销密的笑话

民主制度要求国家决策的过程透明化，俾在人民的参与和监督下，国家的利益能够得到保障。可是，1972年国家机密法令的存在，却方便了当局以“国家机密”为借口，进行黑箱作业，把人民蒙在鼓里。

弯桥事件的真相如何，敦马和伯拉各执一辞，就是黑箱作业的结果。因为只有他们少数几个人，了解整个过程。可是由于势不两立，双方只透露有利于自己的部分事实，而要人民相信，那就是所谓完整的事实真相！

这次，为了驳斥敦马的指责，政府把4项“机密文件”销密。它们是2002年3月4日马哈迪医生致给李光耀资政的信件（信件1）、2002年4月11日吴作栋总理回复马哈迪医生的信件（信件2）、2002年10月7日马哈迪医生致给吴作栋总理的信件（信件3）及2002年10月14日吴作栋总理回复马哈迪医生的信件（信件4）。

上述销密行动的可笑之处，就是它们早已没有机密可言。因为在这之前，新加坡政府和敦马，都为了替本身的立场辩护早已公布了有关信件。新加坡政府当然不受我国国家机密法令的约束，连敦马也不顾以前他自己制定的法律，因为它是用来对付别人而不是限制自己！

公布机密文件的，若换作是反对党或非政府组织的成员，他们无疑将会被控上法庭。我们当然不会忘记，前公正党青年团团长依桑，由于公布的有关贪污证据是所谓的“机密文件”，而被判坐牢！

把有关的文件销密后加以公布，不但不会危害国家安全或人民的利益，反而足以澄清一些事实，这证明它根本不涉及什么真正的机密。因此，当局应把全部有关的文件加以销密和公布，让人民在充分掌握必要的资讯的情况下，作出本身的判断。更重要的是，严重侵犯人民知的权利的1972年官方机密法令，必须立即加以废除！

政府销密和公布上述4封信件，目的在于反驳敦马对它的指责，即新加坡政府已经接受了马来西亚建造弯桥的建议；弯桥不属于双方政府要一揽子解决的问题之一；及放弃建造弯桥显示了马来西亚是一个无能和软弱的政府；以及是马来西亚政府主动在谈判桌上提出开放领空和出卖沙给新加坡。

阅读了有关的信件，个人认为，新加坡确实是在马哈迪医生接受了通过谈判一揽子解决5项双方久悬未决的课题（即水供问题、马来西亚铁道局土地问题、移民厅和检役隔离中心问题、中央公积金领取问题、以及使用马来西亚领空问题）的情况下（见信件1），同意马方可以兴建弯桥，虽然吴作栋更希望建的是一座完整的桥（见信件2）。

比较关键的应是信件3，因为在这封信里，马哈迪医生通知吴作栋总理，马来西亚已经决定，不再以一揽子的方式解决双方久悬未决的问题，而是准备在逐项解决的方式下，优先处理水供及水价问题。

在信件4的答复中，吴作栋总理表示，本来新加坡已经考虑修改协议要点（POA），以允许马方提早领取中央公积金和新加坡自资建造在新方的桥以取代柔佛长堤，来换取使用马方领空及以合理的价格购买水供。由于马方要分别处理水供问题，上述交换只好作罢。

由此可见，敦马说新加坡已经同意马方可以建造弯桥，显然是断章取义的说法。而且至少使用马方领空的问题，确实是包括在一揽子谈判方案的5项问题之一。至于我国卖沙给新加坡的问题，政府说这是在2005年3月1日吴作栋与伯拉谈判中，由吴作栋主动提出的。

这种可能性当然存在，但若没有把有关会议的完整记录加以公布，还是不足以服人的，特别是在我国外长赛哈密，被迫澄清他不是靠卖沙为生的丑闻气氛下，公布一切有关的文件看来还是必要的。

一个敦马及伯拉不能够逃避的问题是：马哈迪医生放弃一揽子解决问题的方案的真正原因是什么？而伯拉与新加坡重新谈判一度传出快要达致协议的佳讯，最后为什么又告吹了？是否与指责开放领空和卖沙是叛国行为的舆论有关？

水供、卖沙、开放领空供新加坡使用是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属叛国的行为？如果水供的条件和价格合理；卖沙不牺牲环保、不涉及丑闻；而使用领空是双向和有助区域的安全，同时不危害国家的主权和人民的安宁，是不是也一概是叛国的行为？它是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与人民的情绪、尊严和国家的主权不相容？

