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林晃昇（1925-2002）先生离开我们就快7周年了（他的忌辰为3 月13日）。在华教队伍出现领导和分裂危机之际，隆雪华堂文教委员会、学运、坤成校友会、《东方日报》及《风云时报》能够联合举办《林晃昇与华教运动》的讲座会，藉以向这位卓越的华教領袖学习，是十分恰当的。
林先生对华教的重大贡献，是在他及其团队的领导下（1973-1990），抵挡住1969年513政变后，来势汹汹的马来种族主义覇权在语文、教育与文化方面的同化政策，成功地“突围”而出，保住华小、复兴独中和申办独大，使华教运动蓬勃发展和体制化，成果累累。他还进一步把华教运动提升为民权运动，并与囯家的政治改革运动相结合。这一切固然与林先生拥有一个以他为核心，具有理念、精诚团结、坚定、进步的領导团队，制定并执行了正确的战略方針、干部政策与群众路线等是分不开的；但他个人的领导素质，也是决定性的因素，这是本文将涉及的重点。
（二）奋斗的一生
林先生出身貧寒，在尊孔念中学时就酷爱文学，和同学组织“澎湃诗社”，常以“野火”、“天风”等笔名在报刊上发表诗作。马新著名史学家方修先生指他的新诗具有中囯诗人艾青的风格。看来他当时已深受中囯新文学思潮的影响。高二时因日军南侵而辍学，曾到新加坡《南僑日报》当新闻翻译，好学不倦，有继续升造的打算。
虽然具有诗人的浪漫情怀，但当父亲要求他回家乡重振家族的矿业时，作为长子，他却愿意放下个人所追求的理想，承担起世俗生活的重担。其实，他这时已经获得一份由报馆所提供的留美奨学金，正充满憧憬、整装待发。回乡后，他便专心致志于采矿事业，直到成为一名成功的矿家。
在“齐家”之后，林先生就想到要“治囯”了。用他平实的说法：“生活问题解决了，就应该对人类社会作出贡献”。有鉴于513事件后，华文教育与民族权益陷入空前的困境中，他就毅然选择投入华教运动的队伍中。以他稳固的经济基础，实干的开拓精神，及亲和练达的人际关系，林先生很快就进入华教运动的领导层并逐渐形成以他为核心的领导团队，在华教运动的舞台上作出杰出的贡献。
从青年诗人、成功矿家、华教运动领导人，到晚年推动民权运动和政治改革运动，林先生总是那么坚定和热诚地投入和付出，直到2002年逝世为止。他的一生可说是奋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
（三）林先生的领袖素质
个人认为，林先生的领袖素质，在当代华社领袖之中，比较卓越和突出，特別是以下几个方面：
1. 胸中有一股浩然正气
林先生说：“我敢说董教在80年代配合了其他华团，对华社作出坚强的领导，坚决抗衡种族主义单元文化政策，毫不退缩和妥协。我们的态度是不亢不卑，意志是不屈不挠，有时还可以清楚感覚到胸中有一股浩然正气。不只是我有这样的感覚，整个团队的领导都是这个样子。因为，我们不仅在人权与宪法的基本权利上取得理论根据，我们也认识到没有语言文学来传承中华文化，我们的民族尊严就没有了。” （摘自＜求是集－李万千文选(1980-2000)＞，林晃昇《序》，2001，东方企业）
2. 大格局的战略思想
从以下几件大事，可看出林先生及其领导团队是具有大格局的战略思想，往往理念与行动并举，切中问题的要害：
• 独中复兴运动：1973年在全囯范围內領导由吡叻州发起的“独中复兴运动”，通过草拟和通过《华文独立中学建议书》，成立“全囯发展华文独中工委会”，有计划、有步骤地编写和出版独中统一课本、主办统一考试、培训师资、开拓升学和就业机会、筹募独中发展基金、兴建董教总教育中心“独大独中加影行政楼”，扩大秘书处的人员和制能，使它制度化，成为初具规模的“民间教育部”。
• 申办独大运动：契而不舍地为申办独大努力，争取实现由小学、中学至大专的完整华文教育体系。
• 文化大会与华团宣言：1983年举办“全囯文化大会”，向政府提呈《囯家文化备忘录》；1985年，联合全囯27主要华团领导机构发布《全囯华团联合宣言》，都是具有全局性、影响深远的指导性文献。
• 把民族斗争提升为民权斗争：林先生从战略的高度上，把华文教育的斗争提升为各族人民母语教育和多元文化主义的共同斗争。这样做，既能够防止我们滑向种族沙文主义，也符合我囯多元民族的囯情。
• 寻求在政治领域方面的突破：林先生从实践中认识到我囯华教的命运实际上决定于我囯政治格局的发展，因此倡导“三结合”与“两线制”等政治理念，寻求突破。特別是在1990年领导818民权起义，最早提出打破巫统／囯阵一党独大的“两线制”这一政治理念，影响了我囯近20年来的政治走向和格局。308政治海啸后，“两线制”已经初步形成，是当前我囯政治改革的即定目标。
3. 过人的胆略气魄和魅力
更为可贵的是，目标一旦确定，他总是身体力行、艰苦奋斗，即使必须付出牺牲和代价也在所不惜。在在体现出过人的胆略气魄和魅力！
4. 敢于突破的抗争精神
林先生的开拓性和抗争精神，在他整个斗争的过程中，可说是屡见不
鮮，例如：
• 偏向虎山行：林先生在事业有成的1970年代，也即513政变后的白色恐怖气氛中，毅然选择参与并领导华教运动，无疑是一种“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大无畏精神。
• 威武不能屈：不怕內安法令的威协，坚决主办第一届独中统考试；申办独大被无理拒绝后，不畏强权，毅起诉政府！
• 为华教坐牢：在內安法令下被拘留为时一年半，在狱中养我浩然之气，决不变节；出狱后，还是好汉一条，继续奋斗！
• 民权起义：1982年提出的“三结合”行不通，1990就搞“民权起义”，辞去董总主席职位加入反对党，致力于“壮大反对党，促成两线制”！
5. 尊重知识分子，走群众路线
林先生十分尊重知识分子，在囯內外结交了许多学有专长的学者。他很重视跟他们交流，向他们请教及获取最新的知识和讯息。因此，在他领导期间，独中发展工委会的律师团和博士团的阵容最为鼎盛，因为有一大批专业人士和学者为他的热忱所感动，愿意义务地为独中复兴运动贡献力量。此外，他也重视发掘人才，而且知人善用。尤其重要的是，他一点架子也没有，和草根干部及普通群众也很容易打成一片，故有较好的基层网络和动员能力。
6. 民主透明的决策过程
董总及独中工委会的决策，一般上在正式会议之前，林先生都会在他的办事处先召集谘询会议。出席的除了各有关负责人之外，还有受遨的法律顾问和秘书处同事。大家都可以发言，最后由林老总加以综合。必须执行的――如发文告等，就根据讨论的结果由秘书处执行。若需要交由正式会议讨论的，就列入有关会议的议程中，做到公正透明，光明磊落。
（四）“不让他们渡黄河”
林老总也喜欢唱歌，莫泰熙说他最爱唱的曲子是《黄河之恋》。在 1990
年退休的饯別宴上，他再度豪情地唱出了他的心曲。莫生说：“我在
想，他的‘黄河’不就是‘华教堡垒’、民族教育的根吗？他的‘不让他们
渡黄河’，不就是在抒发他决心抗衡种族主义教育政策的侵袭、无惧于灾难
的临头吗？”
“不让他们渡黄河”，是那么地斩釘截鉄！这不但是林老总的心声，也应该
是每一位母语教育运动、民权运动与政治改革运动者的誓言。不论“他们”
是来自“堡垒”之外，还是来自“堡垒”之內，都一概“不让他们渡黄
河”！（《林晃昇与华教运动》讲座会讲稿，5/3/2009）
Friday, March 06, 2009
Thursday, December 11, 2008
叶新田的辩护士
方山老友的大作《平息风波，迎接华教发展新时期》（以下简称方文），已经在內部流传了一些时日。经过数易其稿之后，终于在9/12/2008以特约评论的形式在《独立新闻在线》上发表。由于该文无视叶新田等人破坏及分裂华教的客观事实，及舆论界对叶氏等人的诸多批判，反而把他们美化为“务实路线”的执行者！“挺叶”挺到这等地步，简直令人不敢相信！
奋战华教前线的生力军
熟悉华教运动的同道，相信都会同意，董教总独中工委会秘书处的莫泰熙执行秘书长（在2006年被迫离职前）及其团队和新纪元学院的柯嘉逊院长及其团队，是在林晃昇、郭全强及叶新田三届主席的领导下，久经考验的两支在华教前线奋战的生力军和精英队伍，他们对华教的坚贞、付出和贡献，应该是有目共睹，毫无疑义的。
因此，不论叶新田和老莫及其团队或柯院长及其团队闹什么人事上的矛盾，基本上都应该是人民內部的矛盾，都可以通过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加以解决。可是，叶新田却以老莫及柯院长权力太大、不听指挥和看不起他等理由，决心要除掉他们及其团队，而且绝不妥协，即使造成大批干部的流失和华教队伍的分裂也在所不惜。因此，深知內情的吴建成校长才憤慨地指责叶新田一意孤行，清除华教队伍里的“精英”和“硬骨头”，是华教的“败家子”！
“一概不妥协”与“硬骨头”
对叶新田以势不两立、绝不妥协的处理敌我矛盾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內部矛盾，方山视而不见；反而把“一概不妥协”的“莫须有”罪名，送给吴校长所赞赏的华教队伍里的“硬骨头”――即叶新田所决心清除的莫、柯及其团队，说什么“‘一概不妥协’，很难说是‘硬骨头’，在很多时候它还会有反效应，不能顾全大局，无法忍辱负重。”等等。好像这些人被清除是活该的，只好含冤认命，才算是“顾全大局”、“忍辱负重”！
其实，“一概不妥协”的帽子戴在叶新田的头上才是最适合的。因为正是叶新田在2006年坚持老莫和他两人之中必须有一人离开董总，当然离开的不可能是董总主席叶新田，只好委曲老莫了！到了2008年，坚持柯院长及其他3位主任必须离开新纪元学院的，仍旧是叶新田。而且早在2006年清除老莫得手之后，他就向吴校长透露准备对付“更加麻烦”的柯院长及其团队了！这一次有点不同，越来越多人公开反对他这么做，而且认为叶新田若坚持非有一方非走不可的话，那么应该引咎辞职的是叶新田，而不是柯院长及其团队！
叶新田不愿面对和解决问题
叶新田“一概不妥协”的立场，还体现在对调解小组的工作和建议不予积极的配合和采纳（包括续聘柯院长）；对众多华教元老的意见和呼吁充耳不闻，公然加以漠视；片面强调雇主／雇员关系、劳资关系而忽略了更为重要的同道／战友关系；不愿意以透明、负责任的态度面对问题，与柯院长及其团队、董教总教教中心的不同单位、新纪元理事会及新院的主体――学生、教职员及家长等进行对话与交流，共同寻求解决问題的方案。
另一方面，却在各有关方面的强烈反对下，坚持公开征聘及遴选新院长，使矛盾更为激化。此外，无视以多元语文作为教学媒介的新院，在学科认证问題及申办大学的过程中，必然会受到囯阵政府单元政策和政治偏见的影响和为难这一客观的事实，片面夸大学科认证问题的严重性，无理地把责任全部推给柯院长。更甚的是，还敌我不分地欢迎高教部介入新院风波。最不可原谅的，是影射柯院长为人格有问题的貪污犯。现在，叶新田还准备聘请有马华政治背景的律师，在反动派的法庭上，控告他昔日的战友吴建成校长。对于这一切，方山还是高深莫测地不置一词！
“办学理念的争论”：为何要杜撰？
最不可思议的是方山竟然拋出所谓“办学理念的争论：一方认为必须突出政治，以便把高等学府办成搞社会运动的政治平台；另一方则主张包容各种思潮，钻研各门学术的高等学府理念，采取‘关心政治，超越政党’的华族本位的务实路线。”
问题是柯院长及其团队几时认为新院的办学理念“必须突出政治，以便把高等学府办成搞社会运动的政治平台”了？而董教总在上世纪80年代所提出的“关心政治，超越政党”的口号，几时变成了叶新田的“务实路线”了？
方山借题发挥，说什么“当今，如果想在学府之內突出政治，甚至强调建立党派色彩的行政团队，以此开展社会运动，其后果将会如何，必须三思！”问题是到底柯院长和他的团队，几时及在那儿提出过这样的主张，或者真的这么做了？
方山接着还提到只有在文革时期，中囯的大学才作为政治平台而设云云。把新纪元风波和中囯文革扯在一起；正如把学生“静坐翻书”的抗议行动，比喻为“六四天安门事件”一样，如此“小题大作”，不知居心何在？
回归新纪元的办学特色
笔者认为，与其凭空杜撰所谓新纪元学院“办学理念的争论”，不如虚心地参考一下新纪元学院本身对其办学特色的归纳，更为实际，即：
1. 源自社会，回馈社会的办学理念
2. 非营利、非政府、超越政党的组织性质
3. 多元文化、全人教育、具备社会责任感的教育使命
4. 学术自由、学生自治的办学承诺
5. 知性发展、艺术发展并重的培养计划
6. 科学发展、工艺发展并进的办学方向
无论如何，笔者相信方山提出平息风波的主张，其动机是良好的。但杜撰所谓新纪元学院“办学理念的争论”，以充当叶新田的辩护士，则无疑是令人遺憾的！（10/12/2008）
奋战华教前线的生力军
熟悉华教运动的同道，相信都会同意，董教总独中工委会秘书处的莫泰熙执行秘书长（在2006年被迫离职前）及其团队和新纪元学院的柯嘉逊院长及其团队，是在林晃昇、郭全强及叶新田三届主席的领导下，久经考验的两支在华教前线奋战的生力军和精英队伍，他们对华教的坚贞、付出和贡献，应该是有目共睹，毫无疑义的。
因此，不论叶新田和老莫及其团队或柯院长及其团队闹什么人事上的矛盾，基本上都应该是人民內部的矛盾，都可以通过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加以解决。可是，叶新田却以老莫及柯院长权力太大、不听指挥和看不起他等理由，决心要除掉他们及其团队，而且绝不妥协，即使造成大批干部的流失和华教队伍的分裂也在所不惜。因此，深知內情的吴建成校长才憤慨地指责叶新田一意孤行，清除华教队伍里的“精英”和“硬骨头”，是华教的“败家子”！
“一概不妥协”与“硬骨头”
对叶新田以势不两立、绝不妥协的处理敌我矛盾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內部矛盾，方山视而不见；反而把“一概不妥协”的“莫须有”罪名，送给吴校长所赞赏的华教队伍里的“硬骨头”――即叶新田所决心清除的莫、柯及其团队，说什么“‘一概不妥协’，很难说是‘硬骨头’，在很多时候它还会有反效应，不能顾全大局，无法忍辱负重。”等等。好像这些人被清除是活该的，只好含冤认命，才算是“顾全大局”、“忍辱负重”！
其实，“一概不妥协”的帽子戴在叶新田的头上才是最适合的。因为正是叶新田在2006年坚持老莫和他两人之中必须有一人离开董总，当然离开的不可能是董总主席叶新田，只好委曲老莫了！到了2008年，坚持柯院长及其他3位主任必须离开新纪元学院的，仍旧是叶新田。而且早在2006年清除老莫得手之后，他就向吴校长透露准备对付“更加麻烦”的柯院长及其团队了！这一次有点不同，越来越多人公开反对他这么做，而且认为叶新田若坚持非有一方非走不可的话，那么应该引咎辞职的是叶新田，而不是柯院长及其团队！
叶新田不愿面对和解决问题
叶新田“一概不妥协”的立场，还体现在对调解小组的工作和建议不予积极的配合和采纳（包括续聘柯院长）；对众多华教元老的意见和呼吁充耳不闻，公然加以漠视；片面强调雇主／雇员关系、劳资关系而忽略了更为重要的同道／战友关系；不愿意以透明、负责任的态度面对问题，与柯院长及其团队、董教总教教中心的不同单位、新纪元理事会及新院的主体――学生、教职员及家长等进行对话与交流，共同寻求解决问題的方案。
另一方面，却在各有关方面的强烈反对下，坚持公开征聘及遴选新院长，使矛盾更为激化。此外，无视以多元语文作为教学媒介的新院，在学科认证问題及申办大学的过程中，必然会受到囯阵政府单元政策和政治偏见的影响和为难这一客观的事实，片面夸大学科认证问题的严重性，无理地把责任全部推给柯院长。更甚的是，还敌我不分地欢迎高教部介入新院风波。最不可原谅的，是影射柯院长为人格有问题的貪污犯。现在，叶新田还准备聘请有马华政治背景的律师，在反动派的法庭上，控告他昔日的战友吴建成校长。对于这一切，方山还是高深莫测地不置一词！
“办学理念的争论”：为何要杜撰？
最不可思议的是方山竟然拋出所谓“办学理念的争论：一方认为必须突出政治，以便把高等学府办成搞社会运动的政治平台；另一方则主张包容各种思潮，钻研各门学术的高等学府理念，采取‘关心政治，超越政党’的华族本位的务实路线。”
问题是柯院长及其团队几时认为新院的办学理念“必须突出政治，以便把高等学府办成搞社会运动的政治平台”了？而董教总在上世纪80年代所提出的“关心政治，超越政党”的口号，几时变成了叶新田的“务实路线”了？
方山借题发挥，说什么“当今，如果想在学府之內突出政治，甚至强调建立党派色彩的行政团队，以此开展社会运动，其后果将会如何，必须三思！”问题是到底柯院长和他的团队，几时及在那儿提出过这样的主张，或者真的这么做了？
方山接着还提到只有在文革时期，中囯的大学才作为政治平台而设云云。把新纪元风波和中囯文革扯在一起；正如把学生“静坐翻书”的抗议行动，比喻为“六四天安门事件”一样，如此“小题大作”，不知居心何在？
回归新纪元的办学特色
笔者认为，与其凭空杜撰所谓新纪元学院“办学理念的争论”，不如虚心地参考一下新纪元学院本身对其办学特色的归纳，更为实际，即：
1. 源自社会，回馈社会的办学理念
2. 非营利、非政府、超越政党的组织性质
3. 多元文化、全人教育、具备社会责任感的教育使命
4. 学术自由、学生自治的办学承诺
5. 知性发展、艺术发展并重的培养计划
6. 科学发展、工艺发展并进的办学方向
无论如何，笔者相信方山提出平息风波的主张，其动机是良好的。但杜撰所谓新纪元学院“办学理念的争论”，以充当叶新田的辩护士，则无疑是令人遺憾的！（10/12/2008）
Tuesday, October 28, 2008
叶新田的隐议程
（一）从诉求事件说起
发生在2006年董总不续聘莫泰熙事件和目前的新纪元风波，其实并不是孤立的偶发性事件。这是董总主席叶新田，经过精心部署的隐议程的全面落实，其目的就是不择手段地要把被视为其“异已”的莫、柯等坚贞华教运动领导干部及他们的支持者，从华教最高堡垒中清除出去！
这事可追溯到郭全强等董教总前領导人，在处理发生在2000/2001的诉求事件受挫后的局面。当时，董教总领导层由于被首相马哈迪医生“秋后算账”、硬套上“共产党”及“种族极端分子”的罪名，及在巫青团囂张的种族主义气焰的打压下，无法站稳立场，同意搁置7项大选诉求。此后，董教总领导人采取了去政治化的退却策略以求自保，最明显的是在2004年大选前一反过去的作法，宣布董教总在该届大选中采取中立，不提出任何诉求。结果囯阵大胜，董教总失去了它鮮明的斗争立场。
董教总转向后，加上在处理某些决策问题上产生內部分歧，当时董总主席郭全强（叶新田为署理主席）与向来关系密切的莫泰熙及柯嘉逊就开始疏远。加上年事已高，莫泰熙开始物色适当的接班人，准备退休；而柯嘉遜也曾向报界透露，有意到外囯深造。结果是郭主席以健康欠佳为理由，先行引退。
叶新田接任董总主席后，由于他的左翼背景与草根出身，曾被寄以厚望，俾重新摆正华教运动的方向及改善董教总领导人与莫、柯等人的关系。想不到叶新田有负众望，无法以大局为重，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除了缼乏鮮明的立场和方向，及与时俱进的斗争策略，叶新田也欠缼作为领导人应有的魄力、风范和气度，处事用人也常有偏颇。在这种情况下，他与莫、柯等人渐行渐远，责任也不全在莫、柯两人。但叶新田不善反思，只会一味地埋怨和责怪莫、柯等人“看不起自已”及“权力太大”等。作为领导人，叶并没有主动设法加强沟通，改善关系，而是醖酿和部署了要去掉莫、柯两人及其支持者的隐议程，分两步加以落实。
在2006年，叶新田已经成功地把老莫迫走了，也造成秘书处流失了一批年轻的干部，这是第一步。几个月前，叶再向柯院长发难，这是第二步。如果得逞，那么，他就可以做到敌人想做，但一直都做不到的事——把莫、柯及其支持者从华教的堡垒中彻底清除出去，应验了堡垒从內部攻克的说法！
（二）对付莫、柯，手法雷同
在2006年决心去掉老莫的时候，叶新田首先结集了秘书处一些不满老莫的保守力量，向外发放了很多批评莫的片面之词：说他如何迫害老干部，如何权力过大及自以为是不可被取代的等等，以打击老莫的威望和形象。但并没有具体向老莫说明他所犯的錯误，让他有答辩的机会。接着就成立人事征聘小组，干預和剥夺莫作为首席行政主任的职权。
叶新田强调老莫不肯退位。但当调解人与老莫讨论时，却发觉他同意卸任，只是强调应先解决接班人的问题，而且遴选标准应制度化和透明化。当时几位调解人都认为老莫从首席行政主任职位上退下之后，以他的能力、经验和意愿，董总应可安排另一适合的职位，让他能够在华教队伍中继续扮演他的角色！
新田最初同意，后来却不愿意安排，而且在找到接班人之前就迫不及待地要老莫离职，以三人小组取而代之。这种粗暴的处理手法，引起了秘书处一些年轻主任的不满，打击了他们的士气和造成一批人才的流失。
这次对付柯博士也是采取雷同的手法，只是重施故技，很快就引起了反弹。新纪元理事会准备成立征聘小组，以剥夺院长的职权时，就引起了院长、讲师代表、学生代表及列席主任的反对。
这才是理事会不让主任列席的真正原因，尽管主任列席是学院成立以来一向的慣例。可见，强调所谓法制，所谓理事会主权等，都是伪问题，真正的问题是叶新田要落实除掉柯博士及他的支持者的隐议程，主任列席可能会破坏他的计划。
只求目的，不择手段，就是叶的信条。于是什么学科认证问題、出现“令人不安”的财务情况、行政能力与人品问题、隐瞒申办大学“失败”等莫须有的罪名，都先后被炮制出来或加以扭曲和夸大，有的还成了有待揭发的“秘密武器”，闹得满城风雨，即使损害新纪元学院的声誉和学生的利益也在所不惜。
最荒唐的是要柯博士去“应征”院长职，而且声称这是下列两种意见的“折衷”即：（一）没有柯院长新纪元可能会垮掉；（二）质疑柯院长的行政能力和人品。顾兴光说第一种意见就好像说“没有叶新田董总就可能会垮掉”一样，根本就不能成立。第二种意见就像是“喷他一脸血”之后，才叫“柯孙子出来应征”，旨在羞辱別人。
更绝的是，柯博士若不自取其辱，将来就会被说成自动放弃，与人无尤！老莫当年就是被说成自愿离职的。由于柯博士看穿他们的脆计，所以表明接受沈张两顾问建议，愿意留下来继续服务，但不会重新应征，却被说成“不合逻辑”！
（三）四面楚歌
事情的演变令人焦虑，不少华教元老、法律顾问、前领导、现有领导、华总、校友联总，留台联总、留华同学会，吉隆坡教师公会、各华团和公民团体，甚至越来越多的州董联会都支持沈慕羽和张雅山两华教元老的主张，吁请新纪元维持原状，续聘院长，着手处理各项內部矛盾。
更重要的是，除了24名主任、讲师代表和学生代表力挺柯院长继续担任院长之外，29名新院讲师也发表了联署文告：“吁请董事会以恢复家长信心、稳定校务、顺畅交接、恢复董事会威信为前提，在现阶段继续聘请柯院长直到提出令院内教职员与学生接受的人选和方案为止。” 学生会也曾发表文告乐观看待董事会需要柯院长的服务。相信大多数新院学生也会欢迎柯院长继续主持院务。
另一方面，理事会成员张光明博士在一个讲座会上，公然炮轰柯嘉逊院长，对他作出各种指责。在场的柯院长两度向他发出挑战：向听众播放有关理事会议的录音，如果证实张博士的指责属实，他愿意立即辞去院长的职位。但若张博士的指责与录音所显示的事实不符，那么，张博士也必须辞职。
张博士竟然做了“缩头乌龟”，让自己的人格在出席听众的见证下，彻底破产。柯博士曾就此事要求理事会主持公道，但不受理会，显示理事会欠缺面对问题的道义力量和公信力。
董总总务高銘良，也是这次倒柯的急先鋒和主要发言人之一。由于他的所作所为不为马六甲董联会所认同，结果在最近改选中被拉下马，他在董总的代表权也接着被取代。
董总的另一位主要发言人，即其署理主席及吉隆坡尊孔董事长邹寿汉，由于偏袒倒吴建成校长（他是支持柯博士续任的）的无理取闹事件，引起反弹，在改选时也和尊孔署理主席叶新田一齐落选。董总前领导人黄仕寿、刘錫通、苏林邦、陈松生及蔡庆文等甚至联名吁请叶新田自动引退。
在这种四面楚歌的情况下，叶新田还是要蛮干到底，他到底想把董教总带去那里呢？
（五）改革与转型的契机
学者庄华兴指出，新院事件凸显了华教运动转型的困境和契机。他说，在这个十字路口上，一些领导人无法适应转型的需求进而抓狂（amok）。他们心里十分失落，只能单方表述，就枝枝节节的问题大做文章，斗臭斗滥。因此，他认为，在这个历史转捩点上，不是破鏡重圓的问题，而是必须面对转型的矛盾和对立。华教领导应当有勇气担当推动转型的角色。谁能提出建设性策略，谁就是领航者，没有永远不变的最高领导人。
其他评论者如黄进发、傅向红等也强调办学理念和制度化及制度改革的重要性。进发指出双方根本的分歧，在于董事部与行政人员的组织关系与权力分配。向红批评原有关鍵的管理制度争议，已转成了人事斗争，并归因于权力张狂，大学理念缺席。这些都不无道理。
但若把“保柯”或“挺叶”都简单地嗤之为纯粹的“人事斗争”，各打50大板，只把目光紧釘在脫离了具体的“人”或“事”的、抽象的“理念”和“制度”上，那也可能是脫离实际的作法。
因为任何理念的落实或缺席，制度的建立或破坏，都离不开具体的“人”和“事”。換句话说，“保柯”的目的，就是要挫败叶新田的隐议程；而“挺叶”的结果，就意味着叶新田隐议程的全面落实，其结果必将导致个人权力进一步的张狂，及大学理念与现有制度（虽然有待深化和改进），可能遭受进一步的破坏。
叶新田欠缺理念和公信力，无法扮演有如庄华兴所要求的“导航”的角色，已是不争的事实。其中最为突出的表征，是他本身不敢面对问题，也提不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他通过代言人只能在“枝枝节节”的问题上纠缠不清，间中还穿插一些“震惊”之类的作秀，或恫言要抖出更多的“真相”来吓唬人。一切的一切，就是围绕着一个目标：柯嘉逊一定要走！
更遭的是，他所重用的那几位在评论界颇具争议性的作者，已经成功地把他描绘成“新纪元私人有限公司”的实权大老板。新纪元事件，在他们笔下，只是简单的雇主和雇员的关系问題。他的好友黄某还进一步把这种关系比喩为主奴关系！整个事件，被定性为柯院长等人导演的一场“闹剧”，只要把柯院长奚落为一文不值的二毛子和混口饭的人，只要抬出尊重老板的“主权”，天下早就太平了！华教运动被糟蹋到这个地步，叶新田还要逞什么强呢？！
（四）几项呼吁
最后，笔者想借此机会发出几项呼吁：
1. 不论马六甲、森美兰和柔佛州三州董联会订于10月30日召开的紧急特别代表联席大会，是否順利召开，各州董联会都应果断地支持沈慕羽和张雅山两位华教元老的主张，续聘柯博士，让新纪元维持现状，着手处理各项內部矛盾，避免华教大分裂，使亲者痛，仇者快。
2. 由14位专业人士组成的所谓“独立遴选小组”不应沦为叶新田落实其隐议程的工具，串演公开征聘以迫走柯院长的闹剧。如果叶新田有尊重各位的“独立性”，就不应该把你们牵涉进新纪元的风波內，利用你们来清除柯院长，陷你们于不义。
3. 君子有道，绝对不应趁人之危。若有不慎应征者，也应暂时放弃，等到柯博士的去留问題真正获得解决之后，再做决定。有利益冲突的圈內人，为了避嫌，更不该在这个时刻应征。
4. 解鈴还需系鈴人，希望叶新田留有余地，回头是岸。否则，必须负起分裂华教的责任。
（李万千27/10/2008在马六甲新纪元事件讲座会上的讲稿）
发生在2006年董总不续聘莫泰熙事件和目前的新纪元风波，其实并不是孤立的偶发性事件。这是董总主席叶新田，经过精心部署的隐议程的全面落实，其目的就是不择手段地要把被视为其“异已”的莫、柯等坚贞华教运动领导干部及他们的支持者，从华教最高堡垒中清除出去！
这事可追溯到郭全强等董教总前領导人，在处理发生在2000/2001的诉求事件受挫后的局面。当时，董教总领导层由于被首相马哈迪医生“秋后算账”、硬套上“共产党”及“种族极端分子”的罪名，及在巫青团囂张的种族主义气焰的打压下，无法站稳立场，同意搁置7项大选诉求。此后，董教总领导人采取了去政治化的退却策略以求自保，最明显的是在2004年大选前一反过去的作法，宣布董教总在该届大选中采取中立，不提出任何诉求。结果囯阵大胜，董教总失去了它鮮明的斗争立场。
