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台留华不应扩大矛盾

华社目前正值多事之秋，可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最新的舆论焦点，涉及在双十节宣告成立的留华同学会与留台联总所产生的矛盾。如果处理的不好，甚至可能扩大为两会不必要的对抗。

存在已超过30年的留台联总及其26个属会，是历史的产物。同样的，留华同学会的诞生，也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因为越来越多的留华学生的福利毕竟需要有人照顾，若要留台联总来照顾他们，可能就不那么“名正言顺”了。此外，留华同学也必须和留台同学一样，组织起来，对社会作出回馈。

台湾海峡两岸的统独斗争，是客观存在的政治课题。如果说，留台同学会或留台联总的名称本身，可以不涉及支持“一中”或“台独”的表态的话，留华同学会的名称，在定义上可能就无法避过这一关。

很难想像留华同学，会为“台独”着想，刻意回避“留华”（或“留中”）这约定俗成的名称。为了决定港台澳地区的同学是否有资格成为会员，就必须把“中国”（简称“华”或“中”）加以定义，统独课题就自然牵涉进来了。留华同学会在章程中把“中国”定义为“含中国大陆、台湾及港澳地区”，也即认同了“一中”的立埸。

留华同学会，在对“华”下定义时，虽然无法回避“一中”或“台独”的抉择。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有意突出统独的矛盾，或存有与留台校友会或留台联总对抗的动机。留华同学会主席陈志成和署理主席王瑞国，在记者招待会上不断强调同学会作为文教团体及为同学提供服务的宗旨，尽量回避统独的议题，也说明了这一点。

留台联总日前发表的文告，也没有在统独课题上做文章。首先，它声明该会前会长陈志成筹组成立的留华同学会纯属个人行为，与留台联总完全无关，也与留台联总属下全国26个留台属会无关。陈志成对此不可能有任何异议。

其次，文告强调：“留台联总与各属会数十年一路走来、始终如一，绝不会因任何外来因素而受影响，将一如既往继续贯彻与落实为留台人谋取福利的创会宗旨，继续扮演好协助学子赴台升学的工作。”这点也无需置疑。个人认为，留华同学会目前的工作重点，应放在台湾以外的地区，以达到分工的目的。



文告的第三点，有点语焉不详，较具争议性。文告说：“留台联总吁请所有留台人坚守岗位，维护和巩固现有的留台组织”。这是维护自己组织的作法，无可厚非。

但若留台留华两会，都互不限制对方会员入会的话，文告接下来所说的“不鼓励擅自加入留华同学会，避免造成混淆的局面，引人非议”，则有过度反应之嫌。如果“造成混淆”是指声明第一点的顾虑，不是澄清了吗？“引人非议”之说似乎有些牵强。

从一些评论报导的字里行间，感觉到留台联总前会长及现任顾问陈志成，与现任留台联总领导层之间可能存有人事纠纷，以致陈君筹组留华同学会，被视为“另立炉灶”，给人一种“闹分裂”的印象。

如果因为涉及人事问题，而影响到两个组织之间的关系，对双方的组织来说，都是极不公平的。因此，严格区分个人恩怨（若有的话）和组织之间的关系，是完全必要的。

致于留华同学会的成立，若“不经意地牵动中台在海外的统战神经”，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如果中共把留华同学会，当成“一中政策”的统战对象，或台湾民进党政权拉拢留台联总支持它的“台独政策”，也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问题是我们无须因为统独的分歧（应允许会员对统独问题持不同的立埸和看法），而闹组织上的分裂或组织之间的对抗，因为对双方组织而言，统独问题不应取代同学会章程里所列明的宗旨，而提高到势不两立的原则对抗。

相反的，留台联总和留华同学会，都应在照顾会员的利益，及维护母语教育和民族文化等方面，与董教总为首的华团领导机构，紧密配合，作出各自的积极贡献。

目前，双方所应该体现的，应该是更大的宽容和谅解。各有关方面，亦应停止发表不利团结的言论，让大家先行冷静下来。只有认清了矛盾的性质和采取正确的处理方式，才能解决组织之间的问题。也许在适当的时候，双方有必要坐下来，为促进双方的团结和谅解，作出努力！（14/10/2005）

“权贵”与“小人”

不知是不是一种错觉，最近华社好像比较有生气。对一些课题－－有些固然是老问题，也常有座谈会加以探讨，而且似乎较认真地在分析和重估一些现状。政党渗透华团的课题就是一例。

在我国的政治史上，“渗透”与“反渗透”最初是马共与政府之间的一场角力。由于马共被宣布为非法组织，只好“渗透”合法的团体，以宣扬他们的政治理想，开展他们的统战工作。

对政府来说，马共的“渗透”是“非法”的，他们的活动就称为“颠覆活动”。因此，从政府的角度出发，“渗透”是具有秘密、非法的动机和意图，必须加以杜绝。当年的办法，就是援引内部安全法令对付一切“嫌疑犯”－－而且宁可捉错一百个，也不可放过一个。事实上，许多对反动政权具有威胁的进步政党、工运、学运和各界的民主人士和议异分子，也一样会被冠以“亲共”之名，加以对付。

可见，“渗透”至少具有“颠覆”有关组织的意图，是属於对抗性的矛盾。因此，沈慕羽先生当年以马青领袖的身分，参加维护华教的工作，从来就不曾被视为“渗透”华教队伍，因为他并没有任何“颠复”华教运动的的意图。相反的，他维护华教的鲜明立场，反而被视为“颠复”了马华反华教的立场，结果被马华采取纪律行动，开除出党。

其实，不少地方上的马华基层领袖，也同样是董教总的基层干部。由于他们没有任何“颠复”华教的意图，甚至在马华对母语教育采取与董教总对立的立埸时，放弃党性，站稳维护母语教育的立场。因此，他们当然也不能被视为是华团的“渗透”者。

新上任的吡叻董联会主席张华，会被该州华团视为“渗透”者，主要是对他的华教立场“投不信任票”。正如有评论者指出的，他的获选过程，更接近于“鱼目混珠”或“引狼入室”（曾获得前华教领袖的公开或私底下的“祝福”）。

