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知与傲慢的新闻部长

有人评论我国新闻部长再努丁，说他是内阁里最愚蠢的部长。因为他反对安排直播国会辩论的过程，理由是我国人民还不够成熟，无法接受国会议员在辩论时所发表的种族主义的言行。其实，种族主义政客最需要的，不正是广大人民的监督和批评吗？


不知道再努丁是不是内阁里最愚蠢的部长，但从最近他把抗日军等同于马共，非议有人在私人墓园里建立纪念碑，是什么“对我国人民反共斗争的不够敏感”，“无视于我们即将在明年庆祝国家独立50周年”及“将危害我国人民的团结”等。除了愚蠢，还暴露了无知、傲慢和严重的反共偏见。


众所周知，当日军的跌蹄蹂躏我国时，英军不堪一击，早在1942年2月15日就投降了。在3年8个月的日本法西斯的统治下，无辜的老百姓惨遭日军奸淫烧杀，造成无数生命和财产的损失。


当时，正是马来亚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组织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奋勇抗日。为了保卫人民的生命和财产，许多抗日志士，壮烈地牺牲了。这些烈士，不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华人马来人印度人还是英国人，无疑都是值得纪念的。只有忘恩负义的人，才不承认马共在抗日时期的贡献。


时至今日，再努丁还念念不忘所谓“马共是人民的首要敌人”。问题是当马共领导各族人民抗日时，它怎么可能是人民的敌人呢？如果当时马共是人民的敌人，那么日本法西斯岂不成为人民的朋友了？再努丁敌我不分到如此地步，真是令人难以置信。不论从任何角度来评价马共，它在抗日时期的功绩，是绝对不应该加以否定，也否定不了的！


此外，立碑纪念包括马共在内的抗日英雄，和明年庆祝国家独立50周年纪念不但毫无抵触，反而相得益彰。马共抗日，流血牺牲，所体现出来的不就是爱国和效忠的崇高精神吗？再努丁尤其不可以忘记，国阵政府早在1989年与马共和谈时（结果签订了1989年合艾和平协议），就承认马共在争取国家独立的斗争中，作出了它的贡献。因此，在我国庆祝独立50周年纪念之际，就算重申承认马共对抗日和争取国家独立的贡献，毕竟也只是还历史一个公道，又何需避忌呢？


再努丁到现在还不放弃冷战时期的思维，继续把马共当成假想敌，这种思想是十分落后和有害的。其实，马共开展抗日和反英的武装斗争是正确的，而国家独立后继续坚持武装斗争也是出于无奈，因为联盟政权在英殖民主义主子的操控下，并未尊重马共应享有的合法参政的宪制权利。


特别是在1989年合艾和平协议签署后，前马共成员和我国其他公民一样，享有同等的公民权利和义务，不应受到任何形式的歧视和迫害。例如在私人墓园内，为已经牺牲了的前战友建立纪念碑，供其亲人和同志缅怀，是符合信仰自由和民间的风俗习惯的，也和社会的伦理要求和人道主义精神相一致。


这种合乎常情的作法，是不应该受到政治力量横加干预的。再努丁的作法，无疑已加剧了逐渐淡化了的意识形态的斗争和敌意。各族之间的团结若因此而受到影响的话，显然也是由于部长对抗日军和马共的偏见所造成的。


森美兰州务大臣莫哈末哈山，在对有关问题还未深入了解之前，就在记者的询问下，贸然表示将指示芙蓉市议会将孝恩园的抗日英雄纪念碑加以拆除。过后知道事态严重，才赶紧加以否认，“澄清”大臣未下令拆除有关的纪念碑。以这种近乎儿戏的态度，来处理一项关系到我国一段重要历史，涉及政府政策和人民感受的重大课题，教人如何对当权者抱有寄望和信心呢？


在爱国工委会、一些华团和政党的抗议下，再努丁虽然口硬不肯认错道歉，看来也似乎在找机会下台。说什么“随着蔡细历接受我的解释后，汝来纪念碑一事即告一段。”又说“我认为已经没有事了，所以就应到此为止”云云。但在另一方面，他仍然继续抹杀马共在抗日和反英斗争中的贡献，抵毁所谓马共的“代言人”。


其实，如果没有明确的解决方案，只一味让这些机会主义政客蒙骗过关或找借口下台，事情可能并没有真正获得解决。因此，有关当局必须明确批准孝恩园建立抗日英雄纪念碑，及准许有关方面在其他私人墓园内或适当地点，为已经牺牲了的前马共或砂共成员建立纪念碑，使悬而未决的问题获得合理的解决。 （21/12/2006）

杰出的反殖战士

有人活着，却早已死去；有人死了，却仍旧活着。前马共资深中委拉昔迈丁（Rashid Maidin, 1917-2006）是属于后者。他光辉的一生，已经成为我国反殖斗争的历史和传统的一个组成部分，永垂不朽！

拉昔的一生富传奇色彩。正如许多早年在甘榜出身的村民一样，他无法确定自己的出生日期和时间，只知道和苏联10月革命同年同月（即1917年10月）出生在吡叻州务边的甘榜美沙山（译音，Kampung Gunung Mesah，Gopeng）。更巧的是，他是在9月1日烈士节在泰南逝世的！

为了纪念这位杰出的反殖战士，我重读了他的传记《从武装斗争到和平》（），并根据书中的资料整理出他的一些生平事迹，供大家参考。

他的父母是印尼苏门答腊的移民。由于贫穷，拉昔只受了5年的马来小学教育和念完古兰经。他十分好学，曾向一位基督教白人牧师学习英文，又在法国发电厂当学徒并考获第一级电工文凭（electrical chargeman）。

年仅12岁，他就辍学出来工作。最初在亲戚的杂货店里打杂，由于没有薪金而出走。接着又在金马仑的茶园和土地测量局打工，一天只有三几毛钱的工资。最后亲戚又把他找回去当店员。经过一番奋斗，他终于在21岁那年凭着通晓英语和持有第一级电工文凭的资格，获得一份待遇优厚（月薪60元！）的工作 - - 在金宝附近丹绒督亚冷（Tanjung Tualang）一家英资锡矿公司 (Kinta Consolidated Company Limited) 当管理引擎的技术工人。

就是在这个时候他碰上了他的“政治导师”赖来福（即杜龙山1922-1943）。杜当时是马共重要的干部，被派到督亚冷组织这一带的锡矿工人。拉昔十分敬佩他这位导师。可惜在1943年，21岁的杜龙山就落入日本法西斯宪兵的手中，惨遭斩首。在杜的启蒙和引导下，拉昔“成为第一个参与马共的马来人”，曾经领导拥有超过两万名会员的近打矿工职工会（Kinta Mining Workers’ Association），当时它是以吡叻锡矿工友互助会的名义向殖民当局注册的。

拉昔透露他不曾参与由依布拉欣亚谷（Ibrahim Yaacob）、布哈奴丁（Dr Burhanuddin Al-Helmy）和阿未布斯达曼（Ahmad Boestamam）等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及日本法西斯在1941年侵马之前所领导的马来青年同盟（Kesatuan Melayu Muda, 简称KMM）的反英殖民主义的政治斗争。因为该青年团的斗争主要集中在城市，而他则在华都牙也一带搞区域性的工运。

他十分惋惜，在日本法西斯向联军投降之后，马来青年团及半島印尼人民协会（Kesatuan Rakyat Indonesia Semenanjung, 简称KRIS）的领导人依布拉欣亚谷，曾经向马共总书记和内奸莱特建议，如同印尼苏加诺一样，一齐宣布马来亚独立，反对英殖民主义者重返马来亚。可是，这建议却被莱特拒绝了。

当时依布拉欣由于与日军合作，拥有日本法西斯遗留下来的武器；马共领导的抗日军，则在盟军的配合下，已经发展为一支相当强大的人民武装力量。两股武装力量如果能够及时地结合在一起，依布拉欣就无须逃亡印尼，而马共至少也不会陷入解除武装后的被动局面。换言之，我国抗英民族解放战争，如果在更多马来同胞的参与下主动开展，打出一个局面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日本投降后，拉昔才有机会和“与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游击队一道浴血奋战，反抗日本法西斯”的阿都拉西迪 （Abdullah C.D.）初次会面。当时，他们都是应敏钦 （杜龙山的妻子）领导的吡叻宣传队的成员，该宣传队由50-60名干部组成。他们到吡叻州各地举办反日本法西斯战争胜利群众大会，每到一处，都受到数以万计各阶层人民的热烈欢迎！

宣传队的任务完成后，拉昔和阿都拉西迪就把工作重点转移到马来同胞的工作上，特别是协助马来亚马来国民党（Parti Kebangsaan Melayu Malaya, 简称PKMM）的斗争。该党是由莫达鲁丁拉索（Mokhtaruddin Lasso）和布哈奴丁（Dr Burhanuddin Al-Helmy）等人在1945年成立的。

拉昔和阿都拉西迪在吡叻出版马来亚马来国民党的党报《人民之声》（Suara Rakyat）。在莫达鲁丁拉索失踪之后，他们两人就转移到吉隆坡，在隆继续负责《人民之声》的出版工作。这时，阿都拉西迪直接参与马来亚马来国民党的党务工作，而且过后还被选进该党的领导层。拉昔虽然没有成为该党的正式党员，却被遨请出席会议讨论各种问题。

因此，他们与马来亚马来国民党的领导层，如布哈奴丁和依萨默哈末（Ishak Haji Muhammad）等人的关系，实际上是非常密切的。他们负责马共与马来亚马来国民党的协调工作，特别是在宣教方面，通过一份进步的党报，把马来同胞团结起来。

当时，马共与马来亚马来国民党可说已经结成反对英殖民主义，争取国家独立的同盟。而在1946年成立的巫统则反对争取独立，它揶揄道：“连一根针都无法制造，还谈什么独立呢！”（三之一）

为马来亚的独立而战斗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殖民地人民掀起了要求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浪潮，我国也不例外。1947年，在英国伦敦举行的英联邦共产党大会和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亚非会议，就是当年讨论有关课题的两项重要的国际会议。

马来亚共产党（简称马共）派出了拉昔迈丁、伍天旺和巴兰（Balan）象征我国三大民族，出席了英联邦共产党大会。拉昔迈丁感到十分荣幸。在前往伦敦的途中，他就想起了他的政治导师赖来福（即杜龙山）曾经和他讲过的话：“在这伟大斗争的队伍里，不论我们到那里去，都会有我们的朋友。”见到了来自各国的代表，他深为大家的热情所感动。虽然大家素昧平生，却早已在国际主义精神的感召下，牢固地联系在一起。

在伦敦期间，出乎拉昔预料之外的是，当时在伦敦念法律的东姑鸭都拉曼（Tunku Abdul Rahman）还派人送一封函件给马共代表团，对未克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会议表示歉意，并预祝大会成功举行。此外，前英殖民政府驻雪州专员也遨请拉昔迈丁抽空与他会面，针对当时马来亚的政治局势交换意见。

这两件拉昔意想不到的事，也许可以说明马共在当时所具有的政治影响力，颇受各有关方面所重视。拉昔当时拒绝了上述英殖民地官员的遨请，但没有解释理由。是因为与英国官员打交道，并不是代表团的职责范围，还是根本不想与狡猾的英国官员打交道呢？现在看来，如果是后者，就可能有点不智，因为平白失去了一个有助于了解英殖民主义者政治动向的机会。

出席英联邦共产党大会的三人代表团回来后不久，一个以布哈奴丁医生（Dr Burhanuddin）和阿都拉西迪(Abdullah C.D.)等人组成的代表团，又出发前往新德里出席亚非会议，讨论有关地区殖民地人民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等问题。

随着上述两个国际会议的成功召开，拉昔迈丁以马共（PKM）代表的身份，布汉鲁丁医生则以马来亚马来国民党（PKMM）代表的身份联袂到全马各州访问，传达上述两个大会支持殖民地人民反对殖民主义，要求民族解放与国家独立的精神。他们所到之处，都受到人民盛大的欢迎，包括苏丹都出席了他们召开的群众大会，其声势的浩大可见一斑！

无可否认，当时马共与马来亚马来国民党及其盟友，如醒觉青年团（Angkatan Pemudi Insaf, 简称API）、祖国捍卫者（Pembela Tanah Air, 简称PETA，API 被禁后的代替性组织）、醒觉妇女团（Angkatan Wanita Sedar简称 AWAS）、泛马农民阵线（Barisan Tani Malaya, 简称BTM）及宗教组织Hizbul Muslimin 等，所组成的争取国家独立的广泛统一战线，是当时反殖斗争的主流。