董教总转向后，加上在处理某些决策问题上产生內部分歧，当时董总主席郭全强（叶新田为署理主席）与向来关系密切的莫泰熙及柯嘉逊就开始疏远。加上年事已高，莫泰熙开始物色适当的接班人，准备退休；而柯嘉遜也曾向报界透露，有意到外囯深造。结果是郭主席以健康欠佳为理由，先行引退。
叶新田接任董总主席后，由于他的左翼背景与草根出身，曾被寄以厚望，俾重新摆正华教运动的方向及改善董教总领导人与莫、柯等人的关系。想不到叶新田有负众望，无法以大局为重，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除了缼乏鮮明的立场和方向，及与时俱进的斗争策略，叶新田也欠缼作为领导人应有的魄力、风范和气度，处事用人也常有偏颇。在这种情况下，他与莫、柯等人渐行渐远，责任也不全在莫、柯两人。但叶新田不善反思，只会一味地埋怨和责怪莫、柯等人“看不起自已”及“权力太大”等。作为领导人，叶并没有主动设法加强沟通，改善关系，而是醖酿和部署了要去掉莫、柯两人及其支持者的隐议程，分两步加以落实。
在2006年，叶新田已经成功地把老莫迫走了，也造成秘书处流失了一批年轻的干部，这是第一步。几个月前，叶再向柯院长发难，这是第二步。如果得逞，那么，他就可以做到敌人想做，但一直都做不到的事——把莫、柯及其支持者从华教的堡垒中彻底清除出去，应验了堡垒从內部攻克的说法！
（二）对付莫、柯，手法雷同
在2006年决心去掉老莫的时候，叶新田首先结集了秘书处一些不满老莫的保守力量，向外发放了很多批评莫的片面之词：说他如何迫害老干部，如何权力过大及自以为是不可被取代的等等，以打击老莫的威望和形象。但并没有具体向老莫说明他所犯的錯误，让他有答辩的机会。接着就成立人事征聘小组，干預和剥夺莫作为首席行政主任的职权。
叶新田强调老莫不肯退位。但当调解人与老莫讨论时，却发觉他同意卸任，只是强调应先解决接班人的问题，而且遴选标准应制度化和透明化。当时几位调解人都认为老莫从首席行政主任职位上退下之后，以他的能力、经验和意愿，董总应可安排另一适合的职位，让他能够在华教队伍中继续扮演他的角色！
新田最初同意，后来却不愿意安排，而且在找到接班人之前就迫不及待地要老莫离职，以三人小组取而代之。这种粗暴的处理手法，引起了秘书处一些年轻主任的不满，打击了他们的士气和造成一批人才的流失。
这次对付柯博士也是采取雷同的手法，只是重施故技，很快就引起了反弹。新纪元理事会准备成立征聘小组，以剥夺院长的职权时，就引起了院长、讲师代表、学生代表及列席主任的反对。
这才是理事会不让主任列席的真正原因，尽管主任列席是学院成立以来一向的慣例。可见，强调所谓法制，所谓理事会主权等，都是伪问题，真正的问题是叶新田要落实除掉柯博士及他的支持者的隐议程，主任列席可能会破坏他的计划。
只求目的，不择手段，就是叶的信条。于是什么学科认证问題、出现“令人不安”的财务情况、行政能力与人品问题、隐瞒申办大学“失败”等莫须有的罪名，都先后被炮制出来或加以扭曲和夸大，有的还成了有待揭发的“秘密武器”，闹得满城风雨，即使损害新纪元学院的声誉和学生的利益也在所不惜。
最荒唐的是要柯博士去“应征”院长职，而且声称这是下列两种意见的“折衷”即：（一）没有柯院长新纪元可能会垮掉；（二）质疑柯院长的行政能力和人品。顾兴光说第一种意见就好像说“没有叶新田董总就可能会垮掉”一样，根本就不能成立。第二种意见就像是“喷他一脸血”之后，才叫“柯孙子出来应征”，旨在羞辱別人。
更绝的是，柯博士若不自取其辱，将来就会被说成自动放弃，与人无尤！老莫当年就是被说成自愿离职的。由于柯博士看穿他们的脆计，所以表明接受沈张两顾问建议，愿意留下来继续服务，但不会重新应征，却被说成“不合逻辑”！
（三）四面楚歌
事情的演变令人焦虑，不少华教元老、法律顾问、前领导、现有领导、华总、校友联总，留台联总、留华同学会，吉隆坡教师公会、各华团和公民团体，甚至越来越多的州董联会都支持沈慕羽和张雅山两华教元老的主张，吁请新纪元维持原状，续聘院长，着手处理各项內部矛盾。
更重要的是，除了24名主任、讲师代表和学生代表力挺柯院长继续担任院长之外，29名新院讲师也发表了联署文告：“吁请董事会以恢复家长信心、稳定校务、顺畅交接、恢复董事会威信为前提，在现阶段继续聘请柯院长直到提出令院内教职员与学生接受的人选和方案为止。” 学生会也曾发表文告乐观看待董事会需要柯院长的服务。相信大多数新院学生也会欢迎柯院长继续主持院务。
另一方面，理事会成员张光明博士在一个讲座会上，公然炮轰柯嘉逊院长，对他作出各种指责。在场的柯院长两度向他发出挑战：向听众播放有关理事会议的录音，如果证实张博士的指责属实，他愿意立即辞去院长的职位。但若张博士的指责与录音所显示的事实不符，那么，张博士也必须辞职。
张博士竟然做了“缩头乌龟”，让自己的人格在出席听众的见证下，彻底破产。柯博士曾就此事要求理事会主持公道，但不受理会，显示理事会欠缺面对问题的道义力量和公信力。
董总总务高銘良，也是这次倒柯的急先鋒和主要发言人之一。由于他的所作所为不为马六甲董联会所认同，结果在最近改选中被拉下马，他在董总的代表权也接着被取代。
董总的另一位主要发言人，即其署理主席及吉隆坡尊孔董事长邹寿汉，由于偏袒倒吴建成校长（他是支持柯博士续任的）的无理取闹事件，引起反弹，在改选时也和尊孔署理主席叶新田一齐落选。董总前领导人黄仕寿、刘錫通、苏林邦、陈松生及蔡庆文等甚至联名吁请叶新田自动引退。
在这种四面楚歌的情况下，叶新田还是要蛮干到底，他到底想把董教总带去那里呢？
（五）改革与转型的契机
学者庄华兴指出，新院事件凸显了华教运动转型的困境和契机。他说，在这个十字路口上，一些领导人无法适应转型的需求进而抓狂（amok）。他们心里十分失落，只能单方表述，就枝枝节节的问题大做文章，斗臭斗滥。因此，他认为，在这个历史转捩点上，不是破鏡重圓的问题，而是必须面对转型的矛盾和对立。华教领导应当有勇气担当推动转型的角色。谁能提出建设性策略，谁就是领航者，没有永远不变的最高领导人。
其他评论者如黄进发、傅向红等也强调办学理念和制度化及制度改革的重要性。进发指出双方根本的分歧，在于董事部与行政人员的组织关系与权力分配。向红批评原有关鍵的管理制度争议，已转成了人事斗争，并归因于权力张狂，大学理念缺席。这些都不无道理。
但若把“保柯”或“挺叶”都简单地嗤之为纯粹的“人事斗争”，各打50大板，只把目光紧釘在脫离了具体的“人”或“事”的、抽象的“理念”和“制度”上，那也可能是脫离实际的作法。
因为任何理念的落实或缺席，制度的建立或破坏，都离不开具体的“人”和“事”。換句话说，“保柯”的目的，就是要挫败叶新田的隐议程；而“挺叶”的结果，就意味着叶新田隐议程的全面落实，其结果必将导致个人权力进一步的张狂，及大学理念与现有制度（虽然有待深化和改进），可能遭受进一步的破坏。
叶新田欠缺理念和公信力，无法扮演有如庄华兴所要求的“导航”的角色，已是不争的事实。其中最为突出的表征，是他本身不敢面对问题，也提不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他通过代言人只能在“枝枝节节”的问题上纠缠不清，间中还穿插一些“震惊”之类的作秀，或恫言要抖出更多的“真相”来吓唬人。一切的一切，就是围绕着一个目标：柯嘉逊一定要走！
更遭的是，他所重用的那几位在评论界颇具争议性的作者，已经成功地把他描绘成“新纪元私人有限公司”的实权大老板。新纪元事件，在他们笔下，只是简单的雇主和雇员的关系问題。他的好友黄某还进一步把这种关系比喩为主奴关系！整个事件，被定性为柯院长等人导演的一场“闹剧”，只要把柯院长奚落为一文不值的二毛子和混口饭的人，只要抬出尊重老板的“主权”，天下早就太平了！华教运动被糟蹋到这个地步，叶新田还要逞什么强呢？！
（四）几项呼吁
最后，笔者想借此机会发出几项呼吁：
1. 不论马六甲、森美兰和柔佛州三州董联会订于10月30日召开的紧急特别代表联席大会，是否順利召开，各州董联会都应果断地支持沈慕羽和张雅山两位华教元老的主张，续聘柯博士，让新纪元维持现状，着手处理各项內部矛盾，避免华教大分裂，使亲者痛，仇者快。
2. 由14位专业人士组成的所谓“独立遴选小组”不应沦为叶新田落实其隐议程的工具，串演公开征聘以迫走柯院长的闹剧。如果叶新田有尊重各位的“独立性”，就不应该把你们牵涉进新纪元的风波內，利用你们来清除柯院长，陷你们于不义。
3. 君子有道，绝对不应趁人之危。若有不慎应征者，也应暂时放弃，等到柯博士的去留问題真正获得解决之后，再做决定。有利益冲突的圈內人，为了避嫌，更不该在这个时刻应征。
4. 解鈴还需系鈴人，希望叶新田留有余地，回头是岸。否则，必须负起分裂华教的责任。
（李万千27/10/2008在马六甲新纪元事件讲座会上的讲稿）
Friday, December 21, 2007
我国当前的局势
（一）从巫统2007年大会谈起
巫统第58届大会已经在2007年11月5-9日召开。 由于巫统至今仍旧是掌控着国家局势的主导力量，因此谈论我国当前的局势由巫统大会谈起，应该是恰当的。
众所周知，在巫统“一党独大”的政治现实下，国阵的许多重大决策，都是在巫统大会上提出或定调的。每周的内阁会议，不外是在巫统领袖意愿的主宰下，形式上的“协商”而已，所以有“越‘协’越‘伤’”的嘲讽。我国的国会，则早已沦为国阵立法的“树胶印”—— 长期控制超过国会三分之二议席的国阵，不要说通过立法，就是想修改宪法，也是易如反掌的事。这就是长期以来, 巫统如此“狂妄”和“傲慢”的真正原因。
这次巫统大会，为了缓和非马来人的不满及面对即将来临的大选，种族主义的叫嚣略为收敛，伪善和黄色笑话间或取代了种族的激情。特别是首相阿都拉的政策演词被认为是较为“温和”与“平衡”———例如承诺不会狭隘地诠释回教并反对一切形式的暴力文化；为了全民而发展经济走廊或特区；保证巫统决不违反社会契约；认为马来剑也是用来自卫和保护朋友的；及承认我国面对包括罪案、宗教和种族关系等隐忧。
其实，这些较为“开明的言论”都有它们的前提：例如继续强调提升回教的地位、警告（巫统定义的）“社会契约”不容挑战、坦言经济走廊/特区为马来人议程服务、及为希山慕丁三度举剑的狂妄行为辩护等。因此，巫统实质上还是摆脱不了马来中心主义和土著主义的主导思想，尤以下列各项言论最为明显：
1. 党控制政府，而不是政府控制党: 巫统副主席慕希丁在接受马来前锋报(5/11/2007)的专访时重申已故敦拉查关于 “党控制政府, 而不是政府控制党” 的“马来人（巫统）当家” (Ketuanan Melayu)的既定政策, 暴露了国阵 “分享政权” 的实质。
2. 民族国家的四大支柱：慕希丁指出马来特权、国语和回教的地位、君主立宪是民族国家（Bangsa Negara）的四大支柱，对马来人来说这是十分重要及不可妥协的。换句话说，巫统实际上并没有放弃它的马来中心主义同化政策的隐议程, 即： “一个国家（Negara Islam）、一个民族（Bangsa Malaysia）、一种语文( Bahasa Melayu)” 。
3. 亮剑已成为巫统大会的传统：巫青团长希山慕丁第三度（2005、2006、2007）在巫统大会上亮剑，他的副手凯里强调不敢亮剑就是“民族叛徒”，首相阿都拉则以亮剑是自卫和保护盟友来认可这项极具挑衅性的行径。副首相纳吉则以武吉斯人（Orang Bugis）解决问题的三个法宝：即诉诸谈判（melalui Hujung Lidah）、 诉诸婚姻（melalui Hujung Anunya） 及诉诸暴力（melalui Hujung Keris），来表明不排除最终诉诸暴力的可能性。
4. 经济领域里的马来人议程：纳吉坦言，马来人议程是巫统最主要的议程，只要巫统存在的一天，就会始终不懈地为它奋斗。在经济领域里，它继续以马来人只占18.9%股权，未达致新经济政策马来人占30%股权的目标为藉口（EPU：18.9%、 Dr Fazilah 1997年：33.7%、2005 Asli 研究报告：45%、2006年财政部：36.64 %），继续落实各项马来议程，以延续新经济政策。除了第九大马计划，五个经济走廊和特区都强调马来人议程，而50家政府关联公司（GLCs，Khazanah Nasional, MoF Inc. KWSP, Bank Negara，Petronas, Tenaga National，Sime Darby，Proton等为其荦荦大者）则被赋予扶持马来工商企业和增加马来企业家的重任。
5. 教育领域里的马来人议程：纳吉在他的讲词中提到玛拉工艺大学（UiTM）正在许多地方（包括Kuala Pilah, Puncak Alam, Sungai Buloh, Tapah, Bukit Besi, Bertam, Johor Baru, Melaka, 及Kota Baru等地）大兴土木，建立分校，以及授以特许权（franchise）与22间学院合作，以期到2010年时，该大学的学生人数将达到20万人（目前政府大学的学生总数约为33万人）。此外，巫统也特地为马来子弟设立了敦阿都拉查大学(Unitar)，它的课程将专注于训练马来行政主管与企业人才。目前它正与美国著名企管教育学院Babson College 合作，草拟它的课程纲要，准备在2010年在两个校园收生3，000人。
6. 缺乏人民议程：巫统在强调马来人议程的同时，却忽略了（或轻描淡写）一些极其重要的人民议程：如越来越严重的贪污、朋党和群带问题，犯罪问题，言论与集会自由问题，司法独立问题，选举改革问题，恶法及人权受侵犯问题，物价高涨问题，民族关系与宗教关系问题，贫富两极化问题等等。
7. 凯里的两点建议:首相的女婿凯里的言论, 特别是有关英语教数理若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 就应回到原点; 及应检讨每年高达350亿的汽油津贴；倍受各有关方面的重视。因为以他目前在党内的特殊地位，这两项建议都具有政策性转向的预告或试探作用。
8. 对净选盟（Bersih）10万人大集会的强烈反应：对11月10日净选盟组织的10万人大集会，凯里叫嚣逮捕它的组织者，首相则发出“不要向我挑战！”（Saya pantang dicabar!）的强烈警告，预示了加以镇压的决心。
（二）我国政局演变的历史回顾
不懂得历史，就无法认识现在和展望将来。因此，有必要简略地回顾一下我国政局演变的主要历程：
1. 武装斗争失败及左翼运动式微：我国民族民主革命/改革的进程，虽然经历了超过半个世纪的复杂与曲折的斗争，至今尚未完成。一方面，英帝一手扶植的、以巫统为主体的联盟/国阵政权，继承了英帝的衣钵，以暴力镇压（通过国家机器与各项恶法）与议会欺骗的两手策略，自独立后延续了50/44年（马来亚/马来西亚）的种族主义极权统治。另一方面，马来亚与北加里曼丹两地反殖、反封建的革命武装斗争，分别在1989与1990通过和谈结束。武装斗争的失败、革命组织的解体、左翼党团的被全面镇压，加上国际思潮的剧变与意识形态的混乱等，导至我国左翼运动的式微。革命武装斗争的失败及公开阵线上左翼运动的式微，相信与我国民主进程的停滞不前不无关系。
2. 1960年代，社阵被全面镇压：我国的议会制度，是英殖民主义者在取缔了马共和它的统战组织之后，为了“合法化”它一手扶植起来的联盟傀儡政权而炮制出来的“假民主”。在诸多恶法和不民主选举制度下，我国的选民实际上并不曾享有自由与公正的选举权。人民社会主义阵线（简称社阵，1957-1965）作为我国独立后第一个强大的反对党联合阵线，在1960年代它在议会斗争方面，曾经取得不俗的成绩：获得乔治市、文冬、芙蓉、马六甲、居銮和新山等市议会及全国20多个地方议会的执政权。1959年大选取得8国16州议席的佳绩，1964年联盟利用马印对抗事件污蔑社阵“通敌卖国”，导致社阵惨败，只得2国8州议席。社阵在被全面镇压后（数以百计的领袖和干部不断在内安法令下被捕和拘留，许多支部和分部被封，唐保光、王忠、林顺成等烈士被杀害），被迫杯葛1969年大选。社阵的历史，具体地说明了若没有自由与公平的选举制度，议会斗争的道路是行不通的。此外，斗争路线的错误，也给左翼带来很大的损害。
3. 两线制与替阵的挫败：两线制（1986-1995）由华团民权委员会倡议。1990年反阵和1999年替阵的出现，都和巫统内部权力斗争导至的分裂有关。因此，它们并不像社阵一样，是基于共同的政治原则和理想、较为牢固的联盟，而是某种鬆懈的、权宜性的竞选伙伴。反阵以46精神党为主导，横跨“回教徒团结阵线”和“人民阵线”。竞选失败后（1990年46精神党取得8国14州议席，1995年只得6国12州），东姑拉沙里就现出机会主义的原形，率众重返巫统。替阵在1999年虽然组成了单一的阵线，整体上取得了可观的成绩（取得约44%的选票），行动党由于失利（参选44国86州，只胜10国11州，3巨头落败），后悔为回教党所累，遂于2001年911事件过后退出替阵。回教党大胜后（参选62国236州，获胜27国98州，执政吉兰丹和丁加奴）就自我膨胀，不顾盟友的感受推行回教化政策。受挫的公正党（参选60国69州，只胜5国4州）夹在中间，两面不讨好。2004年第12届全国大选，是在“烈火莫熄”运动基本上被镇压后举行，国阵以64%的选票赢得90%的席位（219席中的199席），替阵士气大挫（公正党参选59国124州，只得1国，几乎全军覆没；回教党参选84国262州，只胜6国36，而且痛失丁州政权。）行动党自行其是，成绩略有起色，得12国15州。
4. 开拓新的战略取向和格局：事实证明，社阵、两线政治和替阵的失败都不是偶然的。它涉及我国议会制度的不民主和欺骗性、国家机器和恶法的镇压、媒体的全面控制、金钱政治的泛滥等。此外，种族主义的政治思想、组织和运作方式，不但主导了联盟/国阵，实际上也在不同程度上约制着在野党。如果反对党联合阵线不能在政治思想、组织和运作方式上摆脱国阵的种族主义模式和促使当局废除各项不民主的法令和进行选举制度的改革，那么即使是权宜性地结盟，也不可能出现什么大格局。因此，替阵急需开拓新的战略取向和格局，尤其是组织和动员人民力量，迫使当局废除各种恶法和进行选举改革，确保更加自由与公平的选举；以多元、民主、自由、公正与进步的共同纲领，取代朝野的种族和宗教政治，让人民有所选择。
（四）我国当前局势的一些特点
综合观之，我国当前时局有以下一些特点：
1. 国阵/巫统政权日益腐败，丑态百出：《当今大马》主编颜重庆说，现在是新闻工作者的“黄金时期”，因为许多大课题接二连三地“爆发”出来，不愁没有‘热门’课题可以报导。目前，“蒙古女郎丑闻”还在审讯，“林甘录影带（Lingam Tape） 司法丑闻”就闹到满城风雨，接着又暴发了两场万人大示威，真是愈演愈烈。
2. 国阵成员党内部矛盾加剧：巫统坚持“以党控制政府”、在政策层面的“一意孤行”—— 如片面宣布我国为“回教国”、数理以英文作为教学媒介、延续新经济政策等，显示了“马来人当家”的傲慢和霸道，使国阵“分享政权”的许诺，沦为空话。“9名内阁部长收回致给首相关于修改宪法121（1A）条文的备忘录”事件、高教部长替翁诗杰向教育部长事件及“三度举剑”事件等，使国阵其他成员党受到公开羞辱。马华、民政、人联、国大党等种族性政党，在本族群面前抬不起头来。
3. 贪污腐化更形猖獗：首相阿都拉上台之后，给人以他将大刀阔斧地反贪污的假象。可是随着反贪污局立案调查的18条“大白鲨”杳无音讯，他与老马互揭谁的孩子获得更多政府合约，一连几年政府稽查报告所揭露的贪污滥权行为并未受到认真的调查和对付，国防部买军火和战斗机涉及的丑闻，国安部、警察首长及反贪污局首长、教育部官员、公共工程局官员及交通局官员涉及滥权贪污的例子越来越严重，而且无孔不入。
4. 全面控制主流传媒, 企图管制网络媒体和博客：国阵政府通过官方或执政党控制的传媒，及出版与印刷法令、煽动法令和官方机密法令等全面控制主流传媒，副国安部长胡亚桥就曾承认由于管制媒体而被称为“太上编辑”。近来，当局还企图迫害知名的博客（如黄泉安、蔡添强，陈仁义及黄明治等）, 以达到管制博客的目的。在网络时代，这项倒行逆施是注定要失败的。现在在网络媒体和国际媒体的冲击下，主流媒体变得十分可笑，例如净选盟的数万人大示威，主流媒体只准刊登交通堵塞的相片！
5. 巫统推行回教化政策：在与回教党竞争回教化方面，巫统除了宣布我国已经是一个“回教国家”之外，在司法方面，还让回教法庭的权限侵犯高庭权限的事件发生 （例如M Moorthy 案、及 Marimuthu-Raimah Bibi案等），使到宪法第11条款赋予人民的宗教信仰的权利受到侵犯（Article 11: 1. Every person has the right to profess and practice his religion and, subject of Clause (4), to propagate it.）。一些开明的非政府组织，就建议修改宪法第121(1A)条款（Article 121(1A): The courts referred to in Clause (1) shall have no jurisdiction in respect of any matter within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Syariah courts）使高庭与回教法庭各自的权限更为明确，此举却引起了回教团体的激烈反对，结果半途而廢。而一个称为“Article 11” 的维护宗教自由的团体，所进行的系列讲座会，则由于受到回教非政府组织的干扰而被令停止有关的活动。此外，筹组各宗教委员会（IFC）的努力也被迫放弃。
6. 我国司法公正荡然无存：由于林甘录影带（Lingam Tape） 的广泛传播及律师公会在2007年9月26日发动2，000人参与的“公正之行”（Walk for Justice）, 领导舆论要求成立皇家调查庭调查有关丑闻。（政府在舆论压力下，已经同意成立皇家调查庭，唯它的权限尚有待确定）。现在，人民已经知道首相（当时是马哈迪医生）如何通过他的朋党，物色和安排“效忠”的人选，由首相向元首推荐，由元首委以司法高职，使司法沦为首相及其朋党的“工具”。
7. “烈火莫熄”第二波？2007年11月10净选盟（Bersih）所组织的要求选举改革的约4万人大集会及11月25日兴都权益行动力量（Hindu Rights Action Force, 简称Hindraf）所发动的约3万人大集会都是在被宣布为非法及镇压下成功举行。在短短的两个星期内连续发生两场这样大规模及激烈的街头斗争，在我国历史上还是很少见的。虽然前者以马来人/回教徒为主，后者则几乎全是印度人/兴都教徒，但两者的参与者，对政府都存有很大的不满，而且都得到国际传媒（如CNN，BBC，Al Jazeera和youtube等）和本地网络媒体（如malaysiakini, merdeka review，malaysia today及newskini等）广泛报导或转载。另一特色是，两者都有颜色的认同，净选盟认同“黄色”，兴都权益则选择“橙色”，可能透露出一些背景讯息。首相警告将以内安法令对付非法集会者，说明了他们内心的恐惧。如何看待这两场大示威，特别是Hindraf的骤然崛起，将成为时评的焦点。
8. 对第12届全国大选的预估：如果以2004年大选以来的5 场州议席补选，国阵5战皆捷（Kuala Berang, 对垒回教党，多数票2059; Pangkalan Pasir , 对垒回教党，多数票134; Batu Talam, 对垒独立人士，多数票5857; Machap, 对垒行动党，多数票4081; Ijok, 对垒公正党，多数票1850）来看，国阵还是占了整体的优势。但近来局势的迅猛发展，可能打乱了国阵的阵脚。一般上的感觉，行动党在本届应有较好的成绩；而公正党也有望赢回1999年所取得的成绩（该党若无较大的突破，将面临生存的考验）；但回教党要重现1999年的辉煌，恐怕就不太容易了！
（五）尾声 —— 焕发出生命的“余晖”
从以上的具体分析中，可见各党团和非政府组织仍旧在歧异中模索着我国民主改革的进程和道路。看来“路在何方”的困惑仍然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最近两场在镇压下成功举行的数万人大集会，可能显示了当前我国民主革新运动的新动向和契机，但也潜伏着被种族化和宗教化的政治危机（特别是兴都权益行动力量的斗争方式） —— 目前的局势，和1987年茅草行动之前的局势是否有点类似？无论如何，必须提高警惕，防止别有用心者利用宗教和种族情绪，挑起社会的不安和动乱，以达到趁机镇压和瓦解民主改革力量的目的。
最后，愿以：“焕发出生命的‘余晖’，继续为我国民主改革的事业作出贡献！”与各位老友共勉之。（本文为2007年12月9日在砂中区友谊协会10周年纪念时势论坛上的讲稿）
巫统第58届大会已经在2007年11月5-9日召开。 由于巫统至今仍旧是掌控着国家局势的主导力量，因此谈论我国当前的局势由巫统大会谈起，应该是恰当的。
众所周知，在巫统“一党独大”的政治现实下，国阵的许多重大决策，都是在巫统大会上提出或定调的。每周的内阁会议，不外是在巫统领袖意愿的主宰下，形式上的“协商”而已，所以有“越‘协’越‘伤’”的嘲讽。我国的国会，则早已沦为国阵立法的“树胶印”—— 长期控制超过国会三分之二议席的国阵，不要说通过立法，就是想修改宪法，也是易如反掌的事。这就是长期以来, 巫统如此“狂妄”和“傲慢”的真正原因。
这次巫统大会，为了缓和非马来人的不满及面对即将来临的大选，种族主义的叫嚣略为收敛，伪善和黄色笑话间或取代了种族的激情。特别是首相阿都拉的政策演词被认为是较为“温和”与“平衡”———例如承诺不会狭隘地诠释回教并反对一切形式的暴力文化；为了全民而发展经济走廊或特区；保证巫统决不违反社会契约；认为马来剑也是用来自卫和保护朋友的；及承认我国面对包括罪案、宗教和种族关系等隐忧。
其实，这些较为“开明的言论”都有它们的前提：例如继续强调提升回教的地位、警告（巫统定义的）“社会契约”不容挑战、坦言经济走廊/特区为马来人议程服务、及为希山慕丁三度举剑的狂妄行为辩护等。因此，巫统实质上还是摆脱不了马来中心主义和土著主义的主导思想，尤以下列各项言论最为明显：
1. 党控制政府，而不是政府控制党: 巫统副主席慕希丁在接受马来前锋报(5/11/2007)的专访时重申已故敦拉查关于 “党控制政府, 而不是政府控制党” 的“马来人（巫统）当家” (Ketuanan Melayu)的既定政策, 暴露了国阵 “分享政权” 的实质。
2. 民族国家的四大支柱：慕希丁指出马来特权、国语和回教的地位、君主立宪是民族国家（Bangsa Negara）的四大支柱，对马来人来说这是十分重要及不可妥协的。换句话说，巫统实际上并没有放弃它的马来中心主义同化政策的隐议程, 即： “一个国家（Negara Islam）、一个民族（Bangsa Malaysia）、一种语文( Bahasa Melayu)” 。
3. 亮剑已成为巫统大会的传统：巫青团长希山慕丁第三度（2005、2006、2007）在巫统大会上亮剑，他的副手凯里强调不敢亮剑就是“民族叛徒”，首相阿都拉则以亮剑是自卫和保护盟友来认可这项极具挑衅性的行径。副首相纳吉则以武吉斯人（Orang Bugis）解决问题的三个法宝：即诉诸谈判（melalui Hujung Lidah）、 诉诸婚姻（melalui Hujung Anunya） 及诉诸暴力（melalui Hujung Keris），来表明不排除最终诉诸暴力的可能性。
