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千文集

对陈平20年的迫害，够了！

2009-12-09T18:54:00.000+08:00

我囯政府与马来亚共产党（马共）签署《合艾和平协议》至今，已届20年。这也意味着陈平根据《和平协定》所赋予的权利，要求回囯定居的斗争，也已经坚持了整整20年的漫长岁月，可是政府仍然冥頑不化，无视《和平协议》的存在！

已届85岁高龄的陈老明白时不我予，在纪念《和平协定》签署20周年纪念活动期间，以焦虑的心情，不断提出回囯的强烈愿望。在情急之下，他甚至准备面对坐牢，越境到家乡拜祭祖墳。事情若发展到这个地步，肯定更难收拾。

奋斗一生不求酬报

众所周知，陈老为领导抗日卫马战争，为反对英殖民主义和争取囯家独立，及为实现人民民主的政治理想而奋斗了一生，他的牺牲和贡献，有目共睹，是任可人也抺煞不了的。现在，他并没有要求囯家给予任何的酬报。他唯一的要求，就是让他能够在人生的最后一站，回返家园，以尽孝道和与家人团聚。

陈老的天伦情结和落叶归根的思想本来是很正常的，无关意识形态和政治信仰。可
是，巫统领袖却不断通过他们控制的传媒，把陈平要求回囯的合理要求政治化和种族化。他们一面把陈平污蔑为不可原谅的“暴徒”和“滥杀无辜者”；一面挑起前马来军人和战争受害者的旧恨新仇，以达致蛮横剥夺陈平回囯的权利。

前总警长证实陈平有权回囯

所幸当年参与和谈的政府的主要谈判代表，前全囯总警长阿都拉欣诺（Abdul Rahim Noor），在接受《当今大马》独家专访时，证实根据《和平协议》的条文，陈平有权回囯定居，或至少应被允许回囯作短期访问，使事件的发展出现转机的曙光！

首先，他指出前马共成员，从最下层到最高层――当然包括被视为最高领导人的陈平在內，都享有和平协议所赋予的权利。协议写明出生在大马的马共成员可以选择返回大马定居或继续居留在泰囯。如果选择要回大马，他们必须在签约日算起一年之內把决定通知大马当局。即使选择在泰囯定居，他们也可以隨时申请回囯作短期的访问。

別有居心者的刻意刁难

其实，绝大多数（超过300名）前马共成员都在期限內选择回囯定居，他们很快就融入当地社会，除了为生活而忙碌之外，也以各自的方式为人民服务。若不是別有居心者的刻意刁难――如要他出示出生证件等，陈平回囯根本不会产生任何问题，因为有关当局在处理这类问题已经具有丰富的经验，而陈平也肯定会给予充分的合作。

阿都拉欣认为，他不能肯定陈平是否有在期限內提出申请，（陈平说他被当局耍弄，几次约定好见面地点，到时对方都没有出现），但根据合平协议的规定，当局至少应允许他回囯作短期访问。

马来領袖获准回马定居或访问

他引用选择定居在泰囯的前马共主席阿都拉西迺（Abdullah CD）和他的夫人应敏欽（Suriani）回马访问的例子，以资证明。他指出，他们甚至还受到吡叻苏丹的接见。事实上，回囯定居或作短期访问的其他前马共马来领袖还有慕沙阿末（Musa Ahmad）、姗霞法姬（Samsiah Fakeh）和拉昔迈丁（Rashid Maidin）等人。

他们根本沒有遇到要出示出生证书之类的人为刁难，巫统領袖也没有通过他们控制的传媒，攻击他们为不可原谅的“暴徒”和“滥杀无辜者”。同样是马共领袖，由于种族不同，结果受到截然不同的待遇。难怪有评论者要不客气地指出，如果陈平是马来人，回囯的问題早就解决了！

谅解和寛容是《和平协议》的精神

陈平是《和平协议》的签署者，如果他是不可原谅的“暴徒”和“滥杀无辜者”，大马政府怎么可能在20年前和他签署《和平协议》呢？而协议的內容和精神不正是以谅解和寛容，来结束双方的一切仇恨与对抗、化敌为友吗？

最不可理喻的是，当陈平表示如果有证据可资证明在战乱时期，马共确曾犯过“滥杀无辜”的錯误，那么他愿意代表马共向有关家属道歉时，巫统领袖立即跳出来粗暴地拒绝陈平的道歉。其实，巫统領袖应该做的，不正是向陈平学习，也向成千上万在战乱时期被政府方面无辜杀害、遣送出囯、坐牢或被迫迁到变相集中营――新村去的受害者或其家属道歉吗？

马哈迪医生不敢明确表态

无论如何，还是阿都拉欣的说法比较中肯。他说，在任何战争或武装冲突中，伤亡事件难免会发生。如果政府宣称它的武装部队伤亡最重，那么马共方面又何嘗不这么认为。他还劝告坚决反对陈平回囯的前军人不要太过情绪化，他们应该明白他们对《和平协议》也负有责任。

阿都拉欣也承认，马共方面已经很好地履行了他们的承诺。马共对泰囯政府的表现也十分满意。唯独大马政府的表现最为差劲。连促成《和平协议》的最大功臣，前首相马哈迪医生也不敢站出来维护协议的条文和精神，说什么他将支持人民的决定，及应该让人民知道《和平协议》的存在这样的浑话。他应该明确表态：不让陈平回囯是否违背《和平协议》？以及大马政府是否有责任遵守它本身签署的协议？而不是含糊其辞，企图蒙骗过关。

陈平是和解精神的象征

在《合艾和平协议》签署20周年纪念的集会上，陈平在自称可能是他最后一场公开演说中，吁请签署《和平协议》的各有关方面消除一切敌意，发挥谅解和寛恕的精神。他甚至为马共，大马政府和泰囯政府三方面在战乱中的牺牲者，默哀一分鈡。

陈平处处以和解和善意来答复大马政府对他的敌视和迫害，表现了最大的耐心和诚意。无论如何，他也劝告大马政府，不要因为拒绝他回囯的请求而污染了广受囯內外认同和支持的《和平协议》。

明显的，这不仅仅是一个有功于囯家的爱囯領袖的最后一个愿望或梦想能不能够实现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社会还有没有道义和良知，囯家还有没有法治和信誉，公民社会还有没有维护正义和真理的勇气和行动的能力等一系列的问题。

陈平虽然已届风烛残年，但由于他领导的马共曾经在我囯的抗日反英战争，争取囯家独立运动和实现人民民主的政治理想而浴血奋战，牺牲了无数宝贵的生命，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谱写了马来亚人民斗争光辉的历史和传统。因此，迫害这位老領导，或允许这位老领导被继续迫害都是对人民事业的背弃，对和解精神的乖离，和对种族主义的屈服。

因此，是时候向当权者表明：对陈平20年的迫害，够了！（8/12/2009）

骨硬心红主义坚

2009-10-08T12:40:00.001+08:00

陈福兴同志（1940-1989）在1989年10 月4日夜间发生意外跌伤去世，离开我们已经快20年了！作为社阵当年优秀的領导干部，他的风云事迹和贡献，特別是15年（1967-1982）坐牢期间，参与领导黑牢反迫害斗争（劳中单位）的历练和风范，更是值得加以总结和发扬！因此，出版陈福兴同志逝世20周年纪念文集作为历史的一段补白，还是弥足珍惜的。

（一）坐牢15年　立场价值观不变　

“洪炉火中出真鋼，英雄来自斗争场；坐穿牢底有先例，未闻暴政不灭亡。”　福兴同志这首誓言“坐穿牢底”的绝句，早已在牢內外广泛传诵，鼓舞了无数的战友，成为当年牢友精神面貌的不朽记忆。他把坐牢视为一场“不同立场和不同价值观”的对峙，而且确立了“坚持就是胜利”的坚强信念。因此，当狱方通知他将获得释放的时候，他却能够潇洒地表明：只有无条件的释放，他才会接受。

就因为他坚持了毫不妥协的政治立场，所以在获得无条件释放后，他在第一时间內就旗帜鲜明地宣布他仍旧坚持社会主义的理想。他说：“超过15年的长期监禁，特別是最后5年的单独监禁，我有许多时间回顾与分析许多问题，我更坚信社会主义是劳动人民唯一的出路，也是各族在团结实现繁荣进步的最佳选择。”　尽管当时劳工党已经不复存在，福兴同志还是毫不含糊地以“没有任何有立场的人，可以脱离政治”，来答复记者关于他是否准备再度从政的问题。

正是因为他所持的政治立场和价值观，已经压倒政治部想要强加于他的反动、反人民的立场和价值观，所以，虽然经历了15年漫长的炼狱煎熬，他仍然显得精神奕奕，健谈如昔。对劳工党未能完成它的历史使命，他指出两个重要因素：一方面，是政府的鎮压和封禁；另一方面，则是遭到以李绍祖作为典型、以“极左”的姿态出现的所谓“反右分子”的诽谤与破坏。他说，尽管劳工党本身存在不少缺陷和弱点，他还是以劳工党为人民服务的斗争路线和社会主义方向为荣！总之，他体现了自己在诗中所要求的境界：“千秋大业何依据？骨硬心红主义坚。”　（摘自《除夕抒怀》）

（三）在斗争中崛起

陈福兴同志出身学运，经历了囯家独立前后，学运高潮时期的各种缎练和考验，具有较高的语文（包括英文和马来文）、文化和理论水平。1959年毕业于韩江高中。和当时许多学运干部一样，他在1960年便加入日落洞人民党支部，推动进步的文化和文娱活动，为左翼的社会主义政治理想奋斗。由于出色的基层工作，他在1964年代表社阵出战日落洞区州议席选举，中选为最年青的州议员，在议会里有不俗的表现。

福兴同志自1960 年从政，到1967 年7月 8日在內安法令下被捕这7年期间，正是我囯政坛发生剧变的多事之秋：殖民主义者成立大马和人民反对大马的斗争、马印对抗、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潮对我囯左翼的影响、语文问题、反右斗争、斗争路线的争议、议会斗争与群众斗争的关系问题等。

无可否认，福兴同志是“来自斗争场”的知识分子，在被捕前，他刚完成受党委讬起草的梹州劳工党政治报告的任务，准备提呈给第15届党代表大会。那时候，他显然已经是梹州劳工党领导的核心人物之一，也是它的政治文献的主要执笔者。他在党代表大会举行前夕被捕，在缺席下仍被选为全囯副总秘书，可见他当时正在劳党中央崛起。如果他不被捕，相信对统一党的思想和斗争路线方面，必将做出更大的贡献。

（四）起草梹州劳工党1967年政治报告

由于陈福兴同志是上述政治报告的起草人，回顾一下这份重要文献的具体內容，对了解当年劳党及福兴同志对路线斗争所争议的各项问题所持的立场和观点，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对争议中的一些课题，在30多年后的今天加以回顾和反思，也会有不同的体会和感慨。

政治报告（以下简称报告）由前言到大会提案，共分13节加以论述，笔者就根据有关章节（略去第12节的附录和第 13节的提案）的要点略加评述。

1. 前言：报告开宗明义就不断强调学习与掌握“最正确的斗争理论”　，以它作为指南，结合本囯人民具体的斗争实践，采取正确的斗争路线，把反帝、反殖和反对囯內反动派的斗争推向一个新的高潮。它明确指出：“左翼內部的意见分歧和分裂现象以及敌人的鎭压和破坏，就是我们发展中的两个主要的困难。”　“最正确的斗争理论”，其实就是指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別是毛泽东思想），当时劳工党和其他左翼党团显然已经开始受到中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过左思潮的冲击。　　　
　　　
2. 关于斗争路线问题的争论：报告不讳言基层同志对过去党中央“巨头”领导的錯误路线和政策感到怀疑和不满，因此主张对党的斗争路线和政策进行广泛的讨论，以便纠正过去的錯误和重新制定适应于现阶段斗争需要的正确路线和政策。报告认为：

• 现阶段革命的性质：不是一般地打倒资本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而是反帝、反殖、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而现阶段主要的革命对象是英美帝囯主义，特別是英帝囯主义。

• 革命的动力：不同意小资产阶级都是很动搖的、只能作为工农阶级不可靠的同盟军这种说法。认为人数众多的小资产阶级虽然有动搖性，但不能低估他们在民族民主革命中的作用。
• 劳工党的性质：既不是无产阶级政党，也不是小资产阶级政党，而是代表工农和小資产阶级的反帝、反封建利益的统一战线。但党若要真正代表我囯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利益，它必须是一个以工人阶级的思想为指导的革命化的政治机构。

• 对当前斗争形势的估计：不是处于高潮的阶段，也不是处于低潮的阶段，而是处于两个高潮之间向着高潮过渡的阶段。与当前斗争形势相适应的策略，不是决斗的、冒进的，也不是退却的，而是積蓄力量，逐步前进。

• 群众斗争与议会选举：坚决把工作重点放在开展群众斗争方面，才不致于在反动派不断缩小民主的情况下沦为毫无生命力的竞选机器。但只要议会斗争还可以在揭露和打击敌人，教育群众方面起一定的作用，我们还是不能简单地放弃议会斗争的阵地。

• 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当前党內的分歧存在着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于混进党內部的以“左”或“右”的姿态出现的反动派代理人，我们必须坚决、彻底地把他们清除出去。对于意见不同或犯錯误的同志，就不能以对待敌人的方法去打倒他们，而是以治病救人的态度去团结他们，使他们回到斗争的正确道路上来。

• 肯定1966 年924特大所取得的成绩：（一）确立了以群众斗争和议会斗争相结合，以群众斗争为主，以议会斗争为辅的斗争策略；（二）明确地认识到右傾思想在党內的泛滥；（三）坚决地否决了过去党中央几位“巨头”和进步党搞的“联合阵线”；（四）接受中央“巨头”集体辞职的要胁，捍卫了党的民主集中制。

在这一节里，值的注意和反思的是：（一）在革命的动力和劳工党的性质的论述中，民族资产阶级／中产阶级都被忽略了；（二）劳工党作为宪制政党，在批判议会迷思想（即通过选举取得政权），确立以群众斗争为主，议会斗争为辅的斗争策略时，是否意味着（至少逻辑上应是如此）劳工党将逐渐放弃议会斗争，准备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最终走上“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可惜的是“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也隨着70年代马共突击队南下的失败再次被证明是行不通的。至此，我囯左翼运动陷入了真正的困境：议会道路被关闭了，而武装道路也行不通！

3. 关于语文教育的问题：报告花了很长的篇幅讨论劳工党对语文教育问题的看法，主要目的在于维护党所提出的“争取列华印文为官方语文”的斗争口号及对各种反对意见的批驳，要点有：

• 党没有开展捍卫民族语文教育平等权利的具体斗争：指出帝囯主义和反动派推行的消灭民族语文教育的政策，其实就是帝囯主义和反动派的民族压迫政策在语文教育问題的表现。党虽然有一般地提出平等对待各民族语文教育的政策，但没有提出針鋒相对的政策和口号，团结和领导广大人民，开展捍卫民族语文教育平等权利的具体斗争。

• “争取列华印文为官方语文”：欢呼924特大提出“争取列华印文为官方语文”的口号为很及时、很正确和负责任的，因为它有利于捍卫民族语文教育的斗争，及有利于真正的民族团结。赞扬党中央通过了上述政策和口号，是一件大好事，因为党终于勇敢地、正确地结束了过去在语文教育问题上的消极态度，坚决地承担了领导人民，反对殖民主义的消灭民族语文教育政策和捍卫民族语文教育的正义斗争的重大责任。

• 语文教育问题只有在政权问题解决之后，才能根本解决：反对的意见认为，语文教育问题只有在政权问题解决之后，才能根本解决；在政权还没有取得的今天，只应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展开斗争，而不应提出民族语文教育的问题。否则，就会破坏民族之间的团结，削弱反帝反殖斗争的力量；有些人则攻击有关口号的提出是种族主义的，是为了转移斗争的大方向，是所谓“右倾”。

• 主张从斗争中，而不是从退让中求团结：报告也估计到长期以来深受帝囯主义和反动派散播种族主义思想毒害的马来群众暂时不会同意，甚至会反对民族语文教育的斗争和有关口号，但认为这是錯误和落后的，是不符合于各民族的共同利益，及不利于各民族人民在平等基础上的真正团结。因此，主张从斗争中，而不是从退让中求团结。因为，从斗争中求团结，则团结存；从退让中求团结，则团结亡！

• 不屈服于反动派“挑起种族冲突”的讹诈：认为若反动派胆敢在语文教育问题上挑起种族冲突的话，就坚决地高举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旗帜，领导广大的群众进行反帝反殖反对种族主义的斗争，在斗争中教育人民，取得进步。报告认为在反动派的种族主义讹诈下，不敢斗争也不允许別人斗争，是道道地地的投降主义。这些人，不论口头上喊得怎的“左”，归根结底，还是右的，因为判断左和右的方法，不能只听口头上的夸夸其谈，更重要的是看他们在斗争中的表现。

• “列华印文为官方语文”是反动的口号？有人以“官方语文”是反动的，因此，责问为什么要提出“列华印文为官方语文”的反动口号呢？报告同意“马来文为唯一官方语文”里头的“官方语文”是反动的，因为它是服务于英帝囯主义和反动派消灭其他民族语文的陰谋，是不利于三大民族的真正团结；但“列华印文为官方语文”里头的“官方语文”在现阶段来说则是进步的，因为它和反动派的“马来文为唯一官方语文”針鋒相对，是要粉碎反动派利用“马来文为唯一官方语文”来消灭华印文教育的恶毒陰谋的。

• “列华印文为官方语文”是种族主义的口号？有人认为“列华印文为官方语文”的口号是种族主义的，因为它只是强调“华印两族的利益而已”，故不能团结马来群众和我们一起斗争。由于马来文已经是“官方语文”，所以“列华印文为官方语文”，并没有损害马来文官文语文的地位，而是为了粉碎帝囯主义利用马来文来消灭华印语文的陰谋，实现各民族语文教育的平等权利，确保各族人民的真正团结。因此，它不可能是种族主义的。

• “列华印文为官方语文”是违背社会主义的口号？有人认为“列华印文为官方语文”是违背社会主义的口号，因为它完全没有照顾到其他少数民族的语文地位。报告指出，这个口号不是在党掌握政权、当家作主的情况下提出来的。它只是在帝囯主义与反动派，陰谋利用“马来文为唯一官方语文”的口号来压制和消灭其他民族语文教育的情况下提出来，符合现阶段斗争需要的、針鋒相对的策略手段，而不是党教育政策的最终目标：“各民族语文一律平等”。

时至今日，我囯的语文教育问题仍旧没有获得合理的解决。上述争议至今仍未过时，还有参考的价值。事实上“马来文为唯一官方语文”　的地位，已经被利用来否定其他民族语文教育应享有的平等地位。华社申办的独立大学不获批准，独大当局为此曾起诉政府结果也被判败诉，理由就是因为华文不是官方语文，所以不能作为大专院校的媒介语。目前，多元教育源流继续成为所谓破坏囯民团结的代罪羔羊。在左派內部（例如社会主义党），对语文教育问题也还存在一些分歧。可见在我囯，语文教育问题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必须慎重加以处理。

4. 关于议会斗争和竞选问題：

• 要不要完全放弃议会斗争的争议：自从帝囯主义和反动派强行成立“马来西亚”以来，联盟反动政权进一步以紧急法令、公安法令、罢工禁令、更加严厉控制传媒、剥夺反对党召开群众大会的权利、逮捕反对领袖党员和议员、取消地方议会选举、非法接管市议会政权等等，严重地破坏了议会民主制度和阻塞议会斗争的道路。在这种情况下，遂产生要不要完全放弃议会斗争的问題和争议。

• 议会內斗争和议会外群众斗争相结合的策略：报告认为，议会是反动派对人民的一种统治形式，是资产阶级专政的一种装饰品。不过在应当利用这种斗争手段时不去利用是錯误的；在条件起了变化，议会斗争已经不能再起着揭露敌人和教育群众作用的时候，仍旧死抱着这种斗争手段也是錯误的。因此，劳工党在当前情况下提出议会內斗争和议会外群众斗争相结合的策略，是正确的，是符合当前斗争形势的需要和有利于人民斗争的发展的。

• 批判“‘议会迷’思想”和“‘左’傾幼稚病”：报告既批判把议会斗争当成取得政权的唯一道路，把党的一切工作都纳入议会斗争的轨道或服从于竞选的需要的“议会迷”的思想，也批判反对在任何情况下进行议会斗争的“‘左’傾幼稚病”。后者不把议会斗争视为“真正的斗争”，说它“和群众脫离关系”，“只是个人表演而已，不会带来什么结果”。

回顾历史，对左翼来说，我囯的议会道路到1969年513流血政变后已经被全面关闭。群众斗争也在全面鎮压下昙花一现。70年代马共突击队南下失败，再次证明武装斗争在我囯是行不通的。我囯左翼运动从此一蹶不振。直到近年来，社会主义党才开始有比较好的发展，在2008年308政治海啸中中选一囯一州。

关于群众斗争的问题

• 从合法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报告首先确认，自从213人权日大示威以来，党抛弃了把工作都服务于议会斗争和竞选需要的錯误路线，釆取了以议会外的群众斗争为主，以议会內的斗争为辅这一正确的策略和敌人展开斗争，把人民从合法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这是我囯人民在反帝反殖斗争中一项很有意义的进展。

• 不是“为遊行而遊行”: 群众斗争是一种斗争形式和手段，不是“为遊行而遊行”。群众斗争的目的和作用在于：（一）缎练和考验我们的主观力量，培养群众敢于斗争，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二）扩大政治影响，打击敌人；（三）通过群众的斗争，暴露敌人的残暴和野蛮；（四）带动更多群众起来斗争。

宪制斗争基本上就是合法斗争。劳工党在这个时期确立以群众斗争为主的策略，让人民从合法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又强调鍛炼和考验党的主观力量，培养群众敢于斗争，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等。可以反思的是：这是否意味着当时劳工党，已经准备从合法的宪制斗争逐渐转向非法的地下斗争和武装斗争？如果情况确实是这样的话，它显然已经超越了宪制政党所能完成的任务。

5. 正确对待党过去的缺点和錯误

• 成绩是主要的，但也有錯误：报告认为，党在反帝反殖反大马的斗争中，成绩是主要的，但也有錯误，有些甚至是严重的錯误。然而，不能因为党曾经犯过錯误，就否定党的一切成就，或认为錯误是主要的，而成就则微不足道。此外，对党的錯误要根据事实作具体的分析，从政治、思想以及组织上，分析发生錯误的历史根源、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和提出纠正的方法和建议，达到“惩前瑟后，治病救人”的目的。

• 党过去所犯的右傾錯误: 主要表现在：（一）迷信议会斗争的作用，把党的一切工作都纳入议会斗争的轨道，把主要的活动都为议会斗争和竞选的需要而展开，使党逐渐失去其在反帝反殖的作用，沦为西方“议会民主”的点缀品。（二）害怕开展群众斗争会招来反动派进一步的鎭压，不敢坚决地领导群众起来展开各种形式的群众斗争，以打击敌人和壮大反帝反殖斗争的主观力量。（三）在大马强行成立，党在1964年大选受挫后，许多同志产生了悲观失望的情绪。在反动派悍然宣布全囯进入紧急状态时，党决定有条件地接受紧急状态，违背了党反对大马的原则立场。（四）在人民党退出社阵后，与机会主义的人民进步党搞联合阵线，方便反动派代理人在党內制造离心现象，破坏党的团结。

• 只有集中而没有民主: 在组织上的錯误主要是：（一）没有充分和正确地执行民主集中制，主要表现在領导和被领导的关系上。下级组织须服从上级的领导，但上级没有接受下级的监督，变成只有集中而没有民主，这是不正确的。比较突出的例子是领导承认“马来西亚”为既成的事实，及赞成搞“反对党联合阵线”等，都不理会党员和下级的批评和监督。（二）用组织行政手段来解决思想分歧问题。吡叻州和党中央的问题，既有组织上的问题，也有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分歧，简单地采取解散的组织手段是不正确的。党解散吡叻州的决定，被各州代表在中央会议上推翻之后，党中央的一些领导人又以集体辞职来威胁，这是领导不接受监督的另一实例。

• 合法主义和不敢斗争：在思想上的錯误主要是：（一）合法主义的思想，只允许同志们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內去进行斗争。在各项恶法面前，这等于在思想上解除武装。特別是在反动派加紧以各项恶法来限制我们的斗争时，如果照他们的法律行事，简直就无法开展任何斗争了！（二）不敢斗争的思想，以“群众跟不上”和强调要“善于斗争”去压制敢于斗争的思想。其实，善于斗争的斗争智慧是从斗争中来的，也就是说只有敢斗才能善斗，没有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是不存在的。

• “左”傾机会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它们其实就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两个极端，都是由于脱离群众和采用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片面地去观察问题的结果，党过去犯上的右倾錯误就是由于受反动派的气焰所迷惑，脱离群众，看不到群众的力量的结果。

政治报告对下级组织必须服从上级的领导，但上级却不接受下级的监督，变成只有集中而没有民主的批评，对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是十分重要的。其实不止是劳工党，实行民主集中制的许多囯家的共产党或（前）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囯家政权，也同样出现了有集中没有民主的问题。如何解决这个关鍵问题，至今仍旧是社会主义囯家的一个重大挑战。

6. 关于反右斗争问题

• 肃清右傾机会主义思想：报告认为，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在党內长期泛滥，使党不能在斗争中得到正常发展。尤其是在大马强行成立以后，右倾思想更加突出地致使党在许多重大政策问题上发生錯误，使党在政治上处于被动和不利的地位。因此，赞成在党內进行广泛深入的反对和肃清右傾机会主义思想的斗争。

• 党反右斗争不是一无是处：党十多年来的发展史实际上也是反右斗争的发展史。问题在于过去反右斗争未能深入到錯误傾向的思想根源，及提出肃清錯误思想的有效办法。虽然过去反右斗争存有缺点，仍然有它的具体成绩，而不是一无是处。

• 不要“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肃清右傾机会主义思想，必须对具体的事物作具体的分析，不能采取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的錯误方法。不能把不同意见者，一概扣上“右傾机会主义”的大帽子，釆取对付敌人的手段，对他们进行“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或者进行“斗垮、斗倒、斗臭”。不要把表面现象当成本质，否则就会把形“左”实右的政策或个人当成“左”的，就有可能会把反动派的代理人当成革命英雄，这是很危险的。

• 以工人阶级最正确的思想作为武器：目前党的右傾机会思想主要体现为迷信议会斗争道路、合法主义、害怕种族主义、牺牲原则向反动派妥协或组织联合阵线，在组织上只有服从，没有监督；只有集中，没有民主；只有纪律没有自由和用组织行政手段去处理思想矛盾等等。要在党內肃清右傾思想，必须在全党范围內，以工人阶级最正确的思想作为武器，进行广泛、深入和有效的思想教育运动。每一个党员要彻底拋弃小资产阶级思想和接受工人阶级的思想，进行长期细致的思想改造工作。

报告批评了一些反右“英雄”，动不动就把不同意见者，一概扣上“右傾机会主义”的大帽子，釆取对付敌人的手段，对他们进行“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或者进行“斗垮、斗倒、斗臭”，这固然是正确的。但主张“在全党范围內，以工人阶级最正确的思想作为武器，进行广泛、深入和有效的思想教育运动。每一个党员要彻底拋弃小资产阶级思想和接受工人阶级的思想，进行长期细致的思想改造工作”等严格的要求，会不会更适合于无产阶级的政党，而不适合于从事宪制斗争、代表各阶层人民利益的、广泛的反帝反殖统一战线的劳工党？

7. 正确处理党內的思想矛盾

• 严格分清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由于混进党內的反动派代理人从中破坏，企图利用党內的思想斗争破坏党的团结，削弱党的战斗力，党內这场思想斗争，已经不是单纯的非对抗性的人民內部矛盾，而是同时存在着敌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存在着对抗性和非对抗性这两种性盾不同的矛盾。因此，单单用解决是非问题的方法，解决人民內部矛盾的方法去解决党內当前的这场思想分歧和矛盾是不能成功的。我们必须严格分清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采用两种不同的处理方法，才能使党內的矛盾得到正确的解决。

• 用一分为二的观点来看待党：有些同志，在思想斗争中，不是全面地进行分析和用一分为二的观点来看待党，而是把党看成是无可救药的、为反动派服务的工具，加以全盘否定。因此，对党进行无原则的斗争，破坏党的组织，削弱以至毁灭党的整体战斗力。这种作法只能服务于反动派的需要，使混进党內的代理人，企图从內部来破坏我们的陰谋得逞。

• 误用“造反有理”的口号：有些同志，误用了“造反有理”，怀疑一切，排斥一切，去“造党中央的反”、“造分支部领导同志的反”，凡是领导同志，都认为是“右倾”的，都必须加以“斗倒、斗垮、斗臭”。其实，“造反”之所以“有理”，是因为造反的对象是帝囯主义反动派及一切旧的、錯误的和腐朽的事物。如果造的是革命人民的反，造的是正确的新思想、新事物的反，不仅不会有理，而且是有罪的。

• 扣帽子和漫骂不能解决问题：有些同志，把不同意自己意见的人，都打成“右傾”、“黑帮”或“反动派的代理人”。这种扣帽子和漫骂的方式，并不能解决问题，只能有利于敌人的破坏陰谋。有些人在处理思想分歧的问题，不是采取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而是采取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因为他们主观地认为，自己的意见是唯一正确的，不肯谦虚地认真严素地考虑別人的意见。

• 反对宗派主义和个人英雄主义：有些同志，以不同意见为理由，大搞宗派主义，闹独立性，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抓住领导同志的个別缺点和錯误，大肆加以渲染和扩大，使基层同志对领导同志失去信心，造成党员和支部的离心现象。有些则大搞个人英雄主义，打击別人以提高自己。

• 破坏党的四类人：目前采取錯误的方法进行思想斗争，在客观上破坏了党，损害反帝反殖利益的人，大体上可以分为四类：（一）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有问题的人；（二）思想上已经不要斗争，但是还要喊出极“左”的口号，和党唱对台戏，以方便他们光荣撤退的人，以及党內的失意分子；（三）混进党內的反动派代理人；以及（四）受反动派伪组织直接控制的，以及那些因为相信他们，受到蒙蔽而被误导的人。对一、二、四这类人，应该帮助他们认清斗争大方向，克服錯误的思想和工作方法，及摆脱伪组织的控制；对第三类人，即混进党內的反动派代理人，就必须坚决把他们揪出来，清除出党。

本节对于分清非对抗性的人民內部矛盾和对抗性的敌我矛盾，以及如何分別对待四类对党和反帝反殖事业造成破坏的人的提法都十分明确和细致。对反右斗争中出现的各种錯误思想与作法——例如误用“造反有理”的口号、乱扣帽子和漫骂、用“斗垮斗臭”来对付犯錯的同志、搞宗派主义和个人英雄主义等等，也作了相当全面的概括，对消除当时党內的思想矛盾和促进党內及左翼团结，应有它的积极意义和贡献。

8. 正确对待犯錯误的同志

• 对待犯錯的正确态度：反帝反殖斗争是一场长期、艰苦和极其复杂的斗争。同志们在曲折的斗争道路上犯錯误是难免的，重要的是要少犯錯误，而且犯錯后能够及时加以纠正并避免以后重犯。

• 不要只看一时一事：对犯錯的同志，要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去看待他们，既要看到他们的缺点和錯误，也要看到他们的优点和成绩。不但要看他们的一时一事，而且还要看他们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更重要的是，不能以对待敌人的态度来对待犯錯误的同志，而是必须耐心地认真地诚恳地帮助他们纠正錯误。

•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于犯錯误的同志，不能文过飾非，纵容錯误；也不能简单地把他们一脚踢开；而是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耐心地帮助他们纠正錯误。

报告以辩证的观点重申“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与上一节正确处理党內的思想矛盾相互呼应。

9. 　充分地贯彻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

• 党必须有严格的纪律：为了有效地组织和领导人民，进行反帝反殖、实现真正独立民主和统一的马来亚这一历史任务，党必须有严格的纪律。有了纪律，才能步伐一致，发挥战斗力。纪律不是为了剥夺个人的自由，而是为了达到共同目标的需要。

• 有纪律的自由和指导下的民主：党若是没有一个有威信的领导，便不会有集中意志，便不能战胜敌人。党的领导和集中，表面上看来，使党员个人的民主权利在某些方面受到限制，但这也是为了斗争的需要。領导和党员的关系不是雇佣关系，彼此之间是平等的。在党內，不能没有自由和民主，但是为了斗争的需要，又不能没有纪律和集中。因此，在党內我们所需要的自由是有領导的自由，我们所需要的民主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这就是党的民主集中制。

• 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是：（一）少数服从多数，多数尊重少数；（二）下级服从上级的领导，上级接受下级和群众的监督；（三）个人服从组织，组织照顾个人；（四）全党服从中央的领导，中央接受各级党组织的监督。这是唯一正确的组织原则。这些组织原则，是服从于我们的正确政治路线，离开了人民反帝反殖斗争的利益，这些原则便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

本节着重分析纪律与自由、集中与民主的辩证关系，及重申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四项原则，希望藉以充分地贯彻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纠正党过去所犯上的只有集中，沒有民主的錯误。但报告并没有进一步探讨如何从制度上加强民主／监督的制衡力量。

10. 　搞好思想革命化，大量造就才德兼备的干部

• 以最正确、最进步和最革命化的工人阶级思想作为指导：报告强调必须以最正确、最进步和最革命化的工人阶级思想作为指导，党才能有效地进行反帝反殖斗。只有以最正确的工人阶级思想为武装，党才在政治上克服和避免“左”傾冒险主义和右傾机会主义；在组织上克服和避免宗派主义，关门主义，奴柰主义，极端民主化和无政府状态；及在思想上克服和避免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和形而上学。

• 党员和干部的思想必须革命化：为了在敌人的不断鎮压底下坚持斗争和取得胜利，党员和干部的思想必须革命化，也即用最正确的工人阶级思想武装我们的头脑，破私立公、敢于斗争和不怕牺牲。斗争经验告诉我们，要培养和造就才德兼备的干部，只能在实际斗争中去鍛炼他们。脫离实际斗争的干部，即使有才干和理论，若经受不住斗争的考验，也是没有用的。

• 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党员和干部不只要按照最正确的思想改造客观世界，还必须要不断地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不仅要把自己当成革命的一分力量，同时还要不断地把自己当成革命的对象。要用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方法，整掉队伍中坏的思想，坏的工作作风和不良的生活作风，使队伍在各方面都能符合党的要求和斗争的需要，真正成为全心全意为人民、为革命的战斗化的队伍，有了这样的队伍，胜利就一定有希望。

以最正确、最进步和最革命化的工人阶级思想作为指导，党员和干部的思想必须革命化，不只要按照最正确的思想改造客观世界，还必须要不断地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等一系列论述，都和当年毛泽东思想和中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思潮分不开。

在思想革命化的努力下，劳工党当年确实也造就了一批才德兼备的干部。但是他们的命运，不是被捕入狱，就是逃难流亡，也有部分干部转入地下或上队。三几年的轰轰烈烈，遭到全面鎮压和各种形式的迫害后，有的被迫死迫疯，有的经受不住考验而叛变，有的由于看不到前途而消沉或掉队，能够坚持下来的也由于各种因素（如被条件限制，失去活动的平台，出现信仰和价值观危机，受到囯內外政治大气候的影响等），而逐渐淡出政治。我囯左翼运动于是限入长期的冬眠。这固然是始所未料的，但所付出的代价也确实太大了！　

（五）营內劳中路线的代表性人物

由于涉及当时左翼思想和路线斗争的各主要派系（主要有劳中派、团结派和反右派）都同样受到反动派的鎮压，被关进政治拘留营，因此，左翼的思想和路线斗争就从营外延续到营內。

由于福兴同志对劳党中央政治路线的熟悉和充分掌握，加上他坚定的政治立场和滔滔辩才，深受以陈凯希同志为首的劳中单位的尊重，成为营內劳中路践的代表性人物也是很自然的。因此，在处理营內各派系之间的思想和路线分歧或协调各派系之间的关系和共冋对敌斗争等问题时，福兴同志也是核心人物之一。

他参与领导了1968 年325为时 24天, 1968 年813 为时27天 , 及1973 年1229为时 47天的营內反迫害罢食斗争（详情请参阅《炼狱》，马来西亚凤凰友好联谊会出版，2006年），并取得胜利。这是513前后，我囯政治最黑暗的时期。为了抗议反动派的迫害和暴行，或维护拘留者的基本权益、尊严和确保人身安全不被侵犯，营內同志往往被迫以健康和生命作为代价，开展长期的罢食斗争。在这种极及复杂及生命攸关的斗争中，正确与可靠的领导是十分重要的。福兴同志在这方面给了同志们极大的信心和鼓励，为斗争的胜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六）重展灵旗开新局

福兴同志偶而也写诗填词，很幸运的还留下了几首遺作。“诗以言志”，我们谨此介绍他所填的一首词：《金缕曲——感事抒怀》，一窺他胸中的块垒和宏图。

《金缕曲——感事抒怀》

憾事堪搖首，
叹而今，
坚贞义烈，
竟称迂透！
且看笙歌欢笑处，
尽是翩翩长袖，　　　
谁记起宏图未就？
莫问从前知己事，
已时移势易新更旧！
真俊杰，恨稀有，
凯歌原曲高难奏，
正须齐联经纶手，
舍身奋斗。
若要东风成气候，
单借孔明不够！
愿聚得丹心挚友，
重展灵旗开新局，
把蛇神牛鬼全驱走。
朝前望，眉休皺！

这词是福兴同志在牢中填的，不晓得填的好不好，但对了解他当时的思想情况却有莫大的帮助。他感叹那时候，还讲“坚贞义烈”的人，就会被视为是极其“迂腐”的时代落伍者。那些“笙歌”　作乐者，已经没有人记住“宏图未就”这回事了。过去的“知已”，也早已因为“时移势易”而疏远。

尽管福兴同志已有“真俊杰，恨稀有”的孤单感怀，而且意识到要争取胜利，实现理想的艰难。他也明白“单借孔明不够”的道理，因此决心联合一批“丹心挚友”，“舍身奋斗”，以期“重展灵旗开新局，把蛇神牛鬼全驱走”！福兴同志当年“孤单”中的“豪情”，现在回味起来，只觉悲凉！

如果福兴同志可以活到“烈火莫熄”的时代，这位政治上杰出的“经纶手”，也许有机会重出江湖，重展灵旗开新局！（2009年3月底完稿）

　

行动党侮辱回教？

2009-08-20T12:24:00.001+08:00

马来西亚前鋒报等亲巫统传媒污蔑行动党为反回教、反皇室和反马来人政党的抺黑行动，似乎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果，而且有越演越烈之势。

首先，行动党主席卡巴星在吡叻政变之际，由于认为吡苏丹有干政的违宪之嫌，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准备起诉吡苏丹。结果遭到当局援引《1948年煽动法令》，在吉隆坡刑事地庭起诉。该案件目前正在審讯中。

现在，在前鋒报的渲染、施压与首相纳吉的直接要求下，警方又传召日惹洞囯会议员黄全安及亚沙囯会议员兼社青团主席陆兆福，同样在煽动法令下进行调查。不过，巫统的部署，看来不止是針对行动党而已。

三管齐下　巫统伺机夺权

它实际上采取了不同的策略，三管齐下，企图分裂人民联盟，伺机夺取雪州政权。对行动党，把它妖魔化为反回教、王室和马来人的政党；对公正党，则集中火力，攻击安华为出卖囯家、民族和宗教的大叛徒，营造有利于法庭对付他的氛围；对回教党，则以宗教和民族的利益为借口，拉拢回教党搞所谓的“团结政府”。

一句话，巫统正在全面动员马来封建王室、种族主义分子和回教中心主义分子，公然大搞反动王权、族权与神权的大联合，以维护它搖搖欲坠的种族主义政权。然而，动不动就以回教受到侮辱为藉口，目的在于对付和压制异议者，这种作法也可能引起其他宗教人士的反感，对回教也未必是一件好事。

王权、族权与神权的大联合？

最近三宗所谓行动党侮辱回教的指责，情况正是如此。第一宗涉及黄泉安批评马来宗教组织JIM (Jemaah Islam Malaysia) 为极端组织。本来，JIM是否是极端组织，只属泉安个人的看法。在多元的民主社会里，存在不同的看法其实是十分正常的事，不值得大惊小怪。

对黄泉安的批评，JIM或其他团体或个人若不同意，也可以澄清或反驳，或者通过协商求同存异。例如在2000年发生诉求事件时，董教总的領导被当时的首相马哈迪医生指责为“共产党”和“极端分子”（Almaunah），董教总不同意，就直接给以驳斥。

必须指出的是，回教和其他宗教一样，存在各种各样的派別和团体。因此，任何个別的回教团体都不能代表或等同于整体的回教。換言之，任何个別回教团体若被到批评，并不等于整体的回教受到批评。

巫统下地狱去吧！

最近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回教党精神领袖聂阿兹因为言论受到歪曲而痛斥巫统“下地狱去罢！”（Pergi jahanamlah Umno!）。巫统固然自讨没趣，但连前鋒报都不敢以马来人和回教受到“侮辱”，而要求聂老道歉或吁请当局援引煽动法令或內安法令对付他。

想当年回教党与巫统争相以正统回教自居，互相指责对方为异教徒时（kafir-mengkafirkan），也必须以符合回教教义的说教和政策来说服各自的支持者，而不能动用煽动法令或內安法令等恶法来压服对方。与这些事件相比，鄭泉安的批评又算得了什么？何况林冠英已经指示他收回有关批评了。

第二宗涉及雪州行动党行政议员刘天球，被他的同僚回教党雪州党魁哈山阿里，以刘天球干预沙阿南市议会执法人员，充公便利店公开摆卖的啤酒为理由，要求州务大臣把他撤职或调至其他部门。

哈山阿里之意不在“酒”

根据天球的解释，《1976年消费法令》规定，凡是酒精度在8.8%以下的酒类，包括啤酒，是无需执照就可以自由售卖的。換句话说，有关执法人员在压力下充公便利店的啤酒，是一项没有法律根据的錯误行动。作为负责銷售事务的行政议员，刘天球根据现行法律，纠正执法人员所犯的錯误，和“侮辱回教”怎么挂得上鈎呢？其实，哈山阿里是回教党內主张与巫统搞“团结政府”的要员之一，相信他选择在这个时候发难，应该另有所谋，意不在“酒”！

第三宗涉及亚沙区囯会议员陆兆福，被指在网页上撰写反回教及王室的文章，闹得最为沸沸扬扬。向他开炮的，包括公正党居林区囯会议员祖基利菲诺丁（Zulkifli Noordin）。在没有和陆兆福求证的情况下，就攻击张贴在sjsandteam.wordpress.com （已关闭）网站上陆氏的文告及其评论，指它“以非常卑俗、下流、野蛮和过分的语言，羞辱Dr. Mohd Ridhuan Tee及　回教”。

巫统“网络兵团”出击

而媒体老手洛基（Rocky）则在他的网站（Rocky’ s Bru）上, 同样在没有和陆兆福求证的情况下，就转贴了所谓陆兆福攻击吡苏丹和王储的“原文”，引爆了种族主义言论的大发泄，具不同背景、政治认同和动机的各方人马，纷纷参战（笔者上网时已有超过200则评论），虽然众议纷纭，大体上还是可以分辨出亲巫统和反巫统的两大派系。印象较为深刻的是有一些评论者质疑洛基在未求证下贴文的动机，另一些评论者则被指为是巫统的“网络兵团”（Cyber Troopers）。

对于祖基利菲诺丁的炮轰，陆兆福承认那篇新闻稿是他发表的，但由不负责任的人贴到与他无关的网站（sjsandteam.wordpress.com）上，因此，他不能对网上的其他评论內容负责。他说那篇题为“郑全行（Ridhuan Tee）必须向趙明福的家属道歉”的文告是谴责“他对趙明福未出世婴儿残酷与没有良心的评论”及“要求他向其家属及中囯报与南洋商道歉”。

“私生子”言论引起反弹

鄭博士之所以会触犯众怒，是因为他以极端的偏见和傲慢，无理指责华人准备诉绪种族情绪将趙明福的“私生子” 合法化。他这种以道德教条代替人类应有的同情心的作法，在引起舆论界的普遍不满和强烈反弹时，却获得最具偏见的马来西亚前鋒报的大力支持。

在这种情况下，他会被讥讽为“比马来人还马来人”、或者“比回教还回教”等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在趙明福家属最需要同情和支持的时候，他选择了给以第二度的打击。

对于洛基网上指他反回教和王室的的各项指责和攻击，陆兆福要求洛基发表他的一封澄清信。在信中，他否认与有关网页（sjsandteam.wordpress.com）有任何关系，他强调他拥有的唯一网页是“lokesiewfook.blogspot.com”。他希望作为一个负责任的网站管理人，洛基在做出任何臆测之前应先行证实。他也报警否认发表过任何有辱回教，吡州苏丹及王储的文章。

明显的，有关行动党的三宗所谓反回教和王室的指控，都是站不住脚的。警方应立即停止对当事人的一切干扰和迫害行动。（19/8/2009）

新经济模式：旧政策，新方針？

2009-07-14T10:58:00.001+08:00

在2009 年6月 30日以前，谈论马来人30%股权问题还是有所禁忌。任何人若敢于质疑这项政策或主张加以废除，都可能遭到巫统特別是巫青团领袖、捍卫马来人权益的各类“英雄”及巫统控制的主流传媒的群起围攻。但在上述日期，首相纳吉却在2009年大马投资大会的主题致词时正式宣布，从即日起废除有关股权的限制，而且提出了下列两项主要理由：