成立于1946年、以“马来人万岁!”（Hidup Melayu!）为口号、奉行狭隘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政策的巫统（UMNO），是在反对英殖民政府所提出的马来亚联邦（Malayan Union）之后崛起。由于马来亚联邦有意废除苏丹作为回教和马来风俗习惯首长的地位，引起了马来人的广泛不满。另一方面，它却得到英殖民主义者的扶持，准备让它在政治上填补马共及其左翼同盟，在被英殖民主义者全面取缔和镇压后所出现的真空。

在这种极其不利的政治局势下，各有关的马来左翼团体就成立人民力量中心（Pusat Tenaga Rakyat 简称 PUTERA）；另一方面，非马来人的进步力量则成立了泛马联合行动理事会（All Malayan Council of Joint Action,简称 AMCJA）。这两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团体，又结成同盟，即著名的人民力量中心 —— 泛马联合行动理事会（PUTERA - AMCJA）。这各民族统战团体，曾经成功地在全马发动过为时一周的大罢市，可见它具有动员全国各阶层人民的政治影响力。

在面临英殖民主义者“大规模、残暴与血腥的镇压”的局面下，马共中央指示它在各组织里的干部撤退到乡村，准备开展武装斗争。约在1948年6月中旬，马共的马来干部也被通知集合到彭亨州淡马鲁（Temerloh）罗泊加瓦（译音，Lubuk Kawah）森林地带参加党校泛马营（Sekolah Parti Kem Se-Malaya）的学习和训练，准备在全马各个角落成立游击队组织。

拉昔迈丁和阿都拉西迪都参加了马共党校的集训。集训结束后，拉昔接受任务，准备到吡叻州双溪马尼克（音译，Sungai Manik）地区成立马来游击队。但他还未开展工作，英殖民政府在6月20日便宣布紧急状态，在全国扫荡约5，000名各族反殖人士，拉昔迈丁也包括在内。

1948-1952年，拉昔迈丁是在英殖民主义者的牢狱里度过。首一年半，他与500名拘留者被拘留在木蔻山（Pulau Jerjak）。他们曾经开展为时5天的罢食行动，争取改善生活待遇。之后，他被迁往马六甲的丹绒木歪（Tanjung Beruas），那儿关着数以千计的拘留者，包括阿末布斯达曼（Ahmad Boestamam）和依萨哈芝默哈末(Ishak Haji Muhammad )。在这里，拉昔也参与过为时3天的罢食斗争，这次是拒绝倒粪便和要求提供祈祷场所等。

拉昔迈丁具传奇色彩的逃狱事件，就是发生在丹绒木歪拘留营。他是藉出外劳作的机会，在一位华族放牛小童的协助下，获得马共地下群众组织的接应而重获自由。他要求与在十支（Regimen Ke-10）的阿都拉西迪会面。他还立下誓言：若无法与十支会合，他将不会刮掉他满脸的胡须！

在马共地下组织的协助下，他从一个游击队转移到另一个游击队，经过长达一年在森林内的长途跋涉，克服了无数的艰难险阻，最后才胜利地在彭亨州的森林里与阿都拉西迪会合。从此，他的战斗与命运，不论是战略性转移到泰南、面对敌军的围剿和反围剿、开拓新的根据地及在1989年结束武装斗争后与战友们自力更生、重建家园，都和十支与阿都拉西迪密不可分，为国家的独立和人民的事业，作出了重大的牺牲和贡献！（三之二）

从华玲和谈到合艾协议

评介拉昔迈丁的斗争和生平事迹，若忽略了他在1955年华玲和谈及1989年合艾协议所扮演的角色，那肯定是不完整的。

无可否认，拉昔迈丁能够和马共总书记陈平及陈田等马共领袖一起，成为我国人民最早认识的反殖“英雄人物”，和他们3人是当年华玲和谈马共方面的代表是分不开的。当时联邦政府的代表，是东姑鸭都拉曼（Tunku Abdul Rahman）、敦陈祯禄、戴卫马绍尔（David Marshall）和哈密祖末（Hamid Jumat）。

根据拉昔迈丁的看法，华玲和谈其实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和平谈判。因为作为英殖民主义者的傀儡，东姑只是一味地提出各种不合理的条件，企图强加给马共，却不准备做出丝毫的妥协。

例如在发言时，东姑坚持马共必须放下武器投降，表明马共仍旧是非法的组织，而马共的党员和民族解放军战士则必须被拘留，并接受英殖民主义政治部的审查。

其实在和谈举行前，马共代表团已经达致共识。他们主张和谈的主要目标，是要求政府承认马共作为一个合法的政党，可以如同其他政党一样，参与国家的政治过程。他们的次要目标，则是孤立英殖民主义者在我国的势力，使祖国达致独立。

因此，拉昔迈丁在他的自传中，相当详细的把陈平的发言做了归纳。陈平说：“马共要求和平，但必须是对我们公平的和平。我们曾经和残暴的日本法西斯浴血战斗，而且当时是和英国并肩作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重新殖民我国，并且宣布紧急状态残暴地镇压我们。我们被迫再度拿起武器为我党的生存而浴血奋战。因此，要求我们投降和接受审查是不合理的。

“看来这是别有用心的。如果我们要达致和平，它必须是公平的，至少我们为国家独立而战斗的尊严必须受到尊重。

陈平最后表示：“不要紧东姑，我们不需要在这里争争吵吵。你其实并没有权力可以和我们达致任何决定。你还是先到伦敦去谈判，要求我国独立。等到国家独立后，我们才来重新谈判吧！”

当时马共显然对东姑还存有一些期望。因此，被狡猾的东姑所利用，作为向英国争取独立的筹码。目的达到之后，在英国主子的指使下，东姑便把在争取到独立后重新与马共谈判的承诺忘得一干二净。

在这种情况下，有原则和尊严的马共只好实践它的誓言：即使战斗到流尽最后一滴血，也决不投降！

为了英殖民主义者的利益，继续反共的战争政策，成为东姑鸭都拉曼、敦阿都拉萨和敦胡新翁的一贯政策。马共在被迫开展武装斗争的同时，也随时准备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进行和谈，以结束战争和建设国家。

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末，马哈迪政府有结束与马共作战的意向。在1988年，嘉化巴巴（Ghafar Baba）就代表国阵政府与马共第10支（马来部队）的代表阿都拉西迪（Abdullah C.D.）进行了初步会谈，为合艾正式谈判奠下了基础。

第1轮谈判是在1989年2月2-3日在普吉岛（Pulau Phuket）举行。当时马共的代表是团长章凌云（阿苏，病逝后在第3轮谈判时为吴一石所取代），而阿焰、拉昔迈丁和英特拉.再也.阿都拉（Indra Jaya Abdullah @ Anas）则为团员（注：根据陈平的说法，阿陷为其特使与代表团顾问）。

马共总书记陈平是在第5轮，也就是最后一轮谈判时才参与，并在1989年12月2日在泰南合艾蠡园（Hotel Lee Gardens）和平厅签署马来西亚政府、泰王国政府及马共三方的和平协议。

拉昔迈丁说，马来西亚政府的首席谈判代表，当时的全国警察副总监拿督阿都拉欣.诺（Datuk Abdul Rahim Noor）开始时很看不起他。初次见面，拉昔主动伸出右手，对方先是不加理睬，然后才勉强地以“手指头”轻碰一下，就算是握手了！

拉欣诺企图让华玲和谈的历史重演。他摆出一副“大酋长”的架子（berlagak seperti raja besar），对马共作出诸多指责和攻击。拉昔忍无可忍，就向马共代表团提出必须作出反击，以制止拉欣诺的嚣张气焰。马共代表团接受了拉昔的建议。

在作了充分准备后，团长阿苏在发言时，就以充分的事实和证据答复了拉欣诺的各项指责和攻击。并且进一步地揭露了，政府在英殖民主义者的怂恿下，所推行的各项残暴与恶毒的政策。

阿苏还陈述了马共如何在反对英殖民主义者，争取国家独立的过程中浴血战斗和牺牲。事实上，马共在我国独立斗争的历史上，已经作出本身光辉的供献！阿苏作出反击之后，才把拉欣诺嚣张的气陷压下去，使他不敢再随意污蔑马共。

无论如何，谈判还是陷入僵局。因为政府仍然坚持：第一，马共必须投降；第二，马共必须缴械和毁械；第三，不承认马共为一个合法的政党。在这关键的时刻，拉昔以机智贴切的比喻，暴露了对方的野蛮和无理。

他理直气壮地指出，如果把解决这3个问题的担子都放在马共方面，就有如古代马来人有关公鸡强暴母鸡的比喻一样：（母鸡的）头被啄住，翅膀被践踏，屁股被强奸。大家为这个机智的比喻搞到哄堂大笑， 成为寻求更合理的方案突破僵局的转捩点。

拉昔说，马共最后同意解散马来亚人民军及自行销毁武器，而泰王国政府则承诺，将确保马共成员在放下武器之后的人身安全。在这种情况下，马共投降的事也就不存在了。无论如何，政府仍旧不肯承认马共作为合法的政党。结果马共同意自行解散，政府则答应他们，可以成立一个社会主义的合法政党以取代共产党组织。

合艾协议至今已经签署了17年，可是拉昔迈丁等马共领导人回归祖国的梦想仍然无法实现。拉昔生前认为，我国的内部安全法令，如同“一把搁在我们脖子上的刀”，如果它还未被废除，我们是不会回返家园定居的。

拉昔迈丁最终难逃客死异乡的命运。我国政府和人民，也确实是太对不起我们这位真正的反殖英雄了。但相信总有一天，他的遗体会被隆重地迎回家乡荣葬，让他能够在祖国的怀抱里，留芳万世！（三之三，完）

请校长不要因利忘义

在电脑上浏览有关董教总与全国校长职工会，在2006年3月18日达致的《4点共识》的资料时, 阅读了3月20日南洋商报的社论：《建立防范滥权贪污机制》，觉得社论的标题及开头与结尾的几句话，对日前校长职工会为什么断然拒绝董教总负责起草的《华小管理机制指南》（以下简称《指南》），早已提供了简单明了的答案。

社论开门见山：“权钱存有关系，两者可以互换，先以钱换权，后以权换钱。”尽管校长职工会的负责人声声喊冤，但一些校长“先以钱换权，后以权换钱”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可见，利与义之争才是这次董校风波的关键所在。
在结尾时它说：“在新架构下，权力已明显转移，换句话说，校长对‘食堂、课本、作业簿、收费补习与团康才艺活动’的一揽子权力，‘逾此日期，自动失效’，在理论上来说，‘想发财也摸不到门路’。” “想发财也摸不到门路”真是可圈可点， 一语道破校长职工会拒绝《指南》的真正原因！
社论直接得可爱，把“华小管理机制”称为“防范滥权贪污机制”。换言之，从良知和道义出发，校长职工会和教育部当局是不应该反对和为难有关《指南》的执行。除非，恕我直言，它们已经结成贪污滥权的共犯！
校长职工会一方面大声呼吁：不要“一竹竿打翻好校长”；另一方面，却公然拒绝“防范滥权贪污（的）机制”。这难免给人一种印象，它心目中的“好校长”，在本质上却是反对“防范滥权贪污机制”的一群。校长职工会这么做，实际上就是在“好校长”们的脸上抹黑！就是要他们因利忘义，永远抬不起头来做人。
其实，校长职工会早已表明支持董事会主权的立场，并已经与董教总达致《4点共识》。在道义上，就必须支持董教总根据共识所草拟的《指南》，不能出尔反尔，言而无信。何况华小董事会的主权，是教育法令有关条文所确认，有法律依据的。这一点董教总在它们的文告上，已经反复的强调过。早些时候一些有心人的质疑，也逐渐销声匿迹。
校长职工会声称，华小校长若执行《指南》，将触犯教育部的12项行政条例。问题是它到底是否真的触犯了？而且如果两者真的有所抵触，也必须先搞清楚，教育部的有关行政条例，是否侵蚀了董事会的主权。一句话，校长首先必须站稳支持董事会主权的立场，其次才是如何克服执行《指南》时可能产生的枝节问题。
无可否认，个别学校在《指南》发布之后，甚至在它发布之前，已经以董事会为主导，贯彻反贪倡廉的原则，只要有关学校的校长和家教协会愿意配合，一般上都很顺利。也没有听说有关学校的校长，曾经受到教育局的为难或对付。其实，如果真正贯彻反贪倡廉，教育局如果无理干预，学校三大机构还是可以据理力争的。
董教总发布有关《指南》已经好几个月了，教育部（包括副教育部长韩春锦）至今都没有提出《指南》需要教育部审核之类的问题。为什么反而是校长职工会认为《指南》必须先由教育部审核呢？
是不是校长们已经接到教育部的指示，不准他们执行有关《指南》了？如果没有，为什么董事会在行使它的法定主权时，做为董事会的秘书，校长可以不给予积极的配合，反而诸多推委呢？
就以华小食堂招标为例，一些校长也是以教育部的指示为藉口，剥夺或企图剥夺董事会招标的主权。可是，一旦董事会或董联会站稳立场、据理力争时，他们就会以“技术错误”做为下台阶。最新的例子发生在吉打州的佩实华小。
其实，华小校长看来也不像校长职工会所描绘的那么地“奉公守法”。根据家总筹委会主席黄华生所揭露，过去10 多年来，有4位教育总监分别发出7封公函，训示华小校长除了语文和数理科可使用1本作业簿外，其余科目一概不准使用作业簿。
但是仍然有许多校长与书商串通，要学生购买多本作业簿，以牟取暴利。此外，原属于课外活动的电脑班，在许多华小竟变成了正课。利字当头，他们就有勇气违背教育局的指示（或者已经私下串通？）；为了华教的前途，为什么他们就不能够和董教总精诚团结，维护华小董事会的主权呢？
校长职工校一方面以触犯教育部行政指示作为藉口，拒绝接受《指南》；另一方面，则设立法律基金会，为可能涉嫌贪污的校长撑腰。校长职工会拒绝反贪倡廉的《指南》，可说因利忘义，却摆出维护校长尊严的姿态，为有识者所不齿。相信家长的眼睛是雪亮的，校长职工会因利忘义、负隅顽抗的结果，必定是让华小的校长更抬不起头来做人，更遑论维护他们的尊严了！校长职工会不应继续往错误的道路滑下去！（3/10/2006）