4. 经济领域里的马来人议程：纳吉坦言，马来人议程是巫统最主要的议程，只要巫统存在的一天，就会始终不懈地为它奋斗。在经济领域里，它继续以马来人只占18.9%股权，未达致新经济政策马来人占30%股权的目标为藉口（EPU：18.9%、 Dr Fazilah 1997年：33.7%、2005 Asli 研究报告：45%、2006年财政部：36.64 %），继续落实各项马来议程，以延续新经济政策。除了第九大马计划，五个经济走廊和特区都强调马来人议程，而50家政府关联公司（GLCs，Khazanah Nasional, MoF Inc. KWSP, Bank Negara，Petronas, Tenaga National，Sime Darby，Proton等为其荦荦大者）则被赋予扶持马来工商企业和增加马来企业家的重任。
5. 教育领域里的马来人议程：纳吉在他的讲词中提到玛拉工艺大学（UiTM）正在许多地方（包括Kuala Pilah, Puncak Alam, Sungai Buloh, Tapah, Bukit Besi, Bertam, Johor Baru, Melaka, 及Kota Baru等地）大兴土木，建立分校，以及授以特许权（franchise）与22间学院合作，以期到2010年时，该大学的学生人数将达到20万人（目前政府大学的学生总数约为33万人）。此外，巫统也特地为马来子弟设立了敦阿都拉查大学(Unitar)，它的课程将专注于训练马来行政主管与企业人才。目前它正与美国著名企管教育学院Babson College 合作，草拟它的课程纲要，准备在2010年在两个校园收生3，000人。
6. 缺乏人民议程：巫统在强调马来人议程的同时，却忽略了（或轻描淡写）一些极其重要的人民议程：如越来越严重的贪污、朋党和群带问题，犯罪问题，言论与集会自由问题，司法独立问题，选举改革问题，恶法及人权受侵犯问题，物价高涨问题，民族关系与宗教关系问题，贫富两极化问题等等。
7. 凯里的两点建议:首相的女婿凯里的言论, 特别是有关英语教数理若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 就应回到原点; 及应检讨每年高达350亿的汽油津贴；倍受各有关方面的重视。因为以他目前在党内的特殊地位，这两项建议都具有政策性转向的预告或试探作用。
8. 对净选盟（Bersih）10万人大集会的强烈反应：对11月10日净选盟组织的10万人大集会，凯里叫嚣逮捕它的组织者，首相则发出“不要向我挑战！”（Saya pantang dicabar!）的强烈警告，预示了加以镇压的决心。
（二）我国政局演变的历史回顾
不懂得历史，就无法认识现在和展望将来。因此，有必要简略地回顾一下我国政局演变的主要历程：
1. 武装斗争失败及左翼运动式微：我国民族民主革命/改革的进程，虽然经历了超过半个世纪的复杂与曲折的斗争，至今尚未完成。一方面，英帝一手扶植的、以巫统为主体的联盟/国阵政权，继承了英帝的衣钵，以暴力镇压（通过国家机器与各项恶法）与议会欺骗的两手策略，自独立后延续了50/44年（马来亚/马来西亚）的种族主义极权统治。另一方面，马来亚与北加里曼丹两地反殖、反封建的革命武装斗争，分别在1989与1990通过和谈结束。武装斗争的失败、革命组织的解体、左翼党团的被全面镇压，加上国际思潮的剧变与意识形态的混乱等，导至我国左翼运动的式微。革命武装斗争的失败及公开阵线上左翼运动的式微，相信与我国民主进程的停滞不前不无关系。
2. 1960年代，社阵被全面镇压：我国的议会制度，是英殖民主义者在取缔了马共和它的统战组织之后，为了“合法化”它一手扶植起来的联盟傀儡政权而炮制出来的“假民主”。在诸多恶法和不民主选举制度下，我国的选民实际上并不曾享有自由与公正的选举权。人民社会主义阵线（简称社阵，1957-1965）作为我国独立后第一个强大的反对党联合阵线，在1960年代它在议会斗争方面，曾经取得不俗的成绩：获得乔治市、文冬、芙蓉、马六甲、居銮和新山等市议会及全国20多个地方议会的执政权。1959年大选取得8国16州议席的佳绩，1964年联盟利用马印对抗事件污蔑社阵“通敌卖国”，导致社阵惨败，只得2国8州议席。社阵在被全面镇压后（数以百计的领袖和干部不断在内安法令下被捕和拘留，许多支部和分部被封，唐保光、王忠、林顺成等烈士被杀害），被迫杯葛1969年大选。社阵的历史，具体地说明了若没有自由与公平的选举制度，议会斗争的道路是行不通的。此外，斗争路线的错误，也给左翼带来很大的损害。
3. 两线制与替阵的挫败：两线制（1986-1995）由华团民权委员会倡议。1990年反阵和1999年替阵的出现，都和巫统内部权力斗争导至的分裂有关。因此，它们并不像社阵一样，是基于共同的政治原则和理想、较为牢固的联盟，而是某种鬆懈的、权宜性的竞选伙伴。反阵以46精神党为主导，横跨“回教徒团结阵线”和“人民阵线”。竞选失败后（1990年46精神党取得8国14州议席，1995年只得6国12州），东姑拉沙里就现出机会主义的原形，率众重返巫统。替阵在1999年虽然组成了单一的阵线，整体上取得了可观的成绩（取得约44%的选票），行动党由于失利（参选44国86州，只胜10国11州，3巨头落败），后悔为回教党所累，遂于2001年911事件过后退出替阵。回教党大胜后（参选62国236州，获胜27国98州，执政吉兰丹和丁加奴）就自我膨胀，不顾盟友的感受推行回教化政策。受挫的公正党（参选60国69州，只胜5国4州）夹在中间，两面不讨好。2004年第12届全国大选，是在“烈火莫熄”运动基本上被镇压后举行，国阵以64%的选票赢得90%的席位（219席中的199席），替阵士气大挫（公正党参选59国124州，只得1国，几乎全军覆没；回教党参选84国262州，只胜6国36，而且痛失丁州政权。）行动党自行其是，成绩略有起色，得12国15州。
4. 开拓新的战略取向和格局：事实证明，社阵、两线政治和替阵的失败都不是偶然的。它涉及我国议会制度的不民主和欺骗性、国家机器和恶法的镇压、媒体的全面控制、金钱政治的泛滥等。此外，种族主义的政治思想、组织和运作方式，不但主导了联盟/国阵，实际上也在不同程度上约制着在野党。如果反对党联合阵线不能在政治思想、组织和运作方式上摆脱国阵的种族主义模式和促使当局废除各项不民主的法令和进行选举制度的改革，那么即使是权宜性地结盟，也不可能出现什么大格局。因此，替阵急需开拓新的战略取向和格局，尤其是组织和动员人民力量，迫使当局废除各种恶法和进行选举改革，确保更加自由与公平的选举；以多元、民主、自由、公正与进步的共同纲领，取代朝野的种族和宗教政治，让人民有所选择。
（四）我国当前局势的一些特点
综合观之，我国当前时局有以下一些特点：
1. 国阵/巫统政权日益腐败，丑态百出：《当今大马》主编颜重庆说，现在是新闻工作者的“黄金时期”，因为许多大课题接二连三地“爆发”出来，不愁没有‘热门’课题可以报导。目前，“蒙古女郎丑闻”还在审讯，“林甘录影带（Lingam Tape） 司法丑闻”就闹到满城风雨，接着又暴发了两场万人大示威，真是愈演愈烈。
2. 国阵成员党内部矛盾加剧：巫统坚持“以党控制政府”、在政策层面的“一意孤行”—— 如片面宣布我国为“回教国”、数理以英文作为教学媒介、延续新经济政策等，显示了“马来人当家”的傲慢和霸道，使国阵“分享政权”的许诺，沦为空话。“9名内阁部长收回致给首相关于修改宪法121（1A）条文的备忘录”事件、高教部长替翁诗杰向教育部长事件及“三度举剑”事件等，使国阵其他成员党受到公开羞辱。马华、民政、人联、国大党等种族性政党，在本族群面前抬不起头来。
3. 贪污腐化更形猖獗：首相阿都拉上台之后，给人以他将大刀阔斧地反贪污的假象。可是随着反贪污局立案调查的18条“大白鲨”杳无音讯，他与老马互揭谁的孩子获得更多政府合约，一连几年政府稽查报告所揭露的贪污滥权行为并未受到认真的调查和对付，国防部买军火和战斗机涉及的丑闻，国安部、警察首长及反贪污局首长、教育部官员、公共工程局官员及交通局官员涉及滥权贪污的例子越来越严重，而且无孔不入。
4. 全面控制主流传媒, 企图管制网络媒体和博客：国阵政府通过官方或执政党控制的传媒，及出版与印刷法令、煽动法令和官方机密法令等全面控制主流传媒，副国安部长胡亚桥就曾承认由于管制媒体而被称为“太上编辑”。近来，当局还企图迫害知名的博客（如黄泉安、蔡添强，陈仁义及黄明治等）, 以达到管制博客的目的。在网络时代，这项倒行逆施是注定要失败的。现在在网络媒体和国际媒体的冲击下，主流媒体变得十分可笑，例如净选盟的数万人大示威，主流媒体只准刊登交通堵塞的相片！
5. 巫统推行回教化政策：在与回教党竞争回教化方面，巫统除了宣布我国已经是一个“回教国家”之外，在司法方面，还让回教法庭的权限侵犯高庭权限的事件发生 （例如M Moorthy 案、及 Marimuthu-Raimah Bibi案等），使到宪法第11条款赋予人民的宗教信仰的权利受到侵犯（Article 11: 1. Every person has the right to profess and practice his religion and, subject of Clause (4), to propagate it.）。一些开明的非政府组织，就建议修改宪法第121(1A)条款（Article 121(1A): The courts referred to in Clause (1) shall have no jurisdiction in respect of any matter within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Syariah courts）使高庭与回教法庭各自的权限更为明确，此举却引起了回教团体的激烈反对，结果半途而廢。而一个称为“Article 11” 的维护宗教自由的团体，所进行的系列讲座会，则由于受到回教非政府组织的干扰而被令停止有关的活动。此外，筹组各宗教委员会（IFC）的努力也被迫放弃。
6. 我国司法公正荡然无存：由于林甘录影带（Lingam Tape） 的广泛传播及律师公会在2007年9月26日发动2，000人参与的“公正之行”（Walk for Justice）, 领导舆论要求成立皇家调查庭调查有关丑闻。（政府在舆论压力下，已经同意成立皇家调查庭，唯它的权限尚有待确定）。现在，人民已经知道首相（当时是马哈迪医生）如何通过他的朋党，物色和安排“效忠”的人选，由首相向元首推荐，由元首委以司法高职，使司法沦为首相及其朋党的“工具”。
7. “烈火莫熄”第二波？2007年11月10净选盟（Bersih）所组织的要求选举改革的约4万人大集会及11月25日兴都权益行动力量（Hindu Rights Action Force, 简称Hindraf）所发动的约3万人大集会都是在被宣布为非法及镇压下成功举行。在短短的两个星期内连续发生两场这样大规模及激烈的街头斗争，在我国历史上还是很少见的。虽然前者以马来人/回教徒为主，后者则几乎全是印度人/兴都教徒，但两者的参与者，对政府都存有很大的不满，而且都得到国际传媒（如CNN，BBC，Al Jazeera和youtube等）和本地网络媒体（如malaysiakini, merdeka review，malaysia today及newskini等）广泛报导或转载。另一特色是，两者都有颜色的认同，净选盟认同“黄色”，兴都权益则选择“橙色”，可能透露出一些背景讯息。首相警告将以内安法令对付非法集会者，说明了他们内心的恐惧。如何看待这两场大示威，特别是Hindraf的骤然崛起，将成为时评的焦点。
8. 对第12届全国大选的预估：如果以2004年大选以来的5 场州议席补选，国阵5战皆捷（Kuala Berang, 对垒回教党，多数票2059; Pangkalan Pasir , 对垒回教党，多数票134; Batu Talam, 对垒独立人士，多数票5857; Machap, 对垒行动党，多数票4081; Ijok, 对垒公正党，多数票1850）来看，国阵还是占了整体的优势。但近来局势的迅猛发展，可能打乱了国阵的阵脚。一般上的感觉，行动党在本届应有较好的成绩；而公正党也有望赢回1999年所取得的成绩（该党若无较大的突破，将面临生存的考验）；但回教党要重现1999年的辉煌，恐怕就不太容易了！
（五）尾声 —— 焕发出生命的“余晖”
从以上的具体分析中，可见各党团和非政府组织仍旧在歧异中模索着我国民主改革的进程和道路。看来“路在何方”的困惑仍然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最近两场在镇压下成功举行的数万人大集会，可能显示了当前我国民主革新运动的新动向和契机，但也潜伏着被种族化和宗教化的政治危机（特别是兴都权益行动力量的斗争方式） —— 目前的局势，和1987年茅草行动之前的局势是否有点类似？无论如何，必须提高警惕，防止别有用心者利用宗教和种族情绪，挑起社会的不安和动乱，以达到趁机镇压和瓦解民主改革力量的目的。
最后，愿以：“焕发出生命的‘余晖’，继续为我国民主改革的事业作出贡献！”与各位老友共勉之。（本文为2007年12月9日在砂中区友谊协会10周年纪念时势论坛上的讲稿）
Friday, October 12, 2007
死无葬身之地
【知己知彼／李万千专栏】人与动物的区别之一，是人死之后，必须有葬身之地；而动物则天生天葬，无需料理后事。这大概是拜人类的进化和文明所赐罢！因此，即使是战死在战场上的士兵，其遗体一般上也会就地或被运回家乡安葬，让他们的亲属和子孙后代，有个祭拜和追思的场所。
尽管这样，“死无葬身之地”的事时常还是会发生，因为野蛮往往和文明并存，有时还会驾凌文明之上。因此，践踏人权、人伦或人类基本尊严的事件，无时无刻不在世界各地发生，在我国也不例外。
大家都知道，马来亚共产党（马共）为了抗日、争取国家独立及它的宪制地位，进行了近半个世纪（1942-1945，1948-1989）的武装斗争，直到1989年底才与马来西亚政府达致最终的谅解，签订“合艾和平协议”，化敌为友。但是，一些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仍然有待解决。
不让烈士们弃尸荒野
其中一项是关系到1973-1988年间，不少在马来西亚境内活动的马共第六突击队和其他马共地下单位的成员牺牲了，但这些牺牲者的后事并没有获得应有的妥善处理。这种“死无葬身之地”的非人待遇，无疑是牺牲者家属和前同志们永远的遗憾和伤痛！
随着时间的流逝和环境的变迁，为这些牺牲了的亲人和同志建立公墓，看来是弥补这“永远的遗憾和伤痛”的最好办法。正如《立碑建委会》於2001年12月13日所发表的《我们的话》中所指出的，他们准备在劳勿地区的荣华富贵山庄购置墓地建立总坟，“目的是不要让烈士们弃尸荒野，做无家可归的孤魂；要按照我们华人的习俗，为他们招魂定位，供后人祭祀，并祈求地方上永久安宁。”
其实，这批马共成员会搞到“死无葬身之地”，政府及有关当局也有责任。因此，建公墓这项合情合理、符合人伦和人权的做法，彭亨州政治部虽然百般阻挠，一些不负责任者还恫言“建一个、炸一个”，结果还是不敢公然破坏。
几经曲折，169位马共殉难者的公墓终於在2002年9月1日落成。此后，每年的清明节，家属和前同志们都在政治部的监视下，到总坟拜祭和追思，以慰烈士们在天之灵！
劳勿居民尊重及谅解
连续五年，拜祭和追思活动都顺利举行，没有引起任何问题。这充分说明，劳勿地区的人民对上述总坟的存在和清明节的拜祭与追思活动，基本上还是采取了尊重和谅解的态度。事实上公墓是建在效外的私人墓园里，对公众人士并没有造成不便，与治安更是风马牛不相及！
尽管如此，在国安部和政治部官员的参与下，劳勿县议会主席竟然在2007年9月17日向劳勿风景墓园园主发出通知书，援引1974年道路、沟渠和建筑物法令第72（1）（b），限期在14天内园主必须自行摧毁被硬说成是“纪念碑”的上述公墓，否则期限过后，等於自动要求县议会执行摧毁工作。
由于事态严重和紧急，家属们就成立了反对毁墓家属委员会，说服墓园园主一面回复劳勿县议会，要求展缓毁墓行动以寻求解决方案；若事情没有转机，则准备向法庭申请庭令，阻止劳勿县议会采取毁墓行动。
9月25日，反对毁墓家委会在吉隆坡举行记者招待会，在会上说明了事件的经过，并重申坚决反对毁墓的立场和五点理由：即公墓建在私人墓园里；它是按照墓园的一般条规和要求兴建，并不违法；它的兴建得到彭亨州政治部的认可，现在若加以摧毁，则有“朝令夕改”之嫌；摧毁坟墓对华人或其他民族来说，都是绝对的禁忌和冒犯；及毁墓的意图，对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没有任何的好处，也是对基本人权的严重侵犯。
由于毁墓意图缺乏法律的依据，又严重侵犯华族的风俗和禁忌，副国安部长胡亚桥经家委会的要求，遂出面和有关当局交涉。据胡氏透露，有关当局已经同意公墓不是纪念碑，所以不必拆除。由于事情出现转机，家委会已经指示律师，暂缓申请庭令的法律行动，等待劳勿县议会把毁墓的通知书收回成命。如果不出现新的变化，问题相信可获得解决。
不应剥夺死有所葬权利
其实，家属或前同志应该有权为殉难的马共或砂共成员，在私人墓园里建立公墓，为他们竖立墓碑或纪念碑，这是信仰自由的体现，也是人类精神文明、习俗和宗教的需要，不应该过度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也不应该坚持过时的冷战思维，仇视或歧视前马共或砂共成员，包括殉难者及其家属。
有关当局应该吸取意图拆除孝恩园九一烈士碑和抗日英雄碑，及劳勿马共殉难者公墓的失败经验，尊重和容忍东西马现有的各有关墓园的墓碑和纪念碑，因为“生有所养，死有所葬”及祭拜、纪念与追思亲人与同志的基本人权及精神与情感的需求，是不应该被剥夺的。
对不同的思想、信仰和意识形态的尊重和容忍程度，其实也可作为一个国家民主和自由程度的度量衡。但愿我们的国家，随着时代的更新，越来越开明和进步，而不是越来越保守和反动！
尽管这样，“死无葬身之地”的事时常还是会发生，因为野蛮往往和文明并存，有时还会驾凌文明之上。因此，践踏人权、人伦或人类基本尊严的事件，无时无刻不在世界各地发生，在我国也不例外。
大家都知道，马来亚共产党（马共）为了抗日、争取国家独立及它的宪制地位，进行了近半个世纪（1942-1945，1948-1989）的武装斗争，直到1989年底才与马来西亚政府达致最终的谅解，签订“合艾和平协议”，化敌为友。但是，一些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仍然有待解决。
不让烈士们弃尸荒野
其中一项是关系到1973-1988年间，不少在马来西亚境内活动的马共第六突击队和其他马共地下单位的成员牺牲了，但这些牺牲者的后事并没有获得应有的妥善处理。这种“死无葬身之地”的非人待遇，无疑是牺牲者家属和前同志们永远的遗憾和伤痛！
随着时间的流逝和环境的变迁，为这些牺牲了的亲人和同志建立公墓，看来是弥补这“永远的遗憾和伤痛”的最好办法。正如《立碑建委会》於2001年12月13日所发表的《我们的话》中所指出的，他们准备在劳勿地区的荣华富贵山庄购置墓地建立总坟，“目的是不要让烈士们弃尸荒野，做无家可归的孤魂；要按照我们华人的习俗，为他们招魂定位，供后人祭祀，并祈求地方上永久安宁。”
其实，这批马共成员会搞到“死无葬身之地”，政府及有关当局也有责任。因此，建公墓这项合情合理、符合人伦和人权的做法，彭亨州政治部虽然百般阻挠，一些不负责任者还恫言“建一个、炸一个”，结果还是不敢公然破坏。
几经曲折，169位马共殉难者的公墓终於在2002年9月1日落成。此后，每年的清明节，家属和前同志们都在政治部的监视下，到总坟拜祭和追思，以慰烈士们在天之灵！
劳勿居民尊重及谅解
连续五年，拜祭和追思活动都顺利举行，没有引起任何问题。这充分说明，劳勿地区的人民对上述总坟的存在和清明节的拜祭与追思活动，基本上还是采取了尊重和谅解的态度。事实上公墓是建在效外的私人墓园里，对公众人士并没有造成不便，与治安更是风马牛不相及！
尽管如此，在国安部和政治部官员的参与下，劳勿县议会主席竟然在2007年9月17日向劳勿风景墓园园主发出通知书，援引1974年道路、沟渠和建筑物法令第72（1）（b），限期在14天内园主必须自行摧毁被硬说成是“纪念碑”的上述公墓，否则期限过后，等於自动要求县议会执行摧毁工作。
由于事态严重和紧急，家属们就成立了反对毁墓家属委员会，说服墓园园主一面回复劳勿县议会，要求展缓毁墓行动以寻求解决方案；若事情没有转机，则准备向法庭申请庭令，阻止劳勿县议会采取毁墓行动。
9月25日，反对毁墓家委会在吉隆坡举行记者招待会，在会上说明了事件的经过，并重申坚决反对毁墓的立场和五点理由：即公墓建在私人墓园里；它是按照墓园的一般条规和要求兴建，并不违法；它的兴建得到彭亨州政治部的认可，现在若加以摧毁，则有“朝令夕改”之嫌；摧毁坟墓对华人或其他民族来说，都是绝对的禁忌和冒犯；及毁墓的意图，对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没有任何的好处，也是对基本人权的严重侵犯。
由于毁墓意图缺乏法律的依据，又严重侵犯华族的风俗和禁忌，副国安部长胡亚桥经家委会的要求，遂出面和有关当局交涉。据胡氏透露，有关当局已经同意公墓不是纪念碑，所以不必拆除。由于事情出现转机，家委会已经指示律师，暂缓申请庭令的法律行动，等待劳勿县议会把毁墓的通知书收回成命。如果不出现新的变化，问题相信可获得解决。
不应剥夺死有所葬权利
其实，家属或前同志应该有权为殉难的马共或砂共成员，在私人墓园里建立公墓，为他们竖立墓碑或纪念碑，这是信仰自由的体现，也是人类精神文明、习俗和宗教的需要，不应该过度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也不应该坚持过时的冷战思维，仇视或歧视前马共或砂共成员，包括殉难者及其家属。
有关当局应该吸取意图拆除孝恩园九一烈士碑和抗日英雄碑，及劳勿马共殉难者公墓的失败经验，尊重和容忍东西马现有的各有关墓园的墓碑和纪念碑，因为“生有所养，死有所葬”及祭拜、纪念与追思亲人与同志的基本人权及精神与情感的需求，是不应该被剥夺的。
对不同的思想、信仰和意识形态的尊重和容忍程度，其实也可作为一个国家民主和自由程度的度量衡。但愿我们的国家，随着时代的更新，越来越开明和进步，而不是越来越保守和反动！
Thursday, August 23, 2007
道歉等于请求减刑？
被喻为“唱翻天”的Negarakuku的作者黄明志，在被 “恶势力”缠上后, 还曾“大义凛然”地表明: “他们能压迫我，抓我，叫我remove 掉任何东西，但没有人能改变别人的思想，更没有人能掩饰事情的真相！” 这话真是说的“西北”好！“西北”够力！
可是，在马华公会头子蔡细历，一个多小时长途电话的“诱导”下，原本不知道为什么需要“道歉”的他，突然茅塞顿开，同意“公开道歉”了。
若根据2007年8月15日马来前锋报的报导，明志的三点声明根本没有见报，刊登出来的尽是细历片面的说词，加上主流记者重申他们“炮制”出来的“罪状”，志明好像是通过马华公会公开加以承认并道歉。有关罪状为：
1. 黄明志所创作的Negarakuku触及国家敏感课题；
2. 他“戏弄”（persendakan）象征国家主权和尊严的国歌；
3. 他“没有教养”（biadab），使用粗话来侮辱国家、宗教、民族及贡献良多的领袖。
听过Negarakuku的人都会清楚，国歌本身是完完整整的，明志并没有改编它的歌词或传统唱法，一位评论者还特地为文称赞他演唱国歌时所体现出来的爱国情操，因此，“戏弄” 国歌的说法是不成立的。
个人认为，改编国歌的说法其实是很具误导性的。事实上，他只是以国歌作为背景，间隔地以饶舌方式唱出自已创作的另一首“国歌”，即Negarakuku (可译为《我的国歌》，也即Negaraku-ku)。
在50周年国庆来临之际，他把国歌和自己创作的歌曲扯在一起，也许是想制造一点“轰动效应”（当然想不到会“唱翻了天”那么严重），反而给“有心人”抓住“把柄”，说是侵犯了所谓“国家的主权和尊严”！
最要命也最没有根据的就是恶意的指责他“没有教养”（biadab），使用粗话来侮辱国家、宗教、民族及贡献良多的领袖。
这正是马来主流报章蓄意“炮制”的、煽情的“罪状”。巫统领袖们竞相出来“搞局”，威胁要用内安法令、煽动法令、撤消护照、吊销公民权、引渡、甚至祭出513种族屠杀的王牌来对付明志，所根据的也正是上述以讹传讹的所谓“罪状”。
明志喜欢用粗俗的福建话，包括骂粗口（例如“赌懒”、“欠干”），但他并没有用它 “来侮辱国家、宗教、民族及贡献良多的领袖”，这点是绝对不容含糊，也绝对不能认错道歉的。
正如有人想象丰富，硬要把Negarakuku 说成是Negara-cuckoo （英文cuckoo 为布谷鸟，引申为“疯狂”，“鸟”还可以进一步引申为“阳具”）或Negara-kuku(besi)，即专制国家，并把这笔账也统统算在明志头上，这是十分不公平的。
明志骂粗口，也许是故意向社会上那些被视为“低贱者”认同，并藉以和那些自视为“高贵者”/“高雅者”唱反调。其实，他的歌词就明白写道：“你很高贵，你很高雅，大便很香，不会骂粗话，你们最 high class, 每天要浪漫，听光良品冠，可是人家都已经跑去了台湾。”
在民间，一些人整天“‘干’来‘干’去”，习以为常。但是否有必要以骂粗口来对抗扮高雅者，也是可以争议的。无论如何，个人骂粗口未必犯法，也可以不顾“道德正确”那一套，只是若骂错对象，后果还是需要自负的。
个人觉得，描绘一下警察受赂的“丑态”或行赌者怕中saman的“心态”；公务员做事“慢慢来”，你排你的队，他吃他的kuih；不要怪政府只会照顾土著，不要怪我们没有受到公平照顾；佩服马来人生活悠闲、追求“开心”和“舒服”，不要学华人“忙忙碌碌”等等，都没有什么大不了，因为它们毕竟是作者个人的感受，未必正确和客观，你可以同意，也可以不同意。
可是，与回教堂一早呼唤祈祷的颂词（Azan）开“玩笑”或搞“幽默”什么的，则显然是对宗教不够敏感的不明智作法。“morning call”的比喻，还有贴切的一面；但把“几间（教堂）一起唱”比喻为“情歌对唱”和“唱R&D”，还批评它“走声”、“破声”或“像公鸡”（的啼声），相信绝大多数回教徒都会受不了，何况目前宗教问题正处在特别敏感的时刻。
现在明志的“公开道歉”只有马华接受，内阁则有不同的说法。首相阿都拉说，内阁接受明志的道歉，但认为一个人若作出抵触法律的行为，就不能逃脱法律的制裁。首相署部长纳兹里更明确指出有关道歉仅可被视为要求减轻刑法的陈情，不能作为不提控他的理由。他可能在煽动法令下接受总检察长的调查。
从事态的发展看来，马华诱劝明志“认错道歉”的结果，不但帮不了他渡过难关，反而使他陷入认罪道歉，等待制裁的难堪处境。事情如果没有转机，马华公会要怎样和明志及其家人交代呢？（17/8/2007）
可是，在马华公会头子蔡细历，一个多小时长途电话的“诱导”下，原本不知道为什么需要“道歉”的他，突然茅塞顿开，同意“公开道歉”了。
若根据2007年8月15日马来前锋报的报导，明志的三点声明根本没有见报，刊登出来的尽是细历片面的说词，加上主流记者重申他们“炮制”出来的“罪状”，志明好像是通过马华公会公开加以承认并道歉。有关罪状为：
1. 黄明志所创作的Negarakuku触及国家敏感课题；
2. 他“戏弄”（persendakan）象征国家主权和尊严的国歌；
3. 他“没有教养”（biadab），使用粗话来侮辱国家、宗教、民族及贡献良多的领袖。
听过Negarakuku的人都会清楚，国歌本身是完完整整的，明志并没有改编它的歌词或传统唱法，一位评论者还特地为文称赞他演唱国歌时所体现出来的爱国情操，因此，“戏弄” 国歌的说法是不成立的。
个人认为，改编国歌的说法其实是很具误导性的。事实上，他只是以国歌作为背景，间隔地以饶舌方式唱出自已创作的另一首“国歌”，即Negarakuku (可译为《我的国歌》，也即Negaraku-ku)。