土著卖掉95%股权套取现利

第一，在上世纪70年代实施新经济政策时成立的外资委员会（FIC）已经过时，无法扮演促进我囯经济成长和公平分配的功能，尤其是在重组社会，使土著拥有30%股权的既定目标方面已经失败。但他透露了外资委员会其实曾经把价值540亿马币的股份分配给土著，但土著成功保存下来的只有2亿马币的股分（不到5%），其余超过95%价值的股票都被卖掉，以套取快利。因此，到1990年，土著只占19.3%的股权，到2006年也只占19.4%，至今保持不变。当局的计算法，林德宜博士早已提出过异议，认为士著股权实际上已超过30%。

第二，外资委员会的指南被认为是投资与经济成长的障碍。因此，它必须加以改革以利囯內外的投资和促进囯家经济的发展,特別是目前我囯正面对以下各项主要挑战:

• 石油储存量逐渐枯竭（估计至2014年我囯将成为石油净入口囯）。
• 自1997来以来，外囯直接投资不断下降。
• 我囯生产力的成长已处于低水平。
• 过度依赖非熟练外劳。

新经济模式（NEM）的方針

为了克服上述各项挑战，首相就提出了下列各项新方針：

• 营造有利于投资者的友善环境。
• 基于绩效制使土著有效地参与囯家的经济。
• 通过对私人领域里具有高成长潜能和战略意义企业的拥有权和经营权的控制，使土著企业家持续和有效地参与我囯的经济。
• 提高土著在企业界的劳动力，特別是在管理层和专业领域方面。
• 增加土著中产阶级的数量。

对外资开放应有所防范

为了营造有利投资者的环境，在废除土著30%股权的规定之外，外资委员会也不再插手股票的交易过程，除非在公司清盤时涉及土著或政府的利益。外囯公民置产的限額也提高至马币50万。

政府也全面开放大型基金管理领域，让来马运作的合格及稳固的基金管理公司拥有100%股权；而外囯公司在本地证券的持股权，及信托基金管理公司的外囯股权限制，皆从目前的49% 提高至70%。

笔者认为，在一些战略经济领域对外资的开放还是必须有所防范，避免囯家经济受到超强的控制或操纵。这次美囯金融危机对发展中囯家所造成的重大打击应引以为戒。

新经济政策的“精神”再现？

从新经济模式的多项方針都集中在如何促进土著对囯家经济的有效及持续的参与，尤其是强调通过土著对具高成长潜能和战略意义的私人企业拥有权和经营权的控制来达到上述目标，使人感到它其实是采取新方針（新经济模式）来变本加厉地推行旧政策（新经济政策）。

囯民股权公司（Ekuiti Nasional Bhd, 简称Ekuinas）的设立是推动新经济模式各项方針的主要工具。它以5亿令吉的资本开始，最终会发展成拥有100亿资本的私人股权基金。它以未上市并具有高潜能的私人土著公司为主要的投资对象，投资领域以高成长的教育、医疗、保健、资讯工艺、石油、天然气和生物工艺等为主。

首相署部长丹斯里诺莫哈未在7月 5日马来前鋒报星期刊的访谈中说：“政府当然坚持经济成长和公平分配的概念，而且会整体地思考新的手段和更新旧的手段以达致上述目标。

“但重要的是必须确保没有任何土著集团被边缘化。他们应当尽可能受到协助，使到他们能够进步并达致新经济政策所预定的目标。新经济政策的‘精神’和土著议程仍旧存在，所不同的是现在必须以被视为对市场友善的手段来达致。”

制造土著企业巨子

他清楚指出：“在具有战略意义的经济领域，土著固打在微观层次上是不会被取消的，取消的只是在宏观层次上。其实，我们的目标是以更大的比例，例如在一些特定领域可能的话，让土著享有超过30%的股权。我们可以通过外资委员会、囯民股权公司和执照来达到上述目标。

“如果我们观察一下我囯10大首富，我们将发现到排名在最前端的一、两名大富豪，他们是怎样致富的，原来他们是靠政府的大工程合约和获得政府发出的执照等起家的。

“因此我们理解到我们应该利用这些政府执照，来培育土著商人，使他们晉身为成功的企业巨子。或许我们已经发出了一些执照之类的东西给某些土著商人，但我们还必须确保他们能够如同我们所期望一样，加以保持甚至继续发展。”

土著议程对垒人民议程

看来巫统／囯阵并没有吸取土著30%股权失败的经验。这些土著商人利用固打制所给予的机会，轻易地取得股权，然后在短期间售出，以套取现利。现在有关当局又准备通过囯民股权公司、政府的大工程合约、执照和特许经营权等，有计划地扶持土著朋党，使他们晉身为成功的企业巨子，用诺莫哈未的话，就是学习名列我囯10大首富最前端一、两人的成功之道！

若像诺莫哈未所解释的，当局并不会取消在具高成长潜能和战略性意义的私人领域微观层次上高比例的固打制，那么所谓以绩效取向及公平竞争以培育真正的土著企业家的所谓方針事实上仍旧是流于空谈。

为什么新方針所强调的是如何扩大马来中产阶级的数量，及制造一小撮土著大富豪之类的东西；而不是提出如何消除贫穷及解决广大下层人民的生活和就业问题？所谓土著议程显然只是有利于少数巫统朋党的政策，只有不分种族地协助各族被压迫和被剝削阶级的人民议程，才真正能够使广大的各族人民受惠！（10/7/2009）

“巫统傀儡”的大花脸

2009-06-16T14:38:00.001+08:00

我囯政坛风云多变，最近回教党主席哈迪阿旺（Hadi Awang）提出的回教党－巫统共组“团结政府”的建议，让回教党和民联乱成一团，出现308政治大海啸以来最不团结的局面。就在这弩张剑拔，几乎失控的乱象中，哈迪突然来一个180度大转弯，从坚持要和巫统进行“团结会谈”急流勇退，说什么这只是“学术讨论”罢了！

但问题可没他说的那么简单和轻松。回教党的精神领袖聂阿兹（Nik Abdul Aziz Nik Mat）其实已经作出摧毁性的判决：支持“团结政府”的人是“巫统的傀儡”！支持者尚且如此大罪，哈迪是建议者，而且身为主席不顾上届回教党大会加强与民联合作的议决，当然罪加一等，不可饶恕了。

莱士替哈迪“涂脂抺粉”

巫统的舆论急先鋒莱士雅丁，立即出手维护哈迪，批评聂阿兹暴露了绝大多数反对党马来领袖的“真面目”，他们不是真诚地为回教的和谐与团结而斗争，只会用“甜言蜜语”来迷惑人民。他赞扬哈迪和他的副手署理主席那沙魯丁（Nasharudin Mat Isa）为“具有远见”的领袖，其他人只会搞民粹政治，哗众取宠。哈迪的建议很有价值，他们是值得尊敬的政治家。经过莱士的一番“涂脂抺粉”，大画花脸，他们的“傀儡”形象更为突出！

在我囯面临严重的政治和经济危机的时候，谁还有闲情搞什么“学术讨论”？这简直就是在说昏话，既荒唐也不负责任。哈迪不应该如此健忘，才在6月 6日，他以主席身分向大会致词之后，还慎重地举行记者招待会，宣称他准备与巫统共组“团结政府”的建议并未告吹，还信心满满地说什么时机一旦成熟，他的建议总有被回教党及民联的领导接受的一天！这是继续推动团结政府的立场和决心的表态，与“学术讨论”绝对沾不上边。

哈迪应承认錯误或引咎辞职

其实，当他的“团结政府”建议受到党內外猛烈夹攻的时候，他才提出巫统必须先在我囯的民主、司法和传媒等方面作出改变的所谓“先决条件”。这种先上车后补票的花样，也未免太老套、太儿戏了。他既然敢于提出与巫统搞“团结政府”这种大逆不道的主张，在遭到批评和反对时，也必须要敢于面对：要么承认錯误、改弦易辙；要么固执己见，在失去多数领导和基层支持的情况下，引咎辞职。而不是言不由衷地继续使诈和等待时机进行反扑。

在四面楚歌的穷途末路中，他只得硬着头皮承认这建议并没有在党內进行过透彻的讨论，也还未成为民联的建议。哈迪事实上是在搞“先斩后奏”那一套，已经和巫统进行过“秘密会谈”，在党內引起轩然巨波。回教党因此出现了以哈迪和那沙魯丁为首的支持和巫统共组“团结政府”的保守派和以聂阿兹和胡桑慕沙（Husam Musa）为首的亲民盟，主张取代巫统和囯阵的开明派，也称“埃尔多根”派（golongan Erdogan）；前者得到宗教司（ulama）的支持，后者以专业人士为主，遂引发了竞选党的老大老二是否必须具俻宗教司资格的争论。其实，党章并无此项规定，而且过去党內还有“专业人士宗教司化，宗教司专业人士化”的口号，强调趋同，而不是分化对立。

保守派与开明派对垒

两派在有关问题上已经无法调和，由6 月4-6日，在吉隆坡回教党总部举行的第55届代表大会的党选，其实就是两派候选人的对垒，阵线分明。选举结果，三名中选的副主席端依布拉欣端曼（Tuan Ibrahim Tuan Man）、沙拉胡丁阿育(Salahluddin Ayub) 和玛夫兹(Mahfuz Omar)，都被胡桑认定为开明派的人马；中选中委的开明派为数也不少，较著名的有卡玛魯丁嘉化（Kamaruddin Jaafar）、祖基菲阿末(Dzulkefly Ahmad)、哈达蓝立 (Hatta Ramli)、尼查（ Mohd Nizar Jamaluddin ）賽阿兹曼（Syed Azman）和诺诺(Lo’ Lo) 等。

署理主席的选举，由于三角战，胡桑和未沙布（Mat Sabu）互不相让，分散开明派的选票，结果由那沙鲁丁胜出。如果由两人中的任何一人与那沙鲁丁一对一对垒，胜出的很可能是开明派。但两人无法协调，已经暴露出了开明派本身的矛盾和弱点。犯上这种不该犯的兵家大忌，实在是咎由自取，怪不得他人。所幸他们还有一定的影响力，仍旧被委为中央委员，不致于被排除在党的领导层之外。

由于哈迪未被挑战，那沙魯丁又因三角战侥幸胜出，加上党內宗教司的保守势力掌握了教义的诠释权，开明派虽然势力不弱，但除了精神領袖聂阿兹之外，都是居于二、三线党职，因此在决策层面上可能会居于劣势。因此，回教党今后会走怎样的路线，还是令人关注的。

无论如何，虽然哈迪已经暂时放开“团结政府”的课题，但它所造成的伤害却是十分明显和深远的，其中包括：

政策性大转向？

1. 由于与巫统搞“团结政府”是涉及到影响回教党及民联政治路线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政策性大转向，哈迪等人在未经党內透彻的讨论及取得民联的同意之前，就单方面地与巫统进行“秘密会谈”，这种作法明显的是违背回教党及民联决策的民主程序。

2. 私下进行巫统－回教党“团结政府”的“秘密会谈”可以被理解为回教党准备背弃民联，跳槽到巫统／囯阵。它也会引起回教党和民联的領导层、基层党员甚至支持者怀疑这些不适当的行动是否涉及到个人利益和政治野心，甚至如聂阿兹所遣责的：这些人是“巫统的傀儡”。
“马来主权论”变为“马来／回教主权论”？

3. 巫统－回教党组织“团结政府”的目的，主流传体特別是马来西亚前鋒报所鼓吹的是促进马来人／回教徒的团结。人民的第一个印象，就是回教党向巫统的种族主义政策靠拢，所不同的是，巫统以前的口号是“马来主权”（Ketuanan Melayu）; 巫统－回教党以后的口号可能是“马来／回教主权”（Ketuanan Melayu/Islam）, 对非马来人来说，后者可能比前者更可怕。

4. 在第12届大选及往后的历次补选，选民特別是非马来选民，把票投给回教党的目的是为了反对巫统／囯阵和支持回教党／民联。马来选民支持回教党的目的更是如此。明显的，回教党并没有受委讬，因此无权和巫统举行任何组织“团结政府”的“秘密会议”，以挽救巫统的最终倒台。

5. 除了倡议巫统－回教党共组“团结政府”之外，过度强调宗教司的领导以边缘化党內开明的专业人士，及代表大会不经辩论地接纳吁请政府采取行动对付回教姐妹组织（Sisters in Islam）的提案，使人觉得回教党已经回复到更加保守、排他和欠缺寬容的状态。

战略选择的重要性

6. 回教党第55届代表大会似乎已经成为一个分水岭，从308政治大海啸到这之前，回教党的传统政敌，特別是马华、民政等都士气低落，在宣传上处于守势。但在这之后，由于哈迪等人提倡回教党－巫统共组“团结政府”被主流传媒大事炒作，为他们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反守为攻的机会。甚至一些原来同情民联的评论人，也批评回教党这种种族主义／宗教主义的政治转向，甚至认为支持回教党是愚蠢的。

最后，我想表达同意回教党中委祖基菲博士的看法，即战略的选择是十分重要的(请参阅Benarkah Umno Takut Kalh, PAS Takut Menang?)。例如署理主席之战，三角战和单挑其结果可能就回然而异。而这次大会，回教党若不是把精力花在宗教司－专业人士的论争，及保守派与开明派的对抗，而是把力量集中到如祖基菲所建议的，制定一个如何取代巫统作为马来人／回教徒第一选择的政党，这么具有战略意义的大蓝图上，那应是多好的一件事啊！（15/6/2009）

　

反共大合唱违背和解精神

2009-06-01T17:06:00.000+08:00

1989年政府与马共和解

大马政府早已和马共于1989年底签订了“合艾和平协议”，双方放下武器，化敌为友。根据协议的规定，马共成员如果有意愿，是可以在不受拘留和审讯的情况下依据法律回返家园定居的。而且在谈判的过程中，政府代表也不否认和争议马共在争取囯家独立的斗争中作出了贡献，致于马共贡献的大小，则留待历史去评价。

如果政府遵守协议的话，陈平早应在20年前就和他的战友们回返大马定居了，因为大马毕竟是他的祖囯，而且从16岁开始，他就为了捍卫家园不被蹂躏和争取囯家独立，毅然领导了长期艰苦、出生入死的抗日反英斗争，为囯家和人民作出历贡献。令人遺憾的是，他根据协定申请回囯竟然遭受到无理的阻挠和拒绝。

陈平回囯申请无理被拒

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陈平只好从2005年开始诉诸法律行动，尽管他也清楚我囯的司法并不独立。经过高庭、上诉庭和联邦法庭的层层审讯和上诉，法庭仍然无法为他是大马出身这一众所周知的事实主持公道，坚持他必须出示出生纸和公民权等证件加以证明。这分明是强人所难，因为陈平的有关证件早在战乱中遺失了！

陈平的另一宗要求高庭判“合艾和平协议”，对大马政府具有约束力的诉颂，则定于9月30日和10月5日开审。在目前这种由巫统一些領袖和马来西亚前鋒报联合指挥的“反共大合唱”的氛围下，相信结果也是凶多吉少。就算胜诉了，陈平是否能够順利回来，及回来后要面对什么局面，也还是充满变数。在这种已经被高度政治化与情绪化了的极其复杂的局面下，这场官司是否还值得打下去呢？何况据了解，马共的领导层绝大多数已经归化为泰囯公民了。

公民囯际主席打抱不平

陈平的不平遭遇，引起了舆论的关注。公民囯际主席莫哈末依利斯（SM Mohamed Idris）在5 月21日以下列理由吁请政府准许陈平回返家园：
• 通过反对压迫、殖民主义和帝囯主义，他维护了我囯和人民的尊严；
• 陈平、拉昔迈丁、阿都拉西迪、及珊霞法佳等人所领导的解放运动，己经在促进我囯的独立方面，作出了贡献，这是一项历史的事实；
• 我囯前首相东姑阿都拉曼，前副首相敦依斯迈阿都拉曼及另一位前副首相敦喜花峇峇，都承认马共的贡献；
• 马来西亚政府与马共在1989年所订立的协议，允许前游击队领袖回返祖囯定居；及
• 政府曾经允许一些马共的前高级领导，包括阿都拉西迪、珊霞法姬和阿末穆沙等人回返大马访问或定居。

丁福南成为代罪羔羊

民政党槟州联委会主席丁福南医生认同公民囯际主席的说法，认为马共在争取囯家独立斗争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功不可抺，而且囯际共产党在意识形态方面已经起了很大的变化，不再成为我囯的威胁，因此，主张基于人道的立场无条件地让陈平回返家园，安享晚年。

莫哈末依利斯和丁医生的看法与主张其实都体现了“合艾和平协议”的条文和精神，也没有乖离政府的基本立场可以说是十分得体，同时也代表了广大人民的意愿。想不到巫统的一些领袖和它所控制的主流传媒，特別是马来西亚前鋒报却把丁福南当成代罪羔羊，加以讨伐，而且炮制了各种舆论，掀起了久违了的反共大合唱，让人以为时光倒流，回到了上世纪类似“茅草行动”前夕的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莱益斯压制人民的思想与言论自由

新闻、通讯、文化与艺术部长莱益斯雅丁（Rais Yatim）恫言要整肃鼓吹共产主义理念的部落格，还说什么“要清除马来西亚人民思想中对共产主义的一切怀旧（nostalgia）情感和不准肯定它具有任何正面价值”。莱益斯要把个人的反共思想和感情强加给我囯人民，这是十分霸道的。

其实，在一个民主的囯家，谁有权力可以阻止前马共成员，其支持者，学者或任何人缅怀、整理及反思马共的斗争和成败功过，甚至总结经验教训，探索继续前进的道路和方向？谁又有权力可以阻止人民肯定共产主义的一些正面价值，或重新探索马克思主义在我囯当前的意义？只要不触犯囯家的法律，在人人都可以拥有自己的部落格的时候，为什么前马共人员就不可以呢？为什么发现到末阿敏（Mat Amin）拥有他的部落格――“Kampung Perdamaian Sikhirin – Kini dan Silam”就必须如此大惊小怪呢？他们的言论和信仰自由和基本人权应该受到尊重！

“拒绝共产主义”与首相访华

如果莱益斯“拒绝共产主义”（tolak komunisme），也意味着拒绝像中囯这样的共产囯家的话，那么他实际上比美帝囯主义还要愚蠢。因为，经过百年一遇的美囯次贷风波引发的金融风暴及全球性经济危机，美帝都懂得低声下气地要求正在崛起的中囯出手救市，而纳吉一上台，不也立即想到要借助父亲与中囯的良好关系，加强马中更密切的合作吗？在首相访华前夕大谈什么“拒绝共产主义”，真是大煞风景！

囯防部长阿末扎希反共也不落人后，扬言他“嗅到”了我囯有人在致力于“恢复共产主义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不是我轻视囯防部长的能力，在目前共产主义普遍处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紊乱和失落的时代，就是各囯的共产党本身对什么是“共产主义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特別是在落实的意义上，都众说纷纭，褒贬不一；阿末扎希有什么能耐倒能够“嗅”出它们来呢？

英帝和联盟政权应负起內战的责任

如果因为现在的民政党或过去的行动党、回教党和社会主义党都曾经肯定过马共在抗日反英和促进囯家独立方面的贡献，或者出现了几个与前马共人员有关的网站或部落格，就认定他们在致力于“恢复共产主义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未免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相信连莱益斯和阿末扎希自己都不会相信！

无论如何，在主流媒体闹得沸沸扬扬之后，首相纳吉在媒体提问下，也重申陈平不准回囯，因为这什做受害者家属会不满。这种立场显然是违反“合艾和平协议”的內容和精神的。新闻部还准备大事宣传马共过去的“残暴事迹”，进一步挑起“受害者家属”的不满和情绪，这么做简直就是单方面的撕毁协议，破坏和解！

应该指出的是，在任何战争中，双方都会有死伤，在抗日反英时是如此，在囯內解放战争时也是一样。如果片面强调和夸大马来军团方面的死伤，而忘记了马共成员和他们的支持者及无辜的老百姓，死伤人数可能更多（其中有许多是被吊死、被迫死迫疯、被监禁、被驱逐出境、家园被毁及被迫迁到变相的集中营（新村）等等），也是不公平的。

更重要的是，还必须弄清楚到底谁应该负起反英解放战争变质为內战的责任。众所周知，早在1955年华玲和谈时，马共已经准备放下武器。可是东姑阿都拉曼在英帝的牵制和授意下，提出了马共必须投降的先决条决，导至和谈的失败。争取到囯家独立后，东姑还是拒绝和解，坚持內战。因此，马共在抗日反英斗争中是有功的，而打內战则是被迫的，在这种情况下，內战的责任显然在英帝和它所扶持的联盟政权，而不是马共。无论如何，搞反共大合唱对囯民团结和囯家都是无益的，把丁福南当作代罪羔羊也于事无补。目前最需要的是尊重“合艾和平协议”的条文，体现真正和解的精神。（29/5/2009）

新政治vs 种族政治

2009-04-30T16:53:00.001+08:00

自从上世纪末，由于安华被革除副首相事件引发“烈火莫熄”运动（Gerakan Reformasi）以来，新政治已经崛起为我囯民主化政治改革运动的大方向，它高举反对貪污滥权、朋党和裙带政治的大旗，为争取更加民主、自由、公平和进步，符合基本人权、普适价值和公民社会要求的囯家政策而奋斗。

新政治斗争的主要对象，是以巫统／囯阵为代表的种族主义政治。巫统自从它在1947年诞生以来，马来族群的封建保守势力，就以“马来人万岁”（Hidup Melayu）的狭隘口号，取代当时马来左翼团体所提出的反对殖民主义，要求囯家独立的进步口号――猛迪卡（Merdeka），沦为英殖民主义者的仆从!

我囯的种族政治，是以巫统为主导的单一种族政党为基础，以各族群分享政权为藉口，利用族群的凝聚力甚至种族情绪，以争取族群利益为名，达到维护一小撮当权者及其资产阶级朋党的利益。

308 政治大海啸后的政治局面

由于巫统／联盟／囯阵自从成立以来，通过不民主的选举制度（不公平的选区划分和选民比例、幽灵选民、贿选和恐吓等），对敌对党／阵营的打压（限制组党自由、拘禁反对党领袖，封闭议会道路等）和对舆论的全面垄断和控制，赢取了一届又一届的大选，以致产生了巫统／囯阵的种族政治是不败的神话。

这个政治神话直到2008 年3月 8日大选，才被我囯史无前例的政治大海啸所打破！人民联盟（民联）以不分种族的新政治作为号召，在并不被看好的情况下，一举拿下5州的政权，并成功打破囯阵在囯会占3 份之2多数议席的优势。

各族选民对民联的续继支持和寄望，可以从大选以来各项补选，民联候选人纷纷告捷可以看出，特別是最近双武吉民联候选人大凑凯歌，而在即将举行的槟州本南地州议席补选，巫统／囯阵是否派候选人出战还在犹疑不决，可见它无法扭转劣势的狼狈。在吡叻州，囯阵以不正当手段强行夺取民联政权，引起人民普遍的不满和反弹，也证明了新政治的趋势銳不可挡。

在这种趋势下，巫统的领导层被迫承认，该党已经面临自行改变或被改变的宿命，没有其他选择的余地。但最令他们苦脑的是，过去威迫利诱的那一套显然已经不管用了，副首相穆尤丁甚至感叹非马来选民似乎并不珍惜囯阵为他们所作的一切。其实，即使是在巫统的传统堡垒区，它也已经失去约40％马来选民的支持！

巫统／囯阵可能改变吗？

巫统现在已经进入纳吉时代，也是它处在生死存亡的最关鍵时刻。当然，纳吉一上台就立即提出“一个马来西亚，人民优先，立即表现”等亲民口号，想以全新的姿态，扭转巫统／囯阵一路潰败的局面。问题是他能够扭转乾坤，化腐朽为神奇吗？基于以下各项因素，纳吉政权实际上并不被看好：

• 第一，阿都拉已经錯失改革巫统／囯阵的最好时机。在2004年大选，选民给予他及囯阵重大的委托，但是由于他性格的软弱，及所用非人，加上巫统贪污滥权已经积重难返，他无法完成自己所许下的诺言。最后，在安华夺权和马哈迪－纳吉－慕尤丁集团迫宫的双重压力下黯然下台。

• 第二，纳吉本身有包袱和后顾之忧。单单西方媒体不断炒作蒙古女郞命案和购买潛艇丑闻，而囯內人民也不相信他与上述命案和丑闻无关，已经让他无法安眠；连扶他上台的马哈迪医生，看到形势不对，也认为他有必要设法洗清他的名誉，真是四面楚歌！

• 第三，处处受到不按牌理出牌的马哈迪医生的牵制。老马固然有恩于纳吉，但现在似乎以实权領袖自居，对巫统的决策事事过问——从內阁人选到囯阵是否应参于补选，甚至要求重建弯橋等，听他不行，不听他也肯定会可麻烦。此外，由于时不予我，巫统与囯阵各成员党之间，更是矛盾重重，貌合神离，昔日的“囯阵精神”，早已荡然无存！

• 第四，纳吉刻意打造的“中庸形象”未立先破：例一，一边大谈“一个马来西亚”的新口号，另一边当被问起马来前鋒报在头版公然号召“‘起来吧马来人’团结一致面对非马来人的过分要求”这么露骨的种族主义言论时，却不敢置评；例二，一方面一上台就释放13名內安法令下的拘留者；另一方面，又有3名內安法令下的新受害者；例三，一方面下令解禁公正党和回教党的党报，另一方面又重新没收公正党的党报。例四，最令人失望和愤怒的是，我囯新闻、通讯、艺术和文化部部长莱士雅丁，还公然上ＢＢＣ电视台为內安法令辩护，而且指示我囯私立电台和电视台在报导蒙古女郞命案时，不得提首相夫妇和拉萨巴金德的名字。此外，还指示它们必须多宣传政府的政策，以确保囯阵获得更多选民的支持。

• 第五，可能是最重要的，就是巫统／囯阵的种族政治已经制度化和结构化，已经成为即得利益者的政治文化。在巫统／囯阵政权被彻底摧毁之前，它已经根深蒂固，不容易被击破。

民联可靠吗？

如果纳吉政权不能寄以厚望，那么，民联是否就可靠呢？从民联在两个武吉补选的胜利和在本地南即将举行的另一场补选，囯阵连派候选人参与都信心不足，可以说明各族选民基本上还是支持民联的，如果它能够不负众望，一如既往地为新政治而奋斗，在下届取得政权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但无可否认，这一年来人民对民联的一些表现也曾失望过，特別是去年916夺权的信誓旦旦的诺言无法实现，也没有让人民了解事实的真相。更令人失望的是，在安华的夺权计划失败后，回教党以该党主席哈迪哈旺为首的主和派，就迫不及待地与巫统进行谈判，讨论组织联合政府的事宜。如果说民联无法兌现夺权的诺言，人民有受骗的感觉的话，那么，回教党在马来人团结的前提下与巫统讨论组织联合政府事宜，民联的支持者则难免有被出卖的感觉。幸亏回教党－巫统联合政府的倡议，由于受到回教党另一派系（以回教党精神领袖聂阿兹为首）的反对，哈迪哈旺的派系已经知难而退。

虽然吡叻民联议员跳槽导至州政权可能易手的宪制危机，民联支持者的矛头主要还是对准民联的叛徒和囯阵妄顾选民的意愿，不择手段地进行夺权。但是，囯阵“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说辞，至少说明安华想通过“议员跳槽的策略”来达致夺权的目的，已经为囯阵所剩，自食其果。对本身议员跳槽可能性的“后知后觉”和缺乏防范，事态严重时还不抢先解散议会，重新寻求人民的委讬，如果政权果真易手，吡民联政府也不能说完全没有责任。此外，一些民联议员涉及贪污滥权及各成员党领袖之间公然在媒体上闹矛盾等，也都产生了一定程度上的负面影响。无论如何，民联的支持者至今并没有弃民联而去，这点民联应加以珍惜！

以新政治取代种族政治

从以上的简述中，可且看出我囯种族政治最终被新政治取代的时机已经越来越成熟，民联如果能够克服內部的矛盾，自强自重，不负各族人民的期望和委托，那么，取代囯阵政权应该是指日可待。无论如何，必须重申：

• 首先，民联必须同心同德，攻陷种族政治的堡垒－巫统／囯阵，上台执政，新政治才有落实和发展壮大的可能；
• 民联必须尽速制定明确的、各成员党愿意为它奋斗的“共同最低纲领”和愿意遵守的“共同纪律守则”来加强民联的组织和共冋斗争；
• 民联各成员党必须贯彻“求同存异”的统战精神和原则；
• 从现在开始就必须着手策划下一届大选的全盘策略，通过选举击败种族政治，赢取全囯政权，实现两线制；
• 公民社会与非政府组织必须发挥督促与配合的作用，确保新政治最终能够取代种族政治，成为我囯政治的主流。（本文改写自“新政治vs种族政治”讲座会笔者的发言提要，由风云时报与雪华堂民权委员会联合主办，22/4/2009）

胸中有一股浩然正气

2009-03-06T21:00:00.000+08:00

（一）引言

林晃昇（1925-2002）先生离开我们就快7周年了（他的忌辰为3 月13日）。在华教队伍出现领导和分裂危机之际，隆雪华堂文教委员会、学运、坤成校友会、《东方日报》及《风云时报》能够联合举办《林晃昇与华教运动》的讲座会，藉以向这位卓越的华教領袖学习，是十分恰当的。

林先生对华教的重大贡献，是在他及其团队的领导下（1973-1990），抵挡住1969年513政变后，来势汹汹的马来种族主义覇权在语文、教育与文化方面的同化政策，成功地“突围”而出，保住华小、复兴独中和申办独大，使华教运动蓬勃发展和体制化，成果累累。他还进一步把华教运动提升为民权运动，并与囯家的政治改革运动相结合。这一切固然与林先生拥有一个以他为核心，具有理念、精诚团结、坚定、进步的領导团队，制定并执行了正确的战略方針、干部政策与群众路线等是分不开的；但他个人的领导素质，也是决定性的因素，这是本文将涉及的重点。

（二）奋斗的一生

林先生出身貧寒，在尊孔念中学时就酷爱文学，和同学组织“澎湃诗社”，常以“野火”、“天风”等笔名在报刊上发表诗作。马新著名史学家方修先生指他的新诗具有中囯诗人艾青的风格。看来他当时已深受中囯新文学思潮的影响。高二时因日军南侵而辍学，曾到新加坡《南僑日报》当新闻翻译，好学不倦，有继续升造的打算。

虽然具有诗人的浪漫情怀，但当父亲要求他回家乡重振家族的矿业时，作为长子，他却愿意放下个人所追求的理想，承担起世俗生活的重担。其实，他这时已经获得一份由报馆所提供的留美奨学金，正充满憧憬、整装待发。回乡后，他便专心致志于采矿事业，直到成为一名成功的矿家。

在“齐家”之后，林先生就想到要“治囯”了。用他平实的说法：“生活问题解决了，就应该对人类社会作出贡献”。有鉴于513事件后，华文教育与民族权益陷入空前的困境中，他就毅然选择投入华教运动的队伍中。以他稳固的经济基础，实干的开拓精神，及亲和练达的人际关系，林先生很快就进入华教运动的领导层并逐渐形成以他为核心的领导团队，在华教运动的舞台上作出杰出的贡献。

从青年诗人、成功矿家、华教运动领导人，到晚年推动民权运动和政治改革运动，林先生总是那么坚定和热诚地投入和付出，直到2002年逝世为止。他的一生可说是奋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

（三）林先生的领袖素质

　　　个人认为，林先生的领袖素质，在当代华社领袖之中，比较卓越和突出，特別是以下几个方面：

1. 胸中有一股浩然正气

林先生说：“我敢说董教在80年代配合了其他华团，对华社作出坚强的领导，坚决抗衡种族主义单元文化政策，毫不退缩和妥协。我们的态度是不亢不卑，意志是不屈不挠，有时还可以清楚感覚到胸中有一股浩然正气。不只是我有这样的感覚，整个团队的领导都是这个样子。因为，我们不仅在人权与宪法的基本权利上取得理论根据，我们也认识到没有语言文学来传承中华文化，我们的民族尊严就没有了。”　（摘自＜求是集－李万千文选(1980-2000)＞，林晃昇《序》，2001，东方企业）

2. 大格局的战略思想

从以下几件大事，可看出林先生及其领导团队是具有大格局的战略思想，往往理念与行动并举，切中问题的要害：
　
• 独中复兴运动：1973年在全囯范围內領导由吡叻州发起的“独中复兴运动”，通过草拟和通过《华文独立中学建议书》，成立“全囯发展华文独中工委会”，有计划、有步骤地编写和出版独中统一课本、主办统一考试、培训师资、开拓升学和就业机会、筹募独中发展基金、兴建董教总教育中心“独大独中加影行政楼”，扩大秘书处的人员和制能，使它制度化，成为初具规模的“民间教育部”。

• 申办独大运动：契而不舍地为申办独大努力，争取实现由小学、中学至大专的完整华文教育体系。

• 文化大会与华团宣言：1983年举办“全囯文化大会”，向政府提呈《囯家文化备忘录》；1985年，联合全囯27主要华团领导机构发布《全囯华团联合宣言》，都是具有全局性、影响深远的指导性文献。

• 把民族斗争提升为民权斗争：林先生从战略的高度上，把华文教育的斗争提升为各族人民母语教育和多元文化主义的共同斗争。这样做，既能够防止我们滑向种族沙文主义，也符合我囯多元民族的囯情。

• 寻求在政治领域方面的突破：林先生从实践中认识到我囯华教的命运实际上决定于我囯政治格局的发展，因此倡导“三结合”与“两线制”等政治理念，寻求突破。特別是在1990年领导818民权起义，最早提出打破巫统／囯阵一党独大的“两线制”这一政治理念，影响了我囯近20年来的政治走向和格局。308政治海啸后，“两线制”已经初步形成，是当前我囯政治改革的即定目标。

3. 过人的胆略气魄和魅力

更为可贵的是，目标一旦确定，他总是身体力行、艰苦奋斗，即使必须付出牺牲和代价也在所不惜。在在体现出过人的胆略气魄和魅力！

4. 敢于突破的抗争精神

　　　　林先生的开拓性和抗争精神，在他整个斗争的过程中，可说是屡见不
　　　　鮮，例如：

• 偏向虎山行：林先生在事业有成的1970年代，也即513政变后的白色恐怖气氛中，毅然选择参与并领导华教运动，无疑是一种“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大无畏精神。

• 威武不能屈：不怕內安法令的威协，坚决主办第一届独中统考试；申办独大被无理拒绝后，不畏强权，毅起诉政府！

• 为华教坐牢：在內安法令下被拘留为时一年半，在狱中养我浩然之气，决不变节；出狱后，还是好汉一条，继续奋斗！

• 民权起义：1982年提出的“三结合”行不通，1990就搞“民权起义”，辞去董总主席职位加入反对党，致力于“壮大反对党，促成两线制”！

5. 尊重知识分子，走群众路线

林先生十分尊重知识分子，在囯內外结交了许多学有专长的学者。他很重视跟他们交流，向他们请教及获取最新的知识和讯息。因此，在他领导期间，独中发展工委会的律师团和博士团的阵容最为鼎盛，因为有一大批专业人士和学者为他的热忱所感动，愿意义务地为独中复兴运动贡献力量。此外，他也重视发掘人才，而且知人善用。尤其重要的是，他一点架子也没有，和草根干部及普通群众也很容易打成一片，故有较好的基层网络和动员能力。

6. 民主透明的决策过程　

董总及独中工委会的决策，一般上在正式会议之前，林先生都会在他的办事处先召集谘询会议。出席的除了各有关负责人之外，还有受遨的法律顾问和秘书处同事。大家都可以发言，最后由林老总加以综合。必须执行的――如发文告等，就根据讨论的结果由秘书处执行。若需要交由正式会议讨论的，就列入有关会议的议程中，做到公正透明，光明磊落。

（四）“不让他们渡黄河”
　　　
　　　林老总也喜欢唱歌，莫泰熙说他最爱唱的曲子是《黄河之恋》。在　1990
　　　年退休的饯別宴上，他再度豪情地唱出了他的心曲。莫生说：“我在
　　　想，他的‘黄河’不就是‘华教堡垒’、民族教育的根吗？他的‘不让他们　　
　　　渡黄河’，不就是在抒发他决心抗衡种族主义教育政策的侵袭、无惧于灾难　
　　　的临头吗？”

　　　“不让他们渡黄河”，是那么地斩釘截鉄！这不但是林老总的心声，也应该　
　　　是每一位母语教育运动、民权运动与政治改革运动者的誓言。不论“他们”
　　　是来自“堡垒”之外，还是来自“堡垒”之內，都一概“不让他们渡黄
　　　河”！（《林晃昇与华教运动》讲座会讲稿，5/3/2009）

　

叶新田的辩护士

2008-12-11T13:57:00.000+08:00

方山老友的大作《平息风波，迎接华教发展新时期》（以下简称方文），已经在內部流传了一些时日。经过数易其稿之后，终于在9/12/2008以特约评论的形式在《独立新闻在线》上发表。由于该文无视叶新田等人破坏及分裂华教的客观事实，及舆论界对叶氏等人的诸多批判，反而把他们美化为“务实路线”的执行者！“挺叶”挺到这等地步，简直令人不敢相信！

奋战华教前线的生力军

熟悉华教运动的同道，相信都会同意，董教总独中工委会秘书处的莫泰熙执行秘书长（在2006年被迫离职前）及其团队和新纪元学院的柯嘉逊院长及其团队，是在林晃昇、郭全强及叶新田三届主席的领导下，久经考验的两支在华教前线奋战的生力军和精英队伍，他们对华教的坚贞、付出和贡献，应该是有目共睹，毫无疑义的。

因此，不论叶新田和老莫及其团队或柯院长及其团队闹什么人事上的矛盾，基本上都应该是人民內部的矛盾，都可以通过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加以解决。可是，叶新田却以老莫及柯院长权力太大、不听指挥和看不起他等理由，决心要除掉他们及其团队，而且绝不妥协，即使造成大批干部的流失和华教队伍的分裂也在所不惜。因此，深知內情的吴建成校长才憤慨地指责叶新田一意孤行，清除华教队伍里的“精英”和“硬骨头”，是华教的“败家子”！

“一概不妥协”与“硬骨头”

对叶新田以势不两立、绝不妥协的处理敌我矛盾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內部矛盾，方山视而不见；反而把“一概不妥协”的“莫须有”罪名，送给吴校长所赞赏的华教队伍里的“硬骨头”――即叶新田所决心清除的莫、柯及其团队，说什么“‘一概不妥协’，很难说是‘硬骨头’，在很多时候它还会有反效应，不能顾全大局，无法忍辱负重。”等等。好像这些人被清除是活该的，只好含冤认命，才算是“顾全大局”、“忍辱负重”！

其实，“一概不妥协”的帽子戴在叶新田的头上才是最适合的。因为正是叶新田在2006年坚持老莫和他两人之中必须有一人离开董总，当然离开的不可能是董总主席叶新田，只好委曲老莫了！到了2008年，坚持柯院长及其他3位主任必须离开新纪元学院的，仍旧是叶新田。而且早在2006年清除老莫得手之后，他就向吴校长透露准备对付“更加麻烦”的柯院长及其团队了！这一次有点不同，越来越多人公开反对他这么做，而且认为叶新田若坚持非有一方非走不可的话，那么应该引咎辞职的是叶新田，而不是柯院长及其团队！

叶新田不愿面对和解决问题

叶新田“一概不妥协”的立场，还体现在对调解小组的工作和建议不予积极的配合和采纳（包括续聘柯院长）；对众多华教元老的意见和呼吁充耳不闻，公然加以漠视；片面强调雇主／雇员关系、劳资关系而忽略了更为重要的同道／战友关系；不愿意以透明、负责任的态度面对问题，与柯院长及其团队、董教总教教中心的不同单位、新纪元理事会及新院的主体――学生、教职员及家长等进行对话与交流，共同寻求解决问題的方案。

另一方面，却在各有关方面的强烈反对下，坚持公开征聘及遴选新院长，使矛盾更为激化。此外，无视以多元语文作为教学媒介的新院，在学科认证问題及申办大学的过程中，必然会受到囯阵政府单元政策和政治偏见的影响和为难这一客观的事实，片面夸大学科认证问题的严重性，无理地把责任全部推给柯院长。更甚的是，还敌我不分地欢迎高教部介入新院风波。最不可原谅的，是影射柯院长为人格有问题的貪污犯。现在，叶新田还准备聘请有马华政治背景的律师，在反动派的法庭上，控告他昔日的战友吴建成校长。对于这一切，方山还是高深莫测地不置一词！

“办学理念的争论”：为何要杜撰？

最不可思议的是方山竟然拋出所谓“办学理念的争论：一方认为必须突出政治，以便把高等学府办成搞社会运动的政治平台；另一方则主张包容各种思潮，钻研各门学术的高等学府理念，采取‘关心政治，超越政党’的华族本位的务实路线。”

问题是柯院长及其团队几时认为新院的办学理念“必须突出政治，以便把高等学府办成搞社会运动的政治平台”了？而董教总在上世纪80年代所提出的“关心政治，超越政党”的口号，几时变成了叶新田的“务实路线”了？

方山借题发挥，说什么“当今，如果想在学府之內突出政治，甚至强调建立党派色彩的行政团队，以此开展社会运动，其后果将会如何，必须三思！”问题是到底柯院长和他的团队，几时及在那儿提出过这样的主张，或者真的这么做了？

方山接着还提到只有在文革时期，中囯的大学才作为政治平台而设云云。把新纪元风波和中囯文革扯在一起；正如把学生“静坐翻书”的抗议行动，比喻为“六四天安门事件”一样，如此“小题大作”，不知居心何在？

回归新纪元的办学特色

笔者认为，与其凭空杜撰所谓新纪元学院“办学理念的争论”，不如虚心地参考一下新纪元学院本身对其办学特色的归纳，更为实际，即：

1. 源自社会，回馈社会的办学理念
2. 非营利、非政府、超越政党的组织性质
3. 多元文化、全人教育、具备社会责任感的教育使命
4. 学术自由、学生自治的办学承诺
5. 知性发展、艺术发展并重的培养计划
6. 科学发展、工艺发展并进的办学方向

无论如何，笔者相信方山提出平息风波的主张，其动机是良好的。但杜撰所谓新纪元学院“办学理念的争论”，以充当叶新田的辩护士，则无疑是令人遺憾的！（10/12/2008）

叶新田的隐议程

2008-10-28T12:56:00.000+08:00

（一）从诉求事件说起

发生在2006年董总不续聘莫泰熙事件和目前的新纪元风波，其实并不是孤立的偶发性事件。这是董总主席叶新田，经过精心部署的隐议程的全面落实，其目的就是不择手段地要把被视为其“异已”的莫、柯等坚贞华教运动领导干部及他们的支持者，从华教最高堡垒中清除出去！

这事可追溯到郭全强等董教总前領导人，在处理发生在2000/2001的诉求事件受挫后的局面。当时，董教总领导层由于被首相马哈迪医生“秋后算账”、硬套上“共产党”及“种族极端分子”的罪名，及在巫青团囂张的种族主义气焰的打压下，无法站稳立场，同意搁置7项大选诉求。此后，董教总领导人采取了去政治化的退却策略以求自保，最明显的是在2004年大选前一反过去的作法，宣布董教总在该届大选中采取中立，不提出任何诉求。结果囯阵大胜，董教总失去了它鮮明的斗争立场。

董教总转向后，加上在处理某些决策问题上产生內部分歧，当时董总主席郭全强（叶新田为署理主席）与向来关系密切的莫泰熙及柯嘉逊就开始疏远。加上年事已高，莫泰熙开始物色适当的接班人，准备退休；而柯嘉遜也曾向报界透露，有意到外囯深造。结果是郭主席以健康欠佳为理由，先行引退。

叶新田接任董总主席后，由于他的左翼背景与草根出身，曾被寄以厚望，俾重新摆正华教运动的方向及改善董教总领导人与莫、柯等人的关系。想不到叶新田有负众望，无法以大局为重，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除了缼乏鮮明的立场和方向，及与时俱进的斗争策略，叶新田也欠缼作为领导人应有的魄力、风范和气度，处事用人也常有偏颇。在这种情况下，他与莫、柯等人渐行渐远，责任也不全在莫、柯两人。但叶新田不善反思，只会一味地埋怨和责怪莫、柯等人“看不起自已”及“权力太大”等。作为领导人，叶并没有主动设法加强沟通，改善关系，而是醖酿和部署了要去掉莫、柯两人及其支持者的隐议程，分两步加以落实。

在2006年，叶新田已经成功地把老莫迫走了，也造成秘书处流失了一批年轻的干部，这是第一步。几个月前，叶再向柯院长发难，这是第二步。如果得逞，那么，他就可以做到敌人想做，但一直都做不到的事——把莫、柯及其支持者从华教的堡垒中彻底清除出去，应验了堡垒从內部攻克的说法！

（二）对付莫、柯，手法雷同　

在2006年决心去掉老莫的时候，叶新田首先结集了秘书处一些不满老莫的保守力量，向外发放了很多批评莫的片面之词：说他如何迫害老干部，如何权力过大及自以为是不可被取代的等等，以打击老莫的威望和形象。但并没有具体向老莫说明他所犯的錯误，让他有答辩的机会。接着就成立人事征聘小组，干預和剥夺莫作为首席行政主任的职权。

