爬山英雄入土不安

一个人死了之后，由于宗教信仰的争议及国家权力机构的介入，而无法根据家人的意愿和风俗安葬；其尸体反而被外人所领取，并根据另一种宗教仪式下葬。这类事件在我国多元种族和宗教的国情下，所引起的震荡和高度敏感性，是不言而喻的。

然而，这正是我国爬山英雄慕迪（M Moorthy)死后的遭遇。它其实并
不是我国由宗教信仰所引起的第一宗尸体争夺事件，相信也不会是最后一宗。由于慕迪是我国征服世界第一高峰的英雄之一，他的事件会引起更大的轰动效应，也是必然的。

1998年他在军营伤及腰部，从此只能以轮椅代步。去年11月他从轮椅上跌倒后就昏迷不醒，直至12月20日不幸逝世。2005年12月1日，一名来自军营的人员通知慕迪的妻子佳丽安玛（Kaliammal），说慕迪已经改奉回教，因此他去逝后将以回教仪式下葬。

对佳丽安玛来说，这是难以置信的。她在一份法庭宣誓书中列举多项证据，证明慕迪是一名印度教徒。有关宣誓书至今仍未受到任何质疑和挑战。她提出的证据，包括慕迪从来没有向他的家人和亲友讲过他已经改奉回教；他一生奉行印度教徒的生活方式；军方从来没有宣布过他已改信回教，他的军人证件也未显示他的回教名字和信仰；他常去教堂并在前额涂上圣灰；在2005年1月，他还参与大宝森节的庆典；在同年11月，第3电视台还播出该台在10月底对他如何庆祝屠妖节的访谈。

慕迪妻子的宣誓书提出了慕迪奉行印度教的有力证据。可是，在去年
12月22日吉隆坡回教法庭在审理有关案件时，却由于她不是回教徒而被剥夺供证的权利。结果回教法庭发出庭令，指慕迪是一名回教徒，因此必须以回教仪式下葬。

更令人不敢置信的是，去年12月28日，吉隆坡高等法庭也拒绝审理此案，理由是民事法庭无权对回教法庭所发出的庭令，加以审查、判它无效或不予理会。换句话说，慕迪宗教信仰的自由权利、其家属以他们的风俗埋葬亲人的权利，以及佳丽安玛通过法律途径寻求补救的权利等都一并被剥夺了！

国家权力机构如此粗暴的介入，即使是回教徒也未必能够同意。在《当今大马》就有一位署名Norhayati Kaprawi的读者在来函中就说：“
回教十分重视爱心和怜悯，对人们的痛苦感同身受。此外，回教也十分重视公正的原则。它适用于所有的人，不论他是回教徒、犹太教徒、基督教徒、印度教徒、佛教徒、还是无宗教信仰者。”因此，她十分同情失去亲人、深陷痛苦中的慕迪家属，及他们想以他们的宗教仪式埋葬他们亲人的愿望。

不论从任何标准出发，一群外人以宗教的名义，手持宗教法庭的庭令，在警察的协助下，强行把逝世者的尸体从他的亲属们的手中夺走，然后以其亲人所不能同意的仪式下葬，绝对不可能是符合回教的爱心和公正的原则。因此，联邦直辖区宗教局虽然赢得了一具尸体，失去的却是回教的爱心和公正的教义，严重地损害了回教的形象！

在这方面，前雪州宗教局官员哈兹莫达（Haji Mokhtar Stork）的看
法，也很有见地。他说很多年以前，他曾被指示到巴生，把一名已经以华人风俗埋葬了的回教徒的尸体挖掘出来，以便重新以回教的仪式加以埋葬。

他反对这么做。因为他曾经到死者的家里去，发觉他家里供有神位，说明他并没有真正奉行回教。他深具誓理地说：“如果死者并没有真正奉行回教，若单凭一纸证据，就以回教仪式来埋葬他，对安拉来说是不具任何意义的！”

无可否认，一些机会主义分子，可能权宜地改奉回教以获取个人的利益。他们可能不了解，一进回教就无法放弃，因此惹来许多麻烦。这些人的做法固然不对，但其根源还是宗教不平等和没有信仰自由。如果政府的施政对各宗教信徒是平等的，而回教也和其他宗教一样，信或不信都是自由和自愿的，都是个人与上苍之间的事，岂容国家权力机构插手？

回教法庭与民事法庭二元并行，涉及回教的案件，民事法庭甚至不可插手，使问题变得更为复杂和严重。在慕迪的案件中，不仅宗教信仰自由、家庭的权利和司法补救的权利等都被剥夺了。更甚的是，慕迪的家属和传媒还被要求尊重法庭的判决，不许再讨论有关课题。问题是如果我国各族人民如果不是在同一套法律下受审，又如何能够确保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呢？如果连司法补救的途径都被堵塞了，司法公正的基石还存在吗？

难怪约翰（KJ John）要感慨地说，慕迪和他的家属的宗教信仰自由和
家庭的权利被蛮横地剥夺的结果，已经损害到我们的社会基石，随之而来的可能是文明的坍塌。这应该不会是危言耸听吧！（6/1/2006）

让数据说话吧

经过三年的实行，数理英化政策已经受到各族人民越来越广泛的反对。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应是由董教总主催，各族团体协办，超过600个文教团体约3000名代表出席的反对数理英化政策大会；以及由100个马来文教团体和企业界约1000名代表出席的民族权益大会。上述两项大会都通过议决案，要求政府恢复以各族母语教授数理科目。

然而，教育部长希山慕丁并不是从教育的利益出发，开明地面对和解决有关问题，而是“胸有成竹”地要求大家等待2005年12月22日公布的初中评估考试（PMR）成绩。有关成绩一公布，教育部长就迫不及待地宣称：初中评估考试的良好成绩已经证明数理英化政策有损学生学习成绩的担心是没有根据的。

教育部长在有关考试成绩发榜前，就对它“有所期待”；一发榜后，就妄顾事实和常识地利用它来为错误的教育政策辩护。这种作法令人感到纳闷：这次考试是否已经被有心人在事先“做了手脚”，藉以达到为错误政策辩护的“政治”目的。

熟悉评分作业的人都会知道，教育部的“技术官僚”，是完全有办法可以“操纵”考试的成绩，包括A、B、C、D及E各等级所占的比率。而且除非不同年度考试的出题范围、试题的难易、出题和作答的语文、批改考卷的标准、评分的标准等都是完全一致的，否则根本就无从比较。

这次公布的几个数据，本来很能说明问题。但由于抱有成见，教育部长竟视而不见，诚为可惜。第一个数据是英文与马来文不及格的考生百分比－－英文不及格的考生高达26.2％，而马来文不及格者则只有7.7％。换句话说，超过4分之1的考生英文是完全不行的！他们连英文都学不好，更谈不上以英文来学数理了。

这次考试是以英文和马来文双语出题，学生可以选择英文或马来文作答。尽管以英文作为教学媒介已经实行了3年，但选择以英文作答的，数学只占27％，而科学也只占33％。如果这次考试只以英文出题和作答，你说成绩会是一样的吗？

事实证明，约70％的考生，不但不能以英文作答，也同样无法用马来文作答。他们只能用英文掺杂马来文的“罗惹式”语文来作答。在这种惨不忍睹的语文困境下，可怜的考生却考出比往年“更佳”的“成绩”来，你敢相信这是事实吗！

教育不是变戏法。用学生不熟悉的语文作为教学媒介，必然产生语文障碍，其结果必然影响教学进度和效果。这是极其浅显的道理。母语就如一把锋利的刀，不熟悉的外语则有如一把钝刀。只有天下最愚蠢的人才会相信，而且还要别人也相信，用钝刀切割东西，结果比锋利的刀还要好用！

强不知以为知，或者企图隐瞒真象，都是极其不智的。其实，董教总这几十年来，不论是以母语或非母语（英语或马来语）作为教学媒介的实践经验都是十分丰富的。自从上世纪60年代以来，许多乡区的华文独中就是因为数理采用英文或马来文课本，而搞到成绩低落，学生人数不断下降，有的甚至面临倒闭的命运。结果多间乡区的小型独中都是在走回董教总所坚持的母语教育路线之后，才起死回生。

一些城市的大型独中，固然也有理科班用英文课本较为成功的例子。但并不等于它无需付出学术成绩的一些代价，及对英语能力偏弱学生所造成的学习障碍，甚至最终成为牺牲品。

来自华、印小学源流的国中学生，长期由于面对语文转换所付出的不必要的牺牲，其实是十分惨痛的经验。一般而言，约有一半的学生，在初中评估考试时就被淘汰；到了教育文凭考试时，又有另一半考生将被淘汰。换句话说，只有约25％来自华、印小学源流的学生，能够在语文转换之后，在国中完成中学教育！和母语教育比较起来，它自然是严重的偏低。可是，教育部曾经关心过这个问题吗？

以上所说的，都是初中数理英化或转换成非母语媒介，对学生所造成的严重损害。可是，尊贵的教育部长，却企图以一次至少是“不正常”的考试成绩，来说明初中数理英化不会影响学生的成绩－－甚至还大言不惭地声称已经取得“更佳”的成绩，这是何其荒唐和不负责任呀！

更令人难以忍受的是，他还企图以这“不正常”的初中评估考试的所谓“更佳”成绩，来说明小学数理英化政策也不成问题。事实上，联合国的教育专家们早已断言，学童的母语教育应该延续到教育的愈高阶段愈好，而愈早转换教学媒介对学童的影响愈不利。这论断也早已为我国的教育实践的正、反经验（包括独中和国中）所一再证实。

在国内外这么多的正、反实践经验面前，为什么国阵还是要顽固地坚持错误的数理英化政策、一意孤行呢？（30/12/2005）

东姑拉沙礼与马来议程

由100个马来团体和约1000人出席的“民族权益大会”，已经在2005年12月16－17日于吉隆坡举行。筹委会主席东姑拉沙礼在会上发表了主题演讲。

除了对马来族在环球化大潮的侵袭下，显得焦虑与无助之外，对政府的政策虽有诸多批评，但主要还是从马来主权和马来议程的角度出发,未能超越保守与种族主义的基调，显然与我国政治革新的趋势南辕北辙，虽然大会通过了反对教育英语化和要求废除大专法令等提案。

他的讲题就是大会的主题－－民族生存的概念：取回失去的，以填补未来。他开宗明义，强调马来民族是这片土地的主人，大会的目的在于讨论如何建立一个持续拥有主权和尊严的民族。为了达到上述目的，他认为必须检讨马来主权的基础是否牢固；也必须检讨宪法规定下的马来人特权，在环球化的冲击下，是否足以保护马来人的利益。

拉沙里是支持延续已经过时的新经济政策的。他要求政府拿出可靠的数据来证明马来人并未取得新经济政策的预定目标，以免被指责制造假数据来达致延续新经济政策的目的。他还主张马来人在我国的地位应与作为主人的地位相称。

他不否认现在马来人的处境比以前好，但他反问道：“如果我们审查一下马来人在商业大厦、高级住宅和大企业等方面的拥有率，在私人大专院校的就读率，和在私人医院的消费率，我们不禁要问：马来人的地位到底在那里？”

他说环球化是超越肤色和国界的，是强者生存。他认为马来人目前的有限能力，并不足以应付环球化大潮，特别是外劳、价廉物美的外国工业和农业产品的侵袭。但他也质疑抛弃拐杖、培养自力更生能力的可行性。他说，使马来人致富的计划，被视为只是有利于当权者及一小撮朋党，绝大多数的马来人仍然贫穷和落后，因此产生嫉妒和不满。看来，他在环球化的挑战和马来人缺乏竞争力的矛盾面前，也是一筹莫展！

