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与国产车困境

我国前首相敦马哈迪医生，向来以“敢作敢为”见称。例如当年为了证明获得政府私营化合约的，也包括安华的“朋党”在内，他就不惜把有关名单加以公布，以证明“天下乌鸦一般黑”！

这次，他挑战政府公布获得汽车入口准证（AP）者的名单和详情，当然也需要一些勇气。因为在现任国际贸工部长拉菲达之前，马哈迪也曾掌管过该部门，而且同样也没有公布过AP获得者的名单和详情。换句话说，老马还是AP黑箱作业的“始作俑者”，难怪要遭拉菲达的一番奚落。

尽管如此，政府以公布AP获得者的名单和详情不是政府的政策、马哈迪任国际贸工部时也没有这么做、及过去已经向国会透露过有关资料等理由，拒绝马哈迪的要求，其实是十分不智的。因为它显然和首相阿都拉巴达威所不断强调的反贪污、负责任和透明化等新政策的精神背道而驰。

何况有关建议并不是反对党的一般挑战，可以轻易被忽视或封杀。而是我国前首相马哈迪医生，以国家汽车工业公司顾问身份提出的慎重要求。因为近年来，我国AP持有者不但进口豪华的大房车，连中、低价的小房车也大量进口，与国产车争夺市埸。马哈迪的要求，无疑是对AP被滥用的直接指控。

从拉菲达本身公布的数据，即在去年，政府总共发出66，277汽车入口准证予116名AP持有者，但进口的汽车实际上只有55，713辆。可见AP的控制，并不是那么严格。马哈迪显然是要政府更加严厉地限制外国汽车的进口，以保护国产车能够在没有竞争、或竞争不剧烈的情况下，续继垄断市埸，一枝独秀。这要求实际上是和区域性市埸开放的趋势，例如东盟自由贸易区（AFTA）的全面实施背道而驰，间接说明了国产车的前景不容乐观。

举一个被传媒广泛引用的例子来说明。一辆在南韩价值RM18，000的著名汽车，AP持有者在巴生港口的报价竟然低至RM8，762，抽税后价额增至RM22，868，而售价则高至RM46，000！过低的虚报价额，使政府每年损失数以亿计的税收。而过高的税收和入口商的利润，实际上是牺牲了我国汽车消费者的利益，以保护国产车。问题是：为什么在东盟自由贸易区内，一辆在南韩仅值RRM18，000的汽车，我们需要以RM46，000的高价来购买呢？然而我国的消费者是不允许抗议的，因为据说我们都是爱国者，而爱国者就必须为国产车的生存付出代价！

政府不应回避的另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其他东盟国家能够生产如此“价廉物美”的名牌汽车，我国国产车则不能？国产车顾问马哈迪说他无法回答。总之，我们就是办不到。

拉菲达承认，AP制是我国独一无二的政策。它在1970年实行，目的在于协助土著参与汽车进口的行业。到20年前国产车面世后，也藉以保护国产车。但AP制自实施以来，就漏洞百出。许多根本没有从事汽车进口业的人，包括马哈迪透露的巫统总部的职员，都获得了AP。他们只要一转手，一大笔钱立即进荷包，简直是不劳而获！结果这些AP持有者，没有公司、没有展示地点、没有营业员，不必作账，就可以做生意，当然是挂名的无本生意！

到了1987年，据拉菲达说，曾经有过一次大整顿，269位AP持有者的营业情况受到重新审查，结果有153家公司由于涉及AP买卖、没有销售展示地点、账目不清等原因而被取消所分配到的AP数额。而且此后，新的AP申新者，只限于持有专卖权的汽车进口商。此外也规定AP持有者，必须销售AP数额的75％，否则，将减少来年AP的分配数额。

尽管如此，仍然存在AP分配给不合格者，例如亲属或前朋党的各传闻各滥权现象。更甚的是，甚至有存在所谓“AP大王”的丑闻，使人觉得黑幕重重。搞到连马哈迪他老人家也要求当局公布AP持有人的名单和详情，问题的严重性可见一斑。在这种情况下，阿都拉若不指示拉菲达公布详情，以满足马哈迪的合理要求，看来也是很难下台的！

当然拉菲达也不是省油的灯。她毫不犹疑地对老马作出反击，指国产车在出口方面表现差劲。她举出令人信服的数据来回敬老马，即国产车的出口总数，由1994年的14，965辆，上升至1997年的25，686辆，但到了2003年，却跌至7，622辆，跌幅之大令人诧异。她还具体指出国产车不注重开拓国外市埸及用人不当等毛病。