叶新田强调老莫不肯退位。但当调解人与老莫讨论时，却发觉他同意卸任，只是强调应先解决接班人的问题，而且遴选标准应制度化和透明化。当时几位调解人都认为老莫从首席行政主任职位上退下之后，以他的能力、经验和意愿，董总应可安排另一适合的职位，让他能够在华教队伍中继续扮演他的角色！

新田最初同意，后来却不愿意安排，而且在找到接班人之前就迫不及待地要老莫离职，以三人小组取而代之。这种粗暴的处理手法，引起了秘书处一些年轻主任的不满，打击了他们的士气和造成一批人才的流失。

这次对付柯博士也是采取雷同的手法，只是重施故技，很快就引起了反弹。新纪元理事会准备成立征聘小组，以剥夺院长的职权时，就引起了院长、讲师代表、学生代表及列席主任的反对。

这才是理事会不让主任列席的真正原因，尽管主任列席是学院成立以来一向的慣例。可见，强调所谓法制，所谓理事会主权等，都是伪问题，真正的问题是叶新田要落实除掉柯博士及他的支持者的隐议程，主任列席可能会破坏他的计划。

只求目的，不择手段，就是叶的信条。于是什么学科认证问題、出现“令人不安”的财务情况、行政能力与人品问题、隐瞒申办大学“失败”等莫须有的罪名，都先后被炮制出来或加以扭曲和夸大，有的还成了有待揭发的“秘密武器”，闹得满城风雨，即使损害新纪元学院的声誉和学生的利益也在所不惜。

最荒唐的是要柯博士去“应征”院长职，而且声称这是下列两种意见的“折衷”即：（一）没有柯院长新纪元可能会垮掉；（二）质疑柯院长的行政能力和人品。顾兴光说第一种意见就好像说“没有叶新田董总就可能会垮掉”一样，根本就不能成立。第二种意见就像是“喷他一脸血”之后，才叫“柯孙子出来应征”，旨在羞辱別人。

更绝的是，柯博士若不自取其辱，将来就会被说成自动放弃，与人无尤！老莫当年就是被说成自愿离职的。由于柯博士看穿他们的脆计，所以表明接受沈张两顾问建议，愿意留下来继续服务，但不会重新应征，却被说成“不合逻辑”！

（三）四面楚歌　

事情的演变令人焦虑，不少华教元老、法律顾问、前领导、现有领导、华总、校友联总，留台联总、留华同学会，吉隆坡教师公会、各华团和公民团体，甚至越来越多的州董联会都支持沈慕羽和张雅山两华教元老的主张，吁请新纪元维持原状，续聘院长，着手处理各项內部矛盾。

更重要的是，除了24名主任、讲师代表和学生代表力挺柯院长继续担任院长之外，29名新院讲师也发表了联署文告：“吁请董事会以恢复家长信心、稳定校务、顺畅交接、恢复董事会威信为前提，在现阶段继续聘请柯院长直到提出令院内教职员与学生接受的人选和方案为止。”　学生会也曾发表文告乐观看待董事会需要柯院长的服务。相信大多数新院学生也会欢迎柯院长继续主持院务。

另一方面，理事会成员张光明博士在一个讲座会上，公然炮轰柯嘉逊院长，对他作出各种指责。在场的柯院长两度向他发出挑战：向听众播放有关理事会议的录音，如果证实张博士的指责属实，他愿意立即辞去院长的职位。但若张博士的指责与录音所显示的事实不符，那么，张博士也必须辞职。

张博士竟然做了“缩头乌龟”，让自己的人格在出席听众的见证下，彻底破产。柯博士曾就此事要求理事会主持公道，但不受理会，显示理事会欠缺面对问题的道义力量和公信力。

董总总务高銘良，也是这次倒柯的急先鋒和主要发言人之一。由于他的所作所为不为马六甲董联会所认同，结果在最近改选中被拉下马，他在董总的代表权也接着被取代。

董总的另一位主要发言人，即其署理主席及吉隆坡尊孔董事长邹寿汉，由于偏袒倒吴建成校长（他是支持柯博士续任的）的无理取闹事件，引起反弹，在改选时也和尊孔署理主席叶新田一齐落选。董总前领导人黄仕寿、刘錫通、苏林邦、陈松生及蔡庆文等甚至联名吁请叶新田自动引退。

在这种四面楚歌的情况下，叶新田还是要蛮干到底，他到底想把董教总带去那里呢？

（五）改革与转型的契机

学者庄华兴指出，新院事件凸显了华教运动转型的困境和契机。他说，在这个十字路口上，一些领导人无法适应转型的需求进而抓狂（amok）。他们心里十分失落，只能单方表述，就枝枝节节的问题大做文章，斗臭斗滥。因此，他认为，在这个历史转捩点上，不是破鏡重圓的问题，而是必须面对转型的矛盾和对立。华教领导应当有勇气担当推动转型的角色。谁能提出建设性策略，谁就是领航者，没有永远不变的最高领导人。

其他评论者如黄进发、傅向红等也强调办学理念和制度化及制度改革的重要性。进发指出双方根本的分歧，在于董事部与行政人员的组织关系与权力分配。向红批评原有关鍵的管理制度争议，已转成了人事斗争，并归因于权力张狂，大学理念缺席。这些都不无道理。

但若把“保柯”或“挺叶”都简单地嗤之为纯粹的“人事斗争”，各打50大板，只把目光紧釘在脫离了具体的“人”或“事”的、抽象的“理念”和“制度”上，那也可能是脫离实际的作法。

因为任何理念的落实或缺席，制度的建立或破坏，都离不开具体的“人”和“事”。換句话说，“保柯”的目的，就是要挫败叶新田的隐议程；而“挺叶”的结果，就意味着叶新田隐议程的全面落实，其结果必将导致个人权力进一步的张狂，及大学理念与现有制度（虽然有待深化和改进），可能遭受进一步的破坏。

叶新田欠缺理念和公信力，无法扮演有如庄华兴所要求的“导航”的角色，已是不争的事实。其中最为突出的表征，是他本身不敢面对问题，也提不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他通过代言人只能在“枝枝节节”的问题上纠缠不清，间中还穿插一些“震惊”之类的作秀，或恫言要抖出更多的“真相”来吓唬人。一切的一切，就是围绕着一个目标：柯嘉逊一定要走！

更遭的是，他所重用的那几位在评论界颇具争议性的作者，已经成功地把他描绘成“新纪元私人有限公司”的实权大老板。新纪元事件，在他们笔下，只是简单的雇主和雇员的关系问題。他的好友黄某还进一步把这种关系比喩为主奴关系！整个事件，被定性为柯院长等人导演的一场“闹剧”，只要把柯院长奚落为一文不值的二毛子和混口饭的人，只要抬出尊重老板的“主权”，天下早就太平了！华教运动被糟蹋到这个地步，叶新田还要逞什么强呢？！

（四）几项呼吁

最后，笔者想借此机会发出几项呼吁：

1. 不论马六甲、森美兰和柔佛州三州董联会订于10月30日召开的紧急特别代表联席大会，是否順利召开，各州董联会都应果断地支持沈慕羽和张雅山两位华教元老的主张，续聘柯博士，让新纪元维持现状，着手处理各项內部矛盾，避免华教大分裂，使亲者痛，仇者快。

2. 由14位专业人士组成的所谓“独立遴选小组”不应沦为叶新田落实其隐议程的工具，串演公开征聘以迫走柯院长的闹剧。如果叶新田有尊重各位的“独立性”，就不应该把你们牵涉进新纪元的风波內，利用你们来清除柯院长，陷你们于不义。

3. 君子有道，绝对不应趁人之危。若有不慎应征者，也应暂时放弃，等到柯博士的去留问題真正获得解决之后，再做决定。有利益冲突的圈內人，为了避嫌，更不该在这个时刻应征。

4. 解鈴还需系鈴人，希望叶新田留有余地，回头是岸。否则，必须负起分裂华教的责任。

（李万千27/10/2008在马六甲新纪元事件讲座会上的讲稿）

　
　

我国当前的局势

2007-12-21T11:32:00.000+08:00

（一）从巫统2007年大会谈起

巫统第58届大会已经在2007年11月5-9日召开。由于巫统至今仍旧是掌控着国家局势的主导力量，因此谈论我国当前的局势由巫统大会谈起，应该是恰当的。

众所周知，在巫统“一党独大”的政治现实下，国阵的许多重大决策，都是在巫统大会上提出或定调的。每周的内阁会议，不外是在巫统领袖意愿的主宰下，形式上的“协商”而已，所以有“越‘协’越‘伤’”的嘲讽。我国的国会，则早已沦为国阵立法的“树胶印”—— 长期控制超过国会三分之二议席的国阵，不要说通过立法，就是想修改宪法，也是易如反掌的事。这就是长期以来, 巫统如此“狂妄”和“傲慢”的真正原因。

这次巫统大会，为了缓和非马来人的不满及面对即将来临的大选，种族主义的叫嚣略为收敛，伪善和黄色笑话间或取代了种族的激情。特别是首相阿都拉的政策演词被认为是较为“温和”与“平衡”———例如承诺不会狭隘地诠释回教并反对一切形式的暴力文化；为了全民而发展经济走廊或特区；保证巫统决不违反社会契约；认为马来剑也是用来自卫和保护朋友的；及承认我国面对包括罪案、宗教和种族关系等隐忧。

其实，这些较为“开明的言论”都有它们的前提：例如继续强调提升回教的地位、警告（巫统定义的）“社会契约”不容挑战、坦言经济走廊/特区为马来人议程服务、及为希山慕丁三度举剑的狂妄行为辩护等。因此，巫统实质上还是摆脱不了马来中心主义和土著主义的主导思想，尤以下列各项言论最为明显：

1. 党控制政府，而不是政府控制党: 巫统副主席慕希丁在接受马来前锋报(5/11/2007)的专访时重申已故敦拉查关于 “党控制政府, 而不是政府控制党” 的“马来人（巫统）当家” (Ketuanan Melayu)的既定政策, 暴露了国阵 “分享政权” 的实质。

2. 民族国家的四大支柱：慕希丁指出马来特权、国语和回教的地位、君主立宪是民族国家（Bangsa Negara）的四大支柱，对马来人来说这是十分重要及不可妥协的。换句话说，巫统实际上并没有放弃它的马来中心主义同化政策的隐议程, 即： “一个国家（Negara Islam）、一个民族（Bangsa Malaysia）、一种语文( Bahasa Melayu)” 。

3. 亮剑已成为巫统大会的传统：巫青团长希山慕丁第三度（2005、2006、2007）在巫统大会上亮剑，他的副手凯里强调不敢亮剑就是“民族叛徒”，首相阿都拉则以亮剑是自卫和保护盟友来认可这项极具挑衅性的行径。副首相纳吉则以武吉斯人（Orang Bugis）解决问题的三个法宝：即诉诸谈判（melalui Hujung Lidah）、诉诸婚姻（melalui Hujung Anunya）及诉诸暴力（melalui Hujung Keris），来表明不排除最终诉诸暴力的可能性。

4. 经济领域里的马来人议程：纳吉坦言，马来人议程是巫统最主要的议程，只要巫统存在的一天，就会始终不懈地为它奋斗。在经济领域里，它继续以马来人只占18.9%股权，未达致新经济政策马来人占30%股权的目标为藉口（EPU：18.9%、 Dr Fazilah 1997年：33.7%、2005 Asli 研究报告：45%、2006年财政部：36.64 %），继续落实各项马来议程，以延续新经济政策。除了第九大马计划，五个经济走廊和特区都强调马来人议程，而50家政府关联公司（GLCs，Khazanah Nasional, MoF Inc. KWSP, Bank Negara，Petronas, Tenaga National，Sime Darby，Proton等为其荦荦大者）则被赋予扶持马来工商企业和增加马来企业家的重任。

5. 教育领域里的马来人议程：纳吉在他的讲词中提到玛拉工艺大学（UiTM）正在许多地方（包括Kuala Pilah, Puncak Alam, Sungai Buloh, Tapah, Bukit Besi, Bertam, Johor Baru, Melaka, 及Kota Baru等地）大兴土木，建立分校，以及授以特许权（franchise）与22间学院合作，以期到2010年时，该大学的学生人数将达到20万人（目前政府大学的学生总数约为33万人）。此外，巫统也特地为马来子弟设立了敦阿都拉查大学(Unitar)，它的课程将专注于训练马来行政主管与企业人才。目前它正与美国著名企管教育学院Babson College 合作，草拟它的课程纲要，准备在2010年在两个校园收生3，000人。

6. 缺乏人民议程：巫统在强调马来人议程的同时，却忽略了（或轻描淡写）一些极其重要的人民议程：如越来越严重的贪污、朋党和群带问题，犯罪问题，言论与集会自由问题，司法独立问题，选举改革问题，恶法及人权受侵犯问题，物价高涨问题，民族关系与宗教关系问题，贫富两极化问题等等。

7. 凯里的两点建议:首相的女婿凯里的言论, 特别是有关英语教数理若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 就应回到原点; 及应检讨每年高达350亿的汽油津贴；倍受各有关方面的重视。因为以他目前在党内的特殊地位，这两项建议都具有政策性转向的预告或试探作用。

8. 对净选盟（Bersih）10万人大集会的强烈反应：对11月10日净选盟组织的10万人大集会，凯里叫嚣逮捕它的组织者，首相则发出“不要向我挑战！”（Saya pantang dicabar!）的强烈警告，预示了加以镇压的决心。

（二）我国政局演变的历史回顾

不懂得历史，就无法认识现在和展望将来。因此，有必要简略地回顾一下我国政局演变的主要历程：

1. 武装斗争失败及左翼运动式微：我国民族民主革命/改革的进程，虽然经历了超过半个世纪的复杂与曲折的斗争，至今尚未完成。一方面，英帝一手扶植的、以巫统为主体的联盟/国阵政权，继承了英帝的衣钵，以暴力镇压（通过国家机器与各项恶法）与议会欺骗的两手策略，自独立后延续了50/44年（马来亚/马来西亚）的种族主义极权统治。另一方面，马来亚与北加里曼丹两地反殖、反封建的革命武装斗争，分别在1989与1990通过和谈结束。武装斗争的失败、革命组织的解体、左翼党团的被全面镇压，加上国际思潮的剧变与意识形态的混乱等，导至我国左翼运动的式微。革命武装斗争的失败及公开阵线上左翼运动的式微，相信与我国民主进程的停滞不前不无关系。

2. 1960年代，社阵被全面镇压：我国的议会制度，是英殖民主义者在取缔了马共和它的统战组织之后，为了“合法化”它一手扶植起来的联盟傀儡政权而炮制出来的“假民主”。在诸多恶法和不民主选举制度下，我国的选民实际上并不曾享有自由与公正的选举权。人民社会主义阵线（简称社阵，1957-1965）作为我国独立后第一个强大的反对党联合阵线，在1960年代它在议会斗争方面，曾经取得不俗的成绩：获得乔治市、文冬、芙蓉、马六甲、居銮和新山等市议会及全国20多个地方议会的执政权。1959年大选取得8国16州议席的佳绩，1964年联盟利用马印对抗事件污蔑社阵“通敌卖国”，导致社阵惨败，只得2国8州议席。社阵在被全面镇压后（数以百计的领袖和干部不断在内安法令下被捕和拘留，许多支部和分部被封，唐保光、王忠、林顺成等烈士被杀害），被迫杯葛1969年大选。社阵的历史，具体地说明了若没有自由与公平的选举制度，议会斗争的道路是行不通的。此外，斗争路线的错误，也给左翼带来很大的损害。

3. 两线制与替阵的挫败：两线制（1986-1995）由华团民权委员会倡议。1990年反阵和1999年替阵的出现，都和巫统内部权力斗争导至的分裂有关。因此，它们并不像社阵一样，是基于共同的政治原则和理想、较为牢固的联盟，而是某种鬆懈的、权宜性的竞选伙伴。反阵以46精神党为主导，横跨“回教徒团结阵线”和“人民阵线”。竞选失败后（1990年46精神党取得8国14州议席，1995年只得6国12州），东姑拉沙里就现出机会主义的原形，率众重返巫统。替阵在1999年虽然组成了单一的阵线，整体上取得了可观的成绩（取得约44%的选票），行动党由于失利（参选44国86州，只胜10国11州，3巨头落败），后悔为回教党所累，遂于2001年911事件过后退出替阵。回教党大胜后（参选62国236州，获胜27国98州，执政吉兰丹和丁加奴）就自我膨胀，不顾盟友的感受推行回教化政策。受挫的公正党（参选60国69州，只胜5国4州）夹在中间，两面不讨好。2004年第12届全国大选，是在“烈火莫熄”运动基本上被镇压后举行，国阵以64%的选票赢得90%的席位（219席中的199席），替阵士气大挫（公正党参选59国124州，只得1国，几乎全军覆没；回教党参选84国262州，只胜6国36，而且痛失丁州政权。）行动党自行其是，成绩略有起色，得12国15州。

4. 开拓新的战略取向和格局：事实证明，社阵、两线政治和替阵的失败都不是偶然的。它涉及我国议会制度的不民主和欺骗性、国家机器和恶法的镇压、媒体的全面控制、金钱政治的泛滥等。此外，种族主义的政治思想、组织和运作方式，不但主导了联盟/国阵，实际上也在不同程度上约制着在野党。如果反对党联合阵线不能在政治思想、组织和运作方式上摆脱国阵的种族主义模式和促使当局废除各项不民主的法令和进行选举制度的改革，那么即使是权宜性地结盟，也不可能出现什么大格局。因此，替阵急需开拓新的战略取向和格局，尤其是组织和动员人民力量，迫使当局废除各种恶法和进行选举改革，确保更加自由与公平的选举；以多元、民主、自由、公正与进步的共同纲领，取代朝野的种族和宗教政治，让人民有所选择。

（四）我国当前局势的一些特点

综合观之，我国当前时局有以下一些特点：

1. 国阵/巫统政权日益腐败，丑态百出：《当今大马》主编颜重庆说，现在是新闻工作者的“黄金时期”，因为许多大课题接二连三地“爆发”出来，不愁没有‘热门’课题可以报导。目前，“蒙古女郎丑闻”还在审讯，“林甘录影带（Lingam Tape）司法丑闻”就闹到满城风雨，接着又暴发了两场万人大示威，真是愈演愈烈。

2. 国阵成员党内部矛盾加剧：巫统坚持“以党控制政府”、在政策层面的“一意孤行”—— 如片面宣布我国为“回教国”、数理以英文作为教学媒介、延续新经济政策等，显示了“马来人当家”的傲慢和霸道，使国阵“分享政权”的许诺，沦为空话。“9名内阁部长收回致给首相关于修改宪法121（1A）条文的备忘录”事件、高教部长替翁诗杰向教育部长事件及“三度举剑”事件等，使国阵其他成员党受到公开羞辱。马华、民政、人联、国大党等种族性政党，在本族群面前抬不起头来。

3. 贪污腐化更形猖獗：首相阿都拉上台之后，给人以他将大刀阔斧地反贪污的假象。可是随着反贪污局立案调查的18条“大白鲨”杳无音讯，他与老马互揭谁的孩子获得更多政府合约，一连几年政府稽查报告所揭露的贪污滥权行为并未受到认真的调查和对付，国防部买军火和战斗机涉及的丑闻，国安部、警察首长及反贪污局首长、教育部官员、公共工程局官员及交通局官员涉及滥权贪污的例子越来越严重，而且无孔不入。

4. 全面控制主流传媒, 企图管制网络媒体和博客：国阵政府通过官方或执政党控制的传媒，及出版与印刷法令、煽动法令和官方机密法令等全面控制主流传媒，副国安部长胡亚桥就曾承认由于管制媒体而被称为“太上编辑”。近来，当局还企图迫害知名的博客（如黄泉安、蔡添强，陈仁义及黄明治等）, 以达到管制博客的目的。在网络时代，这项倒行逆施是注定要失败的。现在在网络媒体和国际媒体的冲击下，主流媒体变得十分可笑，例如净选盟的数万人大示威，主流媒体只准刊登交通堵塞的相片！

5. 巫统推行回教化政策：在与回教党竞争回教化方面，巫统除了宣布我国已经是一个“回教国家”之外，在司法方面，还让回教法庭的权限侵犯高庭权限的事件发生（例如M Moorthy 案、及 Marimuthu-Raimah Bibi案等），使到宪法第11条款赋予人民的宗教信仰的权利受到侵犯（Article 11: 1. Every person has the right to profess and practice his religion and, subject of Clause (4), to propagate it.）。一些开明的非政府组织，就建议修改宪法第121(1A)条款（Article 121(1A): The courts referred to in Clause (1) shall have no jurisdiction in respect of any matter within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Syariah courts）使高庭与回教法庭各自的权限更为明确，此举却引起了回教团体的激烈反对，结果半途而廢。而一个称为“Article 11” 的维护宗教自由的团体，所进行的系列讲座会，则由于受到回教非政府组织的干扰而被令停止有关的活动。此外，筹组各宗教委员会（IFC）的努力也被迫放弃。

6. 我国司法公正荡然无存：由于林甘录影带（Lingam Tape）的广泛传播及律师公会在2007年9月26日发动2，000人参与的“公正之行”（Walk for Justice）, 领导舆论要求成立皇家调查庭调查有关丑闻。（政府在舆论压力下，已经同意成立皇家调查庭，唯它的权限尚有待确定）。现在，人民已经知道首相（当时是马哈迪医生）如何通过他的朋党，物色和安排“效忠”的人选，由首相向元首推荐，由元首委以司法高职，使司法沦为首相及其朋党的“工具”。

7. “烈火莫熄”第二波？2007年11月10净选盟（Bersih）所组织的要求选举改革的约4万人大集会及11月25日兴都权益行动力量（Hindu Rights Action Force, 简称Hindraf）所发动的约3万人大集会都是在被宣布为非法及镇压下成功举行。在短短的两个星期内连续发生两场这样大规模及激烈的街头斗争，在我国历史上还是很少见的。虽然前者以马来人/回教徒为主，后者则几乎全是印度人/兴都教徒，但两者的参与者，对政府都存有很大的不满，而且都得到国际传媒（如CNN，BBC，Al Jazeera和youtube等）和本地网络媒体（如malaysiakini, merdeka review，malaysia today及newskini等）广泛报导或转载。另一特色是，两者都有颜色的认同，净选盟认同“黄色”，兴都权益则选择“橙色”，可能透露出一些背景讯息。首相警告将以内安法令对付非法集会者，说明了他们内心的恐惧。如何看待这两场大示威，特别是Hindraf的骤然崛起，将成为时评的焦点。

8. 对第12届全国大选的预估：如果以2004年大选以来的5 场州议席补选，国阵5战皆捷（Kuala Berang, 对垒回教党，多数票2059; Pangkalan Pasir , 对垒回教党，多数票134; Batu Talam, 对垒独立人士，多数票5857; Machap, 对垒行动党，多数票4081; Ijok, 对垒公正党，多数票1850）来看，国阵还是占了整体的优势。但近来局势的迅猛发展，可能打乱了国阵的阵脚。一般上的感觉，行动党在本届应有较好的成绩；而公正党也有望赢回1999年所取得的成绩（该党若无较大的突破，将面临生存的考验）；但回教党要重现1999年的辉煌，恐怕就不太容易了！

（五）尾声 —— 焕发出生命的“余晖”

从以上的具体分析中，可见各党团和非政府组织仍旧在歧异中模索着我国民主改革的进程和道路。看来“路在何方”的困惑仍然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最近两场在镇压下成功举行的数万人大集会，可能显示了当前我国民主革新运动的新动向和契机，但也潜伏着被种族化和宗教化的政治危机（特别是兴都权益行动力量的斗争方式） —— 目前的局势，和1987年茅草行动之前的局势是否有点类似？无论如何，必须提高警惕，防止别有用心者利用宗教和种族情绪，挑起社会的不安和动乱，以达到趁机镇压和瓦解民主改革力量的目的。

最后，愿以：“焕发出生命的‘余晖’，继续为我国民主改革的事业作出贡献！”与各位老友共勉之。（本文为2007年12月9日在砂中区友谊协会10周年纪念时势论坛上的讲稿）

死无葬身之地

2007-10-12T14:14:00.000+08:00

【知己知彼／李万千专栏】人与动物的区别之一，是人死之后，必须有葬身之地；而动物则天生天葬，无需料理后事。这大概是拜人类的进化和文明所赐罢！因此，即使是战死在战场上的士兵，其遗体一般上也会就地或被运回家乡安葬，让他们的亲属和子孙后代，有个祭拜和追思的场所。

尽管这样，“死无葬身之地”的事时常还是会发生，因为野蛮往往和文明并存，有时还会驾凌文明之上。因此，践踏人权、人伦或人类基本尊严的事件，无时无刻不在世界各地发生，在我国也不例外。

大家都知道，马来亚共产党（马共）为了抗日、争取国家独立及它的宪制地位，进行了近半个世纪（1942-1945，1948-1989）的武装斗争，直到1989年底才与马来西亚政府达致最终的谅解，签订“合艾和平协议”，化敌为友。但是，一些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仍然有待解决。

不让烈士们弃尸荒野

其中一项是关系到1973-1988年间，不少在马来西亚境内活动的马共第六突击队和其他马共地下单位的成员牺牲了，但这些牺牲者的后事并没有获得应有的妥善处理。这种“死无葬身之地”的非人待遇，无疑是牺牲者家属和前同志们永远的遗憾和伤痛！

随着时间的流逝和环境的变迁，为这些牺牲了的亲人和同志建立公墓，看来是弥补这“永远的遗憾和伤痛”的最好办法。正如《立碑建委会》於2001年12月13日所发表的《我们的话》中所指出的，他们准备在劳勿地区的荣华富贵山庄购置墓地建立总坟，“目的是不要让烈士们弃尸荒野，做无家可归的孤魂；要按照我们华人的习俗，为他们招魂定位，供后人祭祀，并祈求地方上永久安宁。”

其实，这批马共成员会搞到“死无葬身之地”，政府及有关当局也有责任。因此，建公墓这项合情合理、符合人伦和人权的做法，彭亨州政治部虽然百般阻挠，一些不负责任者还恫言“建一个、炸一个”，结果还是不敢公然破坏。

几经曲折，169位马共殉难者的公墓终於在2002年9月1日落成。此后，每年的清明节，家属和前同志们都在政治部的监视下，到总坟拜祭和追思，以慰烈士们在天之灵！

劳勿居民尊重及谅解

连续五年，拜祭和追思活动都顺利举行，没有引起任何问题。这充分说明，劳勿地区的人民对上述总坟的存在和清明节的拜祭与追思活动，基本上还是采取了尊重和谅解的态度。事实上公墓是建在效外的私人墓园里，对公众人士并没有造成不便，与治安更是风马牛不相及！

尽管如此，在国安部和政治部官员的参与下，劳勿县议会主席竟然在2007年9月17日向劳勿风景墓园园主发出通知书，援引1974年道路、沟渠和建筑物法令第72（1）（b），限期在14天内园主必须自行摧毁被硬说成是“纪念碑”的上述公墓，否则期限过后，等於自动要求县议会执行摧毁工作。

由于事态严重和紧急，家属们就成立了反对毁墓家属委员会，说服墓园园主一面回复劳勿县议会，要求展缓毁墓行动以寻求解决方案；若事情没有转机，则准备向法庭申请庭令，阻止劳勿县议会采取毁墓行动。

9月25日，反对毁墓家委会在吉隆坡举行记者招待会，在会上说明了事件的经过，并重申坚决反对毁墓的立场和五点理由：即公墓建在私人墓园里；它是按照墓园的一般条规和要求兴建，并不违法；它的兴建得到彭亨州政治部的认可，现在若加以摧毁，则有“朝令夕改”之嫌；摧毁坟墓对华人或其他民族来说，都是绝对的禁忌和冒犯；及毁墓的意图，对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没有任何的好处，也是对基本人权的严重侵犯。

由于毁墓意图缺乏法律的依据，又严重侵犯华族的风俗和禁忌，副国安部长胡亚桥经家委会的要求，遂出面和有关当局交涉。据胡氏透露，有关当局已经同意公墓不是纪念碑，所以不必拆除。由于事情出现转机，家委会已经指示律师，暂缓申请庭令的法律行动，等待劳勿县议会把毁墓的通知书收回成命。如果不出现新的变化，问题相信可获得解决。

不应剥夺死有所葬权利

其实，家属或前同志应该有权为殉难的马共或砂共成员，在私人墓园里建立公墓，为他们竖立墓碑或纪念碑，这是信仰自由的体现，也是人类精神文明、习俗和宗教的需要，不应该过度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也不应该坚持过时的冷战思维，仇视或歧视前马共或砂共成员，包括殉难者及其家属。

有关当局应该吸取意图拆除孝恩园九一烈士碑和抗日英雄碑，及劳勿马共殉难者公墓的失败经验，尊重和容忍东西马现有的各有关墓园的墓碑和纪念碑，因为“生有所养，死有所葬”及祭拜、纪念与追思亲人与同志的基本人权及精神与情感的需求，是不应该被剥夺的。

对不同的思想、信仰和意识形态的尊重和容忍程度，其实也可作为一个国家民主和自由程度的度量衡。但愿我们的国家，随着时代的更新，越来越开明和进步，而不是越来越保守和反动！

道歉等于请求减刑？

2007-08-23T11:01:00.000+08:00

被喻为“唱翻天”的Negarakuku的作者黄明志，在被 “恶势力”缠上后, 还曾“大义凛然”地表明: “他们能压迫我，抓我，叫我remove 掉任何东西，但没有人能改变别人的思想，更没有人能掩饰事情的真相！” 这话真是说的“西北”好！“西北”够力！

可是，在马华公会头子蔡细历，一个多小时长途电话的“诱导”下，原本不知道为什么需要“道歉”的他，突然茅塞顿开，同意“公开道歉”了。

若根据2007年8月15日马来前锋报的报导，明志的三点声明根本没有见报，刊登出来的尽是细历片面的说词，加上主流记者重申他们“炮制”出来的“罪状”，志明好像是通过马华公会公开加以承认并道歉。有关罪状为：

1. 黄明志所创作的Negarakuku触及国家敏感课题；
2. 他“戏弄”（persendakan）象征国家主权和尊严的国歌；
3. 他“没有教养”（biadab），使用粗话来侮辱国家、宗教、民族及贡献良多的领袖。

听过Negarakuku的人都会清楚，国歌本身是完完整整的，明志并没有改编它的歌词或传统唱法，一位评论者还特地为文称赞他演唱国歌时所体现出来的爱国情操，因此，“戏弄” 国歌的说法是不成立的。

个人认为，改编国歌的说法其实是很具误导性的。事实上，他只是以国歌作为背景，间隔地以饶舌方式唱出自已创作的另一首“国歌”，即Negarakuku (可译为《我的国歌》，也即Negaraku-ku)。

在50周年国庆来临之际，他把国歌和自己创作的歌曲扯在一起，也许是想制造一点“轰动效应”（当然想不到会“唱翻了天”那么严重），反而给“有心人”抓住“把柄”，说是侵犯了所谓“国家的主权和尊严”！

最要命也最没有根据的就是恶意的指责他“没有教养”（biadab），使用粗话来侮辱国家、宗教、民族及贡献良多的领袖。

这正是马来主流报章蓄意“炮制”的、煽情的“罪状”。巫统领袖们竞相出来“搞局”，威胁要用内安法令、煽动法令、撤消护照、吊销公民权、引渡、甚至祭出513种族屠杀的王牌来对付明志，所根据的也正是上述以讹传讹的所谓“罪状”。

明志喜欢用粗俗的福建话，包括骂粗口（例如“赌懒”、“欠干”），但他并没有用它 “来侮辱国家、宗教、民族及贡献良多的领袖”，这点是绝对不容含糊，也绝对不能认错道歉的。

正如有人想象丰富，硬要把Negarakuku 说成是Negara-cuckoo （英文cuckoo 为布谷鸟，引申为“疯狂”，“鸟”还可以进一步引申为“阳具”）或Negara-kuku(besi)，即专制国家，并把这笔账也统统算在明志头上，这是十分不公平的。

明志骂粗口，也许是故意向社会上那些被视为“低贱者”认同，并藉以和那些自视为“高贵者”/“高雅者”唱反调。其实，他的歌词就明白写道：“你很高贵，你很高雅，大便很香，不会骂粗话，你们最 high class, 每天要浪漫，听光良品冠，可是人家都已经跑去了台湾。”

在民间，一些人整天“‘干’来‘干’去”，习以为常。但是否有必要以骂粗口来对抗扮高雅者，也是可以争议的。无论如何，个人骂粗口未必犯法，也可以不顾“道德正确”那一套，只是若骂错对象，后果还是需要自负的。

个人觉得，描绘一下警察受赂的“丑态”或行赌者怕中saman的“心态”；公务员做事“慢慢来”，你排你的队，他吃他的kuih；不要怪政府只会照顾土著，不要怪我们没有受到公平照顾；佩服马来人生活悠闲、追求“开心”和“舒服”，不要学华人“忙忙碌碌”等等，都没有什么大不了，因为它们毕竟是作者个人的感受，未必正确和客观，你可以同意，也可以不同意。

可是，与回教堂一早呼唤祈祷的颂词（Azan）开“玩笑”或搞“幽默”什么的，则显然是对宗教不够敏感的不明智作法。“morning call”的比喻，还有贴切的一面；但把“几间（教堂）一起唱”比喻为“情歌对唱”和“唱R&D”，还批评它“走声”、“破声”或“像公鸡”（的啼声），相信绝大多数回教徒都会受不了，何况目前宗教问题正处在特别敏感的时刻。

现在明志的“公开道歉”只有马华接受，内阁则有不同的说法。首相阿都拉说，内阁接受明志的道歉，但认为一个人若作出抵触法律的行为，就不能逃脱法律的制裁。首相署部长纳兹里更明确指出有关道歉仅可被视为要求减轻刑法的陈情，不能作为不提控他的理由。他可能在煽动法令下接受总检察长的调查。

从事态的发展看来，马华诱劝明志“认错道歉”的结果，不但帮不了他渡过难关，反而使他陷入认罪道歉，等待制裁的难堪处境。事情如果没有转机，马华公会要怎样和明志及其家人交代呢？（17/8/2007）

“秀才”也造反了！

2007-08-23T10:46:00.000+08:00

正当我国两名著名学者（也是前马大教授）, 赛胡新阿里博士和林德宜博士发起反对大学“操守协议书”（Surat Akujanji，以下简称“协议书”）签名运动的时刻，北方大学当局却向拒绝签署“协议书”及为文批评此事的阿兹里拉曼博士（Dr Azly Rahman）发律师信，准备加以迫害，这种作法是何其嚣张啊！

反“协议书”运动在请愿书中明确指出，签署违反言论与结社基本自由权利的“协议书”，对我国各大学的健康发展和国家的进步都是极其不利的。因此，它要求废除有关措施，并吁请大学当局恢复所有因为拒绝签署“协议书”而被革职者的职位，包括阿兹里拉曼博士及其妻子穆蒂亚拉莫罕默德博士（Dr Mutiara Mohamad）在北方大学的教职。

这项维护大学言论及结社自由的正义行动，获得40名在职和已离职的大学教授和讲师们的签名支持。另外一些在职人员也致函表示支持，惟要求不要公开发表他们的名字，以免受到对付。北方大学若还有丁点的学术良知的话，至少在道义上应给予同情和支持；而不是选择在这个时刻，发律师信准备对付维持学术尊严的阿兹里夫妇。

有关律师信限定阿兹里博士，必须在14天内向北方大学公开道歉，并立即停止在任何网站或其他媒体发表具有抵毁北方大学或煽动大学职员不签署“协议书”的文章。如果阿兹里拒绝这么做，那么有关律师楼将向法庭申请庭令，迫使阿兹里就范。届时阿兹里还必须负责诉颂的一切开销。

其实，由於拒绝签署“协议书”及到大学报到，阿兹里博士早在2004年12月8日，已经被北方大学纪律委员会革除教职。他表明，拒绝签署是由于有关“协议书”的内容是违宪的，特别是违反了第10条有关我国公民享有基本自由的规定。我国宪法第10条写明：

(a) 每一位公民都享有言论和表达的自由权利；
(b) 所有的公民都享有在和平及不携带武器的情况下集会的权利；
(c) 所有的公民都享有结社的权利。

阿兹里博士重申他反对有关“协议书”，特别是第（xiii）条款和第(xi)条款的无理规定，即：
（xiii）不引进外来影响或压力以促进本人或其他职员对北方大学或关系到北方大学的各项要求；
(xi) 不违反指示或做出任何可以被视为违反指示的行为。

阿兹里夫妇不仅是基于原则问题拒绝签署有关“协议书”，他们对北方大学当时的副校长法沃兹巴斯里博士（Dr Fawzi Basri）也持否定的评价，包括他所揭露的：

• 在他出任当时新成立的“创新教育中心”主任期间，法沃兹曾存心想要挫败他的努力；
• 法沃兹曾干预阿兹里所建议的新课程的教材，即Paulo Freire 所著的“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
• 法沃兹不关心言论自由，只想利用他在大学里的地位来追逐政治利益与个人利益；及
• 法沃兹曾经涉及压制持激进异议观点的学生。

他也举出以下三个例子来说明“协议书”将如何被滥用：

1．副校长可以在违背各有关学系当局或学生的意愿下，强行实施国民服役或灌输思想的课程，违反人身自由或思想自由等普世价值。
2．如果副校长不同意例如政治学教授的教材，那么他就可以“指示”有关教授更换教材。
3．如果校方不合理地对付在公众论坛提问或发表异议的学生，虽然这种作法是违反公民拥有言论自由的宪制权利，签了“协议书”就难以反对。

可见阿兹里夫妇不签署“协议书”的理由是充分的，现在更受到全国无数有良知、珍惜言论与结社自由的教授与讲师们的共鸣与支持。虽然被迫在美国教学，阿兹里夫妇还是心系祖国和本地大学的学子。

这次还准备在有关方面的斡旋和安排下，在无需签署“协议书”的情况下回国服务。有关安排不但为北方大学现任副校长旦士里诺丁卡蒂尔博士（Tan Sri Dr Nordin Bin Kardi）所断然拒绝，而且还报以上述律师信。如此以怨报德，真是令人难以相信。（3/8/2007）

阿米尔与马共的故事

2007-03-23T10:50:00.000+08:00

阿米尔莫哈末（Amir Mohammad）所拍摄的两部记录片 - 《最后的共产党员》和《村民，你好吗？》- 连续被当局禁映，既无意间奉红了他，也引起各界对马共课题的广泛关注和讨论。这些发展，相信并不他和当局所预期的，真是“世事难料”啊！

从《东方日报》记者陈富雄对阿米尔的访问（参阅2007年3月15日《名人部落》），可以知道后者的一些心路历程。七年前（他现在35岁），他取得了律师的学位，也尝试考取执业证书，但仅仅两个月，就无法忍受“好像回到初中一的那种感觉”。为了“好玩”，他竟拍起电影来了。

受访时，他承认拍记录片连剧本都没有，只希望遭遇的变数能给他自已带来“惊喜”，同时也点燃别人的思想“火花”。这一次，他拍《最后的共产党员》的动机也十分单纯。他说：“没有人叫我去拍它，不是为了钱，也不是对共产主义有兴趣，或是要成为历史学家，只是为了填补青少年一些无知的空白，想知道的更多一点而已。” 单纯的动机，使他毫无顾忌地直闯马共课题这长期的“禁区”。

他毫不隐瞒自己对政治没有好感。他说宁愿去挖掘德士的课题，也不会投身政治。因此，他根本没有想过要“美化”（或“丑化”）马共。对“政客”，他更是不客气地给予批判。他比喻道：“一个国家只以政客来代表，麻烦可就大了。你想像一下，美国人全都是布什的话…。”

连续两部有关马共的记录片被禁映，使他感到“自己是被逐者”，也许有些失落。但他并不後悔自已是第一个站出来拍马共故事的本地人。他反问道：“当英国广播公司和澳洲电视台掌镜拍马共（的故事）时，我们没有抗议；但当本地人挺身出来拍时，却有反对的声音。”他显然不认同这种“妄自菲薄”的情意结。

他坦率、自我但不唱高调。例如他说当年他流学外国，理由只是为了要离开我国，念法律则是因为它较容易读；现在没有想要移民，只是因为这里的食物太棒了！他不好为人师，更拒绝“我是为群众做事”之类的“谎言”。他说他不喜欢写作，写专栏只是因为喜欢“写完了”的成就感。作为艺人，他除了具有感性情怀之外，也有一颗清醒的理性头脑。他对当局7点禁映理由的14点反驳，可资证明。

当局禁映的7点理由可概括为：

1. 影片主题似乎是把马共的斗争描绘成神圣及值得赞颂的。
2. 马来西亚政府对马共不公平，因为没有珍惜他们的斗争。
3. 只讲述马共的立场和斗争目标，俾社会同情及珍惜他们的贡献。
4. 批评马来西亚政府没有像泰国政府一样提供土地、房屋和基本设施给前马共成员以维持他们的生计；批评政府，君主立宪制和马来人。
5. 争议前首相东姑阿都拉曼导致《华玲和谈》的失败，其实是马共拒绝放下武器。
6. 把前马共成员的斗争和反英殖民主义的马来英雄们（如Datu’ Bahaman, Mat Kilau, Tok Gajah, Dato’Maharaja Lela, Tok Janggut 等）并列，歪曲历史事实。
7. 因为此片的事实正确（注：原文如此）故不适合公众观看。此外，对马共的前受害民众及保安人员而言，也将引起他们的痛苦记忆和敏感性。

正如我国历史教授谢文庆博士的研究成果所显示的，我国首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前副首相敦依斯迈医生及另一副首相敦嘉化巴巴，都曾经在他们的回忆录或著作中，公开承认马共和其他左翼力量在争取我国的独立斗争中，曾经作出他们的贡献。

因此，承认马共在抗日、反英和争取国家独立的斗争中作出贡献，是符合历史事实和公允的。基于同样的理由，把前马共成员的斗争和反英殖民主义的各有关马来英雄并列，也并不过分。此外，东姑导致《华玲和谈》的失败也早有定评，因为东姑在英帝的指使下要求马共“投降”，毕竟是历史的事实。同样的，泰国政府比我国政府更加善待在《合艾协定》下放下武器的前马共成员，也是我国政府无法加以否认的事实。

在战争期间，双方各有伤亡，也是无可避免的。若要追究，首先应该追究的应该是和谈为什么会失败的历史责任。时至今日，既然已经实现和平多年，既然早已化敌为友，就不应该再片面和单方面地强调历史的“痛苦记忆”和“敏感性”，以达到煽动对抗情绪或要胁对方的目的，这样做是不符合和平协定的内容和精神的，不可不察，也不应该重复地、不负责任地使用这一招。

在以上的大背景下，细看阿米尔从治安、影片级别、客观采访、官方诠释、警告字幕、国际影展、宏愿原则、人民的成熟度、签署承诺书、冷战结束、多元观点和尊重异议者的权利等方面所提出的14项有关《村民，你好吗？》禁令应该解除的理由，除了显示出作为律师严密的逻辑性之外，还很幽默和具讽刺性，值得详读：

1. 禁映的理由全属对历史的诠释有异于官方的论述，而未涉及治安问题，给予警告或裁剪就够了。历史的诠释不是一成不变的，近50年来对汉都亚（Hang Tuah）和汉惹霸（Hang Jebat）诠释上的争议不休，就是一个例子。
2. 如果此片不适合社会大众观赏，可如处理The Passion of the Christ 一样，限制性放映（tayangan terhad）。
3. 当局分不清很基本的一点，即“影片所讲的”和“片中受采访者所讲的”两者之间的区别。本片导演只是客观摄制，不加旁白，让观众（对受访者的见解）作本身的判断。
4. 由于政治的因素，此记录片可列为18PA级，以供满18岁的成年人观看，因为他们已通过国家教育制度，熟知有关问题的官方诠释。
5. 本片放映前，可打警告字幕如：“马来西亚政府的警告：禁止共产主义思想，不许模仿此片中危险的意识形态！”有关字幕可加霓虹灯的闪烁效果，末端的感叹号一个若不够，可加至五个或十个。
6. 看过反共宣传片Jungle Green Khaki Brown 的人可以看此片，他们不可能受到片中老人对话的影响。
7. 本片曾在柏林国际电影节首映。地点就在柏林倒塌的围墙附近，近千名柏林人民观看此片，尽管他们也经历过东西方冷战的祸害，但并没有观众抗议、晕倒或发狂。
8. 禁映此片有违2020宏愿所推崇的一些原则，如“自由的精神”、“成熟的民主社会”、“进步”及“互相忍让与开明的社会”等。
9. 本片极可能和《最后的共产党员》一样，将获准在新加坡上映。同样经历过紧急状态的新加坡人民比我国人民更加成熟，我们不会觉得难堪吗？
10. 可以要求想看此片的人，和大学生、讲师和公务员一样，先签署“承诺书”（Akujanji），保证即使在睡梦中，也不实践共产主义思想。
11. 近10年来，与共产党比较，有更多的人受到飙车族（Mat Rempit）的危害，但却有3部有关飙车族的影片在全国放映。为什么不尊重飙车受害者的感受？
12. 早在1989年冷战已经结束，我国已经和中国、古巴等共产国家建立非常良好的关系。共产主义的课题还有什么禁忌可言呢？
13. 今年我国将庆祝实行民主制度50周年。在民主国家里应允许多元观点的存在，否则，就无异於一些共产国家和神权国家了。
14. 去年当《最后的共产党员》被禁映时，有数十篇评论出现，我们可以认定这群人是想看被禁映的两部记录片，正像有人选择要看Remp-It 2 一样。

看来阿米尔的14项反驳，已经暴露了官方的话语霸权和诠释霸权。作为艺人，他在追求“自我”充实和给别人带来“惊喜”的过程中，无意间已经对官方霸权和独断进行了“颠覆”，打破了拍摄、关注和讨论马共课题的合法性和必要性，官方的“马共暴徒”形象，开始逐渐为民间的“抗日反英斗士”形象所取代。越来越多的人会像阿米尔一样，开始亲切友善地问候马共成员：“Apa khabar Orang Kampung?”（16/3/2007）

恶狼摇身变外婆

2007-03-09T11:21:00.000+08:00

最极端的政客，在大选前也会以最“开明”的姿态出现，以骗取选票。最突出的例子，是发生在1999年第10 届大选前，由于受到“烈火莫熄”运动的冲击，国阵选情吃紧。于是对2000 余华团提出的“大选诉求”，在替阵全力支持的压力下，被迫“原则上赞同”。但大选胜利后，不但不遵守承诺，还反过来“秋后算账”，政治伦理荡然无存。

2007年3月2日星洲日报以4版专辑，图文并茂地发表该报记者对教育部长希山慕丁的独家专访，也是“恶狼摇身变外婆”的另一大选前杰作。一位曾举剑誓言捍卫“马来主权”的种族极端分子，忽然间扬言准备与要炸掉他的华裔朋友住家的回教极端分子“拼到底”，改变的也太快了！

这类戏剧性的表演，把它当成大话、空话来听好了。大家不要忘记，当年恫言要烧掉雪华堂的，并不是什么“回教极端分子”，而恰巧是希山所领导的巫青团，当时他并没有站出捍卫雪华堂啊！在专访中，他满口“真诚”，发表了许多看似“开明”的见解，但只要仔细地加以推敲，或稍与政府的教育政策及最新发表的“2006-2010年教育发展大蓝图”（以下简称“大蓝图”）对照一下，就可以看出它其实是言不由衷，破绽百出的。

首先，国阵政府真的如希山要我们相信的，已经放弃了要实现一个以国语作为主要教学媒介语的国民教育制度的“最终目标”吗？读一读“大蓝图”第4章《建立民族国家》第4.26 节的译文内容，大家就会清楚当年《拉萨报告书》的“最终目标”事实上已经是“大蓝图”的“现行目标”了：

“4.26 教育是在国民团结与融合行动计划下制定各项方案所必须加以考虑的重要方面。国家教育制度必须为一大批年纪尚轻的人民，提供互动与社会化的环境与便利。
• 鼓励实现一个由学前到中学阶段，使用一种媒介语（国语），共同的课程纲要和课外活动，及一种被共同承认的考试和文凭的学校制度。
• 在小学和中学，提供学习我国主要民族语文的方便，作为所有学生的选修科目。”

除了最终目标变成现行目标之外，我国各母语源流还面对宏愿学校计划（暂时搁置不等于放弃有关计划）和数理以英语教学的变质危机，华社有什么理由可以不必再担心了？希山承认华语是世界的沟通语文和工具，并不能改变在我国，马来语是唯一的国语和官方语文，其他语文仍旧处在被歧视、不能自由使用的事实。国阵最近在马六甲举办的“华人新春大游行”和马大当局在校园内举办的“Pesta Angpao” 庆典，中文字一概不准使用，不知道大家心里头的滋味是什么？

“华教课题非零和游戏”，“增建华小已不敏感”，“希望华小媲美中国小学”等都是一些好听的说辞，也反映了向来歧视华教者的心历路程，连说谎都无法自圆其说。首先，是谁把华教课题当零和游戏了？是谁认为增建华小是敏感的了？这绝对不是华教工作者，而是仇视华教、把华教视为国民团结与融合的障碍者的心态，就如上文所引 “大蓝图” 第4.21节的“现行目标”一样, 必然会把华教和国民教育体系对立起来，当成零和游戏；也必然会认为增建华小是敏感的!