因为他在竞选吡州董联会主席时，曾答应“淡出政治”，中选后却宣布准备竞选马华中央委员，才触发华教工作者的反对。如果这次获选的，是同样具有政党背景的陈正华，相信“渗透”华团的问题也不致于会产生，因为他维护华教的立场，始终与董教总的立埸一致，不存在任何“颠覆”的问题。

马华副总会长翁诗杰，认为马华没有必要渗透华团，因为华团光辉不再，而且喜欢“巴结权贵”。这和新纪元讲师莫顺宗，感慨华团“君子”难求，却有太多的“小人”，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不同的是，前者身为“权贵”，难免语带不屑；后者则是“恨铁不成纲”的“责之严”。

无论如何，翁诗杰确实看穿了一般华团领袖的“致命伤”－－喜欢“巴结权贵”。因此，许多华团，无需“渗透”或“收编”，早已自动“投怀送抱”。即使剩下三几个不那么听话的，在软硬兼施之下，也少有“不识趣”的。在这样的现实下，难怪翁诗杰要大言不惭地说什么“华团根本就没有被渗透的本钱”！

翁诗杰非议那些口头上批判权贵，但还是要巴结权贵的华团领袖，指他们拥有“双重心态”。可是，他本身似乎也同样具有“双重心态”：一方面，否认政党渗透华团，是有利可图的；另一方面，又承认政党渗透华团，是为了扩展人脉和影响力，这是任何政党都离不开的意愿。

他批判华社过于“泛道德化”，否认部长拨款是为了达到“收编”拨款对象的目的。如果翁部长真的认为拔款只是把政府的资源分配给群众，为什么反对党的议员就没有拔款的方便呢？他又怎么看待国阵在大选前，大派“糖果”的作法？难道这么做，没有“收买人心”，要选民“感恩图报”的用意吗？

执政党垄断国家资源分配的权力，显然具有“不道德”的一面。作为制度下的共犯，在享有“特权”之余，根本没有“自鸣清高”的“本钱”。正好像马华如果不时在五星级大酒店或豪华游艇，与华团领袖进行“交流”，以“巴结”他们；马华领袖就没有资格可以“唱衰”华团领袖喜欢“巴结权贵”，尽管这可能是事实。

我同意华团里有太多的“小人”，但“权贵”的存在，是“小人”巴结“权贵”的前提，也是一些“君子”堕落为“小人”的前提。明白了“权贵”与“小人”相互依存的道理，也就明白“权贵”批判“小人”巴结“权贵”，其实是言不由衷的！（12/10/2005）

听大哥讲日治时期的故事

老大已过古稀之年，但健康一向良好。上个月的某一天，小解时突然出血。给医生一检查，便说右边的肾坏了，必须立即动手术切除。真是应验了平时不生病的人，一旦生病便是大病的说法。

手术后的最初几天，大概是由于年老和麻醉药作怪，出现了神智紊乱，时空倒错的现象。我陪伴在侧，老大除了不断重复想念家、坚持要回家，但却分不清医院和家之外；最令我感到惊异的是，他竟然又再断断续续地重述了一遍，他这一、两年来已经不知向我说过多少遍的日治时期的故事。这故事基本上由四个部分组成，即逃过一劫、父亲受骗被杀、二哥病死及小当家的故事。

那是发生在日本侵略军已经占领我国的事。我父亲当时是在柔州巴力士隆（Parit Sulung）附近的一个小镇经营树胶生意。根据大哥的回忆（当时他已经是个十来岁的孩子），当时我家已经有胶园、有罗里，而且他总是十分自豪地告诉我：我家还有小镇的唯一电话，连园丘的外藉经理有时都得向我家借电话使用呢！

有一天，日本鬼子的战机，就在小镇的上空向小镇投弹和扫射。当时老大和父亲正在屋外，父亲连忙拉着老大，奔向一棵倒树根部的大洞躲藏，炸弹就在他们的身旁开花。父亲的机警，总算让他们逃过一劫。

过后父亲立即决定，跟几家亲戚和友好，到附近的大芭（森林）里建临时房子，带了一些粮食，就撤进大芭避难。讲到这里，老大总是不断地感叹：父亲真是太傻了！怎么可以相信日本鬼子的话，说什么要“招安”开会，结果十个去“开会”的地方领袖，都在抗日的罪名下被惨无人道地杀害了！

老大总是无限惋惜地说：为什么不会推说生病或随便找一个藉口，推搪过去呀！真是太傻了！接下去他就会讲一套如果父亲没有死，我们今天就可能如何如何的美好“愿景”！

至少二哥就不会病死，这是他绝对肯定的一点。原来他们两兄弟，当时必须到亲戚的稻田去赶鸟。家里没有东西给他们带去吃。只好拔一些木署，放到火烧土堆里烤来吃。两兄弟天天吃烤木署，最后同时患上肠炎。送到麻坡我大伯父的家，找医生救治。结果老大命大活存，老二却结束了还不到十岁的苦难日子。老大对老二的早逝，不知发出过多少次有声无声的抗议，甚至在神智不清的时候！

老二走了，老大必须继续扮演他的小当家的角色。他形容道，我妈妈带领我们五兄弟和三姐妹，为活命而痛苦挣扎！我们好心的姨丈，让我们到他管理的椰园里去拾椰子，到芭里去采野菜。椰子拾回家，我三个姐姐就刨椰子；野菜采回来，她们就切野菜。椰浆用来煮成椰油，椰糟和野菜则用来养猪。

椰油煮好了，由谁运到一、二十公里外的麻坡去卖呢？当然非老大莫属了！一个十来岁的孩子，用一辆高大的“老爷”脚车，要载上一满（土油）桶的椰油，然后踏上一、二十公里的路程，无疑是极其困难的。难怪讲到这里，老大总是在我的赞扬声中感到无比的自豪。并且不忘补充：有时天黑了，回不了家，就在路边水果档找一个小角落，铺上纸张，就地而眠。

老大年纪虽小，到麻坡卖油，却也有了忘年之交。某老师当年是卖灰的（当时没有肥皂，人们就把“灰”当肥皂用），就时常给他关照。当年他还卖过报纸。他的报纸，除了在麻坡，还卖到利丰港等地。他甚至还记得，当时和他买报子的一些朋友的名字！