她也不客气地指出，AP制度是可能加以废除的。一旦废除AP，国产车由于不具竞争能力，就会完蛋。老马和拉菲达在过招中，让我们看到AP制度漏洞百出，但要加以废除也是不可能的。这就是我国国产车目前的困境，老马和拉菲达相互指责，却无法提出解决国产车困境的方案，令人为国产车的前景感到担心。

华、印小学已亮红灯？

曾经在几个场合，当谈及华、印小学的危机时，我都表示它们当前的处境是最令人担心的。我认为数理以英语作为教学媒介这一关抵挡不住，华、印小学实际上几经沦陷。它们极可能重蹈新加坡各源流学校的覆辙，败在英语的手上。
国小在数理改用英语作为教学媒介后，在今年四月尾首相阿都拉又宣布从明年开始，国小增设华文及泰米尔文科目，以加强国小，使它成为（各族）人民选择的主要学校。这项新措施，对华、印小学的影响如何，必然引起各有关方面的重视。

正如马交甲首席部长莫哈默鲁斯淡所指出的，有关措施不但为国小的马来学生，提供学习华文和泰米尔文的机会，非马来学生的家长们也再没有藉口不送他们的子女到国小来就读了。根据这样的逻辑，有关当局若在适当的时候宣布，华、印小学的存在已经没有这种必要，也就不会令人太过惊异了。
正因为这样，当董总主席郭全强先生，被马来前锋报记者要求评论政府的这项新措施时，在表示这是一项好措施时，也有所保留地希望这项措施，不会试图在将来剥夺家长选择华、印小学的机会。

他也指出他相信多数的华族家长，还是会选择华小，因为六年的华文教育对孩子们民族特征的形成是重要的基础。他明确地指出了在国小选修一科华文和在华小接受六年华文教育的不同。

前锋报听出老郭的“弦外之音”，很不高兴，就在4月27日该报头版大字标题写道：董教总不具信心（Dong Jiao Zong tidak yakin）。隔 天巫青团就借题发挥。该报仍旧在头版以小头条标明：巫青要求政府不要理睬董教总（Pemuda UMNO minta kerajaan jangan layan Dong Jiao Zong），态度十分不友善。
事实上，我国前首相马哈迪医生在前几年曾经表明，我国已经放弃了同化政策。基于民族平等的原则，承认各族人民有权可以保存他们的民族特征是最重要的一条。毫无疑问，各族母语教育在保存各自的民族特征的意义是无可否认的。老郭所强调的也正是这一点，为什么不能得到友族的谅解呢？
当局不是时常指出，我国现行教育法令已经确保华、印小学的存在吗？郭主席若还是有所担心，巫统或巫青团应该做的，不是解除他的疑虑吗？

令人遗憾的是，巫青团副团长凯里不但不试图解除郭主席的疑虑，反而傲慢地要求政府不要理睬董教总，指他们时常“胡言乱语”（cepatmelatah）。而且还强调：“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即由小学开始，通过作为各族学童就学的国小，塑造我国多元民族的社会，使它具有马来西亚的特征。”

巫青的上述表态，不正好说明郭主席的疑虑并不是多余的，也绝不是什么“胡言乱语”，而是直指问题的核心。凯里的上述表态，不是间接地指责华、印小学的存在，是妨碍了马来西亚特征的塑造么？

这种言论，其实就是对华、印小学的歧视和否定。我们怎么可能在别人的歧视下，全心全意去支持一项意图否定和取代母语教育源流的措施呢？
在国小增设华文及泰米尔文科目，如果单纯是为各族学生提供学习上述两种语文的机会，显然是一项值得支持的开明政策。可惜巫青团的上述立场，已经使一项可能是开明的政策，蒙上了阴影。这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我国是一个多元民族的国家，多元就是我国的特征。我们应该强调的是“多元的统一”（unity in diversity），而不是通过变相的同化政策把多元同一化。我们更不应以塑造所谓的“马来西亚特征”为藉口，歧视和否定母语教育对民族教育的意义。

多元母语教育的存在，对我国这个多元民族国家来说是很自然和正常的，这就是马来西亚的特征。马来民族的特征向来最受重视，而且在宪法上还加以定义。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其他民族也有保存其民族特征的意愿，并视它与民族的尊严有关，这不是极其自然的事吗？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对其他民族，多一点同理心，多一点谅解，看来是完全必要的！（10/6/2005）

柴油危机是人为的？

自从今年一月开始，政府便对全国3，400间油站，实行柴油固打配给制。结果，油站柴油短缺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到了四月尾，发展到许多油站柴油断市，国家交面临瘫痪的危机。