既然增建华小已经不敏感了，就增建吧。就与董教总坐下来，划定增建的地区和数目吧，还谈什么优先搬迁和扩建，什么搬迁学校也算是新华小？讲来讲去，还不是“出掌教育部近3年来，他已批准8 所华小迁校”那一套？华社所要求的，是和国小一样，根据收生的需要增建华小，不是部长根据政治议程和需要的权宜“变通”（搬迁和扩建）和破例“施舍”。

其实，打“微行华小”搬迁的主意也是不对的，因为这等于变相关闭了有关地区的华小。此外，如果希望华小媲美中国小学是真心的话, 也就不会公然推行国小为首选学校, 在拨款、师资、设备、建校等各方面实行歧视政策，就不会把《拉萨报告书》的“最终目标”变成“大蓝图”的“现行目标”。

致于说什么“以具体行动解决华小师资”，这是重复了一千零一遍的“陈腔烂调”，一点新意也没有；说什么“听取各界意见，英语教数理政策研究中”，更是明显的“缓兵之计”。2008年转眼就到，教育部其实已经采取步骤，准备提高学生的英文水平以便贯彻英语教数理的政策，马华公会的立场仍旧十分暧昧，至今还在争取双语出题呢！

在访谈中，希山不拒绝与董教总领导人见面，但前提是“他们必须让我看到一颗真诚的心。” 言外之意，就是这3年来，首相和他拒绝与董教总领导人会面，就是因为对方不够“真诚”，没有让他们看到“一颗真诚的心” – 难怪有心人迫不及待的纷纷表态，高高举起一颗颗真诚的心。

有趣的是，一度因为“诉求事件”被马哈迪医生视为共产党和极端分子的郭全强，现在竟然获得希山的高度评价，称郭氏“是一名让他尊敬、充满睿智的华教斗士”。说他的态度“中庸、理性及容易讨论问题。”

他还特地提起在诉求事件最棘手的时期，郭全强曾与他会面讨论问题（结果当然是让巫青的无理要求得逞了）。当然我们也不会忘记，在第11届大选前，以郭氏为首的董教总从第10届大选提出“大选诉求”的积极抗争，退到宣布“中立”，深受马华和巫统的欢迎。而这一次，在第12 届大选前，已经从董总主席的位置上退下的他又跳出来提出董教总应主动接触巫统和马来人，以消除“误会”云云，也同样受到马华和巫统的欢迎。

希山还强调董教总并非唯一的维护华教组织，说什么“没有任何人可以绝对垄断”华教，说什么“董教总领导人常指他们很难与国家最高领导人会面，但是他们在希望获得他人的友谊之前，可能已是时候重新评估斗争的方式了。” 这和马华和亲政府华团的论调是何等的相似啊！希望董教总的领导人，不会在当权者的称赞和分化声中迷失方向！（7/3/2007）

主动向巫统举白旗？

2007-03-06T16:16:00.000+08:00

每当全国大选的跫音越来越近的时候，董教总的动向都会倍受关注，因为董教总对华社的影响力，毕竟是任何方面（特别是政党）所不能加以忽视的。这也许就是星洲日报2007年2月26日以头版头条大事报导对董总前主席郭全强先生的专访及随后一系列跟进炒作的原因。

在这关键时刻，重温一下董教总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在大选前的重要决策，相信对我们理解董教总当前的处境和可能存在的“隐议程”是有好处的。无可否认，不论是在1982年第6届大选，郭洙镇、许子根等华教“8壮士”加盟民政党，希望从国阵内部寻求突破；还是在1990年第8届大选时，前董总主席林晃升先生等人领导27名华教人士参加民主行动党，以“壮大反对党，促成两线制”；都在当时掀起过政坛巨浪，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我国政局的发展。

发生在1999年第10届大选的华团“诉求事件”，更引起首相马哈迪医生“秋后算账”，把华团领导人比喻为共产党和回教极端派，指他们在大选前对国阵进行“讹诈”，迫使它支持华团的“诉求”，因此恫言要以内安法令对付以董总主席敦全强先生为首的华团领导人。巫青团在民政党领袖的配合下更进一步向诉求工委会施压，令它搁置所谓抵触“马来人特权”的各有关条文。

到了2004年的第11届大选前夕，以郭全强和王超群为首的董教总领导人由于本身的局限和立场，在高压下已经无法坚守阵地，遂宣布董教总将基于“关心政治，超越政党”的既定政策，在该届大选中，保持“中立”。在“诉求”被无理打压，母语教育处于变质危机，多元政治面临严峻考验的关键时刻，宣布所谓“中立”，实际上就是等于放弃积极的抗争。

用郭全强本身的话，就是采用所谓“友好协商的领导方式”，与“主张硬一点” （郭氏用辞）的人分道扬镳，渐行渐远。具体的做法就是向马华及它控制下的华团靠拢，美其名曰改善与各党团的关系。

其明显的结果有二。首先，是董教总变相地放弃了它长期在华教和民权运动中，所扮演的中流砥柱的角色和相应享有的领导地位和威信，逐渐被马华和亲政府的华团所包围、边缘化甚至可能最终被取代。

其次，是“主张硬一点”的人，包括林晃升时代的资深领导人刘锡通律师、新纪元学院院长柯嘉逊博士及董总首席行政主任莫泰熙等人都逐渐被疏远和排斥。叶新田接棒后，郭氏虽然在上述专访中声称他至今还未看出叶氏的斗争方式，但认为他的方向肯定是正确的。看来郭氏至今仍旧把叶氏当作“协商派”的同路人来看待的，至少在处理莫泰熙的去留问题上，他们两人都是坚持莫泰熙非离开董总不可。

在这样的背景下，郭全强在专访中，突然间提出董教总应该采取主动与巫统和马来人沟通，让巫统和马来人进一步了解董教总，同时也让这个华教组织本身去了解巫统的看法和立场，以达致消除双方的鸿沟和误解；而且还要求马华，鼓励首相接见董教总领导人。就如在上一届大选时，他宣布董教总“中立”一样，其动机可能并不简单！

首先，自从新首相阿都拉和新教育部长希山慕丁上台以来，董教总就一直“主动”地要求会见他们，可是就是得不到“浩荡皇恩”的“恩泽”，只好“痴痴”地等。现在，郭全强提出“董教总应主动接触巫统”（见2月26日星洲日报大标题），好像在这之前，董教总是不愿意接触巫统和马来人的，这根本是本未倒置的说法。

而且董教总要求会见和解决问题的明明是国阵的首相和教育部长，为什么搞出一个主动接触巫统和马来人的建议？郭全强建议主动接触巫统的理由说是为了消除“误解”，连叶新田都不敢认同。巫统/国阵的单元国家教育政策，在最近公布的《教育发展大蓝图》中列的清清楚楚，还有什么“误解”可言呢？

郭全强在高压下，老早已经放弃了抗争的立场，从赞同搁置一些诉求条文到宣布董教总在上届大选“中立”，节节败退。现在又届大选前夕，郭氏又提出什么董教总应主动接触巫统和马来人，而且立即引起主流传媒的炒作和马华及亲马华的华团的一致赞赏，希山慕丁也讲了4大版的“好话”，打开双手，准备拥抱董教总。郭全强的建议，如果处理的不好，在客观上只能把董教总进一步推向国阵的怀抱！

董总主席叶新田盼望政府调整政策，这才是本质的问题。但不能只是“盼望”，必须继续“抗争”，而大选正是公民团体以民主方式，提出要求和抗争的最好时机。根据《独立中心》最近公布的调查报告，有60%的华族选民在被调查时表示，在来届大选时将投票给反对党。在这样的局面下，首相和教育部长还能傲慢地不接见董教总的代表吗？

看来董教总目前迫切要做的，不是忙着做“诚意”的表态（之前没有诚意吗？），希望教育部长和首相接见，消除什么“误解”；而是要明确地提出具体的要求，寻求问题的解决方案，特别是从教育法令和政策的层面，要求政府必须确保各母语教育源流的生存和发展不受任何威胁和限制，在拨款、建校、师资和设备等各方面平等对待各源流学校，及废除数理以英语作为教学媒介和宏愿学校等。

如果条件允许，应考虑召开华教大会和各族母语教育大会，通过具体的议决，要求朝野各政党给予支持。为了防止再度发生“言而无信”与“秋后算账”的事件，可要求各有关政党，把大会的要求列入竞选宣言内，以示支持的诚意。若不支持，就必须准备在选举中付出代价。这就是民主政治的正常运作和选举的意义，朝野各政党必须尊重公民社会游说和选择支持对象的权利，任何形式的“秋后算账”和“政治打压”，都是不民主和非法的，有关政权必须因此而付出代价。（5/3/2007）

醉翁之意不在酒

2007-03-06T16:13:00.000+08:00

回教党和人民公正党(替阵)决定杯葛巴都达南州议席补选, 本来是一件很严肃的政治决策, 对我国议会政治的发展, 可能具有重要的含义。可是，由于半途中杀出一个独立人士黄志彭，串演竞选闹剧，替阵的杯葛局面自然改观。

据报导，黄志彭因为“喜欢竞选”而参选，反正按柜金有人替他出。他的全副竞选机器，就是与父亲及弟弟组成的三人父子兵。他不设行动室，没有竞选海报、布条和标语，也不需要文宣和议题，简直醉翁之意不在酒！

他唯一的大动作，就是印制一千张名片，藉以发表最简短（也最荒唐）的“竞选宣言”，有望列入“健力士” 世界记录。奇文共赏: Suka UMNO PAS Keadilan NGO Saya cintai MCA DAP MIC Gerakan Ta(k) suka Ta(k) cinta BN。（喜欢巫统、回教党、公正党、非政府组织。我爱马华公会、民主行动党、印度国大党、民政党，不喜欢不爱国阵。）

他的父亲和代言人，是民主行动党老干部黄魁令先生。志彭至少受到父亲影响喜欢竞选（魁令参选6次，屡战屡败），而且以一片孝心，准备替父亲“圆”其当议员的“梦”。但从他的所谓“竞选宣言”看来，他似乎别有所图。

志彭这种“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参选作法，可能并不是出于“幼稚”那么简单。特别是他父亲这位行动党的“老雀”，宁可辞去彭州行动党财政党职，也要坚持孩子参选，这又是何苦来哉？无可否认，志彭参选，在客观上已经破坏了替阵杯葛选举的局面，为国阵粉饰民主、制造声势。

尽管如此，竞然还有评论人称赞他是“不一样的22 岁”，说什么只要他不退选，他就完成连自己也想像不到的贡献，他的生命就没有留白云云！这种和替阵唱反调的主场，呼之欲出。

明显的志彭已经和国阵候选人联手，串演竞选的骗局和闹剧。在宣传方面，由于替阵和民主行动党都明确表明不支持独立人士的竞选活动，巫青团署理团长凯里只好故弄玄虚地抬高对手，说什么：“我们在和‘风’作战，因为我们不知道他是何方神圣，他的策略和议程是什么。”其实，串演闹还需要什么策略和议程呢？

由于志彭在各方面都无法威胁到国阵候选人，国阵现在最担心的是无法动员其支持者出来投票；另一方面，替阵的支持者也可能在当天弃权。这样一来，国阵可能就无法取得预期的多数票，胜得不够光彩。

必须指出，替阵这次决定杯葛巴都达南补选，理由是十分充足的。因为在这之前，选举委员会主席旦士里阿都拉昔阿都拉曼本身已经建议，必须改组我国操作已届50年的选举委员会，使它成为更加透明和公正的独立机构。

他坦诚承认：“已有50 年历史的选举法令，已不适合用在现今年代。社会的变化，并不再给予选举委员会任何空间去确保给予各方面的公正性。”这等于公开承认，在现行选举法令下，选委员已经无法确保自由与公正的选举。

事实上他还建议，联邦宪法应增加有关委任选委会委员的明确条款，以避免执政党在委派选委会委员和选举过程中，拥有绝对的权力，同时确保选举委员会和司法部门一样，享有不受干预的独立性。这项建议，明白表示在目前的选举法令下，我国选委会是受到执政党的控制和干预，并不是一个独立和公正的机构。

这项新的发展，说明反对我国目前的选举法令的时机已经成熟。但杯葛补选本身，并不足以形成强大的压力，可以迫使国阵政府修改选举法令，确保自由与公正的选举。相反的，如果没有其他宣传运动和群众运动的配合，它甚至会被歪曲为不敢面对国阵、怕输和不负责任等，正如卡迪耶新（A Kadir Yasin）的评论一样。

更重要的问题是：杯葛巴都达南后，替阵要往那儿去？它杯葛不杯葛即将来临的下届大选？回教党副主席胡山慕沙（Husam Musa）曾经在《当下大马》的一项专访中暗示替阵有可能会杯葛下届的全国大选，他说：“如果选举委员会和政府不检讨选举中的一些弊端，那么反对党作出意想不到的事也是可能的。”

当然杯葛全国大选和杯葛一个州议席补选，理由可以是一样的，但其影响却不可同日而语，它涉及的层面必然更深、更广和更远。因此，必须深思熟虑，不可信口雌黄，更不可轻举妄动。

个人认为，替阵在下届大选全面杯葛的可能性不大，首先行动党就不会同意，而要回教党自动放弃吉兰丹的政权，也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但若情况真的发展到那一地步，那么我国的政治斗争必然进入一个全新的局面，是祸是福也就难以逆料了！（26/1/2007）

不可告人的“机密”

2007-03-06T16:08:00.000+08:00

国阵政府滥权的程度令人吃惊，也“无奇不有”。连政府和水供公司、大道公司等签署的商业合约，也可以被列为“官方机密”，即使是有关的消费者，也无权了解合约的内容。谁要是取得有关文件并胆敢公布其内容，就会触犯所谓的《官方机密法令》，一旦罪名成立，就将被判强制性坐牢一至七年，真是荒唐到极点！

这次大道起价20% 至60%，引起使用者的普遍不满。在《反大道收费涨价联盟》的领导下，至今已经在不同地点开展了4次的和平抗议行动。在最近的两次抗议行动中，警方疯狂地以暴力驱散、殴打（4人受伤）和逮捕数十名参与者，严重地侵犯了人民和平集会的宪赋权利。

此外，在工程部长三美威鲁气急败坏地指责有人“偷窃并展示”政府的机密文件及要他们“付出代价”的压力下，警方遂援引《官方机密法令》，对人民公正党的宣传主任蔡添强、财政卡力依不拉欣、回教党财政哈达医生及行动党非政府组织局主任刘天球，展开调查。警方还到《公正之声》办事处及蔡添强住家进行搜查，结果空手而返。很明显的，当局是企图对有关领导人，特别是蔡添强进行恐吓和迫害，以便瓦解反大道收费涨价的抗议行动。

事实上，蔡添强等人所公布的并不是什么涉及国家安全的“机密”，只是工程部与Litrak大道公司所签署的白蒲大道合约内容而已。让该大道使用者，在面对不合理提高收费的情况下，了解有关合约的内容，应该是完全必要和十分合理的。例如该合约已经明确规定使用白蒲大道的A 级车辆，1998-2006年的收费为RM1.5，2007-2015涨至RM2.1，2016至合约终止再涨至RM3.1。

添强等人认为这合约并没有保护大道使用者的利益，简直把有关收费站当成大道公司的“赚钱机器”。刘天球指出，Litrak公司曾经对媒体公布，它在1998年开始运作的3年后已经回本。据此，时至今日该公司应该已经赚大钱，为什么当局还必须让它无理涨价和继续收费，而且还必须付给高额的赔偿，完全没有讨价还价或调整的空间呢？这些指责都是十分严重的，当局有责任加以澄清。

如果工程部否认添强等人的指责，最简单的做法，就是把有关合约加以公布，并说明事情的原委和真相。正如“全国资讯自由法联盟”在一项联合文告中所正确指出的：“若合约是为了人民的利益，政府应该愿意公布合约；如果是违反人民的利益，政府更应该公布合约，纠正拟定合约时所出现的不透明和黑箱作业。”

总之，如果工程部是在正常、透明、负责任和保护大道使用者利益的情况下签署有关合约，它就应该有勇气加以公布，而不是企图躲在《官方机密法令》的后面！

其实，《官方机密法令》早已恶名昭彰。民主与反贪污运动主席墨哈末依桑（Mohamad Ezam），就曾经因为揭露两位内阁资深部长贪污的证据，而在该恶法下入狱两年，演成“贪污者无罪，揭发者坐牢”的荒谬剧。他之所以受到对付，可能是因为他曾经声称拥有数箱政府部长和高官的贪污证据，而且不断向反贪污局举报，搞到贪污者人人自危，不除掉他难以自保。

依桑指出，曾经许下反贪污诺言的首相巴达威同意以该恶法来对付添强等人，证明了该组织的一向看法，即：《官方机密法令》是用来庇护贪污及其他有计划的犯罪活动，特别是对国家财富的巧取豪夺。

有趣的是，前首相马哈迪医生在和现任首相巴达威，在建半桥与取消建桥计划的斗争中，也曾指责巴达威企图躲在《官方机密法令》下，蒙骗人民。原来老马曾经公布新加坡与马来西亚两国政府之间的来往信件，来说明新加坡曾经同意我国建半桥。老马此举被指触犯了《官方机密法令》。

老马是该恶法的始作俑者，当然不吃这一套，巴达威对他也无可奈何。为了反驳老马的指责，巴达威只好作态“解密”后，发表另几封新马政府之间的来往信件，说明老马的看法是错误的。其实，有关信件新加坡政府早已公布过，“解密”遂成多此一举的“笑柄”！

事实证明，列为“机密”或“解密”完全是根据政府当局的需要，与国家安全根本扯不上任何关系。把两国来往信件列为“机密”，其实是剥夺人民的知情权。建桥或不建桥，本来应以两国人民的利益为依归。两国人民要是真的当家作主，那么对建桥的事除了亨有知情权之外，更应亨有参与权和发言权，因为他们毕竟是纳税人和大桥的使用者。何况两国的友好关系，与人民的利益是息息相关的。

因此，警方调查添强等4名反对党领袖，并不是因为他们真的泄漏了什么国家机密，危害到国家和人民的安全。相反的，他们是在捍卫人民的知情权和大道使用者的切身利益。一切有良知的公民，都必须站出来反对警方企图以《官方机密法令》来恐吓和迫害添强等人，并且坚决反对这项恶法！（9/2/2007）

无知与傲慢的新闻部长

2006-12-27T09:24:00.000+08:00

有人评论我国新闻部长再努丁，说他是内阁里最愚蠢的部长。因为他反对安排直播国会辩论的过程，理由是我国人民还不够成熟，无法接受国会议员在辩论时所发表的种族主义的言行。其实，种族主义政客最需要的，不正是广大人民的监督和批评吗？

不知道再努丁是不是内阁里最愚蠢的部长，但从最近他把抗日军等同于马共，非议有人在私人墓园里建立纪念碑，是什么“对我国人民反共斗争的不够敏感”，“无视于我们即将在明年庆祝国家独立50周年”及“将危害我国人民的团结”等。除了愚蠢，还暴露了无知、傲慢和严重的反共偏见。

众所周知，当日军的跌蹄蹂躏我国时，英军不堪一击，早在1942年2月15日就投降了。在3年8个月的日本法西斯的统治下，无辜的老百姓惨遭日军奸淫烧杀，造成无数生命和财产的损失。

当时，正是马来亚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组织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奋勇抗日。为了保卫人民的生命和财产，许多抗日志士，壮烈地牺牲了。这些烈士，不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华人马来人印度人还是英国人，无疑都是值得纪念的。只有忘恩负义的人，才不承认马共在抗日时期的贡献。

时至今日，再努丁还念念不忘所谓“马共是人民的首要敌人”。问题是当马共领导各族人民抗日时，它怎么可能是人民的敌人呢？如果当时马共是人民的敌人，那么日本法西斯岂不成为人民的朋友了？再努丁敌我不分到如此地步，真是令人难以置信。不论从任何角度来评价马共，它在抗日时期的功绩，是绝对不应该加以否定，也否定不了的！

此外，立碑纪念包括马共在内的抗日英雄，和明年庆祝国家独立50周年纪念不但毫无抵触，反而相得益彰。马共抗日，流血牺牲，所体现出来的不就是爱国和效忠的崇高精神吗？再努丁尤其不可以忘记，国阵政府早在1989年与马共和谈时（结果签订了1989年合艾和平协议），就承认马共在争取国家独立的斗争中，作出了它的贡献。因此，在我国庆祝独立50周年纪念之际，就算重申承认马共对抗日和争取国家独立的贡献，毕竟也只是还历史一个公道，又何需避忌呢？

再努丁到现在还不放弃冷战时期的思维，继续把马共当成假想敌，这种思想是十分落后和有害的。其实，马共开展抗日和反英的武装斗争是正确的，而国家独立后继续坚持武装斗争也是出于无奈，因为联盟政权在英殖民主义主子的操控下，并未尊重马共应享有的合法参政的宪制权利。

特别是在1989年合艾和平协议签署后，前马共成员和我国其他公民一样，享有同等的公民权利和义务，不应受到任何形式的歧视和迫害。例如在私人墓园内，为已经牺牲了的前战友建立纪念碑，供其亲人和同志缅怀，是符合信仰自由和民间的风俗习惯的，也和社会的伦理要求和人道主义精神相一致。

这种合乎常情的作法，是不应该受到政治力量横加干预的。再努丁的作法，无疑已加剧了逐渐淡化了的意识形态的斗争和敌意。各族之间的团结若因此而受到影响的话，显然也是由于部长对抗日军和马共的偏见所造成的。

森美兰州务大臣莫哈末哈山，在对有关问题还未深入了解之前，就在记者的询问下，贸然表示将指示芙蓉市议会将孝恩园的抗日英雄纪念碑加以拆除。过后知道事态严重，才赶紧加以否认，“澄清”大臣未下令拆除有关的纪念碑。以这种近乎儿戏的态度，来处理一项关系到我国一段重要历史，涉及政府政策和人民感受的重大课题，教人如何对当权者抱有寄望和信心呢？

在爱国工委会、一些华团和政党的抗议下，再努丁虽然口硬不肯认错道歉，看来也似乎在找机会下台。说什么“随着蔡细历接受我的解释后，汝来纪念碑一事即告一段。”又说“我认为已经没有事了，所以就应到此为止”云云。但在另一方面，他仍然继续抹杀马共在抗日和反英斗争中的贡献，抵毁所谓马共的“代言人”。

其实，如果没有明确的解决方案，只一味让这些机会主义政客蒙骗过关或找借口下台，事情可能并没有真正获得解决。因此，有关当局必须明确批准孝恩园建立抗日英雄纪念碑，及准许有关方面在其他私人墓园内或适当地点，为已经牺牲了的前马共或砂共成员建立纪念碑，使悬而未决的问题获得合理的解决。（21/12/2006）

杰出的反殖战士

2006-10-12T12:07:00.000+08:00

有人活着，却早已死去；有人死了，却仍旧活着。前马共资深中委拉昔迈丁（Rashid Maidin, 1917-2006）是属于后者。他光辉的一生，已经成为我国反殖斗争的历史和传统的一个组成部分，永垂不朽！

拉昔的一生富传奇色彩。正如许多早年在甘榜出身的村民一样，他无法确定自己的出生日期和时间，只知道和苏联10月革命同年同月（即1917年10月）出生在吡叻州务边的甘榜美沙山（译音，Kampung Gunung Mesah，Gopeng）。更巧的是，他是在9月1日烈士节在泰南逝世的！

为了纪念这位杰出的反殖战士，我重读了他的传记《从武装斗争到和平》（），并根据书中的资料整理出他的一些生平事迹，供大家参考。

他的父母是印尼苏门答腊的移民。由于贫穷，拉昔只受了5年的马来小学教育和念完古兰经。他十分好学，曾向一位基督教白人牧师学习英文，又在法国发电厂当学徒并考获第一级电工文凭（electrical chargeman）。

年仅12岁，他就辍学出来工作。最初在亲戚的杂货店里打杂，由于没有薪金而出走。接着又在金马仑的茶园和土地测量局打工，一天只有三几毛钱的工资。最后亲戚又把他找回去当店员。经过一番奋斗，他终于在21岁那年凭着通晓英语和持有第一级电工文凭的资格，获得一份待遇优厚（月薪60元！）的工作 - - 在金宝附近丹绒督亚冷（Tanjung Tualang）一家英资锡矿公司 (Kinta Consolidated Company Limited) 当管理引擎的技术工人。

就是在这个时候他碰上了他的“政治导师”赖来福（即杜龙山1922-1943）。杜当时是马共重要的干部，被派到督亚冷组织这一带的锡矿工人。拉昔十分敬佩他这位导师。可惜在1943年，21岁的杜龙山就落入日本法西斯宪兵的手中，惨遭斩首。在杜的启蒙和引导下，拉昔“成为第一个参与马共的马来人”，曾经领导拥有超过两万名会员的近打矿工职工会（Kinta Mining Workers’ Association），当时它是以吡叻锡矿工友互助会的名义向殖民当局注册的。

拉昔透露他不曾参与由依布拉欣亚谷（Ibrahim Yaacob）、布哈奴丁（Dr Burhanuddin Al-Helmy）和阿未布斯达曼（Ahmad Boestamam）等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及日本法西斯在1941年侵马之前所领导的马来青年同盟（Kesatuan Melayu Muda, 简称KMM）的反英殖民主义的政治斗争。因为该青年团的斗争主要集中在城市，而他则在华都牙也一带搞区域性的工运。

他十分惋惜，在日本法西斯向联军投降之后，马来青年团及半島印尼人民协会（Kesatuan Rakyat Indonesia Semenanjung, 简称KRIS）的领导人依布拉欣亚谷，曾经向马共总书记和内奸莱特建议，如同印尼苏加诺一样，一齐宣布马来亚独立，反对英殖民主义者重返马来亚。可是，这建议却被莱特拒绝了。

当时依布拉欣由于与日军合作，拥有日本法西斯遗留下来的武器；马共领导的抗日军，则在盟军的配合下，已经发展为一支相当强大的人民武装力量。两股武装力量如果能够及时地结合在一起，依布拉欣就无须逃亡印尼，而马共至少也不会陷入解除武装后的被动局面。换言之，我国抗英民族解放战争，如果在更多马来同胞的参与下主动开展，打出一个局面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日本投降后，拉昔才有机会和“与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游击队一道浴血奋战，反抗日本法西斯”的阿都拉西迪（Abdullah C.D.）初次会面。当时，他们都是应敏钦（杜龙山的妻子）领导的吡叻宣传队的成员，该宣传队由50-60名干部组成。他们到吡叻州各地举办反日本法西斯战争胜利群众大会，每到一处，都受到数以万计各阶层人民的热烈欢迎！

宣传队的任务完成后，拉昔和阿都拉西迪就把工作重点转移到马来同胞的工作上，特别是协助马来亚马来国民党（Parti Kebangsaan Melayu Malaya, 简称PKMM）的斗争。该党是由莫达鲁丁拉索（Mokhtaruddin Lasso）和布哈奴丁（Dr Burhanuddin Al-Helmy）等人在1945年成立的。

拉昔和阿都拉西迪在吡叻出版马来亚马来国民党的党报《人民之声》（Suara Rakyat）。在莫达鲁丁拉索失踪之后，他们两人就转移到吉隆坡，在隆继续负责《人民之声》的出版工作。这时，阿都拉西迪直接参与马来亚马来国民党的党务工作，而且过后还被选进该党的领导层。拉昔虽然没有成为该党的正式党员，却被遨请出席会议讨论各种问题。

因此，他们与马来亚马来国民党的领导层，如布哈奴丁和依萨默哈末（Ishak Haji Muhammad）等人的关系，实际上是非常密切的。他们负责马共与马来亚马来国民党的协调工作，特别是在宣教方面，通过一份进步的党报，把马来同胞团结起来。

当时，马共与马来亚马来国民党可说已经结成反对英殖民主义，争取国家独立的同盟。而在1946年成立的巫统则反对争取独立，它揶揄道：“连一根针都无法制造，还谈什么独立呢！”（三之一）

为马来亚的独立而战斗

2006-10-12T11:49:00.000+08:00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殖民地人民掀起了要求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浪潮，我国也不例外。1947年，在英国伦敦举行的英联邦共产党大会和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亚非会议，就是当年讨论有关课题的两项重要的国际会议。

马来亚共产党（简称马共）派出了拉昔迈丁、伍天旺和巴兰（Balan）象征我国三大民族，出席了英联邦共产党大会。拉昔迈丁感到十分荣幸。在前往伦敦的途中，他就想起了他的政治导师赖来福（即杜龙山）曾经和他讲过的话：“在这伟大斗争的队伍里，不论我们到那里去，都会有我们的朋友。”见到了来自各国的代表，他深为大家的热情所感动。虽然大家素昧平生，却早已在国际主义精神的感召下，牢固地联系在一起。

在伦敦期间，出乎拉昔预料之外的是，当时在伦敦念法律的东姑鸭都拉曼（Tunku Abdul Rahman）还派人送一封函件给马共代表团，对未克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会议表示歉意，并预祝大会成功举行。此外，前英殖民政府驻雪州专员也遨请拉昔迈丁抽空与他会面，针对当时马来亚的政治局势交换意见。

这两件拉昔意想不到的事，也许可以说明马共在当时所具有的政治影响力，颇受各有关方面所重视。拉昔当时拒绝了上述英殖民地官员的遨请，但没有解释理由。是因为与英国官员打交道，并不是代表团的职责范围，还是根本不想与狡猾的英国官员打交道呢？现在看来，如果是后者，就可能有点不智，因为平白失去了一个有助于了解英殖民主义者政治动向的机会。

出席英联邦共产党大会的三人代表团回来后不久，一个以布哈奴丁医生（Dr Burhanuddin）和阿都拉西迪(Abdullah C.D.)等人组成的代表团，又出发前往新德里出席亚非会议，讨论有关地区殖民地人民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等问题。

随着上述两个国际会议的成功召开，拉昔迈丁以马共（PKM）代表的身份，布汉鲁丁医生则以马来亚马来国民党（PKMM）代表的身份联袂到全马各州访问，传达上述两个大会支持殖民地人民反对殖民主义，要求民族解放与国家独立的精神。他们所到之处，都受到人民盛大的欢迎，包括苏丹都出席了他们召开的群众大会，其声势的浩大可见一斑！

无可否认，当时马共与马来亚马来国民党及其盟友，如醒觉青年团（Angkatan Pemudi Insaf, 简称API）、祖国捍卫者（Pembela Tanah Air, 简称PETA，API 被禁后的代替性组织）、醒觉妇女团（Angkatan Wanita Sedar简称 AWAS）、泛马农民阵线（Barisan Tani Malaya, 简称BTM）及宗教组织Hizbul Muslimin 等，所组成的争取国家独立的广泛统一战线，是当时反殖斗争的主流。

成立于1946年、以“马来人万岁!”（Hidup Melayu!）为口号、奉行狭隘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政策的巫统（UMNO），是在反对英殖民政府所提出的马来亚联邦（Malayan Union）之后崛起。由于马来亚联邦有意废除苏丹作为回教和马来风俗习惯首长的地位，引起了马来人的广泛不满。另一方面，它却得到英殖民主义者的扶持，准备让它在政治上填补马共及其左翼同盟，在被英殖民主义者全面取缔和镇压后所出现的真空。

在这种极其不利的政治局势下，各有关的马来左翼团体就成立人民力量中心（Pusat Tenaga Rakyat 简称 PUTERA）；另一方面，非马来人的进步力量则成立了泛马联合行动理事会（All Malayan Council of Joint Action,简称 AMCJA）。这两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团体，又结成同盟，即著名的人民力量中心 —— 泛马联合行动理事会（PUTERA - AMCJA）。这各民族统战团体，曾经成功地在全马发动过为时一周的大罢市，可见它具有动员全国各阶层人民的政治影响力。

在面临英殖民主义者“大规模、残暴与血腥的镇压”的局面下，马共中央指示它在各组织里的干部撤退到乡村，准备开展武装斗争。约在1948年6月中旬，马共的马来干部也被通知集合到彭亨州淡马鲁（Temerloh）罗泊加瓦（译音，Lubuk Kawah）森林地带参加党校泛马营（Sekolah Parti Kem Se-Malaya）的学习和训练，准备在全马各个角落成立游击队组织。

拉昔迈丁和阿都拉西迪都参加了马共党校的集训。集训结束后，拉昔接受任务，准备到吡叻州双溪马尼克（音译，Sungai Manik）地区成立马来游击队。但他还未开展工作，英殖民政府在6月20日便宣布紧急状态，在全国扫荡约5，000名各族反殖人士，拉昔迈丁也包括在内。

1948-1952年，拉昔迈丁是在英殖民主义者的牢狱里度过。首一年半，他与500名拘留者被拘留在木蔻山（Pulau Jerjak）。他们曾经开展为时5天的罢食行动，争取改善生活待遇。之后，他被迁往马六甲的丹绒木歪（Tanjung Beruas），那儿关着数以千计的拘留者，包括阿末布斯达曼（Ahmad Boestamam）和依萨哈芝默哈末(Ishak Haji Muhammad )。在这里，拉昔也参与过为时3天的罢食斗争，这次是拒绝倒粪便和要求提供祈祷场所等。

拉昔迈丁具传奇色彩的逃狱事件，就是发生在丹绒木歪拘留营。他是藉出外劳作的机会，在一位华族放牛小童的协助下，获得马共地下群众组织的接应而重获自由。他要求与在十支（Regimen Ke-10）的阿都拉西迪会面。他还立下誓言：若无法与十支会合，他将不会刮掉他满脸的胡须！

在马共地下组织的协助下，他从一个游击队转移到另一个游击队，经过长达一年在森林内的长途跋涉，克服了无数的艰难险阻，最后才胜利地在彭亨州的森林里与阿都拉西迪会合。从此，他的战斗与命运，不论是战略性转移到泰南、面对敌军的围剿和反围剿、开拓新的根据地及在1989年结束武装斗争后与战友们自力更生、重建家园，都和十支与阿都拉西迪密不可分，为国家的独立和人民的事业，作出了重大的牺牲和贡献！（三之二）

从华玲和谈到合艾协议

2006-10-12T11:45:00.000+08:00

评介拉昔迈丁的斗争和生平事迹，若忽略了他在1955年华玲和谈及1989年合艾协议所扮演的角色，那肯定是不完整的。

无可否认，拉昔迈丁能够和马共总书记陈平及陈田等马共领袖一起，成为我国人民最早认识的反殖“英雄人物”，和他们3人是当年华玲和谈马共方面的代表是分不开的。当时联邦政府的代表，是东姑鸭都拉曼（Tunku Abdul Rahman）、敦陈祯禄、戴卫马绍尔（David Marshall）和哈密祖末（Hamid Jumat）。

根据拉昔迈丁的看法，华玲和谈其实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和平谈判。因为作为英殖民主义者的傀儡，东姑只是一味地提出各种不合理的条件，企图强加给马共，却不准备做出丝毫的妥协。

例如在发言时，东姑坚持马共必须放下武器投降，表明马共仍旧是非法的组织，而马共的党员和民族解放军战士则必须被拘留，并接受英殖民主义政治部的审查。

其实在和谈举行前，马共代表团已经达致共识。他们主张和谈的主要目标，是要求政府承认马共作为一个合法的政党，可以如同其他政党一样，参与国家的政治过程。他们的次要目标，则是孤立英殖民主义者在我国的势力，使祖国达致独立。

因此，拉昔迈丁在他的自传中，相当详细的把陈平的发言做了归纳。陈平说：“马共要求和平，但必须是对我们公平的和平。我们曾经和残暴的日本法西斯浴血战斗，而且当时是和英国并肩作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重新殖民我国，并且宣布紧急状态残暴地镇压我们。我们被迫再度拿起武器为我党的生存而浴血奋战。因此，要求我们投降和接受审查是不合理的。

“看来这是别有用心的。如果我们要达致和平，它必须是公平的，至少我们为国家独立而战斗的尊严必须受到尊重。

陈平最后表示：“不要紧东姑，我们不需要在这里争争吵吵。你其实并没有权力可以和我们达致任何决定。你还是先到伦敦去谈判，要求我国独立。等到国家独立后，我们才来重新谈判吧！”

当时马共显然对东姑还存有一些期望。因此，被狡猾的东姑所利用，作为向英国争取独立的筹码。目的达到之后，在英国主子的指使下，东姑便把在争取到独立后重新与马共谈判的承诺忘得一干二净。

在这种情况下，有原则和尊严的马共只好实践它的誓言：即使战斗到流尽最后一滴血，也决不投降！

为了英殖民主义者的利益，继续反共的战争政策，成为东姑鸭都拉曼、敦阿都拉萨和敦胡新翁的一贯政策。马共在被迫开展武装斗争的同时，也随时准备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进行和谈，以结束战争和建设国家。

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末，马哈迪政府有结束与马共作战的意向。在1988年，嘉化巴巴（Ghafar Baba）就代表国阵政府与马共第10支（马来部队）的代表阿都拉西迪（Abdullah C.D.）进行了初步会谈，为合艾正式谈判奠下了基础。

第1轮谈判是在1989年2月2-3日在普吉岛（Pulau Phuket）举行。当时马共的代表是团长章凌云（阿苏，病逝后在第3轮谈判时为吴一石所取代），而阿焰、拉昔迈丁和英特拉.再也.阿都拉（Indra Jaya Abdullah @ Anas）则为团员（注：根据陈平的说法，阿陷为其特使与代表团顾问）。

马共总书记陈平是在第5轮，也就是最后一轮谈判时才参与，并在1989年12月2日在泰南合艾蠡园（Hotel Lee Gardens）和平厅签署马来西亚政府、泰王国政府及马共三方的和平协议。

拉昔迈丁说，马来西亚政府的首席谈判代表，当时的全国警察副总监拿督阿都拉欣.诺（Datuk Abdul Rahim Noor）开始时很看不起他。初次见面，拉昔主动伸出右手，对方先是不加理睬，然后才勉强地以“手指头”轻碰一下，就算是握手了！

拉欣诺企图让华玲和谈的历史重演。他摆出一副“大酋长”的架子（berlagak seperti raja besar），对马共作出诸多指责和攻击。拉昔忍无可忍，就向马共代表团提出必须作出反击，以制止拉欣诺的嚣张气焰。马共代表团接受了拉昔的建议。

在作了充分准备后，团长阿苏在发言时，就以充分的事实和证据答复了拉欣诺的各项指责和攻击。并且进一步地揭露了，政府在英殖民主义者的怂恿下，所推行的各项残暴与恶毒的政策。

阿苏还陈述了马共如何在反对英殖民主义者，争取国家独立的过程中浴血战斗和牺牲。事实上，马共在我国独立斗争的历史上，已经作出本身光辉的供献！阿苏作出反击之后，才把拉欣诺嚣张的气陷压下去，使他不敢再随意污蔑马共。

无论如何，谈判还是陷入僵局。因为政府仍然坚持：第一，马共必须投降；第二，马共必须缴械和毁械；第三，不承认马共为一个合法的政党。在这关键的时刻，拉昔以机智贴切的比喻，暴露了对方的野蛮和无理。

他理直气壮地指出，如果把解决这3个问题的担子都放在马共方面，就有如古代马来人有关公鸡强暴母鸡的比喻一样：（母鸡的）头被啄住，翅膀被践踏，屁股被强奸。大家为这个机智的比喻搞到哄堂大笑，成为寻求更合理的方案突破僵局的转捩点。

拉昔说，马共最后同意解散马来亚人民军及自行销毁武器，而泰王国政府则承诺，将确保马共成员在放下武器之后的人身安全。在这种情况下，马共投降的事也就不存在了。无论如何，政府仍旧不肯承认马共作为合法的政党。结果马共同意自行解散，政府则答应他们，可以成立一个社会主义的合法政党以取代共产党组织。

合艾协议至今已经签署了17年，可是拉昔迈丁等马共领导人回归祖国的梦想仍然无法实现。拉昔生前认为，我国的内部安全法令，如同“一把搁在我们脖子上的刀”，如果它还未被废除，我们是不会回返家园定居的。

拉昔迈丁最终难逃客死异乡的命运。我国政府和人民，也确实是太对不起我们这位真正的反殖英雄了。但相信总有一天，他的遗体会被隆重地迎回家乡荣葬，让他能够在祖国的怀抱里，留芳万世！（三之三，完）

请校长不要因利忘义

2006-10-12T11:41:00.000+08:00

在电脑上浏览有关董教总与全国校长职工会，在2006年3月18日达致的《4点共识》的资料时, 阅读了3月20日南洋商报的社论：《建立防范滥权贪污机制》，觉得社论的标题及开头与结尾的几句话，对日前校长职工会为什么断然拒绝董教总负责起草的《华小管理机制指南》（以下简称《指南》），早已提供了简单明了的答案。