其实，日本投降后，我们挣扎求生的苦日子仍然没有过去。老大在十四、五岁时，还踏过三轮车。妈妈做糕点包子，姐姐拿去沿街叫卖。有时还到巴刹去拾菜脚和小鱼，“美”的当菜，差的给鸡鸭当饲料。几个哥哥，有的卖报，有的卖油条、碗糕。妈妈晚上还在路灯下摆档子卖香烟火柴。总之，只要有收入，或对生活有帮助的，都会找来做。

我之所以写这段故事，是要说明，对老大和我们家里的每个成员来说，日本军国主义者给我们带来的灾难，是刻骨铭心的，也是无法弥补的。它改变了我们一家人的命运。

我写的仅仅是我老大的感受，是我们一家人的感受。而实际上，我国有数十万人失去他们宝贵的生命，有数十万个家庭有着跟我们一样，甚至更为悲惨的遭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求日本政府给予适当的赔偿，包括真心诚意的忏悔，难道没有必要吗？

AP丑闻剪不断，理还乱

阅读了国际贸易及工业部长拉菲达，在国会答复有关AP课题的国会记录（Hansard）及她接受《新海峡时报》记者诺拉伊那沙末（Nuraina
Samad）的专访之后，感觉到她似乎“过关”了，还把AP当成“鱼丸”般的小课题，不当一回事。

不得不佩服她在“四面楚歌”、“朝野夹攻”的局面下，还有能耐慎定地重复过去讲过的一些基本内容和观点。反观吉祥，急于把她当“落水狗”来打，翻出她分配股份给其女婿的旧案，及质问她从AP大王那儿到底获得那些好处等。她剩机“发恶”，声称要起诉吉祥。之后双方就纠缠在没完没了的“政治秀”里，浪费了许多时间。

一些关键的问题，例如为什么数万张的AP仅落在几位AP大王的手上，国产车政策出现了什么问题，及新国家汽车政策的具体内容及为什么迟迟不加以公布等，都没有被当成重点提出来。换句话说，这埸国会问答，基本上是各说各的，根本无法对AP课题的真相做出总结，更谈不上追究责任或对新的国家汽车政策作一些前瞻性的展望了。

拉菲达不但回避了为什么出现AP大王的问题，而且重复指出自从AP制度实施以来，已经有37家土著企业，成功地获得44款式外国汽车的独家进口及产品特许经营权。其中一些土著企业还成功地取得过去由非土著垄断的某些汽车品牌的特许经营权。

她认为2400年进口的，1800cc以下与国产车直接竞争的汽车，只占该年汽车总销售量530，035辆的3.2%。因此，对国产车不致造成太大的影响。她批评国产车在出口方面的失败。

她举出最新例子，说明Proton Saga的表现，远远不如 Perodua。
她指出：Perodua 生产的 1.3cc 的 Myvi,推出4个月以来，已经接获
达62，575辆的定购单，售出的则有19，053辆。而Proton Saga的新产
品Savvy 所接到的定购单只有4，958辆，而已经售出的只有3，050辆
。可见在答复时，她守中有攻，不完全是被动挨打而己。

过了国会这一关，她重申她是一个虔诚的回教徒，爱国的民族主义者和感谢首相对她的全力支持。她决定到医院动膝盍手术，然后请假养病、并准备过年。剩下的事，就由首相阿都拉来“收拾残局”了－－包括决定她的去留和宣布新的国家汽车政策。

吉祥请她引咎辞职，他叫吉祥去跳湖－－真是嘴硬得很！其实，拉菲达已当了25年的部长，老早就可以退休了！何况她在国会的表现，真是遭透了。根据吉祥的统计，在过去6年400天国会开会的日子里，她只出席了31天。这次AP丑闻闹了几个月，还要首相下令她必须亲自到国会解答问题，她才勉强出席。真是极端的不负责任。

这次她之所以会触犯众怒，是因为在一分国际贸易及工业部准备的书面答复中，竟然公布了从2000年至2005年期间，获得AP的337名国会议员的名单。这名单当然没有拉菲达的名字，而在这期间获得AP的国会议员，有的名字遗漏了，有的却获得超过一张的AP。

公布有关名单，使人觉得国会议员获得AP似乎是“见不得光”的事。甚至有传闻，一些国会议员（包括反对党国会议员）把获得的AP转手套利，价格是每张1万5千元。总之，名字是否出现在获得AP的国会议员的名单上，似乎成了有关国会议员的人格是否完整的标准。

尽管不少行动党的国会议员的名字也出现在名单上，吉祥还是质问拉菲达：是不是由于涉及发股票给她的女婿，因此，她在1997年发AP给当时的国会议员，目的在于“收买他们闭嘴”（membeli silent）?
由此推论，拉菲达在2000至2005年发出的AP，也应是某种意义上的“遮口费”了？

更荒唐的是，贸工部秘书长西迪哈山，还政函全体国会议员，解释AP名单曝光事件时，竟推说一位名叫沙里米沙加里的官员（商业服务单位的助理主任），在没有知会任何人的情况下，附上了这分名单。还说什么“我们已经就此事盘问上述官员，后者表示‘他无法解释为何这件事会发生’！”这种“无头公案”教人如何忍受？

其实，AP风波所涉及的，不止是国际贸工部长拉菲达和前首相马哈迪之间的矛盾，及其背后可能存在的权力斗争。它也涉及AP制度的失败与国产车面临的危机，内阁部长及部门的贪污滥权，国家政策制定的过程是否民主和透明（例如新国家汽车政策），国会的有效运作（如国会议员的出席率，部长与议员的关系及问答方式），内阁和国会的关系，部长和国会/首相的关系等一糸列的问题。

这些问题固然与拉菲达有关，但却不是她所能单独负责或解决的。大家的期望自然转向首相阿都拉。因为只有他，才能从政策的层面上解决或改善这些问题。许多人对阿都拉改良主义的倾向，还存有一线的希望。若这次他还下不了革除拉菲拉的决心，那么，他试图建立的肃贪、廉政与亲民的形象，恐怕也要付诸东流了！（8/10/2005）

当《国际歌》再度响起

在上世纪50年代末，还是左倾学生时，就唱过《国际歌》。当时唱《国际歌》是非法的，若被发觉麻烦可就大了。因此，只好关在房间里，尽量压低声量虔诚地“哼”。尽管这样，唱起来总有一种，参与社会主社运动和服膺国际主义精神的荣誉感。每唱一遍，都倍受鼓舞！