也许还要搞清楚一个前提：新加坡到底是我国的朋友，还是敌人？我们应该努力地改善与新加坡的关系，还是加剧与它的矛盾？在这方面，敦马的过于强悍和伯拉的失之软弱，当然还有新加坡的功利和傲慢，也许都是目前马新关系无法取得突破的一些原因。

个人认为，从新马两国人民友好关系的利益出发，放弃建造象征决裂的断桥应该是正确的。在历史上，新马本来就是一家。希望一座完整的“友谊之桥”，能够在人民意愿的压力下，摆脱政客的操弄，在利益平衡和睦邻的精神下建立起来！

阿都拉以柔克刚

2006年6月7日， 马哈迪医生向阿都拉首相发难姿态之高，足以令人产生一种错觉，以为他还是现在巫统和国家最有权势的第一号人物 。难怪前副首相穆沙希淡，要指他患上后首相症候群。

后首相症候群

老马对首相的攻击不只是严厉和直接的，甚至可以说是对他的仕盘否定。他说当年选接班人，阿都拉并非首选。他后悔选错了人，因为阿都拉不但不感恩图报，而且违背了当年他与老马的协议：老马公开保证，退位后不再干预国家政治和政府事务；阿都拉和他的新政府则以继续老马亲自策划的、政府的各项有关大型的计划，作为回报。

他也驳斥因兴建大型计划，掏空国库的说法。他还借题发挥，说他扶持了很多人，但这些人经常在他背后插刀；他也自嘲有选错人的习惯。总之，他已经公然与阿都拉决裂，而且钦点了纳吉作为他开展权力斗争的主要代理人。

纳吉荒忙表态

次日，各报都以头条报导了这项爆炸性新闻，而且不约而同的以纳吉全力支持首相的迅速表态，来平衡和抵消老马抨击首相的杀伤力，可见这是有关方面的刻意安排。其中尤以星洲日报的处理最“善解人意”，与老马并列的竟然是纳吉的大照片，而首相的小照则毫不显著地在右上端当配角。

纳吉阐明：“政府所做的每项决定，都是内阁在达到共识下所做出的集体决定，不应该由首相独自承担。”然后才言不由衷地地走平衡索，说什么他相信当敦马哈迪担任首相时，他也是尽一切努力为国家做事；同样的，现在阿都拉是首相，他将尽力为国家做到最好。两个在政策上闹矛盾的人，都是“做的最好的”，两个都没错，那还需要斗什么？

纳吉的迅速表态，不论是自愿还是被迫的，至少表面上已经挫败了老马的分化图谋，使老马这埸戏暂时演不下去了。在这种情况下，阿都拉除了表明老马有言论自由之外，并没有暴跳如雷，也不急于答复，表现的极有“风度”！

穆沙批评老马

答复的重任落在穆沙希淡的肩上。6月10日，马来前锋报刊登了马新社对他的访谈。他一开始就表明是以个人的身分，接受有关的访谈。他虽然否认是阿都拉的顾问，但却很自信地表明他可以大声地批评阿都拉，对他可以直言无忌。因此，这篇专访的代表性是毋庸置疑的。

他首先批评老马，如此严厉和强烈地公开批评首相，是违反巫统和马来人的传统和礼仪。他指出当老马是党和国家的行政首长时，他同样要求党员，如果要批评政府，就必须通过适当的管道。

对此，老马反驳说穆沙希淡当年退出政府、攻击他和促使东姑拉查里和他竞选，才是首先不顾党和马来人的传统和礼仪的作法。

不顾传统和礼仪

其实，在这方面他们可说是半斤八两。作为“造反派”，不论是老马、穆沙、姑里还是安华，都不会那么谨小慎微地照顾什么“传统和礼仪”，因为这些框框毕竟是为既定秩序和当权派的利益服务的。

他接着批评老马不该说什么阿都拉不是首选，它有着消极的含意，似乎是告诉纳吉：“其实，我是喜欢你的，你比伯拉还行。”穆沙说这样搞法将导致党的分裂。无可否认，老马在这点上实在是做得太露骨、也太不讲策略了。搞不好，连纳吉都会被拖累。

纳吉除了不得不在第一时间，表态全力支持首相之外，还被指定发表巫统最高理事会坚决支持首相阿都拉领导党和国家的立埸。并且表明在中央和州际，不存在反对首相的领袖，及巫统没有派系的存在。这无异于公开表明，他不会和老马结盟，在中央或州际搞派系来反对首相。

