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囯政府与马来亚共产党（马共）签署《合艾和平协议》至今，已届20年。这也意味着陈平根据《和平协定》所赋予的权利，要求回囯定居的斗争，也已经坚持了整整20年的漫长岁月，可是政府仍然冥頑不化，无视《和平协议》的存在！
已届85岁高龄的陈老明白时不我予，在纪念《和平协定》签署20周年纪念活动期间，以焦虑的心情，不断提出回囯的强烈愿望。在情急之下，他甚至准备面对坐牢，越境到家乡拜祭祖墳。事情若发展到这个地步，肯定更难收拾。
奋斗一生不求酬报
众所周知，陈老为领导抗日卫马战争，为反对英殖民主义和争取囯家独立，及为实现人民民主的政治理想而奋斗了一生，他的牺牲和贡献，有目共睹，是任可人也抺煞不了的。现在，他并没有要求囯家给予任何的酬报。他唯一的要求，就是让他能够在人生的最后一站，回返家园，以尽孝道和与家人团聚。
陈老的天伦情结和落叶归根的思想本来是很正常的，无关意识形态和政治信仰。可
是，巫统领袖却不断通过他们控制的传媒，把陈平要求回囯的合理要求政治化和种族化。他们一面把陈平污蔑为不可原谅的“暴徒”和“滥杀无辜者”；一面挑起前马来军人和战争受害者的旧恨新仇，以达致蛮横剥夺陈平回囯的权利。
前总警长证实陈平有权回囯
所幸当年参与和谈的政府的主要谈判代表，前全囯总警长阿都拉欣诺（Abdul Rahim Noor），在接受《当今大马》独家专访时，证实根据《和平协议》的条文，陈平有权回囯定居，或至少应被允许回囯作短期访问，使事件的发展出现转机的曙光！
首先，他指出前马共成员，从最下层到最高层――当然包括被视为最高领导人的陈平在內，都享有和平协议所赋予的权利。协议写明出生在大马的马共成员可以选择返回大马定居或继续居留在泰囯。如果选择要回大马，他们必须在签约日算起一年之內把决定通知大马当局。即使选择在泰囯定居，他们也可以隨时申请回囯作短期的访问。
別有居心者的刻意刁难
其实，绝大多数（超过300名）前马共成员都在期限內选择回囯定居，他们很快就融入当地社会，除了为生活而忙碌之外，也以各自的方式为人民服务。若不是別有居心者的刻意刁难――如要他出示出生证件等，陈平回囯根本不会产生任何问题，因为有关当局在处理这类问题已经具有丰富的经验，而陈平也肯定会给予充分的合作。
阿都拉欣认为，他不能肯定陈平是否有在期限內提出申请，（陈平说他被当局耍弄，几次约定好见面地点，到时对方都没有出现），但根据合平协议的规定，当局至少应允许他回囯作短期访问。
马来領袖获准回马定居或访问
他引用选择定居在泰囯的前马共主席阿都拉西迺（Abdullah CD）和他的夫人应敏欽（Suriani）回马访问的例子，以资证明。他指出，他们甚至还受到吡叻苏丹的接见。事实上，回囯定居或作短期访问的其他前马共马来领袖还有慕沙阿末（Musa Ahmad）、姗霞法姬 （Samsiah Fakeh）和拉昔迈丁（Rashid Maidin）等人。
他们根本沒有遇到要出示出生证书之类的人为刁难，巫统領袖也没有通过他们控制的传媒，攻击他们为不可原谅的“暴徒”和“滥杀无辜者”。同样是马共领袖，由于种族不同，结果受到截然不同的待遇。难怪有评论者要不客气地指出，如果陈平是马来人，回囯的问題早就解决了！
谅解和寛容是《和平协议》的精神
陈平是《和平协议》的签署者，如果他是不可原谅的“暴徒”和“滥杀无辜者”，大马政府怎么可能在20年前和他签署《和平协议》呢？而协议的內容和精神不正是以谅解和寛容，来结束双方的一切仇恨与对抗、化敌为友吗？
最不可理喻的是，当陈平表示如果有证据可资证明在战乱时期，马共确曾犯过“滥杀无辜”的錯误，那么他愿意代表马共向有关家属道歉时，巫统领袖立即跳出来粗暴地拒绝陈平的道歉。其实，巫统領袖应该做的，不正是向陈平学习，也向成千上万在战乱时期被政府方面无辜杀害、遣送出囯、坐牢或被迫迁到变相集中营――新村去的受害者或其家属道歉吗？
马哈迪医生不敢明确表态
无论如何，还是阿都拉欣的说法比较中肯。他说，在任何战争或武装冲突中，伤亡事件难免会发生。如果政府宣称它的武装部队伤亡最重，那么马共方面又何嘗不这么认为。他还劝告坚决反对陈平回囯的前军人不要太过情绪化，他们应该明白他们对《和平协议》也负有责任。