在60及70年代坐牢期间，战友们（当时在营内，我们是以“战友”相称，认为“难友”的称呼不够积极）也唱《国际歌》。有的公然地唱，有的还是在私底下唱。战友们在牢房里这么做，当然是为了互相激励，以达到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和准备斗争的目的。同样的，每唱一遍，都化为战斗的精神力量！

在这之后的约30年期间，在我国的政坛和非政府组织里，国际歌似乎已经销声匿迹。这久违了的歌声，在2005年社主义大会（由社区发展中心主办，马来西亚社会主义党协办，2005年9月9－11日，在加影新纪元学院举行）的闭幕仪式上再度传来，怎不令人万分惊喜！

更何况它先后以马来语、淡米尔语、华语和英语唱出，单就这一点，已经是前所未有的创举和壮举了！马来语和淡米尔语的国际歌，我还是第一次听到，但比任何一次听到的国际歌都来的亲切、动听，因为它何止是一首歌那么简单啊！

我国各族人民，特别是许多年轻人，能够热情洋隘地在一起，以各种语文高唱《国际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最著名的一首歌，说明了社会主义运动，已经在我国以新的姿态重现。这是值得我国所有社会主义信仰者，欢迎和关注的一项重要发展。

为了纪念这项新发展，我把维基百科对国际歌的简介（节录），和它的华文及马来文歌辞列下，以作为对2005年社会主义大会的纪念，及供有兴趣者参考。

国际歌简介：
国际歌(法文L'Internationale)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最著名的一首歌。这首歌也曾经是世界上最被广泛传唱的歌曲之一。原文（法语）的歌词由欧仁·鲍狄埃（1816年-1887年）在1871年所作（当时用马赛曲的曲调演唱），彼尔·狄盖特（1848年-1932年）于1888年为其谱曲。这首歌被翻译成世界上的许多种语言。传统上，唱国际歌时常举右手握拳致意。

此歌最广为传唱的中文版本由俄文版转译，译者是中国共产党第二任总书记瞿秋白（1935年逝世）。后来，中法大学教授、翻译家沈宝基（2002年逝世）做出较忠于原文（法文）的《国际歌》完整版中译。

中文歌词
（第一段）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奴隶们起来，起来！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
（副歌）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第二段）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我们要夺回劳动果实，让思想冲破牢笼！快把那炉火烧得通红，趁热打铁才会成功！
（重复副歌）

INTERNASIONALE （versi BM）

Bangunlah rakyat yang tertindas
Bangun rakyat yang diperas
Nyalakan api perjuangan
Menjulang kebenaran
Hancurkan segala penindasan
Ayuh kita bangun, bangun
Dunia baru kita dirikanPasti jadi kenyataan
Perjuangan penghabisanBersatulah melawan
Dan InternasionalePasti ‘kan berjaya(ulang 2x)

Tiada raja atau penguasa
Peluru atau penjara
Yang dapat mehalangi kita
Menjadi rakyat merdeka
Selagi nyawa dalam diri
Perjuangan takkan henti
Biar darah membasah bumi
Menyerah takkan sekali
Perjuangan penghabisan
Bersatulah melawan
Dan Internasionale
Pasti ‘kan berjaya(ulang 2x)
（5/10/2005）

内安法令下的暴行

我国前总警长拉欣诺的律师，于2005年8月3日在庭上念出他的公开道歉：“我，丹斯里拉欣诺承认负起（1998年）攻击的责任。对你和你的家人所造成的痛苦和伤害，我深感遗憾。我真诚地向你拿督斯里安华依不拉欣以及你的家人同样致以道歉”。

读到这段新闻时，我突发奇想，不知道会不会有这么的一天，当局也把45年来非法动用私刑的政治部人员绳之以法，并公开向以前及现在所有曾经在内部安全法令下，被惨无人道地加以迫害的拘留者和他们的家属道歉和赔偿？

我乐观地相信，只要坚持不懈地进行维护人权的斗争，总有一天，上述“奇想”终究是要变成“事实”的！就在8月1日，笔者和另外8位前内安法令拘留者，就出席了我国人权委员会（Suhakam）关于在内安法令下被迫害真相的听证会。像这样的“听证会”在以前也是难以想像的。

不必讳言，在内安法令实施45年以来，政治拘留者被迫害的案例可说是数以百计、千计，用罄竹难书来形容，相信也不为过。在我的供证过程中，我呈上一份1969年5月1日华都牙也特别扣留营A、B、C座政治扣留者所发表的声明，其中就罗列了不少有关方面的“罪行”，摘要如下：

1. 长期（数月至一年）的单独监禁，连续几天几夜的疲劳审问和精神折磨，造成许多政治扣留者患上神经失常或神经衷弱症。

2. 对扣留者拳打脚踢，揪头发以头撞墙，殴打腹部至内部出血，送院动手术。

3. 把扣针插入政治扣留者的10只手指，或用铅笔夹在10只手指的指缝里，然后用力加以握紧，使政治扣留者痛苦万分。

4. 用打火机燃烧或用树胶带弹打，或者用铁针插入政治扣留者的生殖器内。

5. 强迫政治扣留者脱去裤子，用肛门坐在汽水瓶上。

6. 强迫政治扣留者脱光衣服在风扇下或冷气室内受凉挨冷，直到伤风感冒或晕倒为止。

7. 不断地动用“驱逐法令”把许多政治扣留者强行驱逐出境，而且对拒绝出境的爱国志士无限期地分别监禁在全马各地的刑事牢狱里。在芙蓉监狱内，有些拒绝出境的爱国志士已被关了10至20年不等，目前仍然继续地被监禁著。

8. 有许多已被关了4年至8年以上的政治扣留者，目前仍然继续被无理地扣留。

9. 屡次动用残暴队进入扣留营以暴力镇压和殴打不愿出外被扣手扣铐的扣留者，造成多次的流血冲突事件。

10. 扣留营的生活福利和医药卫生等，仍然得不到合理的改善。
此外，在听证会上，我也以书面及口头说明了由于涉及马六甲阿沙汗园和彭亨直凉园工潮，笔者如何在1967在内安法令下被捕，及政治部如何对我进行恐吓、收买、心理战和“洗脑”，要我背叛我国工人的斗争和我的政治理想，支持当时联盟政府的政策。当局对我进行“颠覆”失败后，未经法庭审讯就把我送进拘留营，至1974年我才获释。我也说明了在拘留营内两度被殴打的经过。

