报所犯的错误，相对而言应该是最轻的。因为第一，它是无心之过，而且在第二天就加以更正。第二，首相、副首相和各有关的部长很容易就可以弄清楚事情的真相，更不应该发生“混淆”。第三，被首相指示调查此案的全国副总警长慕沙哈山及副国安部长诺奥玛没有及时澄清受害人的真实身分，造成中国人民火上加油，他们的失责是最明显的。

可是，偏偏只有最无辜的中国报两名总编辑（为什么是两名，而不是一名？），必须负起全部的责任。向弱势的华文报开刀，以中国报的两名总编辑作为“代罪羔羊”，至少可以达到以下两项目的：既企图以种族的色彩来转移警方滥权的本质，又可以“杀鸡儆猴”，使各报老板，人人自危，自动收缩言论自由的空间和底线。

中国报的两名总编辑，可以说是被马华公会给变相“出卖”了。马华公会控制媒体在先，把社会“公器”沦为党的“私产”，公然践踏新闻自由的原则，已经是对不起华社了。

现在又以挽救中国报为名，屈服于国安部的压力，“牺牲”该报两名总编辑，以转移警方滥权的本质和真相，把裸蹲案歪曲为媒体“错误报导”和“渲染”的结果。其实，中国报所犯的错误，向读者公开道歉，以示负责，应该已经足够。

两名中国报总编辑被无辜“牺牲”后，马华总会长黄家定还大演“双簧”。私底下，他大谈如何“去卒保帅”－－牺牲两位总编辑以保住中国报的晚报和出版准证。马华俨然变成捍卫华文报的幕后“英雄”，而两位总编辑则是为了华文报业在前线“壮烈牺牲”了！

众所周知，在巫统/国阵面前，马华最善于“委曲求全”。老实说，玩种族主义，马华碰上巫统，就如“小巫见大巫”，永远注定是输家。可是在华社面前，又总是想装扮成“民族救星”的样子。即使是未战先败，也会伪装出一副“已尽全力”的无可奈何！

中国报的两名总编辑，明明是被无辜地“牺牲”了，家定还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说什么“马华不干预中国报运作”；“不认为中国报有什么问题，一切操作正常”；“中国报在这事件上已负全责，专业地处理问题”；“中国报有处理问题的智慧”；及“现在已经水落石出”等，企图淡而化之。
马华控制了中国报，他却说不干预中国报的运作；两名总编辑被牺牲了，他却不认为中国报有什么问题；在国家权力的强制下被迫辞职，他认为是“专业”地处理问题；无辜地成为“代罪羔羊”，他说处理问题有智慧；简直是颠倒黑白，一派胡言。

事实证明，作为国阵的弱势成员党，马华除了妥协之外，根本不敢抗争，也无法保住它本身的利益。在维护新闻自由的原则方面，对它更不应抱有任何幻想，因为它本质上就是巫统的帮凶。例如它在推行数理英化的妥协方案，或在中国报事件上，就动用它的影响力，控制传媒，扼杀不利它的言论。

令人遗憾的是，主流传媒的工作者，包括被无辜牺牲的两名中国报总编辑，及有关的新闻从业员组织都未能站出来维护新闻自由的原则。无论如何，叶瑞生等人代表54个联署团体向人权委员会提呈备忘录，提出三项诉求：一、针对《中国报》遭国安部秋后算账事件召开公开听证会，调查政府滥权；二、采取行动敦促政府废除要求媒体每年更新出版准证的条列；三、敦促政府立法保障讯息自由。

人权委员会代表西瓦苏巴马廉在聆听代表们的投诉及接领备忘录后，表示他将在下个月的人权委员会会议上提出联署团体的三项诉求，以便决定是否召开公开听证会，调查《中国报》事件。代表们向集合在楼下100余名各组织抗议者汇报投诉的结果，并承诺将跟进有关事件的发展。（14/1/2006）

爬山英雄入土不安

一个人死了之后，由于宗教信仰的争议及国家权力机构的介入，而无法根据家人的意愿和风俗安葬；其尸体反而被外人所领取，并根据另一种宗教仪式下葬。这类事件在我国多元种族和宗教的国情下，所引起的震荡和高度敏感性，是不言而喻的。

然而，这正是我国爬山英雄慕迪（M Moorthy)死后的遭遇。它其实并
不是我国由宗教信仰所引起的第一宗尸体争夺事件，相信也不会是最后一宗。由于慕迪是我国征服世界第一高峰的英雄之一，他的事件会引起更大的轰动效应，也是必然的。