在50周年国庆来临之际，他把国歌和自己创作的歌曲扯在一起，也许是想制造一点“轰动效应”（当然想不到会“唱翻了天”那么严重），反而给“有心人”抓住“把柄”，说是侵犯了所谓“国家的主权和尊严”！
最要命也最没有根据的就是恶意的指责他“没有教养”（biadab），使用粗话来侮辱国家、宗教、民族及贡献良多的领袖。
这正是马来主流报章蓄意“炮制”的、煽情的“罪状”。巫统领袖们竞相出来“搞局”，威胁要用内安法令、煽动法令、撤消护照、吊销公民权、引渡、甚至祭出513种族屠杀的王牌来对付明志，所根据的也正是上述以讹传讹的所谓“罪状”。
明志喜欢用粗俗的福建话，包括骂粗口（例如“赌懒”、“欠干”），但他并没有用它 “来侮辱国家、宗教、民族及贡献良多的领袖”，这点是绝对不容含糊，也绝对不能认错道歉的。
正如有人想象丰富，硬要把Negarakuku 说成是Negara-cuckoo （英文cuckoo 为布谷鸟，引申为“疯狂”，“鸟”还可以进一步引申为“阳具”）或Negara-kuku(besi)，即专制国家，并把这笔账也统统算在明志头上，这是十分不公平的。
明志骂粗口，也许是故意向社会上那些被视为“低贱者”认同，并藉以和那些自视为“高贵者”/“高雅者”唱反调。其实，他的歌词就明白写道：“你很高贵，你很高雅，大便很香，不会骂粗话，你们最 high class, 每天要浪漫，听光良品冠，可是人家都已经跑去了台湾。”
在民间，一些人整天“‘干’来‘干’去”，习以为常。但是否有必要以骂粗口来对抗扮高雅者，也是可以争议的。无论如何，个人骂粗口未必犯法，也可以不顾“道德正确”那一套，只是若骂错对象，后果还是需要自负的。
个人觉得，描绘一下警察受赂的“丑态”或行赌者怕中saman的“心态”；公务员做事“慢慢来”，你排你的队，他吃他的kuih；不要怪政府只会照顾土著，不要怪我们没有受到公平照顾；佩服马来人生活悠闲、追求“开心”和“舒服”，不要学华人“忙忙碌碌”等等，都没有什么大不了，因为它们毕竟是作者个人的感受，未必正确和客观，你可以同意，也可以不同意。
可是，与回教堂一早呼唤祈祷的颂词（Azan）开“玩笑”或搞“幽默”什么的，则显然是对宗教不够敏感的不明智作法。“morning call”的比喻，还有贴切的一面；但把“几间（教堂）一起唱”比喻为“情歌对唱”和“唱R&D”，还批评它“走声”、“破声”或“像公鸡”（的啼声），相信绝大多数回教徒都会受不了，何况目前宗教问题正处在特别敏感的时刻。
现在明志的“公开道歉”只有马华接受，内阁则有不同的说法。首相阿都拉说，内阁接受明志的道歉，但认为一个人若作出抵触法律的行为，就不能逃脱法律的制裁。首相署部长纳兹里更明确指出有关道歉仅可被视为要求减轻刑法的陈情，不能作为不提控他的理由。他可能在煽动法令下接受总检察长的调查。
从事态的发展看来，马华诱劝明志“认错道歉”的结果，不但帮不了他渡过难关，反而使他陷入认罪道歉，等待制裁的难堪处境。事情如果没有转机，马华公会要怎样和明志及其家人交代呢？（17/8/2007）
“秀才”也造反了！
正当我国两名著名学者（也是前马大教授）, 赛胡新阿里博士和林德宜博士发起反对大学“操守协议书”（Surat Akujanji，以下简称“协议书”）签名运动的时刻，北方大学当局却向拒绝签署“协议书”及为文批评此事的阿兹里拉曼博士（Dr Azly Rahman）发律师信，准备加以迫害，这种作法是何其嚣张啊！
反“协议书”运动在请愿书中明确指出，签署违反言论与结社基本自由权利的“协议书”，对我国各大学的健康发展和国家的进步都是极其不利的。因此，它要求废除有关措施，并吁请大学当局恢复所有因为拒绝签署“协议书”而被革职者的职位，包括阿兹里拉曼博士及其妻子穆蒂亚拉莫罕默德博士（Dr Mutiara Mohamad）在北方大学的教职。
这项维护大学言论及结社自由的正义行动，获得40名在职和已离职的大学教授和讲师们的签名支持。另外一些在职人员也致函表示支持，惟要求不要公开发表他们的名字，以免受到对付。北方大学若还有丁点的学术良知的话，至少在道义上应给予同情和支持；而不是选择在这个时刻，发律师信准备对付维持学术尊严的阿兹里夫妇。
有关律师信限定阿兹里博士，必须在14天内向北方大学公开道歉，并立即停止在任何网站或其他媒体发表具有抵毁北方大学或煽动大学职员不签署“协议书”的文章。如果阿兹里拒绝这么做，那么有关律师楼将向法庭申请庭令，迫使阿兹里就范。届时阿兹里还必须负责诉颂的一切开销。
其实，由於拒绝签署“协议书”及到大学报到，阿兹里博士早在2004年12月8日，已经被北方大学纪律委员会革除教职。他表明，拒绝签署是由于有关“协议书”的内容是违宪的，特别是违反了第10条有关我国公民享有基本自由的规定。我国宪法第10条写明：
(a) 每一位公民都享有言论和表达的自由权利；
(b) 所有的公民都享有在和平及不携带武器的情况下集会的权利；
(c) 所有的公民都享有结社的权利。
阿兹里博士重申他反对有关“协议书”，特别是第（xiii）条款和第(xi)条款的无理规定，即：
（xiii）不引进外来影响或压力以促进本人或其他职员对北方大学或关系到北方大学的各项要求；
(xi) 不违反指示或做出任何可以被视为违反指示的行为。
阿兹里夫妇不仅是基于原则问题拒绝签署有关“协议书”，他们对北方大学当时的副校长法沃兹巴斯里博士（Dr Fawzi Basri）也持否定的评价，包括他所揭露的：
• 在他出任当时新成立的“创新教育中心”主任期间，法沃兹曾存心想要挫败他的努力；
• 法沃兹曾干预阿兹里所建议的新课程的教材，即Paulo Freire 所著的“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
• 法沃兹不关心言论自由，只想利用他在大学里的地位来追逐政治利益与个人利益；及
• 法沃兹曾经涉及压制持激进异议观点的学生。
他也举出以下三个例子来说明“协议书”将如何被滥用：
1． 副校长可以在违背各有关学系当局或学生的意愿下，强行实施国民服役或灌输思想的课程，违反人身自由或思想自由等普世价值。
2． 如果副校长不同意例如政治学教授的教材，那么他就可以“指示”有关教授更换教材。
3． 如果校方不合理地对付在公众论坛提问或发表异议的学生，虽然这种作法是违反公民拥有言论自由的宪制权利，签了“协议书”就难以反对。
可见阿兹里夫妇不签署“协议书”的理由是充分的，现在更受到全国无数有良知、珍惜言论与结社自由的教授与讲师们的共鸣与支持。虽然被迫在美国教学，阿兹里夫妇还是心系祖国和本地大学的学子。
这次还准备在有关方面的斡旋和安排下，在无需签署“协议书”的情况下回国服务。有关安排不但为北方大学现任副校长旦士里诺丁卡蒂尔博士（Tan Sri Dr Nordin Bin Kardi）所断然拒绝，而且还报以上述律师信。如此以怨报德，真是令人难以相信。（3/8/2007）
反“协议书”运动在请愿书中明确指出，签署违反言论与结社基本自由权利的“协议书”，对我国各大学的健康发展和国家的进步都是极其不利的。因此，它要求废除有关措施，并吁请大学当局恢复所有因为拒绝签署“协议书”而被革职者的职位，包括阿兹里拉曼博士及其妻子穆蒂亚拉莫罕默德博士（Dr Mutiara Mohamad）在北方大学的教职。
这项维护大学言论及结社自由的正义行动，获得40名在职和已离职的大学教授和讲师们的签名支持。另外一些在职人员也致函表示支持，惟要求不要公开发表他们的名字，以免受到对付。北方大学若还有丁点的学术良知的话，至少在道义上应给予同情和支持；而不是选择在这个时刻，发律师信准备对付维持学术尊严的阿兹里夫妇。
有关律师信限定阿兹里博士，必须在14天内向北方大学公开道歉，并立即停止在任何网站或其他媒体发表具有抵毁北方大学或煽动大学职员不签署“协议书”的文章。如果阿兹里拒绝这么做，那么有关律师楼将向法庭申请庭令，迫使阿兹里就范。届时阿兹里还必须负责诉颂的一切开销。
其实，由於拒绝签署“协议书”及到大学报到，阿兹里博士早在2004年12月8日，已经被北方大学纪律委员会革除教职。他表明，拒绝签署是由于有关“协议书”的内容是违宪的，特别是违反了第10条有关我国公民享有基本自由的规定。我国宪法第10条写明：
(a) 每一位公民都享有言论和表达的自由权利；
(b) 所有的公民都享有在和平及不携带武器的情况下集会的权利；
(c) 所有的公民都享有结社的权利。
阿兹里博士重申他反对有关“协议书”，特别是第（xiii）条款和第(xi)条款的无理规定，即：
（xiii）不引进外来影响或压力以促进本人或其他职员对北方大学或关系到北方大学的各项要求；
(xi) 不违反指示或做出任何可以被视为违反指示的行为。
阿兹里夫妇不仅是基于原则问题拒绝签署有关“协议书”，他们对北方大学当时的副校长法沃兹巴斯里博士（Dr Fawzi Basri）也持否定的评价，包括他所揭露的：
• 在他出任当时新成立的“创新教育中心”主任期间，法沃兹曾存心想要挫败他的努力；
• 法沃兹曾干预阿兹里所建议的新课程的教材，即Paulo Freire 所著的“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
• 法沃兹不关心言论自由，只想利用他在大学里的地位来追逐政治利益与个人利益；及
• 法沃兹曾经涉及压制持激进异议观点的学生。
他也举出以下三个例子来说明“协议书”将如何被滥用：
1． 副校长可以在违背各有关学系当局或学生的意愿下，强行实施国民服役或灌输思想的课程，违反人身自由或思想自由等普世价值。
2． 如果副校长不同意例如政治学教授的教材，那么他就可以“指示”有关教授更换教材。
3． 如果校方不合理地对付在公众论坛提问或发表异议的学生，虽然这种作法是违反公民拥有言论自由的宪制权利，签了“协议书”就难以反对。
可见阿兹里夫妇不签署“协议书”的理由是充分的，现在更受到全国无数有良知、珍惜言论与结社自由的教授与讲师们的共鸣与支持。虽然被迫在美国教学，阿兹里夫妇还是心系祖国和本地大学的学子。
这次还准备在有关方面的斡旋和安排下，在无需签署“协议书”的情况下回国服务。有关安排不但为北方大学现任副校长旦士里诺丁卡蒂尔博士（Tan Sri Dr Nordin Bin Kardi）所断然拒绝，而且还报以上述律师信。如此以怨报德，真是令人难以相信。（3/8/2007）
Friday, March 23, 2007
阿米尔与马共的故事
阿米尔莫哈末（Amir Mohammad）所拍摄的两部记录片 - 《最后的共产党员》和《村民，你好吗？》- 连续被当局禁映，既无意间奉红了他，也引起各界对马共课题的广泛关注和讨论。这些发展，相信并不他和当局所预期的，真是“世事难料”啊！
从《东方日报》记者陈富雄对阿米尔的访问（参阅2007年3月15日《名人部落》），可以知道后者的一些心路历程。七年前（他现在35岁），他取得了律师的学位，也尝试考取执业证书，但仅仅两个月，就无法忍受“好像回到初中一的那种感觉”。为了“好玩”，他竟拍起电影来了。
受访时，他承认拍记录片连剧本都没有，只希望遭遇的变数能给他自已带来“惊喜”，同时也点燃别人的思想“火花”。这一次，他拍《最后的共产党员》的动机也十分单纯。他说：“没有人叫我去拍它，不是为了钱，也不是对共产主义有兴趣，或是要成为历史学家，只是为了填补青少年一些无知的空白，想知道的更多一点而已。” 单纯的动机，使他毫无顾忌地直闯马共课题这长期的“禁区”。
他毫不隐瞒自己对政治没有好感。他说宁愿去挖掘德士的课题，也不会投身政治。因此，他根本没有想过要“美化”（或“丑化”）马共。对“政客”，他更是不客气地给予批判。他比喻道：“一个国家只以政客来代表，麻烦可就大了。你想像一下，美国人全都是布什的话…。”
连续两部有关马共的记录片被禁映，使他感到“自己是被逐者”，也许有些失落。但他并不後悔自已是第一个站出来拍马共故事的本地人。他反问道：“当英国广播公司和澳洲电视台掌镜拍马共（的故事）时，我们没有抗议；但当本地人挺身出来拍时，却有反对的声音。”他显然不认同这种“妄自菲薄”的情意结。
他坦率、自我但不唱高调。例如他说当年他流学外国，理由只是为了要离开我国，念法律则是因为它较容易读；现在没有想要移民，只是因为这里的食物太棒了！他不好为人师，更拒绝“我是为群众做事”之类的“谎言”。他说他不喜欢写作，写专栏只是因为喜欢“写完了”的成就感。作为艺人，他除了具有感性情怀之外，也有一颗清醒的理性头脑。他对当局7点禁映理由的14点反驳，可资证明。
当局禁映的7点理由可概括为：
1. 影片主题似乎是把马共的斗争描绘成神圣及值得赞颂的。
2. 马来西亚政府对马共不公平，因为没有珍惜他们的斗争。
3. 只讲述马共的立场和斗争目标，俾社会同情及珍惜他们的贡献。
4. 批评马来西亚政府没有像泰国政府一样提供土地、房屋和基本设施给前马共成员以维持他们的生计；批评政府，君主立宪制和马来人。
5. 争议前首相东姑阿都拉曼导致《华玲和谈》的失败，其实是马共拒绝放下武器。
6. 把前马共成员的斗争和反英殖民主义的马来英雄们（如Datu’ Bahaman, Mat Kilau, Tok Gajah, Dato’Maharaja Lela, Tok Janggut 等）并列，歪曲历史事实。
7. 因为此片的事实正确（注：原文如此）故不适合公众观看。此外，对马共的前受害民众及保安人员而言，也将引起他们的痛苦记忆和敏感性。
正如我国历史教授谢文庆博士的研究成果所显示的，我国首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前副首相敦依斯迈医生及另一副首相敦嘉化巴巴，都曾经在他们的回忆录或著作中，公开承认马共和其他左翼力量在争取我国的独立斗争中，曾经作出他们的贡献。
因此，承认马共在抗日、反英和争取国家独立的斗争中作出贡献，是符合历史事实和公允的。基于同样的理由，把前马共成员的斗争和反英殖民主义的各有关马来英雄并列，也并不过分。此外，东姑导致《华玲和谈》的失败也早有定评，因为东姑在英帝的指使下要求马共“投降”，毕竟是历史的事实。同样的，泰国政府比我国政府更加善待在《合艾协定》下放下武器的前马共成员，也是我国政府无法加以否认的事实。
在战争期间，双方各有伤亡，也是无可避免的。若要追究，首先应该追究的应该是和谈为什么会失败的历史责任。时至今日，既然已经实现和平多年，既然早已化敌为友，就不应该再片面和单方面地强调历史的“痛苦记忆”和“敏感性”，以达到煽动对抗情绪或要胁对方的目的，这样做是不符合和平协定的内容和精神的，不可不察，也不应该重复地、不负责任地使用这一招。
在以上的大背景下，细看阿米尔从治安、影片级别、客观采访、官方诠释、警告字幕、国际影展、宏愿原则、人民的成熟度、签署承诺书、冷战结束、多元观点和尊重异议者的权利等方面所提出的14项有关《村民，你好吗？》禁令应该解除的理由，除了显示出作为律师严密的逻辑性之外，还很幽默和具讽刺性，值得详读：
1. 禁映的理由全属对历史的诠释有异于官方的论述，而未涉及治安问题，给予警告或裁剪就够了。历史的诠释不是一成不变的，近50年来对汉都亚（Hang Tuah）和汉惹霸（Hang Jebat）诠释上的争议不休，就是一个例子。
2. 如果此片不适合社会大众观赏，可如处理The Passion of the Christ 一样，限制性放映（tayangan terhad）。
3. 当局分不清很基本的一点，即“影片所讲的”和“片中受采访者所讲的”两者之间的区别。本片导演只是客观摄制，不加旁白，让观众（对受访者的见解）作本身的判断。
4. 由于政治的因素，此记录片可列为18PA级，以供满18岁的成年人观看，因为他们已通过国家教育制度，熟知有关问题的官方诠释。
5. 本片放映前，可打警告字幕如：“马来西亚政府的警告：禁止共产主义思想，不许模仿此片中危险的意识形态！”有关字幕可加霓虹灯的闪烁效果，末端的感叹号一个若不够，可加至五个或十个。
6. 看过反共宣传片Jungle Green Khaki Brown 的人可以看此片，他们不可能受到片中老人对话的影响。
7. 本片曾在柏林国际电影节首映。地点就在柏林倒塌的围墙附近，近千名柏林人民观看此片，尽管他们也经历过东西方冷战的祸害，但并没有观众抗议、晕倒或发狂。
8. 禁映此片有违2020宏愿所推崇的一些原则，如“自由的精神”、“成熟的民主社会”、“进步”及“互相忍让与开明的社会”等。
9. 本片极可能和《最后的共产党员》一样，将获准在新加坡上映。同样经历过紧急状态的新加坡人民比我国人民更加成熟，我们不会觉得难堪吗？
10. 可以要求想看此片的人，和大学生、讲师和公务员一样，先签署“承诺书”（Akujanji），保证即使在睡梦中，也不实践共产主义思想。
11. 近10年来，与共产党比较，有更多的人受到飙车族（Mat Rempit）的危害，但却有3部有关飙车族的影片在全国放映。为什么不尊重飙车受害者的感受？
12. 早在1989年冷战已经结束，我国已经和中国、古巴等共产国家建立非常良好的关系。共产主义的课题还有什么禁忌可言呢？
13. 今年我国将庆祝实行民主制度50周年。在民主国家里应允许多元观点的存在，否则，就无异於一些共产国家和神权国家了。
14. 去年当《最后的共产党员》被禁映时，有数十篇评论出现，我们可以认定这群人是想看被禁映的两部记录片，正像有人选择要看Remp-It 2 一样。
看来阿米尔的14项反驳，已经暴露了官方的话语霸权和诠释霸权。作为艺人，他在追求“自我”充实和给别人带来“惊喜”的过程中，无意间已经对官方霸权和独断进行了“颠覆”，打破了拍摄、关注和讨论马共课题的合法性和必要性，官方的“马共暴徒”形象，开始逐渐为民间的“抗日反英斗士”形象所取代。越来越多的人会像阿米尔一样，开始亲切友善地问候马共成员：“Apa khabar Orang Kampung?”（16/3/2007）
从《东方日报》记者陈富雄对阿米尔的访问（参阅2007年3月15日《名人部落》），可以知道后者的一些心路历程。七年前（他现在35岁），他取得了律师的学位，也尝试考取执业证书，但仅仅两个月，就无法忍受“好像回到初中一的那种感觉”。为了“好玩”，他竟拍起电影来了。
受访时，他承认拍记录片连剧本都没有，只希望遭遇的变数能给他自已带来“惊喜”，同时也点燃别人的思想“火花”。这一次，他拍《最后的共产党员》的动机也十分单纯。他说：“没有人叫我去拍它，不是为了钱，也不是对共产主义有兴趣，或是要成为历史学家，只是为了填补青少年一些无知的空白，想知道的更多一点而已。” 单纯的动机，使他毫无顾忌地直闯马共课题这长期的“禁区”。
他毫不隐瞒自己对政治没有好感。他说宁愿去挖掘德士的课题，也不会投身政治。因此，他根本没有想过要“美化”（或“丑化”）马共。对“政客”，他更是不客气地给予批判。他比喻道：“一个国家只以政客来代表，麻烦可就大了。你想像一下，美国人全都是布什的话…。”
连续两部有关马共的记录片被禁映，使他感到“自己是被逐者”，也许有些失落。但他并不後悔自已是第一个站出来拍马共故事的本地人。他反问道：“当英国广播公司和澳洲电视台掌镜拍马共（的故事）时，我们没有抗议；但当本地人挺身出来拍时，却有反对的声音。”他显然不认同这种“妄自菲薄”的情意结。
他坦率、自我但不唱高调。例如他说当年他流学外国，理由只是为了要离开我国，念法律则是因为它较容易读；现在没有想要移民，只是因为这里的食物太棒了！他不好为人师，更拒绝“我是为群众做事”之类的“谎言”。他说他不喜欢写作，写专栏只是因为喜欢“写完了”的成就感。作为艺人，他除了具有感性情怀之外，也有一颗清醒的理性头脑。他对当局7点禁映理由的14点反驳，可资证明。
当局禁映的7点理由可概括为：
1. 影片主题似乎是把马共的斗争描绘成神圣及值得赞颂的。
2. 马来西亚政府对马共不公平，因为没有珍惜他们的斗争。
3. 只讲述马共的立场和斗争目标，俾社会同情及珍惜他们的贡献。
4. 批评马来西亚政府没有像泰国政府一样提供土地、房屋和基本设施给前马共成员以维持他们的生计；批评政府，君主立宪制和马来人。
5. 争议前首相东姑阿都拉曼导致《华玲和谈》的失败，其实是马共拒绝放下武器。
6. 把前马共成员的斗争和反英殖民主义的马来英雄们（如Datu’ Bahaman, Mat Kilau, Tok Gajah, Dato’Maharaja Lela, Tok Janggut 等）并列，歪曲历史事实。
7. 因为此片的事实正确（注：原文如此）故不适合公众观看。此外，对马共的前受害民众及保安人员而言，也将引起他们的痛苦记忆和敏感性。
正如我国历史教授谢文庆博士的研究成果所显示的，我国首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前副首相敦依斯迈医生及另一副首相敦嘉化巴巴，都曾经在他们的回忆录或著作中，公开承认马共和其他左翼力量在争取我国的独立斗争中，曾经作出他们的贡献。
因此，承认马共在抗日、反英和争取国家独立的斗争中作出贡献，是符合历史事实和公允的。基于同样的理由，把前马共成员的斗争和反英殖民主义的各有关马来英雄并列，也并不过分。此外，东姑导致《华玲和谈》的失败也早有定评，因为东姑在英帝的指使下要求马共“投降”，毕竟是历史的事实。同样的，泰国政府比我国政府更加善待在《合艾协定》下放下武器的前马共成员，也是我国政府无法加以否认的事实。
在战争期间，双方各有伤亡，也是无可避免的。若要追究，首先应该追究的应该是和谈为什么会失败的历史责任。时至今日，既然已经实现和平多年，既然早已化敌为友，就不应该再片面和单方面地强调历史的“痛苦记忆”和“敏感性”，以达到煽动对抗情绪或要胁对方的目的，这样做是不符合和平协定的内容和精神的，不可不察，也不应该重复地、不负责任地使用这一招。
在以上的大背景下，细看阿米尔从治安、影片级别、客观采访、官方诠释、警告字幕、国际影展、宏愿原则、人民的成熟度、签署承诺书、冷战结束、多元观点和尊重异议者的权利等方面所提出的14项有关《村民，你好吗？》禁令应该解除的理由，除了显示出作为律师严密的逻辑性之外，还很幽默和具讽刺性，值得详读：
1. 禁映的理由全属对历史的诠释有异于官方的论述，而未涉及治安问题，给予警告或裁剪就够了。历史的诠释不是一成不变的，近50年来对汉都亚（Hang Tuah）和汉惹霸（Hang Jebat）诠释上的争议不休，就是一个例子。
2. 如果此片不适合社会大众观赏，可如处理The Passion of the Christ 一样，限制性放映（tayangan terhad）。
3. 当局分不清很基本的一点，即“影片所讲的”和“片中受采访者所讲的”两者之间的区别。本片导演只是客观摄制，不加旁白，让观众（对受访者的见解）作本身的判断。
4. 由于政治的因素，此记录片可列为18PA级，以供满18岁的成年人观看，因为他们已通过国家教育制度，熟知有关问题的官方诠释。
5. 本片放映前，可打警告字幕如：“马来西亚政府的警告：禁止共产主义思想，不许模仿此片中危险的意识形态！”有关字幕可加霓虹灯的闪烁效果，末端的感叹号一个若不够，可加至五个或十个。
6. 看过反共宣传片Jungle Green Khaki Brown 的人可以看此片，他们不可能受到片中老人对话的影响。
7. 本片曾在柏林国际电影节首映。地点就在柏林倒塌的围墙附近，近千名柏林人民观看此片，尽管他们也经历过东西方冷战的祸害，但并没有观众抗议、晕倒或发狂。
8. 禁映此片有违2020宏愿所推崇的一些原则，如“自由的精神”、“成熟的民主社会”、“进步”及“互相忍让与开明的社会”等。
9. 本片极可能和《最后的共产党员》一样，将获准在新加坡上映。同样经历过紧急状态的新加坡人民比我国人民更加成熟，我们不会觉得难堪吗？
10. 可以要求想看此片的人，和大学生、讲师和公务员一样，先签署“承诺书”（Akujanji），保证即使在睡梦中，也不实践共产主义思想。
11. 近10年来，与共产党比较，有更多的人受到飙车族（Mat Rempit）的危害，但却有3部有关飙车族的影片在全国放映。为什么不尊重飙车受害者的感受？
12. 早在1989年冷战已经结束，我国已经和中国、古巴等共产国家建立非常良好的关系。共产主义的课题还有什么禁忌可言呢？
13. 今年我国将庆祝实行民主制度50周年。在民主国家里应允许多元观点的存在，否则，就无异於一些共产国家和神权国家了。
14. 去年当《最后的共产党员》被禁映时，有数十篇评论出现，我们可以认定这群人是想看被禁映的两部记录片，正像有人选择要看Remp-It 2 一样。
看来阿米尔的14项反驳，已经暴露了官方的话语霸权和诠释霸权。作为艺人，他在追求“自我”充实和给别人带来“惊喜”的过程中，无意间已经对官方霸权和独断进行了“颠覆”，打破了拍摄、关注和讨论马共课题的合法性和必要性，官方的“马共暴徒”形象，开始逐渐为民间的“抗日反英斗士”形象所取代。越来越多的人会像阿米尔一样，开始亲切友善地问候马共成员：“Apa khabar Orang Kampung?”（16/3/2007）
Friday, March 09, 2007
恶狼摇身变外婆
最极端的政客，在大选前也会以最“开明”的姿态出现，以骗取选票。最突出的例子，是发生在1999年第10 届大选前，由于受到“烈火莫熄”运动的冲击，国阵选情吃紧。于是对2000 余华团提出的“大选诉求”，在替阵全力支持的压力下，被迫“原则上赞同”。但大选胜利后，不但不遵守承诺，还反过来“秋后算账”，政治伦理荡然无存。
2007年3月2日星洲日报以4版专辑，图文并茂地发表该报记者对教育部长希山慕丁的独家专访，也是“恶狼摇身变外婆”的另一大选前杰作。一位曾举剑誓言捍卫“马来主权”的种族极端分子，忽然间扬言准备与要炸掉他的华裔朋友住家的回教极端分子“拼到底”，改变的也太快了！
这类戏剧性的表演，把它当成大话、空话来听好了。大家不要忘记，当年恫言要烧掉雪华堂的，并不是什么“回教极端分子”，而恰巧是希山所领导的巫青团，当时他并没有站出捍卫雪华堂啊！在专访中，他满口“真诚”，发表了许多看似“开明”的见解，但只要仔细地加以推敲，或稍与政府的教育政策及最新发表的“2006-2010年教育发展大蓝图”（以下简称“大蓝图”）对照一下，就可以看出它其实是言不由衷，破绽百出的。
首先，国阵政府真的如希山要我们相信的，已经放弃了要实现一个以国语作为主要教学媒介语的国民教育制度的“最终目标”吗？读一读“大蓝图”第4章《建立民族国家》第4.26 节的译文内容，大家就会清楚当年《拉萨报告书》的“最终目标”事实上已经是“大蓝图”的“现行目标”了：
“4.26 教育是在国民团结与融合行动计划下制定各项方案所必须加以考虑的重要方面。国家教育制度必须为一大批年纪尚轻的人民，提供互动与社会化的环境与便利。
• 鼓励实现一个由学前到中学阶段，使用一种媒介语（国语），共同的课程纲要和课外活动，及一种被共同承认的考试和文凭的学校制度。
• 在小学和中学，提供学习我国主要民族语文的方便，作为所有学生的选修科目。”
除了最终目标变成现行目标之外，我国各母语源流还面对宏愿学校计划（暂时搁置不等于放弃有关计划）和数理以英语教学的变质危机，华社有什么理由可以不必再担心了？希山承认华语是世界的沟通语文和工具，并不能改变在我国，马来语是唯一的国语和官方语文，其他语文仍旧处在被歧视、不能自由使用的事实。国阵最近在马六甲举办的“华人新春大游行”和马大当局在校园内举办的“Pesta Angpao” 庆典，中文字一概不准使用，不知道大家心里头的滋味是什么？
“华教课题非零和游戏”，“增建华小已不敏感”，“希望华小媲美中国小学”等都是一些好听的说辞，也反映了向来歧视华教者的心历路程，连说谎都无法自圆其说。首先，是谁把华教课题当零和游戏了？是谁认为增建华小是敏感的了？这绝对不是华教工作者，而是仇视华教、把华教视为国民团结与融合的障碍者的心态，就如上文所引 “大蓝图” 第4.21节的“现行目标”一样, 必然会把华教和国民教育体系对立起来，当成零和游戏；也 必然会认为增建华小是敏感的!