国内贸易与消费部长拿督沙菲益阿达，除了坚持他不会引咎辞职之外，简直束手无策。他大吐苦水，说能够做的他已经做了，例如他已经把有关固打提高了10％，而且五、六和七月份的固打都已经提前发放了。

他当然十分清楚问题在那里。当时（未起价前）油站的柴油，由于享有政府的津贴，每公升的售价为88仙。而工业用的柴油，由于未享有政府的津贴，每公升则为1令吉70仙。走私集团只要以低价买进有政府津贴的柴油，然后以高价卖给企业作为工业用途，就可轻易获取暴利。当然，走私集团不论如何神通广大，也必须有人接应。在我国，“监守自盗”已是司空见惯的事。

据国内贸消部长沙菲益透露，2004年我国使用柴油的车辆总数只比2003年的总数增加6.6%，即由16，683辆增至17，784辆。可是，柴油的使用量，却跃至14亿5千公升，即增加了35%! 很明显的，约30%的柴油已 经被“偷龙转凤”了！
沙菲益部长痛斥走私集团是造成柴油短缺、破坏国家经济的元凶。仅仅过去3年，政府因为走私柴油造成的损失，竟高达270亿，约和政府在该3年的燃油津贴一样多！

其实，沙菲益部长说，柴油走私并不是近年才有的事。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发生过了。所不同的是，当年是把较便宜的工业柴油走私卖给油站，现在是油站卖给工业，如此而己！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当局对走私柴油的事，照样束手无策。而且不论是过去的部长，还是现在的部长，都无须对此事负责！
许多人指责政府因为在油站实施柴油配给，才造成柴油短缺的问题。他们说，政府若无法控制走私集团，收购油站的廉价柴油，转卖作工业用途，造成市埸上柴油短缺，这是政府的失责。对油站老板来说，如果有人出高价向他们收购，他们是不可能拒绝的！

简单的说，当局若要实施油站柴油固打配给，首先就必须确保油站的柴油供应，不会出现短缺的现象。这至少涉及两个问题。第一，必须确保油站的柴油供应充足。第二，必须确保油站的柴油，全部卖给合格的使用者，而不是流到工业用油者的手上，甚至走私到外国去。如果无法做到上述两点，柴油固打分配制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固打给少了，固然柴油要短缺；就算固打给多了，一旦涉及走私，供油再多照样是流到外人田！

基于以上的分析，可见问题一直都存在着。只是当它还未到达危机的程度时，大家都视若无睹。一旦危机出现了，国家经济可能被瘫痪了，大家才如梦初醒。于是才急于要寻找一个所谓“可行的机制”，来处理这个已经失控的烂摊子！
要对付走私集团吗，沙菲益部长最坦白，他说：如果知道他们是谁就好办了，把他们抓起来问题就解决了！言外之意，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贸消部没有办法，只好寻求警方、关税局或反贪污局等方面的协助了。可是，像这种例常要做的事，怎么要到出现危机时，才乱成一团呢？

对付走私集团，说说还可以，能否做到雷厉风行，立竿见影，恐怕谁都没有信心。于是取消燃油津贴的舆论出来了，说什么让市埸的机制自己运作，政府越少干预市埸越好。也有人妙想天开，建议政府索性连工业柴油也一齐津贴，走私集团就无机可趁了。他们大概以为，政府的钱多到用不完！

最后答案出来了：柴油每公升再度涨价20仙，既可缩小津贴柴油与非津贴柴油的差额，也显示了政府将逐步废除津贴，让市埸规律自己运作的趋势，这和政府要把医药保健和水等基本设施私营化，背后的道理大概是一样的。
政府才一宣布涨价，经济学家就立即警告，如果处理的不好，我国可能面临经济发展放缓及通货膨账加剧的双种打击。人民公正党也反应迅速，立即拉布条抗议，指它将引发通货膨胀。同时，也指责上周的柴油危机是人为制造的，目的在为大副度涨价制造藉口。

涨价前柴油短缺，也可能由于“圈内人”知道柴油即将大幅度涨价，因此“囤积居奇”，造成的。相信今年3月1日柴油起价前的情况，也是一样。近几年来，“国库空虚”的谣言，时有所闻。最近这些发展，会不会让有关的谣言更加振振有辞呢？（6/5/2005）

关于评论的动机问题《与历史对话》读后感之五

万家安说：“我是从学术角度来谈问题，就事论事，避免引入非学术性的，非理性的人事因素，因为这是学术讨论的毒药。”（第34页）这种突出“学术”的取向，确实令人“刮目相看”！但细读他的文章，似乎还无法做到言行一致。