社论开门见山：“权钱存有关系，两者可以互换，先以钱换权，后以权换钱。”尽管校长职工会的负责人声声喊冤，但一些校长“先以钱换权，后以权换钱”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可见，利与义之争才是这次董校风波的关键所在。
在结尾时它说：“在新架构下，权力已明显转移，换句话说，校长对‘食堂、课本、作业簿、收费补习与团康才艺活动’的一揽子权力，‘逾此日期，自动失效’，在理论上来说，‘想发财也摸不到门路’。” “想发财也摸不到门路”真是可圈可点，一语道破校长职工会拒绝《指南》的真正原因！
社论直接得可爱，把“华小管理机制”称为“防范滥权贪污机制”。换言之，从良知和道义出发，校长职工会和教育部当局是不应该反对和为难有关《指南》的执行。除非，恕我直言，它们已经结成贪污滥权的共犯！
校长职工会一方面大声呼吁：不要“一竹竿打翻好校长”；另一方面，却公然拒绝“防范滥权贪污（的）机制”。这难免给人一种印象，它心目中的“好校长”，在本质上却是反对“防范滥权贪污机制”的一群。校长职工会这么做，实际上就是在“好校长”们的脸上抹黑！就是要他们因利忘义，永远抬不起头来做人。
其实，校长职工会早已表明支持董事会主权的立场，并已经与董教总达致《4点共识》。在道义上，就必须支持董教总根据共识所草拟的《指南》，不能出尔反尔，言而无信。何况华小董事会的主权，是教育法令有关条文所确认，有法律依据的。这一点董教总在它们的文告上，已经反复的强调过。早些时候一些有心人的质疑，也逐渐销声匿迹。
校长职工会声称，华小校长若执行《指南》，将触犯教育部的12项行政条例。问题是它到底是否真的触犯了？而且如果两者真的有所抵触，也必须先搞清楚，教育部的有关行政条例，是否侵蚀了董事会的主权。一句话，校长首先必须站稳支持董事会主权的立场，其次才是如何克服执行《指南》时可能产生的枝节问题。
无可否认，个别学校在《指南》发布之后，甚至在它发布之前，已经以董事会为主导，贯彻反贪倡廉的原则，只要有关学校的校长和家教协会愿意配合，一般上都很顺利。也没有听说有关学校的校长，曾经受到教育局的为难或对付。其实，如果真正贯彻反贪倡廉，教育局如果无理干预，学校三大机构还是可以据理力争的。
董教总发布有关《指南》已经好几个月了，教育部（包括副教育部长韩春锦）至今都没有提出《指南》需要教育部审核之类的问题。为什么反而是校长职工会认为《指南》必须先由教育部审核呢？
是不是校长们已经接到教育部的指示，不准他们执行有关《指南》了？如果没有，为什么董事会在行使它的法定主权时，做为董事会的秘书，校长可以不给予积极的配合，反而诸多推委呢？
就以华小食堂招标为例，一些校长也是以教育部的指示为藉口，剥夺或企图剥夺董事会招标的主权。可是，一旦董事会或董联会站稳立场、据理力争时，他们就会以“技术错误”做为下台阶。最新的例子发生在吉打州的佩实华小。
其实，华小校长看来也不像校长职工会所描绘的那么地“奉公守法”。根据家总筹委会主席黄华生所揭露，过去10 多年来，有4位教育总监分别发出7封公函，训示华小校长除了语文和数理科可使用1本作业簿外，其余科目一概不准使用作业簿。
但是仍然有许多校长与书商串通，要学生购买多本作业簿，以牟取暴利。此外，原属于课外活动的电脑班，在许多华小竟变成了正课。利字当头，他们就有勇气违背教育局的指示（或者已经私下串通？）；为了华教的前途，为什么他们就不能够和董教总精诚团结，维护华小董事会的主权呢？
校长职工校一方面以触犯教育部行政指示作为藉口，拒绝接受《指南》；另一方面，则设立法律基金会，为可能涉嫌贪污的校长撑腰。校长职工会拒绝反贪倡廉的《指南》，可说因利忘义，却摆出维护校长尊严的姿态，为有识者所不齿。相信家长的眼睛是雪亮的，校长职工会因利忘义、负隅顽抗的结果，必定是让华小的校长更抬不起头来做人，更遑论维护他们的尊严了！校长职工会不应继续往错误的道路滑下去！（3/10/2006）

万千心眼

2006-08-30T12:49:00.000+08:00

欢迎到访万千心眼@ http://leebanchen.wordpress.com/

天字第一号

2006-08-15T15:49:00.001+08:00

掌权22年的铁腕强人前首相马哈迪，有办法夺国父东姑的权，接连收拾想造反的副首相穆沙希淡、东姑拉扎里和安华依布拉欣，什么大风大浪没有经历过？

现在，当然不会甘心于被一个自己钦点扶正的阿都拉巴达威，忘恩负义的在背后剌上一刀之后，以所谓“优雅的沈默”来击垮他。

因此，他决定采取“死缠烂打”的策略，不断重复他的几项指责。不论当局作什么解释，他都给予冷嘲热讽，还口出狂言，要卖国的伯拉现在就下台，不必等到5年任满。他现在已经成为疯狂反对伯拉的“天字第一号”！

由于老马长期掌权，对巫统各个利益集团的“运作”和“底细”当然了如指掌。他固然没有什么道德权威或资格可以谈论反贪污这个课题。但他如果存心要给你好看，要“爆”一点伯拉女婿凯里如何“快速致富”，或儿子卡马鲁丁的商业王国如何沾上“群带关系”之类的“料”，或警告将提出某部长贪污的“证据”等，他肯定还是有这个能耐的。

在这种情况下，凯里和伯拉被迫相继开口了，而且声称将利用一切机会，澄清所谓事实的“真相”。虽然真的不会变假，假的也不可能变真，但凯里一口气要对8项指责做出澄清，而且要人们相信马哈迪等人的指责全是假的，只有他的澄清才是真的，这回恐怕连他的牛津大学的学历背景也帮不上忙了！

别的不说，马哈迪那一关肯定就过不了。最致命的恐怕是凯里被指不时通过电话向部长和州务大臣发指示，干预政府事务。首相署4楼以凯里为首的智囊团，被指为首相起草政策文件，左右了首相的决策。老马甚至提出解散4楼的智囊团，作为与首相会面解决问题的先决条件。

对凯里最为不利的，可能是树敌太多。在一些有心人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抄作下，对他极其不利的一些成见已经形成：包括他是一个最有权势的年轻人；伯拉上台后，据说他曾扬言要让老马和达因等人坐牢；他有野心在40岁之前成为大马最年轻的首相，而且准备安排安华重归巫统，联手实现他的上述梦想；利用他在政府的影响力谋求个人和集团的利益。

这些成见，无疑使他成为伯拉的负担。他在政府内的影响力过于膨胀，在老马等人的奚落下，首相、内阁部长和州务大臣等都变成一群无能的草包，甘心受到一个年轻人的颐指气使。准备按党内的传统和资历，接掌首相的人也会把他视为假想敌，非除之不可。

而想分享政府工程利益者，也会质疑在第9大马计划下，涉及150亿元的880项工程，有利可图的是不是在公开招标前，已经被有关的利益集团独占了？槟城单轨火车的大工程，是不是如传言一样，已经保留给伯拉的孩子卡玛鲁丁了？

在贪污成风的国阵政权下，要高官子弟不利用裙带关系，获取政府工程或其他利益，似乎是不可能的。而且在官方机密法令下，要取得贪污的证据，也是十分困难的。

马哈迪就声称，他拥有一名部长贪污的证据。但如果他出示有关证据，他就会在机密法令下被捕。难怪他敢挑战有关当局对他的子女进行调查，看看他们是否有通过裙带关系获取商机或其他利益。他十分清楚，在有关法令下，若他的子女有什么不可告人的“机密”的话，也不会外泄。

凯里对他为什么有9百多万购买益资利（ECM-Libra）的股票，推说钱是向“朋友”借来的，伯拉也以同样的理由替他辩护。结果又嘲笑。。他问这“朋友”是谁，为什么借这么多钱给他？如果其他巫青团员也想借钱买股票，他们借得到吗？

原来益资利公司的联合首席执行员是伯拉的亲信《新海峡时报》集团副主席拿督卡里穆拉。在首相的女婿凯里拥有该公司的3%股权之后，这家公司竟然成功并购政府关联公司（GLC）艾文纽资本（Avenue Capital）。表面上，该并购可能符合程序；但在政治和道德上，则无疑出了问题。

因此，当伯拉被问及区分家庭关系、党内关系和政府关系的指导原则时，无法给予明确和令人信服的答案。显然，在一定程度上，他已经为裙带关系所累。如果他无法及时采取必要的措施，他的清廉形象将不复存在，一切反贪污的许诺都将沦为空话。（11/8/2006）

销密的笑话

2006-07-29T12:06:00.000+08:00

民主制度要求国家决策的过程透明化，俾在人民的参与和监督下，国家的利益能够得到保障。可是，1972年国家机密法令的存在，却方便了当局以“国家机密”为借口，进行黑箱作业，把人民蒙在鼓里。

弯桥事件的真相如何，敦马和伯拉各执一辞，就是黑箱作业的结果。因为只有他们少数几个人，了解整个过程。可是由于势不两立，双方只透露有利于自己的部分事实，而要人民相信，那就是所谓完整的事实真相！

这次，为了驳斥敦马的指责，政府把4项“机密文件”销密。它们是2002年3月4日马哈迪医生致给李光耀资政的信件（信件1）、2002年4月11日吴作栋总理回复马哈迪医生的信件（信件2）、2002年10月7日马哈迪医生致给吴作栋总理的信件（信件3）及2002年10月14日吴作栋总理回复马哈迪医生的信件（信件4）。

上述销密行动的可笑之处，就是它们早已没有机密可言。因为在这之前，新加坡政府和敦马，都为了替本身的立场辩护早已公布了有关信件。新加坡政府当然不受我国国家机密法令的约束，连敦马也不顾以前他自己制定的法律，因为它是用来对付别人而不是限制自己！

公布机密文件的，若换作是反对党或非政府组织的成员，他们无疑将会被控上法庭。我们当然不会忘记，前公正党青年团团长依桑，由于公布的有关贪污证据是所谓的“机密文件”，而被判坐牢！

把有关的文件销密后加以公布，不但不会危害国家安全或人民的利益，反而足以澄清一些事实，这证明它根本不涉及什么真正的机密。因此，当局应把全部有关的文件加以销密和公布，让人民在充分掌握必要的资讯的情况下，作出本身的判断。更重要的是，严重侵犯人民知的权利的1972年官方机密法令，必须立即加以废除！

政府销密和公布上述4封信件，目的在于反驳敦马对它的指责，即新加坡政府已经接受了马来西亚建造弯桥的建议；弯桥不属于双方政府要一揽子解决的问题之一；及放弃建造弯桥显示了马来西亚是一个无能和软弱的政府；以及是马来西亚政府主动在谈判桌上提出开放领空和出卖沙给新加坡。

阅读了有关的信件，个人认为，新加坡确实是在马哈迪医生接受了通过谈判一揽子解决5项双方久悬未决的课题（即水供问题、马来西亚铁道局土地问题、移民厅和检役隔离中心问题、中央公积金领取问题、以及使用马来西亚领空问题）的情况下（见信件1），同意马方可以兴建弯桥，虽然吴作栋更希望建的是一座完整的桥（见信件2）。

比较关键的应是信件3，因为在这封信里，马哈迪医生通知吴作栋总理，马来西亚已经决定，不再以一揽子的方式解决双方久悬未决的问题，而是准备在逐项解决的方式下，优先处理水供及水价问题。

在信件4的答复中，吴作栋总理表示，本来新加坡已经考虑修改协议要点（POA），以允许马方提早领取中央公积金和新加坡自资建造在新方的桥以取代柔佛长堤，来换取使用马方领空及以合理的价格购买水供。由于马方要分别处理水供问题，上述交换只好作罢。

由此可见，敦马说新加坡已经同意马方可以建造弯桥，显然是断章取义的说法。而且至少使用马方领空的问题，确实是包括在一揽子谈判方案的5项问题之一。至于我国卖沙给新加坡的问题，政府说这是在2005年3月1日吴作栋与伯拉谈判中，由吴作栋主动提出的。

这种可能性当然存在，但若没有把有关会议的完整记录加以公布，还是不足以服人的，特别是在我国外长赛哈密，被迫澄清他不是靠卖沙为生的丑闻气氛下，公布一切有关的文件看来还是必要的。

一个敦马及伯拉不能够逃避的问题是：马哈迪医生放弃一揽子解决问题的方案的真正原因是什么？而伯拉与新加坡重新谈判一度传出快要达致协议的佳讯，最后为什么又告吹了？是否与指责开放领空和卖沙是叛国行为的舆论有关？

水供、卖沙、开放领空供新加坡使用是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属叛国的行为？如果水供的条件和价格合理；卖沙不牺牲环保、不涉及丑闻；而使用领空是双向和有助区域的安全，同时不危害国家的主权和人民的安宁，是不是也一概是叛国的行为？它是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与人民的情绪、尊严和国家的主权不相容？

也许还要搞清楚一个前提：新加坡到底是我国的朋友，还是敌人？我们应该努力地改善与新加坡的关系，还是加剧与它的矛盾？在这方面，敦马的过于强悍和伯拉的失之软弱，当然还有新加坡的功利和傲慢，也许都是目前马新关系无法取得突破的一些原因。

个人认为，从新马两国人民友好关系的利益出发，放弃建造象征决裂的断桥应该是正确的。在历史上，新马本来就是一家。希望一座完整的“友谊之桥”，能够在人民意愿的压力下，摆脱政客的操弄，在利益平衡和睦邻的精神下建立起来！

阿都拉以柔克刚

2006-07-10T15:20:00.000+08:00

2006年6月7日，马哈迪医生向阿都拉首相发难姿态之高，足以令人产生一种错觉，以为他还是现在巫统和国家最有权势的第一号人物。难怪前副首相穆沙希淡，要指他患上后首相症候群。

后首相症候群

老马对首相的攻击不只是严厉和直接的，甚至可以说是对他的仕盘否定。他说当年选接班人，阿都拉并非首选。他后悔选错了人，因为阿都拉不但不感恩图报，而且违背了当年他与老马的协议：老马公开保证，退位后不再干预国家政治和政府事务；阿都拉和他的新政府则以继续老马亲自策划的、政府的各项有关大型的计划，作为回报。

他也驳斥因兴建大型计划，掏空国库的说法。他还借题发挥，说他扶持了很多人，但这些人经常在他背后插刀；他也自嘲有选错人的习惯。总之，他已经公然与阿都拉决裂，而且钦点了纳吉作为他开展权力斗争的主要代理人。

纳吉荒忙表态

次日，各报都以头条报导了这项爆炸性新闻，而且不约而同的以纳吉全力支持首相的迅速表态，来平衡和抵消老马抨击首相的杀伤力，可见这是有关方面的刻意安排。其中尤以星洲日报的处理最“善解人意”，与老马并列的竟然是纳吉的大照片，而首相的小照则毫不显著地在右上端当配角。

纳吉阐明：“政府所做的每项决定，都是内阁在达到共识下所做出的集体决定，不应该由首相独自承担。”然后才言不由衷地地走平衡索，说什么他相信当敦马哈迪担任首相时，他也是尽一切努力为国家做事；同样的，现在阿都拉是首相，他将尽力为国家做到最好。两个在政策上闹矛盾的人，都是“做的最好的”，两个都没错，那还需要斗什么？

纳吉的迅速表态，不论是自愿还是被迫的，至少表面上已经挫败了老马的分化图谋，使老马这埸戏暂时演不下去了。在这种情况下，阿都拉除了表明老马有言论自由之外，并没有暴跳如雷，也不急于答复，表现的极有“风度”！

穆沙批评老马

答复的重任落在穆沙希淡的肩上。6月10日，马来前锋报刊登了马新社对他的访谈。他一开始就表明是以个人的身分，接受有关的访谈。他虽然否认是阿都拉的顾问，但却很自信地表明他可以大声地批评阿都拉，对他可以直言无忌。因此，这篇专访的代表性是毋庸置疑的。

他首先批评老马，如此严厉和强烈地公开批评首相，是违反巫统和马来人的传统和礼仪。他指出当老马是党和国家的行政首长时，他同样要求党员，如果要批评政府，就必须通过适当的管道。

对此，老马反驳说穆沙希淡当年退出政府、攻击他和促使东姑拉查里和他竞选，才是首先不顾党和马来人的传统和礼仪的作法。

不顾传统和礼仪

其实，在这方面他们可说是半斤八两。作为“造反派”，不论是老马、穆沙、姑里还是安华，都不会那么谨小慎微地照顾什么“传统和礼仪”，因为这些框框毕竟是为既定秩序和当权派的利益服务的。

他接着批评老马不该说什么阿都拉不是首选，它有着消极的含意，似乎是告诉纳吉：“其实，我是喜欢你的，你比伯拉还行。”穆沙说这样搞法将导致党的分裂。无可否认，老马在这点上实在是做得太露骨、也太不讲策略了。搞不好，连纳吉都会被拖累。

纳吉除了不得不在第一时间，表态全力支持首相之外，还被指定发表巫统最高理事会坚决支持首相阿都拉领导党和国家的立埸。并且表明在中央和州际，不存在反对首相的领袖，及巫统没有派系的存在。这无异于公开表明，他不会和老马结盟，在中央或州际搞派系来反对首相。

值得注意的是，穆沙绝口不谈老马指责阿都拉破坏“协议”的事。一个即将下台的首相，以不干预政治和国家事务来换取他一手扶持上台的首相和他领导的新政府，继续他一手策划的各项大型计划。

“协议”还是“丑闻”

这样的“协议”，姑且不论在贪污泛滥的政权里，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它可能涉及个人及集团的“丑闻”；对民主制度而言，它至少是不正当的作法。当然老马开口闭口都以“国家的利益“作为他的挡箭牌。而且他的专横决策，在内阁里向来都没有人敢于加以反对。

对此，穆沙的批评是十分尖酸的。他说：“我不以为‘国家的利益’，是可以由一个（叫做马哈迪医生的）男人，来垄断其定义的。”他举例说，如果老马认为某项决策是违反国家的利益，而首相及其内阁则认为它是符合国家的利益，那么，老马就必须尊重这项决策，而不是倒转过来要首相及其内阁尊重老马的看法。

无可否认，不论是老马或阿都拉，在他们当权的时候，所有决策，就算是最要不得的、严重损害人民利益的错误决策，都会假借“国家的利益”来推行。因此，首相及其内阁虽然有决策的权力，还是必须具有透明度并接受人民的监督，而不是通过“黑箱作业”，来谋取个人和集团的私利。

利益重新分配的矛盾

因此，在监督的意义上，老马当然有权批评首相及其内阁的决策，虽然在他掌权时，他本人的独断独行更为突出。但根本的问题，不在于可以不可以批评政府的决策，而是政权的更替和权力的易手，导致利益的重新分配出现矛盾和冲突，引发新一轮的权力斗争。

对这类本质的问题，穆沙避而不谈。他选择攻击老马性格上的弱点。在反击老马指控他背后被插刀时，他的论述很具说服力。他语带讥讽的说：“我认为马哈迪医生对自己和自己的能力都非常自信，因此无法碰上一个比他更好的人。其实，他曾经有四位副首相，而每位都可能被指责过在他背后插刀。如果说他背后被插了一刀，那么，首相背后则已经被他连续插了无数刀了！”

当然最够力也最传神的，是他指马哈迪医生患上了后首相症候群，以为他还像首相一样拥有大权，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无可否认，到目前为止，老马确实显得十分孤立。几乎所有巫统、内阁和国阵成员党的领袖都出来表态支持首相。

马华华团支持首相

连向来明哲保身，相信殃及鱼池论（“两头大象打架，鼠鹿夹死中间”）的马华公会和华团，也大胆站出来维护首相。是他们看穿了老马已经是一只无牙的老虎，还是对一副亲民样子的伯拉情有独锺？这倒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新发展。

也许看到形势不对，老马很快就把姿态调低，声称他不是和阿都拉争吵（何止争吵！），只是不满他提出的问题没有得到答复。他强调有关问题若得不到答复，他是不会闭嘴的！

首相做个顺水人情，答应老马的要求。看来是要给他一个面子好下台，但把答复的责任交给各有关部门，老马也无可奈何。一时间，几个部门煞有其事的准备会见老马。再过一阵子，普腾负责人的答复，了无新意。拉菲达甚至说她已经答复过了，不想重复。现在又有报导说有关部门不会通过传媒公开答复，而是以书面的形式，直接答复马哈迪医生。

两个选择

其实，老马似乎只有两个选择。一是死缠烂打，但若得不到足够的支持，也是难成气候。另一是找个阶梯下台。现在已经有人主张两大巨头会谈和解，说什么老马是给人误导之类的话。只要给足老马面子，又能够适当的照顾他老人家及其派系的既得利益，暂时缓和一下双方的矛盾，也不是不可能的。老马拒绝答复记者对有关课题的进一步提问，可能就是缓和的迹象。

直到现在，只有巫统芙蓉区部给老马一点安慰。此外，最忠心耿耿的应该是马哈迪医生的前政治秘书郑文杰律师了。他向新海峡时报集团副主席兼编务顾问卡里慕拉及巫青副团青凯里，与他辩论马哈迪的功过。他也促请其他巫统部长与巫统前政要在一周内接受他的挑战，与他展开公开辩论，否则就是政治懦夫。

正如大家所预料到的，所有被挑战者，都宁可当“政治懦夫”，也没有人有兴趣应战。凯里被记者问起这件事时，还不屑的做了三个动作，一是以手掩嘴，表示要对方闭嘴；二是作态地问他的同僚：郑文杰是谁？三是握拳在空中挥舞，以示警告。团长希山慕丁更加直接地说，郑文杰不是决策者，与他辩论不可能有什么好处。郑文杰碰钉是预料中的事，可是他却乐此不疲，不知道他的脑筋有没有出问题！

发展到现在，看来阿都拉已经赢了第一圈。老马会暂时收敛，还是伺机出击，正如我国政治风云的多变，恐怕谁也说不准，让我们拭目以待罢。（24/6/2006）

“无奈”与“庆幸”之外

2006-07-10T15:15:00.000+08:00

最近有幸读到陈新嵘先生的最新诗作 ——《转籍随想》，深有感触。首先，录下有关作品，与大家分享。此外，也想借此机会，表达一下个人对马共成员，特别是它的领导层转籍的一点看法。

《转籍随想》
—— 陈新嵘

2006年5月17日
——我转籍了！

原是：
新加坡土生土长公民。
没料到：
离乡背井近半个世纪。
而且，
做了12 年
泰国的
“无国藉国家建设者”。
如今，我成了
持有智慧卡身份证的
泰国公民。
——无奈呀！
——却也庆幸

无奈
——不是我不爱新加坡。
庆幸
——泰国的天地宽容。

海峡殖民地种牛痘的印记，迄今
留在左臂上。
牛车水，吉灵街，大门楼，
丹戎巴葛，巴丝班让，红灯码头，
童年少年结伴游荡……
怎会健忘？
海山街口，
日军投下第一枚炸弹。
登婆街道两旁，
待收殓具具死尸在发臭。
白思华举白旗投降。

“谁知狗去猴子来”，
米字旗又重新飘扬。
旧加冷机场万众齐喊“默迪卡”。
风雨中自治邦迈向独立……。

这一切的一切，
对我来说：
见证历史的故事，
讲不完！

新加坡呀，新加坡！
你可知道？
我对你的今天和明天，
仍然
——挂肚牵肠！

（2006年5月25日写于泰南合艾）

对于诗歌，我是门外汉，但仍深深地为诗中所突显的浅白哲理和爱国真情所感动，也为它所引申的政治含意而沉思！

诗中没有风花雪月或个人的闲情逸致。除了藉童年在新加坡各个角落“结伴游荡”的记忆，聊以排遣对祖国的思恋之情，剩下的尽是对人民与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怀，和作者对“转籍”的“无奈”与“庆幸”！

作者是一个“新加坡土生土长（的）公民”，见证过“讲不完的故事”—— 包括英殖民统治的“印记”、日军的侵略暴行和英军的不战而降、英殖民主义者重回新加坡（“谁知狗去猴子来”）和“风雨中自治邦迈向独立”等。

可是，由于不为利用左翼上台却背叛左翼的李光耀政权所容，只好“离乡背井近半个世纪”。尽管他对新加坡的今天和明天，“仍然挂肚牵肠”，却无奈地成了“持有智慧卡身份证的泰国公民”。

他不是别人，就是曾任新加坡总理公署政务次长，成为当年李光耀总理身边红人的陈新嵘。无须讳言，他是当年新加坡著名的左翼人士，目前是身在泰南的十余名新加坡马共成员之一。

自从1989年马共在泰国当局的见证下，与马来西亚政府签署合艾和平协议、放下武器之后，就一直不被新加坡当局接纳回国。比起马来西亚和泰国当局，新加坡政权可说是最不尊重人权、最不讲道义的国家。

作为一名被剥夺国籍者，在生活的层次上，陈新嵘对“转藉”的“无奈”—— “不是我不爱新加坡”，和“庆幸”——“泰国的天地宽容”，都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有了国籍，总比没有国籍来得方便和有所保障。

但与此同时，也意味着虽然无奈，他毕竟作了一项选择 —— 放弃新加坡的国籍。个人认为，被剥夺国籍和放弃国籍是有很大差异的；前者还可以抗争和翻案，后者则意味着屈服和放弃。

引申开来，马共的成员，特别是它的领导层若集体转籍，就可以被解读为它已经放弃未竟的革命事业。这样的含意和结局，在政治的层次上，绝不是“无奈”和“庆幸”所足以概括的！

无论如何，还是要祝福他们，在“泰国的宽容天地”里，能够安享他们的最后岁月！（21/6/2006）

胡亚桥应有法治精神

2006-06-06T12:32:00.000+08:00

最近较忙，所以不能及时回应国安部副部长，胡亚桥对我的指责。由于它涉及撰稿人写作与发表作品的自由，现在给以回应看来还是必要的。希望胡副部长有勇气面对问题。

首先，让我引述一下《独立新闻在线》5月4日的有关报导：“…李万千昨天在‘反操纵媒体黑手行动’向国安部提呈备忘录时促（请）国安部澄清是否曾指示《东方日报》关闭其专栏，国安部副部长胡亚桥认为，这是无根无据的指责，因此根本无需澄清。”

其实，笔者在本栏的“开埸白”中已经交代过，我在《东方日报》《名家》版的专栏被关闭时，该报总编辑只声称这是“上头”的指示，却拒绝说明“上头”是谁或属于那一个部门。

因此，虽然我的专栏被关闭是铁一般的事实，但却没有任何政府部门或官员需要对此负责。我若“指责”谁或那一个部门关闭我的专栏，就会变成如胡副部长所说的“无根无据”！因此，我只能促请国安部澄清是否曾指示《东方日报》关闭我的专栏。

个人认为，胡亚桥最缺乏诚意的地方，就是明知我“无根无据”，无法“指责”任何方面，才促请国安部协助澄清事情的真相；可是，他却偏偏以此“莫须有”的罪名，来作为拒绝澄清的借口。

如果国安部和胡亚桥做事都是光明磊落、有根有据的，那么只要查一查档案，就可以对我的要求，做出明确的澄清：有指示就说有，没有指示就说没有，就是如此简单而己。为什么这么为难呢？莫非是不留痕迹地“指示”了，不想认账。说有指示吗，证据何在？说没有指示吗，当事人的专栏确实是给关了。

必须郑重声明，我也是支持光明磊落、有根有据办事的。套一句政治术语，就是主张法治，反对人治。为了贯彻法治精神，我还曾经“天真地”要求有关方面给我一张“白纸黑字”的信件，说明到底是那一个“上头”下令关闭我的专栏，侵犯我言论自由（指写作与发表的自由）的宪赋权利，让我有个抗争的对象。

可是，对方却告诉我，“上头”要关闭一个平面媒体的专栏，是有很多办法的，无需给什么“白纸黑字”的指示。当然我们都清楚，胡副部长就更不必说了，只要延迟更新你的出版准证，挂个电话或给个暗示什么的，当事人也就知道要怎么做了。

与当局打过交道的人一定知道，许多事是只可以做，不可以说；明明做了也死不认账。万一有人不识时务，妄想加以追究，就会成为“无根无据”的“指责”，根本连澄清都不需要！胡亚桥搞的正是这种把戏！

即使有知情者愿意做个人情，把“机密”偷偷地透露给受害人，让他不致于死的不明不白，那也只是一种“爱莫能助”的友善表态。知道了“机密”，却碍于“人情”不便公开加以揭露，有时就会像哑子吃黄连一样，有苦说不出！

例如我曾说过据不完全统计，目前约有16人被禁止在平面媒体写稿。可是，维护媒体独立撰稿人联盟在它的备忘录中只列出杨百杨、李万千、庄迪澎、杨凯斌、陈美萍、李书祯、吴仲顺与黄进发等8 人, 因政治力量干预而被禁止在《东方日报》撰稿。就算加上早几年被关掉专栏的蔡添强、Rustam Sani 及 Amir Mhd. 等人，那里有16人？原来还有一份黑名单，其中的“受害人”碍于职业的关系，暂时还不想曝光。

如果胡亚桥副部长，愿意为维护上述各撰稿人的写作与发表作品的自由尽一点力量的话，他就应该负责任地在请示了首相之后，加以澄清，国安部或者首相署是否曾经指示各有关报章，禁止刊登上述各撰稿人的文章。如果国安部和首相署尊重联邦宪法赋予这些撰稿人的言论自由，那么它们就有必要向有关报章发出明确指示，表明国安部和首相署并不反对各有关报章发表这些撰稿人的文章。

这是最能澄清事实真相，也最符合法治精神的作法。如果不是说一套，做一套；举手之劳就可以功德无能，胡副部长何乐而不为？如果需要，杨白杨（你的老同学杨文波）和我都愿意和你见面，为撰稿人的言论自由尽一点力量。谨此恭候佳音。（1/6/2006）

董校风波与华小革新的契机

2006-05-11T09:32:00.000+08:00

(一）华小革新的契机

首先，祝贺2006年雪隆华小董事会交流会的举行。选择这个时机举行交流会，无疑是必要和深具意义的。因为在内部，华小才经历了一场深具（震撼性的董校风波，导致董教总和校长职工会达致4点共识，使华小出现了革新的契机。此外，由于国家开始推行第9大马计划，再度强调马来议程，母语教育因此可能面对另一轮的冲击。因此，迫切需要整顿华教队伍，共赴时艰。作为本课题的引言人，仅提出一些个人的看法，作为开始。相信在座来自各校的董事，对这次事件一定有很多感受和问题想提出来讨论。因此，我就长话短说，不浪费大家太多的时间。

（二）董校风波的回顾

遽然发难，来者不善

董校风波的爆发，看来并不是偶然的。校长职工会趁董总以叶新田博士为首的新领导层刚上任不久，工作交替还没有完全上轨道之际，就遽然发难，指董总打压校长，让人有“来者不善”的感觉。这点，职工会在头脑发热时已经承认，他们是针对董总领导层里的一两个“黑手”而来的。此外，他们也公然宣称，今后将与“较为谅解”的教总合作，而疏远董总。由此看来, 颠覆董总可能才是他们原先的企图。

打压校长，愚蠢例证

职工会对董总“黑手”发动袭击，看来是想让他们措手不及、人仰马翻。但想不到职工会的领袖竟然狂妄和愚蠢到举精武华小“一年把4位校长调走”的事件作为董总打压校长的例证。原来该校董事长王国丰，最热衷于在校内肃贪，他把3位涉嫌者告上教育局，并成功地把他们调走。

校长职工会曾要求董总出面摆平王国丰，为董总所拒绝。这次，职工会又把这件见不得光的事重新抖出来，作为董总打压校长的例证。职工会公然庇护涉嫌贪污校长，并为此向董总“兴师问罪”，充分说明它的狂妄和在道义上的破产！

悬赏肃贪，轰动效应

职工会的嚣张，进一步激怒了不按牌理出牌的王国丰。他一不做、二不休，在报章上刊登广告，悬赏马币50万元，惩求证据以对付贪污的校长。悬赏广告有如一颗威力强大的舆论“炸弹”，“炸”醒了许多沉睡的学生家长，也“炸”慌了校长职工会的头头们。他们匆忙地刊登了《解散校长职工会？》及《告家长书》的广告，扬言将解散校长职工会，停办国英文课外补习班和电脑班，及只购买教育部所规定的课本作业等来要胁家长，进行反击。结果进一步引起舆论的反感，显得更为孤立。

焦点转移，工会挨打

另一方面，校长收取回扣的问题，由于八达灵县家长会主席郑云城等人的大事揭露，在寰宇电视《就事论事》（前后就此课题制作了4集）、《东方大讲坛》、网络媒体《独立新闻在线》、《当今大马》和一批评论人的全力配合下，引起了广泛的讨论。由于校长贪污问题成为舆论关注和批判的焦点，校长职工会由于有庇护贪污之嫌，很快的就由主动进攻，变成被动挨打了！

权势党团，以和为贵

在职工会陷入挨打的局面下，一些附庸权势的华团领导人企图制造“以和为贵”的局面，迫董总就范。于是电话满天飞，各路人马争着请客吃饭。最后，连马华公会也召开会长理事会，准备介入调停。但董总还是不为所动，坚持独立自主地处理问题，直至董教总和校长职工会达致4点共识为止。从事态的发展看来，校长职工会这向向董总发难，其背景绝不简单！

（三）董校风波的意义和启示

随着4点共识的达致，董校风波可说已经告一段落。现在，较为深入地认识一下它的意义和启示，相信是会有好处的。我先提出以下几点，请大家批评和补充：

1. 权势挂帅，道义沦丧

董总的现任领导人，由于不姑息涉嫌贪污的校长，居然被校长职工会当作打压校长的“黑手”来揪斗。而当这些人面对“起义”的家长的批判时，却受到附庸权势的党团和媒体，制造“以和为贵”、“尊师重道”等舆论的袒护。社会道义沦丧到这等地步，是令人震惊的。可是，这些党团仍然以华社的代表自居，藉以维护社会建制和他们既得的利益。这种格局一天不改变，不能寄望华社能够有什么大作为。

2. 提防堡垒，内部攻克

在“权势挂帅，道义沦丧”的大环境下，要如何维护董教总作为华教堡垒的地位和战斗性，正如它半个世纪历程所光辉记录的，已经是华教当前最为急迫的一项任务。当有人可以公然离间董教总，可以公然声称他们的影响力，足以解散教师公会和教总的时候，华教工作者若还不能意识到自己处境的危殆，不提防华教堡垒从内部被攻克，这才是最大的危机！

在这关键时刻，董教总的领导人，要有处理危机的意识、胸襟和气魄，要能够从战略的高度出发，迅速解决内部存在的一些矛盾和分歧，稳住好不容易才建立起来的团队。大家精诚团结，为维护华教的堡垒及其战斗性，做出各自的贡献！

3. 思想革新，回归本质

“校长是一间学校的灵魂”，本来不是对校长的过誉。可是，现在却有人认为（包括资深的评论作者），目前华小的校长已经抬不起头来。甚至有人认为，他们已经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这次风波中，对待收取回扣的校长，基本上有两种态度和立场。一种是像前董总主席胡万鐸先生所持的，认为它属于收取“红包”之类的平常事，无需小题大作。正是这种社会的“默许”，造成“行规”的泛滥。被“姑息”惯了的校长，顷刻间变成“贪污嫌犯”，自然无法接受。

另一种则是对犯错的校长，穷追猛打，似乎一个也不放过他们。对他们犯错的社会大环境和背景，不加具体分析。甚至对他们在教育界和地方社会的其他贡献，也一概加以否定。这两个极端看来都失之偏颇。

必须承认，作为一校之长，表率作用是十分重要的。既然收取回扣是假公济私的不法行为，也是不道德的作法。从一个教育工作者的基本职责和尊严出发，是不应该这么做的。过去犯错，只要知错愿改，可以即往不咎。在4点共识达致之后，各有关方面都必须回归教育的本质，告别贪污妄法的行为，体现一个教育工作者最基本的社会和道义责任。

4. 反对垄断，争取自由

这次风波，让我们认识到，舆论对社会所能够发挥的启蒙和教育作用，有时是很大的；同样的，也让我们认识到，权势政党和财团对媒体的控制，其破坏性也一样严重。因此，公民社会在争取言论自由和支持独立及非主流媒体方面，应更加重视。反对媒体垄断，对自由媒体工作者的培养、关怀和支持，都到了必须付诸行动的时候了。

5. 家长角色，举足轻重

这次风波，催化家长的“起义”，突出了家长的监管角色。看来势必催生体制外的全国华小家长会的成立。由于它是标榜代表全国华小家长的，它的宗旨、定位和动向，势必受到各方面的关注。除了维护家长和学生的利益之外，它对维护华文教育所将扮演的角色，及与各政党及董教总之间的关系，也是关键所在。

（四）华小董事会的主权：认识、争取和行使
法令规定，不容侵蚀
自董校风波以来，董事会主权应该是最热门的课题之一。不论是根据《1957年教育法令》、《1961年教育法令》还是《1996年教育法令》的规定，董事会都是管理华小的机构。因此，华小董事会的主权，不应受到质疑。
但正如《共识》所指出的：“基于在新的教育法令下，新的华小董事会条例还没有发布，而依据旧教育法令赋予董事会的主权及其管理范畴（包括学校贩卖部、食堂、礼堂、校产及学校银行户头的支票签署等）与方法，已经被教育部的各项行政指南、条例模糊化、被削弱，甚至被蚕食。当前，各华小三机构成员，应在董事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紧密合作，全力支持与配合董教总要求教育部公布新的董事会条例，以及维护华小董事会主权，向政府争回华小董事会管理学校的主权而作的一切努力。”
恢复主权，坚决行使
必须承认，由于教育法令的更替，教育部新的行政指令和条规的颁布，部长、官员和政客的滥权，一些校长的擅自僭越，和一些董事会的自我放弃，导致华小董事会主权不断被侵蚀，而变得残缺不全和“模糊化”，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一些别有居心者甚至公开扬言，华小董事会事实上并没有法定的地位！

由于华小董事会主权必须体现在对有关主权法定地位的承认和实际有效的行使上。因此，尽管4点共识承认华小董事会的主权，它并不意味着对当局有任何的约束力，或董事会被模糊和侵蚀了的主权立即可以获得恢复。它其实仅仅是一种表态，必须要有具体的争取恢复和行使主权的后继行动，才具有实际的意义。

个人认为，这些后继行动应该包括认识、争取和行使董事会主权的完整过程，具体的说就是：

• 鉴定主权，精简报告

董教总的法律顾问团，应就董事会法定地位的过去、现状和被侵蚀的过程，做一详细的研究，写成精简的报告，明确董事会在现有法令下的法定地位和应拥有的主权，以及如何争取和行使已经被侵蚀了的部分。

• 认识主权，行使主权

董总、董联、华小工委会以致个别学校的董事会，必须认真学习有关的报告，弄清楚华小董事会目前的法定地位和拥有的主权，以及已经被侵蚀了的部分。然后与本地区或本校董事会所行使的主权相比较，拥有而未加以行使的，必须立即行使之；已经被侵蚀而必须重新争取回来的，则应配合董教总的步骤，一致行动。

• 醒觉运动，具体计划

制定具体计划，开展董事醒觉运动，让所有的董事都真正“懂事”，告别“董事不懂事”的时代。

（五）建立现代化、透明和有效的监管机制

个人认为，一个现代化、透明和有效的监管机制能否在董教总的主导下建立，各有关华小是否愿意在董事会的主导下实施有关的监管机制，是这次华小革新契机能否化为具体成果的关键。

董总、董联、华小工委会、各校董事会，应在华小三机构的配合下紧抓这关键，有领导、有组织、有决心地掀起一场健全华小的自救运动。各华小应互相学习、互相支援，掀起革新的声势和热潮。

董教总和属下的各华教组织，虽然不是权力机构，但对属下组织还是有它的约束力。这种约束力主要是体现在对维护母语/民族教育的承诺。它是一种道义力量。所谓得道者多助。董教总应本着“得道者多助”的信心，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理直气壮地开展华小的革新运动！（2006年5月1日，福隆港，《雪隆华小董事会交流会》）

卢诚国现象

2006-04-19T09:46:00.000+08:00

格拉娜再也国会议员卢诚国在2006年4月13日，出席了在格拉娜再也巫统区部办公室进行的交流会。这个交流会是为了解决该区部巫统青年团，向卢诚国发出最后通牒的事件。次日，卢在其办事处的记者会中指出：

• 交流会在和谐的气氛下进行，符合成员党之间互相尊重与团结的国阵精神；
• 非常感谢格拉娜再也巫统区部主席莫哈末泰益，因为他对于该课题拥有足够的敏感性，并成功地加以解决；
• 为了避免某些人士混水摸鱼，他不会再重提这项课题。

马华/马青一旦受到巫统/巫青的公然‘教训’，不论对方是如何的无理取闹或‘撒野’（翁诗杰语），最后总是关在房间里‘解决’。之后，还得感恩戴德地向巫统领袖致谢一番，并慎重宣布以后‘不再重提此事’。

相信公众更有兴趣知道的，不是当天的交流会符合不符合国阵精神，而是50位莽汉夜闯卢诚国办事处，向他发出‘最后通牒’，限期要他答复或者面对巫青团的‘行动’，这种拒绝听取任何解释的‘撒野’行为，符合不符合国阵精神？他是否批评了对方？对方是否认错了？

当然公众可能也想知道，卢诚国在赞扬莫哈未泰益“对于该课题拥有足够的敏感性”，是否意味着承认自己对有关课题缺乏敏感性？他是否已经同意他建议政府成立宗教发展局，仿效回教发展局（Jakim）处理其他宗教事务，已经伤害了马来人的感受，因为这么做将会削弱回教作为国教的地位？他是不是为此向巫青团道歉了？

更加重要的是，也是马青国民服务局主任的卢诚国是否已经改变了他于3月15日在国会就有关我国历史课本课程纲要‘不平衡’、穆斯林宗教祈祷指南和非穆斯林宗教场所面对的问题等的看法？并已经答应
对方，以后不再谈论这些所谓‘敏感’的课题？

无论如何，人们可以怀疑，这种关起门来‘解决’问题的‘黑箱作业’方式，完全是为了不让巫统巫青‘盛气凌人’的‘霸道’和马华马青‘委曲求全’的‘丑态’爆光，以维持自欺欺人的所谓‘国阵精神’！

巫青团这类粗暴行为，以前曾经用来对付反对党或华团，现在甚至用来对付国阵成员党。这说明巫青团已经肆无忌惮地采取最更具侵犯性和极端的策略，以推行它的‘马来人议程’，建立它的‘民族英雄’的形象。现在，只要有人敢于涉及宗教或任何他们认为‘敏感’或所谓损害到‘马来人的感受’或‘尊严’的课题，他们就会全力反击。

这种趋势令人怀疑，巫青团的脑子里，是不是早已塞满马来人特权、马来人主权、回教国家、国教、及被认为‘敏感’的其他课题；再也容纳不下人权、民族平等、宗教信仰自由，和自由、民主与公正等普世价值。

巫青团动不动就以马来人的代表自居，其实它那一套诉诸种族和宗教的狭隘思想，和许多进步和开明马来人的看法是格格不入的。《当今大马》一些马来读者的意见，可见一斑。

署名苏菲（Sufi）的读者认为，这事件证明了巫统的傲慢与种族主义。他反问道：如果国会不是国会议员为人民利益发言的地方，那么，什么地方才是呢？他补充道：否定的态度和害怕自己的影子，已经成为马来西亚的敌人。

苏菲安苏格尔（Shufiyan Shukur）则批评自己的民族，说其族人时常骄傲地以为，是其族人建立这个国家的。他坦言：“让我告诉他们，其他民族也曾经为这个国家流血牺牲。”

阿利宾（Ariffin）则敏锐地指出，他看到一小撮年轻的政客，正在利用宗教和历史课题，以达到往上爬的目的。他揭露道：“他们要的就是像卢诚国所提出的课题这样的机会，他们将会加以夸大，并作为武器以显示他们的所谓‘领导（才能）’，使他们出名，过后等着他们的就是金矿。”

最后，卢诚国似乎已经不幸为莱丹（Ringtan）所言中，即由于不敢坚持本身的立场，而效仿其他高层党领袖，收回他的看法。看来马华这种不敢坚持真理的妥协政治，早已为读者所看透。无以名之，姑且称它为卢诚国现象吧!