他批评政府在上世纪90年代中的教育开放政策，是以我国的教育前途作为赌注。他说，当时政府保证马来语文和马来议程的利益，不会受到教育开放政策的威胁。可是，他说：“相反的，我们今天看到在这政策下建立了各种教育机构，他们趁机建立从幼稚园到大专院校的非国语或英语的教育制度。明显的，这政策不但不能实现前人建立（马来西亚）民族的的愿望，而且在教育自由化的名义下，导致更严重的族群分化。”

拉沙里说大家都同意，教育是马来人前途的关键。但基于以下各项理由，他并不抱乐观的态度：
 数理英化政策，使到人民越来越不相信国语，弱化了马来民族主义的精神；
 由于政府没有加以扶助，数以百计的马来私立学院，涉及数以亿计的资金将付之东流；
 马来人在教育领域受到三重打击：
1. 马来议程未贯彻到我们的教育政策里；
2. 马来人的子女被迫送到教育程度低落的教育机构求学；
3. 数以万计的马来大学毕业生失业。

东姑拉沙里也担心在公民社会逐渐强大，要求政府更加透明、廉洁和减少对人民事务的干预的趋势下，将来决定国家政策动向的恐怕不是联邦宪法第153条有关马来人特权的规定，不是强大的政府，不是巫统或回教党，而是由个人和各种利益团体和非政府组织影响下的人民的意愿。

他质问马来人的声音在那里？马来人的非政府组织在那里？推动民族主义运动的马来教师、语文文化斗士和商人等是不是在政府的箝制下，都被软化了？如果是这样，为什么其他民族的各种运动却那么积极和具影响力，使到许多政治巨头也不得不在他们的压力下低头？

姑里支持政府所宣布的将把新经济政策的精神，纳入明年即将实行的第9大马计划。但马来议程的推动者要确保在第9大马计划里，没有任何一个领域的马来人的权益被遗漏掉。

他对许多马来人涉及滥用毒品，感到担忧。对于宗教在这方面未能发挥它应有的妨御功能，具有强大宗教传统的巴基斯坦、阿富汗和伊朗等回教国家反而成为国际最大的毒品生产国，也十分失望。

他对国际上盛产石油的回教国家，受到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围堵；对泰南回教徒的命运等也非常关注。

最后东姑拉沙里重申大部分马来人推动马来议程的决心。他也向非马来人指出，民族权益大会不是反对其他民族或想要剥夺其他民族权益的大会。但他也坦白指出：“如果没有平等的基础供我们一齐加入‘游戏’，共同生活的愿望是不可能达致的。”

弦外之音是：如果在各领域的马来人议程不能实现，各族共存共荣的前景就不容乐观。因此，他吁请非马来族群协助马来人。在这种情况下，非马来人应如何回应呢？（24/12/2005）

各族人民反对数理英化

2005年12月10日－－国际人权日，对董教总而言，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正是在这一天，它成功地在加影新纪元学院主催了反对数理英化的抗议大会。抗议大会获得超过600个团体，近3000名代表和各界人士的参与。大会虽然没有遨请政党，却获得包括马华和民政党的基层和人民公正党和回教党的代表等的主动出席，声势浩大，气氛热烈。

抗议大会的另一项突破，是获得4个印裔团体（包括印度青年会和泰米尔教育研究和发展基金会等）和两个马来团体，自由媒体组织（KAMI）和回教革新团（JIM）的协办，显示反对数理英化是各族人民的共同心声，挫败了政客要把母语教课题政治化和种族化的不良居心！

抗议大会具有尊重国语和各族母语的特点。除了两位马来代表以国语发言之外，华、印族的代表除了使用自己的母语之外，都同时采用国语（或英语）。讲到精彩处，大家都报以热烈的掌声。

例如自由媒体代表阿末鲁夫迪（Sdr. Ahmad Lufti）认为马来文教
团体协办这项抗议大会是应该的，因为国小的马来学童是有关英化政策的最大受害者时，全埸掌声雷动。

当JIM的主席查希哈山（Sdr. Zahid Hassan）批评政府声称要提高学
生的英语程度，但却从改变数理科的教学媒介语，而不是从英语科本身入手，正如“头疼医脚”一样的可笑。这比喻也引起了全埸共鸣。

董总主席叶新田博士指一些党团在有关课题上是“骑墙派”（duduk di atas pagar ）,关怀公民组织主席K.阿鲁姆甘（Sdr.K.Arumugam）
开玩笑说，华社还有“墙”可“骑”，印裔社会连“墙”都没有。两位主讲人的有关言论都深受欢迎，笑声四起－－笑中有泪！阿鲁姆甘一开始先以泰米尔语发言，绝大多数出席者都听不懂，却鼓掌支持，说明对他族母语的尊重。

此外，几位发言者提出了不少精辟的见解，值得参考。泰米尔基金会主席M.玛诺加兰律师（Sdr.M.Manogaran）引用联合国文教科组织2003年的一份立场声明说：“母语教学在识字和教育的初始阶段是十分重要的，它应尽可能展延到越高的教育阶段越好。”

一些学生家长认为家境越穷困的学生，受英化政策的打击越大。M.玛诺加兰说这和上述文件的看法不谋而合：“在家长是文盲的情况下…如果学校的教学媒介不是家里使用的语言，那么贫穷的环境，将造成学习的困难更为恶化，学生辍学的机会也相应提高。”

董总主席叶新田博士最先发言，他代表董总作出了明确的表态：“我们对华社某些党团，在华小以英语教授数理科的课题上，所采取的模棱两可的立场表示遗憾。”

“这些党团虽然不断宣称，认同华小数理应以母语教授的立场，可是实际上，却是在以‘双语教授数理’的大前提下，强调‘华文作为主要教学媒介语’这个具有误导性的立场。这种原地踏步，继承‘243’政治妥协方案基础上所进行的华小第二阶段双语教授数理，不过是企图转移人民视线的伎俩。我们绝不能接受！”

教总主席王超群先生则指出数理英化，“不只是华族的危机，而是各族群的危机、整个国家的危机”。因此，他“吁请政府检讨数理英化对各源流小学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恢复各源流小学以母语母文作为数理科的教学和考试媒语。”

这次大会没有华总的代表致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华总是否缺席了？为什么缺席？看来华总是有必要向华社作出一个交代的。无论如何，雪华堂会长拿督黄汉良出席了大会，并且在大会上对当前及未来的教育发展以及政策的推行，提出了4点十分切合实际的建议：

 以专业导航，取代政治挂帅；
 以审慎规划，取代急躁推行；
 以广纳民意，取代封闭官僚；
 以直接对话，取代间接传话。

教育部长希山慕丁指董教总为沙文主义者，说什么越施压就越不处理，就是把教育政治化、种族化和情绪化的最佳说明。众所周知，数理英化政策是在3年前，当时的首相马哈迪医生，心血来潮时敲定并立即加以推行，跟本谈不上严格意义上的专业“规化”！

至到现在，教育部长及其老上司马哈迪等“封闭官僚”（和前官僚），还是不肯检讨错误，还在唱着任何政策都有一小部分人反对的陈腔烂调，简直不把各民族人民的反对放在眼里。这种一意孤行的蛮干，和首相所标榜的亲民政策，简直是背道而驰！

由于国阵强行数理英化政策，民政党反对的微弱声音被压制了，马华则忙于搞243方案的翻版，它们在华社的威望已经尽失，根本无法取信于民。职责所在的教育部长则由于把整个课题政治化、种族化和情绪化了，各族人民对他也早已失去信心。

在这种情况下，看来只好由首相亲自出马，亲自接见大会的代表团，营造友善和良好的气氛，从教育的角度接纳大会的议决案，作为讨论和决解决问题的基础。首相是否愿意踏出有意义的这一步，我们拭目以待。（16/12/2005）

结束“吃死猫”的时代吧！

在我国，因为部长是“尊贵的”，所以没有人敢骂部长为“大笨蛋”，就算他真的是。不过这一次，我国副内安部长诺奥玛，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他的同僚竟然向英国广播公司的记者，狠狠地咒他是“an idiot”。

正当我国因为中国公民受辱事件而蒙羞、而为千夫所指，就算要派部长去向人家道歉，人家都还不肯轻易放过的时候，有人却不识时务到说什么“如果认为警方残暴，就回去罢”这种昏话，这种人肯定是个“大笨蛋”！

一个女警员，指示女拘留者脱光衣服，拉耳蹲站，而且被偷偷地录了像，到处流传。正当举国举世哗然，共同声讨的时候，他却为她辩护，说她只是依照常规（standard procedure）办事。意思是说，裸体
拉耳蹲站是例行公事，女警员只是受命行事，并没有什么错误可言，犯错的只是偷录像者，而不是事件本身！说这话的人，肯定是个“大笨蛋”！

被反驳了，还不认输。还强辩确实有“搜身”（body search）条文的
存在，只是诠释不同而己。把“搜身”诠释为“裸体拉耳蹲站”真是阂人听闻。致于说这是我国警局或拘留所的“常规”，等于公然承认警方对拘留者人身尊严的践踏，也即野蛮的警察国的所作所为。写到这里，我倒希望只是我们的部长愚蠢，而不是我们早已生活在恐怖的警察国里了！

有着上述“离谱”的“诠释”记录，当他指谪记者们错误地、负面地“诠释”他的意思时，他也许是以自己的诠释能力来衡量记者们的诠释能力吧！其实，首相在斥责诺奥玛时，已经为他那句简单明了的话－－如果认为警方残暴，就回去罢，提供了最完整的诠释：诺奥玛的言论已违背了政府的立埸与政策，即我国欢迎外国的客人前来我国旅游、深造、寻求医药治疗或经商！

因此，他若低头接受首相的斥责，就等于承认他有讲过这句话。否则，他根本就没有错，为什么需要道歉呢？他当然也知道，录音录像已经是目前传媒最基本的工具，讲过的话根本就抵赖不了。可是，他为什么还想抵赖？还是抵赖了？是不是因为在过去，许多部长都讲过“错话”，结果都是靠让新闻从业者们“吃死猫”而一一过关呢？

如果我说时代不同了，他也许还不相信。倘若不信，就请他上一上《独立新闻在线》，点击一下有关新闻，听一听他自己有关发言的录音吧！

每当部长或其他政府高官讲错话，新闻从业员就要被迫“吃死猫”的时代，一定要让它成为历史！为了捍卫新闻从业员的人格、尊严和专业精神，我建议代表他们的团体，例如马来西亚新闻从业员职工会
（NUJ）等，勇敢地站出来完成这项历史使命！

除了对“吃死猫”事件提出严正的抗议之外，还应该要求诺奥玛收回“死猫”，并公开向记者们道歉。如果还没有新闻从业员的代表团体敢于开罪“尊贵的”副部长，至少当天在埸、被指为错误及负面“诠释”诺奥玛有关言论的新闻从业员也应该为了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和专业精神，而勇敢地站出来抗争。

如果竟然没有任何当事者敢于站出来与“尊贵的”部长抗争，那么只好“卑贱地”认命，疼苦地、极不光彩地继续“吃死猫”！这就是“吃死猫”文化能够生存的主客观条件。

无可否认，抗争的客观时机早已成熟，新闻从业员“吃死猫”的时代也必定会成为历史。但是，总得有人挺身而出，来完成这项历史任务啊

改变警察国的形象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在2005年11月30日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复记者的提问时说，中方对数起中国公民在马来西亚受辱事件表示“严重关注”，并已多次向马方提出严正交涉。