万千心眼

欢迎到访万千心眼@ http://leebanchen.wordpress.com/

天字第一号

掌权22年的铁腕强人前首相马哈迪，有办法夺国父东姑的权，接连收拾想造反的副首相穆沙希淡、东姑拉扎里和安华依布拉欣，什么大风大浪没有经历过？

现在，当然不会甘心于被一个自己钦点扶正的阿都拉巴达威，忘恩负义的在背后剌上一刀之后，以所谓“优雅的沈默”来击垮他。

因此，他决定采取“死缠烂打”的策略，不断重复他的几项指责。不论当局作什么解释，他都给予冷嘲热讽，还口出狂言，要卖国的伯拉现在就下台，不必等到5年任满。他现在已经成为疯狂反对伯拉的“天字第一号”！

由于老马长期掌权，对巫统各个利益集团的“运作”和“底细”当然了如指掌。他固然没有什么道德权威或资格可以谈论反贪污这个课题。但他如果存心要给你好看，要“爆”一点伯拉女婿凯里如何“快速致富”，或儿子卡马鲁丁的商业王国如何沾上“群带关系”之类的“料”，或警告将提出某部长贪污的“证据”等，他肯定还是有这个能耐的。

在这种情况下，凯里和伯拉被迫相继开口了，而且声称将利用一切机会，澄清所谓事实的“真相”。虽然真的不会变假，假的也不可能变真，但凯里一口气要对8项指责做出澄清，而且要人们相信马哈迪等人的指责全是假的，只有他的澄清才是真的，这回恐怕连他的牛津大学的学历背景也帮不上忙了！

别的不说，马哈迪那一关肯定就过不了。最致命的恐怕是凯里被指不时通过电话向部长和州务大臣发指示，干预政府事务。首相署4楼以凯里为首的智囊团，被指为首相起草政策文件，左右了首相的决策。老马甚至提出解散4楼的智囊团，作为与首相会面解决问题的先决条件。

对凯里最为不利的，可能是树敌太多。在一些有心人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抄作下，对他极其不利的一些成见已经形成：包括他是一个最有权势的年轻人；伯拉上台后，据说他曾扬言要让老马和达因等人坐牢；他有野心在40岁之前成为大马最年轻的首相，而且准备安排安华重归巫统，联手实现他的上述梦想；利用他在政府的影响力谋求个人和集团的利益。

这些成见，无疑使他成为伯拉的负担。他在政府内的影响力过于膨胀，在老马等人的奚落下，首相、内阁部长和州务大臣等都变成一群无能的草包，甘心受到一个年轻人的颐指气使。准备按党内的传统和资历，接掌首相的人也会把他视为假想敌，非除之不可。

而想分享政府工程利益者，也会质疑在第9大马计划下，涉及150亿元的880项工程，有利可图的是不是在公开招标前，已经被有关的利益集团独占了？槟城单轨火车的大工程，是不是如传言一样，已经保留给伯拉的孩子卡玛鲁丁了？

在贪污成风的国阵政权下，要高官子弟不利用裙带关系，获取政府工程或其他利益，似乎是不可能的。而且在官方机密法令下，要取得贪污的证据，也是十分困难的。

马哈迪就声称，他拥有一名部长贪污的证据。但如果他出示有关证据，他就会在机密法令下被捕。难怪他敢挑战有关当局对他的子女进行调查，看看他们是否有通过裙带关系获取商机或其他利益。他十分清楚，在有关法令下，若他的子女有什么不可告人的“机密”的话，也不会外泄。

凯里对他为什么有9百多万购买益资利（ECM-Libra）的股票，推说钱是向“朋友”借来的，伯拉也以同样的理由替他辩护。结果又嘲笑。。他问这“朋友”是谁，为什么借这么多钱给他？如果其他巫青团员也想借钱买股票，他们借得到吗？

原来益资利公司的联合首席执行员是伯拉的亲信《新海峡时报》集团副主席拿督卡里穆拉。在首相的女婿凯里拥有该公司的3%股权之后，这家公司竟然成功并购政府关联公司（GLC）艾文纽资本（Avenue Capital）。表面上，该并购可能符合程序；但在政治和道德上，则无疑出了问题。

因此，当伯拉被问及区分家庭关系、党内关系和政府关系的指导原则时，无法给予明确和令人信服的答案。显然，在一定程度上，他已经为裙带关系所累。如果他无法及时采取必要的措施，他的清廉形象将不复存在，一切反贪污的许诺都将沦为空话。（11/8/2006）

销密的笑话

民主制度要求国家决策的过程透明化，俾在人民的参与和监督下，国家的利益能够得到保障。可是，1972年国家机密法令的存在，却方便了当局以“国家机密”为借口，进行黑箱作业，把人民蒙在鼓里。

弯桥事件的真相如何，敦马和伯拉各执一辞，就是黑箱作业的结果。因为只有他们少数几个人，了解整个过程。可是由于势不两立，双方只透露有利于自己的部分事实，而要人民相信，那就是所谓完整的事实真相！

这次，为了驳斥敦马的指责，政府把4项“机密文件”销密。它们是2002年3月4日马哈迪医生致给李光耀资政的信件（信件1）、2002年4月11日吴作栋总理回复马哈迪医生的信件（信件2）、2002年10月7日马哈迪医生致给吴作栋总理的信件（信件3）及2002年10月14日吴作栋总理回复马哈迪医生的信件（信件4）。

上述销密行动的可笑之处，就是它们早已没有机密可言。因为在这之前，新加坡政府和敦马，都为了替本身的立场辩护早已公布了有关信件。新加坡政府当然不受我国国家机密法令的约束，连敦马也不顾以前他自己制定的法律，因为它是用来对付别人而不是限制自己！

公布机密文件的，若换作是反对党或非政府组织的成员，他们无疑将会被控上法庭。我们当然不会忘记，前公正党青年团团长依桑，由于公布的有关贪污证据是所谓的“机密文件”，而被判坐牢！

把有关的文件销密后加以公布，不但不会危害国家安全或人民的利益，反而足以澄清一些事实，这证明它根本不涉及什么真正的机密。因此，当局应把全部有关的文件加以销密和公布，让人民在充分掌握必要的资讯的情况下，作出本身的判断。更重要的是，严重侵犯人民知的权利的1972年官方机密法令，必须立即加以废除！

政府销密和公布上述4封信件，目的在于反驳敦马对它的指责，即新加坡政府已经接受了马来西亚建造弯桥的建议；弯桥不属于双方政府要一揽子解决的问题之一；及放弃建造弯桥显示了马来西亚是一个无能和软弱的政府；以及是马来西亚政府主动在谈判桌上提出开放领空和出卖沙给新加坡。

阅读了有关的信件，个人认为，新加坡确实是在马哈迪医生接受了通过谈判一揽子解决5项双方久悬未决的课题（即水供问题、马来西亚铁道局土地问题、移民厅和检役隔离中心问题、中央公积金领取问题、以及使用马来西亚领空问题）的情况下（见信件1），同意马方可以兴建弯桥，虽然吴作栋更希望建的是一座完整的桥（见信件2）。

比较关键的应是信件3，因为在这封信里，马哈迪医生通知吴作栋总理，马来西亚已经决定，不再以一揽子的方式解决双方久悬未决的问题，而是准备在逐项解决的方式下，优先处理水供及水价问题。

在信件4的答复中，吴作栋总理表示，本来新加坡已经考虑修改协议要点（POA），以允许马方提早领取中央公积金和新加坡自资建造在新方的桥以取代柔佛长堤，来换取使用马方领空及以合理的价格购买水供。由于马方要分别处理水供问题，上述交换只好作罢。

由此可见，敦马说新加坡已经同意马方可以建造弯桥，显然是断章取义的说法。而且至少使用马方领空的问题，确实是包括在一揽子谈判方案的5项问题之一。至于我国卖沙给新加坡的问题，政府说这是在2005年3月1日吴作栋与伯拉谈判中，由吴作栋主动提出的。

这种可能性当然存在，但若没有把有关会议的完整记录加以公布，还是不足以服人的，特别是在我国外长赛哈密，被迫澄清他不是靠卖沙为生的丑闻气氛下，公布一切有关的文件看来还是必要的。

一个敦马及伯拉不能够逃避的问题是：马哈迪医生放弃一揽子解决问题的方案的真正原因是什么？而伯拉与新加坡重新谈判一度传出快要达致协议的佳讯，最后为什么又告吹了？是否与指责开放领空和卖沙是叛国行为的舆论有关？

水供、卖沙、开放领空供新加坡使用是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属叛国的行为？如果水供的条件和价格合理；卖沙不牺牲环保、不涉及丑闻；而使用领空是双向和有助区域的安全，同时不危害国家的主权和人民的安宁，是不是也一概是叛国的行为？它是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与人民的情绪、尊严和国家的主权不相容？

也许还要搞清楚一个前提：新加坡到底是我国的朋友，还是敌人？我们应该努力地改善与新加坡的关系，还是加剧与它的矛盾？在这方面，敦马的过于强悍和伯拉的失之软弱，当然还有新加坡的功利和傲慢，也许都是目前马新关系无法取得突破的一些原因。

个人认为，从新马两国人民友好关系的利益出发，放弃建造象征决裂的断桥应该是正确的。在历史上，新马本来就是一家。希望一座完整的“友谊之桥”，能够在人民意愿的压力下，摆脱政客的操弄，在利益平衡和睦邻的精神下建立起来！

阿都拉以柔克刚

2006年6月7日， 马哈迪医生向阿都拉首相发难姿态之高，足以令人产生一种错觉，以为他还是现在巫统和国家最有权势的第一号人物 。难怪前副首相穆沙希淡，要指他患上后首相症候群。

后首相症候群

老马对首相的攻击不只是严厉和直接的，甚至可以说是对他的仕盘否定。他说当年选接班人，阿都拉并非首选。他后悔选错了人，因为阿都拉不但不感恩图报，而且违背了当年他与老马的协议：老马公开保证，退位后不再干预国家政治和政府事务；阿都拉和他的新政府则以继续老马亲自策划的、政府的各项有关大型的计划，作为回报。

他也驳斥因兴建大型计划，掏空国库的说法。他还借题发挥，说他扶持了很多人，但这些人经常在他背后插刀；他也自嘲有选错人的习惯。总之，他已经公然与阿都拉决裂，而且钦点了纳吉作为他开展权力斗争的主要代理人。