既然增建华小已经不敏感了，就增建吧。就与董教总坐下来，划定增建的地区和数目吧，还谈什么优先搬迁和扩建，什么搬迁学校也算是新华小？讲来讲去，还不是“出掌教育部近3年来，他已批准8 所华小迁校”那一套？华社所要求的，是和国小一样，根据收生的需要增建华小，不是部长根据政治议程和需要的权宜“变通”（搬迁和扩建）和破例“施舍”。
其实，打“微行华小”搬迁的主意也是不对的，因为这等于变相关闭了有关地区的华小。此外，如果希望华小媲美中国小学是真心的话, 也就不会公然推行国小为首选学校, 在拨款、师资、设备、建校等各方面实行歧视政策，就不会把《拉萨报告书》的“最终目标”变成“大蓝图”的“现行目标”。
致于说什么“以具体行动解决华小师资”，这是重复了一千零一遍的“陈腔烂调”，一点新意也没有；说什么“听取各界意见，英语教数理政策研究中”，更是明显的“缓兵之计”。2008年转眼就到，教育部其实已经采取步骤，准备提高学生的英文水平以便贯彻英语教数理的政策，马华公会的立场仍旧十分暧昧，至今还在争取双语出题呢！
在访谈中，希山不拒绝与董教总领导人见面，但前提是“他们必须让我看到一颗真诚的心。” 言外之意，就是这3年来，首相和他拒绝与董教总领导人会面，就是因为对方不够“真诚”，没有让他们看到“一颗真诚的心” – 难怪有心人迫不及待的纷纷表态，高高举起一颗颗真诚的心。
有趣的是，一度因为“诉求事件”被马哈迪医生视为共产党和极端分子的郭全强，现在竟然获得希山的高度评价，称郭氏“是一名让他尊敬、充满睿智的华教斗士”。说他的态度“中庸、理性及容易讨论问题。”
他还特地提起在诉求事件最棘手的时期，郭全强曾与他会面讨论问题（结果当然是让巫青的无理要求得逞了）。当然我们也不会忘记，在第11届大选前，以郭氏为首的董教总从第10届大选提出“大选诉求”的积极抗争，退到宣布“中立”，深受马华和巫统的欢迎。而这一次，在第12 届大选前，已经从董总主席的位置上退下的他又跳出来提出董教总应主动接触巫统和马来人，以消除“误会”云云，也同样受到马华和巫统的欢迎。
希山还强调董教总并非唯一的维护华教组织，说什么“没有任何人可以绝对垄断”华教，说什么“董教总领导人常指他们很难与国家最高领导人会面，但是他们在希望获得他人的友谊之前，可能已是时候重新评估斗争的方式了。” 这和马华和亲政府华团的论调是何等的相似啊！希望董教总的领导人，不会在当权者的称赞和分化声中迷失方向！（7/3/2007）
2007年3月2日星洲日报以4版专辑，图文并茂地发表该报记者对教育部长希山慕丁的独家专访，也是“恶狼摇身变外婆”的另一大选前杰作。一位曾举剑誓言捍卫“马来主权”的种族极端分子，忽然间扬言准备与要炸掉他的华裔朋友住家的回教极端分子“拼到底”，改变的也太快了！
这类戏剧性的表演，把它当成大话、空话来听好了。大家不要忘记，当年恫言要烧掉雪华堂的，并不是什么“回教极端分子”，而恰巧是希山所领导的巫青团，当时他并没有站出捍卫雪华堂啊！在专访中，他满口“真诚”，发表了许多看似“开明”的见解，但只要仔细地加以推敲，或稍与政府的教育政策及最新发表的“2006-2010年教育发展大蓝图”（以下简称“大蓝图”）对照一下，就可以看出它其实是言不由衷，破绽百出的。
首先，国阵政府真的如希山要我们相信的，已经放弃了要实现一个以国语作为主要教学媒介语的国民教育制度的“最终目标”吗？读一读“大蓝图”第4章《建立民族国家》第4.26 节的译文内容，大家就会清楚当年《拉萨报告书》的“最终目标”事实上已经是“大蓝图”的“现行目标”了：
“4.26 教育是在国民团结与融合行动计划下制定各项方案所必须加以考虑的重要方面。国家教育制度必须为一大批年纪尚轻的人民，提供互动与社会化的环境与便利。
• 鼓励实现一个由学前到中学阶段，使用一种媒介语（国语），共同的课程纲要和课外活动，及一种被共同承认的考试和文凭的学校制度。
• 在小学和中学，提供学习我国主要民族语文的方便，作为所有学生的选修科目。”
除了最终目标变成现行目标之外，我国各母语源流还面对宏愿学校计划（暂时搁置不等于放弃有关计划）和数理以英语教学的变质危机，华社有什么理由可以不必再担心了？希山承认华语是世界的沟通语文和工具，并不能改变在我国，马来语是唯一的国语和官方语文，其他语文仍旧处在被歧视、不能自由使用的事实。国阵最近在马六甲举办的“华人新春大游行”和马大当局在校园内举办的“Pesta Angpao” 庆典，中文字一概不准使用，不知道大家心里头的滋味是什么？
“华教课题非零和游戏”，“增建华小已不敏感”，“希望华小媲美中国小学”等都是一些好听的说辞，也反映了向来歧视华教者的心历路程，连说谎都无法自圆其说。首先，是谁把华教课题当零和游戏了？是谁认为增建华小是敏感的了？这绝对不是华教工作者，而是仇视华教、把华教视为国民团结与融合的障碍者的心态，就如上文所引 “大蓝图” 第4.21节的“现行目标”一样, 必然会把华教和国民教育体系对立起来，当成零和游戏；也 必然会认为增建华小是敏感的!
既然增建华小已经不敏感了，就增建吧。就与董教总坐下来，划定增建的地区和数目吧，还谈什么优先搬迁和扩建，什么搬迁学校也算是新华小？讲来讲去，还不是“出掌教育部近3年来，他已批准8 所华小迁校”那一套？华社所要求的，是和国小一样，根据收生的需要增建华小，不是部长根据政治议程和需要的权宜“变通”（搬迁和扩建）和破例“施舍”。
其实，打“微行华小”搬迁的主意也是不对的，因为这等于变相关闭了有关地区的华小。此外，如果希望华小媲美中国小学是真心的话, 也就不会公然推行国小为首选学校, 在拨款、师资、设备、建校等各方面实行歧视政策，就不会把《拉萨报告书》的“最终目标”变成“大蓝图”的“现行目标”。
致于说什么“以具体行动解决华小师资”，这是重复了一千零一遍的“陈腔烂调”，一点新意也没有；说什么“听取各界意见，英语教数理政策研究中”，更是明显的“缓兵之计”。2008年转眼就到，教育部其实已经采取步骤，准备提高学生的英文水平以便贯彻英语教数理的政策，马华公会的立场仍旧十分暧昧，至今还在争取双语出题呢！
在访谈中，希山不拒绝与董教总领导人见面，但前提是“他们必须让我看到一颗真诚的心。” 言外之意，就是这3年来，首相和他拒绝与董教总领导人会面，就是因为对方不够“真诚”，没有让他们看到“一颗真诚的心” – 难怪有心人迫不及待的纷纷表态，高高举起一颗颗真诚的心。
有趣的是，一度因为“诉求事件”被马哈迪医生视为共产党和极端分子的郭全强，现在竟然获得希山的高度评价，称郭氏“是一名让他尊敬、充满睿智的华教斗士”。说他的态度“中庸、理性及容易讨论问题。”
他还特地提起在诉求事件最棘手的时期，郭全强曾与他会面讨论问题（结果当然是让巫青的无理要求得逞了）。当然我们也不会忘记，在第11届大选前，以郭氏为首的董教总从第10届大选提出“大选诉求”的积极抗争，退到宣布“中立”，深受马华和巫统的欢迎。而这一次，在第12 届大选前，已经从董总主席的位置上退下的他又跳出来提出董教总应主动接触巫统和马来人，以消除“误会”云云，也同样受到马华和巫统的欢迎。
希山还强调董教总并非唯一的维护华教组织，说什么“没有任何人可以绝对垄断”华教，说什么“董教总领导人常指他们很难与国家最高领导人会面，但是他们在希望获得他人的友谊之前，可能已是时候重新评估斗争的方式了。” 这和马华和亲政府华团的论调是何等的相似啊！希望董教总的领导人，不会在当权者的称赞和分化声中迷失方向！（7/3/2007）
Tuesday, March 06, 2007
主动向巫统举白旗？
每当全国大选的跫音越来越近的时候， 董教总的动向都会倍受关注， 因为董教总对华社的影响力，毕竟是任何方面（特别是政党）所不能加以忽视的。这也许就是星洲日报2007年2月26日以头版头条大事报导对董总前主席郭全强先生的专访及随后一系列跟进炒作的原因。
在这关键时刻，重温一下董教总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在大选前的重要决策，相信对我们理解董教总当前的处境和可能存在的“隐议程”是有好处的。无可否认，不论是在1982年第6届大选，郭洙镇、许子根等华教“8壮士”加盟民政党，希望从国阵内部寻求突破；还是在1990年第8届大选时，前董总主席林晃升先生等人领导27名华教人士参加民主行动党，以“壮大反对党，促成两线制”；都在当时掀起过政坛巨浪，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我国政局的发展。
发生在1999年第10届大选的华团“诉求事件”，更引起首相马哈迪医生“秋后算账”，把华团领导人比喻为共产党和回教极端派，指他们在大选前对国阵进行“讹诈”，迫使它支持华团的“诉求”，因此恫言要以内安法令对付以董总主席敦全强先生为首的华团领导人。巫青团在民政党领袖的配合下更进一步向诉求工委会施压，令它搁置所谓抵触“马来人特权”的各有关条文。
到了2004年的第11届大选前夕，以郭全强和王超群为首的董教总领导人由于本身的局限和立场，在高压下已经无法坚守阵地，遂宣布董教总将基于“关心政治，超越政党”的既定政策，在该届大选中，保持“中立”。在“诉求”被无理打压，母语教育处于变质危机，多元政治面临严峻考验的关键时刻，宣布所谓“中立”，实际上就是等于放弃积极的抗争。
用郭全强本身的话，就是采用所谓“友好协商的领导方式”，与“主张硬一点” （郭氏用辞）的人分道扬镳，渐行渐远。具体的做法就是向马华及它控制下的华团靠拢，美其名曰改善与各党团的关系。
其明显的结果有二。首先，是董教总变相地放弃了它长期在华教和民权运动中，所扮演的中流砥柱的角色和相应享有的领导地位和威信，逐渐被马华和亲政府的华团所包围、边缘化甚至可能最终被取代。
其次，是“主张硬一点”的人，包括林晃升时代的资深领导人刘锡通律师、新纪元学院院长柯嘉逊博士及董总首席行政主任莫泰熙等人都逐渐被疏远和排斥。叶新田接棒后，郭氏虽然在上述专访中声称他至今还未看出叶氏的斗争方式，但认为他的方向肯定是正确的。看来郭氏至今仍旧把叶氏当作“协商派”的同路人来看待的，至少在处理莫泰熙的去留问题上，他们两人都是坚持莫泰熙非离开董总不可。
在这样的背景下，郭全强在专访中，突然间提出董教总应该采取主动与巫统和马来人沟通，让巫统和马来人进一步了解董教总，同时也让这个华教组织本身去了解巫统的看法和立场，以达致消除双方的鸿沟和误解；而且还要求马华，鼓励首相接见董教总领导人。就如在上一届大选时，他宣布董教总“中立”一样，其动机可能并不简单！
首先，自从新首相阿都拉和新教育部长希山慕丁上台以来，董教总就一直“主动”地要求会见他们，可是就是得不到“浩荡皇恩”的“恩泽”，只好“痴痴”地等。现在，郭全强提出“董教总应主动接触巫统”（见2月26日星洲日报大标题），好像在这之前，董教总是不愿意接触巫统和马来人的，这根本是本未倒置的说法。
而且董教总要求会见和解决问题的明明是国阵的首相和教育部长，为什么搞出一个主动接触巫统和马来人的建议？郭全强建议主动接触巫统的理由说是为了消除“误解”，连叶新田都不敢认同。巫统/国阵的单元国家教育政策，在最近公布的《教育发展大蓝图》中列的清清楚楚，还有什么“误解”可言呢？
郭全强在高压下，老早已经放弃了抗争的立场，从赞同搁置一些诉求条文到宣布董教总在上届大选“中立”，节节败退。现在又届大选前夕，郭氏又提出什么董教总应主动接触巫统和马来人，而且立即引起主流传媒的炒作和马华及亲马华的华团的一致赞赏，希山慕丁也讲了4大版的“好话”，打开双手，准备拥抱董教总。郭全强的建议，如果处理的不好，在客观上只能把董教总进一步推向国阵的怀抱！
董总主席叶新田盼望政府调整政策，这才是本质的问题。但不能只是“盼望”，必须继续“抗争”，而大选正是公民团体以民主方式，提出要求和抗争的最好时机。根据《独立中心》最近公布的调查报告，有60%的华族选民在被调查时表示，在来届大选时将投票给反对党。在这样的局面下，首相和教育部长还能傲慢地不接见董教总的代表吗？
看来董教总目前迫切要做的，不是忙着做“诚意”的表态（之前没有诚意吗？），希望教育部长和首相接见，消除什么“误解”；而是要明确地提出具体的要求，寻求问题的解决方案，特别是从教育法令和政策的层面，要求政府必须确保各母语教育源流的生存和发展不受任何威胁和限制，在拨款、建校、师资和设备等各方面平等对待各源流学校，及废除数理以英语作为教学媒介和宏愿学校等。
如果条件允许，应考虑召开华教大会和各族母语教育大会，通过具体的议决，要求朝野各政党给予支持。为了防止再度发生“言而无信”与“秋后算账”的事件，可要求各有关政党，把大会的要求列入竞选宣言内，以示支持的诚意。若不支持，就必须准备在选举中付出代价。这就是民主政治的正常运作和选举的意义，朝野各政党必须尊重公民社会游说和选择支持对象的权利，任何形式的“秋后算账”和“政治打压”，都是不民主和非法的，有关政权必须因此而付出代价。（5/3/2007）
在这关键时刻，重温一下董教总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在大选前的重要决策，相信对我们理解董教总当前的处境和可能存在的“隐议程”是有好处的。无可否认，不论是在1982年第6届大选，郭洙镇、许子根等华教“8壮士”加盟民政党，希望从国阵内部寻求突破；还是在1990年第8届大选时，前董总主席林晃升先生等人领导27名华教人士参加民主行动党，以“壮大反对党，促成两线制”；都在当时掀起过政坛巨浪，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我国政局的发展。
发生在1999年第10届大选的华团“诉求事件”，更引起首相马哈迪医生“秋后算账”，把华团领导人比喻为共产党和回教极端派，指他们在大选前对国阵进行“讹诈”，迫使它支持华团的“诉求”，因此恫言要以内安法令对付以董总主席敦全强先生为首的华团领导人。巫青团在民政党领袖的配合下更进一步向诉求工委会施压，令它搁置所谓抵触“马来人特权”的各有关条文。
到了2004年的第11届大选前夕，以郭全强和王超群为首的董教总领导人由于本身的局限和立场，在高压下已经无法坚守阵地，遂宣布董教总将基于“关心政治，超越政党”的既定政策，在该届大选中，保持“中立”。在“诉求”被无理打压，母语教育处于变质危机，多元政治面临严峻考验的关键时刻，宣布所谓“中立”，实际上就是等于放弃积极的抗争。
用郭全强本身的话，就是采用所谓“友好协商的领导方式”，与“主张硬一点” （郭氏用辞）的人分道扬镳，渐行渐远。具体的做法就是向马华及它控制下的华团靠拢，美其名曰改善与各党团的关系。
其明显的结果有二。首先，是董教总变相地放弃了它长期在华教和民权运动中，所扮演的中流砥柱的角色和相应享有的领导地位和威信，逐渐被马华和亲政府的华团所包围、边缘化甚至可能最终被取代。
其次，是“主张硬一点”的人，包括林晃升时代的资深领导人刘锡通律师、新纪元学院院长柯嘉逊博士及董总首席行政主任莫泰熙等人都逐渐被疏远和排斥。叶新田接棒后，郭氏虽然在上述专访中声称他至今还未看出叶氏的斗争方式，但认为他的方向肯定是正确的。看来郭氏至今仍旧把叶氏当作“协商派”的同路人来看待的，至少在处理莫泰熙的去留问题上，他们两人都是坚持莫泰熙非离开董总不可。
在这样的背景下，郭全强在专访中，突然间提出董教总应该采取主动与巫统和马来人沟通，让巫统和马来人进一步了解董教总，同时也让这个华教组织本身去了解巫统的看法和立场，以达致消除双方的鸿沟和误解；而且还要求马华，鼓励首相接见董教总领导人。就如在上一届大选时，他宣布董教总“中立”一样，其动机可能并不简单！
首先，自从新首相阿都拉和新教育部长希山慕丁上台以来，董教总就一直“主动”地要求会见他们，可是就是得不到“浩荡皇恩”的“恩泽”，只好“痴痴”地等。现在，郭全强提出“董教总应主动接触巫统”（见2月26日星洲日报大标题），好像在这之前，董教总是不愿意接触巫统和马来人的，这根本是本未倒置的说法。
而且董教总要求会见和解决问题的明明是国阵的首相和教育部长，为什么搞出一个主动接触巫统和马来人的建议？郭全强建议主动接触巫统的理由说是为了消除“误解”，连叶新田都不敢认同。巫统/国阵的单元国家教育政策，在最近公布的《教育发展大蓝图》中列的清清楚楚，还有什么“误解”可言呢？
郭全强在高压下，老早已经放弃了抗争的立场，从赞同搁置一些诉求条文到宣布董教总在上届大选“中立”，节节败退。现在又届大选前夕，郭氏又提出什么董教总应主动接触巫统和马来人，而且立即引起主流传媒的炒作和马华及亲马华的华团的一致赞赏，希山慕丁也讲了4大版的“好话”，打开双手，准备拥抱董教总。郭全强的建议，如果处理的不好，在客观上只能把董教总进一步推向国阵的怀抱！
董总主席叶新田盼望政府调整政策，这才是本质的问题。但不能只是“盼望”，必须继续“抗争”，而大选正是公民团体以民主方式，提出要求和抗争的最好时机。根据《独立中心》最近公布的调查报告，有60%的华族选民在被调查时表示，在来届大选时将投票给反对党。在这样的局面下，首相和教育部长还能傲慢地不接见董教总的代表吗？
看来董教总目前迫切要做的，不是忙着做“诚意”的表态（之前没有诚意吗？），希望教育部长和首相接见，消除什么“误解”；而是要明确地提出具体的要求，寻求问题的解决方案，特别是从教育法令和政策的层面，要求政府必须确保各母语教育源流的生存和发展不受任何威胁和限制，在拨款、建校、师资和设备等各方面平等对待各源流学校，及废除数理以英语作为教学媒介和宏愿学校等。
如果条件允许，应考虑召开华教大会和各族母语教育大会，通过具体的议决，要求朝野各政党给予支持。为了防止再度发生“言而无信”与“秋后算账”的事件，可要求各有关政党，把大会的要求列入竞选宣言内，以示支持的诚意。若不支持，就必须准备在选举中付出代价。这就是民主政治的正常运作和选举的意义，朝野各政党必须尊重公民社会游说和选择支持对象的权利，任何形式的“秋后算账”和“政治打压”，都是不民主和非法的，有关政权必须因此而付出代价。（5/3/2007）
醉翁之意不在酒
回教党和人民公正党(替阵)决定杯葛巴都达南州议席补选, 本来是一件很严肃的政治决策, 对我国议会政治的发展, 可能具有重要的含义。可是，由于半途中杀出一个独立人士黄志彭，串演竞选闹剧，替阵的杯葛局面自然改观。
据报导，黄志彭因为“喜欢竞选”而参选，反正按柜金有人替他出。他的全副竞选机器，就是与父亲及弟弟组成的三人父子兵。他不设行动室，没有竞选海报、布条和标语，也不需要文宣和议题，简直醉翁之意不在酒！
他唯一的大动作，就是印制一千张名片，藉以发表最简短（也最荒唐）的“竞选宣言”，有望列入“健力士” 世界记录。奇文共赏: Suka UMNO PAS Keadilan NGO Saya cintai MCA DAP MIC Gerakan Ta(k) suka Ta(k) cinta BN。（喜欢巫统、回教党、公正党、非政府组织。我爱马华公会、民主行动党、印度国大党、民政党，不喜欢不爱国阵。）
他的父亲和代言人，是民主行动党老干部黄魁令先生。志彭至少受到父亲影响喜欢竞选（魁令参选6次，屡战屡败），而且以一片孝心，准备替父亲“圆”其当议员的“梦”。但从他的所谓“竞选宣言”看来，他似乎别有所图。
志彭这种“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参选作法，可能并不是出于“幼稚”那么简单。特别是他父亲这位行动党的“老雀”，宁可辞去彭州行动党财政党职，也要坚持孩子参选，这又是何苦来哉？无可否认，志彭参选，在客观上已经破坏了替阵杯葛选举的局面，为国阵粉饰民主、制造声势。
尽管如此，竞然还有评论人称赞他是“不一样的22 岁”，说什么只要他不退选，他就完成连自己也想像不到的贡献，他的生命就没有留白云云！这种和替阵唱反调的主场，呼之欲出。
明显的志彭已经和国阵候选人联手，串演竞选的骗局和闹剧。在宣传方面，由于替阵和民主行动党都明确表明不支持独立人士的竞选活动，巫青团署理团长凯里只好故弄玄虚地抬高对手，说什么：“我们在和‘风’作战，因为我们不知道他是何方神圣，他的策略和议程是什么。”其实，串演闹还需要什么策略和议程呢？
由于志彭在各方面都无法威胁到国阵候选人，国阵现在最担心的是无法动员其支持者出来投票；另一方面，替阵的支持者也可能在当天弃权。这样一来，国阵可能就无法取得预期的多数票，胜得不够光彩。
必须指出，替阵这次决定杯葛巴都达南补选，理由是十分充足的。因为在这之前，选举委员会主席旦士里阿都拉昔阿都拉曼本身已经建议，必须改组我国操作已届50年的选举委员会，使它成为更加透明和公正的独立机构。
他坦诚承认：“已有50 年历史的选举法令，已不适合用在现今年代。社会的变化，并不再给予选举委员会任何空间去确保给予各方面的公正性。”这等于公开承认，在现行选举法令下，选委员已经无法确保自由与公正的选举。
事实上他还建议，联邦宪法应增加有关委任选委会委员的明确条款，以避免执政党在委派选委会委员和选举过程中，拥有绝对的权力，同时确保选举委员会和司法部门一样，享有不受干预的独立性。这项建议，明白表示在目前的选举法令下，我国选委会是受到执政党的控制和干预，并不是一个独立和公正的机构。
这项新的发展，说明反对我国目前的选举法令的时机已经成熟。但杯葛补选本身，并不足以形成强大的压力，可以迫使国阵政府修改选举法令，确保自由与公正的选举。相反的，如果没有其他宣传运动和群众运动的配合，它甚至会被歪曲为不敢面对国阵、怕输和不负责任等，正如卡迪耶新（A Kadir Yasin）的评论一样。
更重要的问题是：杯葛巴都达南后，替阵要往那儿去？它杯葛不杯葛即将来临的下届大选？回教党副主席胡山慕沙（Husam Musa）曾经在《当下大马》的一项专访中暗示替阵有可能会杯葛下届的全国大选，他说：“如果选举委员会和政府不检讨选举中的一些弊端，那么反对党作出意想不到的事也是可能的。”
当然杯葛全国大选和杯葛一个州议席补选，理由可以是一样的，但其影响却不可同日而语，它涉及的层面必然更深、更广和更远。因此，必须深思熟虑，不可信口雌黄，更不可轻举妄动。
个人认为，替阵在下届大选全面杯葛的可能性不大，首先行动党就不会同意，而要回教党自动放弃吉兰丹的政权，也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但若情况真的发展到那一地步，那么我国的政治斗争必然进入一个全新的局面，是祸是福也就难以逆料了！（26/1/2007）
据报导，黄志彭因为“喜欢竞选”而参选，反正按柜金有人替他出。他的全副竞选机器，就是与父亲及弟弟组成的三人父子兵。他不设行动室，没有竞选海报、布条和标语，也不需要文宣和议题，简直醉翁之意不在酒！
他唯一的大动作，就是印制一千张名片，藉以发表最简短（也最荒唐）的“竞选宣言”，有望列入“健力士” 世界记录。奇文共赏: Suka UMNO PAS Keadilan NGO Saya cintai MCA DAP MIC Gerakan Ta(k) suka Ta(k) cinta BN。（喜欢巫统、回教党、公正党、非政府组织。我爱马华公会、民主行动党、印度国大党、民政党，不喜欢不爱国阵。）
他的父亲和代言人，是民主行动党老干部黄魁令先生。志彭至少受到父亲影响喜欢竞选（魁令参选6次，屡战屡败），而且以一片孝心，准备替父亲“圆”其当议员的“梦”。但从他的所谓“竞选宣言”看来，他似乎别有所图。
志彭这种“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参选作法，可能并不是出于“幼稚”那么简单。特别是他父亲这位行动党的“老雀”，宁可辞去彭州行动党财政党职，也要坚持孩子参选，这又是何苦来哉？无可否认，志彭参选，在客观上已经破坏了替阵杯葛选举的局面，为国阵粉饰民主、制造声势。
尽管如此，竞然还有评论人称赞他是“不一样的22 岁”，说什么只要他不退选，他就完成连自己也想像不到的贡献，他的生命就没有留白云云！这种和替阵唱反调的主场，呼之欲出。
明显的志彭已经和国阵候选人联手，串演竞选的骗局和闹剧。在宣传方面，由于替阵和民主行动党都明确表明不支持独立人士的竞选活动，巫青团署理团长凯里只好故弄玄虚地抬高对手，说什么：“我们在和‘风’作战，因为我们不知道他是何方神圣，他的策略和议程是什么。”其实，串演闹还需要什么策略和议程呢？
由于志彭在各方面都无法威胁到国阵候选人，国阵现在最担心的是无法动员其支持者出来投票；另一方面，替阵的支持者也可能在当天弃权。这样一来，国阵可能就无法取得预期的多数票，胜得不够光彩。
必须指出，替阵这次决定杯葛巴都达南补选，理由是十分充足的。因为在这之前，选举委员会主席旦士里阿都拉昔阿都拉曼本身已经建议，必须改组我国操作已届50年的选举委员会，使它成为更加透明和公正的独立机构。
他坦诚承认：“已有50 年历史的选举法令，已不适合用在现今年代。社会的变化，并不再给予选举委员会任何空间去确保给予各方面的公正性。”这等于公开承认，在现行选举法令下，选委员已经无法确保自由与公正的选举。
事实上他还建议，联邦宪法应增加有关委任选委会委员的明确条款，以避免执政党在委派选委会委员和选举过程中，拥有绝对的权力，同时确保选举委员会和司法部门一样，享有不受干预的独立性。这项建议，明白表示在目前的选举法令下，我国选委会是受到执政党的控制和干预，并不是一个独立和公正的机构。
这项新的发展，说明反对我国目前的选举法令的时机已经成熟。但杯葛补选本身，并不足以形成强大的压力，可以迫使国阵政府修改选举法令，确保自由与公正的选举。相反的，如果没有其他宣传运动和群众运动的配合，它甚至会被歪曲为不敢面对国阵、怕输和不负责任等，正如卡迪耶新（A Kadir Yasin）的评论一样。