他说：“我们注意到大马政府高级官员表示将就此事进行认真调查，中方将继续敦促大马政府严肃、公正地调查和处理这些案件，将肇事者绳之以法，并采取有效措施保护旅居马来西亚公民的尊严和人身安全。”

上述简短声明明确地表明了中方：
1. 不把该国公民在我国受辱事件视为个别的事件；
2. 已经多次向我国就有关事件提出严正的交涉；
3. 敦促我国严肃、公正地调查和处理这些案件，将肇事者绳之以法；
4. 敦促我国采取有效措施保护旅居我国的中国公民的尊严和人身安全。

如果说弱国无外交的话，正在迅速崛起的中国，自然不容该国的公民在我国连续受辱。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首相阿都拉在得知中国女郎又在警局受辱，而且还被偷拍成录像到处流传，自然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

因此，他在第一时间里，就决定派遣国内事务部长阿兹米卡立，立即前住中国，向中国政府道歉并澄清我国无意刁难中国人民，也不认为中国女性到我国的目的，是从事不良的工作。

首相希望藉此挽回中国人民，特别是旅客对我国的信心。但看来这次中国，并不准备轻易地就接受我方的道歉。因此，我国国内事务部长中国之行，至今还未能敲定日期。

无可否认，首相这次是极其认真和积极地处理有关的问题。他认为此案为“警方的耻辱”，因此直接指示全国副总警长慕沙哈山彻查有关事件，不得有任何隐瞒。据报导，在短短的数天内，一份有关该案涉及人物的身分，事情为什么会发生等详情的报告，及另一份有关四名
中国女姓旅客受辱事件的报告，都已经交到副内安部长诺奥玛手中。

但令人遗憾的是，可能由于积习难改，全国副总警长和副内安部长，一面进行调查，一面则公然为涉及的女警员辩护，说什么她是根据
“常规”（standard prosedure）办事；说什么确实有“搜身”
(body search) 的条文，只是对有关条文可能有不同的诠译而已。
。他们发表这些不合时宜的言论，除了受到法律界人士的驳斥之外，也引起公愤。因为他们的言论，已经公然违背了首相的指示。

11月28日，首相从马尔他出席英联邦国家首长会议一回国，在听取了全国总警长巴克里的汇报后，立即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将组成一个独立的机构，以调查中国女郎受辱的事件。紧接着又公布了该独立调查机构的人选。首相如此认真的态度和快速的行动，在国阵确实是少见的事。

但政府高官，如副内安部长诺奥玛并不认同首相的苦心，还不识趣地说什么“外国人若认为大马警察残暴，请回去”之类的糊涂话。难怪立即被首相斥责，指诺奥玛的言论已违背了政府的立埸与政策，即我国欢迎外国的客人前来我国旅游、深造、寻求医药治疗或经商。

诺奥玛被迫道歉，但却不负责任地指他的谈话已经被记者错误诠释。《独立新闻在线》把他的有关谈话录音挂上网，让读者亲自点击收听，证明他在说谎，不让他抵赖过关。这种勇敢地给予说谎者迎头痛击，严正地维护传媒工作者的专业尊严的作法，真是大快人心！

不论是我国公民还是外国人士，在我国警局或拘留所受辱或被虐待，绝对不是什么孤立的事件。数以十计甚至百计的事件已经陆续被揭发出来，有的已经作了宣誓书呈交给法庭，有的已经向我国人权委员会备案。警方的滥权行为，甚至使一些被拘留者丧失生命。因此，不止是涉及中国公民的案件必须彻查，涉及我国公民的诸多案件，也必须彻查，才是公平的作法。

最后，我要引用我国律师公会主席，杨映波先生的一段精辟而中肯的言论，作为本文的结束。他警告说：“如果我们仍然还是采取不足够的行动，如果我们还是在不断否认中继续睡觉，如果我们轻视我们的问题，如果我们不敢承认我们的严重问题是好几十年来我们的疏忽及逐渐腐化的结果，那么，正如首相署部长拿督那兹里最近所担忧及值得赞赏地指出的：不需要太久的时间，到时要制止我国变成十足的警察国，已经是太迟了。”

也许有人会认为我国早已是警察国。无论如何，采取有效行动还受害者公道、严惩犯罪者及确保今后不再发生类似的事件，已经是刻不容缓的当务之急。（1/12/2005）

也谈结社自由与伦理

2005年11月21日晚，出席了东方日报与雪华堂民权委员会联办的《留华同学会与结社自由》讲座会，3名主讲人为留台联总前会长及现任顾问饶仁毅，时评人谢锡福与旅台同学会前会长罗志昌。可惜没有留华同学会和留台联总的代表，成为主讲人。

3名主讲人，在不同程度上都同意有关论争不应涉入统独意识形态的斗争中，这点显然是十分重要的。虽然他们所持的观点和论述，都难免与他们所持的立埸－－或“一中”、或“台独”、或“保持现状”有关。当然，我们尊重他们的个人立埸。

例如仁毅会提及“一中”是我国的“国策”，可能与他认同“一中”的“国策”有关。锡福认为称为“留中（同学会）”没有问题，称为“留华（同学会）”就有问题，可能因为前者还符合“一中一台”的表述，而后者则模糊了中、台的界线。志昌提出“保持现状”和“住民自决”的原则，也同样显示出接近“台独”的立埸。

我在《留台留华不应扩大矛盾》一文中曾指出：“台湾海峡两岸的统独斗争，是客观存在的政治课题。如果说，留台同学会或留台联总的名称本身，可以不涉及支持“一中”或“台独”的表态的话，留华同学会的名称，在定义上可能就无法避过这一关。”

留华同学会如果必须确定，它的会员含或不含留台同学的话，就会涉及统独的课题。因为它若决定会员“含留台同学”，就有支持“一中”之嫌；若决定“不含留台同学”，则可能被指为支持“台独”。

由于留华同学会在章程中把“中国”定义为“含中国大陆、台湾及港澳地区”，也即认同了“一中”的立埸。因此，它受到支持“台独”者的不满和批评，是不难理解的。就正如它若把“中国”定义为“不含台湾”也会受到支持“一中”者的不满和批评一样。

从思想和言论自由的原则出发，我们无法阻止个人支持“一中”或“台独”。一般上，也尊重或容忍个人所持的立埸或发表的言论，包括相互批评和辩论。

关键的问题是：留华同学会在定义中国（或华）时，选择了认同“一中”的立埸，它是否在行使其结社自由与思想自由的权利？它在这么做之后，是否也应该受到起码的尊重呢？许多论者都从结社自由的角度出发，认可留华同学会的做法。

谢锡福则较为强烈地质疑，留华同学会涵盖留台同学的合理性。他认为：“……你是要结社伦理或结社自由，如果要结社伦理，则隆华堂与留华同学会欲吸纳的对象和业务范围都有问题，如果要结社自由，就大家一起玩，由‘自由市场’定浮沉，也很好。”

既然锡福也同意“如果要结社自由，就大家一起玩，由‘自由市场’定浮沉，也很好”，那为什么他不可以据此支持留华同学会的成立呢？为什么需要拉出隆华堂，然后以“结社伦理”来否定留华同学会的成立呢？

何况隆华堂和留华同学会的可比性也是值的探讨的。从组织的成员和代表性来说，雪华堂向来是雪隆华团的最高代表机构，就是历史的事实。刘磐石利用雪隆行政分家，及其亲政府的政治背景，在短短的几天内，就成功地注册了隆华堂。他另立山头，显然具有篡夺吉隆坡华社代表权的动机。正因为如此，华总至今并未接受它为成员。

留华同学会的会员涵盖留台同学，是它选择认同“一中”原则的逻辑结果。它把入会资格开放给留台同学，并不能对不想加入者，如锡福所形容的“霸王硬上弓”。它也不可能篡夺现有留台校友会或留台联总的代表性或代表权。

仁义指出留台联总是团体会员，与留华同学会个人会员不同。笔者认为他指出这点是极其重要的，因为留台联总上述组织结构，确保了它作为留台同学最高机构的代表性。仁义也指出，由于留台同学数量众多，开放留华同学会给留台同学的结果，就出现了将来留台同学控制留华同学会的可能。在说明“捞过界”其实是双向的。

套一个哲学的说法，从华社的利益出发，雪华堂和隆华堂的矛盾是势不两立的对抗性矛盾。留华同学会和留台同学会或留台联总之间，除非发展为统独的对抗，则是非对抗性的，可以调和的矛盾。

除非有人刻意要用“台独”的立场来和留华同学会划清界线，认为留台同学绝对不应加入留华同学会。否则，看不出留华同学会在“结社伦理”上出了什么大毛病，必须和隆华堂等量齐观！

我的结论是，既不同意以“结社自由”来为隆华堂的成立辩护，也不同意以“结社伦理”来判留华同学会的死刑。换言之，“结社自由”的一般原则，应可适用于留华同学会；而违反“结社伦理”的十字架，还是让刘磐石和隆华堂去继续背负吧！（26/11/2005）

回教党力保丹州政权

回教党力保丹州政权


回教党的吉兰丹州政权，自从上届全国大选仅以24席对国阵21席的微差多数席位险胜，该州政权简直就“危如累卵”了。对“颠覆”反对党政权有着“丰富经验”的国阵而言，只要有必要及准备付出代价，要使丹州政权易手，绝非难事！

在变幻莫测的政坛，回教党有能耐保住丹州政权至今，已经近乎奇迹！随着回教党彭加兰巴西州议员旺阿都阿兹，因癌症病逝导至的补选（将于2005年11月27日提名，12月6日投票），回教党与国阵准备争夺的，就绝对不止是一个州议席那么简单了。

彭加兰巴西补选，回教党无疑是输不起的。若输了，要赔上的可能是丹州政权，回教党今年6月才产生的、新一代领导层的威信，和该党及替阵在来届大选东山再起的期许、士气和前景。

同样的，巫统/国阵也早已摆出一副“志在必得”、绝不“坐失良机”的姿态。巫统的高层领袖，包括首相和副首相,已经公开表态，表示有关补选的胜败，将关系到丹州政权的存亡。

副首相纳吉发出要胁：“如果补选结果显示出丹州人民的求变意愿，由回教党执政的丹州政府应该解散州议会。”首相阿都拉，以比较委婉的口气，提出同样的看法：“一旦国阵在彭加兰巴西补选中取得胜利，将交由吉兰丹回教党州政府自行决定是否要解散州议会，以重新取得人民的委托。”

不论由于什么因素，回教党若真的输掉彭加兰巴西州议席，届时将出现的局面，确实不容易收拾。想象一下，若国阵出尽“法宝”，终于胜出，它会满足于一个席位的胜利吗？既然已经制造了丹州人民“求变意愿”的舆论，国阵还会坐失上台执政的机会吗？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恐怕回教党的州议员，也不是个个都能够做到忠于党和敬畏安拉，不为利诱所动吧！

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有变，回教党恐怕连重新寻求人民委托的机会都没有了。换句话说，如果要考虑解散州议会，重新寻求人民的委托，只可能考虑在补选之前，而不是在补选之后。难怪在较早时，丹州国阵主席安努亚慕沙，就曾经估计回教党会在补选前要求苏丹解散丹州州议会，以避开在彭加兰巴沙的补选中与国阵决一胜负。

如果回教党目前是处在良好的状态，有信心背水一战以取得更佳的整体成绩，解除丹州政权被颠覆的危机和隐忧；那么，这无疑是值得考虑的上策。如果舍此上策，只准备全力以赴，保住彭加兰巴西以挽救岌岌可危的丹州政权，回教党处境的困难也可见一斑。