纳吉荒忙表态

次日，各报都以头条报导了这项爆炸性新闻，而且不约而同的以纳吉全力支持首相的迅速表态，来平衡和抵消老马抨击首相的杀伤力，可见这是有关方面的刻意安排。其中尤以星洲日报的处理最“善解人意”，与老马并列的竟然是纳吉的大照片，而首相的小照则毫不显著地在右上端当配角。

纳吉阐明：“政府所做的每项决定，都是内阁在达到共识下所做出的集体决定，不应该由首相独自承担。”然后才言不由衷地地走平衡索，说什么他相信当敦马哈迪担任首相时，他也是尽一切努力为国家做事；同样的，现在阿都拉是首相，他将尽力为国家做到最好。两个在政策上闹矛盾的人，都是“做的最好的”，两个都没错，那还需要斗什么？

纳吉的迅速表态，不论是自愿还是被迫的，至少表面上已经挫败了老马的分化图谋，使老马这埸戏暂时演不下去了。在这种情况下，阿都拉除了表明老马有言论自由之外，并没有暴跳如雷，也不急于答复，表现的极有“风度”！

穆沙批评老马

答复的重任落在穆沙希淡的肩上。6月10日，马来前锋报刊登了马新社对他的访谈。他一开始就表明是以个人的身分，接受有关的访谈。他虽然否认是阿都拉的顾问，但却很自信地表明他可以大声地批评阿都拉，对他可以直言无忌。因此，这篇专访的代表性是毋庸置疑的。

他首先批评老马，如此严厉和强烈地公开批评首相，是违反巫统和马来人的传统和礼仪。他指出当老马是党和国家的行政首长时，他同样要求党员，如果要批评政府，就必须通过适当的管道。

对此，老马反驳说穆沙希淡当年退出政府、攻击他和促使东姑拉查里和他竞选，才是首先不顾党和马来人的传统和礼仪的作法。

不顾传统和礼仪

其实，在这方面他们可说是半斤八两。作为“造反派”，不论是老马、穆沙、姑里还是安华，都不会那么谨小慎微地照顾什么“传统和礼仪”，因为这些框框毕竟是为既定秩序和当权派的利益服务的。

他接着批评老马不该说什么阿都拉不是首选，它有着消极的含意，似乎是告诉纳吉：“其实，我是喜欢你的，你比伯拉还行。”穆沙说这样搞法将导致党的分裂。无可否认，老马在这点上实在是做得太露骨、也太不讲策略了。搞不好，连纳吉都会被拖累。

纳吉除了不得不在第一时间，表态全力支持首相之外，还被指定发表巫统最高理事会坚决支持首相阿都拉领导党和国家的立埸。并且表明在中央和州际，不存在反对首相的领袖，及巫统没有派系的存在。这无异于公开表明，他不会和老马结盟，在中央或州际搞派系来反对首相。

值得注意的是，穆沙绝口不谈老马指责阿都拉破坏“协议”的事。一个即将下台的首相，以不干预政治和国家事务来换取他一手扶持上台的首相和他领导的新政府，继续他一手策划的各项大型计划。

“协议”还是“丑闻”

这样的“协议”，姑且不论在贪污泛滥的政权里，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它可能涉及个人及集团的“丑闻”；对民主制度而言，它至少是不正当的作法。当然老马开口闭口都以“国家的利益“作为他的挡箭牌。而且他的专横决策，在内阁里向来都没有人敢于加以反对。

对此，穆沙的批评是十分尖酸的。他说：“我不以为‘国家的利益’，是可以由一个（叫做马哈迪医生的）男人，来垄断其定义的。”他举例说，如果老马认为某项决策是违反国家的利益，而首相及其内阁则认为它是符合国家的利益，那么，老马就必须尊重这项决策，而不是倒转过来要首相及其内阁尊重老马的看法。

无可否认，不论是老马或阿都拉，在他们当权的时候，所有决策，就算是最要不得的、严重损害人民利益的错误决策，都会假借“国家的利益”来推行。因此，首相及其内阁虽然有决策的权力，还是必须具有透明度并接受人民的监督，而不是通过“黑箱作业”，来谋取个人和集团的私利。

利益重新分配的矛盾

因此，在监督的意义上，老马当然有权批评首相及其内阁的决策，虽然在他掌权时，他本人的独断独行更为突出。但根本的问题，不在于可以不可以批评政府的决策，而是政权的更替和权力的易手，导致利益的重新分配出现矛盾和冲突，引发新一轮的权力斗争。

对这类本质的问题，穆沙避而不谈。他选择攻击老马性格上的弱点。在反击老马指控他背后被插刀时，他的论述很具说服力。他语带讥讽的说：“我认为马哈迪医生对自己和自己的能力都非常自信，因此无法碰上一个比他更好的人。其实，他曾经有四位副首相，而每位都可能被指责过在他背后插刀。如果说他背后被插了一刀，那么，首相背后则已经被他连续插了无数刀了！”

当然最够力也最传神的，是他指马哈迪医生患上了后首相症候群，以为他还像首相一样拥有大权，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无可否认，到目前为止，老马确实显得十分孤立。几乎所有巫统、内阁和国阵成员党的领袖都出来表态支持首相。

马华华团支持首相

连向来明哲保身，相信殃及鱼池论（“两头大象打架，鼠鹿夹死中间”）的马华公会和华团，也大胆站出来维护首相。是他们看穿了老马已经是一只无牙的老虎，还是对一副亲民样子的伯拉情有独锺？这倒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新发展。

也许看到形势不对，老马很快就把姿态调低，声称他不是和阿都拉争吵（何止争吵！），只是不满他提出的问题没有得到答复。他强调有关问题若得不到答复，他是不会闭嘴的！

首相做个顺水人情，答应老马的要求。看来是要给他一个面子好下台，但把答复的责任交给各有关部门，老马也无可奈何。一时间，几个部门煞有其事的准备会见老马。再过一阵子，普腾负责人的答复，了无新意。拉菲达甚至说她已经答复过了，不想重复。现在又有报导说有关部门不会通过传媒公开答复，而是以书面的形式，直接答复马哈迪医生。

两个选择

其实，老马似乎只有两个选择。一是死缠烂打，但若得不到足够的支持，也是难成气候。另一是找个阶梯下台。现在已经有人主张两大巨头会谈和解，说什么老马是给人误导之类的话。只要给足老马面子，又能够适当的照顾他老人家及其派系的既得利益，暂时缓和一下双方的矛盾，也不是不可能的。老马拒绝答复记者对有关课题的进一步提问，可能就是缓和的迹象。

直到现在，只有巫统芙蓉区部给老马一点安慰。此外，最忠心耿耿的应该是马哈迪医生的前政治秘书郑文杰律师了。他向新海峡时报集团副主席兼编务顾问卡里慕拉及巫青副团青凯里，与他辩论马哈迪的功过。他也促请其他巫统部长与巫统前政要在一周内接受他的挑战，与他展开公开辩论，否则就是政治懦夫。

正如大家所预料到的，所有被挑战者，都宁可当“政治懦夫”，也没有人有兴趣应战。凯里被记者问起这件事时，还不屑的做了三个动作，一是以手掩嘴，表示要对方闭嘴；二是作态地问他的同僚：郑文杰是谁？三是握拳在空中挥舞，以示警告。团长希山慕丁更加直接地说，郑文杰不是决策者，与他辩论不可能有什么好处。郑文杰碰钉是预料中的事，可是他却乐此不疲，不知道他的脑筋有没有出问题！

发展到现在，看来阿都拉已经赢了第一圈。老马会暂时收敛，还是伺机出击，正如我国政治风云的多变，恐怕谁也说不准，让我们拭目以待罢。（24/6/2006）

“无奈”与“庆幸”之外

最近有幸读到陈新嵘先生的最新诗作 ——《转籍随想》，深有感触。首先，录下有关作品，与大家分享。此外，也想借此机会，表达一下个人对马共成员，特别是它的领导层转籍的一点看法。



《转籍随想》
—— 陈新嵘

2006年5月17日
——我转籍了！


原是：
新加坡土生土长公民。
没料到：
离乡背井近半个世纪。
而且，
做了12 年
泰国的
“无国藉国家建设者”。
如今，我成了
持有智慧卡身份证的
泰国公民。
——无奈呀！
——却也庆幸


无奈
——不是我不爱新加坡。
庆幸
——泰国的天地宽容。


海峡殖民地种牛痘的印记，迄今
留在左臂上。
牛车水，吉灵街，大门楼，
丹戎巴葛，巴丝班让，红灯码头，
童年少年结伴游荡……
怎会健忘？
海山街口，
日军投下第一枚炸弹。
登婆街道两旁，
待收殓具具死尸在发臭。
白思华举白旗投降。


“谁知狗去猴子来”，
米字旗又重新飘扬。
旧加冷机场万众齐喊“默迪卡”。
风雨中自治邦迈向独立……。


这一切的一切，
对我来说：
见证历史的故事，
讲不完！


新加坡呀，新加坡！
你可知道？
我对你的今天和明天，
仍然
——挂肚牵肠！


（2006年5月25日写于泰南合艾）


对于诗歌，我是门外汉，但仍深深地为诗中所突显的浅白哲理和爱国真情所感动，也为它所引申的政治含意而沉思！

诗中没有风花雪月或个人的闲情逸致。除了藉童年在新加坡各个角落“结伴游荡”的记忆，聊以排遣对祖国的思恋之情，剩下的尽是对人民与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怀，和作者对“转籍”的“无奈”与“庆幸”！

作者是一个“新加坡土生土长（的）公民”，见证过“讲不完的故事”—— 包括英殖民统治的“印记”、日军的侵略暴行和英军的不战而降、英殖民主义者重回新加坡（“谁知狗去猴子来”）和“风雨中自治邦迈向独立”等。

可是，由于不为利用左翼上台却背叛左翼的李光耀政权所容，只好“离乡背井近半个世纪”。尽管他对新加坡的今天和明天，“仍然挂肚牵肠”，却无奈地成了“持有智慧卡身份证的泰国公民”。

他不是别人，就是曾任新加坡总理公署政务次长，成为当年李光耀总理身边红人的陈新嵘。无须讳言，他是当年新加坡著名的左翼人士，目前是身在泰南的十余名新加坡马共成员之一。

自从1989年马共在泰国当局的见证下，与马来西亚政府签署合艾和平协议、放下武器之后，就一直不被新加坡当局接纳回国。比起马来西亚和泰国当局，新加坡政权可说是最不尊重人权、最不讲道义的国家。

作为一名被剥夺国籍者，在生活的层次上，陈新嵘对“转藉”的“无奈”—— “不是我不爱新加坡”，和“庆幸”——“泰国的天地宽容”，都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有了国籍，总比没有国籍来得方便和有所保障。

但与此同时，也意味着虽然无奈，他毕竟作了一项选择 —— 放弃新加坡的国籍。个人认为，被剥夺国籍和放弃国籍是有很大差异的；前者还可以抗争和翻案，后者则意味着屈服和放弃。

引申开来，马共的成员，特别是它的领导层若集体转籍，就可以被解读为它已经放弃未竟的革命事业。这样的含意和结局，在政治的层次上，绝不是“无奈”和“庆幸”所足以概括的！

无论如何，还是要祝福他们，在“泰国的宽容天地”里，能够安享他们的最后岁月！（21/6/2006）

胡亚桥应有法治精神

最近较忙，所以不能及时回应国安部副部长，胡亚桥对我的指责。由于它涉及撰稿人写作与发表作品的自由，现在给以回应看来还是必要的。希望胡副部长有勇气面对问题。

首先，让我引述一下《独立新闻在线》5月4日的有关报导：“…李万千昨天在‘反操纵媒体黑手行动’向国安部提呈备忘录时促（请）国安部澄清是否曾指示《东方日报》关闭其专栏，国安部副部长胡亚桥认为，这是无根无据的指责，因此根本无需澄清。”

其实，笔者在本栏的“开埸白”中已经交代过，我在《东方日报》《名家》版的专栏被关闭时，该报总编辑只声称这是“上头”的指示，却拒绝说明“上头”是谁或属于那一个部门。

因此，虽然我的专栏被关闭是铁一般的事实，但却没有任何政府部门或官员需要对此负责。我若“指责”谁或那一个部门关闭我的专栏，就会变成如胡副部长所说的“无根无据”！因此，我只能促请国安部澄清是否曾指示《东方日报》关闭我的专栏。

个人认为，胡亚桥最缺乏诚意的地方，就是明知我“无根无据”，无法“指责”任何方面，才促请国安部协助澄清事情的真相；可是，他却偏偏以此“莫须有”的罪名，来作为拒绝澄清的借口。