更重要的问题是：杯葛巴都达南后，替阵要往那儿去？它杯葛不杯葛即将来临的下届大选？回教党副主席胡山慕沙（Husam Musa）曾经在《当下大马》的一项专访中暗示替阵有可能会杯葛下届的全国大选，他说：“如果选举委员会和政府不检讨选举中的一些弊端，那么反对党作出意想不到的事也是可能的。”
当然杯葛全国大选和杯葛一个州议席补选，理由可以是一样的，但其影响却不可同日而语，它涉及的层面必然更深、更广和更远。因此，必须深思熟虑，不可信口雌黄，更不可轻举妄动。
个人认为，替阵在下届大选全面杯葛的可能性不大，首先行动党就不会同意，而要回教党自动放弃吉兰丹的政权，也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但若情况真的发展到那一地步，那么我国的政治斗争必然进入一个全新的局面，是祸是福也就难以逆料了！（26/1/2007）
不可告人的“机密”
国阵政府滥权的程度令人吃惊，也“无奇不有”。连政府和水供公司、大道公司等签署的商业合约，也可以被列为“官方机密”，即使是有关的消费者，也无权了解合约的内容。谁要是取得有关文件并胆敢公布其内容，就会触犯所谓的《官方机密法令》，一旦罪名成立，就将被判强制性坐牢一至七年，真是荒唐到极点！
这次大道起价20% 至60%，引起使用者的普遍不满。在《反大道收费涨价联盟》的领导下，至今已经在不同地点开展了4次的和平抗议行动。在最近的两次抗议行动中，警方疯狂地以暴力驱散、殴打（4人受伤）和逮捕数十名参与者，严重地侵犯了人民和平集会的宪赋权利。
此外，在工程部长三美威鲁气急败坏地指责有人“偷窃并展示”政府的机密文件及要他们“付出代价”的压力下，警方遂援引《官方机密法令》，对人民公正党的宣传主任蔡添强、财政卡力依不拉欣、回教党财政哈达医生及行动党非政府组织局主任刘天球，展开调查。警方还到《公正之声》办事处及蔡添强住家进行搜查，结果空手而返。很明显的，当局是企图对有关领导人，特别是蔡添强进行恐吓和迫害，以便瓦解反大道收费涨价的抗议行动。
事实上，蔡添强等人所公布的并不是什么涉及国家安全的“机密”，只是工程部与Litrak大道公司所签署的白蒲大道合约内容而已。让该大道使用者，在面对不合理提高收费的情况下，了解有关合约的内容，应该是完全必要和十分合理的。例如该合约已经明确规定使用白蒲大道的A 级车辆，1998-2006年的收费为RM1.5，2007-2015涨至RM2.1，2016至合约终止再涨至RM3.1。
添强等人认为这合约并没有保护大道使用者的利益，简直把有关收费站当成大道公司的“赚钱机器”。刘天球指出，Litrak公司曾经对媒体公布，它在1998年开始运作的3年后已经回本。据此，时至今日该公司应该已经赚大钱，为什么当局还必须让它无理涨价和继续收费，而且还必须付给高额的赔偿，完全没有讨价还价或调整的空间呢？这些指责都是十分严重的，当局有责任加以澄清。
如果工程部否认添强等人的指责，最简单的做法，就是把有关合约加以公布，并说明事情的原委和真相。正如“全国资讯自由法联盟”在一项联合文告中所正确指出的：“若合约是为了人民的利益，政府应该愿意公布合约；如果是违反人民的利益，政府更应该公布合约，纠正拟定合约时所出现的不透明和黑箱作业。”
总之，如果工程部是在正常、透明、负责任和保护大道使用者利益的情况下签署有关合约，它就应该有勇气加以公布，而不是企图躲在《官方机密法令》的后面！
其实，《官方机密法令》早已恶名昭彰。民主与反贪污运动主席墨哈末依桑（Mohamad Ezam），就曾经因为揭露两位内阁资深部长贪污的证据，而在该恶法下入狱两年，演成“贪污者无罪，揭发者坐牢”的荒谬剧。他之所以受到对付，可能是因为他曾经声称拥有数箱政府部长和高官的贪污证据，而且不断向反贪污局举报，搞到贪污者人人自危，不除掉他难以自保。
依桑指出，曾经许下反贪污诺言的首相巴达威同意以该恶法来对付添强等人，证明了该组织的一向看法，即：《官方机密法令》是用来庇护贪污及其他有计划的犯罪活动，特别是对国家财富的巧取豪夺。
有趣的是，前首相马哈迪医生在和现任首相巴达威，在建半桥与取消建桥计划的斗争中，也曾指责巴达威企图躲在《官方机密法令》下，蒙骗人民。原来老马曾经公布新加坡与马来西亚两国政府之间的来往信件，来说明新加坡曾经同意我国建半桥。老马此举被指触犯了《官方机密法令》。
老马是该恶法的始作俑者，当然不吃这一套，巴达威对他也无可奈何。为了反驳老马的指责，巴达威只好作态“解密”后，发表另几封新马政府之间的来往信件，说明老马的看法是错误的。其实，有关信件新加坡政府早已公布过，“解密”遂成多此一举的“笑柄”！
事实证明，列为“机密”或“解密”完全是根据政府当局的需要，与国家安全根本扯不上任何关系。把两国来往信件列为“机密”，其实是剥夺人民的知情权。建桥或不建桥，本来应以两国人民的利益为依归。两国人民要是真的当家作主，那么对建桥的事除了亨有知情权之外，更应亨有参与权和发言权，因为他们毕竟是纳税人和大桥的使用者。何况两国的友好关系，与人民的利益是息息相关的。
因此，警方调查添强等4名反对党领袖，并不是因为他们真的泄漏了什么国家机密，危害到国家和人民的安全。相反的，他们是在捍卫人民的知情权和大道使用者的切身利益。一切有良知的公民，都必须站出来反对警方企图以《官方机密法令》来恐吓和迫害添强等人，并且坚决反对这项恶法！（9/2/2007）
这次大道起价20% 至60%，引起使用者的普遍不满。在《反大道收费涨价联盟》的领导下，至今已经在不同地点开展了4次的和平抗议行动。在最近的两次抗议行动中，警方疯狂地以暴力驱散、殴打（4人受伤）和逮捕数十名参与者，严重地侵犯了人民和平集会的宪赋权利。
此外，在工程部长三美威鲁气急败坏地指责有人“偷窃并展示”政府的机密文件及要他们“付出代价”的压力下，警方遂援引《官方机密法令》，对人民公正党的宣传主任蔡添强、财政卡力依不拉欣、回教党财政哈达医生及行动党非政府组织局主任刘天球，展开调查。警方还到《公正之声》办事处及蔡添强住家进行搜查，结果空手而返。很明显的，当局是企图对有关领导人，特别是蔡添强进行恐吓和迫害，以便瓦解反大道收费涨价的抗议行动。
事实上，蔡添强等人所公布的并不是什么涉及国家安全的“机密”，只是工程部与Litrak大道公司所签署的白蒲大道合约内容而已。让该大道使用者，在面对不合理提高收费的情况下，了解有关合约的内容，应该是完全必要和十分合理的。例如该合约已经明确规定使用白蒲大道的A 级车辆，1998-2006年的收费为RM1.5，2007-2015涨至RM2.1，2016至合约终止再涨至RM3.1。
添强等人认为这合约并没有保护大道使用者的利益，简直把有关收费站当成大道公司的“赚钱机器”。刘天球指出，Litrak公司曾经对媒体公布，它在1998年开始运作的3年后已经回本。据此，时至今日该公司应该已经赚大钱，为什么当局还必须让它无理涨价和继续收费，而且还必须付给高额的赔偿，完全没有讨价还价或调整的空间呢？这些指责都是十分严重的，当局有责任加以澄清。
如果工程部否认添强等人的指责，最简单的做法，就是把有关合约加以公布，并说明事情的原委和真相。正如“全国资讯自由法联盟”在一项联合文告中所正确指出的：“若合约是为了人民的利益，政府应该愿意公布合约；如果是违反人民的利益，政府更应该公布合约，纠正拟定合约时所出现的不透明和黑箱作业。”
总之，如果工程部是在正常、透明、负责任和保护大道使用者利益的情况下签署有关合约，它就应该有勇气加以公布，而不是企图躲在《官方机密法令》的后面！
其实，《官方机密法令》早已恶名昭彰。民主与反贪污运动主席墨哈末依桑（Mohamad Ezam），就曾经因为揭露两位内阁资深部长贪污的证据，而在该恶法下入狱两年，演成“贪污者无罪，揭发者坐牢”的荒谬剧。他之所以受到对付，可能是因为他曾经声称拥有数箱政府部长和高官的贪污证据，而且不断向反贪污局举报，搞到贪污者人人自危，不除掉他难以自保。
依桑指出，曾经许下反贪污诺言的首相巴达威同意以该恶法来对付添强等人，证明了该组织的一向看法，即：《官方机密法令》是用来庇护贪污及其他有计划的犯罪活动，特别是对国家财富的巧取豪夺。
有趣的是，前首相马哈迪医生在和现任首相巴达威，在建半桥与取消建桥计划的斗争中，也曾指责巴达威企图躲在《官方机密法令》下，蒙骗人民。原来老马曾经公布新加坡与马来西亚两国政府之间的来往信件，来说明新加坡曾经同意我国建半桥。老马此举被指触犯了《官方机密法令》。
老马是该恶法的始作俑者，当然不吃这一套，巴达威对他也无可奈何。为了反驳老马的指责，巴达威只好作态“解密”后，发表另几封新马政府之间的来往信件，说明老马的看法是错误的。其实，有关信件新加坡政府早已公布过，“解密”遂成多此一举的“笑柄”！
事实证明，列为“机密”或“解密”完全是根据政府当局的需要，与国家安全根本扯不上任何关系。把两国来往信件列为“机密”，其实是剥夺人民的知情权。建桥或不建桥，本来应以两国人民的利益为依归。两国人民要是真的当家作主，那么对建桥的事除了亨有知情权之外，更应亨有参与权和发言权，因为他们毕竟是纳税人和大桥的使用者。何况两国的友好关系，与人民的利益是息息相关的。
因此，警方调查添强等4名反对党领袖，并不是因为他们真的泄漏了什么国家机密，危害到国家和人民的安全。相反的，他们是在捍卫人民的知情权和大道使用者的切身利益。一切有良知的公民，都必须站出来反对警方企图以《官方机密法令》来恐吓和迫害添强等人，并且坚决反对这项恶法！（9/2/2007）
Wednesday, December 27, 2006
无知与傲慢的新闻部长
有人评论我国新闻部长再努丁，说他是内阁里最愚蠢的部长。因为他反对安排直播国会辩论的过程，理由是我国人民还不够成熟，无法接受国会议员在辩论时所发表的种族主义的言行。其实，种族主义政客最需要的，不正是广大人民的监督和批评吗？
不知道再努丁是不是内阁里最愚蠢的部长，但从最近他把抗日军等同于马共，非议有人在私人墓园里建立纪念碑，是什么“对我国人民反共斗争的不够敏感”，“无视于我们即将在明年庆祝国家独立50周年”及“将危害我国人民的团结”等。除了愚蠢，还暴露了无知、傲慢和严重的反共偏见。
众所周知，当日军的跌蹄蹂躏我国时，英军不堪一击，早在1942年2月15日就投降了。在3年8个月的日本法西斯的统治下，无辜的老百姓惨遭日军奸淫烧杀，造成无数生命和财产的损失。
当时，正是马来亚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组织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奋勇抗日。为了保卫人民的生命和财产，许多抗日志士，壮烈地牺牲了。这些烈士，不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华人马来人印度人还是英国人，无疑都是值得纪念的。只有忘恩负义的人，才不承认马共在抗日时期的贡献。
时至今日，再努丁还念念不忘所谓“马共是人民的首要敌人”。问题是当马共领导各族人民抗日时，它怎么可能是人民的敌人呢？如果当时马共是人民的敌人，那么日本法西斯岂不成为人民的朋友了？再努丁敌我不分到如此地步，真是令人难以置信。不论从任何角度来评价马共，它在抗日时期的功绩，是绝对不应该加以否定，也否定不了的！
此外，立碑纪念包括马共在内的抗日英雄，和明年庆祝国家独立50周年纪念不但毫无抵触，反而相得益彰。马共抗日，流血牺牲，所体现出来的不就是爱国和效忠的崇高精神吗？再努丁尤其不可以忘记，国阵政府早在1989年与马共和谈时（结果签订了1989年合艾和平协议），就承认马共在争取国家独立的斗争中，作出了它的贡献。因此，在我国庆祝独立50周年纪念之际，就算重申承认马共对抗日和争取国家独立的贡献，毕竟也只是还历史一个公道，又何需避忌呢？
再努丁到现在还不放弃冷战时期的思维，继续把马共当成假想敌，这种思想是十分落后和有害的。其实，马共开展抗日和反英的武装斗争是正确的，而国家独立后继续坚持武装斗争也是出于无奈，因为联盟政权在英殖民主义主子的操控下，并未尊重马共应享有的合法参政的宪制权利。
特别是在1989年合艾和平协议签署后，前马共成员和我国其他公民一样，享有同等的公民权利和义务，不应受到任何形式的歧视和迫害。例如在私人墓园内，为已经牺牲了的前战友建立纪念碑，供其亲人和同志缅怀，是符合信仰自由和民间的风俗习惯的，也和社会的伦理要求和人道主义精神相一致。
这种合乎常情的作法，是不应该受到政治力量横加干预的。再努丁的作法，无疑已加剧了逐渐淡化了的意识形态的斗争和敌意。各族之间的团结若因此而受到影响的话，显然也是由于部长对抗日军和马共的偏见所造成的。
森美兰州务大臣莫哈末哈山，在对有关问题还未深入了解之前，就在记者的询问下，贸然表示将指示芙蓉市议会将孝恩园的抗日英雄纪念碑加以拆除。过后知道事态严重，才赶紧加以否认，“澄清”大臣未下令拆除有关的纪念碑。以这种近乎儿戏的态度，来处理一项关系到我国一段重要历史，涉及政府政策和人民感受的重大课题，教人如何对当权者抱有寄望和信心呢？
在爱国工委会、一些华团和政党的抗议下，再努丁虽然口硬不肯认错道歉，看来也似乎在找机会下台。说什么“随着蔡细历接受我的解释后，汝来纪念碑一事即告一段。”又说“我认为已经没有事了，所以就应到此为止”云云。但在另一方面，他仍然继续抹杀马共在抗日和反英斗争中的贡献，抵毁所谓马共的“代言人”。
其实，如果没有明确的解决方案，只一味让这些机会主义政客蒙骗过关或找借口下台，事情可能并没有真正获得解决。因此，有关当局必须明确批准孝恩园建立抗日英雄纪念碑，及准许有关方面在其他私人墓园内或适当地点，为已经牺牲了的前马共或砂共成员建立纪念碑，使悬而未决的问题获得合理的解决。 （21/12/2006）
不知道再努丁是不是内阁里最愚蠢的部长，但从最近他把抗日军等同于马共，非议有人在私人墓园里建立纪念碑，是什么“对我国人民反共斗争的不够敏感”，“无视于我们即将在明年庆祝国家独立50周年”及“将危害我国人民的团结”等。除了愚蠢，还暴露了无知、傲慢和严重的反共偏见。
众所周知，当日军的跌蹄蹂躏我国时，英军不堪一击，早在1942年2月15日就投降了。在3年8个月的日本法西斯的统治下，无辜的老百姓惨遭日军奸淫烧杀，造成无数生命和财产的损失。
当时，正是马来亚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组织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奋勇抗日。为了保卫人民的生命和财产，许多抗日志士，壮烈地牺牲了。这些烈士，不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华人马来人印度人还是英国人，无疑都是值得纪念的。只有忘恩负义的人，才不承认马共在抗日时期的贡献。
时至今日，再努丁还念念不忘所谓“马共是人民的首要敌人”。问题是当马共领导各族人民抗日时，它怎么可能是人民的敌人呢？如果当时马共是人民的敌人，那么日本法西斯岂不成为人民的朋友了？再努丁敌我不分到如此地步，真是令人难以置信。不论从任何角度来评价马共，它在抗日时期的功绩，是绝对不应该加以否定，也否定不了的！
此外，立碑纪念包括马共在内的抗日英雄，和明年庆祝国家独立50周年纪念不但毫无抵触，反而相得益彰。马共抗日，流血牺牲，所体现出来的不就是爱国和效忠的崇高精神吗？再努丁尤其不可以忘记，国阵政府早在1989年与马共和谈时（结果签订了1989年合艾和平协议），就承认马共在争取国家独立的斗争中，作出了它的贡献。因此，在我国庆祝独立50周年纪念之际，就算重申承认马共对抗日和争取国家独立的贡献，毕竟也只是还历史一个公道，又何需避忌呢？
再努丁到现在还不放弃冷战时期的思维，继续把马共当成假想敌，这种思想是十分落后和有害的。其实，马共开展抗日和反英的武装斗争是正确的，而国家独立后继续坚持武装斗争也是出于无奈，因为联盟政权在英殖民主义主子的操控下，并未尊重马共应享有的合法参政的宪制权利。
特别是在1989年合艾和平协议签署后，前马共成员和我国其他公民一样，享有同等的公民权利和义务，不应受到任何形式的歧视和迫害。例如在私人墓园内，为已经牺牲了的前战友建立纪念碑，供其亲人和同志缅怀，是符合信仰自由和民间的风俗习惯的，也和社会的伦理要求和人道主义精神相一致。
这种合乎常情的作法，是不应该受到政治力量横加干预的。再努丁的作法，无疑已加剧了逐渐淡化了的意识形态的斗争和敌意。各族之间的团结若因此而受到影响的话，显然也是由于部长对抗日军和马共的偏见所造成的。
森美兰州务大臣莫哈末哈山，在对有关问题还未深入了解之前，就在记者的询问下，贸然表示将指示芙蓉市议会将孝恩园的抗日英雄纪念碑加以拆除。过后知道事态严重，才赶紧加以否认，“澄清”大臣未下令拆除有关的纪念碑。以这种近乎儿戏的态度，来处理一项关系到我国一段重要历史，涉及政府政策和人民感受的重大课题，教人如何对当权者抱有寄望和信心呢？
在爱国工委会、一些华团和政党的抗议下，再努丁虽然口硬不肯认错道歉，看来也似乎在找机会下台。说什么“随着蔡细历接受我的解释后，汝来纪念碑一事即告一段。”又说“我认为已经没有事了，所以就应到此为止”云云。但在另一方面，他仍然继续抹杀马共在抗日和反英斗争中的贡献，抵毁所谓马共的“代言人”。
其实，如果没有明确的解决方案，只一味让这些机会主义政客蒙骗过关或找借口下台，事情可能并没有真正获得解决。因此，有关当局必须明确批准孝恩园建立抗日英雄纪念碑，及准许有关方面在其他私人墓园内或适当地点，为已经牺牲了的前马共或砂共成员建立纪念碑，使悬而未决的问题获得合理的解决。 （21/12/2006）
Thursday, October 12, 2006
杰出的反殖战士
有人活着，却早已死去；有人死了，却仍旧活着。前马共资深中委拉昔迈丁（Rashid Maidin, 1917-2006）是属于后者。他光辉的一生，已经成为我国反殖斗争的历史和传统的一个组成部分，永垂不朽！
拉昔的一生富传奇色彩。正如许多早年在甘榜出身的村民一样，他无法确定自己的出生日期和时间，只知道和苏联10月革命同年同月（即1917年10月）出生在吡叻州务边的甘榜美沙山（译音，Kampung Gunung Mesah，Gopeng）。更巧的是，他是在9月1日烈士节在泰南逝世的！
为了纪念这位杰出的反殖战士，我重读了他的传记《从武装斗争到和平》（），并根据书中的资料整理出他的一些生平事迹，供大家参考。
他的父母是印尼苏门答腊的移民。由于贫穷，拉昔只受了5年的马来小学教育和念完古兰经。他十分好学，曾向一位基督教白人牧师学习英文，又在法国发电厂当学徒并考获第一级电工文凭（electrical chargeman）。
年仅12岁，他就辍学出来工作。最初在亲戚的杂货店里打杂，由于没有薪金而出走。接着又在金马仑的茶园和土地测量局打工，一天只有三几毛钱的工资。最后亲戚又把他找回去当店员。经过一番奋斗，他终于在21岁那年凭着通晓英语和持有第一级电工文凭的资格，获得一份待遇优厚（月薪60元！）的工作 - - 在金宝附近丹绒督亚冷（Tanjung Tualang）一家英资锡矿公司 (Kinta Consolidated Company Limited) 当管理引擎的技术工人。
就是在这个时候他碰上了他的“政治导师”赖来福（即杜龙山1922-1943）。杜当时是马共重要的干部，被派到督亚冷组织这一带的锡矿工人。拉昔十分敬佩他这位导师。可惜在1943年，21岁的杜龙山就落入日本法西斯宪兵的手中，惨遭斩首。在杜的启蒙和引导下，拉昔“成为第一个参与马共的马来人”，曾经领导拥有超过两万名会员的近打矿工职工会（Kinta Mining Workers’ Association），当时它是以吡叻锡矿工友互助会的名义向殖民当局注册的。
拉昔透露他不曾参与由依布拉欣亚谷（Ibrahim Yaacob）、布哈奴丁（Dr Burhanuddin Al-Helmy）和阿未布斯达曼（Ahmad Boestamam）等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及日本法西斯在1941年侵马之前所领导的马来青年同盟（Kesatuan Melayu Muda, 简称KMM）的反英殖民主义的政治斗争。因为该青年团的斗争主要集中在城市，而他则在华都牙也一带搞区域性的工运。
他十分惋惜，在日本法西斯向联军投降之后，马来青年团及半島印尼人民协会（Kesatuan Rakyat Indonesia Semenanjung, 简称KRIS）的领导人依布拉欣亚谷，曾经向马共总书记和内奸莱特建议，如同印尼苏加诺一样，一齐宣布马来亚独立，反对英殖民主义者重返马来亚。可是，这建议却被莱特拒绝了。
当时依布拉欣由于与日军合作，拥有日本法西斯遗留下来的武器；马共领导的抗日军，则在盟军的配合下，已经发展为一支相当强大的人民武装力量。两股武装力量如果能够及时地结合在一起，依布拉欣就无须逃亡印尼，而马共至少也不会陷入解除武装后的被动局面。换言之，我国抗英民族解放战争，如果在更多马来同胞的参与下主动开展，打出一个局面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日本投降后，拉昔才有机会和“与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游击队一道浴血奋战，反抗日本法西斯”的阿都拉西迪 （Abdullah C.D.）初次会面。当时，他们都是应敏钦 （杜龙山的妻子）领导的吡叻宣传队的成员，该宣传队由50-60名干部组成。他们到吡叻州各地举办反日本法西斯战争胜利群众大会，每到一处，都受到数以万计各阶层人民的热烈欢迎！
宣传队的任务完成后，拉昔和阿都拉西迪就把工作重点转移到马来同胞的工作上，特别是协助马来亚马来国民党（Parti Kebangsaan Melayu Malaya, 简称PKMM）的斗争。该党是由莫达鲁丁拉索（Mokhtaruddin Lasso）和布哈奴丁（Dr Burhanuddin Al-Helmy）等人在1945年成立的。
拉昔和阿都拉西迪在吡叻出版马来亚马来国民党的党报《人民之声》（Suara Rakyat）。在莫达鲁丁拉索失踪之后，他们两人就转移到吉隆坡，在隆继续负责《人民之声》的出版工作。这时，阿都拉西迪直接参与马来亚马来国民党的党务工作，而且过后还被选进该党的领导层。拉昔虽然没有成为该党的正式党员，却被遨请出席会议讨论各种问题。
因此，他们与马来亚马来国民党的领导层，如布哈奴丁和依萨默哈末（Ishak Haji Muhammad）等人的关系，实际上是非常密切的。他们负责马共与马来亚马来国民党的协调工作，特别是在宣教方面，通过一份进步的党报，把马来同胞团结起来。
当时，马共与马来亚马来国民党可说已经结成反对英殖民主义，争取国家独立的同盟。而在1946年成立的巫统则反对争取独立，它揶揄道：“连一根针都无法制造，还谈什么独立呢！”（三之一）
拉昔的一生富传奇色彩。正如许多早年在甘榜出身的村民一样，他无法确定自己的出生日期和时间，只知道和苏联10月革命同年同月（即1917年10月）出生在吡叻州务边的甘榜美沙山（译音，Kampung Gunung Mesah，Gopeng）。更巧的是，他是在9月1日烈士节在泰南逝世的！
为了纪念这位杰出的反殖战士，我重读了他的传记《从武装斗争到和平》（
他的父母是印尼苏门答腊的移民。由于贫穷，拉昔只受了5年的马来小学教育和念完古兰经。他十分好学，曾向一位基督教白人牧师学习英文，又在法国发电厂当学徒并考获第一级电工文凭（electrical chargeman）。
年仅12岁，他就辍学出来工作。最初在亲戚的杂货店里打杂，由于没有薪金而出走。接着又在金马仑的茶园和土地测量局打工，一天只有三几毛钱的工资。最后亲戚又把他找回去当店员。经过一番奋斗，他终于在21岁那年凭着通晓英语和持有第一级电工文凭的资格，获得一份待遇优厚（月薪60元！）的工作 - - 在金宝附近丹绒督亚冷（Tanjung Tualang）一家英资锡矿公司 (Kinta Consolidated Company Limited) 当管理引擎的技术工人。
就是在这个时候他碰上了他的“政治导师”赖来福（即杜龙山1922-1943）。杜当时是马共重要的干部，被派到督亚冷组织这一带的锡矿工人。拉昔十分敬佩他这位导师。可惜在1943年，21岁的杜龙山就落入日本法西斯宪兵的手中，惨遭斩首。在杜的启蒙和引导下，拉昔“成为第一个参与马共的马来人”，曾经领导拥有超过两万名会员的近打矿工职工会（Kinta Mining Workers’ Association），当时它是以吡叻锡矿工友互助会的名义向殖民当局注册的。
拉昔透露他不曾参与由依布拉欣亚谷（Ibrahim Yaacob）、布哈奴丁（Dr Burhanuddin Al-Helmy）和阿未布斯达曼（Ahmad Boestamam）等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及日本法西斯在1941年侵马之前所领导的马来青年同盟（Kesatuan Melayu Muda, 简称KMM）的反英殖民主义的政治斗争。因为该青年团的斗争主要集中在城市，而他则在华都牙也一带搞区域性的工运。
他十分惋惜，在日本法西斯向联军投降之后，马来青年团及半島印尼人民协会（Kesatuan Rakyat Indonesia Semenanjung, 简称KRIS）的领导人依布拉欣亚谷，曾经向马共总书记和内奸莱特建议，如同印尼苏加诺一样，一齐宣布马来亚独立，反对英殖民主义者重返马来亚。可是，这建议却被莱特拒绝了。