如果根据1990年到2004年4届大选，回教党在彭加兰巴西州议席都战胜国阵，除了2004年多数票仅55张，其他3届，多数票高达2835张（1990）、1036张（1995）、及2862张（1999）。而近年来回教党参加的吉兰丹6埸补选，即双溪槟榔、林本岸、仑当、浮罗真隆、话望生和士美腊，只有士美腊落败，其余都告捷的情况来判断，回教党这次补选的胜面应该说还是比较大的。

可是，当国阵“志在必得”的是丹州政权，及考虑到这一补选的胜负，在战略上将影响到下届大选的士气和回教党和替阵能否东山再起的大局时，国阵肯定要挟着上届大选“蓝潮席卷”的余威，全面总动员，不择手段和不惜代价地强行夺取彭加兰巴西州议席，并假借丹州人民“求变的意愿”，伺机夺取丹州政权。

在回教党输不起，而国阵又志在必得的局面下，一埸空前的恶斗即将全面开展。很快的，彭加兰巴西就要成为国内外媒体的焦点。已经获释的前副首相、人民公正党现任顾问安华，在本月初已经发表文告表明届时将亲自前往彭加兰巴西助选，也会成为另一焦点。

一些网上评论，对“安华效应”在补选将起什么作用，有着不同的看法和期待。安华的支持者很希望能够看到安华，带领人民公正党的大批干部，全程投入助选活动，重振替阵的旗鼓，为他的重返我国政坛掀起另一高潮！总之，关心安华政治动向的各有关方面，都肯定会以安华在这埸关系重大的补选中，助选活动的投入程度和所发挥的作用，来衡量他“再战江湖”的热诚和影响力。

有“政坛跳蛙”之称的，前巫统巴西玛士区会主席依不拉欣阿里，已经宣布将以独立人士身分参选。他当然会利用这次的机会，对巫统报一箭之仇。国阵方面已声言，将设法解决依不拉欣阿里这个不利的因素。因此，政坛跳蛙，也算得上是另一个变数。

选区里共有966名华裔选民。由于这次胜负，多数票可能很少。因此，有论者甚至把华裔选民的投票动向，作为这次补选胜负的关键。这此华裔选民看来已经身价百倍，成为每票必争的大热门。另一关键是近2000名的新选民。据报导，巫统女青年团准备动员2000名干部，把目标锁定在35岁以下的年轻选民，进行沿门逐户的地毯式拜票访问。

当然用的最烂、国阵认为最管用的法宝还是“金钱政治”和“发展政治”。据回教党的资讯，每票价码已经报价500元至1000元之间。此外，吉兰丹国阵主席安努亚慕沙，已经公然向吉兰丹州政府发出挑战，要州政府和中央政府一道，同时向选民公布各自的“发展计划”，让选民“受惠”云云。彭加兰巴西的选民有福了！（18/11/2005）

“国阵精神”与“独断独行”

“国阵精神”与“独断独行”


随着9大华团达致“坚持华小数理科以母语教学和考试”的共识之后，民政党署理主席许子根博士俯顺华社民意，公开要求国阵政府允许各源流小学数理科以母语教学，无疑是适时与值得欢迎的。

当然我们不会忘记，子根之所以能够取代郭洙镇，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郭氏虽然带领了教华人士参政，但这些年来与董教总的关系，实际上是渐行渐远。在民政党即将进入子根领导的时代，子根若能够吸取洙镇的失败经验，重新搞好与董教总的关系，毕竟也是一件好事。

此外，子根在从政前是从事教育专业的，也算是国阵领袖中，最有资格对有关政策发言的领袖之一。而他身旁的杜乾焕博士等人，向来对华教运动也具有较大的诚意。因此，许博士这次的表态，笔者不会觉得太过意外。

但马来主流传媒（主要是马来前锋报）反应的强烈程度，倒是令人寻味。2005年11月8日，马来前锋报在封面版刊登了题为《提醒民政党－－停止英语教数理的辩论》。它似乎预感到，如果不施压制止，一埸反对以英语教数理的辩论，即将在全国范围内爆发。

该报记者还特地访问马来人策略和研究基金会（Yayasan Kajian dan Strategi Melayu）主席Datuk Dr. Mohd Radzi Abd. Latif, 直接质疑民政党
这么做的动机。他说：“各有关方面都应该寻找办法，改善任何教育政策在实施上（的弱点），试图向后倒退的的行为，实际上会引起公众人士质疑他们这么做的动机。”

次日，许子根表明民政党全力支持，政府认为每个人都必须掌握英语的政策，但重申为了改善学生在科学与工艺方面的成绩，数理以马来语、泰米尔语和华语等母语教学，会更为有效。马来前锋报又在封面版刊出颇为煽情的大字标题：《民政党不退让－－子根坚持继续提出以英语教数理的课题》。

11月11日，教育部长希山慕丁，在报上公然非议许子根所提要求，指该党坚持以母语教数理的谈话是“不负责任，不一贯，以及不实际的”。他说：“许子根应该比我更负责任 ，因为许氏涉及三年前在国阵 会议上制定这项英语教数理的政策，当时我并不在会议上。”

教长强调，他不会对英语教数理的课题随意做出妥协和修改。他只同意检讨英语教数理的执行方式，而不是更改这项政策。他还透露已收到马华、马青和国阵青年团的建议书，他们也只是要求检讨政策的执行方式而已。教长这段话，证明了马华和马青的实际做法是乖离9大华团的共识。

除了教长之外，副首相纳吉也批评民政党，公开谈论该课题的举动是不符合“国阵精神”的。他认为民政党如果对英语教数理有不满，应该在内阁或国阵最高理事会闭门协商，而不是公开谈论该课题。

在教育部长和副首相抢先表态之后，首相阿都拉才出面表明有关政策不变，并要求各有关方面停止继续争议有关课题。

在上述各种压力下，子根像绝大多数国阵非巫统的领袖一样，不敢继续抗争，并以“产生误解和错误诠解”之类的“泄气话”下台。众所周知，子根的语文表达能力绝对不成问题，而主张以母语教数理又是明明白白的事，需要什么“诠解”，又何来“误解”呢？

明显的他是“妥协”了：答应不公开讨论，只将通过政府及国阵内部继续反映意见及争取。即使这样，马来前锋报对“他将通过政府及国阵内部继续反映意见及争取”这样的表态似乎还是不满意。因此，该报的有关标题为：《我将继续提出（有关）课题》！让人产生一种子根不愿意妥协的错误印象！

该报还以《我不会理睬种族论争课题》的大字标题，在第8版报导教育部长希山慕丁，以权威的口吻教训民政党：“我不会理睬种族论争或单一学校源流的问题。我的立埸是始终一贯的。这是不能以任何藉口加以争论的政策问题。（这课题）到此为止。”

以英语教数理课题根本不是单一源流的问题，或什么种族主义的论争。为了压下巫统政客这种嚣张的气焰，对上述“谬论”和“歪曲”给予批驳是完全必要的。否则，做为国阵成员党的基本尊严，必定荡然不存！

大家心里明白，英语教数理这政策，是三年前马哈迪威权政治的产物，绝对不是什么民主协商的结果。当年马华、民政同意有关政策，固然应该负起责任。但如果说经过三年的实践，证明它是一个错误的政策，将使到千千万万的各族学生受害，为什么不能公开讨论或加以检讨呢？

如果公开讨论具有广泛代表性的9大华团的共识，是违反“国阵精神”的话，那么“国阵精神”岂不是变成反人民、反民主的“独断独行”了？子根和民政党能够屈服在这样的“国阵精神”之下吗？是不是应该问一问：现在是什么时代了？（14/11/2005）

马华不应继续自欺欺人

我国种族政党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声称代表和维护有关族群的意愿和利益。可是在实际上，它们时常乖离、甚至把有关政党的意愿强加在它们所声称代表的族群上。这些种族政党的立埸，往往是“政治妥协”的产物。马华对华小以英语教数理科目的最新立埸，再度证明了这一点。

董教总、华总、七大乡团协调委员会、校友联总、留台联总、南大校友会及全国校长职工会等八大华团在2005年10月26日所达致的，坚持华小的数理科必须以母语教学及考试的共识，可说是最具代表性的华社意愿。

八大华团会后所发表的共同文告，明确表明：
· 以英文教数理，不但无法有效提升学生的英文能力，反而影响学生学习数理的教育素质和造成心理压力。
· 若小学六年级评估考试，数理科以英文做为考试媒介语，将导至华小只剩下华文科以母语做为教学和考试媒介语；华小将丧失以母语做为主要教学媒介语的本质。
· 支持政府提高国人掌握英文的努力，但需依据语文教学的原理。

八大华团的上述共识，基本上是根据董教总坚持母语教育的立埸为出发点。由于董教总已经先后和民政党及马华，就华教课题进行交流，马华应该十分清楚华社上述共识。如果马华一如它所声称的，代表和维护华社的共同意愿，它就有义务和责任根据八大华团的上述共识，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案。

可是根据11月5日传媒的报导，马华总会长黄家定却宣布了马华对有关政策的所谓“非常鲜明和明确”的立埸：
· 华小数理科，无论是1至3年级或是4至6年级，都应以华语为主要的教学媒介语。
· 真正符合华小本质的，就是确保华语是华小的主要教学媒介语，这是不容质疑的。
· 在确保华小不变质的同时，兼顾华小生升上中学时，能够克服英语教数理的挑战。

马华的所谓“非常鲜明和明确”的立埸，其实是它的妥协性的“2－4－3方案”的延续，是乖离了八大华团的“坚持母语做为华小数理科的教学和考试媒介语”的共识的。

因为马华主张“以华语做为华小数理的主要教学媒介语”，事实上就是有如“2－4－3方案”一样，以华、英两种语文作为华小数理的教学媒介语。马华对考试媒介语避而不谈，原因大家心知肚明。因为教育部除了曾经表示过在2008年，华小数理科将以英文出题之外，并没有答应过以华英双语出题，学生可选择华文作答。

马华说过“以什么语文教学，就以什么语文考试”，要华社相信华小现在是以华、英双语教数理，所以2008年将以双语出题，届时华小学生可以选择以华语作答。可是，教育部似乎有另一套想法，他们把“2－4－3方案”当成是过渡性的方案。当局认可的只是以英语教学的部分，以达致和国小、淡小在课程和考试的统一，当然也包括和国中衔接的问题。

如果教育部坚持在2008年各源流小学数理以英文统一出题，那么马华声称的以华文为华小数理科的主要教学媒介根本就无法实行。因为可以预见，“功利”的家长们将会要求学校以英语作为主要教学媒介，确保孩子们能够应付英文出题的试卷。

结果不论各有关方面如何为本身的方案辩解，华小的实际做法，很可能还是逐渐移向以英语课本和媒介为主，以华语课本和媒介为辅，进行效率不高的翻译教学或重复教学。最后，也很可能还是要乖乖地去参加以英文出题的数理考试，因为巫统坚持的事，马华公会或民政党基本上是无能为力的！

家定说：“我们认为，真正符合华小本质的，就是确保华语是华小的主要教学媒介语，这是不容质疑的。”这话可圈可点，因为这正是我国教育法令所定义的华小的本质。对国小和淡小而言，也同样适用。

当年马哈迪心血来潮，在我国推行中、小学数理科以英语教学，其实是违背我国教育法令所赋予各源流母语学校，以母语作为主要教学媒介语的权利。当年马华不敢以我国教育法令的规定为根据，为我国各源流母语学校请命，而是大搞妥协、折衷的“非驴非马”的“半天吊”方案，是埋下目前两难困境，及可能过不了2008年大限（指华小数理科考试媒介）的根本错误所在。