如果国安部和胡亚桥做事都是光明磊落、有根有据的，那么只要查一查档案，就可以对我的要求，做出明确的澄清：有指示就说有，没有指示就说没有，就是如此简单而己。为什么这么为难呢？莫非是不留痕迹地“指示”了，不想认账。说有指示吗，证据何在？说没有指示吗，当事人的专栏确实是给关了。

必须郑重声明，我也是支持光明磊落、有根有据办事的。套一句政治术语，就是主张法治，反对人治。为了贯彻法治精神，我还曾经“天真地”要求有关方面给我一张“白纸黑字”的信件，说明到底是那一个“上头”下令关闭我的专栏，侵犯我言论自由（指写作与发表的自由）的宪赋权利，让我有个抗争的对象。

可是，对方却告诉我，“上头”要关闭一个平面媒体的专栏，是有很多办法的，无需给什么“白纸黑字”的指示。当然我们都清楚，胡副部长就更不必说了，只要延迟更新你的出版准证，挂个电话或给个暗示什么的，当事人也就知道要怎么做了。

与当局打过交道的人一定知道，许多事是只可以做，不可以说；明明做了也死不认账。万一有人不识时务，妄想加以追究，就会成为“无根无据”的“指责”，根本连澄清都不需要！胡亚桥搞的正是这种把戏！

即使有知情者愿意做个人情，把“机密”偷偷地透露给受害人，让他不致于死的不明不白，那也只是一种“爱莫能助”的友善表态。知道了“机密”，却碍于“人情”不便公开加以揭露，有时就会像哑子吃黄连一样，有苦说不出！

例如我曾说过据不完全统计，目前约有16人被禁止在平面媒体写稿。可是，维护媒体独立撰稿人联盟在它的备忘录中只列出杨百杨、李万千、庄迪澎、杨凯斌、陈美萍、李书祯、吴仲顺与黄进发等8 人, 因政治力量干预而被禁止在《东方日报》撰稿。就算加上早几年被关掉专栏的蔡添强、Rustam Sani 及 Amir Mhd. 等人，那里有16人？原来还有一份黑名单，其中的“受害人”碍于职业的关系，暂时还不想曝光。

如果胡亚桥副部长，愿意为维护上述各撰稿人的写作与发表作品的自由尽一点力量的话，他就应该负责任地在请示了首相之后，加以澄清，国安部或者首相署是否曾经指示各有关报章，禁止刊登上述各撰稿人的文章。如果国安部和首相署尊重联邦宪法赋予这些撰稿人的言论自由，那么它们就有必要向有关报章发出明确指示，表明国安部和首相署并不反对各有关报章发表这些撰稿人的文章。

这是最能澄清事实真相，也最符合法治精神的作法。如果不是说一套，做一套；举手之劳就可以功德无能，胡副部长何乐而不为？如果需要，杨白杨（你的老同学杨文波）和我都愿意和你见面，为撰稿人的言论自由尽一点力量。谨此恭候佳音。（1/6/2006）

董校风波与华小革新的契机

(一）华小革新的契机

首先，祝贺2006年雪隆华小董事会交流会的举行。选择这个时机举行交流会，无疑是必要和深具意义的。因为在内部，华小才经历了一场深具（震撼性的董校风波，导致董教总和校长职工会达致4点共识，使华小出现了革新的契机。此外，由于国家开始推行第9大马计划，再度强调马来议程，母语教育因此可能面对另一轮的冲击。因此，迫切需要整顿华教队伍，共赴时艰。作为本课题的引言人，仅提出一些个人的看法，作为开始。相信在座来自各校的董事，对这次事件一定有很多感受和问题想提出来讨论。因此，我就长话短说，不浪费大家太多的时间。

（二）董校风波的回顾

遽然发难，来者不善

董校风波的爆发，看来并不是偶然的。校长职工会趁董总以叶新田博士为首的新领导层刚上任不久，工作交替还没有完全上轨道之际，就遽然发难，指董总打压校长，让人有“来者不善”的感觉。这点，职工会在头脑发热时已经承认，他们是针对董总领导层里的一两个“黑手”而来的。此外，他们也公然宣称，今后将与“较为谅解”的教总合作，而疏远董总。由此看来, 颠覆董总可能才是他们原先的企图。

打压校长，愚蠢例证

职工会对董总“黑手”发动袭击，看来是想让他们措手不及、人仰马翻。但想不到职工会的领袖竟然狂妄和愚蠢到举精武华小“一年把4位校长调走”的事件作为董总打压校长的例证。原来该校董事长王国丰，最热衷于在校内肃贪，他把3位涉嫌者告上教育局，并成功地把他们调走。

校长职工会曾要求董总出面摆平王国丰，为董总所拒绝。这次，职工会又把这件见不得光的事重新抖出来，作为董总打压校长的例证。职工会公然庇护涉嫌贪污校长，并为此向董总“兴师问罪”，充分说明它的狂妄和在道义上的破产！

悬赏肃贪，轰动效应

职工会的嚣张，进一步激怒了不按牌理出牌的王国丰。他一不做、二不休，在报章上刊登广告，悬赏马币50万元，惩求证据以对付贪污的校长。悬赏广告有如一颗威力强大的舆论“炸弹”，“炸”醒了许多沉睡的学生家长，也“炸”慌了校长职工会的头头们。他们匆忙地刊登了《解散校长职工会？》及《告家长书》的广告，扬言将解散校长职工会，停办国英文课外补习班和电脑班，及只购买教育部所规定的课本作业等来要胁家长，进行反击。结果进一步引起舆论的反感，显得更为孤立。

焦点转移，工会挨打

另一方面，校长收取回扣的问题，由于八达灵县家长会主席郑云城等人的大事揭露，在寰宇电视《就事论事》（前后就此课题制作了4集）、《东方大讲坛》、网络媒体《独立新闻在线》、《当今大马》和一批评论人的全力配合下，引起了广泛的讨论。由于校长贪污问题成为舆论关注和批判的焦点，校长职工会由于有庇护贪污之嫌，很快的就由主动进攻，变成被动挨打了！

权势党团，以和为贵

在职工会陷入挨打的局面下，一些附庸权势的华团领导人企图制造“以和为贵”的局面，迫董总就范。于是电话满天飞，各路人马争着请客吃饭。最后，连马华公会也召开会长理事会，准备介入调停。但董总还是不为所动，坚持独立自主地处理问题，直至董教总和校长职工会达致4点共识为止。从事态的发展看来，校长职工会这向向董总发难，其背景绝不简单！

（三）董校风波的意义和启示

随着4点共识的达致，董校风波可说已经告一段落。现在，较为深入地认识一下它的意义和启示，相信是会有好处的。我先提出以下几点，请大家批评和补充：

1. 权势挂帅 ，道义沦丧

董总的现任领导人，由于不姑息涉嫌贪污的校长，居然被校长职工会当作打压校长的“黑手”来揪斗。而当这些人面对“起义”的家长的批判时，却受到附庸权势的党团和媒体，制造“以和为贵”、“尊师重道”等舆论的袒护。社会道义沦丧到这等地步，是令人震惊的。可是，这些党团仍然以华社的代表自居，藉以维护社会建制和他们既得的利益。这种格局一天不改变，不能寄望华社能够有什么大作为。

2. 提防堡垒，内部攻克

在“权势挂帅，道义沦丧”的大环境下，要如何维护董教总作为华教堡垒的地位和战斗性，正如它半个世纪历程所光辉记录的，已经是华教当前最为急迫的一项任务。当有人可以公然离间董教总，可以公然声称他们的影响力，足以解散教师公会和教总的时候，华教工作者若还不能意识到自己处境的危殆，不提防华教堡垒从内部被攻克， 这才是最大的危机！

在这关键时刻，董教总的领导人，要有处理危机的意识、胸襟和气魄，要能够从战略的高度出发，迅速解决内部存在的一些矛盾和分歧，稳住好不容易才建立起来的团队。大家精诚团结，为维护华教的堡垒及其战斗性，做出各自的贡献！

3. 思想革新，回归本质

“校长是一间学校的灵魂”，本来不是对校长的过誉。可 是，现在却有人认为（包括资深的评论作者），目前华小的校长已经抬不起头来。甚至有人认为，他们已经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这次风波中，对待收取回扣的校长，基本上有两种态度和立场。一种是像前董总主席胡万鐸先生所持的，认为它属于收取“红包”之类的平常事，无需小题大作。正是这种社会的“默许”，造成“行规”的泛滥。被“姑息”惯了的校长，顷刻间变成“贪污嫌犯”，自然无法接受。

另一种则是对犯错的校长，穷追猛打，似乎一个也不放过他们。对他们犯错的社会大环境和背景，不加具体分析。甚至对他们在教育界和地方社会的其他贡献，也一概加以否定。这两个极端看来都失之偏颇。

必须承认，作为一校之长，表率作用是十分重要的。既然收取回扣是假公济私的不法行为，也是不道德的作法。从一个教育工作者的基本职责和尊严出发，是不应该这么做的。过去犯错，只要知错愿改，可以即往不咎。在4点共识达致之后，各有关方面都必须回归教育的本质，告别贪污妄法的行为，体现一个教育工作者最基本的社会和道义责任。

4. 反对垄断，争取自由

这次风波，让我们认识到，舆论对社会所能够发挥的启蒙和教育作用，有时是很大的；同样的，也让我们认识到，权势政党和财团对媒体的控制，其破坏性也一样严重。因此，公民社会在争取言论自由和支持独立及非主流媒体方面，应更加重视。反对媒体垄断，对自由媒体工作者的培养、关怀和支持，都到了必须付诸行动的时候了。

5. 家长角色，举足轻重

这次风波，催化家长的“起义”，突出了家长的监管角色。看来势 必催生体制外的全国华小家长会的成立。由于它是标榜代表全国华小家长的，它的宗旨、定位和动向，势必受到各方面的关注。除了维护家长和学生的利益之外，它对维护华文教育所将扮演的角色，及与各政党及董教总之间的关系，也是关键所在。

（四）华小董事会的主权：认识、争取和行使
法令规定，不容侵蚀
自董校风波以来，董事会主权应该是最热门的课题之一。不论是根据《1957年教育法令》、《1961年教育法令》还是《1996年教育法令》的规定，董事会都是管理华小的机构。因此，华小董事会的主权，不应受到质疑。
但正如《共识》所指出的：“基于在新的教育法令下，新的华小董事会条例还没有发布，而依据旧教育法令赋予董事会的主权及其管理范畴（包括学校贩卖部、食堂、礼堂、校产及学校银行户头的支票签署等）与方法，已经被教育部的各项行政指南、条例模糊化、被削弱，甚至被蚕食。当前，各华小三机构成员，应在董事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紧密合作，全力支持与配合董教总要求教育部公布新的董事会条例，以及维护华小董事会主权，向政府争回华小董事会管理学校的主权而作的一切努力。”
恢复主权，坚决行使
必须承认，由于教育法令的更替，教育部新的行政指令和条规的颁布，部长、官员和政客的滥权，一些校长的擅自僭越，和一些董事会的自我放弃，导致华小董事会主权不断被侵蚀，而变得残缺不全和“模糊化”，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一些别有居心者甚至公开扬言，华小董事会事实上并没有法定的地位！

由于华小董事会主权必须体现在对有关主权法定地位的承认和实际有效的行使上。因此，尽管4点共识承认华小董事会的主权，它并不意味着对当局有任何的约束力，或董事会被模糊和侵蚀了的主权立即可以获得恢复。它其实仅仅是一种表态，必须要有具体的争取恢复和行使主权的后继行动，才具有实际的意义。

个人认为，这些后继行动应该包括认识、争取和行使董事会主权的完整过程，具体的说就是：

• 鉴定主权，精简报告

董教总的法律顾问团，应就董事会法定地位的过去、现状和被侵蚀的过程，做一详细的研究，写成精简的报告，明确董事会在现有法令下的法定地位和应拥有的主权，以及如何争取和行使已经被侵蚀了的部分。

• 认识主权，行使主权

董总、董联、华小工委会以致个别学校的董事会，必须认真学习有关的报告，弄清楚华小董事会目前的法定地位和拥有的主权，以及已经被侵蚀了的部分。然后与本地区或本校董事会所行使的主权相比较，拥有而未加以行使的，必须立即行使之；已经被侵蚀而必须重新争取回来的，则应配合董教总的步骤，一致行动。