营方对我们施暴时，最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这不是你的家”。我初进营时也错把“拘留营”当成我的“家”，而且竟然在“家”里唱起歌来！结果招来一顿毒打和处罚。这事件后来演变成全营同志罢食抗议，迫使营方公开道歉，处罚施暴者，并保证以后拘留者亨有歌唱的权利。

我第二度被殴打，是发生在1973年12月29日。我在镇暴队的镇压中，下体受伤，几乎残废。其他受轻、重伤的同志，不计其数。当时我们是集合在华都牙也营办事处前，要求营方告诉我们太平营拘留者黄水生同志自杀身亡的事情真相。镇暴队的无理镇压，引发了一场为时47天的罢食，这就是著名的12.29大罢食事件。

与许许多多被迫伤、迫残、甚至被迫疯、迫死的同志比起来，我受到的迫害可说是最起码的，算是“华都牙也大学”的“入学资格”罢！无论如何，正如我在证词结尾时所说的：“我还是希望人权委员会能够致力于采取更为透明和有效的方式，让更多曾经被迫害过的前拘留者，愿意挺身而出，作出详细的投诉，以便那些施暴的罪犯，能够一一被暴露、指证、及被控上法庭。当然，更为重要的是当局必须主即废除恶名昭彰的内部安全法令；立即释放所有在内安法令下的拘留者，或将他们控上公开法庭。”(5/8/2005)

肃贪行动与一条大鱼

据报导，丹斯里莫哈未依沙在去年巫统党选爆冷，以最高票数获选巫统副主席后，曾得意忘形、故作诙谐地向其支持者说：“谢谢代表们的支持，我们将不会在‘审判广场’（Padang Mahsyar, 回教徒相信生前若有罪，死后将在这广场受审）见面！”。

我们无从知道依沙和他的支持者将来会不会在‘审判广场’见面，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已经被巫统纪律局检举，在9项行贿举报中，有5项罪名成立，被判终止党籍及党内一切职务为期两届或6年。若上诉失败，相信他现任的联邦直辖区部长的官职也将不保。

依沙在开“审判广场”的玩笑时，绝不会想到会落得今天的下场。巫统前副首相，敦嘉化巴巴在上个月中旬接受报界访问时，还感叹许多人在谈论金钱政治，可悲的是当局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他还揭露，上届涉及巫统最高理事竞选行贿的钱额，已经不是一、两百万，而是一千至五千万马币。

他认为在巫统，金钱政治已经被视为一项投资－－以大量的金钱换取党职和官职，然后利用所赢得的党职和官职来赚取更大量的金钱！他表示要对党选行贿者采取法律行动可能不容易，但首相可以基于政治和道德的考量，对付这些行贿者。

柔佛州州务大臣拿督阿都干尼在2005年6月24日，接受马来西亚前锋报记者的专访时，承认巫统党选存在着可怕的“恶圈”(putaran ganas) ： 如果我们给钱，代表们就“接受”，如果我们不给钱，他们就不给选票。

阿都干尼不同意他的政治对手慕尤汀所提出的，把巫统最高理事的选举权由2，700名中央代表，扩大给191个区会的90，000名代表，使竞选者较难收买如此众多的代表。阿都干尼认为，这么做只能使行贿活动扩大至支部代表，因为竞选者会在各支部寻找他的代理人。

东姑拉扎里的建议更为彻底，他建议最高理事由340万党员直接投票选出。根据阿都干尼的说法，到时岂不是任何党员都可以成为竞选者的代理人了？！金钱政治如此泛滥，难怪嘉化巴巴要绝望地说：巫统现在仅是一只“塑胶脚”的“大象”，垮倒只是时间的问题！

由于巫统的行贿文化已形成“恶圈”，首相阿都拉打出肃贪口号，要加以落实，其难度可想而知。但若空雷不雨，既无法向人民交代，也难挽狂澜于即倒。
但首相是否已经抱定有如2005年6月27日马来西亚前锋报在封面文章所要求的牺牲决心，就很难确定。文章说：“（首相）阿都拉与其成为一个继续窝藏各种政治贪污的马来人及回教政党的主席，不如因为认真铲除党内各种腐败现象而牺性。”

若没有视死如归的决心，要想和盘据在党内的各种“滥权枉法”的腐败分子作斗争，简直是不可能。因为首相所面对的不仅仅是个人，而是一种文化、一个“恶圈”！

单就上届最高理事参选者而言，涉及行贿者，不可能只是依沙一人。有一份电子报，甚至把25名被指为涉及行贿的中选理事的相片、姓名和行贿价码，列表发布。难怪依沙被巫统纪律局检举后，要向“路透社”发出“他可能是巫统肃贪政策的‘牺牲者’”的不平之鸣，当然他最后还是要发表“不是否认的否认”（denial of non-denial）声明，以示合作。

“阴谋论”、“牺牲论”，或东姑拉扎里所说的“选择性起诉”, 不外是指依沙是被挑选出来加以教训，以收“杀一儆百”之效。用上述前锋报的封面文章的说法，就是依沙的支持者相信不敢造反，不敢集体退党，也不敢公然或暗地里反党。而且根据过去的经验，这些支持者很快就会离开依沙。换句话说，依沙虽然是一条“大鱼”，却没有“反咬一口”的能力，因此“杀”他并不会有太大的“政治后果”。

一度盛传的依沙之后，还有几条“大鱼”等着纪律局的对付，看来在近期内似乎不大可能。因为果真如此，这些已经或即将落网的“大鱼”不可能没有任何“挣扎”的迹象，只是乖乖地“坐以待毙”。
这样的“谣传”也许说明了舆论的猜测和人民的期待，巫统纪律局“虎头蝇尾”的肃贪行动，显然与它形成了极大的落差。人们也许会问：那些盛传已经或即将落网的“大鱼”那里去了？为什么只有依沙一人落网？他是否真的只是“代罪羔羊”而已？