当时依布拉欣由于与日军合作，拥有日本法西斯遗留下来的武器；马共领导的抗日军，则在盟军的配合下，已经发展为一支相当强大的人民武装力量。两股武装力量如果能够及时地结合在一起，依布拉欣就无须逃亡印尼，而马共至少也不会陷入解除武装后的被动局面。换言之，我国抗英民族解放战争，如果在更多马来同胞的参与下主动开展，打出一个局面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日本投降后，拉昔才有机会和“与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游击队一道浴血奋战，反抗日本法西斯”的阿都拉西迪 （Abdullah C.D.）初次会面。当时，他们都是应敏钦 （杜龙山的妻子）领导的吡叻宣传队的成员，该宣传队由50-60名干部组成。他们到吡叻州各地举办反日本法西斯战争胜利群众大会，每到一处，都受到数以万计各阶层人民的热烈欢迎！
宣传队的任务完成后，拉昔和阿都拉西迪就把工作重点转移到马来同胞的工作上，特别是协助马来亚马来国民党（Parti Kebangsaan Melayu Malaya, 简称PKMM）的斗争。该党是由莫达鲁丁拉索（Mokhtaruddin Lasso）和布哈奴丁（Dr Burhanuddin Al-Helmy）等人在1945年成立的。
拉昔和阿都拉西迪在吡叻出版马来亚马来国民党的党报《人民之声》（Suara Rakyat）。在莫达鲁丁拉索失踪之后，他们两人就转移到吉隆坡，在隆继续负责《人民之声》的出版工作。这时，阿都拉西迪直接参与马来亚马来国民党的党务工作，而且过后还被选进该党的领导层。拉昔虽然没有成为该党的正式党员，却被遨请出席会议讨论各种问题。
因此，他们与马来亚马来国民党的领导层，如布哈奴丁和依萨默哈末（Ishak Haji Muhammad）等人的关系，实际上是非常密切的。他们负责马共与马来亚马来国民党的协调工作，特别是在宣教方面，通过一份进步的党报，把马来同胞团结起来。
当时，马共与马来亚马来国民党可说已经结成反对英殖民主义，争取国家独立的同盟。而在1946年成立的巫统则反对争取独立，它揶揄道：“连一根针都无法制造，还谈什么独立呢！”（三之一）
为马来亚的独立而战斗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殖民地人民掀起了要求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浪潮，我国也不例外。1947年，在英国伦敦举行的英联邦共产党大会和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亚非会议，就是当年讨论有关课题的两项重要的国际会议。
马来亚共产党（简称马共）派出了拉昔迈丁、伍天旺和巴兰（Balan）象征我国三大民族，出席了英联邦共产党大会。拉昔迈丁感到十分荣幸。在前往伦敦的途中，他就想起了他的政治导师赖来福（即杜龙山）曾经和他讲过的话：“在这伟大斗争的队伍里，不论我们到那里去，都会有我们的朋友。”见到了来自各国的代表，他深为大家的热情所感动。虽然大家素昧平生，却早已在国际主义精神的感召下，牢固地联系在一起。
在伦敦期间，出乎拉昔预料之外的是，当时在伦敦念法律的东姑鸭都拉曼（Tunku Abdul Rahman）还派人送一封函件给马共代表团，对未克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会议表示歉意，并预祝大会成功举行。此外，前英殖民政府驻雪州专员也遨请拉昔迈丁抽空与他会面，针对当时马来亚的政治局势交换意见。
这两件拉昔意想不到的事，也许可以说明马共在当时所具有的政治影响力，颇受各有关方面所重视。拉昔当时拒绝了上述英殖民地官员的遨请，但没有解释理由。是因为与英国官员打交道，并不是代表团的职责范围，还是根本不想与狡猾的英国官员打交道呢？现在看来，如果是后者，就可能有点不智，因为平白失去了一个有助于了解英殖民主义者政治动向的机会。
出席英联邦共产党大会的三人代表团回来后不久，一个以布哈奴丁医生（Dr Burhanuddin）和阿都拉西迪(Abdullah C.D.)等人组成的代表团，又出发前往新德里出席亚非会议，讨论有关地区殖民地人民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等问题。
随着上述两个国际会议的成功召开，拉昔迈丁以马共（PKM）代表的身份，布汉鲁丁医生则以马来亚马来国民党（PKMM）代表的身份联袂到全马各州访问，传达上述两个大会支持殖民地人民反对殖民主义，要求民族解放与国家独立的精神。他们所到之处，都受到人民盛大的欢迎，包括苏丹都出席了他们召开的群众大会，其声势的浩大可见一斑！
无可否认，当时马共与马来亚马来国民党及其盟友，如醒觉青年团（Angkatan Pemudi Insaf, 简称API）、祖国捍卫者（Pembela Tanah Air, 简称PETA，API 被禁后的代替性组织）、醒觉妇女团（Angkatan Wanita Sedar简称 AWAS）、泛马农民阵线（Barisan Tani Malaya, 简称BTM）及宗教组织Hizbul Muslimin 等，所组成的争取国家独立的广泛统一战线，是当时反殖斗争的主流。
成立于1946年、以“马来人万岁!”（Hidup Melayu!）为口号、奉行狭隘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政策的巫统（UMNO），是在反对英殖民政府所提出的马来亚联邦（Malayan Union）之后崛起。由于马来亚联邦有意废除苏丹作为回教和马来风俗习惯首长的地位，引起了马来人的广泛不满。另一方面，它却得到英殖民主义者的扶持，准备让它在政治上填补马共及其左翼同盟，在被英殖民主义者全面取缔和镇压后所出现的真空。
在这种极其不利的政治局势下，各有关的马来左翼团体就成立人民力量中心（Pusat Tenaga Rakyat 简称 PUTERA）；另一方面，非马来人的进步力量则成立了泛马联合行动理事会（All Malayan Council of Joint Action,简称 AMCJA）。这两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团体，又结成同盟，即著名的人民力量中心 —— 泛马联合行动理事会（PUTERA - AMCJA）。这各民族统战团体，曾经成功地在全马发动过为时一周的大罢市，可见它具有动员全国各阶层人民的政治影响力。
在面临英殖民主义者“大规模、残暴与血腥的镇压”的局面下，马共中央指示它在各组织里的干部撤退到乡村，准备开展武装斗争。约在1948年6月中旬，马共的马来干部也被通知集合到彭亨州淡马鲁（Temerloh）罗泊加瓦（译音，Lubuk Kawah）森林地带参加党校泛马营（Sekolah Parti Kem Se-Malaya）的学习和训练，准备在全马各个角落成立游击队组织。
拉昔迈丁和阿都拉西迪都参加了马共党校的集训。集训结束后，拉昔接受任务，准备到吡叻州双溪马尼克（音译，Sungai Manik）地区成立马来游击队。但他还未开展工作，英殖民政府在6月20日便宣布紧急状态，在全国扫荡约5，000名各族反殖人士，拉昔迈丁也包括在内。
1948-1952年，拉昔迈丁是在英殖民主义者的牢狱里度过。首一年半，他与500名拘留者被拘留在木蔻山（Pulau Jerjak）。他们曾经开展为时5天的罢食行动，争取改善生活待遇。之后，他被迁往马六甲的丹绒木歪（Tanjung Beruas），那儿关着数以千计的拘留者，包括阿末布斯达曼（Ahmad Boestamam）和依萨哈芝默哈末(Ishak Haji Muhammad )。在这里，拉昔也参与过为时3天的罢食斗争，这次是拒绝倒粪便和要求提供祈祷场所等。
拉昔迈丁具传奇色彩的逃狱事件，就是发生在丹绒木歪拘留营。他是藉出外劳作的机会，在一位华族放牛小童的协助下，获得马共地下群众组织的接应而重获自由。他要求与在十支（Regimen Ke-10）的阿都拉西迪会面。他还立下誓言：若无法与十支会合，他将不会刮掉他满脸的胡须！
在马共地下组织的协助下，他从一个游击队转移到另一个游击队，经过长达一年在森林内的长途跋涉，克服了无数的艰难险阻，最后才胜利地在彭亨州的森林里与阿都拉西迪会合。从此，他的战斗与命运，不论是战略性转移到泰南、面对敌军的围剿和反围剿、开拓新的根据地及在1989年结束武装斗争后与战友们自力更生、重建家园，都和十支与阿都拉西迪密不可分，为国家的独立和人民的事业，作出了重大的牺牲和贡献！（三之二）
马来亚共产党（简称马共）派出了拉昔迈丁、伍天旺和巴兰（Balan）象征我国三大民族，出席了英联邦共产党大会。拉昔迈丁感到十分荣幸。在前往伦敦的途中，他就想起了他的政治导师赖来福（即杜龙山）曾经和他讲过的话：“在这伟大斗争的队伍里，不论我们到那里去，都会有我们的朋友。”见到了来自各国的代表，他深为大家的热情所感动。虽然大家素昧平生，却早已在国际主义精神的感召下，牢固地联系在一起。
在伦敦期间，出乎拉昔预料之外的是，当时在伦敦念法律的东姑鸭都拉曼（Tunku Abdul Rahman）还派人送一封函件给马共代表团，对未克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会议表示歉意，并预祝大会成功举行。此外，前英殖民政府驻雪州专员也遨请拉昔迈丁抽空与他会面，针对当时马来亚的政治局势交换意见。
这两件拉昔意想不到的事，也许可以说明马共在当时所具有的政治影响力，颇受各有关方面所重视。拉昔当时拒绝了上述英殖民地官员的遨请，但没有解释理由。是因为与英国官员打交道，并不是代表团的职责范围，还是根本不想与狡猾的英国官员打交道呢？现在看来，如果是后者，就可能有点不智，因为平白失去了一个有助于了解英殖民主义者政治动向的机会。
出席英联邦共产党大会的三人代表团回来后不久，一个以布哈奴丁医生（Dr Burhanuddin）和阿都拉西迪(Abdullah C.D.)等人组成的代表团，又出发前往新德里出席亚非会议，讨论有关地区殖民地人民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等问题。
随着上述两个国际会议的成功召开，拉昔迈丁以马共（PKM）代表的身份，布汉鲁丁医生则以马来亚马来国民党（PKMM）代表的身份联袂到全马各州访问，传达上述两个大会支持殖民地人民反对殖民主义，要求民族解放与国家独立的精神。他们所到之处，都受到人民盛大的欢迎，包括苏丹都出席了他们召开的群众大会，其声势的浩大可见一斑！
无可否认，当时马共与马来亚马来国民党及其盟友，如醒觉青年团（Angkatan Pemudi Insaf, 简称API）、祖国捍卫者（Pembela Tanah Air, 简称PETA，API 被禁后的代替性组织）、醒觉妇女团（Angkatan Wanita Sedar简称 AWAS）、泛马农民阵线（Barisan Tani Malaya, 简称BTM）及宗教组织Hizbul Muslimin 等，所组成的争取国家独立的广泛统一战线，是当时反殖斗争的主流。
成立于1946年、以“马来人万岁!”（Hidup Melayu!）为口号、奉行狭隘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政策的巫统（UMNO），是在反对英殖民政府所提出的马来亚联邦（Malayan Union）之后崛起。由于马来亚联邦有意废除苏丹作为回教和马来风俗习惯首长的地位，引起了马来人的广泛不满。另一方面，它却得到英殖民主义者的扶持，准备让它在政治上填补马共及其左翼同盟，在被英殖民主义者全面取缔和镇压后所出现的真空。
在这种极其不利的政治局势下，各有关的马来左翼团体就成立人民力量中心（Pusat Tenaga Rakyat 简称 PUTERA）；另一方面，非马来人的进步力量则成立了泛马联合行动理事会（All Malayan Council of Joint Action,简称 AMCJA）。这两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团体，又结成同盟，即著名的人民力量中心 —— 泛马联合行动理事会（PUTERA - AMCJA）。这各民族统战团体，曾经成功地在全马发动过为时一周的大罢市，可见它具有动员全国各阶层人民的政治影响力。
在面临英殖民主义者“大规模、残暴与血腥的镇压”的局面下，马共中央指示它在各组织里的干部撤退到乡村，准备开展武装斗争。约在1948年6月中旬，马共的马来干部也被通知集合到彭亨州淡马鲁（Temerloh）罗泊加瓦（译音，Lubuk Kawah）森林地带参加党校泛马营（Sekolah Parti Kem Se-Malaya）的学习和训练，准备在全马各个角落成立游击队组织。
拉昔迈丁和阿都拉西迪都参加了马共党校的集训。集训结束后，拉昔接受任务，准备到吡叻州双溪马尼克（音译，Sungai Manik）地区成立马来游击队。但他还未开展工作，英殖民政府在6月20日便宣布紧急状态，在全国扫荡约5，000名各族反殖人士，拉昔迈丁也包括在内。
1948-1952年，拉昔迈丁是在英殖民主义者的牢狱里度过。首一年半，他与500名拘留者被拘留在木蔻山（Pulau Jerjak）。他们曾经开展为时5天的罢食行动，争取改善生活待遇。之后，他被迁往马六甲的丹绒木歪（Tanjung Beruas），那儿关着数以千计的拘留者，包括阿末布斯达曼（Ahmad Boestamam）和依萨哈芝默哈末(Ishak Haji Muhammad )。在这里，拉昔也参与过为时3天的罢食斗争，这次是拒绝倒粪便和要求提供祈祷场所等。
拉昔迈丁具传奇色彩的逃狱事件，就是发生在丹绒木歪拘留营。他是藉出外劳作的机会，在一位华族放牛小童的协助下，获得马共地下群众组织的接应而重获自由。他要求与在十支（Regimen Ke-10）的阿都拉西迪会面。他还立下誓言：若无法与十支会合，他将不会刮掉他满脸的胡须！
在马共地下组织的协助下，他从一个游击队转移到另一个游击队，经过长达一年在森林内的长途跋涉，克服了无数的艰难险阻，最后才胜利地在彭亨州的森林里与阿都拉西迪会合。从此，他的战斗与命运，不论是战略性转移到泰南、面对敌军的围剿和反围剿、开拓新的根据地及在1989年结束武装斗争后与战友们自力更生、重建家园，都和十支与阿都拉西迪密不可分，为国家的独立和人民的事业，作出了重大的牺牲和贡献！（三之二）
从华玲和谈到合艾协议
评介拉昔迈丁的斗争和生平事迹，若忽略了他在1955年华玲和谈及1989年合艾协议所扮演的角色，那肯定是不完整的。
无可否认，拉昔迈丁能够和马共总书记陈平及陈田等马共领袖一起，成为我国人民最早认识的反殖“英雄人物”，和他们3人是当年华玲和谈马共方面的代表是分不开的。当时联邦政府的代表，是东姑鸭都拉曼（Tunku Abdul Rahman）、敦陈祯禄、戴卫马绍尔（David Marshall）和哈密祖末（Hamid Jumat）。
根据拉昔迈丁的看法，华玲和谈其实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和平谈判。因为作为英殖民主义者的傀儡，东姑只是一味地提出各种不合理的条件，企图强加给马共，却不准备做出丝毫的妥协。
例如在发言时，东姑坚持马共必须放下武器投降，表明马共仍旧是非法的组织，而马共的党员和民族解放军战士则必须被拘留，并接受英殖民主义政治部的审查。
其实在和谈举行前，马共代表团已经达致共识。他们主张和谈的主要目标，是要求政府承认马共作为一个合法的政党，可以如同其他政党一样，参与国家的政治过程。他们的次要目标，则是孤立英殖民主义者在我国的势力，使祖国达致独立。
因此，拉昔迈丁在他的自传中，相当详细的把陈平的发言做了归纳。陈平说：“马共要求和平，但必须是对我们公平的和平。我们曾经和残暴的日本法西斯浴血战斗，而且当时是和英国并肩作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重新殖民我国，并且宣布紧急状态残暴地镇压我们。我们被迫再度拿起武器为我党的生存而浴血奋战。因此，要求我们投降和接受审查是不合理的。
“看来这是别有用心的。如果我们要达致和平，它必须是公平的，至少我们为国家独立而战斗的尊严必须受到尊重。
陈平最后表示：“不要紧东姑，我们不需要在这里争争吵吵。你其实并没有权力可以和我们达致任何决定。你还是先到伦敦去谈判，要求我国独立。等到国家独立后，我们才来重新谈判吧！”
当时马共显然对东姑还存有一些期望。因此，被狡猾的东姑所利用，作为向英国争取独立的筹码。目的达到之后，在英国主子的指使下，东姑便把在争取到独立后重新与马共谈判的承诺忘得一干二净。
在这种情况下，有原则和尊严的马共只好实践它的誓言：即使战斗到流尽最后一滴血，也决不投降！
为了英殖民主义者的利益，继续反共的战争政策，成为东姑鸭都拉曼、敦阿都拉萨和敦胡新翁的一贯政策。马共在被迫开展武装斗争的同时，也随时准备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进行和谈，以结束战争和建设国家。
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末，马哈迪政府有结束与马共作战的意向。在1988年，嘉化巴巴（Ghafar Baba）就代表国阵政府与马共第10支（马来部队）的代表阿都拉西迪（Abdullah C.D.）进行了初步会谈，为合艾正式谈判奠下了基础。
第1轮谈判是在1989年2月2-3日在普吉岛（Pulau Phuket）举行。当时马共的代表是团长章凌云（阿苏，病逝后在第3轮谈判时为吴一石所取代），而阿焰、拉昔迈丁和英特拉.再也.阿都拉（Indra Jaya Abdullah @ Anas）则为团员（注：根据陈平的说法，阿陷为其特使与代表团顾问）。
马共总书记陈平是在第5轮，也就是最后一轮谈判时才参与，并在1989年12月2日在泰南合艾蠡园（Hotel Lee Gardens）和平厅签署马来西亚政府、泰王国政府及马共三方的和平协议。
拉昔迈丁说，马来西亚政府的首席谈判代表，当时的全国警察副总监拿督阿都拉欣.诺（Datuk Abdul Rahim Noor）开始时很看不起他。初次见面，拉昔主动伸出右手，对方先是不加理睬，然后才勉强地以“手指头”轻碰一下，就算是握手了！
拉欣诺企图让华玲和谈的历史重演。他摆出一副“大酋长”的架子（berlagak seperti raja besar），对马共作出诸多指责和攻击。拉昔忍无可忍，就向马共代表团提出必须作出反击，以制止拉欣诺的嚣张气焰。马共代表团接受了拉昔的建议。
在作了充分准备后，团长阿苏在发言时，就以充分的事实和证据答复了拉欣诺的各项指责和攻击。并且进一步地揭露了，政府在英殖民主义者的怂恿下，所推行的各项残暴与恶毒的政策。
阿苏还陈述了马共如何在反对英殖民主义者，争取国家独立的过程中浴血战斗和牺牲。事实上，马共在我国独立斗争的历史上，已经作出本身光辉的供献！阿苏作出反击之后，才把拉欣诺嚣张的气陷压下去，使他不敢再随意污蔑马共。
无论如何，谈判还是陷入僵局。因为政府仍然坚持：第一，马共必须投降；第二，马共必须缴械和毁械；第三，不承认马共为一个合法的政党。在这关键的时刻，拉昔以机智贴切的比喻，暴露了对方的野蛮和无理。
他理直气壮地指出，如果把解决这3个问题的担子都放在马共方面，就有如古代马来人有关公鸡强暴母鸡的比喻一样：（母鸡的）头被啄住，翅膀被践踏，屁股被强奸。大家为这个机智的比喻搞到哄堂大笑， 成为寻求更合理的方案突破僵局的转捩点。
拉昔说，马共最后同意解散马来亚人民军及自行销毁武器，而泰王国政府则承诺，将确保马共成员在放下武器之后的人身安全。在这种情况下，马共投降的事也就不存在了。无论如何，政府仍旧不肯承认马共作为合法的政党。结果马共同意自行解散，政府则答应他们，可以成立一个社会主义的合法政党以取代共产党组织。
合艾协议至今已经签署了17年，可是拉昔迈丁等马共领导人回归祖国的梦想仍然无法实现。拉昔生前认为，我国的内部安全法令，如同“一把搁在我们脖子上的刀”，如果它还未被废除，我们是不会回返家园定居的。
拉昔迈丁最终难逃客死异乡的命运。我国政府和人民，也确实是太对不起我们这位真正的反殖英雄了。但相信总有一天，他的遗体会被隆重地迎回家乡荣葬，让他能够在祖国的怀抱里，留芳万世！（三之三，完）
无可否认，拉昔迈丁能够和马共总书记陈平及陈田等马共领袖一起，成为我国人民最早认识的反殖“英雄人物”，和他们3人是当年华玲和谈马共方面的代表是分不开的。当时联邦政府的代表，是东姑鸭都拉曼（Tunku Abdul Rahman）、敦陈祯禄、戴卫马绍尔（David Marshall）和哈密祖末（Hamid Jumat）。
根据拉昔迈丁的看法，华玲和谈其实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和平谈判。因为作为英殖民主义者的傀儡，东姑只是一味地提出各种不合理的条件，企图强加给马共，却不准备做出丝毫的妥协。
例如在发言时，东姑坚持马共必须放下武器投降，表明马共仍旧是非法的组织，而马共的党员和民族解放军战士则必须被拘留，并接受英殖民主义政治部的审查。
其实在和谈举行前，马共代表团已经达致共识。他们主张和谈的主要目标，是要求政府承认马共作为一个合法的政党，可以如同其他政党一样，参与国家的政治过程。他们的次要目标，则是孤立英殖民主义者在我国的势力，使祖国达致独立。
因此，拉昔迈丁在他的自传中，相当详细的把陈平的发言做了归纳。陈平说：“马共要求和平，但必须是对我们公平的和平。我们曾经和残暴的日本法西斯浴血战斗，而且当时是和英国并肩作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重新殖民我国，并且宣布紧急状态残暴地镇压我们。我们被迫再度拿起武器为我党的生存而浴血奋战。因此，要求我们投降和接受审查是不合理的。
“看来这是别有用心的。如果我们要达致和平，它必须是公平的，至少我们为国家独立而战斗的尊严必须受到尊重。
陈平最后表示：“不要紧东姑，我们不需要在这里争争吵吵。你其实并没有权力可以和我们达致任何决定。你还是先到伦敦去谈判，要求我国独立。等到国家独立后，我们才来重新谈判吧！”
当时马共显然对东姑还存有一些期望。因此，被狡猾的东姑所利用，作为向英国争取独立的筹码。目的达到之后，在英国主子的指使下，东姑便把在争取到独立后重新与马共谈判的承诺忘得一干二净。
在这种情况下，有原则和尊严的马共只好实践它的誓言：即使战斗到流尽最后一滴血，也决不投降！
为了英殖民主义者的利益，继续反共的战争政策，成为东姑鸭都拉曼、敦阿都拉萨和敦胡新翁的一贯政策。马共在被迫开展武装斗争的同时，也随时准备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进行和谈，以结束战争和建设国家。
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末，马哈迪政府有结束与马共作战的意向。在1988年，嘉化巴巴（Ghafar Baba）就代表国阵政府与马共第10支（马来部队）的代表阿都拉西迪（Abdullah C.D.）进行了初步会谈，为合艾正式谈判奠下了基础。
第1轮谈判是在1989年2月2-3日在普吉岛（Pulau Phuket）举行。当时马共的代表是团长章凌云（阿苏，病逝后在第3轮谈判时为吴一石所取代），而阿焰、拉昔迈丁和英特拉.再也.阿都拉（Indra Jaya Abdullah @ Anas）则为团员（注：根据陈平的说法，阿陷为其特使与代表团顾问）。
马共总书记陈平是在第5轮，也就是最后一轮谈判时才参与，并在1989年12月2日在泰南合艾蠡园（Hotel Lee Gardens）和平厅签署马来西亚政府、泰王国政府及马共三方的和平协议。
拉昔迈丁说，马来西亚政府的首席谈判代表，当时的全国警察副总监拿督阿都拉欣.诺（Datuk Abdul Rahim Noor）开始时很看不起他。初次见面，拉昔主动伸出右手，对方先是不加理睬，然后才勉强地以“手指头”轻碰一下，就算是握手了！
拉欣诺企图让华玲和谈的历史重演。他摆出一副“大酋长”的架子（berlagak seperti raja besar），对马共作出诸多指责和攻击。拉昔忍无可忍，就向马共代表团提出必须作出反击，以制止拉欣诺的嚣张气焰。马共代表团接受了拉昔的建议。
在作了充分准备后，团长阿苏在发言时，就以充分的事实和证据答复了拉欣诺的各项指责和攻击。并且进一步地揭露了，政府在英殖民主义者的怂恿下，所推行的各项残暴与恶毒的政策。
阿苏还陈述了马共如何在反对英殖民主义者，争取国家独立的过程中浴血战斗和牺牲。事实上，马共在我国独立斗争的历史上，已经作出本身光辉的供献！阿苏作出反击之后，才把拉欣诺嚣张的气陷压下去，使他不敢再随意污蔑马共。
无论如何，谈判还是陷入僵局。因为政府仍然坚持：第一，马共必须投降；第二，马共必须缴械和毁械；第三，不承认马共为一个合法的政党。在这关键的时刻，拉昔以机智贴切的比喻，暴露了对方的野蛮和无理。
他理直气壮地指出，如果把解决这3个问题的担子都放在马共方面，就有如古代马来人有关公鸡强暴母鸡的比喻一样：（母鸡的）头被啄住，翅膀被践踏，屁股被强奸。大家为这个机智的比喻搞到哄堂大笑， 成为寻求更合理的方案突破僵局的转捩点。
拉昔说，马共最后同意解散马来亚人民军及自行销毁武器，而泰王国政府则承诺，将确保马共成员在放下武器之后的人身安全。在这种情况下，马共投降的事也就不存在了。无论如何，政府仍旧不肯承认马共作为合法的政党。结果马共同意自行解散，政府则答应他们，可以成立一个社会主义的合法政党以取代共产党组织。