• 醒觉运动，具体计划

制定具体计划，开展董事醒觉运动，让所有的董事都真正“懂事”，告别“董事不懂事”的时代。


（五）建立现代化、透明和有效的监管机制

个人认为，一个现代化、透明和有效的监管机制能否在董教总的主导下建立，各有关华小是否愿意在董事会的主导下实施有关的监管机制，是这次华小革新契机能否化为具体成果的关键。

董总、董联、华小工委会、各校董事会，应在华小三机构的配合下紧抓这关键，有领导、有组织、有决心地掀起一场健全华小的自救运动。各华小应互相学习、互相支援，掀起革新的声势和热潮。

董教总和属下的各华教组织，虽然不是权力机构，但对属下组织还是有它的约束力。这种约束力主要是体现在对维护母语/民族教育的承诺。它是一种道义力量。所谓得道者多助。董教总应本着“得道者多助”的信心，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理直气壮地开展华小的革新运动！（2006年5月1日，福隆港，《雪隆华小董事会交流会》）

卢诚国现象

格拉娜再也国会议员卢诚国在2006年4月13日，出席了在格拉娜再也巫统区部办公室进行的交流会。这个交流会是为了解决该区部巫统青年团，向卢诚国发出最后通牒的事件。次日，卢在其办事处的记者会中指出：

• 交流会在和谐的气氛下进行，符合成员党之间互相尊重与团结的国阵精神；
• 非常感谢格拉娜再也巫统区部主席莫哈末泰益，因为他对于该课题拥有足够的敏感性，并成功地加以解决；
• 为了避免某些人士混水摸鱼，他不会再重提这项课题。

马华/马青一旦受到巫统/巫青的公然‘教训’， 不论对方是如何的无理取闹或‘撒野’（翁诗杰语），最后总是关在房间里‘解决’。之后，还得感恩戴德地向巫统领袖致谢一番，并慎重宣布以后‘不再重提此事’。

相信公众更有兴趣知道的，不是当天的交流会符合不符合国阵精神，而是50位莽汉夜闯卢诚国办事处，向他发出‘最后通牒’，限期要他答复或者面对巫青团的‘行动’，这种拒绝听取任何解释的‘撒野’行为，符合不符合国阵精神？他是否批评了对方？对方是否认错了？

当然公众可能也想知道，卢诚国在赞扬莫哈未泰益“对于该课题拥有足够的敏感性”，是否意味着承认自己对有关课题缺乏敏感性？他是否已经同意他建议政府成立宗教发展局，仿效回教发展局（Jakim）处理其他宗教事务，已经伤害了马来人的感受，因为这么做将会削弱回教作为国教的地位？他是不是为此向巫青团道歉了？

更加重要的是，也是马青国民服务局主任的卢诚国是否已经改变了他于3月15日在国会就有关我国历史课本课程纲要‘不平衡’、穆斯林宗教祈祷指南和非穆斯林宗教场所面对的问题等的看法？并已经答应
对方，以后不再谈论这些所谓‘敏感’的课题？

无论如何，人们可以怀疑，这种关起门来‘解决’问题的‘黑箱作业’方式，完全是为了不让巫统巫青‘盛气凌人’的‘霸道’和马华马青‘委曲求全’的‘丑态’爆光，以维持自欺欺人的所谓‘国阵精神’！

巫青团这类粗暴行为，以前曾经用来对付反对党或华团，现在甚至用来对付国阵成员党。这说明巫青团已经肆无忌惮地采取最更具侵犯性和极端的策略，以推行它的‘马来人议程’，建立它的‘民族英雄’的形象。现在，只要有人敢于涉及宗教或任何他们认为‘敏感’或所谓损害到‘马来人的感受’或‘尊严’的课题，他们就会全力反击。

这种趋势令人怀疑，巫青团的脑子里，是不是早已塞满马来人特权、马来人主权、回教国家、国教、及被认为‘敏感’的其他课题；再也容纳不下人权、民族平等、宗教信仰自由，和自由、民主与公正等普世价值。

巫青团动不动就以马来人的代表自居，其实它那一套诉诸种族和宗教的狭隘思想，和许多进步和开明马来人的看法是格格不入的。《当今大马》一些马来读者的意见，可见一斑。

署名苏菲（Sufi）的读者认为，这事件证明了巫统的傲慢与种族主义。他反问道：如果国会不是国会议员为人民利益发言的地方，那么，什么地方才是呢？他补充道：否定的态度和害怕自己的影子，已经成为马来西亚的敌人。

苏菲安苏格尔（Shufiyan Shukur）则批评自己的民族，说其族人时常骄傲地以为，是其族人建立这个国家的。他坦言：“让我告诉他们，其他民族也曾经为这个国家流血牺牲。”

阿利宾（Ariffin）则敏锐地指出，他看到一小撮年轻的政客，正在利用宗教和历史课题，以达到往上爬的目的。他揭露道：“他们要的就是像卢诚国所提出的课题这样的机会，他们将会加以夸大，并作为武器以显示他们的所谓‘领导（才能）’，使他们出名，过后等着他们的就是金矿。”

最后，卢诚国似乎已经不幸为莱丹（Ringtan）所言中，即由于不敢坚持本身的立场，而效仿其他高层党领袖，收回他的看法。看来马华这种不敢坚持真理的妥协政治，早已为读者所看透。无以名之，姑且称它为卢诚国现象吧!

卖鸡也关乎国家安全

2006年4月10日，是马来西亚社会主义党注册案上诉的开审日。当天一早，我们就赶往布特拉再也上诉庭听审，以示支持该党持续了8年的要求结社自由之战。促使我们出席听审的另一原因，是这几天我们屡屡收到该党的提醒电邮和电话，显示了该党办事的真诚和责任感。

社会主义党十分清楚，在马来西亚的法庭上，和内政部长打官司要取得胜利是十分困难的。正如在开审前夕，该党在文告上所指出的：“马来西亚社会主义党要打赢这场官司是不容易的，因为一切（决定）最终都是政治的决定。然而，我们开展每场斗争，目的都是为了取胜，而不是想要失败。我们将继续斗争，并在过程中不断暴露我们的敌人和他们这些懦夫的各项伎俩。明天在我党短暂的历史中，将是一个重要的时刻。”

当天的气氛，整体而言可说是热烈、团结和乐观的。数百名社会主义党的党员和支持者，有秩序地集合在‘公正大厦’（Palace of Justice）的石阶上，一面等待审判的进展和结果，一面倾听负责人宣读来自国内外的支持电邮，不断传来掌声和笑声，生气勃勃。

另一方面，审讯的进展看来也非常有利于社会主义党。一开庭，以作风大胆著称的Gopal Sri Ram 法官为首的三司（另两位法官为Mohd Ghazali Mohd Yusoff及 Hashim Yusoff ）就谕令政府高级辩护律师 Marry Lim提出具体理由，说明当局为什么以固定政策和治安理由来拒绝社会主义党注册的申请。

Gopal 调侃道：“固定政策正如规定只准有6棵红毛丹树（比喻政党），而每株必须有7个分枝（比喻支部）。”他指出，政府固定政策的思维方式使它在酌情处理问题时失去灵活性，成为桎梏。

对危害治安的理由，他则认为必须出示具体证据，证明它如何危害到国家治安。他比喻说：“（也许）卖鸡也会危害国家安全…… 天晓得！因此，必须出示具体证据，否则就是没有证据。”

到了4月12日，由于法官保留判词，社会主义党的党员和支持者一度乐观的情绪蒙上了阴影。当天政府辩护律师，Marry Lim对安全理由和一个全国性政党必须有来自7州的代表的固定政策提出了她的辩护。对第一个问题，她说内政部长拥有警方提供的情报，但不为法官所接受。法官指出，由于内政部长未揭露任何情报，以国家安全理由来拒绝社会主义党的注册是不能成立的。

对一个全国性政党必须有来自7州的代表这问题，政府辩护律师指出尽管注册官发出多次的指示，但该党并没有满足这项要求。对此，社会主义党辩护律师Thommy Thomas 以公民结社的宪赋权利，及有关规定并没有法律的根据等加以反驳，指它是一项不合理、未酌情处理及违宪的规定。

如果三司仍旧坚持两天前的见解，即固定政策会成为酌情处理问题灵活性的桎梏，那么，顺理成章的是发出庭令，指示注册官让社会主义党获得被延误了8年的注册。让人纳闷的是，三司却决定保留判词。难怪社会主义党的文告会指出：现在案件胜败都有可能。问题是司法将投结社自由的宪赋权利和自然公正法一票，还是投技术性和行政要求一票？

在4月10日当天，我向社会主义党的负责人指出，来自7州的代表并不难解决，为什么不满足注册官这项要求呢？他们给我的答案是，他们已经满足了有关要求。现在看来，他们可能并没有这样做。

危害国家安全的理由被法庭拒绝了，如果这次是败在技术性和行政性要求的理由上，实在是太可惜了！当然我们也可以持稍微乐观一点的态度，相信三司既然有勇气推翻安全的理由，照理不应“虎头蛇尾”，以一项技术性理由来判社会主义党败诉。

但若犬儒一点，我们也可以说，“虎头蛇尾”也许正是政治判决的需要。何况社会主义党不是早已认定：“要打赢这场官司是不容易的，因为一切（决定）最终都是政治的决定”吗？

开场白

在董校风波期间，笔者在东方日报《亦彼亦此》的专栏上，连续发表了四篇评论文章。结果有人叫好，有人则把我和杨白杨等六位评论作者贬为“红卫兵”，一棍子打死。其实，这些只敢躲在黑暗角落放冷箭的人，不论他们如何伪装或标榜自己，就是教人瞧不起！

他们称王称霸，除了官方的黑名单之外，还列了本身的黑名单，对一些异议者进行打压和报复。有时封杀他们的文章还不够，连他们的新闻、照片、甚至姓名都一概不准见报。这些行径，和当年中国文革时期四人帮的跋扈，恐怕不遑多让。

记得当年笔者出版逻辑入门小册子《白马非马》时，刘锡通和胡兴荣曾热心地为该书写了评介。由于黑名单的缘故，竟祸延两位作者，有关评介只好转交其他报章刊登。最新的例子则是在报导《华教春雷林晃升》新书推介礼时，作者甄供的名字竟然消失了！

想不到列别人黑名单的，最后自己也上了别人的黑名单。528报变过后，90名评论作者就决定停止供稿给四家主流媒体。此举不但为评论界争回一口气，对于称王称霸者来说，也不是一件光彩的事。虽然失去了一些发表文章的空间，却激励大家往网际网络和出版等方面发展。

《自由媒体》、《当今大马》和《独立新闻在线》的先后创建和开拓，东方日报《名家》版和《东方大讲堂》的脱颖而出，文运、朝花、隧人氏、21世纪和东方等出版社的艰苦经营，就是最好的说明。最近, 一些有良知的媒体工作者, 在主流电子媒体的努力和表现, 也令人耳目一新。

当然我们也不会忘记，国阵政权的恶法和对新闻自由的压制，乃是言论自由的主要敌人。根据不完全的统计，目前共有16位华文作者，被当局禁止在平面媒体写作，最新的一位受害者可能就是笔者。

在我国报章写专栏，除了必须自我约束，主编按总编辑，总编辑按“太上编辑”（说不准是来自国安部或首相署的官员、还是有关政党的头头）的指示把关，年底更换出版准证时自动把尺度紧束之外，只要稍有“差错”（当然是按当权者的标准），一封警告信、一个电话、甚至一个暗示，就足以令你完蛋！这个“你”可以是作者、编辑或总编辑。一家报社，一年若接到三封警告信，就必须解释，出版准证为何不应该被吊销？

开一个栏不容易，写一个栏更辛苦，可是有关当局（报馆？国安部？首相署？）要关一个栏，则只是一通电话的事！那天我接到电话，大意是我的栏不能写了，这是“上头”的指示。我问有没有白纸黑字，答案是没有。我问“上头”到底是谁，答案是请我直接联络总编辑。总编辑作了不少解释，我还是弄不清楚谁是“上头”。在我国，许多事是可以做, 但不可以说的。有时候，明知道是谁做的，却不可以透露。总之，《亦彼亦此》就这样不清不楚地被关掉了。

我在想，如果有人要我列出我国较为活耀和具影响力的华文评论作者，恐怕50位都列不出来。现在居然有16位被禁止写作，评论界的人才怎么可能不凋零呢？这种状态，无论如何是不能让它继续下去的。

个人认为，我国宪法所保障的言论自由，当然包括写作和发表文章的自由。无论是国安部还是首相署，相信都无权下令关掉任何评论作者的专栏。如果它们不断滥权压制评论作者，媒体和人权组织是否应该站出来，维护他们的写作权利？