卖鸡也关乎国家安全

2006-04-19T09:43:00.000+08:00

2006年4月10日，是马来西亚社会主义党注册案上诉的开审日。当天一早，我们就赶往布特拉再也上诉庭听审，以示支持该党持续了8年的要求结社自由之战。促使我们出席听审的另一原因，是这几天我们屡屡收到该党的提醒电邮和电话，显示了该党办事的真诚和责任感。

社会主义党十分清楚，在马来西亚的法庭上，和内政部长打官司要取得胜利是十分困难的。正如在开审前夕，该党在文告上所指出的：“马来西亚社会主义党要打赢这场官司是不容易的，因为一切（决定）最终都是政治的决定。然而，我们开展每场斗争，目的都是为了取胜，而不是想要失败。我们将继续斗争，并在过程中不断暴露我们的敌人和他们这些懦夫的各项伎俩。明天在我党短暂的历史中，将是一个重要的时刻。”

当天的气氛，整体而言可说是热烈、团结和乐观的。数百名社会主义党的党员和支持者，有秩序地集合在‘公正大厦’（Palace of Justice）的石阶上，一面等待审判的进展和结果，一面倾听负责人宣读来自国内外的支持电邮，不断传来掌声和笑声，生气勃勃。

另一方面，审讯的进展看来也非常有利于社会主义党。一开庭，以作风大胆著称的Gopal Sri Ram 法官为首的三司（另两位法官为Mohd Ghazali Mohd Yusoff及 Hashim Yusoff ）就谕令政府高级辩护律师 Marry Lim提出具体理由，说明当局为什么以固定政策和治安理由来拒绝社会主义党注册的申请。

Gopal 调侃道：“固定政策正如规定只准有6棵红毛丹树（比喻政党），而每株必须有7个分枝（比喻支部）。”他指出，政府固定政策的思维方式使它在酌情处理问题时失去灵活性，成为桎梏。

对危害治安的理由，他则认为必须出示具体证据，证明它如何危害到国家治安。他比喻说：“（也许）卖鸡也会危害国家安全…… 天晓得！因此，必须出示具体证据，否则就是没有证据。”

到了4月12日，由于法官保留判词，社会主义党的党员和支持者一度乐观的情绪蒙上了阴影。当天政府辩护律师，Marry Lim对安全理由和一个全国性政党必须有来自7州的代表的固定政策提出了她的辩护。对第一个问题，她说内政部长拥有警方提供的情报，但不为法官所接受。法官指出，由于内政部长未揭露任何情报，以国家安全理由来拒绝社会主义党的注册是不能成立的。

对一个全国性政党必须有来自7州的代表这问题，政府辩护律师指出尽管注册官发出多次的指示，但该党并没有满足这项要求。对此，社会主义党辩护律师Thommy Thomas 以公民结社的宪赋权利，及有关规定并没有法律的根据等加以反驳，指它是一项不合理、未酌情处理及违宪的规定。

如果三司仍旧坚持两天前的见解，即固定政策会成为酌情处理问题灵活性的桎梏，那么，顺理成章的是发出庭令，指示注册官让社会主义党获得被延误了8年的注册。让人纳闷的是，三司却决定保留判词。难怪社会主义党的文告会指出：现在案件胜败都有可能。问题是司法将投结社自由的宪赋权利和自然公正法一票，还是投技术性和行政要求一票？

在4月10日当天，我向社会主义党的负责人指出，来自7州的代表并不难解决，为什么不满足注册官这项要求呢？他们给我的答案是，他们已经满足了有关要求。现在看来，他们可能并没有这样做。

危害国家安全的理由被法庭拒绝了，如果这次是败在技术性和行政性要求的理由上，实在是太可惜了！当然我们也可以持稍微乐观一点的态度，相信三司既然有勇气推翻安全的理由，照理不应“虎头蛇尾”，以一项技术性理由来判社会主义党败诉。

但若犬儒一点，我们也可以说，“虎头蛇尾”也许正是政治判决的需要。何况社会主义党不是早已认定：“要打赢这场官司是不容易的，因为一切（决定）最终都是政治的决定”吗？

开场白

2006-04-04T12:24:00.000+08:00

在董校风波期间，笔者在东方日报《亦彼亦此》的专栏上，连续发表了四篇评论文章。结果有人叫好，有人则把我和杨白杨等六位评论作者贬为“红卫兵”，一棍子打死。其实，这些只敢躲在黑暗角落放冷箭的人，不论他们如何伪装或标榜自己，就是教人瞧不起！

他们称王称霸，除了官方的黑名单之外，还列了本身的黑名单，对一些异议者进行打压和报复。有时封杀他们的文章还不够，连他们的新闻、照片、甚至姓名都一概不准见报。这些行径，和当年中国文革时期四人帮的跋扈，恐怕不遑多让。

记得当年笔者出版逻辑入门小册子《白马非马》时，刘锡通和胡兴荣曾热心地为该书写了评介。由于黑名单的缘故，竟祸延两位作者，有关评介只好转交其他报章刊登。最新的例子则是在报导《华教春雷林晃升》新书推介礼时，作者甄供的名字竟然消失了！

想不到列别人黑名单的，最后自己也上了别人的黑名单。528报变过后，90名评论作者就决定停止供稿给四家主流媒体。此举不但为评论界争回一口气，对于称王称霸者来说，也不是一件光彩的事。虽然失去了一些发表文章的空间，却激励大家往网际网络和出版等方面发展。

《自由媒体》、《当今大马》和《独立新闻在线》的先后创建和开拓，东方日报《名家》版和《东方大讲堂》的脱颖而出，文运、朝花、隧人氏、21世纪和东方等出版社的艰苦经营，就是最好的说明。最近, 一些有良知的媒体工作者, 在主流电子媒体的努力和表现, 也令人耳目一新。

当然我们也不会忘记，国阵政权的恶法和对新闻自由的压制，乃是言论自由的主要敌人。根据不完全的统计，目前共有16位华文作者，被当局禁止在平面媒体写作，最新的一位受害者可能就是笔者。

在我国报章写专栏，除了必须自我约束，主编按总编辑，总编辑按“太上编辑”（说不准是来自国安部或首相署的官员、还是有关政党的头头）的指示把关，年底更换出版准证时自动把尺度紧束之外，只要稍有“差错”（当然是按当权者的标准），一封警告信、一个电话、甚至一个暗示，就足以令你完蛋！这个“你”可以是作者、编辑或总编辑。一家报社，一年若接到三封警告信，就必须解释，出版准证为何不应该被吊销？

开一个栏不容易，写一个栏更辛苦，可是有关当局（报馆？国安部？首相署？）要关一个栏，则只是一通电话的事！那天我接到电话，大意是我的栏不能写了，这是“上头”的指示。我问有没有白纸黑字，答案是没有。我问“上头”到底是谁，答案是请我直接联络总编辑。总编辑作了不少解释，我还是弄不清楚谁是“上头”。在我国，许多事是可以做, 但不可以说的。有时候，明知道是谁做的，却不可以透露。总之，《亦彼亦此》就这样不清不楚地被关掉了。

我在想，如果有人要我列出我国较为活耀和具影响力的华文评论作者，恐怕50位都列不出来。现在居然有16位被禁止写作，评论界的人才怎么可能不凋零呢？这种状态，无论如何是不能让它继续下去的。

个人认为，我国宪法所保障的言论自由，当然包括写作和发表文章的自由。无论是国安部还是首相署，相信都无权下令关掉任何评论作者的专栏。如果它们不断滥权压制评论作者，媒体和人权组织是否应该站出来，维护他们的写作权利？

当然受害的评论作者首先必须挺身而出，准备和迫害者抗争。报馆方面，也必须为它们的作者，据理力争，而不是轻易地牲牺、甚至出卖他们的权利。以无可奈何为藉口，一接到警告、指示甚至暗示，就无原则地加以配合，一通电话就把有关作者打发掉，只会使有关方面滥权的现象更为猖獗，使评论作者失去任何保障，人人自危！如果有任何方面愿意为这16位作者打抱不平，包括采取法律行动，本人准备给予配合。

最后，感谢迪澎君邀我把专栏移到《独立新闻在线》。为了显示它的延续性和差别，栏名就由《亦彼亦此》改为《知已知彼》，既不改变初衷，也一以贯之。谨以此文作为本栏的开场白。(1/4/2006)

文革式的黑暗隧道？

2006-03-21T10:38:00.000+08:00

那天《东方大讲堂》“董校风波”讲座过后，一群朋友照例到雪华堂门口的嘛嘛档喝茶聊天。当时巧遇一位退休校长，她临走时还随兴讲了一个“笑话”，但强调这是真实的故事。她说，在一个公共场合，她和某校长打招呼。可是，却有好心人提醒她：在这“敏感”的时刻，还是避免以“校长”相称！

这故事大概可以佐证景云兄所担心的，校长们会“抬不起头来做人”。在《一篇不分段落的文章》中，他指出，很多人仍视校长为“知识与品德的标杆”，在小城镇，校长更是当地社区的“灵魂人物和中流砥柱”。他问道：若校长们都抬不起头来做人，孩子们怎么办，他们如何仰望师长中的表率，董教总这个华教堡垒又要怎么办？

但被“视为”“知识与品德的标杆”及“当成”“灵魂人物和中流砥柱”是一回事，是否“名副其实”则是另外一回事，而且应该更为重要。如果一则揪拿贪污校长的悬赏广告，就可以使校长们都抬不起头来做人，那么，其原因还是必须具体分析一下的。

到底是因为校长们的行为，偏离了“品德的标杆”？还是所谓“品德的标杆”，本来就是虚假的，否则“清者自清”，为什么会抬不起头来做人呢？如果是前者，说明他们“心中有愧”，只要知错能改，还是善莫大焉！若是后者，也只是“灵魂人物和中流砥柱”假象的破灭，与人无尤！

严格说来，不论假象破灭与否，这类校长（但愿是少数），都不足以成为孩子们“仰望”的“表率”。此外，董教总不但不能依靠他们来捍卫华教的堡垒，甚至还得严防华教的堡垒，不被这类假公济私的所谓“战友”，从内部加以分化。华教工作者必须紧记：“堡垒从内部攻克”的经验教训！

君不见校长职工会甲分会主席杨清亮，就曾公开扬言：“如果事情再不解决，相信接下来连教师公会和教总都会解散，因为它们的组织骨干都是校长。”把“朋友”当成“敌人”固然不对，但像威胁要解散教总这样的人，也配“战友”的光荣称号吗？”。

若以校长职工会近期的一系列行动，例如公然为侵蚀董事会主权的校长撑腰，对抗董总与分化董教总的关系；以维护校长形象为藉口，公然庇护校长们的贪污滥权行为；把无辜的教师和学生拉下水，进行“反击”；甚至威胁要解散教师公会和教总等；都很难令人信服，它是华教运动的真正朋友。

无论如何，若它知错能改，诚心地支持董事会的主权和认同董教总对华教运动的领导，对肃贪和建立防止贪污滥权行为的管理和监督机制等，也愿意给予配合；那么，华社当然欢迎它重新回到华教运动“盟友”的地位上来！

对于敌友问题，景云兄说：“民主制度下没有‘敌人’，没有应当杀灭的敌人，否则在别人眼中你也是一个敌人而已。不伤害人，更别说正义事业上的战友。撕裂了华社和华教运动。”这段话说得很重，也很混淆。

今天，毕竟没有任何人主张把斗争对象真正加以“杀灭”。就算是王国丰揪拿贪污校长的悬赏广告，也不外是希望在“重赏之下”出现“勇夫”（当然不很人文），提供证据把“贪污校长”绳之以法。这充其量也只是在民主制度下，依法行事而已。

若个别校长贪污罪成立了，能够收到“杀一儆百”之效，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个人认为，这则广告的象征意义，大于要对付所有涉嫌“贪污”的校长。只要“吃辣椒者（能够）尝到辣味”也就够了。与其对过去在社会容忍或默许之下，做错事的校长“穷追猛打”，不如在新的基础上团结他们，为华教作出新的贡献。

除非有具体的证据，我不想猜测王国丰和郑云城等人，是否有什么“狭隘”的“个人议程”。但无可否认的是，他们带头的“家长起义”，在《就事论事》和《东方大讲堂》系列讲座，《当今大马》、《独立新闻在线》等网上媒体和一批评论工作者的配合下，已经掀起了一场方兴未艾的、华小家长的醒觉运动。个人认为，不论它存在着什么缺点和不足之处，到目前为止，它还是一埸值的肯定和支持的运动。

最意想不到的是，景云兄似乎持否定的立场，把矛头对准目前正在推动在华小展开肃贪运动的这群人，并且扩而大之对华社进行意识形态的批判。影射他们“想当英雄”，甚至扯到“群众（疯狂）心态、社会性的白色恐怖、革命和斗争”，痛心“把战友变成敌人”、“要把病人医死”、“撕裂了华社和华教运动”等等；进而达致“华社今天实际上已经进入文化大革命式的黑暗隧道”，“已经进入了知识和德性勇气都万马齐瘖的时期”的十分悲观和愤慨的结论。

景云兄是我国评论界一位颇受尊重的长者，他当然明白上述指责和结论的严重性。个人觉得，它似乎是长期压抑的忧患和不满的一次总爆发，应该是深有感触所致。他若能够多举一些实际例子，把问题讲得更为清楚，相信对大家都会有好处。对他的文章，个人的理解也许有误，还请他包涵和指正。（16/3/2006）

支持肃贪，回归教育本质

2006-03-13T11:49:00.000+08:00

这次校长职工会与董总闹矛盾的过程中,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被职工会认为 “中立” 的政党和华团, 都自告奋勇地争着要当 “调解人” , 协助两会解决 “争端”。

有趣的是，一边是过分热心要促成“和谈”的“中立”党团，不断进行各种试探和主动请客吃饭；另一边站稳维护董事会主权（包括食堂与贩卖部的经营及管理权）及支持肃贪的董总，则委婉地加以谢绝，以保持组织的独立自主，和在不受任何“牵制”的情况下, 面对和解决问题。其实, 校长职工会在广告中已经改变“与董总保持距离”的立场，“认同董总为华文教育的领导者”。职工会没有理由, 不能与“领导者”坐下来解决问题。

董总谢绝所谓“中立者”的调解看来是正确的。华总总会长林玉堂和福联会总会长童玉锦等人，在肉骨茶桌上，对精武华小董事长王国丰进行所谓 “劝解” 的一段 “小插曲” , 就生动地说明了所谓“调解”的实质。

经过在“肉骨茶”桌上一番“劝解”之后，童玉锦就向报界宣称，王氏已接受林氏的建议，不会再在校长涉嫌贪污的课题上，作出激烈的反应，以协助平息董总与全国校长职工会的争议。王氏在接受《当今大马》询问时，驳斥上述说法是“无中生有”，“一派胡言”！

林玉堂在就此事受访时推说“可能他（王国丰）没有听到，如果他说没有讲就没有讲”。接着又是那一套“烂苹果论”，“董事会和校长过去对华教的贡献有目共睹”，“如果搞到所有校长都没有心教书的话，那就糟糕了”…… 。明显的，他们都是在“大事化小”，把问题扫到地毡下，为职工会寻找“下台阶”。

其实，整个事件发展到今天，是非黑白已经十分清楚。校长职工会首先发难的所谓“董总打压华小校长”，所能举出的典型例子，就是吉隆坡精武小学“一年换4位校长”。可是，由于该校董事长王国丰高举肃贪大旗，悬赏50万令吉揪拿贪污的校长，显突了问题的本质，促成吉隆坡直辖区华小董事会及家教协会发动227起义，誓向全国贪污校长宣战！

由于校长涉嫌贪污，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公然向贪污校长宣战更进一步使职工会陷入完全被动与挨打的窘局。可是，它仍然准备孤注一掷，以刊登广告的方式进行摊牌和反击。

它不顾一切后果，把全国1288位校长及3万多位华小老师的“身、心、灵”，尊师重道、孝亲敬老的优良价值观，65万学生的学习情绪，以及华文教育和民族尊严，全都押在反对揪拿贪污校长这一边。职工会庇护贪污滥权的校长到如此地步，使该会失去其道义力量和人格尊严！

此外，《告家长书》更以1亿5千万令吉的贪污指责为理由，宣布准备从下半年开始，停办国英语课外补习班和电脑班，及所有收费之才艺及团康活动。课本和作业也规定学生只能购买教育部所规定之课本作业。这种既蛮横又独断的极端作法，简直把学生的利益也押在维护校长见不得光的“即得利益”上。因此，遭到舆论和家长进一步的声讨。

现在校长职工会，由于公然包庇校长贪污滥权，已经导致它在道义和人格上的破产。现在不论它如何虚张声势，都不可能“理直气壮”。无可否认，校长也是人，当然也会犯错。尤其在我国贪污滥权已经制度化和结构化，收取佣金和回扣等已尉为风气、甚至视为“行规”的情况下，在位者稍不自爱，是很容易“入乡随俗”的。

问题是如果任由教育商业化，校长异化为以牟利为导向，那么受害的不仅是学生和家长，而是整个教育和社会。因此，支持肃贪行动，才是校长回归教育本质，回归道德和人格完整的正确出路，才是维护校长形象的有效作法。

因此，全国校长职工会应善于省时度势，在即将举行的圆桌会议上，及时配合董教总，真诚地支持肃贪行动，共同拟出以董总为主导的、可行的贩卖部管理和监督机制，使其作业方式和账目透明化，并且明确规定各项回扣或盈利的用途，藉以杜绝任何贪污滥权的行为。

个人认为，董总对管理华小的主权问题，是教育法令规定下的、不容质疑和剥夺的法定权利，是没有什么可以讨价还价的。相信在目前的情况下，职工会也不会不识趣到要去挑战董总管理华小的主权。

比较关键的，是职工会必须承诺，在食堂和贩卖部方面，管理权必须归董事会主导，作为董事会的秘书，校长必须协助董事会，而不是与它对抗。

现在，董总已经摆正了它的定位和立埸，只要职工会也摆正它的定位和立埸，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何需任何第三者的“调解”，及什么“下台阶”呢？（11/3/2006）

以退为进一错再错

2006-03-07T09:17:00.000+08:00

校长职工会不出席与董教总在3月3日举行的交流会，却集中火力，向董总主席叶新田等人“开火”。现在，又刊登《解散校长职工会？》及《告家长书》的广告，扬言将解散校长职工会，停办国英文课外补习班和电脑班，及只购买教育部所规定的课本作业等。

由于3月3日到交流会现场，要求检举贪污校长的请愿队伍中，出现一张“解散校长职工会”的标语，校长职工会中央理事会就作出议决：“若校长职工会的存在会妨碍华文教育的发展及社会公义，华社认为本会应该解散，我们义无反顾，愿意马上建议会员们解散校长职工会”。

这种大喊“我死给你看”的作态，和广告结尾时套用曹植的七步诗：“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华教本一家，相煎何太急”，看来都是为了装扮“弱势”，以博取同情。因为大凡死意已决者，都会在第一时间内付诸行动，而不是刊登广告，惊动大家前来劝阻。

如果该会真心要确定有关标语（“解散校长职工会”）是不是华社的意愿，正确的做法也不是刊登广告，而是进行民意调查。否则，“华社认为”要怎么确定呢？讲了还不是等于没有讲？

其实，广告的前文早已认定校长职工会是“功在华教”，因为“全国1288位校长（及3万多位华小老师），对华文教育的发展，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校长职工会站在华文教育的最线……职工会对华教的贡献有目共睹”。“华小校长也肩负发展华小的重任，与校内董、家教、校友会携手合作，筹款建校，合作无间”。职工会还维护“民族尊严”及“认同董总为华文教育的领导者”。

如此“完美”的校长职工会，当然无需解散。恫言要加以解散，是想激起民愤，把矛头转向悬赏50万令吉的“别有居心者”。在广告中，这些“别有居心者”是极其可恶的。因为他们的目的“原来是为了解散全国校长职工会”！他们制造舆论，抹黑全体校长及老师的形象，使他们的身、心、灵都受到严重的创伤。他们严重破坏了“尊师重道、孝亲敬老”的优良价值观等。
广告难于服人的地方在于王国丰悬赏检举贪污校长，即职工会也同意应加以检举的“枯枝”或“害群之马”，怎么可能会造成全体校长及老师的形象被抹黑？而且身、心、灵都受到严重的创伤呢？

更莫明其妙的是检举贪污枉法者，竟然被说成会严重破坏“尊师重道、孝亲敬老”的优良价值观。这种胆敢在光天化日下，白纸黑字地颠倒是非，也说明了职工会的负责人在理性和人格上的极端沦落，这才是全体校长和老师、甚至学生的真正耻辱！以及对“尊师重道、孝亲敬老”价值观的公然亵渎！

《告家长书》首先略述了在华小推行国英语课外补习班的背景，所取得的良好成绩，及如何“得到华族、友族家长甚至首相及教育部长的认同和赞赏”；以及华小校长如何在家协的配合下，积极地策划设立电脑班，让学生能够掌握到最新电脑知识。

广告接着说：“以上两项教育活动皆由学校之家教协会承办，多年来都得到家长们的支持与认同，课程均能顺利开展。这两项活动的收费，皆存入家教协会户口，所得盈余也都用于发展学校和照顾学生之福利。”

既然是由家教协会承办的课程，为什么由校长职工会刊登《告家长书》，以校长“情绪低落和无奈”为藉口，威胁将从下半年开始停止以上两项活动呢？如此不顾学生利益和要协家长，不正是校长滥权的另一证据吗？

既然“这两项活动的收费，皆存入家教协会户口，所得盈余也都用于发展学校和照顾学生之福利”，校长从中牟利的指责不是“不攻自破”了吗？职工会所需要做的，不就是要求家教协会公开有关的账目供质疑者审阅，就可以弄个水落石出吗？

1亿5千万令吉回扣的主要来源，应是学校贩卖部，而且与校长的关系最为密切。可是，职工会到现在还避而不谈，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和关键的问题啊！

被家长指责课本和作业簿过多，就应实事求是的检讨和找出问题的根源，而不是以“一概不再采用不在指南内的补充作业”的极端作法来进行“反击”。这种“睹气”的作法，不但有违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的专业精神；而且使人怀疑，这是不是校长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的一种手段：警告家长，不得对他们“轻举妄动”；否则，最后吃亏的还是学生！（6/3/2006）

华教堡垒不容破坏

2006-03-06T10:31:00.000+08:00

全国校长职工会决定不出席与董教总的交流会后，另行在金马宫酒店召开记者会，以高姿态向董总“开火”，以达到为本身辩护的目的。但其结果可能适得其反：把自已越描越黑！

首先，以《新海峡时报》和《东方日报》刊登有关王国丰悬赏揪拿贪污的校长、家长准备在会场外拉布条示威、董总首席执行长莫泰熙先生接受访问、及由此而产生的所谓董总主席叶新田为“幕后策划者之一”的“传言”，作为拒绝出席交流会的理由，显示出校长职工会缺乏基本的民主素养，以及不敢面对现实的窘态。

王国丰悬赏揪拿贪污校长事，校长职工会主席江秀坤早己发表声明给予支持。可是才过不了几天，就出尔反尔，说什么“树大有枯枝，职工会不会袒护害群之马，但是不苟同刊悬赏启事的做法”，并歪曲事实，说什么“此举无疑将全国1288名校长未审先定罪，对全体校长是极之不公平的”。

既然承认“树大有枯枝，职工会不会袒护害群之马”，那么，王国丰清理“枯枝”和揪拿“害群之马”，职工会不是应该表示欢迎才对吗？所谓“清者自清”，为什么会涉及1288名校长，而且是“未审先定罪”呢？

除非江秀坤心里也承认，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都可能涉及某种形式的“贪污”（例如拿“回扣”或者胡万铎所说的“红包”等），王国丰揪拿“贪污校长”，使他们面对家长和社会的检举，对那些有涉嫌的校长而言，自然是极不光彩的事。但这毕竟是咎由自取，怪不了别人的。校长职工会若要在这见不得光的事件上强出头，其结果除了出丑之外，相信还是出丑！

必须承认，由于我国贪污成风，教育界也难幸免。长期以来，校长收取回扣等，虽然见不得光，却似乎早已成为“理所当然”的事。如果有董事会“不识时务”，存心要校长把即得的利益吐出来，就会被视为“打压校长”，校长职工会就会鸣鼓而攻之！

在校长职工会的眼中，王国丰就是这么一位在一年内“迫走4位校长”的董事长。校长职工会对董总的“一两位新领导人不满”（当然包括董总现任主席叶新田），据江秀坤透露，是因为该会要求董总插手“调解”上述事件，但叶新田却不予理会。根据校长职工会的逻辑，“董总打压校长”的罪名也就成立了。

现在王董事长又公然悬赏揪拿“贪污校长”，还发动家长到交流会现场示威，对校长职工会来说，当然是无法面对的。由于叶新田等不愿摆平“压迫校长”的王国丰，校长职工会就准备要动员“中立的”、“谅解校长”的政党（如马华）和华团（如华总）的领袖，离间董总和教总的关系；离间董总卸任领导人和现任领导人、现任主要领导人和其他领导人之间的关系，阴谋在“以和为贵”的烟幕下，将叶新田等人“摆平”！

直到现在，江秀坤还有恃无恐、大言不惭地放话，现在是“听其（指叶新田）言观其行”的阶段。好像面对家长和社会检举的，不是校长职工会所袒护的“贪污校长”，而是董总领导人。

想“听其言”吗？先听听以下董总支持铲除贪污滥权的坚决表态吧！－－任何人涉及贪污滥权行为就是违法犯罪，没有任何人及理由可以加以掩盖。对于目前个别家长、董事及群众，发动检举与揭发学校贪污滥权的行动，只要是合理合法者，都会给以全力支持。因为这代表着公民社会中人民群众的觉醒与社会参与，这对促进社会与国家的良好健全发展有利。

此外，董总也要求全国职工会，不要模糊问题的焦点，必须针对董教总坚持的学校董事会拥有管理学校的主权，即“《1957年法令》、《1961年教育法令》和《1996年教育法令》，都肯定学校董事会是管理学校的单位，所管理的权利包括学校食堂、贩卖部、礼堂、银行户口的支票签署及校产管理权等。”

这样明确和具原则性的立场，比起校长职工会颠倒是非的“董总打压校长论”、“枯枝论”及拿出1288名校长当挡箭牌的“曲折”袒护贪污滥权，以“传言”当事实、破坏与董教总的交流会，离间董总与教总之间及董总领导人之间的关系，对董总主席叶新田的“听其言和观其行”的警告等，真可谓是非黑白，一目了然！

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也应该是那些被视为“谅解校长”、“中立”的政党和华团的领导人，尤其是校长职工会想加以离间和利用的教总领导人，坚决站在董总的正确立场，和校长职工会的错误立场划清界线的时候。也只有这样，才能迫使校长职工会悬崖勒马，诚心地向董总道歉，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处理和解决问题。

更加重要的是，在向政府当局争取董事会主权及反对教育界贪污滥权的事件上，董总和教总在处境上也许有些差异，但也不是不可调和的。董教总的领导人，甚至整体华社都有责任继续维护和巩固，董教总数十年来由于站在维护母语教育第一线持续的斗争和牺牲，所建立起来的亲密联盟，甚至融为一体的关系。

董教总当前的领导人必须不负社会的信任和委托，不允许任何人或团体，以任何问题或理由作为藉口，从内部破坏这座母语教育的堡垒。维护或破坏董教总这座母语教育的堡垒，就是维护华教或破坏华教的试金石。只要董教总继续站稳维护董事会的主权和反对贪污滥权的基本立场，相信它仍旧是母语教育一面鲜明的旗帜，屹立不倒！（5/3/2006）

从揪出贪污校长的广告谈起

2006-03-01T13:53:00.000+08:00

精武华小董事长王国丰决定在各大中文报, 悬赏50万元, 给敢于提出证据揭发贪污校长者。自全国校长职工会马六甲分会主席杨清亮, 在其总会支持下，指责 “董总打压校长” 事件发生以来, 这是一项最具建设性，也直指问题的关键和要害的发展。在一片“以和为贵”的舆论声中，它无疑具有“振聋发聩”的功效。

特别可圈可点的，是他在广告中所指出的：“在华文小学当中藏有滥权贪污的校长，早已是公开的秘密。近期吉打州发生某华小校长被贪污局调查事件，只不过是冰山一角，其余仍还是逍遥法外。更令人不齿的是，有者尚敢有持无恐的大言不惭，千方百计地分裂华社。为何大家无法制止此败坏华教良好声誉、有损学生及家长利益的不当行为，反而是任其肆虐无忌变本加厉呢？华族存着明哲保身和息事宁人的观念是主要的关键。”

值得注意的是，全国校长职工会主席江秀坤就是以精武华小“一年内撤换四名校长”为例，论证“董总打压校长”。面对校长职工会的指责，王国丰反挑战江秀坤与被调职校长一同到教育局对质，让真相水落石出。到现在为止，江校长还没有接受王董事长的反挑战。江校长若不敢挺身而出，为有关“被打压的校长”辩护和翻案，就意味着有关的指责是站不住脚的。

江秀坤以精武华小“一年内撤换四名校长”为例，来证明“董总打压校长”，显示出他连个别华小董事会和董总的差别都弄不清楚，真是让人笑话。现在王国丰悬赏揪贪污校长，全国校长职工会立即发表声明，“欢迎”有关悬赏，并“呼吁各界举报违例和出轨的教师和校长，让行贿和受贿者接受法律的制栽。”

奇怪的是，当董总不指名地警告“诸如剥夺华校董事会主权的个人或群体”“奉劝他们即时停止任何违背华社意愿、为虎作伥的行为，以免最终落得遭华社唾弃的下场”时，全国校长职工会曾“对号入座”，要求董总收回“为虎作伥”的指责，作为“圆桌会议”的先决条件（现在己经不再提先决条件了）。

根据江秀坤的上述逻辑，精武华小董事会“一年撤换四名校长”，“打压”校长在先，现在该校董事长王国丰，又公然悬赏揪贪污校长，如果“对号入座”，不是也可以指责精武董事长，在“打压”校长之余，又把他们当成贪污的“嫌疑犯”了吗？

对不要“为虎作伥”的告诫，全国校长职工会最初还强烈反应、要求收回；但对揪“贪污校长”，它则表示“欢迎”，显然已经有所长进。事实证明，争论、揭发和批判，有时比“一团和气”的虚假团结，更有助于弄清真象和解决问题。

其实，全国校长职工会这次发难，可能和2月5日寰宇电视《就事论事》的“华小作育英才,是否也是商机处处?”的主题有关。当天受遨发言的有八打灵县华小家长会主席兼评论人郑云城、董总首席行政主任莫泰熙，以及雪州双溪槟榔区州议员邓章钦。其实，江秀坤也是受遨贵宾之一，但他没有出席。

过后，江秀坤张冠李戴，指责莫泰熙发表“有辱校长”的言论。令校长们最感担心，但江校长不敢直接面对但最具震憾性的应是郑云城以简表列出的统计数字。

根据他的统计：平均一名华小学生的课本、练习簿及作业簿一年的花费大约200令吉、电脑班（电脑公司承包）每年110令吉、补习班120令吉、课外读物及辅助品70令吉，总共500令吉。

全国校长职工会应加以重视，并给以答复的应该是郑云城所进一步指出的：如以全国有65万华小学生计算，每一年总花费达3亿2千500万令吉，这还不包括学校贩卖的文具和主办各种活动的收费。华小成了商家垂涎的大市场，在校长的推波助澜之下，造成孩子的书包和家长的负担同时加重。

此外，也应评论一下郑君的以下说法是否有根据：在外购买可能享有折扣，学校却通常以实际标价出售给学生……根据市场运作推算，学校贩卖的物品应可获4成回扣，如全归学校，则全国华小每年将有1亿3千万令吉的收入，可以轻易达到完全不需要向华社募捐而充裕的发展和建设全国华小。

作为本文的结束, 正如郑云城在接受《当今大马》访问时所指出的: 校长职工会应该勇敢站出来正面回答家长的问题，逾1亿令吉的回扣去了哪里？为什么不曾出现在家教协会和董事部的帐目？不要与董总在其他枝节课题上纠缠不清，扯开主要的问题。(27/2/2006)

从漫画风波谈起

2006-02-15T13:04:00.000+08:00

丹麦《日德兰邮报》在2005年9月30日发表了讽刺回教先知穆罕墨德的12幅漫画所引起的争议, 在5 个月后, 由于一些欧洲国家的转载和支持，再度掀起回教世界的不满和抗议，由和平集会到暴力事件，愈演愈烈。

在西方文化霸权持顽固态度，及一些回教极端组织的掀风点火和推波助澜之下，这场回教国家维护其先知形象及渲泄不满的斗争，还在继续扩大之中, 若不及时加以妥善处理, 甚至有失控及演化为全球危机之虞。

这事件固然有文明冲突的某些特点，但也不能简单地视为回教与西方文明的对峙。例如丹麦人民本身，在面对世界性的抗议浪潮面前，就明显地分裂成两种立场，大概有一半人基于言论自由的原则，认为《日德兰邮报》的做法是正确的；然而另一半人则认为有关做法是错误的。

无可否认，对一些把言论自由的原则过于绝对化的人来说，他们会坚持他们有权可以讽刺上苍，正如虔诚的信徒有权维护他们的上苍一样。他们会认为，读者有权不看，有权不同意，有权反驳，当然也有权抗议。但他们不能剥夺传媒刊载讽刺上苍的漫画，不能以此为理由来对付有关报章或其编辑，更不能因此而威胁有关漫画作者的人身安全。

可是，人们不相信，持言论自由的基督信徒，会在他们控制的媒体上刊载亵渎耶稣基督的漫画。可见他们对言论自由，也拥有双重标准。事实证明，宗教敏感性对各宗教来说都是适用的。这次事件再度证明了，对于教徒来说，对其先知的‘讽刺’绝对不是什么‘幽默’，而是不可原谅和容忍的‘亵渎’，随时可能触发公愤和骚乱，特别是当有关事件被有心者利用之后。

有论者认为西方不应屈服于回教世界把他们的价值观强加在非回教徒身上。并且指出，比起当年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公然炸毁巴比扬的巨佛，几幅讽刺回教先知的漫画又算得了什么？
我想，对各宗教的尊重和保持敏感，应是适用于各宗教的普世价值。当年‘塔利班’政权炸毁巨佛事件，是回教极端分子所为，不能要整体回教负起这个责任。也不能因为回教政权有过炸毁巨佛的记彔，就认为回教徒没有权力维护他们的先知的形象。

换句话说，真正尊重宗教信仰自由和具有宗教敏感和负责任的人，不论他是信仰什么宗教的，对炸毁巨佛和亵渎回教先知都应持一贯的谴责态度。如果只有佛教徒谴责炸毁巨佛事件，而维护回教先知的形象则纯是回教徒的事，那么各宗教间的对立情绪将不断累集增加，而宗教间的容忍和谅解将遥不可及。

因此，对宗教极端分子不敏感、不负责任的粗暴和劣行，首先应起来制止和谴责的，应是本宗教的中庸派。然后各宗教的中庸派应连成一气，及时和迅速地着手处理问题，防止它漫延开去，或酿成一发不可收拾的局面。这次漫画事件，事经5 个后，还未获得合理解决，无论如何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国际社会必须认真分析它之所以不断恶化的原因，作为以后处理宗教争端的借镜。

这次事件，由于《砂拉越论坛报》有关编辑的不够敏感，2月4日在一篇题为“漫画在这里的影响不大”（“Cartoon not much impact here”）的报导中，转载了引起轩然巨波的有关漫画，导至我国首相兼国内安全部长拿督斯里阿都拉在2月9日援引1984年印刷及出版法令，无限期吊销该报的出版准证。

其实转载事件一发生后，有关编辑不论是出于自愿还是被迫的，在第一时间内立即引咎辞职。必须指出，如果有关编辑决定转载有关漫画，并没有进一步亵渎回教先知的动机，而是以为这么做，可以帮助读者更清楚的了解漫画的内容。那么，引咎辞职也就足够了。事实上，笔者正是由于在网上浏览了有关漫画，才更加确信它是对回教先知的亵渎，是一切尊重宗教信仰自由及具宗教敏感性和负责任的人所不能接受的。

因此，有关的惩罚显然是娇枉过正。我怀疑这是不是要让全世界知道，马来西亚在维护回教先知的形象方面，并不会落在任何回教国家之后？还是要借此强调回教作为我国国教的尊严和地位是不容挑战的？
吊销出版准证还不足以平息这息这场风波。集团总编辑多曼马莫拉也接着被迫辞职。最出人意料之外的，《砂拉越论坛报》董事局已经在一项会议中决定，将全面中止该报的出版，不上诉、不更新准证。这是不是意味着这家已经具有61年历史的报章，就因为转载了亵渎回教先知的有关漫画，就必须寿终正寝呢？或者这和砂州即将举行的大选或其他因素有关呢？（11/2/2006）

黄亚娇判例的隐忧

2006-02-15T13:01:00.000+08:00

2006年1月23日，森州回教高庭宣判淡边已故妇女黄亚娇不是回教徒，其家属可根据他们的意愿，以华人的风俗安葬死者。

首相阿都拉，认为这判决显示回教法庭并没有双重标准。他说，以前很多人认为非回教徒不能上庭，事实上从该宗案件已证明非回教徒不但可以上庭对案件陈情及辩论，而且可以获得公平判决。

上述言论显示在短短的一两个星期里，首相对宪法121（1A）条款，有关民事法庭没有司法权审理和裁决回教法庭的判决所持的态度，已经有了极大的变化。

在慕迪案件发生后，他采取较为开明的态度，承认由于上述条文不够明确，在改变宗教信仰方面已经产生了一些混淆。因此，有必要加以检讨、澄清或修改。

但在发生了9名非回教徒部长向他提呈备忘录事件之后，在回教社会强烈的反弹中，他开始改变立埸。除了指示有关部长收回他们的备忘录之外，还在内阁讨论前，立即宣布政府将不会修改宪法121（1A）条款。

现在，他进一步以单一的判例，就认为非回教徒可以在回教庭受审并获得公平的判决，这种无视我国多元民族和多元宗教国情的立论，是十分令人担心的。它除了合理化121（1A）条款，似乎还把回教法庭的权限扩大到非回教徒，完全漠视慕迪案件中，他的家属无法在民事庭讨回公道的事实。

首相有关黄亚娇已经在回教法庭获得公正的判决这个论断，也是很难站得住脚的。只要注意一下法官在下判时所引述的回教学者Abu Sujak 的一段话，就明白它根本不适用于非回教徒。

这段话的马来原文为：“Barang siapa yang keluar daripada Islam, ia diminta bertaubat tiga kali. Jika bertaubat, dan jika tidak dia dibunuh, dan tidak boleh dimandikan, tidak boleh disembahyangkan dan tidak boleh dikuburkan di perkuburan orang Islam.”(“不论谁退出回教，他都必须忏悔三次。如果他忏悔了[这里似有遗漏 - - 作者]，如果不忏悔他将被杀，不许净身，不许祈祷，不许埋葬在回教坟埸。”)

如果黄亚娇案件是在民事庭审理，那么根据联邦宪法宗教信仰自由的宪赋权利，她应享有选择或更换其宗教信仰的自由，无须“忏悔”或面对被处死的威胁，及死后受到羞辱。

值得注意的是，副首相纳吉，在判决后还特地澄清，芙蓉回教高等法庭的有关判决，并不是被特地“安排”来安抚非回教徒的。有关法庭也没有遭受到来自任何方面的压力。这澄清并不能说明什么，难道说慕迪案的判决是遭受到某方面压力的结果么？

必须指出，当主要传媒相当突出地报导有关新闻时，笔者就预感到，这次的判决可能会和慕迪案的判决有所不同。个人认为，慕迪案已经引起非回教徒的广泛不满，我们的社会也许承受不了第二宗慕迪案。

此外，黄亚娇案的审理过程和判例，不论它是不是有关方面刻意“安排”下的结果，显然也是反对修改121（1A）条款所需要的。引用首相的话就是：“该宗案件已证明非回教徒不但可以上庭对案件陈情及辩论，而且可以获得公平判决。”换句话说，有了上述判例，121（1A）条款就没有必要修改了！

如果现行的回教法可以被合理化成适用于非回教徒，而且是公平的话；它的逻辑结果就是回教法的最高法律古兰经也同样可以被合理化成适用于非回教徒的最高法律。这样一来，是否有朝一日，可兰经也可以取代联邦宪法，作为我国的最高法律呢？

其实以实施回教国作为政治理想者，正是这样主张的。可是，它绝对不符合我国多元种族和多元宗教的国情。因此，非回教徒必须认清黄亚娇判例的真正含义，不要高兴得太早！

四大宗教理事会发言人黄锦光牧师在接受马来前锋报专访时（参阅2006年正月22日马来前锋报），就正确地主张如果有关的诉讼涉及到非回教徒的利益，那么它应该是属于民事庭的权限。

他也指出，一个家庭若由于其中的一个成员改信回教，则他的配偶和子女就失去了选择宗教信仰的自由，这是不公平的。

他认为，慕迪案件涉及到基本人权、法官的职务和责任、及总监察长与监察署的一面倒。这些忧虑导至人们产生这样的感觉：回教法将成为我国最高的法律。人们觉得有一些人正在致力于这么做。

看来最终涉及的还是世俗法与回教法发生冲突时，应以何者为高、为依归的问题。如果认定我国是一个世俗国，我国的最高法律是联邦宪法，那么答案就十分清楚。

可是，对于那些认为我国是“回教国”，或者以回教国作为他们的斗争理想和目标的，当然就想不断扩大回教法的权限与世俗法抗衡，其结果就会陷入目前的困境和纷争。在大家的理性恢复前，恐怕不容易达致满足各方面的、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27/1/2006）

黄家定大演“双簧”

2006-01-19T12:02:00.000+08:00

裸蹲案自从独立调查庭证实，偷拍片段中的受害者不是中国公民，而是一名本地马来女子之后，案情有“急转直下”之势。警方滥权羞辱被拘留者似乎已不是问题，而种族因素、报章错误报导与“渲染”，才是引起中国人民不满和造成国家形象受损的真正原因。

紧接着就有国安部要对付中国报的传言，以及该部在去年12月19日限令《中国报》针对“报道不确实新闻”作出解释的报导。今年1月5日《中国报》晚报封面版在一则启事中，承认该报在报导裸蹲案时曾“误将该名女子指称为中国公民”，因此宣布该报总编辑庄宗南及执行总编辑黄兆平辞职，以负全责。

中国报记者把有关受害人误认为中国公民，实为无心之过。因为裸蹲案的情节，和之前被揭露的4名中国女郎裸体受辱的情节，颇为相似。而且该报11月23日晚报的错误标题“中国女子裸照流传”，在第二天的日报中就更正为“可疑脱光录影流传”。

中国报更正之后，其他语文的主流报章仍旧以讹传讹。此外，国内事务部长阿兹米在旅游部长阿末札希的陪同下，还在12月7日赴华向中国表示遗憾及歉意，并解释“赤裸蹲站”是警方检验可疑嫌犯可能匿藏毒品于下体的方式，并未把有关的“混淆”，加以澄清。甚至首相和副首相，也可能一度误会受害者是中国公民！

因此，中国报所犯的错误，相对而言应该是最轻的。因为第一，它是无心之过，而且在第二天就加以更正。第二，首相、副首相和各有关的部长很容易就可以弄清楚事情的真相，更不应该发生“混淆”。第三，被首相指示调查此案的全国副总警长慕沙哈山及副国安部长诺奥玛没有及时澄清受害人的真实身分，造成中国人民火上加油，他们的失责是最明显的。

可是，偏偏只有最无辜的中国报两名总编辑（为什么是两名，而不是一名？），必须负起全部的责任。向弱势的华文报开刀，以中国报的两名总编辑作为“代罪羔羊”，至少可以达到以下两项目的：既企图以种族的色彩来转移警方滥权的本质，又可以“杀鸡儆猴”，使各报老板，人人自危，自动收缩言论自由的空间和底线。

中国报的两名总编辑，可以说是被马华公会给变相“出卖”了。马华公会控制媒体在先，把社会“公器”沦为党的“私产”，公然践踏新闻自由的原则，已经是对不起华社了。

现在又以挽救中国报为名，屈服于国安部的压力，“牺牲”该报两名总编辑，以转移警方滥权的本质和真相，把裸蹲案歪曲为媒体“错误报导”和“渲染”的结果。其实，中国报所犯的错误，向读者公开道歉，以示负责，应该已经足够。

两名中国报总编辑被无辜“牺牲”后，马华总会长黄家定还大演“双簧”。私底下，他大谈如何“去卒保帅”－－牺牲两位总编辑以保住中国报的晚报和出版准证。马华俨然变成捍卫华文报的幕后“英雄”，而两位总编辑则是为了华文报业在前线“壮烈牺牲”了！

众所周知，在巫统/国阵面前，马华最善于“委曲求全”。老实说，玩种族主义，马华碰上巫统，就如“小巫见大巫”，永远注定是输家。可是在华社面前，又总是想装扮成“民族救星”的样子。即使是未战先败，也会伪装出一副“已尽全力”的无可奈何！

中国报的两名总编辑，明明是被无辜地“牺牲”了，家定还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说什么“马华不干预中国报运作”；“不认为中国报有什么问题，一切操作正常”；“中国报在这事件上已负全责，专业地处理问题”；“中国报有处理问题的智慧”；及“现在已经水落石出”等，企图淡而化之。
马华控制了中国报，他却说不干预中国报的运作；两名总编辑被牺牲了，他却不认为中国报有什么问题；在国家权力的强制下被迫辞职，他认为是“专业”地处理问题；无辜地成为“代罪羔羊”，他说处理问题有智慧；简直是颠倒黑白，一派胡言。

事实证明，作为国阵的弱势成员党，马华除了妥协之外，根本不敢抗争，也无法保住它本身的利益。在维护新闻自由的原则方面，对它更不应抱有任何幻想，因为它本质上就是巫统的帮凶。例如它在推行数理英化的妥协方案，或在中国报事件上，就动用它的影响力，控制传媒，扼杀不利它的言论。

令人遗憾的是，主流传媒的工作者，包括被无辜牺牲的两名中国报总编辑，及有关的新闻从业员组织都未能站出来维护新闻自由的原则。无论如何，叶瑞生等人代表54个联署团体向人权委员会提呈备忘录，提出三项诉求：一、针对《中国报》遭国安部秋后算账事件召开公开听证会，调查政府滥权；二、采取行动敦促政府废除要求媒体每年更新出版准证的条列；三、敦促政府立法保障讯息自由。

人权委员会代表西瓦苏巴马廉在聆听代表们的投诉及接领备忘录后，表示他将在下个月的人权委员会会议上提出联署团体的三项诉求，以便决定是否召开公开听证会，调查《中国报》事件。代表们向集合在楼下100余名各组织抗议者汇报投诉的结果，并承诺将跟进有关事件的发展。（14/1/2006）

爬山英雄入土不安

2006-01-12T10:13:00.000+08:00

一个人死了之后，由于宗教信仰的争议及国家权力机构的介入，而无法根据家人的意愿和风俗安葬；其尸体反而被外人所领取，并根据另一种宗教仪式下葬。这类事件在我国多元种族和宗教的国情下，所引起的震荡和高度敏感性，是不言而喻的。

然而，这正是我国爬山英雄慕迪（M Moorthy)死后的遭遇。它其实并
不是我国由宗教信仰所引起的第一宗尸体争夺事件，相信也不会是最后一宗。由于慕迪是我国征服世界第一高峰的英雄之一，他的事件会引起更大的轰动效应，也是必然的。

1998年他在军营伤及腰部，从此只能以轮椅代步。去年11月他从轮椅上跌倒后就昏迷不醒，直至12月20日不幸逝世。2005年12月1日，一名来自军营的人员通知慕迪的妻子佳丽安玛（Kaliammal），说慕迪已经改奉回教，因此他去逝后将以回教仪式下葬。