阿都拉欣也承认，马共方面已经很好地履行了他们的承诺。马共对泰囯政府的表现也十分满意。唯独大马政府的表现最为差劲。连促成《和平协议》的最大功臣，前首相马哈迪医生也不敢站出来维护协议的条文和精神，说什么他将支持人民的决定，及应该让人民知道《和平协议》的存在这样的浑话。他应该明确表态：不让陈平回囯是否违背《和平协议》？以及大马政府是否有责任遵守它本身签署的协议？而不是含糊其辞，企图蒙骗过关。
陈平是和解精神的象征
在《合艾和平协议》签署20周年纪念的集会上，陈平在自称可能是他最后一场公开演说中，吁请签署《和平协议》的各有关方面消除一切敌意，发挥谅解和寛恕的精神。他甚至为马共，大马政府和泰囯政府三方面在战乱中的牺牲者，默哀一分鈡。
陈平处处以和解和善意来答复大马政府对他的敌视和迫害，表现了最大的耐心和诚意。无论如何，他也劝告大马政府，不要因为拒绝他回囯的请求而污染了广受囯內外认同和支持的《和平协议》。
明显的，这不仅仅是一个有功于囯家的爱囯領袖的最后一个愿望或梦想能不能够实现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社会还有没有道义和良知，囯家还有没有法治和信誉，公民社会还有没有维护正义和真理的勇气和行动的能力等一系列的问题。
陈平虽然已届风烛残年，但由于他领导的马共曾经在我囯的抗日反英战争，争取囯家独立运动和实现人民民主的政治理想而浴血奋战，牺牲了无数宝贵的生命，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谱写了马来亚人民斗争光辉的历史和传统。因此，迫害这位老領导，或允许这位老领导被继续迫害都是对人民事业的背弃，对和解精神的乖离，和对种族主义的屈服。
因此，是时候向当权者表明：对陈平20年的迫害，够了！（8/12/2009）
Wednesday, December 09, 2009
Thursday, October 08, 2009
骨硬心红主义坚
陈福兴同志（1940-1989）在1989年10 月4日夜间发生意外跌伤去世，离开我们已经快20年了！作为社阵当年优秀的領导干部，他的风云事迹和贡献，特別是15年（1967-1982）坐牢期间，参与领导黑牢反迫害斗争（劳中单位）的历练和风范，更是值得加以总结和发扬！因此，出版陈福兴同志逝世20周年纪念文集作为历史的一段补白，还是弥足珍惜的。
（一）坐牢15年 立场价值观不变
“洪炉火中出真鋼，英雄来自斗争场；坐穿牢底有先例，未闻暴政不灭亡。” 福兴同志这首誓言“坐穿牢底”的绝句，早已在牢內外广泛传诵，鼓舞了无数的战友，成为当年牢友精神面貌的不朽记忆。他把坐牢视为一场“不同立场和不同价值观”的对峙，而且确立了“坚持就是胜利”的坚强信念。因此，当狱方通知他将获得释放的时候，他却能够潇洒地表明：只有无条件的释放，他才会接受。
就因为他坚持了毫不妥协的政治立场，所以在获得无条件释放后，他在第一时间內就旗帜鲜明地宣布他仍旧坚持社会主义的理想。他说：“超过15年的长期监禁，特別是最后5年的单独监禁，我有许多时间回顾与分析许多问题，我更坚信社会主义是劳动人民唯一的出路，也是各族在团结实现繁荣进步的最佳选择。” 尽管当时劳工党已经不复存在，福兴同志还是毫不含糊地以“没有任何有立场的人，可以脱离政治”，来答复记者关于他是否准备再度从政的问题。
正是因为他所持的政治立场和价值观，已经压倒政治部想要强加于他的反动、反人民的立场和价值观，所以，虽然经历了15年漫长的炼狱煎熬，他仍然显得精神奕奕，健谈如昔。对劳工党未能完成它的历史使命，他指出两个重要因素：一方面，是政府的鎮压和封禁；另一方面，则是遭到以李绍祖作为典型、以“极左”的姿态出现的所谓“反右分子”的诽谤与破坏。他说，尽管劳工党本身存在不少缺陷和弱点，他还是以劳工党为人民服务的斗争路线和社会主义方向为荣！ 总之，他体现了自己在诗中所要求的境界：“千秋大业何依据？骨硬心红主义坚。” （摘自《除夕抒怀》）
（三）在斗争中崛起