当然受害的评论作者首先必须挺身而出，准备和迫害者抗争。报馆方面，也必须为它们的作者，据理力争，而不是轻易地牲牺、甚至出卖他们的权利。以无可奈何为藉口，一接到警告、指示甚至暗示，就无原则地加以配合，一通电话就把有关作者打发掉，只会使有关方面滥权的现象更为猖獗，使评论作者失去任何保障，人人自危！如果有任何方面愿意为这16位作者打抱不平，包括采取法律行动，本人准备给予配合。

最后，感谢迪澎君邀我把专栏移到《独立新闻在线》。为了显示它的延续性和差别，栏名就由《亦彼亦此》改为《知已知彼》，既不改变初衷，也一以贯之。谨以此文作为本栏的开场白。(1/4/2006)

文革式的黑暗隧道？

那天《东方大讲堂》“董校风波”讲座过后，一群朋友照例到雪华堂门口的嘛嘛档喝茶聊天。当时巧遇一位退休校长，她临走时还随兴讲了一个“笑话”，但强调这是真实的故事。她说，在一个公共场合，她和某校长打招呼。可是，却有好心人提醒她：在这“敏感”的时刻，还是避免以“校长”相称！

这故事大概可以佐证景云兄所担心的，校长们会“抬不起头来做人”。在《一篇不分段落的文章》中，他指出，很多人仍视校长为“知识与品德的标杆”，在小城镇，校长更是当地社区的“灵魂人物和中流砥柱”。他问道：若校长们都抬不起头来做人，孩子们怎么办，他们如何仰望师长中的表率，董教总这个华教堡垒又要怎么办？

但被“视为”“知识与品德的标杆”及“当成”“灵魂人物和中流砥柱”是一回事，是否“名副其实”则是另外一回事，而且应该更为重要。如果一则揪拿贪污校长的悬赏广告，就可以使校长们都抬不起头来做人，那么，其原因还是必须具体分析一下的。

到底是因为校长们的行为，偏离了“品德的标杆”？还是所谓“品德的标杆”，本来就是虚假的，否则“清者自清”，为什么会抬不起头来做人呢？如果是前者，说明他们“心中有愧”，只要知错能改，还是善莫大焉！若是后者，也只是“灵魂人物和中流砥柱”假象的破灭，与人无尤！

严格说来，不论假象破灭与否，这类校长（但愿是少数），都不足以成为孩子们“仰望”的“表率”。此外，董教总不但不能依靠他们来捍卫华教的堡垒，甚至还得严防华教的堡垒，不被这类假公济私的所谓“战友”，从内部加以分化。华教工作者必须紧记：“堡垒从内部攻克”的经验教训！

君不见校长职工会甲分会主席杨清亮，就曾公开扬言：“如果事情再不解决，相信接下来连教师公会和教总都会解散，因为它们的组织骨干都是校长。”把“朋友”当成“敌人”固然不对，但像威胁要解散教总这样的人，也配“战友”的光荣称号吗？”。

若以校长职工会近期的一系列行动，例如公然为侵蚀董事会主权的校长撑腰，对抗董总与分化董教总的关系；以维护校长形象为藉口，公然庇护校长们的贪污滥权行为；把无辜的教师和学生拉下水，进行“反击”；甚至威胁要解散教师公会和教总等；都很难令人信服，它是华教运动的真正朋友。

无论如何，若它知错能改，诚心地支持董事会的主权和认同董教总对华教运动的领导，对肃贪和建立防止贪污滥权行为的管理和监督机制等，也愿意给予配合；那么，华社当然欢迎它重新回到华教运动“盟友”的地位上来！

对于敌友问题，景云兄说：“民主制度下没有‘敌人’，没有应当杀灭的敌人，否则在别人眼中你也是一个敌人而已。不伤害人，更别说正义事业上的战友。撕裂了华社和华教运动。”这段话说得很重，也很混淆。

今天，毕竟没有任何人主张把斗争对象真正加以“杀灭”。就算是王国丰揪拿贪污校长的悬赏广告，也不外是希望在“重赏之下”出现“勇夫”（当然不很人文），提供证据把“贪污校长”绳之以法。这充其量也只是在民主制度下，依法行事而已。

若个别校长贪污罪成立了，能够收到“杀一儆百”之效，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个人认为，这则广告的象征意义，大于要对付所有涉嫌“贪污”的校长。只要“吃辣椒者（能够）尝到辣味”也就够了。与其对过去在社会容忍或默许之下，做错事的校长“穷追猛打”，不如在新的基础上团结他们，为华教作出新的贡献。

除非有具体的证据，我不想猜测王国丰和郑云城等人，是否有什么“狭隘”的“个人议程”。但无可否认的是，他们带头的“家长起义”，在《就事论事》和《东方大讲堂》系列讲座，《当今大马》、《独立新闻在线》等网上媒体和一批评论工作者的配合下，已经掀起了一场方兴未艾的、华小家长的醒觉运动。个人认为，不论它存在着什么缺点和不足之处，到目前为止，它还是一埸值的肯定和支持的运动。

最意想不到的是，景云兄似乎持否定的立场，把矛头对准目前正在推动在华小展开肃贪运动的这群人，并且扩而大之对华社进行意识形态的批判。影射他们“想当英雄”，甚至扯到“群众（疯狂）心态、社会性的白色恐怖、革命和斗争”，痛心“把战友变成敌人”、“要把病人医死”、“撕裂了华社和华教运动”等等；进而达致“华社今天实际上已经进入文化大革命式的黑暗隧道”，“已经进入了知识和德性勇气都万马齐瘖的时期”的十分悲观和愤慨的结论。

景云兄是我国评论界一位颇受尊重的长者，他当然明白上述指责和结论的严重性。个人觉得，它似乎是长期压抑的忧患和不满的一次总爆发，应该是深有感触所致。他若能够多举一些实际例子，把问题讲得更为清楚，相信对大家都会有好处。对他的文章，个人的理解也许有误，还请他包涵和指正。（16/3/2006）

支持肃贪，回归教育本质

这次校长职工会与董总闹矛盾的过程中,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被职工会认为 “中立” 的政党和华团, 都自告奋勇地争着要当 “调解人” , 协助两会解决 “争端”。

有趣的是，一边是过分热心要促成“和谈”的“中立”党团，不断进行各种试探和主动请客吃饭； 另一边站稳维护董事会主权（包括食堂与贩卖部的经营及管理权）及支持肃贪的董总，则委婉地加以谢绝，以保持组织的独立自主，和在不受任何“牵制”的情况下, 面对和解决问题。其实, 校长职工会在广告中已经改变“与董总保持距离”的立场，“认同董总为华文教育的领导者”。职工会没有理由, 不能与“领导者”坐下来解决问题。

董总谢绝所谓“中立者”的调解看来是正确的。 华总总会长林玉堂和福联会总会长童玉锦等人，在肉骨茶桌上，对精武华小董事长王国丰进行所谓 “劝解” 的一段 “小插曲” , 就生动地说明了所谓“调解”的实质。

经过在“肉骨茶”桌上一番“劝解”之后，童玉锦就向报界宣称，王氏已接受林氏的建议，不会再在校长涉嫌贪污的课题上，作出激烈的反应，以协助平息董总与全国校长职工会的争议。王氏在接受《当今大马》询问时，驳斥上述说法是“无中生有”，“一派胡言”！

林玉堂在就此事受访时推说“可能他（王国丰）没有听到，如果他说没有讲就没有讲”。接着又是那一套“烂苹果论”，“董事会和校长过去对华教的贡献有目共睹”，“如果搞到所有校长都没有心教书的话，那就糟糕了”…… 。明显的，他们都是在“大事化小”，把问题扫到地毡下，为职工会寻找“下台阶”。

其实，整个事件发展到今天，是非黑白已经十分清楚。校长职工会首先发难的所谓“董总打压华小校长”，所能举出的典型例子，就是吉隆坡精武小学“一年换4位校长”。可是，由于该校董事长王国丰高举肃贪大旗，悬赏50万令吉揪拿贪污的校长，显突了问题的本质，促成吉隆坡直辖区华小董事会及家教协会发动227起义，誓向全国贪污校长宣战！

由于校长涉嫌贪污，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公然向贪污校长宣战更进一步使职工会陷入完全被动与挨打的窘局。可是，它仍然准备孤注一掷，以刊登广告的方式进行摊牌和反击。

它不顾一切后果，把全国1288位校长及3万多位华小老师的“身、心、灵”，尊师重道、孝亲敬老的优良价值观，65万学生的学习情绪，以及华文教育和民族尊严，全都押在反对揪拿贪污校长这一边。职工会庇护贪污滥权的校长到如此地步，使该会失去其道义力量和人格尊严！

此外，《告家长书》更以1亿5千万令吉的贪污指责为理由，宣布准备从下半年开始，停办国英语课外补习班和电脑班，及所有收费之才艺及团康活动。课本和作业也规定学生只能购买教育部所规定之课本作业。这种既蛮横又独断的极端作法，简直把学生的利益也押在维护校长见不得光的“即得利益”上。因此，遭到舆论和家长进一步的声讨。

现在校长职工会，由于公然包庇校长贪污滥权，已经导致它在道义和人格上的破产。现在不论它如何虚张声势，都不可能“理直气壮”。无可否认，校长也是人，当然也会犯错。尤其在我国贪污滥权已经制度化和结构化，收取佣金和回扣等已尉为风气、甚至视为“行规”的情况下，在位者稍不自爱，是很容易“入乡随俗”的。

问题是如果任由教育商业化，校长异化为以牟利为导向，那么受害的不仅是学生和家长，而是整个教育和社会。因此，支持肃贪行动，才是校长回归教育本质，回归道德和人格完整的正确出路，才是维护校长形象的有效作法。

因此，全国校长职工会应善于省时度势，在即将举行的圆桌会议上，及时配合董教总，真诚地支持肃贪行动，共同拟出以董总为主导的、可行的贩卖部管理和监督机制，使其作业方式和账目透明化，并且明确规定各项回扣或盈利的用途，藉以杜绝任何贪污滥权的行为。

个人认为，董总对管理华小的主权问题，是教育法令规定下的、不容质疑和剥夺的法定权利，是没有什么可以讨价还价的。相信在目前的情况下，职工会也不会不识趣到要去挑战董总管理华小的主权。

比较关键的，是职工会必须承诺，在食堂和贩卖部方面，管理权必须归董事会主导，作为董事会的秘书，校长必须协助董事会，而不是与它对抗。

现在，董总已经摆正了它的定位和立埸，只要职工会也摆正它的定位和立埸，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何需任何第三者的“调解”，及什么“下台阶”呢？（11/3/2006）

以退为进 一错再错

校长职工会不出席与董教总在3月3日举行的交流会，却集中火力，向董总主席叶新田等人“开火”。现在，又刊登《解散校长职工会？》及《告家长书》的广告，扬言将解散校长职工会，停办国英文课外补习班和电脑班，及只购买教育部所规定的课本作业等。

由于3月3日到交流会现场，要求检举贪污校长的请愿队伍中，出现一张“解散校长职工会”的标语，校长职工会中央理事会就作出议决：“若校长职工会的存在会妨碍华文教育的发展及社会公义，华社认为本会应该解散，我们义无反顾，愿意马上建议会员们解散校长职工会”。

这种大喊“我死给你看”的作态，和广告结尾时套用曹植的七步诗：“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华教本一家，相煎何太急”，看来都是为了装扮“弱势”，以博取同情。因为大凡死意已决者，都会在第一时间内付诸行动，而不是刊登广告，惊动大家前来劝阻。

如果该会真心要确定有关标语（“解散校长职工会”）是不是华社的意愿，正确的做法也不是刊登广告，而是进行民意调查。否则，“华社认为”要怎么确定呢？讲了还不是等于没有讲？

其实，广告的前文早已认定校长职工会是“功在华教”，因为“全国1288位校长（及3万多位华小老师），对华文教育的发展，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校长职工会站在华文教育的最线……职工会对华教的贡献有目共睹”。“华小校长也肩负发展华小的重任，与校内董、家教、校友会携手合作，筹款建校，合作无间”。职工会还维护“民族尊严”及“认同董总为华文教育的领导者”。