现在马华的总体策略，应是回归华社的共识，以我国教育法令所赋予的权利，坚持各源流母语学校以母语作为主要教学媒介，包括数理科在内。不能设想，国小和淡小数理科以母语教学的权力失守，华小反而可以保得住。正如很难设想，当国小和淡小必须以英文作为数理的考试媒介的时候，华小独能以双语出题，而学生则可选择华文作答。

坚持各源流中、小学数理科以母语教学和考试，才是真正“鲜明和正确”的立埸。以这立埸为出发点的解决方案，才是正确的解决方案。任何“2－4－3方案”的延续，任何“折衷”、“兼顾”的一厢情愿，最终都可能过不了2008年的“大限”。因此，在这关键时刻，马华不应该继续“自欺欺人”了！

根据以上的简要分析，华社维护母语教育，是不能依赖马华的。目前更为重要的，是唤醒各族人民关于我国教育法令赋予各流源母语教育的权利。联合各源流学校的有关方面，进行联合抗争，也许更为有效。除了发文告，开研讨会之外，是否可以考虑一些新的斗争方式？

例如是否可能从各源流小学中，各找出一间小学，联合起诉有关当局，指它侵犯教育法令所赋予各源流母语学校以母语作为主要媒介语的权利？如果独大有限公司当年可以起诉政府，为什么现在不能呢？何况我们的出发点是母语教育，而不止是华文教育而已！（5/11/2005）

汽车政策与利益分配

2005年10月19日，政府公布了国家汽车政策架构及税务架构，国人期待已久的国家汽车政策，总算有了个眉目。可是，它并没有给人带来什么惊喜。不要说对目前国产车危机有任何前瞻性看法，就是对闹到满城风雨的AP 丑闻，也没有明确的解决方案。

AP政策的弊端，普腾今日所陷入的困境，足以说明问题。前首相马哈迪医生，始终坚持有关政策是好的，只是在执行上出了问题。由于是AP制度的始作俑者，他这种死不认错的态度，不难理解。但旨在解决国产车危机的新国家汽车政策，虽同意最终放弃AP制度，却没有具体的进程规划，显然决心不足。

新政策对AP采取了所谓4大措施，即：
1. 冻结发出进口新汽车品牌的特许AP；
2. 明年停止发出“改装车辆”的特许AP；
3. 允许土著控制的上市公司直接申请AP；及
4. 通过公开AP进口1至5年车龄的二手车辆。

有趣的是，这几项新措施，似乎都和前首相马哈迪医生的严厉批评有关。说明了它的重点，似乎着重于利益的重新分配，并没有改变AP制造成国产车失去竞争力的最严重弊端，也没有解决加重国产车消费者的负担，以肥极少数“AP大王”的不合理现象。

国际贸易和工业部长拉菲达，在内阁的指示下，于2005年7月14日致函给前首相马哈迪医生，向他解释有关AP所引起的各项问题。在覆信中，马哈迪列出了拉菲达的7项“虚假说法，以掩护她本身的错误”，其中包括：

· 马哈迪否认是他批准 Naza Kia Sdn Bhd 的 Kia Carnival 品牌，给予国产车的地位。他指责拉菲达在该汽车仅拥有18％的本地组件、不符合条件的情况下，擅自作出有关批准；
· 指责拉菲达拒绝执行他的指示，以调查通过AP进口的汽车，其进口价（Landed price）为什么这么低；
· 指责拉菲达对2004年所发出的AP数量，提出三个不同的数据，指出AP的总数若限制在上一年国产车总数的10％的话，那么2004所发出的AP数量，应比拉菲达所提出的三个数据都来得小才正确；
· 指责拉菲达发出一种进口所谓“改装汽车”（Tuned-up car）的新AP，其实这些汽车根本没有改装过。这等于说拥有这类AP者，可以自由进口各类型的汽车；
· 指责拉菲达所公布的1800cc以下的进口汽车的数量，即17，455辆是缩小了的数量；
· 指责拉菲达误导内阁接受亚太贸易协定，因为她没有向内阁表明有关协定的第二条款，对我国的国产车是不利的，该条文的内容为：任何汽车，若40％组件是来自任何一个亚太国家，有关汽车即可被视为有关国家的汽车；
· 指责拉菲达把AP发给条件不足的少数几个人，其中两人在2004年获得13，342张AP，在2005年则获得16，785张AP。

无可否认，新国家汽车政策有关AP的四大措施，显然试图解决或缓和马哈迪的上述多项指责，但对Naza Ria 的国产车地位却保持沈默。

为了说明Naza Ria 的国产车地位是拉菲达背着首相，私底下给予批准的，马哈迪还特地公布了Naza Ria Sdn Bhd 于2002年5月21日致给他（当时首相）的一封有关的信件，以证明该公司并不是要求他批准Naza Ria 的国产车地位，而是有如该信第7段所说的，请他“提出劝告和促成此事”。

但有关封件的第1段就通知首相，该公司已经向国际贸易与工业部提出申请，要求贸工部发出执照给该公司，作为生产Kia 品牌汽车的装配厂。而该信件的第8段，则对“首相和政府的一切协助，使此事受到考虑及批准，表示珍惜和感激。”

因此，首相在有关信件上所批示的“我不反对”（Saya tidak ada halangan），也可以被视为首相不反对国际贸易和工业部“考虑及批准有关事宜”。而且首相还承认：“我确实在2003年8月27日出席了该车的推介礼，宣布它的国产车地位。”

既然反对，为何又出席它的推介礼，并亲自宣布它的国产车地位呢？马哈迪本身就有两种不同的说法。根据2005年10月15日马来前锋报的报导，马哈迪说，在推介该车时，他惊异地发觉到，该车已经重新命名为Naza Ria 并已取得国产车的地位。这时他想离开却已经太迟了！

第二种说法，见诸他答覆拉菲达的有关信件中。马哈迪说，他之所以会宣布Naza Ria 为国产车，是他相信国际贸易与工业部已经做出审查，该车已经满足了作为国产车所应具备的一切条件，包括本地汽车组件应占的比例。可是，在接下来的内阁会议中，他才得知，Naza Ria 的本地组件只占18％。显然他已经被拉菲达“耍弄”了！

这两人之中，到底谁说假话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发生在像马哈迪这样的“威权者”和他的所谓“亲信”之间，竟然还有如此见不得光的“你虞我诈”，巫统高层腐化到如此地步，如果不是从老马口中讲出来，真是难以令人置信。

指出这一些，是为了说明所谓国家汽车政策的制定，事实上并未能真正摆脱巫统内部朋党利益的争夺。事实上，在目前西方一些经济先进大国，汽车工业也陷入危机，有的甚至倒闭的情况下，政府若无法提出令人信服的分析和愿景，说明像我们这样的“小国寡民”，同来可以维持具有经济效益的国产车，那么，不论包装的如何美丽的国家汽车政策，都可能经不起时间的考验。

在这种情况下，期待在一两个月后即将公布的国家汽车政策，既能解决目前AP制及国产车政策所存在的弊端，又是真正有利于我国汽车消费者、汽车业及我国总体经济的发展，似乎是不可能的。（22/10/2005）

官僚们的各种“藉口”

“布城高教部大门深锁，部长拒见大专生团结阵线”，读到这样的标题，我们已经习以为常。因为在我国，高高在上的部长见不见老百姓，似乎是他的权利，谁也奈何他不得。

不要说“人民是老板”，就以首相所标榜的“亲民”政策为准，部长也应该主动走向人民，协助人民解决他们所面对的问题。现在是大专学生，因为开展争取校园民主的斗争，遭受到校方的迫害。有鉴于事态的严重，约80名各校学生才集合在高教部，要求会见高教部长沙菲益，请他协助。既然学生们已经来到门前，负责高教的沙菲益部长，怎么可以拒绝接见他们呢？

推说开会，没有时间等这类“老掉牙”的藉口，只能让人对部长的不具诚意更为反感。何况学生苦候约两小时，部长就不能抽出一些时间来见见他们，以显示一点关怀吗？不论由于什么原因，不愿接见“异议者”，无法摆事实讲道理，都是有违民主精神的。

派手下接见，也是官僚喜欢使用的另一招数。既可避免理屈词穷时的窘态，也可由手下去“探探虚实”。必要时手下也可以“打打太极”，说什么他没有权力作决定，将把有关意见或要求传达给部长云云。总之，尽是说些“废话”，把来者打发回去就算交差了！

这边高教部长“忙”到无法接见学生，那边却传闻博大副校长阿查里莫哈末，却有“闲暇”出现在高教部门后“观查整个事件的过程”，而且博大还派出数位工作人员，手执相机与摄影机当埸摄录事件过程。

这说明有关当局并没有为学生解决问题的诚意，他们更感兴趣的似乎是如何对付“闹事”的学生。难怪博大的学生会敏感地说：“我担心博大校方又会对出席的学生采取行动了。”当局为什么要制造这种对抗的气氛呢？上述学生不满地抗议道：“将高教大门锁上，是非常荒谬的，难道学生是恐怖分子吗？”

类似的例子，俯拾皆是。例如当教育部长希山慕丁在国会走廊，被记者问及董教总等8大华团呼吁政府恢复以母语教数理的课题时，他也同样不敢面对问题，而是以一些毫无关系的“标准官话”加以敷衍扯淡。

说什么：“政府会考虑任何有利于国家发展的教育政策建议，但前提是不可过于倾向某一种族、源流或者宗教的狭隘理念。”

又说什么：“无论是什么建议，他们必需先想得更加深远。否则，每次我们一谈起教育课题，某些组织就会声言捍卫某些种族、教育、以及源流。对于我来说，这是非常不建康的。”

这类离题万里的官话和废话，都是当“高帽”拿来“压人”的。虽然是胡言乱语，但用以应付怕官的驯民，有时还是可以“过关”的。其实，董教总等8大华团，主张以母语教数理，是适用于各种族、各源流的，和宗族根本扯不上任何关系。这些教育部长应该是清清楚楚的。

最近和几位马来民族主义者一齐用餐。据他们反映，各地反对以英语教数理的马来人仍然很多，包括巫统的一些部长，也不赞同这种损害国语地位的政策。

据说柔佛州巫统也是反对有关政策的，但希山慕丁还是我行我素。他们认为，这政策是前首相马哈迪的杰作。目前在巫统/国阵内贯彻这政策的，主要是亲老马的副首相和教育部长。首相阿都拉虽然并不十分认同上述政策，但由于仍旧居于弱势地位，还不敢轻举妄动。

在这种情况下，董教总等8大华团对教育部长的不负责任言论，理应给予严正的批驳。此外，也应该预约时间，派代表团把有关议决正式提呈给首相，要求首相重视英语教数理的危害性，及时废除这项错误的政策。

董教总亦应该联合其他民族母语教育的维护者，包括国阵内的民族主义者及对母语教育有正确认识的人，有组织、有步骤地坚决开展反对以英语教数理的错误政策， 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29/10/2005）

停止迫害大专同学

“说一套，做一套”，是国阵实政的基本特点。最新的例子是我国高等教育部长沙菲益在国会高谈将检讨已经施行了34年的《大专法令》的同时，一些大学当局却准备以该法令来对付争取校园民主的大专学生，让人深感受骗。

据报导，有关大学当局已经援引大专法令，准备对林仕妆等8名大专生采取纪律行动。就以仕妆为例，她的“罪状“有二”：第一，煽动学生杯葛今年9月29日的校园选举；第二，参与今年10 月7日在国家
回教堂前的集会，该集会的目的是游行至马来西亚人权委员会，以呈交 有关2005/2006年校园选举的报告。