1998年他在军营伤及腰部，从此只能以轮椅代步。去年11月他从轮椅上跌倒后就昏迷不醒，直至12月20日不幸逝世。2005年12月1日，一名来自军营的人员通知慕迪的妻子佳丽安玛（Kaliammal），说慕迪已经改奉回教，因此他去逝后将以回教仪式下葬。

对佳丽安玛来说，这是难以置信的。她在一份法庭宣誓书中列举多项证据，证明慕迪是一名印度教徒。有关宣誓书至今仍未受到任何质疑和挑战。她提出的证据，包括慕迪从来没有向他的家人和亲友讲过他已经改奉回教；他一生奉行印度教徒的生活方式；军方从来没有宣布过他已改信回教，他的军人证件也未显示他的回教名字和信仰；他常去教堂并在前额涂上圣灰；在2005年1月，他还参与大宝森节的庆典；在同年11月，第3电视台还播出该台在10月底对他如何庆祝屠妖节的访谈。

慕迪妻子的宣誓书提出了慕迪奉行印度教的有力证据。可是，在去年
12月22日吉隆坡回教法庭在审理有关案件时，却由于她不是回教徒而被剥夺供证的权利。结果回教法庭发出庭令，指慕迪是一名回教徒，因此必须以回教仪式下葬。

更令人不敢置信的是，去年12月28日，吉隆坡高等法庭也拒绝审理此案，理由是民事法庭无权对回教法庭所发出的庭令，加以审查、判它无效或不予理会。换句话说，慕迪宗教信仰的自由权利、其家属以他们的风俗埋葬亲人的权利，以及佳丽安玛通过法律途径寻求补救的权利等都一并被剥夺了！

国家权力机构如此粗暴的介入，即使是回教徒也未必能够同意。在《当今大马》就有一位署名Norhayati Kaprawi的读者在来函中就说：“
回教十分重视爱心和怜悯，对人们的痛苦感同身受。此外，回教也十分重视公正的原则。它适用于所有的人，不论他是回教徒、犹太教徒、基督教徒、印度教徒、佛教徒、还是无宗教信仰者。”因此，她十分同情失去亲人、深陷痛苦中的慕迪家属，及他们想以他们的宗教仪式埋葬他们亲人的愿望。

不论从任何标准出发，一群外人以宗教的名义，手持宗教法庭的庭令，在警察的协助下，强行把逝世者的尸体从他的亲属们的手中夺走，然后以其亲人所不能同意的仪式下葬，绝对不可能是符合回教的爱心和公正的原则。因此，联邦直辖区宗教局虽然赢得了一具尸体，失去的却是回教的爱心和公正的教义，严重地损害了回教的形象！

在这方面，前雪州宗教局官员哈兹莫达（Haji Mokhtar Stork）的看
法，也很有见地。他说很多年以前，他曾被指示到巴生，把一名已经以华人风俗埋葬了的回教徒的尸体挖掘出来，以便重新以回教的仪式加以埋葬。

他反对这么做。因为他曾经到死者的家里去，发觉他家里供有神位，说明他并没有真正奉行回教。他深具誓理地说：“如果死者并没有真正奉行回教，若单凭一纸证据，就以回教仪式来埋葬他，对安拉来说是不具任何意义的！”

无可否认，一些机会主义分子，可能权宜地改奉回教以获取个人的利益。他们可能不了解，一进回教就无法放弃，因此惹来许多麻烦。这些人的做法固然不对，但其根源还是宗教不平等和没有信仰自由。如果政府的施政对各宗教信徒是平等的，而回教也和其他宗教一样，信或不信都是自由和自愿的，都是个人与上苍之间的事，岂容国家权力机构插手？

回教法庭与民事法庭二元并行，涉及回教的案件，民事法庭甚至不可插手，使问题变得更为复杂和严重。在慕迪的案件中，不仅宗教信仰自由、家庭的权利和司法补救的权利等都被剥夺了。更甚的是，慕迪的家属和传媒还被要求尊重法庭的判决，不许再讨论有关课题。问题是如果我国各族人民如果不是在同一套法律下受审，又如何能够确保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呢？如果连司法补救的途径都被堵塞了，司法公正的基石还存在吗？

难怪约翰（KJ John）要感慨地说，慕迪和他的家属的宗教信仰自由和
家庭的权利被蛮横地剥夺的结果，已经损害到我们的社会基石，随之而来的可能是文明的坍塌。这应该不会是危言耸听吧！（6/1/2006）

让数据说话吧

经过三年的实行，数理英化政策已经受到各族人民越来越广泛的反对。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应是由董教总主催，各族团体协办，超过600个文教团体约3000名代表出席的反对数理英化政策大会；以及由100个马来文教团体和企业界约1000名代表出席的民族权益大会。上述两项大会都通过议决案，要求政府恢复以各族母语教授数理科目。