“大鱼”落网，毕竟是人民所喜闻乐见的。但闹得“满城风雨”，到头来仅此一条，也未免太煞风景了！（1/7/2005）

AP与国产车困境

我国前首相敦马哈迪医生，向来以“敢作敢为”见称。例如当年为了证明获得政府私营化合约的，也包括安华的“朋党”在内，他就不惜把有关名单加以公布，以证明“天下乌鸦一般黑”！

这次，他挑战政府公布获得汽车入口准证（AP）者的名单和详情，当然也需要一些勇气。因为在现任国际贸工部长拉菲达之前，马哈迪也曾掌管过该部门，而且同样也没有公布过AP获得者的名单和详情。换句话说，老马还是AP黑箱作业的“始作俑者”，难怪要遭拉菲达的一番奚落。

尽管如此，政府以公布AP获得者的名单和详情不是政府的政策、马哈迪任国际贸工部时也没有这么做、及过去已经向国会透露过有关资料等理由，拒绝马哈迪的要求，其实是十分不智的。因为它显然和首相阿都拉巴达威所不断强调的反贪污、负责任和透明化等新政策的精神背道而驰。

何况有关建议并不是反对党的一般挑战，可以轻易被忽视或封杀。而是我国前首相马哈迪医生，以国家汽车工业公司顾问身份提出的慎重要求。因为近年来，我国AP持有者不但进口豪华的大房车，连中、低价的小房车也大量进口，与国产车争夺市埸。马哈迪的要求，无疑是对AP被滥用的直接指控。

从拉菲达本身公布的数据，即在去年，政府总共发出66，277汽车入口准证予116名AP持有者，但进口的汽车实际上只有55，713辆。可见AP的控制，并不是那么严格。马哈迪显然是要政府更加严厉地限制外国汽车的进口，以保护国产车能够在没有竞争、或竞争不剧烈的情况下，续继垄断市埸，一枝独秀。这要求实际上是和区域性市埸开放的趋势，例如东盟自由贸易区（AFTA）的全面实施背道而驰，间接说明了国产车的前景不容乐观。

举一个被传媒广泛引用的例子来说明。一辆在南韩价值RM18，000的著名汽车，AP持有者在巴生港口的报价竟然低至RM8，762，抽税后价额增至RM22，868，而售价则高至RM46，000！过低的虚报价额，使政府每年损失数以亿计的税收。而过高的税收和入口商的利润，实际上是牺牲了我国汽车消费者的利益，以保护国产车。问题是：为什么在东盟自由贸易区内，一辆在南韩仅值RRM18，000的汽车，我们需要以RM46，000的高价来购买呢？然而我国的消费者是不允许抗议的，因为据说我们都是爱国者，而爱国者就必须为国产车的生存付出代价！

政府不应回避的另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其他东盟国家能够生产如此“价廉物美”的名牌汽车，我国国产车则不能？国产车顾问马哈迪说他无法回答。总之，我们就是办不到。

拉菲达承认，AP制是我国独一无二的政策。它在1970年实行，目的在于协助土著参与汽车进口的行业。到20年前国产车面世后，也藉以保护国产车。但AP制自实施以来，就漏洞百出。许多根本没有从事汽车进口业的人，包括马哈迪透露的巫统总部的职员，都获得了AP。他们只要一转手，一大笔钱立即进荷包，简直是不劳而获！结果这些AP持有者，没有公司、没有展示地点、没有营业员，不必作账，就可以做生意，当然是挂名的无本生意！

到了1987年，据拉菲达说，曾经有过一次大整顿，269位AP持有者的营业情况受到重新审查，结果有153家公司由于涉及AP买卖、没有销售展示地点、账目不清等原因而被取消所分配到的AP数额。而且此后，新的AP申新者，只限于持有专卖权的汽车进口商。此外也规定AP持有者，必须销售AP数额的75％，否则，将减少来年AP的分配数额。

尽管如此，仍然存在AP分配给不合格者，例如亲属或前朋党的各传闻各滥权现象。更甚的是，甚至有存在所谓“AP大王”的丑闻，使人觉得黑幕重重。搞到连马哈迪他老人家也要求当局公布AP持有人的名单和详情，问题的严重性可见一斑。在这种情况下，阿都拉若不指示拉菲达公布详情，以满足马哈迪的合理要求，看来也是很难下台的！

当然拉菲达也不是省油的灯。她毫不犹疑地对老马作出反击，指国产车在出口方面表现差劲。她举出令人信服的数据来回敬老马，即国产车的出口总数，由1994年的14，965辆，上升至1997年的25，686辆，但到了2003年，却跌至7，622辆，跌幅之大令人诧异。她还具体指出国产车不注重开拓国外市埸及用人不当等毛病。

她也不客气地指出，AP制度是可能加以废除的。一旦废除AP，国产车由于不具竞争能力，就会完蛋。老马和拉菲达在过招中，让我们看到AP制度漏洞百出，但要加以废除也是不可能的。这就是我国国产车目前的困境，老马和拉菲达相互指责，却无法提出解决国产车困境的方案，令人为国产车的前景感到担心。

华、印小学已亮红灯？

曾经在几个场合，当谈及华、印小学的危机时，我都表示它们当前的处境是最令人担心的。我认为数理以英语作为教学媒介这一关抵挡不住，华、印小学实际上几经沦陷。它们极可能重蹈新加坡各源流学校的覆辙，败在英语的手上。
国小在数理改用英语作为教学媒介后，在今年四月尾首相阿都拉又宣布从明年开始，国小增设华文及泰米尔文科目，以加强国小，使它成为（各族）人民选择的主要学校。这项新措施，对华、印小学的影响如何，必然引起各有关方面的重视。

正如马交甲首席部长莫哈默鲁斯淡所指出的，有关措施不但为国小的马来学生，提供学习华文和泰米尔文的机会，非马来学生的家长们也再没有藉口不送他们的子女到国小来就读了。根据这样的逻辑，有关当局若在适当的时候宣布，华、印小学的存在已经没有这种必要，也就不会令人太过惊异了。
正因为这样，当董总主席郭全强先生，被马来前锋报记者要求评论政府的这项新措施时，在表示这是一项好措施时，也有所保留地希望这项措施，不会试图在将来剥夺家长选择华、印小学的机会。