合艾协议至今已经签署了17年，可是拉昔迈丁等马共领导人回归祖国的梦想仍然无法实现。拉昔生前认为，我国的内部安全法令，如同“一把搁在我们脖子上的刀”，如果它还未被废除，我们是不会回返家园定居的。
拉昔迈丁最终难逃客死异乡的命运。我国政府和人民，也确实是太对不起我们这位真正的反殖英雄了。但相信总有一天，他的遗体会被隆重地迎回家乡荣葬，让他能够在祖国的怀抱里，留芳万世！（三之三，完）
请校长不要因利忘义
在电脑上浏览有关董教总与全国校长职工会，在2006年3月18日达致的《4点共识》的资料时, 阅读了3月20日南洋商报的社论：《建立防范滥权贪污机制》，觉得社论的标题及开头与结尾的几句话，对日前校长职工会为什么断然拒绝董教总负责起草的《华小管理机制指南》（以下简称《指南》），早已提供了简单明了的答案。
社论开门见山：“权钱存有关系，两者可以互换，先以钱换权，后以权换钱。”尽管校长职工会的负责人声声喊冤，但一些校长“先以钱换权，后以权换钱”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可见，利与义之争才是这次董校风波的关键所在。
在结尾时它说：“在新架构下，权力已明显转移，换句话说，校长对‘食堂、课本、作业簿、收费补习与团康才艺活动’的一揽子权力，‘逾此日期，自动失效’，在理论上来说，‘想发财也摸不到门路’。” “想发财也摸不到门路”真是可圈可点， 一语道破校长职工会拒绝《指南》的真正原因！
社论直接得可爱，把“华小管理机制”称为“防范滥权贪污机制”。换言之，从良知和道义出发，校长职工会和教育部当局是不应该反对和为难有关《指南》的执行。除非，恕我直言，它们已经结成贪污滥权的共犯！
校长职工会一方面大声呼吁：不要“一竹竿打翻好校长”；另一方面，却公然拒绝“防范滥权贪污（的）机制”。这难免给人一种印象，它心目中的“好校长”，在本质上却是反对“防范滥权贪污机制”的一群。校长职工会这么做，实际上就是在“好校长”们的脸上抹黑！就是要他们因利忘义，永远抬不起头来做人。
其实，校长职工会早已表明支持董事会主权的立场，并已经与董教总达致《4点共识》。在道义上，就必须支持董教总根据共识所草拟的《指南》，不能出尔反尔，言而无信。何况华小董事会的主权，是教育法令有关条文所确认，有法律依据的。这一点董教总在它们的文告上，已经反复的强调过。早些时候一些有心人的质疑，也逐渐销声匿迹。
校长职工会声称，华小校长若执行《指南》，将触犯教育部的12项行政条例。问题是它到底是否真的触犯了？而且如果两者真的有所抵触，也必须先搞清楚，教育部的有关行政条例，是否侵蚀了董事会的主权。一句话，校长首先必须站稳支持董事会主权的立场，其次才是如何克服执行《指南》时可能产生的枝节问题。
无可否认，个别学校在《指南》发布之后，甚至在它发布之前，已经以董事会为主导，贯彻反贪倡廉的原则，只要有关学校的校长和家教协会愿意配合，一般上都很顺利。也没有听说有关学校的校长，曾经受到教育局的为难或对付。其实，如果真正贯彻反贪倡廉，教育局如果无理干预，学校三大机构还是可以据理力争的。
董教总发布有关《指南》已经好几个月了，教育部（包括副教育部长韩春锦）至今都没有提出《指南》需要教育部审核之类的问题。为什么反而是校长职工会认为《指南》必须先由教育部审核呢？
是不是校长们已经接到教育部的指示，不准他们执行有关《指南》了？如果没有，为什么董事会在行使它的法定主权时，做为董事会的秘书，校长可以不给予积极的配合，反而诸多推委呢？
就以华小食堂招标为例，一些校长也是以教育部的指示为藉口，剥夺或企图剥夺董事会招标的主权。可是，一旦董事会或董联会站稳立场、据理力争时，他们就会以“技术错误”做为下台阶。最新的例子发生在吉打州的佩实华小。
其实，华小校长看来也不像校长职工会所描绘的那么地“奉公守法”。根据家总筹委会主席黄华生所揭露，过去10 多年来，有4位教育总监分别发出7封公函，训示华小校长除了语文和数理科可使用1本作业簿外，其余科目一概不准使用作业簿。
但是仍然有许多校长与书商串通，要学生购买多本作业簿，以牟取暴利。此外，原属于课外活动的电脑班，在许多华小竟变成了正课。利字当头，他们就有勇气违背教育局的指示（或者已经私下串通？）；为了华教的前途，为什么他们就不能够和董教总精诚团结，维护华小董事会的主权呢？
校长职工校一方面以触犯教育部行政指示作为藉口，拒绝接受《指南》；另一方面，则设立法律基金会，为可能涉嫌贪污的校长撑腰。校长职工会拒绝反贪倡廉的《指南》，可说因利忘义，却摆出维护校长尊严的姿态，为有识者所不齿。相信家长的眼睛是雪亮的，校长职工会因利忘义、负隅顽抗的结果，必定是让华小的校长更抬不起头来做人，更遑论维护他们的尊严了！校长职工会不应继续往错误的道路滑下去！（3/10/2006）
社论开门见山：“权钱存有关系，两者可以互换，先以钱换权，后以权换钱。”尽管校长职工会的负责人声声喊冤，但一些校长“先以钱换权，后以权换钱”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可见，利与义之争才是这次董校风波的关键所在。
在结尾时它说：“在新架构下，权力已明显转移，换句话说，校长对‘食堂、课本、作业簿、收费补习与团康才艺活动’的一揽子权力，‘逾此日期，自动失效’，在理论上来说，‘想发财也摸不到门路’。” “想发财也摸不到门路”真是可圈可点， 一语道破校长职工会拒绝《指南》的真正原因！
社论直接得可爱，把“华小管理机制”称为“防范滥权贪污机制”。换言之，从良知和道义出发，校长职工会和教育部当局是不应该反对和为难有关《指南》的执行。除非，恕我直言，它们已经结成贪污滥权的共犯！
校长职工会一方面大声呼吁：不要“一竹竿打翻好校长”；另一方面，却公然拒绝“防范滥权贪污（的）机制”。这难免给人一种印象，它心目中的“好校长”，在本质上却是反对“防范滥权贪污机制”的一群。校长职工会这么做，实际上就是在“好校长”们的脸上抹黑！就是要他们因利忘义，永远抬不起头来做人。
其实，校长职工会早已表明支持董事会主权的立场，并已经与董教总达致《4点共识》。在道义上，就必须支持董教总根据共识所草拟的《指南》，不能出尔反尔，言而无信。何况华小董事会的主权，是教育法令有关条文所确认，有法律依据的。这一点董教总在它们的文告上，已经反复的强调过。早些时候一些有心人的质疑，也逐渐销声匿迹。
校长职工会声称，华小校长若执行《指南》，将触犯教育部的12项行政条例。问题是它到底是否真的触犯了？而且如果两者真的有所抵触，也必须先搞清楚，教育部的有关行政条例，是否侵蚀了董事会的主权。一句话，校长首先必须站稳支持董事会主权的立场，其次才是如何克服执行《指南》时可能产生的枝节问题。
无可否认，个别学校在《指南》发布之后，甚至在它发布之前，已经以董事会为主导，贯彻反贪倡廉的原则，只要有关学校的校长和家教协会愿意配合，一般上都很顺利。也没有听说有关学校的校长，曾经受到教育局的为难或对付。其实，如果真正贯彻反贪倡廉，教育局如果无理干预，学校三大机构还是可以据理力争的。
董教总发布有关《指南》已经好几个月了，教育部（包括副教育部长韩春锦）至今都没有提出《指南》需要教育部审核之类的问题。为什么反而是校长职工会认为《指南》必须先由教育部审核呢？
是不是校长们已经接到教育部的指示，不准他们执行有关《指南》了？如果没有，为什么董事会在行使它的法定主权时，做为董事会的秘书，校长可以不给予积极的配合，反而诸多推委呢？
就以华小食堂招标为例，一些校长也是以教育部的指示为藉口，剥夺或企图剥夺董事会招标的主权。可是，一旦董事会或董联会站稳立场、据理力争时，他们就会以“技术错误”做为下台阶。最新的例子发生在吉打州的佩实华小。
其实，华小校长看来也不像校长职工会所描绘的那么地“奉公守法”。根据家总筹委会主席黄华生所揭露，过去10 多年来，有4位教育总监分别发出7封公函，训示华小校长除了语文和数理科可使用1本作业簿外，其余科目一概不准使用作业簿。
但是仍然有许多校长与书商串通，要学生购买多本作业簿，以牟取暴利。此外，原属于课外活动的电脑班，在许多华小竟变成了正课。利字当头，他们就有勇气违背教育局的指示（或者已经私下串通？）；为了华教的前途，为什么他们就不能够和董教总精诚团结，维护华小董事会的主权呢？
校长职工校一方面以触犯教育部行政指示作为藉口，拒绝接受《指南》；另一方面，则设立法律基金会，为可能涉嫌贪污的校长撑腰。校长职工会拒绝反贪倡廉的《指南》，可说因利忘义，却摆出维护校长尊严的姿态，为有识者所不齿。相信家长的眼睛是雪亮的，校长职工会因利忘义、负隅顽抗的结果，必定是让华小的校长更抬不起头来做人，更遑论维护他们的尊严了！校长职工会不应继续往错误的道路滑下去！（3/10/2006）
Wednesday, August 30, 2006
Tuesday, August 15, 2006
天字第一号
掌权22年的铁腕强人前首相马哈迪，有办法夺国父东姑的权，接连收拾想造反的副首相穆沙希淡、东姑拉扎里和安华依布拉欣，什么大风大浪没有经历过？
现在，当然不会甘心于被一个自己钦点扶正的阿都拉巴达威，忘恩负义的在背后剌上一刀之后，以所谓“优雅的沈默”来击垮他。
因此，他决定采取“死缠烂打”的策略，不断重复他的几项指责。不论当局作什么解释，他都给予冷嘲热讽，还口出狂言，要卖国的伯拉现在就下台，不必等到5年任满。他现在已经成为疯狂反对伯拉的“天字第一号”！
由于老马长期掌权，对巫统各个利益集团的“运作”和“底细”当然了如指掌。他固然没有什么道德权威或资格可以谈论反贪污这个课题。但他如果存心要给你好看，要“爆”一点伯拉女婿凯里如何“快速致富”，或儿子卡马鲁丁的商业王国如何沾上“群带关系”之类的“料”，或警告将提出某部长贪污的“证据”等，他肯定还是有这个能耐的。
在这种情况下，凯里和伯拉被迫相继开口了，而且声称将利用一切机会，澄清所谓事实的“真相”。虽然真的不会变假，假的也不可能变真，但凯里一口气要对8项指责做出澄清，而且要人们相信马哈迪等人的指责全是假的，只有他的澄清才是真的，这回恐怕连他的牛津大学的学历背景也帮不上忙了！
别的不说，马哈迪那一关肯定就过不了。最致命的恐怕是凯里被指不时通过电话向部长和州务大臣发指示，干预政府事务。首相署4楼以凯里为首的智囊团，被指为首相起草政策文件，左右了首相的决策。老马甚至提出解散4楼的智囊团，作为与首相会面解决问题的先决条件。
对凯里最为不利的，可能是树敌太多。在一些有心人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抄作下，对他极其不利的一些成见已经形成：包括他是一个最有权势的年轻人；伯拉上台后，据说他曾扬言要让老马和达因等人坐牢；他有野心在40岁之前成为大马最年轻的首相，而且准备安排安华重归巫统，联手实现他的上述梦想；利用他在政府的影响力谋求个人和集团的利益。
这些成见，无疑使他成为伯拉的负担。他在政府内的影响力过于膨胀，在老马等人的奚落下，首相、内阁部长和州务大臣等都变成一群无能的草包，甘心受到一个年轻人的颐指气使。准备按党内的传统和资历，接掌首相的人也会把他视为假想敌，非除之不可。
而想分享政府工程利益者，也会质疑在第9大马计划下，涉及150亿元的880项工程，有利可图的是不是在公开招标前，已经被有关的利益集团独占了？槟城单轨火车的大工程，是不是如传言一样，已经保留给伯拉的孩子卡玛鲁丁了？
在贪污成风的国阵政权下，要高官子弟不利用裙带关系，获取政府工程或其他利益，似乎是不可能的。而且在官方机密法令下，要取得贪污的证据，也是十分困难的。
马哈迪就声称，他拥有一名部长贪污的证据。但如果他出示有关证据，他就会在机密法令下被捕。难怪他敢挑战有关当局对他的子女进行调查，看看他们是否有通过裙带关系获取商机或其他利益。他十分清楚，在有关法令下，若他的子女有什么不可告人的“机密”的话，也不会外泄。
凯里对他为什么有9百多万购买益资利（ECM-Libra）的股票，推说钱是向“朋友”借来的，伯拉也以同样的理由替他辩护。结果又嘲笑。。他问这“朋友”是谁，为什么借这么多钱给他？如果其他巫青团员也想借钱买股票，他们借得到吗？
原来益资利公司的联合首席执行员是伯拉的亲信《新海峡时报》集团副主席拿督卡里穆拉。在首相的女婿凯里拥有该公司的3%股权之后，这家公司竟然成功并购政府关联公司（GLC）艾文纽资本（Avenue Capital）。表面上，该并购可能符合程序；但在政治和道德上，则无疑出了问题。
因此，当伯拉被问及区分家庭关系、党内关系和政府关系的指导原则时，无法给予明确和令人信服的答案。显然，在一定程度上，他已经为裙带关系所累。如果他无法及时采取必要的措施，他的清廉形象将不复存在，一切反贪污的许诺都将沦为空话。（11/8/2006）
现在，当然不会甘心于被一个自己钦点扶正的阿都拉巴达威，忘恩负义的在背后剌上一刀之后，以所谓“优雅的沈默”来击垮他。
因此，他决定采取“死缠烂打”的策略，不断重复他的几项指责。不论当局作什么解释，他都给予冷嘲热讽，还口出狂言，要卖国的伯拉现在就下台，不必等到5年任满。他现在已经成为疯狂反对伯拉的“天字第一号”！
由于老马长期掌权，对巫统各个利益集团的“运作”和“底细”当然了如指掌。他固然没有什么道德权威或资格可以谈论反贪污这个课题。但他如果存心要给你好看，要“爆”一点伯拉女婿凯里如何“快速致富”，或儿子卡马鲁丁的商业王国如何沾上“群带关系”之类的“料”，或警告将提出某部长贪污的“证据”等，他肯定还是有这个能耐的。
在这种情况下，凯里和伯拉被迫相继开口了，而且声称将利用一切机会，澄清所谓事实的“真相”。虽然真的不会变假，假的也不可能变真，但凯里一口气要对8项指责做出澄清，而且要人们相信马哈迪等人的指责全是假的，只有他的澄清才是真的，这回恐怕连他的牛津大学的学历背景也帮不上忙了！
别的不说，马哈迪那一关肯定就过不了。最致命的恐怕是凯里被指不时通过电话向部长和州务大臣发指示，干预政府事务。首相署4楼以凯里为首的智囊团，被指为首相起草政策文件，左右了首相的决策。老马甚至提出解散4楼的智囊团，作为与首相会面解决问题的先决条件。
对凯里最为不利的，可能是树敌太多。在一些有心人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抄作下，对他极其不利的一些成见已经形成：包括他是一个最有权势的年轻人；伯拉上台后，据说他曾扬言要让老马和达因等人坐牢；他有野心在40岁之前成为大马最年轻的首相，而且准备安排安华重归巫统，联手实现他的上述梦想；利用他在政府的影响力谋求个人和集团的利益。
这些成见，无疑使他成为伯拉的负担。他在政府内的影响力过于膨胀，在老马等人的奚落下，首相、内阁部长和州务大臣等都变成一群无能的草包，甘心受到一个年轻人的颐指气使。准备按党内的传统和资历，接掌首相的人也会把他视为假想敌，非除之不可。
而想分享政府工程利益者，也会质疑在第9大马计划下，涉及150亿元的880项工程，有利可图的是不是在公开招标前，已经被有关的利益集团独占了？槟城单轨火车的大工程，是不是如传言一样，已经保留给伯拉的孩子卡玛鲁丁了？
在贪污成风的国阵政权下，要高官子弟不利用裙带关系，获取政府工程或其他利益，似乎是不可能的。而且在官方机密法令下，要取得贪污的证据，也是十分困难的。
马哈迪就声称，他拥有一名部长贪污的证据。但如果他出示有关证据，他就会在机密法令下被捕。难怪他敢挑战有关当局对他的子女进行调查，看看他们是否有通过裙带关系获取商机或其他利益。他十分清楚，在有关法令下，若他的子女有什么不可告人的“机密”的话，也不会外泄。
凯里对他为什么有9百多万购买益资利（ECM-Libra）的股票，推说钱是向“朋友”借来的，伯拉也以同样的理由替他辩护。结果又嘲笑。。他问这“朋友”是谁，为什么借这么多钱给他？如果其他巫青团员也想借钱买股票，他们借得到吗？
原来益资利公司的联合首席执行员是伯拉的亲信《新海峡时报》集团副主席拿督卡里穆拉。在首相的女婿凯里拥有该公司的3%股权之后，这家公司竟然成功并购政府关联公司（GLC）艾文纽资本（Avenue Capital）。表面上，该并购可能符合程序；但在政治和道德上，则无疑出了问题。
因此，当伯拉被问及区分家庭关系、党内关系和政府关系的指导原则时，无法给予明确和令人信服的答案。显然，在一定程度上，他已经为裙带关系所累。如果他无法及时采取必要的措施，他的清廉形象将不复存在，一切反贪污的许诺都将沦为空话。（11/8/2006）
Saturday, July 29, 2006
销密的笑话
民主制度要求国家决策的过程透明化，俾在人民的参与和监督下，国家的利益能够得到保障。可是，1972年国家机密法令的存在，却方便了当局以“国家机密”为借口，进行黑箱作业，把人民蒙在鼓里。
弯桥事件的真相如何，敦马和伯拉各执一辞，就是黑箱作业的结果。因为只有他们少数几个人，了解整个过程。可是由于势不两立，双方只透露有利于自己的部分事实，而要人民相信，那就是所谓完整的事实真相！
这次，为了驳斥敦马的指责，政府把4项“机密文件”销密。它们是2002年3月4日马哈迪医生致给李光耀资政的信件（信件1）、2002年4月11日吴作栋总理回复马哈迪医生的信件（信件2）、2002年10月7日马哈迪医生致给吴作栋总理的信件（信件3）及2002年10月14日吴作栋总理回复马哈迪医生的信件（信件4）。
上述销密行动的可笑之处，就是它们早已没有机密可言。因为在这之前，新加坡政府和敦马，都为了替本身的立场辩护早已公布了有关信件。新加坡政府当然不受我国国家机密法令的约束，连敦马也不顾以前他自己制定的法律，因为它是用来对付别人而不是限制自己！
公布机密文件的，若换作是反对党或非政府组织的成员，他们无疑将会被控上法庭。我们当然不会忘记，前公正党青年团团长依桑，由于公布的有关贪污证据是所谓的“机密文件”，而被判坐牢！
把有关的文件销密后加以公布，不但不会危害国家安全或人民的利益，反而足以澄清一些事实，这证明它根本不涉及什么真正的机密。因此，当局应把全部有关的文件加以销密和公布，让人民在充分掌握必要的资讯的情况下，作出本身的判断。更重要的是，严重侵犯人民知的权利的1972年官方机密法令，必须立即加以废除！
政府销密和公布上述4封信件，目的在于反驳敦马对它的指责，即新加坡政府已经接受了马来西亚建造弯桥的建议；弯桥不属于双方政府要一揽子解决的问题之一；及放弃建造弯桥显示了马来西亚是一个无能和软弱的政府；以及是马来西亚政府主动在谈判桌上提出开放领空和出卖沙给新加坡。
阅读了有关的信件，个人认为，新加坡确实是在马哈迪医生接受了通过谈判一揽子解决5项双方久悬未决的课题（即水供问题、马来西亚铁道局土地问题、移民厅和检役隔离中心问题、中央公积金领取问题、以及使用马来西亚领空问题）的情况下（见信件1），同意马方可以兴建弯桥，虽然吴作栋更希望建的是一座完整的桥（见信件2）。
比较关键的应是信件3，因为在这封信里，马哈迪医生通知吴作栋总理，马来西亚已经决定，不再以一揽子的方式解决双方久悬未决的问题，而是准备在逐项解决的方式下，优先处理水供及水价问题。
在信件4的答复中，吴作栋总理表示，本来新加坡已经考虑修改协议要点（POA），以允许马方提早领取中央公积金和新加坡自资建造在新方的桥以取代柔佛长堤，来换取使用马方领空及以合理的价格购买水供。由于马方要分别处理水供问题，上述交换只好作罢。
由此可见，敦马说新加坡已经同意马方可以建造弯桥，显然是断章取义的说法。而且至少使用马方领空的问题，确实是包括在一揽子谈判方案的5项问题之一。至于我国卖沙给新加坡的问题，政府说这是在2005年3月1日吴作栋与伯拉谈判中，由吴作栋主动提出的。
这种可能性当然存在，但若没有把有关会议的完整记录加以公布，还是不足以服人的，特别是在我国外长赛哈密，被迫澄清他不是靠卖沙为生的丑闻气氛下，公布一切有关的文件看来还是必要的。
一个敦马及伯拉不能够逃避的问题是：马哈迪医生放弃一揽子解决问题的方案的真正原因是什么？而伯拉与新加坡重新谈判一度传出快要达致协议的佳讯，最后为什么又告吹了？是否与指责开放领空和卖沙是叛国行为的舆论有关？
水供、卖沙、开放领空供新加坡使用是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属叛国的行为？如果水供的条件和价格合理；卖沙不牺牲环保、不涉及丑闻；而使用领空是双向和有助区域的安全，同时不危害国家的主权和人民的安宁，是不是也一概是叛国的行为？它是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与人民的情绪、尊严和国家的主权不相容？
也许还要搞清楚一个前提：新加坡到底是我国的朋友，还是敌人？我们应该努力地改善与新加坡的关系，还是加剧与它的矛盾？在这方面，敦马的过于强悍和伯拉的失之软弱，当然还有新加坡的功利和傲慢，也许都是目前马新关系无法取得突破的一些原因。
个人认为，从新马两国人民友好关系的利益出发，放弃建造象征决裂的断桥应该是正确的。在历史上，新马本来就是一家。希望一座完整的“友谊之桥”，能够在人民意愿的压力下，摆脱政客的操弄，在利益平衡和睦邻的精神下建立起来！
弯桥事件的真相如何，敦马和伯拉各执一辞，就是黑箱作业的结果。因为只有他们少数几个人，了解整个过程。可是由于势不两立，双方只透露有利于自己的部分事实，而要人民相信，那就是所谓完整的事实真相！
这次，为了驳斥敦马的指责，政府把4项“机密文件”销密。它们是2002年3月4日马哈迪医生致给李光耀资政的信件（信件1）、2002年4月11日吴作栋总理回复马哈迪医生的信件（信件2）、2002年10月7日马哈迪医生致给吴作栋总理的信件（信件3）及2002年10月14日吴作栋总理回复马哈迪医生的信件（信件4）。
上述销密行动的可笑之处，就是它们早已没有机密可言。因为在这之前，新加坡政府和敦马，都为了替本身的立场辩护早已公布了有关信件。新加坡政府当然不受我国国家机密法令的约束，连敦马也不顾以前他自己制定的法律，因为它是用来对付别人而不是限制自己！
公布机密文件的，若换作是反对党或非政府组织的成员，他们无疑将会被控上法庭。我们当然不会忘记，前公正党青年团团长依桑，由于公布的有关贪污证据是所谓的“机密文件”，而被判坐牢！
把有关的文件销密后加以公布，不但不会危害国家安全或人民的利益，反而足以澄清一些事实，这证明它根本不涉及什么真正的机密。因此，当局应把全部有关的文件加以销密和公布，让人民在充分掌握必要的资讯的情况下，作出本身的判断。更重要的是，严重侵犯人民知的权利的1972年官方机密法令，必须立即加以废除！
政府销密和公布上述4封信件，目的在于反驳敦马对它的指责，即新加坡政府已经接受了马来西亚建造弯桥的建议；弯桥不属于双方政府要一揽子解决的问题之一；及放弃建造弯桥显示了马来西亚是一个无能和软弱的政府；以及是马来西亚政府主动在谈判桌上提出开放领空和出卖沙给新加坡。
阅读了有关的信件，个人认为，新加坡确实是在马哈迪医生接受了通过谈判一揽子解决5项双方久悬未决的课题（即水供问题、马来西亚铁道局土地问题、移民厅和检役隔离中心问题、中央公积金领取问题、以及使用马来西亚领空问题）的情况下（见信件1），同意马方可以兴建弯桥，虽然吴作栋更希望建的是一座完整的桥（见信件2）。
比较关键的应是信件3，因为在这封信里，马哈迪医生通知吴作栋总理，马来西亚已经决定，不再以一揽子的方式解决双方久悬未决的问题，而是准备在逐项解决的方式下，优先处理水供及水价问题。
在信件4的答复中，吴作栋总理表示，本来新加坡已经考虑修改协议要点（POA），以允许马方提早领取中央公积金和新加坡自资建造在新方的桥以取代柔佛长堤，来换取使用马方领空及以合理的价格购买水供。由于马方要分别处理水供问题，上述交换只好作罢。
由此可见，敦马说新加坡已经同意马方可以建造弯桥，显然是断章取义的说法。而且至少使用马方领空的问题，确实是包括在一揽子谈判方案的5项问题之一。至于我国卖沙给新加坡的问题，政府说这是在2005年3月1日吴作栋与伯拉谈判中，由吴作栋主动提出的。
这种可能性当然存在，但若没有把有关会议的完整记录加以公布，还是不足以服人的，特别是在我国外长赛哈密，被迫澄清他不是靠卖沙为生的丑闻气氛下，公布一切有关的文件看来还是必要的。
一个敦马及伯拉不能够逃避的问题是：马哈迪医生放弃一揽子解决问题的方案的真正原因是什么？而伯拉与新加坡重新谈判一度传出快要达致协议的佳讯，最后为什么又告吹了？是否与指责开放领空和卖沙是叛国行为的舆论有关？
水供、卖沙、开放领空供新加坡使用是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属叛国的行为？如果水供的条件和价格合理；卖沙不牺牲环保、不涉及丑闻；而使用领空是双向和有助区域的安全，同时不危害国家的主权和人民的安宁，是不是也一概是叛国的行为？它是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与人民的情绪、尊严和国家的主权不相容？
也许还要搞清楚一个前提：新加坡到底是我国的朋友，还是敌人？我们应该努力地改善与新加坡的关系，还是加剧与它的矛盾？在这方面，敦马的过于强悍和伯拉的失之软弱，当然还有新加坡的功利和傲慢，也许都是目前马新关系无法取得突破的一些原因。
个人认为，从新马两国人民友好关系的利益出发，放弃建造象征决裂的断桥应该是正确的。在历史上，新马本来就是一家。希望一座完整的“友谊之桥”，能够在人民意愿的压力下，摆脱政客的操弄，在利益平衡和睦邻的精神下建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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