其实，党史工委会还没有开始工作，就已经遭受到一些“别有用心”者的到处破坏。书还未出版，早已被这些人否定掉了！万家安发表于2004年11月5日《东方日报》的一封题为《党工党党史应该重写》的信件，也透露了这种倾向。
他说：“也许有人以为以陈凯希为首的劳工党党史工委会出版了《劳工党斗争史》以及《劳工党文献汇编》之后，劳工党的历史就成了定案。‘只此一家，别无分店’了。”其实，这会不会是他自己狭窄的心声？

他还像“权威”的小学老师，向初学写作的小学生说：“这篇作文不行，应该重写。”但“小学生”还比“劳工党党史工委会的人”幸运些，因为老师还允许他们重写，但“工委会的人”连修订“斗争史”的资格都没有。

他宣称：“真正能够反映当代历史环境，客观论述与评价劳工党历史的论著，还待后来者。”他企图否定或贬低《斗争史》和《汇编》的立场是很明显的。“新的研究成果”若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无疑是值得欢迎的，但也无需抹杀先行者的努力成果。

对不同的意见，笔者主张求同存异，互相尊重。正如陈剑虹在《汇编》前言所指出的：“《汇编》总共设有20事项，各选代表性文献多篇，并以导言冠之，简介时代背景和内容概要。”可见，《导言》是编辑个人对有关资料的归纳和铨释，和《斗争史》的观点若出现一些差异，也不值得大惊小怪。

例如万家安最为反感的其中一段话，即：“（劳工）党中央以为吡叻州的口号和策略是典型的主观左倾幼稚病，把自己的幻想夸大为理论根据和行动的指南…但是如果一味以敢于斗争的精神品质，罔顾政治现实，号召参于城市斗争运动，那不但是愚蠢的左倾盲动主义，而且将无故牺牲党和人民，是罪恶的表现。”（《汇编》504页）其实是编者由劳工党雪州分部所发表的一篇题为《党的斗争路线》的文章中概括出来的（《汇编》516－526），不纯是他个人的看法。
笔者认为，陈君的20篇《导言》只是编辑的“一家之言”，不是什么“定论”或“结论”。万家安可以提出不同的看法，但动不动就指责别人是什么“资产阶级学者”或“庸俗理论家”，质疑工委会成员的“水平”，胡说什么“《劳工党精神》还是陈剑虹所指的左倾狂热的幼稚病的产品”等等，则只能进一步暴露本身的偏激思想。

笔者想提醒万家安，他本身也曾经认同过郭仁德把9.24特大过后的许启针、甘幼华等人，视为“极左派”的领导。而且把陈凯希和营内由于参与“群众斗争”而被逮捕的同志也列入“极左派”的范畴里。此外，他还主张为“魏利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摘帽平反。

这说明他本身实际上也认为，当时的劳党中央犯上了“过左”的错误。而把“过左”的劳中路线继续当成“右倾路线”来批斗，反右单位当时所表现的极左思想，更是无法加以否认的。因此，剑虹的评述即使有不当之处，它的基本辑逻还是有迹可寻的。

当然万家安也有冷静下来的时刻。下面这段，他在“百无聊奈，又苦于无法突破困境”时写下的感想，也算是吐露了一点真情：

“xx兄：我觉得在目前要对当年的历史进行总结，还是相当困难，要统一意见更加困难，这里有很多方面的原因。但是，对有志于从过去的左翼运动吸取经验教训，以提高和丰富自己的知识和认识水平的人，《劳工党斗争史》和《劳工党文献汇编》不失为一部很好的历史教材。”（《劳工党问题讨论的通讯之二》，2003年7月5日，第61－62页）

既然“不失为一（两？）部很好的历史教材”，为什么不能好好地加以珍惜？为什么对别人的努力和贡献，总是肯定少，挑剔多？为什么对过去自己在反右阵营内犯过的错误，没有任何内疚和反省，反而假借“学术研究”之名，继续批判这个，否定那个？

万家安要自命不凡，想批判什么人是他的事。但希望他不要自作聪明，把别人也牵扯进去。例如陈凯希，他曾是和我关在一起的“患难之交”，现在则是一位“知名的商人”。过去的左翼朋友，对他褒贬不一，也各有道理。但作为商人，他能够领导或参与马中友好协会、凤凰联谊会、劳工党党史工委会和九一烈士墓的筹建工作等，而且交出了一定的成绩，还是难能可贵的。在这方面，他甚至比许多批评他的人表现的更好。

作为朋友，我们是平等的、互相尊重的。谁也没有权力可以“约束”谁，谁也没有义务非为谁辩护不可。这是明明白白的，万家安无需在这方面枉费心机了！万家安的其他反批评，等他发表完后，若有需要，才一齐简答，先此致谢。（完结篇，2/5/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