然而，教育部长希山慕丁并不是从教育的利益出发，开明地面对和解决有关问题，而是“胸有成竹”地要求大家等待2005年12月22日公布的初中评估考试（PMR）成绩。有关成绩一公布，教育部长就迫不及待地宣称：初中评估考试的良好成绩已经证明数理英化政策有损学生学习成绩的担心是没有根据的。

教育部长在有关考试成绩发榜前，就对它“有所期待”；一发榜后，就妄顾事实和常识地利用它来为错误的教育政策辩护。这种作法令人感到纳闷：这次考试是否已经被有心人在事先“做了手脚”，藉以达到为错误政策辩护的“政治”目的。

熟悉评分作业的人都会知道，教育部的“技术官僚”，是完全有办法可以“操纵”考试的成绩，包括A、B、C、D及E各等级所占的比率。而且除非不同年度考试的出题范围、试题的难易、出题和作答的语文、批改考卷的标准、评分的标准等都是完全一致的，否则根本就无从比较。

这次公布的几个数据，本来很能说明问题。但由于抱有成见，教育部长竟视而不见，诚为可惜。第一个数据是英文与马来文不及格的考生百分比－－英文不及格的考生高达26.2％，而马来文不及格者则只有7.7％。换句话说，超过4分之1的考生英文是完全不行的！他们连英文都学不好，更谈不上以英文来学数理了。

这次考试是以英文和马来文双语出题，学生可以选择英文或马来文作答。尽管以英文作为教学媒介已经实行了3年，但选择以英文作答的，数学只占27％，而科学也只占33％。如果这次考试只以英文出题和作答，你说成绩会是一样的吗？

事实证明，约70％的考生，不但不能以英文作答，也同样无法用马来文作答。他们只能用英文掺杂马来文的“罗惹式”语文来作答。在这种惨不忍睹的语文困境下，可怜的考生却考出比往年“更佳”的“成绩”来，你敢相信这是事实吗！

教育不是变戏法。用学生不熟悉的语文作为教学媒介，必然产生语文障碍，其结果必然影响教学进度和效果。这是极其浅显的道理。母语就如一把锋利的刀，不熟悉的外语则有如一把钝刀。只有天下最愚蠢的人才会相信，而且还要别人也相信，用钝刀切割东西，结果比锋利的刀还要好用！

强不知以为知，或者企图隐瞒真象，都是极其不智的。其实，董教总这几十年来，不论是以母语或非母语（英语或马来语）作为教学媒介的实践经验都是十分丰富的。自从上世纪60年代以来，许多乡区的华文独中就是因为数理采用英文或马来文课本，而搞到成绩低落，学生人数不断下降，有的甚至面临倒闭的命运。结果多间乡区的小型独中都是在走回董教总所坚持的母语教育路线之后，才起死回生。

一些城市的大型独中，固然也有理科班用英文课本较为成功的例子。但并不等于它无需付出学术成绩的一些代价，及对英语能力偏弱学生所造成的学习障碍，甚至最终成为牺牲品。

来自华、印小学源流的国中学生，长期由于面对语文转换所付出的不必要的牺牲，其实是十分惨痛的经验。一般而言，约有一半的学生，在初中评估考试时就被淘汰；到了教育文凭考试时，又有另一半考生将被淘汰。换句话说，只有约25％来自华、印小学源流的学生，能够在语文转换之后，在国中完成中学教育！和母语教育比较起来，它自然是严重的偏低。可是，教育部曾经关心过这个问题吗？

以上所说的，都是初中数理英化或转换成非母语媒介，对学生所造成的严重损害。可是，尊贵的教育部长，却企图以一次至少是“不正常”的考试成绩，来说明初中数理英化不会影响学生的成绩－－甚至还大言不惭地声称已经取得“更佳”的成绩，这是何其荒唐和不负责任呀！

更令人难以忍受的是，他还企图以这“不正常”的初中评估考试的所谓“更佳”成绩，来说明小学数理英化政策也不成问题。事实上，联合国的教育专家们早已断言，学童的母语教育应该延续到教育的愈高阶段愈好，而愈早转换教学媒介对学童的影响愈不利。这论断也早已为我国的教育实践的正、反经验（包括独中和国中）所一再证实。