对佳丽安玛来说，这是难以置信的。她在一份法庭宣誓书中列举多项证据，证明慕迪是一名印度教徒。有关宣誓书至今仍未受到任何质疑和挑战。她提出的证据，包括慕迪从来没有向他的家人和亲友讲过他已经改奉回教；他一生奉行印度教徒的生活方式；军方从来没有宣布过他已改信回教，他的军人证件也未显示他的回教名字和信仰；他常去教堂并在前额涂上圣灰；在2005年1月，他还参与大宝森节的庆典；在同年11月，第3电视台还播出该台在10月底对他如何庆祝屠妖节的访谈。

慕迪妻子的宣誓书提出了慕迪奉行印度教的有力证据。可是，在去年
12月22日吉隆坡回教法庭在审理有关案件时，却由于她不是回教徒而被剥夺供证的权利。结果回教法庭发出庭令，指慕迪是一名回教徒，因此必须以回教仪式下葬。

更令人不敢置信的是，去年12月28日，吉隆坡高等法庭也拒绝审理此案，理由是民事法庭无权对回教法庭所发出的庭令，加以审查、判它无效或不予理会。换句话说，慕迪宗教信仰的自由权利、其家属以他们的风俗埋葬亲人的权利，以及佳丽安玛通过法律途径寻求补救的权利等都一并被剥夺了！

国家权力机构如此粗暴的介入，即使是回教徒也未必能够同意。在《当今大马》就有一位署名Norhayati Kaprawi的读者在来函中就说：“
回教十分重视爱心和怜悯，对人们的痛苦感同身受。此外，回教也十分重视公正的原则。它适用于所有的人，不论他是回教徒、犹太教徒、基督教徒、印度教徒、佛教徒、还是无宗教信仰者。”因此，她十分同情失去亲人、深陷痛苦中的慕迪家属，及他们想以他们的宗教仪式埋葬他们亲人的愿望。

不论从任何标准出发，一群外人以宗教的名义，手持宗教法庭的庭令，在警察的协助下，强行把逝世者的尸体从他的亲属们的手中夺走，然后以其亲人所不能同意的仪式下葬，绝对不可能是符合回教的爱心和公正的原则。因此，联邦直辖区宗教局虽然赢得了一具尸体，失去的却是回教的爱心和公正的教义，严重地损害了回教的形象！

在这方面，前雪州宗教局官员哈兹莫达（Haji Mokhtar Stork）的看
法，也很有见地。他说很多年以前，他曾被指示到巴生，把一名已经以华人风俗埋葬了的回教徒的尸体挖掘出来，以便重新以回教的仪式加以埋葬。

他反对这么做。因为他曾经到死者的家里去，发觉他家里供有神位，说明他并没有真正奉行回教。他深具誓理地说：“如果死者并没有真正奉行回教，若单凭一纸证据，就以回教仪式来埋葬他，对安拉来说是不具任何意义的！”

无可否认，一些机会主义分子，可能权宜地改奉回教以获取个人的利益。他们可能不了解，一进回教就无法放弃，因此惹来许多麻烦。这些人的做法固然不对，但其根源还是宗教不平等和没有信仰自由。如果政府的施政对各宗教信徒是平等的，而回教也和其他宗教一样，信或不信都是自由和自愿的，都是个人与上苍之间的事，岂容国家权力机构插手？

回教法庭与民事法庭二元并行，涉及回教的案件，民事法庭甚至不可插手，使问题变得更为复杂和严重。在慕迪的案件中，不仅宗教信仰自由、家庭的权利和司法补救的权利等都被剥夺了。更甚的是，慕迪的家属和传媒还被要求尊重法庭的判决，不许再讨论有关课题。问题是如果我国各族人民如果不是在同一套法律下受审，又如何能够确保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呢？如果连司法补救的途径都被堵塞了，司法公正的基石还存在吗？

难怪约翰（KJ John）要感慨地说，慕迪和他的家属的宗教信仰自由和
家庭的权利被蛮横地剥夺的结果，已经损害到我们的社会基石，随之而来的可能是文明的坍塌。这应该不会是危言耸听吧！（6/1/2006）

让数据说话吧

2006-01-05T14:10:00.000+08:00

经过三年的实行，数理英化政策已经受到各族人民越来越广泛的反对。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应是由董教总主催，各族团体协办，超过600个文教团体约3000名代表出席的反对数理英化政策大会；以及由100个马来文教团体和企业界约1000名代表出席的民族权益大会。上述两项大会都通过议决案，要求政府恢复以各族母语教授数理科目。

然而，教育部长希山慕丁并不是从教育的利益出发，开明地面对和解决有关问题，而是“胸有成竹”地要求大家等待2005年12月22日公布的初中评估考试（PMR）成绩。有关成绩一公布，教育部长就迫不及待地宣称：初中评估考试的良好成绩已经证明数理英化政策有损学生学习成绩的担心是没有根据的。

教育部长在有关考试成绩发榜前，就对它“有所期待”；一发榜后，就妄顾事实和常识地利用它来为错误的教育政策辩护。这种作法令人感到纳闷：这次考试是否已经被有心人在事先“做了手脚”，藉以达到为错误政策辩护的“政治”目的。

熟悉评分作业的人都会知道，教育部的“技术官僚”，是完全有办法可以“操纵”考试的成绩，包括A、B、C、D及E各等级所占的比率。而且除非不同年度考试的出题范围、试题的难易、出题和作答的语文、批改考卷的标准、评分的标准等都是完全一致的，否则根本就无从比较。

这次公布的几个数据，本来很能说明问题。但由于抱有成见，教育部长竟视而不见，诚为可惜。第一个数据是英文与马来文不及格的考生百分比－－英文不及格的考生高达26.2％，而马来文不及格者则只有7.7％。换句话说，超过4分之1的考生英文是完全不行的！他们连英文都学不好，更谈不上以英文来学数理了。

这次考试是以英文和马来文双语出题，学生可以选择英文或马来文作答。尽管以英文作为教学媒介已经实行了3年，但选择以英文作答的，数学只占27％，而科学也只占33％。如果这次考试只以英文出题和作答，你说成绩会是一样的吗？

事实证明，约70％的考生，不但不能以英文作答，也同样无法用马来文作答。他们只能用英文掺杂马来文的“罗惹式”语文来作答。在这种惨不忍睹的语文困境下，可怜的考生却考出比往年“更佳”的“成绩”来，你敢相信这是事实吗！

教育不是变戏法。用学生不熟悉的语文作为教学媒介，必然产生语文障碍，其结果必然影响教学进度和效果。这是极其浅显的道理。母语就如一把锋利的刀，不熟悉的外语则有如一把钝刀。只有天下最愚蠢的人才会相信，而且还要别人也相信，用钝刀切割东西，结果比锋利的刀还要好用！

强不知以为知，或者企图隐瞒真象，都是极其不智的。其实，董教总这几十年来，不论是以母语或非母语（英语或马来语）作为教学媒介的实践经验都是十分丰富的。自从上世纪60年代以来，许多乡区的华文独中就是因为数理采用英文或马来文课本，而搞到成绩低落，学生人数不断下降，有的甚至面临倒闭的命运。结果多间乡区的小型独中都是在走回董教总所坚持的母语教育路线之后，才起死回生。

一些城市的大型独中，固然也有理科班用英文课本较为成功的例子。但并不等于它无需付出学术成绩的一些代价，及对英语能力偏弱学生所造成的学习障碍，甚至最终成为牺牲品。

来自华、印小学源流的国中学生，长期由于面对语文转换所付出的不必要的牺牲，其实是十分惨痛的经验。一般而言，约有一半的学生，在初中评估考试时就被淘汰；到了教育文凭考试时，又有另一半考生将被淘汰。换句话说，只有约25％来自华、印小学源流的学生，能够在语文转换之后，在国中完成中学教育！和母语教育比较起来，它自然是严重的偏低。可是，教育部曾经关心过这个问题吗？

以上所说的，都是初中数理英化或转换成非母语媒介，对学生所造成的严重损害。可是，尊贵的教育部长，却企图以一次至少是“不正常”的考试成绩，来说明初中数理英化不会影响学生的成绩－－甚至还大言不惭地声称已经取得“更佳”的成绩，这是何其荒唐和不负责任呀！

更令人难以忍受的是，他还企图以这“不正常”的初中评估考试的所谓“更佳”成绩，来说明小学数理英化政策也不成问题。事实上，联合国的教育专家们早已断言，学童的母语教育应该延续到教育的愈高阶段愈好，而愈早转换教学媒介对学童的影响愈不利。这论断也早已为我国的教育实践的正、反经验（包括独中和国中）所一再证实。

在国内外这么多的正、反实践经验面前，为什么国阵还是要顽固地坚持错误的数理英化政策、一意孤行呢？（30/12/2005）

东姑拉沙礼与马来议程

2006-01-05T14:06:00.000+08:00

由100个马来团体和约1000人出席的“民族权益大会”，已经在2005年12月16－17日于吉隆坡举行。筹委会主席东姑拉沙礼在会上发表了主题演讲。

除了对马来族在环球化大潮的侵袭下，显得焦虑与无助之外，对政府的政策虽有诸多批评，但主要还是从马来主权和马来议程的角度出发,未能超越保守与种族主义的基调，显然与我国政治革新的趋势南辕北辙，虽然大会通过了反对教育英语化和要求废除大专法令等提案。

他的讲题就是大会的主题－－民族生存的概念：取回失去的，以填补未来。他开宗明义，强调马来民族是这片土地的主人，大会的目的在于讨论如何建立一个持续拥有主权和尊严的民族。为了达到上述目的，他认为必须检讨马来主权的基础是否牢固；也必须检讨宪法规定下的马来人特权，在环球化的冲击下，是否足以保护马来人的利益。

拉沙里是支持延续已经过时的新经济政策的。他要求政府拿出可靠的数据来证明马来人并未取得新经济政策的预定目标，以免被指责制造假数据来达致延续新经济政策的目的。他还主张马来人在我国的地位应与作为主人的地位相称。

他不否认现在马来人的处境比以前好，但他反问道：“如果我们审查一下马来人在商业大厦、高级住宅和大企业等方面的拥有率，在私人大专院校的就读率，和在私人医院的消费率，我们不禁要问：马来人的地位到底在那里？”

他说环球化是超越肤色和国界的，是强者生存。他认为马来人目前的有限能力，并不足以应付环球化大潮，特别是外劳、价廉物美的外国工业和农业产品的侵袭。但他也质疑抛弃拐杖、培养自力更生能力的可行性。他说，使马来人致富的计划，被视为只是有利于当权者及一小撮朋党，绝大多数的马来人仍然贫穷和落后，因此产生嫉妒和不满。看来，他在环球化的挑战和马来人缺乏竞争力的矛盾面前，也是一筹莫展！

他批评政府在上世纪90年代中的教育开放政策，是以我国的教育前途作为赌注。他说，当时政府保证马来语文和马来议程的利益，不会受到教育开放政策的威胁。可是，他说：“相反的，我们今天看到在这政策下建立了各种教育机构，他们趁机建立从幼稚园到大专院校的非国语或英语的教育制度。明显的，这政策不但不能实现前人建立（马来西亚）民族的的愿望，而且在教育自由化的名义下，导致更严重的族群分化。”

拉沙里说大家都同意，教育是马来人前途的关键。但基于以下各项理由，他并不抱乐观的态度：
 数理英化政策，使到人民越来越不相信国语，弱化了马来民族主义的精神；
 由于政府没有加以扶助，数以百计的马来私立学院，涉及数以亿计的资金将付之东流；
 马来人在教育领域受到三重打击：
1. 马来议程未贯彻到我们的教育政策里；
2. 马来人的子女被迫送到教育程度低落的教育机构求学；
3. 数以万计的马来大学毕业生失业。

东姑拉沙里也担心在公民社会逐渐强大，要求政府更加透明、廉洁和减少对人民事务的干预的趋势下，将来决定国家政策动向的恐怕不是联邦宪法第153条有关马来人特权的规定，不是强大的政府，不是巫统或回教党，而是由个人和各种利益团体和非政府组织影响下的人民的意愿。

他质问马来人的声音在那里？马来人的非政府组织在那里？推动民族主义运动的马来教师、语文文化斗士和商人等是不是在政府的箝制下，都被软化了？如果是这样，为什么其他民族的各种运动却那么积极和具影响力，使到许多政治巨头也不得不在他们的压力下低头？

姑里支持政府所宣布的将把新经济政策的精神，纳入明年即将实行的第9大马计划。但马来议程的推动者要确保在第9大马计划里，没有任何一个领域的马来人的权益被遗漏掉。

他对许多马来人涉及滥用毒品，感到担忧。对于宗教在这方面未能发挥它应有的妨御功能，具有强大宗教传统的巴基斯坦、阿富汗和伊朗等回教国家反而成为国际最大的毒品生产国，也十分失望。

他对国际上盛产石油的回教国家，受到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围堵；对泰南回教徒的命运等也非常关注。

最后东姑拉沙里重申大部分马来人推动马来议程的决心。他也向非马来人指出，民族权益大会不是反对其他民族或想要剥夺其他民族权益的大会。但他也坦白指出：“如果没有平等的基础供我们一齐加入‘游戏’，共同生活的愿望是不可能达致的。”

弦外之音是：如果在各领域的马来人议程不能实现，各族共存共荣的前景就不容乐观。因此，他吁请非马来族群协助马来人。在这种情况下，非马来人应如何回应呢？（24/12/2005）

各族人民反对数理英化

2005-12-21T10:39:00.000+08:00

2005年12月10日－－国际人权日，对董教总而言，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正是在这一天，它成功地在加影新纪元学院主催了反对数理英化的抗议大会。抗议大会获得超过600个团体，近3000名代表和各界人士的参与。大会虽然没有遨请政党，却获得包括马华和民政党的基层和人民公正党和回教党的代表等的主动出席，声势浩大，气氛热烈。

抗议大会的另一项突破，是获得4个印裔团体（包括印度青年会和泰米尔教育研究和发展基金会等）和两个马来团体，自由媒体组织（KAMI）和回教革新团（JIM）的协办，显示反对数理英化是各族人民的共同心声，挫败了政客要把母语教课题政治化和种族化的不良居心！

抗议大会具有尊重国语和各族母语的特点。除了两位马来代表以国语发言之外，华、印族的代表除了使用自己的母语之外，都同时采用国语（或英语）。讲到精彩处，大家都报以热烈的掌声。

例如自由媒体代表阿末鲁夫迪（Sdr. Ahmad Lufti）认为马来文教
团体协办这项抗议大会是应该的，因为国小的马来学童是有关英化政策的最大受害者时，全埸掌声雷动。

当JIM的主席查希哈山（Sdr. Zahid Hassan）批评政府声称要提高学
生的英语程度，但却从改变数理科的教学媒介语，而不是从英语科本身入手，正如“头疼医脚”一样的可笑。这比喻也引起了全埸共鸣。

董总主席叶新田博士指一些党团在有关课题上是“骑墙派”（duduk di atas pagar ）,关怀公民组织主席K.阿鲁姆甘（Sdr.K.Arumugam）
开玩笑说，华社还有“墙”可“骑”，印裔社会连“墙”都没有。两位主讲人的有关言论都深受欢迎，笑声四起－－笑中有泪！阿鲁姆甘一开始先以泰米尔语发言，绝大多数出席者都听不懂，却鼓掌支持，说明对他族母语的尊重。

此外，几位发言者提出了不少精辟的见解，值得参考。泰米尔基金会主席M.玛诺加兰律师（Sdr.M.Manogaran）引用联合国文教科组织2003年的一份立场声明说：“母语教学在识字和教育的初始阶段是十分重要的，它应尽可能展延到越高的教育阶段越好。”

一些学生家长认为家境越穷困的学生，受英化政策的打击越大。M.玛诺加兰说这和上述文件的看法不谋而合：“在家长是文盲的情况下…如果学校的教学媒介不是家里使用的语言，那么贫穷的环境，将造成学习的困难更为恶化，学生辍学的机会也相应提高。”

董总主席叶新田博士最先发言，他代表董总作出了明确的表态：“我们对华社某些党团，在华小以英语教授数理科的课题上，所采取的模棱两可的立场表示遗憾。”

“这些党团虽然不断宣称，认同华小数理应以母语教授的立场，可是实际上，却是在以‘双语教授数理’的大前提下，强调‘华文作为主要教学媒介语’这个具有误导性的立场。这种原地踏步，继承‘243’政治妥协方案基础上所进行的华小第二阶段双语教授数理，不过是企图转移人民视线的伎俩。我们绝不能接受！”

教总主席王超群先生则指出数理英化，“不只是华族的危机，而是各族群的危机、整个国家的危机”。因此，他“吁请政府检讨数理英化对各源流小学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恢复各源流小学以母语母文作为数理科的教学和考试媒语。”

这次大会没有华总的代表致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华总是否缺席了？为什么缺席？看来华总是有必要向华社作出一个交代的。无论如何，雪华堂会长拿督黄汉良出席了大会，并且在大会上对当前及未来的教育发展以及政策的推行，提出了4点十分切合实际的建议：

 以专业导航，取代政治挂帅；
 以审慎规划，取代急躁推行；
 以广纳民意，取代封闭官僚；
 以直接对话，取代间接传话。

教育部长希山慕丁指董教总为沙文主义者，说什么越施压就越不处理，就是把教育政治化、种族化和情绪化的最佳说明。众所周知，数理英化政策是在3年前，当时的首相马哈迪医生，心血来潮时敲定并立即加以推行，跟本谈不上严格意义上的专业“规化”！

至到现在，教育部长及其老上司马哈迪等“封闭官僚”（和前官僚），还是不肯检讨错误，还在唱着任何政策都有一小部分人反对的陈腔烂调，简直不把各民族人民的反对放在眼里。这种一意孤行的蛮干，和首相所标榜的亲民政策，简直是背道而驰！

由于国阵强行数理英化政策，民政党反对的微弱声音被压制了，马华则忙于搞243方案的翻版，它们在华社的威望已经尽失，根本无法取信于民。职责所在的教育部长则由于把整个课题政治化、种族化和情绪化了，各族人民对他也早已失去信心。

在这种情况下，看来只好由首相亲自出马，亲自接见大会的代表团，营造友善和良好的气氛，从教育的角度接纳大会的议决案，作为讨论和决解决问题的基础。首相是否愿意踏出有意义的这一步，我们拭目以待。（16/12/2005）

结束“吃死猫”的时代吧！

2005-12-07T12:42:00.000+08:00

在我国，因为部长是“尊贵的”，所以没有人敢骂部长为“大笨蛋”，就算他真的是。不过这一次，我国副内安部长诺奥玛，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他的同僚竟然向英国广播公司的记者，狠狠地咒他是“an idiot”。

正当我国因为中国公民受辱事件而蒙羞、而为千夫所指，就算要派部长去向人家道歉，人家都还不肯轻易放过的时候，有人却不识时务到说什么“如果认为警方残暴，就回去罢”这种昏话，这种人肯定是个“大笨蛋”！

一个女警员，指示女拘留者脱光衣服，拉耳蹲站，而且被偷偷地录了像，到处流传。正当举国举世哗然，共同声讨的时候，他却为她辩护，说她只是依照常规（standard procedure）办事。意思是说，裸体
拉耳蹲站是例行公事，女警员只是受命行事，并没有什么错误可言，犯错的只是偷录像者，而不是事件本身！说这话的人，肯定是个“大笨蛋”！

被反驳了，还不认输。还强辩确实有“搜身”（body search）条文的
存在，只是诠释不同而己。把“搜身”诠释为“裸体拉耳蹲站”真是阂人听闻。致于说这是我国警局或拘留所的“常规”，等于公然承认警方对拘留者人身尊严的践踏，也即野蛮的警察国的所作所为。写到这里，我倒希望只是我们的部长愚蠢，而不是我们早已生活在恐怖的警察国里了！

有着上述“离谱”的“诠释”记录，当他指谪记者们错误地、负面地“诠释”他的意思时，他也许是以自己的诠释能力来衡量记者们的诠释能力吧！其实，首相在斥责诺奥玛时，已经为他那句简单明了的话－－如果认为警方残暴，就回去罢，提供了最完整的诠释：诺奥玛的言论已违背了政府的立埸与政策，即我国欢迎外国的客人前来我国旅游、深造、寻求医药治疗或经商！

因此，他若低头接受首相的斥责，就等于承认他有讲过这句话。否则，他根本就没有错，为什么需要道歉呢？他当然也知道，录音录像已经是目前传媒最基本的工具，讲过的话根本就抵赖不了。可是，他为什么还想抵赖？还是抵赖了？是不是因为在过去，许多部长都讲过“错话”，结果都是靠让新闻从业者们“吃死猫”而一一过关呢？

如果我说时代不同了，他也许还不相信。倘若不信，就请他上一上《独立新闻在线》，点击一下有关新闻，听一听他自己有关发言的录音吧！

每当部长或其他政府高官讲错话，新闻从业员就要被迫“吃死猫”的时代，一定要让它成为历史！为了捍卫新闻从业员的人格、尊严和专业精神，我建议代表他们的团体，例如马来西亚新闻从业员职工会
（NUJ）等，勇敢地站出来完成这项历史使命！

除了对“吃死猫”事件提出严正的抗议之外，还应该要求诺奥玛收回“死猫”，并公开向记者们道歉。如果还没有新闻从业员的代表团体敢于开罪“尊贵的”副部长，至少当天在埸、被指为错误及负面“诠释”诺奥玛有关言论的新闻从业员也应该为了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和专业精神，而勇敢地站出来抗争。

如果竟然没有任何当事者敢于站出来与“尊贵的”部长抗争，那么只好“卑贱地”认命，疼苦地、极不光彩地继续“吃死猫”！这就是“吃死猫”文化能够生存的主客观条件。

无可否认，抗争的客观时机早已成熟，新闻从业员“吃死猫”的时代也必定会成为历史。但是，总得有人挺身而出，来完成这项历史任务啊

改变警察国的形象

2005-12-07T12:40:00.000+08:00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在2005年11月30日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复记者的提问时说，中方对数起中国公民在马来西亚受辱事件表示“严重关注”，并已多次向马方提出严正交涉。

他说：“我们注意到大马政府高级官员表示将就此事进行认真调查，中方将继续敦促大马政府严肃、公正地调查和处理这些案件，将肇事者绳之以法，并采取有效措施保护旅居马来西亚公民的尊严和人身安全。”

上述简短声明明确地表明了中方：
1. 不把该国公民在我国受辱事件视为个别的事件；
2. 已经多次向我国就有关事件提出严正的交涉；
3. 敦促我国严肃、公正地调查和处理这些案件，将肇事者绳之以法；
4. 敦促我国采取有效措施保护旅居我国的中国公民的尊严和人身安全。

如果说弱国无外交的话，正在迅速崛起的中国，自然不容该国的公民在我国连续受辱。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首相阿都拉在得知中国女郎又在警局受辱，而且还被偷拍成录像到处流传，自然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

因此，他在第一时间里，就决定派遣国内事务部长阿兹米卡立，立即前住中国，向中国政府道歉并澄清我国无意刁难中国人民，也不认为中国女性到我国的目的，是从事不良的工作。

首相希望藉此挽回中国人民，特别是旅客对我国的信心。但看来这次中国，并不准备轻易地就接受我方的道歉。因此，我国国内事务部长中国之行，至今还未能敲定日期。

无可否认，首相这次是极其认真和积极地处理有关的问题。他认为此案为“警方的耻辱”，因此直接指示全国副总警长慕沙哈山彻查有关事件，不得有任何隐瞒。据报导，在短短的数天内，一份有关该案涉及人物的身分，事情为什么会发生等详情的报告，及另一份有关四名
中国女姓旅客受辱事件的报告，都已经交到副内安部长诺奥玛手中。

但令人遗憾的是，可能由于积习难改，全国副总警长和副内安部长，一面进行调查，一面则公然为涉及的女警员辩护，说什么她是根据
“常规”（standard prosedure）办事；说什么确实有“搜身”
(body search) 的条文，只是对有关条文可能有不同的诠译而已。
。他们发表这些不合时宜的言论，除了受到法律界人士的驳斥之外，也引起公愤。因为他们的言论，已经公然违背了首相的指示。

11月28日，首相从马尔他出席英联邦国家首长会议一回国，在听取了全国总警长巴克里的汇报后，立即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将组成一个独立的机构，以调查中国女郎受辱的事件。紧接着又公布了该独立调查机构的人选。首相如此认真的态度和快速的行动，在国阵确实是少见的事。

但政府高官，如副内安部长诺奥玛并不认同首相的苦心，还不识趣地说什么“外国人若认为大马警察残暴，请回去”之类的糊涂话。难怪立即被首相斥责，指诺奥玛的言论已违背了政府的立埸与政策，即我国欢迎外国的客人前来我国旅游、深造、寻求医药治疗或经商。

诺奥玛被迫道歉，但却不负责任地指他的谈话已经被记者错误诠释。《独立新闻在线》把他的有关谈话录音挂上网，让读者亲自点击收听，证明他在说谎，不让他抵赖过关。这种勇敢地给予说谎者迎头痛击，严正地维护传媒工作者的专业尊严的作法，真是大快人心！

不论是我国公民还是外国人士，在我国警局或拘留所受辱或被虐待，绝对不是什么孤立的事件。数以十计甚至百计的事件已经陆续被揭发出来，有的已经作了宣誓书呈交给法庭，有的已经向我国人权委员会备案。警方的滥权行为，甚至使一些被拘留者丧失生命。因此，不止是涉及中国公民的案件必须彻查，涉及我国公民的诸多案件，也必须彻查，才是公平的作法。

最后，我要引用我国律师公会主席，杨映波先生的一段精辟而中肯的言论，作为本文的结束。他警告说：“如果我们仍然还是采取不足够的行动，如果我们还是在不断否认中继续睡觉，如果我们轻视我们的问题，如果我们不敢承认我们的严重问题是好几十年来我们的疏忽及逐渐腐化的结果，那么，正如首相署部长拿督那兹里最近所担忧及值得赞赏地指出的：不需要太久的时间，到时要制止我国变成十足的警察国，已经是太迟了。”

也许有人会认为我国早已是警察国。无论如何，采取有效行动还受害者公道、严惩犯罪者及确保今后不再发生类似的事件，已经是刻不容缓的当务之急。（1/12/2005）

也谈结社自由与伦理

2005-12-07T12:37:00.000+08:00

2005年11月21日晚，出席了东方日报与雪华堂民权委员会联办的《留华同学会与结社自由》讲座会，3名主讲人为留台联总前会长及现任顾问饶仁毅，时评人谢锡福与旅台同学会前会长罗志昌。可惜没有留华同学会和留台联总的代表，成为主讲人。

3名主讲人，在不同程度上都同意有关论争不应涉入统独意识形态的斗争中，这点显然是十分重要的。虽然他们所持的观点和论述，都难免与他们所持的立埸－－或“一中”、或“台独”、或“保持现状”有关。当然，我们尊重他们的个人立埸。

例如仁毅会提及“一中”是我国的“国策”，可能与他认同“一中”的“国策”有关。锡福认为称为“留中（同学会）”没有问题，称为“留华（同学会）”就有问题，可能因为前者还符合“一中一台”的表述，而后者则模糊了中、台的界线。志昌提出“保持现状”和“住民自决”的原则，也同样显示出接近“台独”的立埸。

我在《留台留华不应扩大矛盾》一文中曾指出：“台湾海峡两岸的统独斗争，是客观存在的政治课题。如果说，留台同学会或留台联总的名称本身，可以不涉及支持“一中”或“台独”的表态的话，留华同学会的名称，在定义上可能就无法避过这一关。”

留华同学会如果必须确定，它的会员含或不含留台同学的话，就会涉及统独的课题。因为它若决定会员“含留台同学”，就有支持“一中”之嫌；若决定“不含留台同学”，则可能被指为支持“台独”。

由于留华同学会在章程中把“中国”定义为“含中国大陆、台湾及港澳地区”，也即认同了“一中”的立埸。因此，它受到支持“台独”者的不满和批评，是不难理解的。就正如它若把“中国”定义为“不含台湾”也会受到支持“一中”者的不满和批评一样。

从思想和言论自由的原则出发，我们无法阻止个人支持“一中”或“台独”。一般上，也尊重或容忍个人所持的立埸或发表的言论，包括相互批评和辩论。

关键的问题是：留华同学会在定义中国（或华）时，选择了认同“一中”的立埸，它是否在行使其结社自由与思想自由的权利？它在这么做之后，是否也应该受到起码的尊重呢？许多论者都从结社自由的角度出发，认可留华同学会的做法。

谢锡福则较为强烈地质疑，留华同学会涵盖留台同学的合理性。他认为：“……你是要结社伦理或结社自由，如果要结社伦理，则隆华堂与留华同学会欲吸纳的对象和业务范围都有问题，如果要结社自由，就大家一起玩，由‘自由市场’定浮沉，也很好。”

既然锡福也同意“如果要结社自由，就大家一起玩，由‘自由市场’定浮沉，也很好”，那为什么他不可以据此支持留华同学会的成立呢？为什么需要拉出隆华堂，然后以“结社伦理”来否定留华同学会的成立呢？

何况隆华堂和留华同学会的可比性也是值的探讨的。从组织的成员和代表性来说，雪华堂向来是雪隆华团的最高代表机构，就是历史的事实。刘磐石利用雪隆行政分家，及其亲政府的政治背景，在短短的几天内，就成功地注册了隆华堂。他另立山头，显然具有篡夺吉隆坡华社代表权的动机。正因为如此，华总至今并未接受它为成员。

留华同学会的会员涵盖留台同学，是它选择认同“一中”原则的逻辑结果。它把入会资格开放给留台同学，并不能对不想加入者，如锡福所形容的“霸王硬上弓”。它也不可能篡夺现有留台校友会或留台联总的代表性或代表权。

仁义指出留台联总是团体会员，与留华同学会个人会员不同。笔者认为他指出这点是极其重要的，因为留台联总上述组织结构，确保了它作为留台同学最高机构的代表性。仁义也指出，由于留台同学数量众多，开放留华同学会给留台同学的结果，就出现了将来留台同学控制留华同学会的可能。在说明“捞过界”其实是双向的。

套一个哲学的说法，从华社的利益出发，雪华堂和隆华堂的矛盾是势不两立的对抗性矛盾。留华同学会和留台同学会或留台联总之间，除非发展为统独的对抗，则是非对抗性的，可以调和的矛盾。

除非有人刻意要用“台独”的立场来和留华同学会划清界线，认为留台同学绝对不应加入留华同学会。否则，看不出留华同学会在“结社伦理”上出了什么大毛病，必须和隆华堂等量齐观！

我的结论是，既不同意以“结社自由”来为隆华堂的成立辩护，也不同意以“结社伦理”来判留华同学会的死刑。换言之，“结社自由”的一般原则，应可适用于留华同学会；而违反“结社伦理”的十字架，还是让刘磐石和隆华堂去继续背负吧！（26/11/2005）

回教党力保丹州政权

2005-11-23T10:18:00.000+08:00

回教党力保丹州政权

回教党的吉兰丹州政权，自从上届全国大选仅以24席对国阵21席的微差多数席位险胜，该州政权简直就“危如累卵”了。对“颠覆”反对党政权有着“丰富经验”的国阵而言，只要有必要及准备付出代价，要使丹州政权易手，绝非难事！

在变幻莫测的政坛，回教党有能耐保住丹州政权至今，已经近乎奇迹！随着回教党彭加兰巴西州议员旺阿都阿兹，因癌症病逝导至的补选（将于2005年11月27日提名，12月6日投票），回教党与国阵准备争夺的，就绝对不止是一个州议席那么简单了。

彭加兰巴西补选，回教党无疑是输不起的。若输了，要赔上的可能是丹州政权，回教党今年6月才产生的、新一代领导层的威信，和该党及替阵在来届大选东山再起的期许、士气和前景。

同样的，巫统/国阵也早已摆出一副“志在必得”、绝不“坐失良机”的姿态。巫统的高层领袖，包括首相和副首相,已经公开表态，表示有关补选的胜败，将关系到丹州政权的存亡。

副首相纳吉发出要胁：“如果补选结果显示出丹州人民的求变意愿，由回教党执政的丹州政府应该解散州议会。”首相阿都拉，以比较委婉的口气，提出同样的看法：“一旦国阵在彭加兰巴西补选中取得胜利，将交由吉兰丹回教党州政府自行决定是否要解散州议会，以重新取得人民的委托。”

不论由于什么因素，回教党若真的输掉彭加兰巴西州议席，届时将出现的局面，确实不容易收拾。想象一下，若国阵出尽“法宝”，终于胜出，它会满足于一个席位的胜利吗？既然已经制造了丹州人民“求变意愿”的舆论，国阵还会坐失上台执政的机会吗？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恐怕回教党的州议员，也不是个个都能够做到忠于党和敬畏安拉，不为利诱所动吧！

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有变，回教党恐怕连重新寻求人民委托的机会都没有了。换句话说，如果要考虑解散州议会，重新寻求人民的委托，只可能考虑在补选之前，而不是在补选之后。难怪在较早时，丹州国阵主席安努亚慕沙，就曾经估计回教党会在补选前要求苏丹解散丹州州议会，以避开在彭加兰巴沙的补选中与国阵决一胜负。

如果回教党目前是处在良好的状态，有信心背水一战以取得更佳的整体成绩，解除丹州政权被颠覆的危机和隐忧；那么，这无疑是值得考虑的上策。如果舍此上策，只准备全力以赴，保住彭加兰巴西以挽救岌岌可危的丹州政权，回教党处境的困难也可见一斑。

如果根据1990年到2004年4届大选，回教党在彭加兰巴西州议席都战胜国阵，除了2004年多数票仅55张，其他3届，多数票高达2835张（1990）、1036张（1995）、及2862张（1999）。而近年来回教党参加的吉兰丹6埸补选，即双溪槟榔、林本岸、仑当、浮罗真隆、话望生和士美腊，只有士美腊落败，其余都告捷的情况来判断，回教党这次补选的胜面应该说还是比较大的。

可是，当国阵“志在必得”的是丹州政权，及考虑到这一补选的胜负，在战略上将影响到下届大选的士气和回教党和替阵能否东山再起的大局时，国阵肯定要挟着上届大选“蓝潮席卷”的余威，全面总动员，不择手段和不惜代价地强行夺取彭加兰巴西州议席，并假借丹州人民“求变的意愿”，伺机夺取丹州政权。

在回教党输不起，而国阵又志在必得的局面下，一埸空前的恶斗即将全面开展。很快的，彭加兰巴西就要成为国内外媒体的焦点。已经获释的前副首相、人民公正党现任顾问安华，在本月初已经发表文告表明届时将亲自前往彭加兰巴西助选，也会成为另一焦点。

一些网上评论，对“安华效应”在补选将起什么作用，有着不同的看法和期待。安华的支持者很希望能够看到安华，带领人民公正党的大批干部，全程投入助选活动，重振替阵的旗鼓，为他的重返我国政坛掀起另一高潮！总之，关心安华政治动向的各有关方面，都肯定会以安华在这埸关系重大的补选中，助选活动的投入程度和所发挥的作用，来衡量他“再战江湖”的热诚和影响力。

有“政坛跳蛙”之称的，前巫统巴西玛士区会主席依不拉欣阿里，已经宣布将以独立人士身分参选。他当然会利用这次的机会，对巫统报一箭之仇。国阵方面已声言，将设法解决依不拉欣阿里这个不利的因素。因此，政坛跳蛙，也算得上是另一个变数。

选区里共有966名华裔选民。由于这次胜负，多数票可能很少。因此，有论者甚至把华裔选民的投票动向，作为这次补选胜负的关键。这此华裔选民看来已经身价百倍，成为每票必争的大热门。另一关键是近2000名的新选民。据报导，巫统女青年团准备动员2000名干部，把目标锁定在35岁以下的年轻选民，进行沿门逐户的地毯式拜票访问。

当然用的最烂、国阵认为最管用的法宝还是“金钱政治”和“发展政治”。据回教党的资讯，每票价码已经报价500元至1000元之间。此外，吉兰丹国阵主席安努亚慕沙，已经公然向吉兰丹州政府发出挑战，要州政府和中央政府一道，同时向选民公布各自的“发展计划”，让选民“受惠”云云。彭加兰巴西的选民有福了！（18/11/2005）

“国阵精神”与“独断独行”

2005-11-23T10:16:00.000+08:00

“国阵精神”与“独断独行”

随着9大华团达致“坚持华小数理科以母语教学和考试”的共识之后，民政党署理主席许子根博士俯顺华社民意，公开要求国阵政府允许各源流小学数理科以母语教学，无疑是适时与值得欢迎的。

当然我们不会忘记，子根之所以能够取代郭洙镇，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郭氏虽然带领了教华人士参政，但这些年来与董教总的关系，实际上是渐行渐远。在民政党即将进入子根领导的时代，子根若能够吸取洙镇的失败经验，重新搞好与董教总的关系，毕竟也是一件好事。

此外，子根在从政前是从事教育专业的，也算是国阵领袖中，最有资格对有关政策发言的领袖之一。而他身旁的杜乾焕博士等人，向来对华教运动也具有较大的诚意。因此，许博士这次的表态，笔者不会觉得太过意外。

但马来主流传媒（主要是马来前锋报）反应的强烈程度，倒是令人寻味。2005年11月8日，马来前锋报在封面版刊登了题为《提醒民政党－－停止英语教数理的辩论》。它似乎预感到，如果不施压制止，一埸反对以英语教数理的辩论，即将在全国范围内爆发。

该报记者还特地访问马来人策略和研究基金会（Yayasan Kajian dan Strategi Melayu）主席Datuk Dr. Mohd Radzi Abd. Latif, 直接质疑民政党
这么做的动机。他说：“各有关方面都应该寻找办法，改善任何教育政策在实施上（的弱点），试图向后倒退的的行为，实际上会引起公众人士质疑他们这么做的动机。”

次日，许子根表明民政党全力支持，政府认为每个人都必须掌握英语的政策，但重申为了改善学生在科学与工艺方面的成绩，数理以马来语、泰米尔语和华语等母语教学，会更为有效。马来前锋报又在封面版刊出颇为煽情的大字标题：《民政党不退让－－子根坚持继续提出以英语教数理的课题》。

11月11日，教育部长希山慕丁，在报上公然非议许子根所提要求，指该党坚持以母语教数理的谈话是“不负责任，不一贯，以及不实际的”。他说：“许子根应该比我更负责任，因为许氏涉及三年前在国阵会议上制定这项英语教数理的政策，当时我并不在会议上。”

教长强调，他不会对英语教数理的课题随意做出妥协和修改。他只同意检讨英语教数理的执行方式，而不是更改这项政策。他还透露已收到马华、马青和国阵青年团的建议书，他们也只是要求检讨政策的执行方式而已。教长这段话，证明了马华和马青的实际做法是乖离9大华团的共识。

除了教长之外，副首相纳吉也批评民政党，公开谈论该课题的举动是不符合“国阵精神”的。他认为民政党如果对英语教数理有不满，应该在内阁或国阵最高理事会闭门协商，而不是公开谈论该课题。

在教育部长和副首相抢先表态之后，首相阿都拉才出面表明有关政策不变，并要求各有关方面停止继续争议有关课题。

在上述各种压力下，子根像绝大多数国阵非巫统的领袖一样，不敢继续抗争，并以“产生误解和错误诠解”之类的“泄气话”下台。众所周知，子根的语文表达能力绝对不成问题，而主张以母语教数理又是明明白白的事，需要什么“诠解”，又何来“误解”呢？

明显的他是“妥协”了：答应不公开讨论，只将通过政府及国阵内部继续反映意见及争取。即使这样，马来前锋报对“他将通过政府及国阵内部继续反映意见及争取”这样的表态似乎还是不满意。因此，该报的有关标题为：《我将继续提出（有关）课题》！让人产生一种子根不愿意妥协的错误印象！

该报还以《我不会理睬种族论争课题》的大字标题，在第8版报导教育部长希山慕丁，以权威的口吻教训民政党：“我不会理睬种族论争或单一学校源流的问题。我的立埸是始终一贯的。这是不能以任何藉口加以争论的政策问题。（这课题）到此为止。”

以英语教数理课题根本不是单一源流的问题，或什么种族主义的论争。为了压下巫统政客这种嚣张的气焰，对上述“谬论”和“歪曲”给予批驳是完全必要的。否则，做为国阵成员党的基本尊严，必定荡然不存！

大家心里明白，英语教数理这政策，是三年前马哈迪威权政治的产物，绝对不是什么民主协商的结果。当年马华、民政同意有关政策，固然应该负起责任。但如果说经过三年的实践，证明它是一个错误的政策，将使到千千万万的各族学生受害，为什么不能公开讨论或加以检讨呢？

如果公开讨论具有广泛代表性的9大华团的共识，是违反“国阵精神”的话，那么“国阵精神”岂不是变成反人民、反民主的“独断独行”了？子根和民政党能够屈服在这样的“国阵精神”之下吗？是不是应该问一问：现在是什么时代了？（14/11/2005）

马华不应继续自欺欺人

2005-11-22T21:43:00.000+08:00

我国种族政党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声称代表和维护有关族群的意愿和利益。可是在实际上，它们时常乖离、甚至把有关政党的意愿强加在它们所声称代表的族群上。这些种族政党的立埸，往往是“政治妥协”的产物。马华对华小以英语教数理科目的最新立埸，再度证明了这一点。

董教总、华总、七大乡团协调委员会、校友联总、留台联总、南大校友会及全国校长职工会等八大华团在2005年10月26日所达致的，坚持华小的数理科必须以母语教学及考试的共识，可说是最具代表性的华社意愿。

八大华团会后所发表的共同文告，明确表明：
· 以英文教数理，不但无法有效提升学生的英文能力，反而影响学生学习数理的教育素质和造成心理压力。
· 若小学六年级评估考试，数理科以英文做为考试媒介语，将导至华小只剩下华文科以母语做为教学和考试媒介语；华小将丧失以母语做为主要教学媒介语的本质。
· 支持政府提高国人掌握英文的努力，但需依据语文教学的原理。

八大华团的上述共识，基本上是根据董教总坚持母语教育的立埸为出发点。由于董教总已经先后和民政党及马华，就华教课题进行交流，马华应该十分清楚华社上述共识。如果马华一如它所声称的，代表和维护华社的共同意愿，它就有义务和责任根据八大华团的上述共识，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案。

可是根据11月5日传媒的报导，马华总会长黄家定却宣布了马华对有关政策的所谓“非常鲜明和明确”的立埸：
· 华小数理科，无论是1至3年级或是4至6年级，都应以华语为主要的教学媒介语。
· 真正符合华小本质的，就是确保华语是华小的主要教学媒介语，这是不容质疑的。
· 在确保华小不变质的同时，兼顾华小生升上中学时，能够克服英语教数理的挑战。

马华的所谓“非常鲜明和明确”的立埸，其实是它的妥协性的“2－4－3方案”的延续，是乖离了八大华团的“坚持母语做为华小数理科的教学和考试媒介语”的共识的。

因为马华主张“以华语做为华小数理的主要教学媒介语”，事实上就是有如“2－4－3方案”一样，以华、英两种语文作为华小数理的教学媒介语。马华对考试媒介语避而不谈，原因大家心知肚明。因为教育部除了曾经表示过在2008年，华小数理科将以英文出题之外，并没有答应过以华英双语出题，学生可选择华文作答。

马华说过“以什么语文教学，就以什么语文考试”，要华社相信华小现在是以华、英双语教数理，所以2008年将以双语出题，届时华小学生可以选择以华语作答。可是，教育部似乎有另一套想法，他们把“2－4－3方案”当成是过渡性的方案。当局认可的只是以英语教学的部分，以达致和国小、淡小在课程和考试的统一，当然也包括和国中衔接的问题。

如果教育部坚持在2008年各源流小学数理以英文统一出题，那么马华声称的以华文为华小数理科的主要教学媒介根本就无法实行。因为可以预见，“功利”的家长们将会要求学校以英语作为主要教学媒介，确保孩子们能够应付英文出题的试卷。

结果不论各有关方面如何为本身的方案辩解，华小的实际做法，很可能还是逐渐移向以英语课本和媒介为主，以华语课本和媒介为辅，进行效率不高的翻译教学或重复教学。最后，也很可能还是要乖乖地去参加以英文出题的数理考试，因为巫统坚持的事，马华公会或民政党基本上是无能为力的！

家定说：“我们认为，真正符合华小本质的，就是确保华语是华小的主要教学媒介语，这是不容质疑的。”这话可圈可点，因为这正是我国教育法令所定义的华小的本质。对国小和淡小而言，也同样适用。

当年马哈迪心血来潮，在我国推行中、小学数理科以英语教学，其实是违背我国教育法令所赋予各源流母语学校，以母语作为主要教学媒介语的权利。当年马华不敢以我国教育法令的规定为根据，为我国各源流母语学校请命，而是大搞妥协、折衷的“非驴非马”的“半天吊”方案，是埋下目前两难困境，及可能过不了2008年大限（指华小数理科考试媒介）的根本错误所在。

现在马华的总体策略，应是回归华社的共识，以我国教育法令所赋予的权利，坚持各源流母语学校以母语作为主要教学媒介，包括数理科在内。不能设想，国小和淡小数理科以母语教学的权力失守，华小反而可以保得住。正如很难设想，当国小和淡小必须以英文作为数理的考试媒介的时候，华小独能以双语出题，而学生则可选择华文作答。

坚持各源流中、小学数理科以母语教学和考试，才是真正“鲜明和正确”的立埸。以这立埸为出发点的解决方案，才是正确的解决方案。任何“2－4－3方案”的延续，任何“折衷”、“兼顾”的一厢情愿，最终都可能过不了2008年的“大限”。因此，在这关键时刻，马华不应该继续“自欺欺人”了！