校园选举是校园民主的实践，而赞成、反对和杯葛等，都是民主的基本范畴和权利。大专生若有不满，以和平方式集会、游行和呈交备忘录等，也是他们应享有的宪赋权利，不应受到质疑和剥夺。特别是人权委员会是法定维护人权的机构，向它提呈备忘录可说是天公地道。因此而受到对付，简直是天大的笑话！

“杯葛”校园选举，是学生们为了抗议不民主的选举条规，被迫采取的行动。“杯葛”意味着放弃参选，让对方胜出。因为学生放弃了竞选的权利，所以杯葛可说是消极的行动；但它也可以通过暴露选举的不民主，和争取革新选举条规，而达到化消极为积极的目的。

因此，杯葛本身只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采取杯葛行动后，如果没有其他后继行动加以配合，以达到化消极为积极的目的，其结果很可能会使学运陷入更大的低潮，不利于维护校园民主和学生自治的长远目标。

既然杯葛是一种自觉放弃权利的行动，它当然没有抵触任何民主的原则。相反的，强迫别人充当民主的橱窗，为不民主的选举条规和制度涂脂抹粉，倒常常是扼杀民主者的伎俩。

在1969年，劳工党与人民党组成的社会主义阵线，也曾经认为我国民主已经死亡，而号召杯葛该届大选。无独有偶，当时许多左翼干部也曾因为号召杯葛大选而遭受到对付。在不民主的游戏规则下，强迫别人下埸自取其辱，事实上也是一种强奸民主的作法。

当权者应张大眼睛，回顾一下国内外的学生运动，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不论是1919年发生在中国的五四运动；1968年发生在法国的学潮；近年来发生在印尼、菲律宾和泰国等地，学生广泛参与的人民力量运动；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全世界学生参与各殖民地人民，反帝反殖的解放斗争和大规模的反战运动；及我国上世纪五十年代及七十年代的学生运动等；都绝对不止是和平集会、游行和呈交备忘录那么简单，那么温、良、恭、俭、让！

我国大学生如此驯良，如此奉公守法，我国各大专院校的行政当局还是不肯放过他们，还要援引《大专法令》来对付他们，是不是要迫使他们更加激进化、甚至被迫转入地下进行非法的颠覆活动，才肯罢休？

必须强调指出的是，这次五所大专院校维护校园民主的候选人集体杯葛选举，是有他们的理由的。从学生团体所发表的文告，及传媒的报导和评论，可以看出校园民主与学生自治的原则，显然已经受到粗暴的践踏。校园选举似乎不再是学生自己的事，而是副校长、学生事务局甚至校园保安等可以任意加以干预和操纵的。

学生不被视为实践民主的主体，他们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并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他们不但无权参与校园选举规则和制度的制定，甚至连被谘询都没有。大学当局垄断了决策权，而且制定了一千零一条规则来规范和限制他们。

更加离谱的是大学当局和主流传媒，硬把学生二分为“亲政府”和“亲反对党”两大集团。有关当局和校园外的政治势力据说一早就召集各“亲政府”的组织（例如宏愿俱乐部等）进行部署，确保“亲政府”的候选人能够取得胜利。

有关当局对候选人的参选条件，进行了许多不合理的限制：例如学术成绩、口才、过高的押金、校方行政人员的签名、不准结盟等。竞选活动也流于形式，不但日期短，竞选活动的地点、时间，宣传的内容、方式，宣传品的形式、内容、数量，张挂或分派的地点， 投票的方
式等，一切的一切，都详细加以规定。校园保安人员，还在三更半夜，突袭女生宿舍，搜查“非法”宣传品，好像美国情报局，突袭搜查“恐怖分子”嫌疑犯一样煞有其事。

学生们最后要求校方允许马来西亚人权委员会，派代表监督这次颇具争议性的校园选举，确保它能自由与公正地进行。连这么合理与起码的要求也被拒绝了！学生们是在这种百般无奈的情况下，才决定杯葛这次选举的。因此，如果有谁应该出席听证会，及被纪律行动对付的话，应该是涉嫌干预和操控校园选举的有关方面，而不是仕妆等开展维护校园民主和学生自治斗争的同学！

留台留华不应扩大矛盾

华社目前正值多事之秋，可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最新的舆论焦点，涉及在双十节宣告成立的留华同学会与留台联总所产生的矛盾。如果处理的不好，甚至可能扩大为两会不必要的对抗。

存在已超过30年的留台联总及其26个属会，是历史的产物。同样的，留华同学会的诞生，也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因为越来越多的留华学生的福利毕竟需要有人照顾，若要留台联总来照顾他们，可能就不那么“名正言顺”了。此外，留华同学也必须和留台同学一样，组织起来，对社会作出回馈。

台湾海峡两岸的统独斗争，是客观存在的政治课题。如果说，留台同学会或留台联总的名称本身，可以不涉及支持“一中”或“台独”的表态的话，留华同学会的名称，在定义上可能就无法避过这一关。

很难想像留华同学，会为“台独”着想，刻意回避“留华”（或“留中”）这约定俗成的名称。为了决定港台澳地区的同学是否有资格成为会员，就必须把“中国”（简称“华”或“中”）加以定义，统独课题就自然牵涉进来了。留华同学会在章程中把“中国”定义为“含中国大陆、台湾及港澳地区”，也即认同了“一中”的立埸。

留华同学会，在对“华”下定义时，虽然无法回避“一中”或“台独”的抉择。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有意突出统独的矛盾，或存有与留台校友会或留台联总对抗的动机。留华同学会主席陈志成和署理主席王瑞国，在记者招待会上不断强调同学会作为文教团体及为同学提供服务的宗旨，尽量回避统独的议题，也说明了这一点。

留台联总日前发表的文告，也没有在统独课题上做文章。首先，它声明该会前会长陈志成筹组成立的留华同学会纯属个人行为，与留台联总完全无关，也与留台联总属下全国26个留台属会无关。陈志成对此不可能有任何异议。

其次，文告强调：“留台联总与各属会数十年一路走来、始终如一，绝不会因任何外来因素而受影响，将一如既往继续贯彻与落实为留台人谋取福利的创会宗旨，继续扮演好协助学子赴台升学的工作。”这点也无需置疑。个人认为，留华同学会目前的工作重点，应放在台湾以外的地区，以达到分工的目的。



文告的第三点，有点语焉不详，较具争议性。文告说：“留台联总吁请所有留台人坚守岗位，维护和巩固现有的留台组织”。这是维护自己组织的作法，无可厚非。

但若留台留华两会，都互不限制对方会员入会的话，文告接下来所说的“不鼓励擅自加入留华同学会，避免造成混淆的局面，引人非议”，则有过度反应之嫌。如果“造成混淆”是指声明第一点的顾虑，不是澄清了吗？“引人非议”之说似乎有些牵强。

从一些评论报导的字里行间，感觉到留台联总前会长及现任顾问陈志成，与现任留台联总领导层之间可能存有人事纠纷，以致陈君筹组留华同学会，被视为“另立炉灶”，给人一种“闹分裂”的印象。

如果因为涉及人事问题，而影响到两个组织之间的关系，对双方的组织来说，都是极不公平的。因此，严格区分个人恩怨（若有的话）和组织之间的关系，是完全必要的。

致于留华同学会的成立，若“不经意地牵动中台在海外的统战神经”，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如果中共把留华同学会，当成“一中政策”的统战对象，或台湾民进党政权拉拢留台联总支持它的“台独政策”，也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问题是我们无须因为统独的分歧（应允许会员对统独问题持不同的立埸和看法），而闹组织上的分裂或组织之间的对抗，因为对双方组织而言，统独问题不应取代同学会章程里所列明的宗旨，而提高到势不两立的原则对抗。

相反的，留台联总和留华同学会，都应在照顾会员的利益，及维护母语教育和民族文化等方面，与董教总为首的华团领导机构，紧密配合，作出各自的积极贡献。

目前，双方所应该体现的，应该是更大的宽容和谅解。各有关方面，亦应停止发表不利团结的言论，让大家先行冷静下来。只有认清了矛盾的性质和采取正确的处理方式，才能解决组织之间的问题。也许在适当的时候，双方有必要坐下来，为促进双方的团结和谅解，作出努力！（14/10/2005）

“权贵”与“小人”

不知是不是一种错觉，最近华社好像比较有生气。对一些课题－－有些固然是老问题，也常有座谈会加以探讨，而且似乎较认真地在分析和重估一些现状。政党渗透华团的课题就是一例。

在我国的政治史上，“渗透”与“反渗透”最初是马共与政府之间的一场角力。由于马共被宣布为非法组织，只好“渗透”合法的团体，以宣扬他们的政治理想，开展他们的统战工作。

对政府来说，马共的“渗透”是“非法”的，他们的活动就称为“颠覆活动”。因此，从政府的角度出发，“渗透”是具有秘密、非法的动机和意图，必须加以杜绝。当年的办法，就是援引内部安全法令对付一切“嫌疑犯”－－而且宁可捉错一百个，也不可放过一个。事实上，许多对反动政权具有威胁的进步政党、工运、学运和各界的民主人士和议异分子，也一样会被冠以“亲共”之名，加以对付。

可见，“渗透”至少具有“颠覆”有关组织的意图，是属於对抗性的矛盾。因此，沈慕羽先生当年以马青领袖的身分，参加维护华教的工作，从来就不曾被视为“渗透”华教队伍，因为他并没有任何“颠复”华教运动的的意图。相反的，他维护华教的鲜明立场，反而被视为“颠复”了马华反华教的立场，结果被马华采取纪律行动，开除出党。

其实，不少地方上的马华基层领袖，也同样是董教总的基层干部。由于他们没有任何“颠复”华教的意图，甚至在马华对母语教育采取与董教总对立的立埸时，放弃党性，站稳维护母语教育的立场。因此，他们当然也不能被视为是华团的“渗透”者。

新上任的吡叻董联会主席张华，会被该州华团视为“渗透”者，主要是对他的华教立场“投不信任票”。正如有评论者指出的，他的获选过程，更接近于“鱼目混珠”或“引狼入室”（曾获得前华教领袖的公开或私底下的“祝福”）。

因为他在竞选吡州董联会主席时，曾答应“淡出政治”，中选后却宣布准备竞选马华中央委员，才触发华教工作者的反对。如果这次获选的，是同样具有政党背景的陈正华，相信“渗透”华团的问题也不致于会产生，因为他维护华教的立场，始终与董教总的立埸一致，不存在任何“颠覆”的问题。

马华副总会长翁诗杰，认为马华没有必要渗透华团，因为华团光辉不再，而且喜欢“巴结权贵”。这和新纪元讲师莫顺宗，感慨华团“君子”难求，却有太多的“小人”，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不同的是，前者身为“权贵”，难免语带不屑；后者则是“恨铁不成纲”的“责之严”。

无论如何，翁诗杰确实看穿了一般华团领袖的“致命伤”－－喜欢“巴结权贵”。因此，许多华团，无需“渗透”或“收编”，早已自动“投怀送抱”。即使剩下三几个不那么听话的，在软硬兼施之下，也少有“不识趣”的。在这样的现实下，难怪翁诗杰要大言不惭地说什么“华团根本就没有被渗透的本钱”！

翁诗杰非议那些口头上批判权贵，但还是要巴结权贵的华团领袖，指他们拥有“双重心态”。可是，他本身似乎也同样具有“双重心态”：一方面，否认政党渗透华团，是有利可图的；另一方面，又承认政党渗透华团，是为了扩展人脉和影响力，这是任何政党都离不开的意愿。

他批判华社过于“泛道德化”，否认部长拨款是为了达到“收编”拨款对象的目的。如果翁部长真的认为拔款只是把政府的资源分配给群众，为什么反对党的议员就没有拔款的方便呢？他又怎么看待国阵在大选前，大派“糖果”的作法？难道这么做，没有“收买人心”，要选民“感恩图报”的用意吗？