值得注意的是，穆沙绝口不谈老马指责阿都拉破坏“协议”的事。一个即将下台的首相，以不干预政治和国家事务来换取他一手扶持上台的首相和他领导的新政府，继续他一手策划的各项大型计划。

“协议”还是“丑闻”

这样的“协议”，姑且不论在贪污泛滥的政权里，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它可能涉及个人及集团的“丑闻”；对民主制度而言，它至少是不正当的作法。当然老马开口闭口都以“国家的利益“作为他的挡箭牌。而且他的专横决策，在内阁里向来都没有人敢于加以反对。

对此，穆沙的批评是十分尖酸的。他说：“我不以为‘国家的利益’，是可以由一个（叫做马哈迪医生的）男人，来垄断其定义的。”他举例说，如果老马认为某项决策是违反国家的利益，而首相及其内阁则认为它是符合国家的利益，那么，老马就必须尊重这项决策，而不是倒转过来要首相及其内阁尊重老马的看法。

无可否认，不论是老马或阿都拉，在他们当权的时候，所有决策，就算是最要不得的、严重损害人民利益的错误决策，都会假借“国家的利益”来推行。因此，首相及其内阁虽然有决策的权力，还是必须具有透明度并接受人民的监督，而不是通过“黑箱作业”，来谋取个人和集团的私利。

利益重新分配的矛盾

因此，在监督的意义上，老马当然有权批评首相及其内阁的决策，虽然在他掌权时，他本人的独断独行更为突出。但根本的问题，不在于可以不可以批评政府的决策，而是政权的更替和权力的易手，导致利益的重新分配出现矛盾和冲突，引发新一轮的权力斗争。

对这类本质的问题，穆沙避而不谈。他选择攻击老马性格上的弱点。在反击老马指控他背后被插刀时，他的论述很具说服力。他语带讥讽的说：“我认为马哈迪医生对自己和自己的能力都非常自信，因此无法碰上一个比他更好的人。其实，他曾经有四位副首相，而每位都可能被指责过在他背后插刀。如果说他背后被插了一刀，那么，首相背后则已经被他连续插了无数刀了！”

当然最够力也最传神的，是他指马哈迪医生患上了后首相症候群，以为他还像首相一样拥有大权，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无可否认，到目前为止，老马确实显得十分孤立。几乎所有巫统、内阁和国阵成员党的领袖都出来表态支持首相。

马华华团支持首相

连向来明哲保身，相信殃及鱼池论（“两头大象打架，鼠鹿夹死中间”）的马华公会和华团，也大胆站出来维护首相。是他们看穿了老马已经是一只无牙的老虎，还是对一副亲民样子的伯拉情有独锺？这倒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新发展。

也许看到形势不对，老马很快就把姿态调低，声称他不是和阿都拉争吵（何止争吵！），只是不满他提出的问题没有得到答复。他强调有关问题若得不到答复，他是不会闭嘴的！

首相做个顺水人情，答应老马的要求。看来是要给他一个面子好下台，但把答复的责任交给各有关部门，老马也无可奈何。一时间，几个部门煞有其事的准备会见老马。再过一阵子，普腾负责人的答复，了无新意。拉菲达甚至说她已经答复过了，不想重复。现在又有报导说有关部门不会通过传媒公开答复，而是以书面的形式，直接答复马哈迪医生。

两个选择

其实，老马似乎只有两个选择。一是死缠烂打，但若得不到足够的支持，也是难成气候。另一是找个阶梯下台。现在已经有人主张两大巨头会谈和解，说什么老马是给人误导之类的话。只要给足老马面子，又能够适当的照顾他老人家及其派系的既得利益，暂时缓和一下双方的矛盾，也不是不可能的。老马拒绝答复记者对有关课题的进一步提问，可能就是缓和的迹象。

直到现在，只有巫统芙蓉区部给老马一点安慰。此外，最忠心耿耿的应该是马哈迪医生的前政治秘书郑文杰律师了。他向新海峡时报集团副主席兼编务顾问卡里慕拉及巫青副团青凯里，与他辩论马哈迪的功过。他也促请其他巫统部长与巫统前政要在一周内接受他的挑战，与他展开公开辩论，否则就是政治懦夫。