在国内外这么多的正、反实践经验面前，为什么国阵还是要顽固地坚持错误的数理英化政策、一意孤行呢？（30/12/2005）

东姑拉沙礼与马来议程

由100个马来团体和约1000人出席的“民族权益大会”，已经在2005年12月16－17日于吉隆坡举行。筹委会主席东姑拉沙礼在会上发表了主题演讲。

除了对马来族在环球化大潮的侵袭下，显得焦虑与无助之外，对政府的政策虽有诸多批评，但主要还是从马来主权和马来议程的角度出发,未能超越保守与种族主义的基调，显然与我国政治革新的趋势南辕北辙，虽然大会通过了反对教育英语化和要求废除大专法令等提案。

他的讲题就是大会的主题－－民族生存的概念：取回失去的，以填补未来。他开宗明义，强调马来民族是这片土地的主人，大会的目的在于讨论如何建立一个持续拥有主权和尊严的民族。为了达到上述目的，他认为必须检讨马来主权的基础是否牢固；也必须检讨宪法规定下的马来人特权，在环球化的冲击下，是否足以保护马来人的利益。

拉沙里是支持延续已经过时的新经济政策的。他要求政府拿出可靠的数据来证明马来人并未取得新经济政策的预定目标，以免被指责制造假数据来达致延续新经济政策的目的。他还主张马来人在我国的地位应与作为主人的地位相称。

他不否认现在马来人的处境比以前好，但他反问道：“如果我们审查一下马来人在商业大厦、高级住宅和大企业等方面的拥有率，在私人大专院校的就读率，和在私人医院的消费率，我们不禁要问：马来人的地位到底在那里？”

他说环球化是超越肤色和国界的，是强者生存。他认为马来人目前的有限能力，并不足以应付环球化大潮，特别是外劳、价廉物美的外国工业和农业产品的侵袭。但他也质疑抛弃拐杖、培养自力更生能力的可行性。他说，使马来人致富的计划，被视为只是有利于当权者及一小撮朋党，绝大多数的马来人仍然贫穷和落后，因此产生嫉妒和不满。看来，他在环球化的挑战和马来人缺乏竞争力的矛盾面前，也是一筹莫展！

他批评政府在上世纪90年代中的教育开放政策，是以我国的教育前途作为赌注。他说，当时政府保证马来语文和马来议程的利益，不会受到教育开放政策的威胁。可是，他说：“相反的，我们今天看到在这政策下建立了各种教育机构，他们趁机建立从幼稚园到大专院校的非国语或英语的教育制度。明显的，这政策不但不能实现前人建立（马来西亚）民族的的愿望，而且在教育自由化的名义下，导致更严重的族群分化。”

拉沙里说大家都同意，教育是马来人前途的关键。但基于以下各项理由，他并不抱乐观的态度：
 数理英化政策，使到人民越来越不相信国语，弱化了马来民族主义的精神；
 由于政府没有加以扶助，数以百计的马来私立学院，涉及数以亿计的资金将付之东流；
 马来人在教育领域受到三重打击：
1. 马来议程未贯彻到我们的教育政策里；
2. 马来人的子女被迫送到教育程度低落的教育机构求学；
3. 数以万计的马来大学毕业生失业。

东姑拉沙里也担心在公民社会逐渐强大，要求政府更加透明、廉洁和减少对人民事务的干预的趋势下，将来决定国家政策动向的恐怕不是联邦宪法第153条有关马来人特权的规定，不是强大的政府，不是巫统或回教党，而是由个人和各种利益团体和非政府组织影响下的人民的意愿。

他质问马来人的声音在那里？马来人的非政府组织在那里？推动民族主义运动的马来教师、语文文化斗士和商人等是不是在政府的箝制下，都被软化了？如果是这样，为什么其他民族的各种运动却那么积极和具影响力，使到许多政治巨头也不得不在他们的压力下低头？

姑里支持政府所宣布的将把新经济政策的精神，纳入明年即将实行的第9大马计划。但马来议程的推动者要确保在第9大马计划里，没有任何一个领域的马来人的权益被遗漏掉。

他对许多马来人涉及滥用毒品，感到担忧。对于宗教在这方面未能发挥它应有的妨御功能，具有强大宗教传统的巴基斯坦、阿富汗和伊朗等回教国家反而成为国际最大的毒品生产国，也十分失望。

他对国际上盛产石油的回教国家，受到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围堵；对泰南回教徒的命运等也非常关注。

最后东姑拉沙里重申大部分马来人推动马来议程的决心。他也向非马来人指出，民族权益大会不是反对其他民族或想要剥夺其他民族权益的大会。但他也坦白指出：“如果没有平等的基础供我们一齐加入‘游戏’，共同生活的愿望是不可能达致的。”

弦外之音是：如果在各领域的马来人议程不能实现，各族共存共荣的前景就不容乐观。因此，他吁请非马来族群协助马来人。在这种情况下，非马来人应如何回应呢？（24/12/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