他也指出他相信多数的华族家长，还是会选择华小，因为六年的华文教育对孩子们民族特征的形成是重要的基础。他明确地指出了在国小选修一科华文和在华小接受六年华文教育的不同。

前锋报听出老郭的“弦外之音”，很不高兴，就在4月27日该报头版大字标题写道：董教总不具信心（Dong Jiao Zong tidak yakin）。隔 天巫青团就借题发挥。该报仍旧在头版以小头条标明：巫青要求政府不要理睬董教总（Pemuda UMNO minta kerajaan jangan layan Dong Jiao Zong），态度十分不友善。
事实上，我国前首相马哈迪医生在前几年曾经表明，我国已经放弃了同化政策。基于民族平等的原则，承认各族人民有权可以保存他们的民族特征是最重要的一条。毫无疑问，各族母语教育在保存各自的民族特征的意义是无可否认的。老郭所强调的也正是这一点，为什么不能得到友族的谅解呢？
当局不是时常指出，我国现行教育法令已经确保华、印小学的存在吗？郭主席若还是有所担心，巫统或巫青团应该做的，不是解除他的疑虑吗？

令人遗憾的是，巫青团副团长凯里不但不试图解除郭主席的疑虑，反而傲慢地要求政府不要理睬董教总，指他们时常“胡言乱语”（cepatmelatah）。而且还强调：“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即由小学开始，通过作为各族学童就学的国小，塑造我国多元民族的社会，使它具有马来西亚的特征。”

巫青的上述表态，不正好说明郭主席的疑虑并不是多余的，也绝不是什么“胡言乱语”，而是直指问题的核心。凯里的上述表态，不是间接地指责华、印小学的存在，是妨碍了马来西亚特征的塑造么？

这种言论，其实就是对华、印小学的歧视和否定。我们怎么可能在别人的歧视下，全心全意去支持一项意图否定和取代母语教育源流的措施呢？
在国小增设华文及泰米尔文科目，如果单纯是为各族学生提供学习上述两种语文的机会，显然是一项值得支持的开明政策。可惜巫青团的上述立场，已经使一项可能是开明的政策，蒙上了阴影。这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我国是一个多元民族的国家，多元就是我国的特征。我们应该强调的是“多元的统一”（unity in diversity），而不是通过变相的同化政策把多元同一化。我们更不应以塑造所谓的“马来西亚特征”为藉口，歧视和否定母语教育对民族教育的意义。

多元母语教育的存在，对我国这个多元民族国家来说是很自然和正常的，这就是马来西亚的特征。马来民族的特征向来最受重视，而且在宪法上还加以定义。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其他民族也有保存其民族特征的意愿，并视它与民族的尊严有关，这不是极其自然的事吗？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对其他民族，多一点同理心，多一点谅解，看来是完全必要的！（10/6/2005）

柴油危机是人为的？

自从今年一月开始，政府便对全国3，400间油站，实行柴油固打配给制。结果，油站柴油短缺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到了四月尾，发展到许多油站柴油断市，国家交面临瘫痪的危机。

国内贸易与消费部长拿督沙菲益阿达，除了坚持他不会引咎辞职之外，简直束手无策。他大吐苦水，说能够做的他已经做了，例如他已经把有关固打提高了10％，而且五、六和七月份的固打都已经提前发放了。

他当然十分清楚问题在那里。当时（未起价前）油站的柴油，由于享有政府的津贴，每公升的售价为88仙。而工业用的柴油，由于未享有政府的津贴，每公升则为1令吉70仙。走私集团只要以低价买进有政府津贴的柴油，然后以高价卖给企业作为工业用途，就可轻易获取暴利。当然，走私集团不论如何神通广大，也必须有人接应。在我国，“监守自盗”已是司空见惯的事。

据国内贸消部长沙菲益透露，2004年我国使用柴油的车辆总数只比2003年的总数增加6.6%，即由16，683辆增至17，784辆。可是，柴油的使用量，却跃至14亿5千公升，即增加了35%! 很明显的，约30%的柴油已 经被“偷龙转凤”了！
沙菲益部长痛斥走私集团是造成柴油短缺、破坏国家经济的元凶。仅仅过去3年，政府因为走私柴油造成的损失，竟高达270亿，约和政府在该3年的燃油津贴一样多！

其实，沙菲益部长说，柴油走私并不是近年才有的事。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发生过了。所不同的是，当年是把较便宜的工业柴油走私卖给油站，现在是油站卖给工业，如此而己！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当局对走私柴油的事，照样束手无策。而且不论是过去的部长，还是现在的部长，都无须对此事负责！
许多人指责政府因为在油站实施柴油配给，才造成柴油短缺的问题。他们说，政府若无法控制走私集团，收购油站的廉价柴油，转卖作工业用途，造成市埸上柴油短缺，这是政府的失责。对油站老板来说，如果有人出高价向他们收购，他们是不可能拒绝的！

简单的说，当局若要实施油站柴油固打配给，首先就必须确保油站的柴油供应，不会出现短缺的现象。这至少涉及两个问题。第一，必须确保油站的柴油供应充足。第二，必须确保油站的柴油，全部卖给合格的使用者，而不是流到工业用油者的手上，甚至走私到外国去。如果无法做到上述两点，柴油固打分配制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固打给少了，固然柴油要短缺；就算固打给多了，一旦涉及走私，供油再多照样是流到外人田！

基于以上的分析，可见问题一直都存在着。只是当它还未到达危机的程度时，大家都视若无睹。一旦危机出现了，国家经济可能被瘫痪了，大家才如梦初醒。于是才急于要寻找一个所谓“可行的机制”，来处理这个已经失控的烂摊子！
要对付走私集团吗，沙菲益部长最坦白，他说：如果知道他们是谁就好办了，把他们抓起来问题就解决了！言外之意，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贸消部没有办法，只好寻求警方、关税局或反贪污局等方面的协助了。可是，像这种例常要做的事，怎么要到出现危机时，才乱成一团呢？