执政党垄断国家资源分配的权力，显然具有“不道德”的一面。作为制度下的共犯，在享有“特权”之余，根本没有“自鸣清高”的“本钱”。正好像马华如果不时在五星级大酒店或豪华游艇，与华团领袖进行“交流”，以“巴结”他们；马华领袖就没有资格可以“唱衰”华团领袖喜欢“巴结权贵”，尽管这可能是事实。

我同意华团里有太多的“小人”，但“权贵”的存在，是“小人”巴结“权贵”的前提，也是一些“君子”堕落为“小人”的前提。明白了“权贵”与“小人”相互依存的道理，也就明白“权贵”批判“小人”巴结“权贵”，其实是言不由衷的！（12/10/2005）

听大哥讲日治时期的故事

老大已过古稀之年，但健康一向良好。上个月的某一天，小解时突然出血。给医生一检查，便说右边的肾坏了，必须立即动手术切除。真是应验了平时不生病的人，一旦生病便是大病的说法。

手术后的最初几天，大概是由于年老和麻醉药作怪，出现了神智紊乱，时空倒错的现象。我陪伴在侧，老大除了不断重复想念家、坚持要回家，但却分不清医院和家之外；最令我感到惊异的是，他竟然又再断断续续地重述了一遍，他这一、两年来已经不知向我说过多少遍的日治时期的故事。这故事基本上由四个部分组成，即逃过一劫、父亲受骗被杀、二哥病死及小当家的故事。

那是发生在日本侵略军已经占领我国的事。我父亲当时是在柔州巴力士隆（Parit Sulung）附近的一个小镇经营树胶生意。根据大哥的回忆（当时他已经是个十来岁的孩子），当时我家已经有胶园、有罗里，而且他总是十分自豪地告诉我：我家还有小镇的唯一电话，连园丘的外藉经理有时都得向我家借电话使用呢！

有一天，日本鬼子的战机，就在小镇的上空向小镇投弹和扫射。当时老大和父亲正在屋外，父亲连忙拉着老大，奔向一棵倒树根部的大洞躲藏，炸弹就在他们的身旁开花。父亲的机警，总算让他们逃过一劫。

过后父亲立即决定，跟几家亲戚和友好，到附近的大芭（森林）里建临时房子，带了一些粮食，就撤进大芭避难。讲到这里，老大总是不断地感叹：父亲真是太傻了！怎么可以相信日本鬼子的话，说什么要“招安”开会，结果十个去“开会”的地方领袖，都在抗日的罪名下被惨无人道地杀害了！

老大总是无限惋惜地说：为什么不会推说生病或随便找一个藉口，推搪过去呀！真是太傻了！接下去他就会讲一套如果父亲没有死，我们今天就可能如何如何的美好“愿景”！

至少二哥就不会病死，这是他绝对肯定的一点。原来他们两兄弟，当时必须到亲戚的稻田去赶鸟。家里没有东西给他们带去吃。只好拔一些木署，放到火烧土堆里烤来吃。两兄弟天天吃烤木署，最后同时患上肠炎。送到麻坡我大伯父的家，找医生救治。结果老大命大活存，老二却结束了还不到十岁的苦难日子。老大对老二的早逝，不知发出过多少次有声无声的抗议，甚至在神智不清的时候！

老二走了，老大必须继续扮演他的小当家的角色。他形容道，我妈妈带领我们五兄弟和三姐妹，为活命而痛苦挣扎！我们好心的姨丈，让我们到他管理的椰园里去拾椰子，到芭里去采野菜。椰子拾回家，我三个姐姐就刨椰子；野菜采回来，她们就切野菜。椰浆用来煮成椰油，椰糟和野菜则用来养猪。

椰油煮好了，由谁运到一、二十公里外的麻坡去卖呢？当然非老大莫属了！一个十来岁的孩子，用一辆高大的“老爷”脚车，要载上一满（土油）桶的椰油，然后踏上一、二十公里的路程，无疑是极其困难的。难怪讲到这里，老大总是在我的赞扬声中感到无比的自豪。并且不忘补充：有时天黑了，回不了家，就在路边水果档找一个小角落，铺上纸张，就地而眠。

老大年纪虽小，到麻坡卖油，却也有了忘年之交。某老师当年是卖灰的（当时没有肥皂，人们就把“灰”当肥皂用），就时常给他关照。当年他还卖过报纸。他的报纸，除了在麻坡，还卖到利丰港等地。他甚至还记得，当时和他买报子的一些朋友的名字！

其实，日本投降后，我们挣扎求生的苦日子仍然没有过去。老大在十四、五岁时，还踏过三轮车。妈妈做糕点包子，姐姐拿去沿街叫卖。有时还到巴刹去拾菜脚和小鱼，“美”的当菜，差的给鸡鸭当饲料。几个哥哥，有的卖报，有的卖油条、碗糕。妈妈晚上还在路灯下摆档子卖香烟火柴。总之，只要有收入，或对生活有帮助的，都会找来做。

我之所以写这段故事，是要说明，对老大和我们家里的每个成员来说，日本军国主义者给我们带来的灾难，是刻骨铭心的，也是无法弥补的。它改变了我们一家人的命运。

我写的仅仅是我老大的感受，是我们一家人的感受。而实际上，我国有数十万人失去他们宝贵的生命，有数十万个家庭有着跟我们一样，甚至更为悲惨的遭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求日本政府给予适当的赔偿，包括真心诚意的忏悔，难道没有必要吗？

AP丑闻剪不断，理还乱

阅读了国际贸易及工业部长拉菲达，在国会答复有关AP课题的国会记录（Hansard）及她接受《新海峡时报》记者诺拉伊那沙末（Nuraina
Samad）的专访之后，感觉到她似乎“过关”了，还把AP当成“鱼丸”般的小课题，不当一回事。

不得不佩服她在“四面楚歌”、“朝野夹攻”的局面下，还有能耐慎定地重复过去讲过的一些基本内容和观点。反观吉祥，急于把她当“落水狗”来打，翻出她分配股份给其女婿的旧案，及质问她从AP大王那儿到底获得那些好处等。她剩机“发恶”，声称要起诉吉祥。之后双方就纠缠在没完没了的“政治秀”里，浪费了许多时间。

一些关键的问题，例如为什么数万张的AP仅落在几位AP大王的手上，国产车政策出现了什么问题，及新国家汽车政策的具体内容及为什么迟迟不加以公布等，都没有被当成重点提出来。换句话说，这埸国会问答，基本上是各说各的，根本无法对AP课题的真相做出总结，更谈不上追究责任或对新的国家汽车政策作一些前瞻性的展望了。

拉菲达不但回避了为什么出现AP大王的问题，而且重复指出自从AP制度实施以来，已经有37家土著企业，成功地获得44款式外国汽车的独家进口及产品特许经营权。其中一些土著企业还成功地取得过去由非土著垄断的某些汽车品牌的特许经营权。

她认为2400年进口的，1800cc以下与国产车直接竞争的汽车，只占该年汽车总销售量530，035辆的3.2%。因此，对国产车不致造成太大的影响。她批评国产车在出口方面的失败。

她举出最新例子，说明Proton Saga的表现，远远不如 Perodua。
她指出：Perodua 生产的 1.3cc 的 Myvi,推出4个月以来，已经接获
达62，575辆的定购单，售出的则有19，053辆。而Proton Saga的新产
品Savvy 所接到的定购单只有4，958辆，而已经售出的只有3，050辆
。可见在答复时，她守中有攻，不完全是被动挨打而己。

过了国会这一关，她重申她是一个虔诚的回教徒，爱国的民族主义者和感谢首相对她的全力支持。她决定到医院动膝盍手术，然后请假养病、并准备过年。剩下的事，就由首相阿都拉来“收拾残局”了－－包括决定她的去留和宣布新的国家汽车政策。

吉祥请她引咎辞职，他叫吉祥去跳湖－－真是嘴硬得很！其实，拉菲达已当了25年的部长，老早就可以退休了！何况她在国会的表现，真是遭透了。根据吉祥的统计，在过去6年400天国会开会的日子里，她只出席了31天。这次AP丑闻闹了几个月，还要首相下令她必须亲自到国会解答问题，她才勉强出席。真是极端的不负责任。

这次她之所以会触犯众怒，是因为在一分国际贸易及工业部准备的书面答复中，竟然公布了从2000年至2005年期间，获得AP的337名国会议员的名单。这名单当然没有拉菲达的名字，而在这期间获得AP的国会议员，有的名字遗漏了，有的却获得超过一张的AP。

公布有关名单，使人觉得国会议员获得AP似乎是“见不得光”的事。甚至有传闻，一些国会议员（包括反对党国会议员）把获得的AP转手套利，价格是每张1万5千元。总之，名字是否出现在获得AP的国会议员的名单上，似乎成了有关国会议员的人格是否完整的标准。

尽管不少行动党的国会议员的名字也出现在名单上，吉祥还是质问拉菲达：是不是由于涉及发股票给她的女婿，因此，她在1997年发AP给当时的国会议员，目的在于“收买他们闭嘴”（membeli silent）?
由此推论，拉菲达在2000至2005年发出的AP，也应是某种意义上的“遮口费”了？

更荒唐的是，贸工部秘书长西迪哈山，还政函全体国会议员，解释AP名单曝光事件时，竟推说一位名叫沙里米沙加里的官员（商业服务单位的助理主任），在没有知会任何人的情况下，附上了这分名单。还说什么“我们已经就此事盘问上述官员，后者表示‘他无法解释为何这件事会发生’！”这种“无头公案”教人如何忍受？

其实，AP风波所涉及的，不止是国际贸工部长拉菲达和前首相马哈迪之间的矛盾，及其背后可能存在的权力斗争。它也涉及AP制度的失败与国产车面临的危机，内阁部长及部门的贪污滥权，国家政策制定的过程是否民主和透明（例如新国家汽车政策），国会的有效运作（如国会议员的出席率，部长与议员的关系及问答方式），内阁和国会的关系，部长和国会/首相的关系等一糸列的问题。

这些问题固然与拉菲达有关，但却不是她所能单独负责或解决的。大家的期望自然转向首相阿都拉。因为只有他，才能从政策的层面上解决或改善这些问题。许多人对阿都拉改良主义的倾向，还存有一线的希望。若这次他还下不了革除拉菲拉的决心，那么，他试图建立的肃贪、廉政与亲民的形象，恐怕也要付诸东流了！（8/10/2005）

当《国际歌》再度响起

在上世纪50年代末，还是左倾学生时，就唱过《国际歌》。当时唱《国际歌》是非法的，若被发觉麻烦可就大了。因此，只好关在房间里，尽量压低声量虔诚地“哼”。尽管这样，唱起来总有一种，参与社会主社运动和服膺国际主义精神的荣誉感。每唱一遍，都倍受鼓舞！

在60及70年代坐牢期间，战友们（当时在营内，我们是以“战友”相称，认为“难友”的称呼不够积极）也唱《国际歌》。有的公然地唱，有的还是在私底下唱。战友们在牢房里这么做，当然是为了互相激励，以达到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和准备斗争的目的。同样的，每唱一遍，都化为战斗的精神力量！

在这之后的约30年期间，在我国的政坛和非政府组织里，国际歌似乎已经销声匿迹。这久违了的歌声，在2005年社主义大会（由社区发展中心主办，马来西亚社会主义党协办，2005年9月9－11日，在加影新纪元学院举行）的闭幕仪式上再度传来，怎不令人万分惊喜！