如此“完美”的校长职工会，当然无需解散。恫言要加以解散，是想激起民愤，把矛头转向悬赏50万令吉的“别有居心者”。在广告中，这些“别有居心者”是极其可恶的。因为他们的目的“原来是为了解散全国校长职工会”！他们制造舆论，抹黑全体校长及老师的形象，使他们的身、心、灵都受到严重的创伤。他们严重破坏了“尊师重道、孝亲敬老”的优良价值观等。
广告难于服人的地方在于王国丰悬赏检举贪污校长，即职工会也同意应加以检举的“枯枝”或“害群之马”，怎么可能会造成全体校长及老师的形象被抹黑？而且身、心、灵都受到严重的创伤呢？

更莫明其妙的是检举贪污枉法者，竟然被说成会严重破坏“尊师重道、孝亲敬老”的优良价值观。这种胆敢在光天化日下，白纸黑字地颠倒是非，也说明了职工会的负责人在理性和人格上的极端沦落，这才是全体校长和老师、甚至学生的真正耻辱！以及对“尊师重道、孝亲敬老”价值观的公然亵渎！

《告家长书》首先略述了在华小推行国英语课外补习班的背景，所取得的良好成绩，及如何“得到华族、友族家长甚至首相及教育部长的认同和赞赏”；以及华小校长如何在家协的配合下，积极地策划设立电脑班，让学生能够掌握到最新电脑知识。

广告接着说：“以上两项教育活动皆由学校之家教协会承办，多年来都得到家长们的支持与认同，课程均能顺利开展。这两项活动的收费，皆存入家教协会户口，所得盈余也都用于发展学校和照顾学生之福利。”

既然是由家教协会承办的课程，为什么由校长职工会刊登《告家长书》，以校长“情绪低落和无奈”为藉口，威胁将从下半年开始停止以上两项活动呢？如此不顾学生利益和要协家长，不正是校长滥权的另一证据吗？

既然“这两项活动的收费，皆存入家教协会户口，所得盈余也都用于发展学校和照顾学生之福利”，校长从中牟利的指责不是“不攻自破”了吗？职工会所需要做的，不就是要求家教协会公开有关的账目供质疑者审阅，就可以弄个水落石出吗？

1亿5千万令吉回扣的主要来源，应是学校贩卖部，而且与校长的关系最为密切。可是，职工会到现在还避而不谈，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和关键的问题啊！

被家长指责课本和作业簿过多，就应实事求是的检讨和找出问题的根源，而不是以“一概不再采用不在指南内的补充作业”的极端作法来进行“反击”。这种“睹气”的作法，不但有违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的专业精神；而且使人怀疑，这是不是校长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的一种手段：警告家长，不得对他们“轻举妄动”；否则，最后吃亏的还是学生！（6/3/2006）

华教堡垒 不容破坏

全国校长职工会决定不出席与董教总的交流会后，另行在金马宫酒店召开记者会，以高姿态向董总“开火”，以达到为本身辩护的目的。但其结果可能适得其反：把自已越描越黑！

首先，以《新海峡时报》和《东方日报》刊登有关王国丰悬赏揪拿贪污的校长、家长准备在会场外拉布条示威、董总首席执行长莫泰熙先生接受访问、及由此而产生的所谓董总主席叶新田为“幕后策划者之一”的“传言”，作为拒绝出席交流会的理由，显示出校长职工会缺乏基本的民主素养，以及不敢面对现实的窘态。

王国丰悬赏揪拿贪污校长事，校长职工会主席江秀坤早己发表声明给予支持。可是才过不了几天，就出尔反尔，说什么“树大有枯枝，职工会不会袒护害群之马，但是不苟同刊悬赏启事的做法”，并歪曲事实，说什么“此举无疑将全国1288名校长未审先定罪，对全体校长是极之不公平的”。

既然承认“树大有枯枝，职工会不会袒护害群之马”，那么，王国丰清理“枯枝”和揪拿“害群之马”，职工会不是应该表示欢迎才对吗？所谓“清者自清”，为什么会涉及1288名校长，而且是“未审先定罪”呢？

除非江秀坤心里也承认，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都可能涉及某种形式的“贪污”（例如拿“回扣”或者胡万铎所说的“红包”等），王国丰揪拿“贪污校长”，使他们面对家长和社会的检举，对那些有涉嫌的校长而言，自然是极不光彩的事。但这毕竟是咎由自取，怪不了别人的。校长职工会若要在这见不得光的事件上强出头，其结果除了出丑之外，相信还是出丑！

必须承认，由于我国贪污成风，教育界也难幸免。长期以来，校长收取回扣等，虽然见不得光，却似乎早已成为“理所当然”的事。如果有董事会“不识时务”，存心要校长把即得的利益吐出来，就会被视为“打压校长”，校长职工会就会鸣鼓而攻之！

在校长职工会的眼中，王国丰就是这么一位在一年内“迫走4位校长”的董事长。校长职工会对董总的“一两位新领导人不满”（当然包括董总现任主席叶新田），据江秀坤透露，是因为该会要求董总插手“调解”上述事件，但叶新田却不予理会。根据校长职工会的逻辑，“董总打压校长”的罪名也就成立了。

现在王董事长又公然悬赏揪拿“贪污校长”，还发动家长到交流会现场示威，对校长职工会来说，当然是无法面对的。由于叶新田等不愿摆平“压迫校长”的王国丰，校长职工会就准备要动员“中立的”、“谅解校长”的政党（如马华）和华团（如华总）的领袖，离间董总和教总的关系；离间董总卸任领导人和现任领导人、现任主要领导人和其他领导人之间的关系，阴谋在“以和为贵”的烟幕下，将叶新田等人“摆平”！

直到现在，江秀坤还有恃无恐、大言不惭地放话，现在是“听其（指叶新田）言观其行”的阶段。好像面对家长和社会检举的，不是校长职工会所袒护的“贪污校长”，而是董总领导人。

想“听其言”吗？先听听以下董总支持铲除贪污滥权的坚决表态吧！－ － 任何人涉及贪污滥权行为就是违法犯罪，没有任何人及理由可以加以掩盖。对于目前个别家长、董事及群众，发动检举与揭发学校贪污滥权的行动，只要是合理合法者，都会给以全力支持。因为这代表着公民社会中人民群众的觉醒与社会参与，这对促进社会与国家的良好健全发展有利。

此外，董总也要求全国职工会，不要模糊问题的焦点，必须针对董教总坚持的学校董事会拥有管理学校的主权，即“《1957年法令》、《1961年教育法令》和《1996年教育法令》，都肯定学校董事会是管理学校的单位，所管理的权利包括学校食堂、贩卖部、礼堂、银行户口的支票签署及校产管理权等。”

这样明确和具原则性的立场，比起校长职工会颠倒是非的“董总打压校长论”、“枯枝论”及拿出1288名校长当挡箭牌的“曲折”袒护贪污滥权，以“传言”当事实、破坏与董教总的交流会，离间董总与教总之间及董总领导人之间的关系，对董总主席叶新田的“听其言和观其行”的警告等，真可谓是非黑白，一目了然！

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也应该是那些被视为“谅解校长”、“中立”的政党和华团的领导人，尤其是校长职工会想加以离间和利用的教总领导人，坚决站在董总的正确立场，和校长职工会的错误立场划清界线的时候。也只有这样，才能迫使校长职工会悬崖勒马，诚心地向董总道歉，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处理和解决问题。

更加重要的是，在向政府当局争取董事会主权及反对教育界贪污滥权的事件上，董总和教总在处境上也许有些差异，但也不是不可调和的。董教总的领导人，甚至整体华社都有责任继续维护和巩固，董教总数十年来由于站在维护母语教育第一线持续的斗争和牺牲，所建立起来的亲密联盟，甚至融为一体的关系。

董教总当前的领导人必须不负社会的信任和委托，不允许任何人或团体，以任何问题或理由作为藉口，从内部破坏这座母语教育的堡垒。维护或破坏董教总这座母语教育的堡垒，就是维护华教或破坏华教的试金石。只要董教总继续站稳维护董事会的主权和反对贪污滥权的基本立场，相信它仍旧是母语教育一面鲜明的旗帜，屹立不倒！（5/3/2006）

从揪出贪污校长的广告谈起

精武华小董事长王国丰决定在各大中文报, 悬赏50万元, 给敢于提出证据揭发贪污校长者。 自全国校长职工会马六甲分会主席杨清亮, 在其总会支持下，指责 “董总打压校长” 事件发生以来, 这是一项最具建设性，也直指问题的关键和要害的发展。在一片“以和为贵”的舆论声中，它无疑具有“振聋发聩”的功效。

特别可圈可点的，是他在广告中所指出的：“在华文小学当中藏有滥权贪污的校长，早已是公开的秘密。近期吉打州发生某华小校长被贪污局调查事件，只不过是冰山一角，其余仍还是逍遥法外。更令人不齿的是，有者尚敢有持无恐的大言不惭，千方百计地分裂华社。为何大家无法制止此败坏华教良好声誉、有损学生及家长利益的不当行为，反而是任其肆虐无忌变本加厉呢？华族存着明哲保身和息事宁人的观念是主要的关键。”

值得注意的是，全国校长职工会主席江秀坤就是以精武华小“一年内撤换四名校长”为例，论证“董总打压校长”。面对校长职工会的指责，王国丰反挑战江秀坤与被调职校长一同到教育局对质，让真相水落石出。到现在为止，江校长还没有接受王董事长的反挑战。江校长若不敢挺身而出，为有关“被打压的校长”辩护和翻案，就意味着有关的指责是站不住脚的。

江秀坤以精武华小“一年内撤换四名校长”为例，来证明“董总打压校长”，显示出他连个别华小董事会和董总的差别都弄不清楚，真是让人笑话。现在王国丰悬赏揪贪污校长，全国校长职工会立即发表声明，“欢迎”有关悬赏，并“呼吁各界举报违例和出轨的教师和校长，让行贿和受贿者接受法律的制栽。”

奇怪的是，当董总不指名地警告“诸如剥夺华校董事会主权的个人或群体”“奉劝他们即时停止任何违背华社意愿、为虎作伥的行为，以免最终落得遭华社唾弃的下场”时，全国校长职工会曾“对号入座”，要求董总收回“为虎作伥”的指责，作为“圆桌会议”的先决条件（现在己经不再提先决条件了）。

根据江秀坤的上述逻辑，精武华小董事会“一年撤换四名校长”，“打压”校长在先，现在该校董事长王国丰，又公然悬赏揪贪污校长，如果“对号入座”，不是也可以指责精武董事长，在“打压”校长之余，又把他们当成贪污的“嫌疑犯”了吗？

对不要“为虎作伥”的告诫，全国校长职工会最初还强烈反应、要求收回；但对揪“贪污校长”，它则表示“欢迎”，显然已经有所长进。事实证明，争论、揭发和批判，有时比“一团和气”的虚假团结，更有助于弄清真象和解决问题。

其实，全国校长职工会这次发难，可能和2月5日寰宇电视《就事论事》的“华小作育英才,是否也是商机处处?”的主题有关。当天受遨发言的有八打灵县华小家长会主席兼评论人郑云城、董总首席行政主任莫泰熙，以及雪州双溪槟榔区州议员邓章钦。其实，江秀坤也是受遨贵宾之一，但他没有出席。

过后，江秀坤张冠李戴，指责莫泰熙发表“有辱校长”的言论。令校长们最感担心，但江校长不敢直接面对但最具震憾性的应是郑云城以简表列出的统计数字。

根据他的统计： 平均一名华小学生的课本、练习簿及作业簿一年的花费大约200令吉、电脑班（电脑公司承包）每年110令吉、补习班120令吉、课外读物及辅助品70令吉，总共500令吉。

全国校长职工会应加以重视，并给以答复的应该是郑云城所进一步指出的：如以全国有65万华小学生计算，每一年总花费达3亿2千500万令吉，这还不包括学校贩卖的文具和主办各种活动的收费。华小成了商家垂涎的大市场，在校长的推波助澜之下，造成孩子的书包和家长的负担同时加重。

此外，也应评论一下郑君的以下说法是否有根据：在外购买可能享有折扣，学校却通常以实际标价出售给学生……根据市场运作推算，学校贩卖的物品应可获4成回扣，如全归学校，则全国华小每年将有1亿3千万令吉的收入，可以轻易达到完全不需要向华社募捐而充裕的发展和建设全国华小。

作为本文的结束, 正如郑云城在接受《当今大马》访问时所指出的: 校长职工会应该勇敢站出来正面回答家长的问题，逾1亿令吉的回扣去了哪里？为什么不曾出现在家教协会和董事部的帐目？不要与董总在其他枝节课题上纠缠不清，扯开主要的问题。(27/2/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