正如大家所预料到的，所有被挑战者，都宁可当“政治懦夫”，也没有人有兴趣应战。凯里被记者问起这件事时，还不屑的做了三个动作，一是以手掩嘴，表示要对方闭嘴；二是作态地问他的同僚：郑文杰是谁？三是握拳在空中挥舞，以示警告。团长希山慕丁更加直接地说，郑文杰不是决策者，与他辩论不可能有什么好处。郑文杰碰钉是预料中的事，可是他却乐此不疲，不知道他的脑筋有没有出问题！

发展到现在，看来阿都拉已经赢了第一圈。老马会暂时收敛，还是伺机出击，正如我国政治风云的多变，恐怕谁也说不准，让我们拭目以待罢。（24/6/2006）

“无奈”与“庆幸”之外

最近有幸读到陈新嵘先生的最新诗作 ——《转籍随想》，深有感触。首先，录下有关作品，与大家分享。此外，也想借此机会，表达一下个人对马共成员，特别是它的领导层转籍的一点看法。



《转籍随想》
—— 陈新嵘

2006年5月17日
——我转籍了！


原是：
新加坡土生土长公民。
没料到：
离乡背井近半个世纪。
而且，
做了12 年
泰国的
“无国藉国家建设者”。
如今，我成了
持有智慧卡身份证的
泰国公民。
——无奈呀！
——却也庆幸


无奈
——不是我不爱新加坡。
庆幸
——泰国的天地宽容。


海峡殖民地种牛痘的印记，迄今
留在左臂上。
牛车水，吉灵街，大门楼，
丹戎巴葛，巴丝班让，红灯码头，
童年少年结伴游荡……
怎会健忘？
海山街口，
日军投下第一枚炸弹。
登婆街道两旁，
待收殓具具死尸在发臭。
白思华举白旗投降。


“谁知狗去猴子来”，
米字旗又重新飘扬。
旧加冷机场万众齐喊“默迪卡”。
风雨中自治邦迈向独立……。


这一切的一切，
对我来说：
见证历史的故事，
讲不完！


新加坡呀，新加坡！
你可知道？
我对你的今天和明天，
仍然
——挂肚牵肠！


（2006年5月25日写于泰南合艾）


对于诗歌，我是门外汉，但仍深深地为诗中所突显的浅白哲理和爱国真情所感动，也为它所引申的政治含意而沉思！

诗中没有风花雪月或个人的闲情逸致。除了藉童年在新加坡各个角落“结伴游荡”的记忆，聊以排遣对祖国的思恋之情，剩下的尽是对人民与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怀，和作者对“转籍”的“无奈”与“庆幸”！

作者是一个“新加坡土生土长（的）公民”，见证过“讲不完的故事”—— 包括英殖民统治的“印记”、日军的侵略暴行和英军的不战而降、英殖民主义者重回新加坡（“谁知狗去猴子来”）和“风雨中自治邦迈向独立”等。

可是，由于不为利用左翼上台却背叛左翼的李光耀政权所容，只好“离乡背井近半个世纪”。尽管他对新加坡的今天和明天，“仍然挂肚牵肠”，却无奈地成了“持有智慧卡身份证的泰国公民”。

他不是别人，就是曾任新加坡总理公署政务次长，成为当年李光耀总理身边红人的陈新嵘。无须讳言，他是当年新加坡著名的左翼人士，目前是身在泰南的十余名新加坡马共成员之一。

自从1989年马共在泰国当局的见证下，与马来西亚政府签署合艾和平协议、放下武器之后，就一直不被新加坡当局接纳回国。比起马来西亚和泰国当局，新加坡政权可说是最不尊重人权、最不讲道义的国家。

作为一名被剥夺国籍者，在生活的层次上，陈新嵘对“转藉”的“无奈”—— “不是我不爱新加坡”，和“庆幸”——“泰国的天地宽容”，都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有了国籍，总比没有国籍来得方便和有所保障。

但与此同时，也意味着虽然无奈，他毕竟作了一项选择 —— 放弃新加坡的国籍。个人认为，被剥夺国籍和放弃国籍是有很大差异的；前者还可以抗争和翻案，后者则意味着屈服和放弃。

引申开来，马共的成员，特别是它的领导层若集体转籍，就可以被解读为它已经放弃未竟的革命事业。这样的含意和结局，在政治的层次上，绝不是“无奈”和“庆幸”所足以概括的！

无论如何，还是要祝福他们，在“泰国的宽容天地”里，能够安享他们的最后岁月！（21/6/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