更何况它先后以马来语、淡米尔语、华语和英语唱出，单就这一点，已经是前所未有的创举和壮举了！马来语和淡米尔语的国际歌，我还是第一次听到，但比任何一次听到的国际歌都来的亲切、动听，因为它何止是一首歌那么简单啊！

我国各族人民，特别是许多年轻人，能够热情洋隘地在一起，以各种语文高唱《国际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最著名的一首歌，说明了社会主义运动，已经在我国以新的姿态重现。这是值得我国所有社会主义信仰者，欢迎和关注的一项重要发展。

为了纪念这项新发展，我把维基百科对国际歌的简介（节录），和它的华文及马来文歌辞列下，以作为对2005年社会主义大会的纪念，及供有兴趣者参考。

国际歌简介：
国际歌(法文L'Internationale)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最著名的一首歌。这首歌也曾经是世界上最被广泛传唱的歌曲之一。原文（法语）的歌词由欧仁·鲍狄埃（1816年-1887年）在1871年所作（当时用马赛曲的曲调演唱），彼尔·狄盖特（1848年-1932年）于1888年为其谱曲。这首歌被翻译成世界上的许多种语言。传统上，唱国际歌时常举右手握拳致意。

此歌最广为传唱的中文版本由俄文版转译，译者是中国共产党第二任总书记瞿秋白（1935年逝世）。后来，中法大学教授、翻译家沈宝基（2002年逝世）做出较忠于原文（法文）的《国际歌》完整版中译。

中文歌词
（第一段）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奴隶们起来，起来！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
（副歌）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第二段）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我们要夺回劳动果实，让思想冲破牢笼！快把那炉火烧得通红，趁热打铁才会成功！
（重复副歌）

INTERNASIONALE （versi BM）

Bangunlah rakyat yang tertindas
Bangun rakyat yang diperas
Nyalakan api perjuangan
Menjulang kebenaran
Hancurkan segala penindasan
Ayuh kita bangun, bangun
Dunia baru kita dirikanPasti jadi kenyataan
Perjuangan penghabisanBersatulah melawan
Dan InternasionalePasti ‘kan berjaya(ulang 2x)

Tiada raja atau penguasa
Peluru atau penjara
Yang dapat mehalangi kita
Menjadi rakyat merdeka
Selagi nyawa dalam diri
Perjuangan takkan henti
Biar darah membasah bumi
Menyerah takkan sekali
Perjuangan penghabisan
Bersatulah melawan
Dan Internasionale
Pasti ‘kan berjaya(ulang 2x)
（5/10/2005）

内安法令下的暴行

我国前总警长拉欣诺的律师，于2005年8月3日在庭上念出他的公开道歉：“我，丹斯里拉欣诺承认负起（1998年）攻击的责任。对你和你的家人所造成的痛苦和伤害，我深感遗憾。我真诚地向你拿督斯里安华依不拉欣以及你的家人同样致以道歉”。

读到这段新闻时，我突发奇想，不知道会不会有这么的一天，当局也把45年来非法动用私刑的政治部人员绳之以法，并公开向以前及现在所有曾经在内部安全法令下，被惨无人道地加以迫害的拘留者和他们的家属道歉和赔偿？

我乐观地相信，只要坚持不懈地进行维护人权的斗争，总有一天，上述“奇想”终究是要变成“事实”的！就在8月1日，笔者和另外8位前内安法令拘留者，就出席了我国人权委员会（Suhakam）关于在内安法令下被迫害真相的听证会。像这样的“听证会”在以前也是难以想像的。

不必讳言，在内安法令实施45年以来，政治拘留者被迫害的案例可说是数以百计、千计，用罄竹难书来形容，相信也不为过。在我的供证过程中，我呈上一份1969年5月1日华都牙也特别扣留营A、B、C座政治扣留者所发表的声明，其中就罗列了不少有关方面的“罪行”，摘要如下：

1. 长期（数月至一年）的单独监禁，连续几天几夜的疲劳审问和精神折磨，造成许多政治扣留者患上神经失常或神经衷弱症。

2. 对扣留者拳打脚踢，揪头发以头撞墙，殴打腹部至内部出血，送院动手术。

3. 把扣针插入政治扣留者的10只手指，或用铅笔夹在10只手指的指缝里，然后用力加以握紧，使政治扣留者痛苦万分。

4. 用打火机燃烧或用树胶带弹打，或者用铁针插入政治扣留者的生殖器内。

5. 强迫政治扣留者脱去裤子，用肛门坐在汽水瓶上。

6. 强迫政治扣留者脱光衣服在风扇下或冷气室内受凉挨冷，直到伤风感冒或晕倒为止。

7. 不断地动用“驱逐法令”把许多政治扣留者强行驱逐出境，而且对拒绝出境的爱国志士无限期地分别监禁在全马各地的刑事牢狱里。在芙蓉监狱内，有些拒绝出境的爱国志士已被关了10至20年不等，目前仍然继续地被监禁著。

8. 有许多已被关了4年至8年以上的政治扣留者，目前仍然继续被无理地扣留。

9. 屡次动用残暴队进入扣留营以暴力镇压和殴打不愿出外被扣手扣铐的扣留者，造成多次的流血冲突事件。

10. 扣留营的生活福利和医药卫生等，仍然得不到合理的改善。
此外，在听证会上，我也以书面及口头说明了由于涉及马六甲阿沙汗园和彭亨直凉园工潮，笔者如何在1967在内安法令下被捕，及政治部如何对我进行恐吓、收买、心理战和“洗脑”，要我背叛我国工人的斗争和我的政治理想，支持当时联盟政府的政策。当局对我进行“颠覆”失败后，未经法庭审讯就把我送进拘留营，至1974年我才获释。我也说明了在拘留营内两度被殴打的经过。

营方对我们施暴时，最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这不是你的家”。我初进营时也错把“拘留营”当成我的“家”，而且竟然在“家”里唱起歌来！结果招来一顿毒打和处罚。这事件后来演变成全营同志罢食抗议，迫使营方公开道歉，处罚施暴者，并保证以后拘留者亨有歌唱的权利。

我第二度被殴打，是发生在1973年12月29日。我在镇暴队的镇压中，下体受伤，几乎残废。其他受轻、重伤的同志，不计其数。当时我们是集合在华都牙也营办事处前，要求营方告诉我们太平营拘留者黄水生同志自杀身亡的事情真相。镇暴队的无理镇压，引发了一场为时47天的罢食，这就是著名的12.29大罢食事件。

与许许多多被迫伤、迫残、甚至被迫疯、迫死的同志比起来，我受到的迫害可说是最起码的，算是“华都牙也大学”的“入学资格”罢！无论如何，正如我在证词结尾时所说的：“我还是希望人权委员会能够致力于采取更为透明和有效的方式，让更多曾经被迫害过的前拘留者，愿意挺身而出，作出详细的投诉，以便那些施暴的罪犯，能够一一被暴露、指证、及被控上法庭。当然，更为重要的是当局必须主即废除恶名昭彰的内部安全法令；立即释放所有在内安法令下的拘留者，或将他们控上公开法庭。”(5/8/2005)

肃贪行动与一条大鱼

据报导，丹斯里莫哈未依沙在去年巫统党选爆冷，以最高票数获选巫统副主席后，曾得意忘形、故作诙谐地向其支持者说：“谢谢代表们的支持，我们将不会在‘审判广场’（Padang Mahsyar, 回教徒相信生前若有罪，死后将在这广场受审）见面！”。

我们无从知道依沙和他的支持者将来会不会在‘审判广场’见面，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已经被巫统纪律局检举，在9项行贿举报中，有5项罪名成立，被判终止党籍及党内一切职务为期两届或6年。若上诉失败，相信他现任的联邦直辖区部长的官职也将不保。

依沙在开“审判广场”的玩笑时，绝不会想到会落得今天的下场。巫统前副首相，敦嘉化巴巴在上个月中旬接受报界访问时，还感叹许多人在谈论金钱政治，可悲的是当局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他还揭露，上届涉及巫统最高理事竞选行贿的钱额，已经不是一、两百万，而是一千至五千万马币。

他认为在巫统，金钱政治已经被视为一项投资－－以大量的金钱换取党职和官职，然后利用所赢得的党职和官职来赚取更大量的金钱！他表示要对党选行贿者采取法律行动可能不容易，但首相可以基于政治和道德的考量，对付这些行贿者。

柔佛州州务大臣拿督阿都干尼在2005年6月24日，接受马来西亚前锋报记者的专访时，承认巫统党选存在着可怕的“恶圈”(putaran ganas) ： 如果我们给钱，代表们就“接受”，如果我们不给钱，他们就不给选票。

阿都干尼不同意他的政治对手慕尤汀所提出的，把巫统最高理事的选举权由2，700名中央代表，扩大给191个区会的90，000名代表，使竞选者较难收买如此众多的代表。阿都干尼认为，这么做只能使行贿活动扩大至支部代表，因为竞选者会在各支部寻找他的代理人。

东姑拉扎里的建议更为彻底，他建议最高理事由340万党员直接投票选出。根据阿都干尼的说法，到时岂不是任何党员都可以成为竞选者的代理人了？！金钱政治如此泛滥，难怪嘉化巴巴要绝望地说：巫统现在仅是一只“塑胶脚”的“大象”，垮倒只是时间的问题！

由于巫统的行贿文化已形成“恶圈”，首相阿都拉打出肃贪口号，要加以落实，其难度可想而知。但若空雷不雨，既无法向人民交代，也难挽狂澜于即倒。
但首相是否已经抱定有如2005年6月27日马来西亚前锋报在封面文章所要求的牺牲决心，就很难确定。文章说：“（首相）阿都拉与其成为一个继续窝藏各种政治贪污的马来人及回教政党的主席，不如因为认真铲除党内各种腐败现象而牺性。”

若没有视死如归的决心，要想和盘据在党内的各种“滥权枉法”的腐败分子作斗争，简直是不可能。因为首相所面对的不仅仅是个人，而是一种文化、一个“恶圈”！

单就上届最高理事参选者而言，涉及行贿者，不可能只是依沙一人。有一份电子报，甚至把25名被指为涉及行贿的中选理事的相片、姓名和行贿价码，列表发布。难怪依沙被巫统纪律局检举后，要向“路透社”发出“他可能是巫统肃贪政策的‘牺牲者’”的不平之鸣，当然他最后还是要发表“不是否认的否认”（denial of non-denial）声明，以示合作。

“阴谋论”、“牺牲论”，或东姑拉扎里所说的“选择性起诉”, 不外是指依沙是被挑选出来加以教训，以收“杀一儆百”之效。用上述前锋报的封面文章的说法，就是依沙的支持者相信不敢造反，不敢集体退党，也不敢公然或暗地里反党。而且根据过去的经验，这些支持者很快就会离开依沙。换句话说，依沙虽然是一条“大鱼”，却没有“反咬一口”的能力，因此“杀”他并不会有太大的“政治后果”。

一度盛传的依沙之后，还有几条“大鱼”等着纪律局的对付，看来在近期内似乎不大可能。因为果真如此，这些已经或即将落网的“大鱼”不可能没有任何“挣扎”的迹象，只是乖乖地“坐以待毙”。
这样的“谣传”也许说明了舆论的猜测和人民的期待，巫统纪律局“虎头蝇尾”的肃贪行动，显然与它形成了极大的落差。人们也许会问：那些盛传已经或即将落网的“大鱼”那里去了？为什么只有依沙一人落网？他是否真的只是“代罪羔羊”而已？

“大鱼”落网，毕竟是人民所喜闻乐见的。但闹得“满城风雨”，到头来仅此一条，也未免太煞风景了！（1/7/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