根据以上的简要分析，华社维护母语教育，是不能依赖马华的。目前更为重要的，是唤醒各族人民关于我国教育法令赋予各流源母语教育的权利。联合各源流学校的有关方面，进行联合抗争，也许更为有效。除了发文告，开研讨会之外，是否可以考虑一些新的斗争方式？

例如是否可能从各源流小学中，各找出一间小学，联合起诉有关当局，指它侵犯教育法令所赋予各源流母语学校以母语作为主要媒介语的权利？如果独大有限公司当年可以起诉政府，为什么现在不能呢？何况我们的出发点是母语教育，而不止是华文教育而已！（5/11/2005）

汽车政策与利益分配

2005-11-22T21:36:00.000+08:00

2005年10月19日，政府公布了国家汽车政策架构及税务架构，国人期待已久的国家汽车政策，总算有了个眉目。可是，它并没有给人带来什么惊喜。不要说对目前国产车危机有任何前瞻性看法，就是对闹到满城风雨的AP 丑闻，也没有明确的解决方案。

AP政策的弊端，普腾今日所陷入的困境，足以说明问题。前首相马哈迪医生，始终坚持有关政策是好的，只是在执行上出了问题。由于是AP制度的始作俑者，他这种死不认错的态度，不难理解。但旨在解决国产车危机的新国家汽车政策，虽同意最终放弃AP制度，却没有具体的进程规划，显然决心不足。

新政策对AP采取了所谓4大措施，即：
1. 冻结发出进口新汽车品牌的特许AP；
2. 明年停止发出“改装车辆”的特许AP；
3. 允许土著控制的上市公司直接申请AP；及
4. 通过公开AP进口1至5年车龄的二手车辆。

有趣的是，这几项新措施，似乎都和前首相马哈迪医生的严厉批评有关。说明了它的重点，似乎着重于利益的重新分配，并没有改变AP制造成国产车失去竞争力的最严重弊端，也没有解决加重国产车消费者的负担，以肥极少数“AP大王”的不合理现象。

国际贸易和工业部长拉菲达，在内阁的指示下，于2005年7月14日致函给前首相马哈迪医生，向他解释有关AP所引起的各项问题。在覆信中，马哈迪列出了拉菲达的7项“虚假说法，以掩护她本身的错误”，其中包括：

· 马哈迪否认是他批准 Naza Kia Sdn Bhd 的 Kia Carnival 品牌，给予国产车的地位。他指责拉菲达在该汽车仅拥有18％的本地组件、不符合条件的情况下，擅自作出有关批准；
· 指责拉菲达拒绝执行他的指示，以调查通过AP进口的汽车，其进口价（Landed price）为什么这么低；
· 指责拉菲达对2004年所发出的AP数量，提出三个不同的数据，指出AP的总数若限制在上一年国产车总数的10％的话，那么2004所发出的AP数量，应比拉菲达所提出的三个数据都来得小才正确；
· 指责拉菲达发出一种进口所谓“改装汽车”（Tuned-up car）的新AP，其实这些汽车根本没有改装过。这等于说拥有这类AP者，可以自由进口各类型的汽车；
· 指责拉菲达所公布的1800cc以下的进口汽车的数量，即17，455辆是缩小了的数量；
· 指责拉菲达误导内阁接受亚太贸易协定，因为她没有向内阁表明有关协定的第二条款，对我国的国产车是不利的，该条文的内容为：任何汽车，若40％组件是来自任何一个亚太国家，有关汽车即可被视为有关国家的汽车；
· 指责拉菲达把AP发给条件不足的少数几个人，其中两人在2004年获得13，342张AP，在2005年则获得16，785张AP。

无可否认，新国家汽车政策有关AP的四大措施，显然试图解决或缓和马哈迪的上述多项指责，但对Naza Ria 的国产车地位却保持沈默。

为了说明Naza Ria 的国产车地位是拉菲达背着首相，私底下给予批准的，马哈迪还特地公布了Naza Ria Sdn Bhd 于2002年5月21日致给他（当时首相）的一封有关的信件，以证明该公司并不是要求他批准Naza Ria 的国产车地位，而是有如该信第7段所说的，请他“提出劝告和促成此事”。

但有关封件的第1段就通知首相，该公司已经向国际贸易与工业部提出申请，要求贸工部发出执照给该公司，作为生产Kia 品牌汽车的装配厂。而该信件的第8段，则对“首相和政府的一切协助，使此事受到考虑及批准，表示珍惜和感激。”

因此，首相在有关信件上所批示的“我不反对”（Saya tidak ada halangan），也可以被视为首相不反对国际贸易和工业部“考虑及批准有关事宜”。而且首相还承认：“我确实在2003年8月27日出席了该车的推介礼，宣布它的国产车地位。”

既然反对，为何又出席它的推介礼，并亲自宣布它的国产车地位呢？马哈迪本身就有两种不同的说法。根据2005年10月15日马来前锋报的报导，马哈迪说，在推介该车时，他惊异地发觉到，该车已经重新命名为Naza Ria 并已取得国产车的地位。这时他想离开却已经太迟了！

第二种说法，见诸他答覆拉菲达的有关信件中。马哈迪说，他之所以会宣布Naza Ria 为国产车，是他相信国际贸易与工业部已经做出审查，该车已经满足了作为国产车所应具备的一切条件，包括本地汽车组件应占的比例。可是，在接下来的内阁会议中，他才得知，Naza Ria 的本地组件只占18％。显然他已经被拉菲达“耍弄”了！

这两人之中，到底谁说假话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发生在像马哈迪这样的“威权者”和他的所谓“亲信”之间，竟然还有如此见不得光的“你虞我诈”，巫统高层腐化到如此地步，如果不是从老马口中讲出来，真是难以令人置信。

指出这一些，是为了说明所谓国家汽车政策的制定，事实上并未能真正摆脱巫统内部朋党利益的争夺。事实上，在目前西方一些经济先进大国，汽车工业也陷入危机，有的甚至倒闭的情况下，政府若无法提出令人信服的分析和愿景，说明像我们这样的“小国寡民”，同来可以维持具有经济效益的国产车，那么，不论包装的如何美丽的国家汽车政策，都可能经不起时间的考验。

在这种情况下，期待在一两个月后即将公布的国家汽车政策，既能解决目前AP制及国产车政策所存在的弊端，又是真正有利于我国汽车消费者、汽车业及我国总体经济的发展，似乎是不可能的。（22/10/2005）

官僚们的各种“藉口”

2005-11-08T13:54:00.000+08:00

“布城高教部大门深锁，部长拒见大专生团结阵线”，读到这样的标题，我们已经习以为常。因为在我国，高高在上的部长见不见老百姓，似乎是他的权利，谁也奈何他不得。

不要说“人民是老板”，就以首相所标榜的“亲民”政策为准，部长也应该主动走向人民，协助人民解决他们所面对的问题。现在是大专学生，因为开展争取校园民主的斗争，遭受到校方的迫害。有鉴于事态的严重，约80名各校学生才集合在高教部，要求会见高教部长沙菲益，请他协助。既然学生们已经来到门前，负责高教的沙菲益部长，怎么可以拒绝接见他们呢？

推说开会，没有时间等这类“老掉牙”的藉口，只能让人对部长的不具诚意更为反感。何况学生苦候约两小时，部长就不能抽出一些时间来见见他们，以显示一点关怀吗？不论由于什么原因，不愿接见“异议者”，无法摆事实讲道理，都是有违民主精神的。

派手下接见，也是官僚喜欢使用的另一招数。既可避免理屈词穷时的窘态，也可由手下去“探探虚实”。必要时手下也可以“打打太极”，说什么他没有权力作决定，将把有关意见或要求传达给部长云云。总之，尽是说些“废话”，把来者打发回去就算交差了！

这边高教部长“忙”到无法接见学生，那边却传闻博大副校长阿查里莫哈末，却有“闲暇”出现在高教部门后“观查整个事件的过程”，而且博大还派出数位工作人员，手执相机与摄影机当埸摄录事件过程。

这说明有关当局并没有为学生解决问题的诚意，他们更感兴趣的似乎是如何对付“闹事”的学生。难怪博大的学生会敏感地说：“我担心博大校方又会对出席的学生采取行动了。”当局为什么要制造这种对抗的气氛呢？上述学生不满地抗议道：“将高教大门锁上，是非常荒谬的，难道学生是恐怖分子吗？”

类似的例子，俯拾皆是。例如当教育部长希山慕丁在国会走廊，被记者问及董教总等8大华团呼吁政府恢复以母语教数理的课题时，他也同样不敢面对问题，而是以一些毫无关系的“标准官话”加以敷衍扯淡。

说什么：“政府会考虑任何有利于国家发展的教育政策建议，但前提是不可过于倾向某一种族、源流或者宗教的狭隘理念。”

又说什么：“无论是什么建议，他们必需先想得更加深远。否则，每次我们一谈起教育课题，某些组织就会声言捍卫某些种族、教育、以及源流。对于我来说，这是非常不建康的。”

这类离题万里的官话和废话，都是当“高帽”拿来“压人”的。虽然是胡言乱语，但用以应付怕官的驯民，有时还是可以“过关”的。其实，董教总等8大华团，主张以母语教数理，是适用于各种族、各源流的，和宗族根本扯不上任何关系。这些教育部长应该是清清楚楚的。

最近和几位马来民族主义者一齐用餐。据他们反映，各地反对以英语教数理的马来人仍然很多，包括巫统的一些部长，也不赞同这种损害国语地位的政策。

据说柔佛州巫统也是反对有关政策的，但希山慕丁还是我行我素。他们认为，这政策是前首相马哈迪的杰作。目前在巫统/国阵内贯彻这政策的，主要是亲老马的副首相和教育部长。首相阿都拉虽然并不十分认同上述政策，但由于仍旧居于弱势地位，还不敢轻举妄动。

在这种情况下，董教总等8大华团对教育部长的不负责任言论，理应给予严正的批驳。此外，也应该预约时间，派代表团把有关议决正式提呈给首相，要求首相重视英语教数理的危害性，及时废除这项错误的政策。

董教总亦应该联合其他民族母语教育的维护者，包括国阵内的民族主义者及对母语教育有正确认识的人，有组织、有步骤地坚决开展反对以英语教数理的错误政策，不达目的绝不罢休！（29/10/2005）

停止迫害大专同学

2005-11-08T13:51:00.000+08:00

“说一套，做一套”，是国阵实政的基本特点。最新的例子是我国高等教育部长沙菲益在国会高谈将检讨已经施行了34年的《大专法令》的同时，一些大学当局却准备以该法令来对付争取校园民主的大专学生，让人深感受骗。

据报导，有关大学当局已经援引大专法令，准备对林仕妆等8名大专生采取纪律行动。就以仕妆为例，她的“罪状“有二”：第一，煽动学生杯葛今年9月29日的校园选举；第二，参与今年10 月7日在国家
回教堂前的集会，该集会的目的是游行至马来西亚人权委员会，以呈交有关2005/2006年校园选举的报告。

校园选举是校园民主的实践，而赞成、反对和杯葛等，都是民主的基本范畴和权利。大专生若有不满，以和平方式集会、游行和呈交备忘录等，也是他们应享有的宪赋权利，不应受到质疑和剥夺。特别是人权委员会是法定维护人权的机构，向它提呈备忘录可说是天公地道。因此而受到对付，简直是天大的笑话！

“杯葛”校园选举，是学生们为了抗议不民主的选举条规，被迫采取的行动。“杯葛”意味着放弃参选，让对方胜出。因为学生放弃了竞选的权利，所以杯葛可说是消极的行动；但它也可以通过暴露选举的不民主，和争取革新选举条规，而达到化消极为积极的目的。

因此，杯葛本身只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采取杯葛行动后，如果没有其他后继行动加以配合，以达到化消极为积极的目的，其结果很可能会使学运陷入更大的低潮，不利于维护校园民主和学生自治的长远目标。

既然杯葛是一种自觉放弃权利的行动，它当然没有抵触任何民主的原则。相反的，强迫别人充当民主的橱窗，为不民主的选举条规和制度涂脂抹粉，倒常常是扼杀民主者的伎俩。

在1969年，劳工党与人民党组成的社会主义阵线，也曾经认为我国民主已经死亡，而号召杯葛该届大选。无独有偶，当时许多左翼干部也曾因为号召杯葛大选而遭受到对付。在不民主的游戏规则下，强迫别人下埸自取其辱，事实上也是一种强奸民主的作法。

当权者应张大眼睛，回顾一下国内外的学生运动，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不论是1919年发生在中国的五四运动；1968年发生在法国的学潮；近年来发生在印尼、菲律宾和泰国等地，学生广泛参与的人民力量运动；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全世界学生参与各殖民地人民，反帝反殖的解放斗争和大规模的反战运动；及我国上世纪五十年代及七十年代的学生运动等；都绝对不止是和平集会、游行和呈交备忘录那么简单，那么温、良、恭、俭、让！

我国大学生如此驯良，如此奉公守法，我国各大专院校的行政当局还是不肯放过他们，还要援引《大专法令》来对付他们，是不是要迫使他们更加激进化、甚至被迫转入地下进行非法的颠覆活动，才肯罢休？

必须强调指出的是，这次五所大专院校维护校园民主的候选人集体杯葛选举，是有他们的理由的。从学生团体所发表的文告，及传媒的报导和评论，可以看出校园民主与学生自治的原则，显然已经受到粗暴的践踏。校园选举似乎不再是学生自己的事，而是副校长、学生事务局甚至校园保安等可以任意加以干预和操纵的。

学生不被视为实践民主的主体，他们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并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他们不但无权参与校园选举规则和制度的制定，甚至连被谘询都没有。大学当局垄断了决策权，而且制定了一千零一条规则来规范和限制他们。

更加离谱的是大学当局和主流传媒，硬把学生二分为“亲政府”和“亲反对党”两大集团。有关当局和校园外的政治势力据说一早就召集各“亲政府”的组织（例如宏愿俱乐部等）进行部署，确保“亲政府”的候选人能够取得胜利。

有关当局对候选人的参选条件，进行了许多不合理的限制：例如学术成绩、口才、过高的押金、校方行政人员的签名、不准结盟等。竞选活动也流于形式，不但日期短，竞选活动的地点、时间，宣传的内容、方式，宣传品的形式、内容、数量，张挂或分派的地点，投票的方
式等，一切的一切，都详细加以规定。校园保安人员，还在三更半夜，突袭女生宿舍，搜查“非法”宣传品，好像美国情报局，突袭搜查“恐怖分子”嫌疑犯一样煞有其事。

学生们最后要求校方允许马来西亚人权委员会，派代表监督这次颇具争议性的校园选举，确保它能自由与公正地进行。连这么合理与起码的要求也被拒绝了！学生们是在这种百般无奈的情况下，才决定杯葛这次选举的。因此，如果有谁应该出席听证会，及被纪律行动对付的话，应该是涉嫌干预和操控校园选举的有关方面，而不是仕妆等开展维护校园民主和学生自治斗争的同学！

留台留华不应扩大矛盾

2005-10-22T10:14:00.000+08:00

华社目前正值多事之秋，可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最新的舆论焦点，涉及在双十节宣告成立的留华同学会与留台联总所产生的矛盾。如果处理的不好，甚至可能扩大为两会不必要的对抗。

存在已超过30年的留台联总及其26个属会，是历史的产物。同样的，留华同学会的诞生，也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因为越来越多的留华学生的福利毕竟需要有人照顾，若要留台联总来照顾他们，可能就不那么“名正言顺”了。此外，留华同学也必须和留台同学一样，组织起来，对社会作出回馈。

台湾海峡两岸的统独斗争，是客观存在的政治课题。如果说，留台同学会或留台联总的名称本身，可以不涉及支持“一中”或“台独”的表态的话，留华同学会的名称，在定义上可能就无法避过这一关。

很难想像留华同学，会为“台独”着想，刻意回避“留华”（或“留中”）这约定俗成的名称。为了决定港台澳地区的同学是否有资格成为会员，就必须把“中国”（简称“华”或“中”）加以定义，统独课题就自然牵涉进来了。留华同学会在章程中把“中国”定义为“含中国大陆、台湾及港澳地区”，也即认同了“一中”的立埸。

留华同学会，在对“华”下定义时，虽然无法回避“一中”或“台独”的抉择。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有意突出统独的矛盾，或存有与留台校友会或留台联总对抗的动机。留华同学会主席陈志成和署理主席王瑞国，在记者招待会上不断强调同学会作为文教团体及为同学提供服务的宗旨，尽量回避统独的议题，也说明了这一点。

留台联总日前发表的文告，也没有在统独课题上做文章。首先，它声明该会前会长陈志成筹组成立的留华同学会纯属个人行为，与留台联总完全无关，也与留台联总属下全国26个留台属会无关。陈志成对此不可能有任何异议。

其次，文告强调：“留台联总与各属会数十年一路走来、始终如一，绝不会因任何外来因素而受影响，将一如既往继续贯彻与落实为留台人谋取福利的创会宗旨，继续扮演好协助学子赴台升学的工作。”这点也无需置疑。个人认为，留华同学会目前的工作重点，应放在台湾以外的地区，以达到分工的目的。

文告的第三点，有点语焉不详，较具争议性。文告说：“留台联总吁请所有留台人坚守岗位，维护和巩固现有的留台组织”。这是维护自己组织的作法，无可厚非。

但若留台留华两会，都互不限制对方会员入会的话，文告接下来所说的“不鼓励擅自加入留华同学会，避免造成混淆的局面，引人非议”，则有过度反应之嫌。如果“造成混淆”是指声明第一点的顾虑，不是澄清了吗？“引人非议”之说似乎有些牵强。

从一些评论报导的字里行间，感觉到留台联总前会长及现任顾问陈志成，与现任留台联总领导层之间可能存有人事纠纷，以致陈君筹组留华同学会，被视为“另立炉灶”，给人一种“闹分裂”的印象。

如果因为涉及人事问题，而影响到两个组织之间的关系，对双方的组织来说，都是极不公平的。因此，严格区分个人恩怨（若有的话）和组织之间的关系，是完全必要的。

致于留华同学会的成立，若“不经意地牵动中台在海外的统战神经”，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如果中共把留华同学会，当成“一中政策”的统战对象，或台湾民进党政权拉拢留台联总支持它的“台独政策”，也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问题是我们无须因为统独的分歧（应允许会员对统独问题持不同的立埸和看法），而闹组织上的分裂或组织之间的对抗，因为对双方组织而言，统独问题不应取代同学会章程里所列明的宗旨，而提高到势不两立的原则对抗。

相反的，留台联总和留华同学会，都应在照顾会员的利益，及维护母语教育和民族文化等方面，与董教总为首的华团领导机构，紧密配合，作出各自的积极贡献。

目前，双方所应该体现的，应该是更大的宽容和谅解。各有关方面，亦应停止发表不利团结的言论，让大家先行冷静下来。只有认清了矛盾的性质和采取正确的处理方式，才能解决组织之间的问题。也许在适当的时候，双方有必要坐下来，为促进双方的团结和谅解，作出努力！（14/10/2005）

“权贵”与“小人”

2005-10-22T10:11:00.000+08:00

不知是不是一种错觉，最近华社好像比较有生气。对一些课题－－有些固然是老问题，也常有座谈会加以探讨，而且似乎较认真地在分析和重估一些现状。政党渗透华团的课题就是一例。

在我国的政治史上，“渗透”与“反渗透”最初是马共与政府之间的一场角力。由于马共被宣布为非法组织，只好“渗透”合法的团体，以宣扬他们的政治理想，开展他们的统战工作。

对政府来说，马共的“渗透”是“非法”的，他们的活动就称为“颠覆活动”。因此，从政府的角度出发，“渗透”是具有秘密、非法的动机和意图，必须加以杜绝。当年的办法，就是援引内部安全法令对付一切“嫌疑犯”－－而且宁可捉错一百个，也不可放过一个。事实上，许多对反动政权具有威胁的进步政党、工运、学运和各界的民主人士和议异分子，也一样会被冠以“亲共”之名，加以对付。

可见，“渗透”至少具有“颠覆”有关组织的意图，是属於对抗性的矛盾。因此，沈慕羽先生当年以马青领袖的身分，参加维护华教的工作，从来就不曾被视为“渗透”华教队伍，因为他并没有任何“颠复”华教运动的的意图。相反的，他维护华教的鲜明立场，反而被视为“颠复”了马华反华教的立场，结果被马华采取纪律行动，开除出党。

其实，不少地方上的马华基层领袖，也同样是董教总的基层干部。由于他们没有任何“颠复”华教的意图，甚至在马华对母语教育采取与董教总对立的立埸时，放弃党性，站稳维护母语教育的立场。因此，他们当然也不能被视为是华团的“渗透”者。

新上任的吡叻董联会主席张华，会被该州华团视为“渗透”者，主要是对他的华教立场“投不信任票”。正如有评论者指出的，他的获选过程，更接近于“鱼目混珠”或“引狼入室”（曾获得前华教领袖的公开或私底下的“祝福”）。

因为他在竞选吡州董联会主席时，曾答应“淡出政治”，中选后却宣布准备竞选马华中央委员，才触发华教工作者的反对。如果这次获选的，是同样具有政党背景的陈正华，相信“渗透”华团的问题也不致于会产生，因为他维护华教的立场，始终与董教总的立埸一致，不存在任何“颠覆”的问题。

马华副总会长翁诗杰，认为马华没有必要渗透华团，因为华团光辉不再，而且喜欢“巴结权贵”。这和新纪元讲师莫顺宗，感慨华团“君子”难求，却有太多的“小人”，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不同的是，前者身为“权贵”，难免语带不屑；后者则是“恨铁不成纲”的“责之严”。

无论如何，翁诗杰确实看穿了一般华团领袖的“致命伤”－－喜欢“巴结权贵”。因此，许多华团，无需“渗透”或“收编”，早已自动“投怀送抱”。即使剩下三几个不那么听话的，在软硬兼施之下，也少有“不识趣”的。在这样的现实下，难怪翁诗杰要大言不惭地说什么“华团根本就没有被渗透的本钱”！

翁诗杰非议那些口头上批判权贵，但还是要巴结权贵的华团领袖，指他们拥有“双重心态”。可是，他本身似乎也同样具有“双重心态”：一方面，否认政党渗透华团，是有利可图的；另一方面，又承认政党渗透华团，是为了扩展人脉和影响力，这是任何政党都离不开的意愿。

他批判华社过于“泛道德化”，否认部长拨款是为了达到“收编”拨款对象的目的。如果翁部长真的认为拔款只是把政府的资源分配给群众，为什么反对党的议员就没有拔款的方便呢？他又怎么看待国阵在大选前，大派“糖果”的作法？难道这么做，没有“收买人心”，要选民“感恩图报”的用意吗？

执政党垄断国家资源分配的权力，显然具有“不道德”的一面。作为制度下的共犯，在享有“特权”之余，根本没有“自鸣清高”的“本钱”。正好像马华如果不时在五星级大酒店或豪华游艇，与华团领袖进行“交流”，以“巴结”他们；马华领袖就没有资格可以“唱衰”华团领袖喜欢“巴结权贵”，尽管这可能是事实。

我同意华团里有太多的“小人”，但“权贵”的存在，是“小人”巴结“权贵”的前提，也是一些“君子”堕落为“小人”的前提。明白了“权贵”与“小人”相互依存的道理，也就明白“权贵”批判“小人”巴结“权贵”，其实是言不由衷的！（12/10/2005）

听大哥讲日治时期的故事

2005-10-11T14:33:00.000+08:00

老大已过古稀之年，但健康一向良好。上个月的某一天，小解时突然出血。给医生一检查，便说右边的肾坏了，必须立即动手术切除。真是应验了平时不生病的人，一旦生病便是大病的说法。

手术后的最初几天，大概是由于年老和麻醉药作怪，出现了神智紊乱，时空倒错的现象。我陪伴在侧，老大除了不断重复想念家、坚持要回家，但却分不清医院和家之外；最令我感到惊异的是，他竟然又再断断续续地重述了一遍，他这一、两年来已经不知向我说过多少遍的日治时期的故事。这故事基本上由四个部分组成，即逃过一劫、父亲受骗被杀、二哥病死及小当家的故事。

那是发生在日本侵略军已经占领我国的事。我父亲当时是在柔州巴力士隆（Parit Sulung）附近的一个小镇经营树胶生意。根据大哥的回忆（当时他已经是个十来岁的孩子），当时我家已经有胶园、有罗里，而且他总是十分自豪地告诉我：我家还有小镇的唯一电话，连园丘的外藉经理有时都得向我家借电话使用呢！

有一天，日本鬼子的战机，就在小镇的上空向小镇投弹和扫射。当时老大和父亲正在屋外，父亲连忙拉着老大，奔向一棵倒树根部的大洞躲藏，炸弹就在他们的身旁开花。父亲的机警，总算让他们逃过一劫。

过后父亲立即决定，跟几家亲戚和友好，到附近的大芭（森林）里建临时房子，带了一些粮食，就撤进大芭避难。讲到这里，老大总是不断地感叹：父亲真是太傻了！怎么可以相信日本鬼子的话，说什么要“招安”开会，结果十个去“开会”的地方领袖，都在抗日的罪名下被惨无人道地杀害了！

老大总是无限惋惜地说：为什么不会推说生病或随便找一个藉口，推搪过去呀！真是太傻了！接下去他就会讲一套如果父亲没有死，我们今天就可能如何如何的美好“愿景”！

至少二哥就不会病死，这是他绝对肯定的一点。原来他们两兄弟，当时必须到亲戚的稻田去赶鸟。家里没有东西给他们带去吃。只好拔一些木署，放到火烧土堆里烤来吃。两兄弟天天吃烤木署，最后同时患上肠炎。送到麻坡我大伯父的家，找医生救治。结果老大命大活存，老二却结束了还不到十岁的苦难日子。老大对老二的早逝，不知发出过多少次有声无声的抗议，甚至在神智不清的时候！

老二走了，老大必须继续扮演他的小当家的角色。他形容道，我妈妈带领我们五兄弟和三姐妹，为活命而痛苦挣扎！我们好心的姨丈，让我们到他管理的椰园里去拾椰子，到芭里去采野菜。椰子拾回家，我三个姐姐就刨椰子；野菜采回来，她们就切野菜。椰浆用来煮成椰油，椰糟和野菜则用来养猪。

椰油煮好了，由谁运到一、二十公里外的麻坡去卖呢？当然非老大莫属了！一个十来岁的孩子，用一辆高大的“老爷”脚车，要载上一满（土油）桶的椰油，然后踏上一、二十公里的路程，无疑是极其困难的。难怪讲到这里，老大总是在我的赞扬声中感到无比的自豪。并且不忘补充：有时天黑了，回不了家，就在路边水果档找一个小角落，铺上纸张，就地而眠。

老大年纪虽小，到麻坡卖油，却也有了忘年之交。某老师当年是卖灰的（当时没有肥皂，人们就把“灰”当肥皂用），就时常给他关照。当年他还卖过报纸。他的报纸，除了在麻坡，还卖到利丰港等地。他甚至还记得，当时和他买报子的一些朋友的名字！

其实，日本投降后，我们挣扎求生的苦日子仍然没有过去。老大在十四、五岁时，还踏过三轮车。妈妈做糕点包子，姐姐拿去沿街叫卖。有时还到巴刹去拾菜脚和小鱼，“美”的当菜，差的给鸡鸭当饲料。几个哥哥，有的卖报，有的卖油条、碗糕。妈妈晚上还在路灯下摆档子卖香烟火柴。总之，只要有收入，或对生活有帮助的，都会找来做。

我之所以写这段故事，是要说明，对老大和我们家里的每个成员来说，日本军国主义者给我们带来的灾难，是刻骨铭心的，也是无法弥补的。它改变了我们一家人的命运。

我写的仅仅是我老大的感受，是我们一家人的感受。而实际上，我国有数十万人失去他们宝贵的生命，有数十万个家庭有着跟我们一样，甚至更为悲惨的遭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求日本政府给予适当的赔偿，包括真心诚意的忏悔，难道没有必要吗？

AP丑闻剪不断，理还乱

2005-10-09T14:57:00.000+08:00

阅读了国际贸易及工业部长拉菲达，在国会答复有关AP课题的国会记录（Hansard）及她接受《新海峡时报》记者诺拉伊那沙末（Nuraina
Samad）的专访之后，感觉到她似乎“过关”了，还把AP当成“鱼丸”般的小课题，不当一回事。

不得不佩服她在“四面楚歌”、“朝野夹攻”的局面下，还有能耐慎定地重复过去讲过的一些基本内容和观点。反观吉祥，急于把她当“落水狗”来打，翻出她分配股份给其女婿的旧案，及质问她从AP大王那儿到底获得那些好处等。她剩机“发恶”，声称要起诉吉祥。之后双方就纠缠在没完没了的“政治秀”里，浪费了许多时间。

一些关键的问题，例如为什么数万张的AP仅落在几位AP大王的手上，国产车政策出现了什么问题，及新国家汽车政策的具体内容及为什么迟迟不加以公布等，都没有被当成重点提出来。换句话说，这埸国会问答，基本上是各说各的，根本无法对AP课题的真相做出总结，更谈不上追究责任或对新的国家汽车政策作一些前瞻性的展望了。

拉菲达不但回避了为什么出现AP大王的问题，而且重复指出自从AP制度实施以来，已经有37家土著企业，成功地获得44款式外国汽车的独家进口及产品特许经营权。其中一些土著企业还成功地取得过去由非土著垄断的某些汽车品牌的特许经营权。

她认为2400年进口的，1800cc以下与国产车直接竞争的汽车，只占该年汽车总销售量530，035辆的3.2%。因此，对国产车不致造成太大的影响。她批评国产车在出口方面的失败。

她举出最新例子，说明Proton Saga的表现，远远不如 Perodua。
她指出：Perodua 生产的 1.3cc 的 Myvi,推出4个月以来，已经接获
达62，575辆的定购单，售出的则有19，053辆。而Proton Saga的新产
品Savvy 所接到的定购单只有4，958辆，而已经售出的只有3，050辆
。可见在答复时，她守中有攻，不完全是被动挨打而己。

过了国会这一关，她重申她是一个虔诚的回教徒，爱国的民族主义者和感谢首相对她的全力支持。她决定到医院动膝盍手术，然后请假养病、并准备过年。剩下的事，就由首相阿都拉来“收拾残局”了－－包括决定她的去留和宣布新的国家汽车政策。

吉祥请她引咎辞职，他叫吉祥去跳湖－－真是嘴硬得很！其实，拉菲达已当了25年的部长，老早就可以退休了！何况她在国会的表现，真是遭透了。根据吉祥的统计，在过去6年400天国会开会的日子里，她只出席了31天。这次AP丑闻闹了几个月，还要首相下令她必须亲自到国会解答问题，她才勉强出席。真是极端的不负责任。

这次她之所以会触犯众怒，是因为在一分国际贸易及工业部准备的书面答复中，竟然公布了从2000年至2005年期间，获得AP的337名国会议员的名单。这名单当然没有拉菲达的名字，而在这期间获得AP的国会议员，有的名字遗漏了，有的却获得超过一张的AP。

公布有关名单，使人觉得国会议员获得AP似乎是“见不得光”的事。甚至有传闻，一些国会议员（包括反对党国会议员）把获得的AP转手套利，价格是每张1万5千元。总之，名字是否出现在获得AP的国会议员的名单上，似乎成了有关国会议员的人格是否完整的标准。

尽管不少行动党的国会议员的名字也出现在名单上，吉祥还是质问拉菲达：是不是由于涉及发股票给她的女婿，因此，她在1997年发AP给当时的国会议员，目的在于“收买他们闭嘴”（membeli silent）?
由此推论，拉菲达在2000至2005年发出的AP，也应是某种意义上的“遮口费”了？

更荒唐的是，贸工部秘书长西迪哈山，还政函全体国会议员，解释AP名单曝光事件时，竟推说一位名叫沙里米沙加里的官员（商业服务单位的助理主任），在没有知会任何人的情况下，附上了这分名单。还说什么“我们已经就此事盘问上述官员，后者表示‘他无法解释为何这件事会发生’！”这种“无头公案”教人如何忍受？

其实，AP风波所涉及的，不止是国际贸工部长拉菲达和前首相马哈迪之间的矛盾，及其背后可能存在的权力斗争。它也涉及AP制度的失败与国产车面临的危机，内阁部长及部门的贪污滥权，国家政策制定的过程是否民主和透明（例如新国家汽车政策），国会的有效运作（如国会议员的出席率，部长与议员的关系及问答方式），内阁和国会的关系，部长和国会/首相的关系等一糸列的问题。

这些问题固然与拉菲达有关，但却不是她所能单独负责或解决的。大家的期望自然转向首相阿都拉。因为只有他，才能从政策的层面上解决或改善这些问题。许多人对阿都拉改良主义的倾向，还存有一线的希望。若这次他还下不了革除拉菲拉的决心，那么，他试图建立的肃贪、廉政与亲民的形象，恐怕也要付诸东流了！（8/10/2005）

当《国际歌》再度响起

2005-10-06T14:37:00.000+08:00

在上世纪50年代末，还是左倾学生时，就唱过《国际歌》。当时唱《国际歌》是非法的，若被发觉麻烦可就大了。因此，只好关在房间里，尽量压低声量虔诚地“哼”。尽管这样，唱起来总有一种，参与社会主社运动和服膺国际主义精神的荣誉感。每唱一遍，都倍受鼓舞！

在60及70年代坐牢期间，战友们（当时在营内，我们是以“战友”相称，认为“难友”的称呼不够积极）也唱《国际歌》。有的公然地唱，有的还是在私底下唱。战友们在牢房里这么做，当然是为了互相激励，以达到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和准备斗争的目的。同样的，每唱一遍，都化为战斗的精神力量！

在这之后的约30年期间，在我国的政坛和非政府组织里，国际歌似乎已经销声匿迹。这久违了的歌声，在2005年社主义大会（由社区发展中心主办，马来西亚社会主义党协办，2005年9月9－11日，在加影新纪元学院举行）的闭幕仪式上再度传来，怎不令人万分惊喜！

更何况它先后以马来语、淡米尔语、华语和英语唱出，单就这一点，已经是前所未有的创举和壮举了！马来语和淡米尔语的国际歌，我还是第一次听到，但比任何一次听到的国际歌都来的亲切、动听，因为它何止是一首歌那么简单啊！

我国各族人民，特别是许多年轻人，能够热情洋隘地在一起，以各种语文高唱《国际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最著名的一首歌，说明了社会主义运动，已经在我国以新的姿态重现。这是值得我国所有社会主义信仰者，欢迎和关注的一项重要发展。

为了纪念这项新发展，我把维基百科对国际歌的简介（节录），和它的华文及马来文歌辞列下，以作为对2005年社会主义大会的纪念，及供有兴趣者参考。

国际歌简介：
国际歌(法文L'Internationale)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最著名的一首歌。这首歌也曾经是世界上最被广泛传唱的歌曲之一。原文（法语）的歌词由欧仁·鲍狄埃（1816年-1887年）在1871年所作（当时用马赛曲的曲调演唱），彼尔·狄盖特（1848年-1932年）于1888年为其谱曲。这首歌被翻译成世界上的许多种语言。传统上，唱国际歌时常举右手握拳致意。

此歌最广为传唱的中文版本由俄文版转译，译者是中国共产党第二任总书记瞿秋白（1935年逝世）。后来，中法大学教授、翻译家沈宝基（2002年逝世）做出较忠于原文（法文）的《国际歌》完整版中译。

中文歌词
（第一段）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奴隶们起来，起来！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
（副歌）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第二段）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我们要夺回劳动果实，让思想冲破牢笼！快把那炉火烧得通红，趁热打铁才会成功！
（重复副歌）

INTERNASIONALE （versi BM）

Bangunlah rakyat yang tertindas
Bangun rakyat yang diperas
Nyalakan api perjuangan
Menjulang kebenaran
Hancurkan segala penindasan
Ayuh kita bangun, bangun
Dunia baru kita dirikanPasti jadi kenyataan
Perjuangan penghabisanBersatulah melawan
Dan InternasionalePasti ‘kan berjaya(ulang 2x)

Tiada raja atau penguasa
Peluru atau penjara
Yang dapat mehalangi kita
Menjadi rakyat merdeka
Selagi nyawa dalam diri
Perjuangan takkan henti
Biar darah membasah bumi
Menyerah takkan sekali
Perjuangan penghabisan
Bersatulah melawan
Dan Internasionale
Pasti ‘kan berjaya(ulang 2x)
（5/10/2005）

内安法令下的暴行

2005-08-06T14:25:00.000+08:00

我国前总警长拉欣诺的律师，于2005年8月3日在庭上念出他的公开道歉：“我，丹斯里拉欣诺承认负起（1998年）攻击的责任。对你和你的家人所造成的痛苦和伤害，我深感遗憾。我真诚地向你拿督斯里安华依不拉欣以及你的家人同样致以道歉”。

读到这段新闻时，我突发奇想，不知道会不会有这么的一天，当局也把45年来非法动用私刑的政治部人员绳之以法，并公开向以前及现在所有曾经在内部安全法令下，被惨无人道地加以迫害的拘留者和他们的家属道歉和赔偿？

我乐观地相信，只要坚持不懈地进行维护人权的斗争，总有一天，上述“奇想”终究是要变成“事实”的！就在8月1日，笔者和另外8位前内安法令拘留者，就出席了我国人权委员会（Suhakam）关于在内安法令下被迫害真相的听证会。像这样的“听证会”在以前也是难以想像的。

不必讳言，在内安法令实施45年以来，政治拘留者被迫害的案例可说是数以百计、千计，用罄竹难书来形容，相信也不为过。在我的供证过程中，我呈上一份1969年5月1日华都牙也特别扣留营A、B、C座政治扣留者所发表的声明，其中就罗列了不少有关方面的“罪行”，摘要如下：

1. 长期（数月至一年）的单独监禁，连续几天几夜的疲劳审问和精神折磨，造成许多政治扣留者患上神经失常或神经衷弱症。

2. 对扣留者拳打脚踢，揪头发以头撞墙，殴打腹部至内部出血，送院动手术。

3. 把扣针插入政治扣留者的10只手指，或用铅笔夹在10只手指的指缝里，然后用力加以握紧，使政治扣留者痛苦万分。

4. 用打火机燃烧或用树胶带弹打，或者用铁针插入政治扣留者的生殖器内。

5. 强迫政治扣留者脱去裤子，用肛门坐在汽水瓶上。

6. 强迫政治扣留者脱光衣服在风扇下或冷气室内受凉挨冷，直到伤风感冒或晕倒为止。

7. 不断地动用“驱逐法令”把许多政治扣留者强行驱逐出境，而且对拒绝出境的爱国志士无限期地分别监禁在全马各地的刑事牢狱里。在芙蓉监狱内，有些拒绝出境的爱国志士已被关了10至20年不等，目前仍然继续地被监禁著。

8. 有许多已被关了4年至8年以上的政治扣留者，目前仍然继续被无理地扣留。

9. 屡次动用残暴队进入扣留营以暴力镇压和殴打不愿出外被扣手扣铐的扣留者，造成多次的流血冲突事件。

10. 扣留营的生活福利和医药卫生等，仍然得不到合理的改善。
此外，在听证会上，我也以书面及口头说明了由于涉及马六甲阿沙汗园和彭亨直凉园工潮，笔者如何在1967在内安法令下被捕，及政治部如何对我进行恐吓、收买、心理战和“洗脑”，要我背叛我国工人的斗争和我的政治理想，支持当时联盟政府的政策。当局对我进行“颠覆”失败后，未经法庭审讯就把我送进拘留营，至1974年我才获释。我也说明了在拘留营内两度被殴打的经过。

营方对我们施暴时，最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这不是你的家”。我初进营时也错把“拘留营”当成我的“家”，而且竟然在“家”里唱起歌来！结果招来一顿毒打和处罚。这事件后来演变成全营同志罢食抗议，迫使营方公开道歉，处罚施暴者，并保证以后拘留者亨有歌唱的权利。

我第二度被殴打，是发生在1973年12月29日。我在镇暴队的镇压中，下体受伤，几乎残废。其他受轻、重伤的同志，不计其数。当时我们是集合在华都牙也营办事处前，要求营方告诉我们太平营拘留者黄水生同志自杀身亡的事情真相。镇暴队的无理镇压，引发了一场为时47天的罢食，这就是著名的12.29大罢食事件。

与许许多多被迫伤、迫残、甚至被迫疯、迫死的同志比起来，我受到的迫害可说是最起码的，算是“华都牙也大学”的“入学资格”罢！无论如何，正如我在证词结尾时所说的：“我还是希望人权委员会能够致力于采取更为透明和有效的方式，让更多曾经被迫害过的前拘留者，愿意挺身而出，作出详细的投诉，以便那些施暴的罪犯，能够一一被暴露、指证、及被控上法庭。当然，更为重要的是当局必须主即废除恶名昭彰的内部安全法令；立即释放所有在内安法令下的拘留者，或将他们控上公开法庭。”(5/8/2005)

肃贪行动与一条大鱼

2005-07-02T14:03:00.000+08:00

据报导，丹斯里莫哈未依沙在去年巫统党选爆冷，以最高票数获选巫统副主席后，曾得意忘形、故作诙谐地向其支持者说：“谢谢代表们的支持，我们将不会在‘审判广场’（Padang Mahsyar, 回教徒相信生前若有罪，死后将在这广场受审）见面！”。

我们无从知道依沙和他的支持者将来会不会在‘审判广场’见面，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已经被巫统纪律局检举，在9项行贿举报中，有5项罪名成立，被判终止党籍及党内一切职务为期两届或6年。若上诉失败，相信他现任的联邦直辖区部长的官职也将不保。

依沙在开“审判广场”的玩笑时，绝不会想到会落得今天的下场。巫统前副首相，敦嘉化巴巴在上个月中旬接受报界访问时，还感叹许多人在谈论金钱政治，可悲的是当局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他还揭露，上届涉及巫统最高理事竞选行贿的钱额，已经不是一、两百万，而是一千至五千万马币。

他认为在巫统，金钱政治已经被视为一项投资－－以大量的金钱换取党职和官职，然后利用所赢得的党职和官职来赚取更大量的金钱！他表示要对党选行贿者采取法律行动可能不容易，但首相可以基于政治和道德的考量，对付这些行贿者。

柔佛州州务大臣拿督阿都干尼在2005年6月24日，接受马来西亚前锋报记者的专访时，承认巫统党选存在着可怕的“恶圈”(putaran ganas) ：如果我们给钱，代表们就“接受”，如果我们不给钱，他们就不给选票。

阿都干尼不同意他的政治对手慕尤汀所提出的，把巫统最高理事的选举权由2，700名中央代表，扩大给191个区会的90，000名代表，使竞选者较难收买如此众多的代表。阿都干尼认为，这么做只能使行贿活动扩大至支部代表，因为竞选者会在各支部寻找他的代理人。

东姑拉扎里的建议更为彻底，他建议最高理事由340万党员直接投票选出。根据阿都干尼的说法，到时岂不是任何党员都可以成为竞选者的代理人了？！金钱政治如此泛滥，难怪嘉化巴巴要绝望地说：巫统现在仅是一只“塑胶脚”的“大象”，垮倒只是时间的问题！

由于巫统的行贿文化已形成“恶圈”，首相阿都拉打出肃贪口号，要加以落实，其难度可想而知。但若空雷不雨，既无法向人民交代，也难挽狂澜于即倒。
但首相是否已经抱定有如2005年6月27日马来西亚前锋报在封面文章所要求的牺牲决心，就很难确定。文章说：“（首相）阿都拉与其成为一个继续窝藏各种政治贪污的马来人及回教政党的主席，不如因为认真铲除党内各种腐败现象而牺性。”

若没有视死如归的决心，要想和盘据在党内的各种“滥权枉法”的腐败分子作斗争，简直是不可能。因为首相所面对的不仅仅是个人，而是一种文化、一个“恶圈”！

单就上届最高理事参选者而言，涉及行贿者，不可能只是依沙一人。有一份电子报，甚至把25名被指为涉及行贿的中选理事的相片、姓名和行贿价码，列表发布。难怪依沙被巫统纪律局检举后，要向“路透社”发出“他可能是巫统肃贪政策的‘牺牲者’”的不平之鸣，当然他最后还是要发表“不是否认的否认”（denial of non-denial）声明，以示合作。

“阴谋论”、“牺牲论”，或东姑拉扎里所说的“选择性起诉”, 不外是指依沙是被挑选出来加以教训，以收“杀一儆百”之效。用上述前锋报的封面文章的说法，就是依沙的支持者相信不敢造反，不敢集体退党，也不敢公然或暗地里反党。而且根据过去的经验，这些支持者很快就会离开依沙。换句话说，依沙虽然是一条“大鱼”，却没有“反咬一口”的能力，因此“杀”他并不会有太大的“政治后果”。

一度盛传的依沙之后，还有几条“大鱼”等着纪律局的对付，看来在近期内似乎不大可能。因为果真如此，这些已经或即将落网的“大鱼”不可能没有任何“挣扎”的迹象，只是乖乖地“坐以待毙”。
这样的“谣传”也许说明了舆论的猜测和人民的期待，巫统纪律局“虎头蝇尾”的肃贪行动，显然与它形成了极大的落差。人们也许会问：那些盛传已经或即将落网的“大鱼”那里去了？为什么只有依沙一人落网？他是否真的只是“代罪羔羊”而已？

“大鱼”落网，毕竟是人民所喜闻乐见的。但闹得“满城风雨”，到头来仅此一条，也未免太煞风景了！（1/7/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