对付走私集团，说说还可以，能否做到雷厉风行，立竿见影，恐怕谁都没有信心。于是取消燃油津贴的舆论出来了，说什么让市埸的机制自己运作，政府越少干预市埸越好。也有人妙想天开，建议政府索性连工业柴油也一齐津贴，走私集团就无机可趁了。他们大概以为，政府的钱多到用不完！

最后答案出来了：柴油每公升再度涨价20仙，既可缩小津贴柴油与非津贴柴油的差额，也显示了政府将逐步废除津贴，让市埸规律自己运作的趋势，这和政府要把医药保健和水等基本设施私营化，背后的道理大概是一样的。
政府才一宣布涨价，经济学家就立即警告，如果处理的不好，我国可能面临经济发展放缓及通货膨账加剧的双种打击。人民公正党也反应迅速，立即拉布条抗议，指它将引发通货膨胀。同时，也指责上周的柴油危机是人为制造的，目的在为大副度涨价制造藉口。

涨价前柴油短缺，也可能由于“圈内人”知道柴油即将大幅度涨价，因此“囤积居奇”，造成的。相信今年3月1日柴油起价前的情况，也是一样。近几年来，“国库空虚”的谣言，时有所闻。最近这些发展，会不会让有关的谣言更加振振有辞呢？（6/5/2005）

关于评论的动机问题《与历史对话》读后感之五

万家安说：“我是从学术角度来谈问题，就事论事，避免引入非学术性的，非理性的人事因素，因为这是学术讨论的毒药。”（第34页）这种突出“学术”的取向，确实令人“刮目相看”！但细读他的文章，似乎还无法做到言行一致。

其实，党史工委会还没有开始工作，就已经遭受到一些“别有用心”者的到处破坏。书还未出版，早已被这些人否定掉了！万家安发表于2004年11月5日《东方日报》的一封题为《党工党党史应该重写》的信件，也透露了这种倾向。
他说：“也许有人以为以陈凯希为首的劳工党党史工委会出版了《劳工党斗争史》以及《劳工党文献汇编》之后，劳工党的历史就成了定案。‘只此一家，别无分店’了。”其实，这会不会是他自己狭窄的心声？

他还像“权威”的小学老师，向初学写作的小学生说：“这篇作文不行，应该重写。”但“小学生”还比“劳工党党史工委会的人”幸运些，因为老师还允许他们重写，但“工委会的人”连修订“斗争史”的资格都没有。

他宣称：“真正能够反映当代历史环境，客观论述与评价劳工党历史的论著，还待后来者。”他企图否定或贬低《斗争史》和《汇编》的立场是很明显的。“新的研究成果”若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无疑是值得欢迎的，但也无需抹杀先行者的努力成果。

对不同的意见，笔者主张求同存异，互相尊重。正如陈剑虹在《汇编》前言所指出的：“《汇编》总共设有20事项，各选代表性文献多篇，并以导言冠之，简介时代背景和内容概要。”可见，《导言》是编辑个人对有关资料的归纳和铨释，和《斗争史》的观点若出现一些差异，也不值得大惊小怪。

例如万家安最为反感的其中一段话，即：“（劳工）党中央以为吡叻州的口号和策略是典型的主观左倾幼稚病，把自己的幻想夸大为理论根据和行动的指南…但是如果一味以敢于斗争的精神品质，罔顾政治现实，号召参于城市斗争运动，那不但是愚蠢的左倾盲动主义，而且将无故牺牲党和人民，是罪恶的表现。”（《汇编》504页）其实是编者由劳工党雪州分部所发表的一篇题为《党的斗争路线》的文章中概括出来的（《汇编》516－526），不纯是他个人的看法。
笔者认为，陈君的20篇《导言》只是编辑的“一家之言”，不是什么“定论”或“结论”。万家安可以提出不同的看法，但动不动就指责别人是什么“资产阶级学者”或“庸俗理论家”，质疑工委会成员的“水平”，胡说什么“《劳工党精神》还是陈剑虹所指的左倾狂热的幼稚病的产品”等等，则只能进一步暴露本身的偏激思想。

笔者想提醒万家安，他本身也曾经认同过郭仁德把9.24特大过后的许启针、甘幼华等人，视为“极左派”的领导。而且把陈凯希和营内由于参与“群众斗争”而被逮捕的同志也列入“极左派”的范畴里。此外，他还主张为“魏利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摘帽平反。

这说明他本身实际上也认为，当时的劳党中央犯上了“过左”的错误。而把“过左”的劳中路线继续当成“右倾路线”来批斗，反右单位当时所表现的极左思想，更是无法加以否认的。因此，剑虹的评述即使有不当之处，它的基本辑逻还是有迹可寻的。

当然万家安也有冷静下来的时刻。下面这段，他在“百无聊奈，又苦于无法突破困境”时写下的感想，也算是吐露了一点真情：

“xx兄：我觉得在目前要对当年的历史进行总结，还是相当困难，要统一意见更加困难，这里有很多方面的原因。但是，对有志于从过去的左翼运动吸取经验教训，以提高和丰富自己的知识和认识水平的人，《劳工党斗争史》和《劳工党文献汇编》不失为一部很好的历史教材。”（《劳工党问题讨论的通讯之二》，2003年7月5日，第61－62页）

既然“不失为一（两？）部很好的历史教材”，为什么不能好好地加以珍惜？为什么对别人的努力和贡献，总是肯定少，挑剔多？为什么对过去自己在反右阵营内犯过的错误，没有任何内疚和反省，反而假借“学术研究”之名，继续批判这个，否定那个？

万家安要自命不凡，想批判什么人是他的事。但希望他不要自作聪明，把别人也牵扯进去。例如陈凯希，他曾是和我关在一起的“患难之交”，现在则是一位“知名的商人”。过去的左翼朋友，对他褒贬不一，也各有道理。但作为商人，他能够领导或参与马中友好协会、凤凰联谊会、劳工党党史工委会和九一烈士墓的筹建工作等，而且交出了一定的成绩，还是难能可贵的。在这方面，他甚至比许多批评他的人表现的更好。

作为朋友，我们是平等的、互相尊重的。谁也没有权力可以“约束”谁，谁也没有义务非为谁辩护不可。这是明明白白的，万家安无需在这方面枉费心机了！万家安的其他反批评，等他发表完后，若有需要，才一齐简答，先此致谢。（完结篇，2/5/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