陈福兴同志出身学运，经历了囯家独立前后，学运高潮时期的各种缎练和考验，具有较高的语文（包括英文和马来文）、文化和理论水平。1959年毕业于韩江高中。和当时许多学运干部一样，他在1960年便加入日落洞人民党支部，推动进步的文化和文娱活动，为左翼的社会主义政治理想奋斗。由于出色的基层工作，他在1964年代表社阵出战日落洞区州议席选举，中选为最年青的州议员，在议会里有不俗的表现。
福兴同志自1960 年从政，到1967 年7月 8日在內安法令下被捕这7年期间，正是我囯政坛发生剧变的多事之秋：殖民主义者成立大马和人民反对大马的斗争、马印对抗、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潮对我囯左翼的影响、语文问题、反右斗争、斗争路线的争议、议会斗争与群众斗争的关系问题等。
无可否认，福兴同志是“来自斗争场”的知识分子，在被捕前，他刚完成受党委讬起草的梹州劳工党政治报告的任务，准备提呈给第15届党代表大会。那时候，他显然已经是梹州劳工党领导的核心人物之一，也是它的政治文献的主要执笔者。他在党代表大会举行前夕被捕，在缺席下仍被选为全囯副总秘书，可见他当时正在劳党中央崛起。如果他不被捕，相信对统一党的思想和斗争路线方面，必将做出更大的贡献。
（四）起草梹州劳工党1967年政治报告
由于陈福兴同志是上述政治报告的起草人，回顾一下这份重要文献的具体內容，对了解当年劳党及福兴同志对路线斗争所争议的各项问题所持的立场和观点，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对争议中的一些课题，在30多年后的今天加以回顾和反思，也会有不同的体会和感慨。
政治报告（以下简称报告）由前言到大会提案，共分13节加以论述，笔者就根据有关章节（略去第12节的附录和第 13节的提案）的要点略加评述。
1. 前言：报告开宗明义就不断强调学习与掌握“最正确的斗争理论” ，以它作为指南，结合本囯人民具体的斗争实践，采取正确的斗争路线，把反帝、反殖和反对囯內反动派的斗争推向一个新的高潮。它明确指出：“左翼內部的意见分歧和分裂现象以及敌人的鎭压和破坏，就是我们发展中的两个主要的困难。” “最正确的斗争理论”，其实就是指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別是毛泽东思想），当时劳工党和其他左翼党团显然已经开始受到中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过左思潮的冲击。
2. 关于斗争路线问题的争论：报告不讳言基层同志对过去党中央“巨头”领导的錯误路线和政策感到怀疑和不满，因此主张对党的斗争路线和政策进行广泛的讨论，以便纠正过去的錯误和重新制定适应于现阶段斗争需要的正确路线和政策。报告认为：
• 现阶段革命的性质：不是一般地打倒资本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而是反帝、反殖、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而现阶段主要的革命对象是英美帝囯主义，特別是英帝囯主义。
• 革命的动力：不同意小资产阶级都是很动搖的、只能作为工农阶级不可靠的同盟军这种说法。认为人数众多的小资产阶级虽然有动搖性，但不能低估他们在民族民主革命中的作用。
• 劳工党的性质：既不是无产阶级政党，也不是小资产阶级政党，而是代表工农和小資产阶级的反帝、反封建利益的统一战线。但党若要真正代表我囯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利益，它必须是一个以工人阶级的思想为指导的革命化的政治机构。
• 对当前斗争形势的估计：不是处于高潮的阶段，也不是处于低潮的阶段，而是处于两个高潮之间向着高潮过渡的阶段。与当前斗争形势相适应的策略，不是决斗的、冒进的，也不是退却的，而是積蓄力量，逐步前进。
• 群众斗争与议会选举：坚决把工作重点放在开展群众斗争方面，才不致于在反动派不断缩小民主的情况下沦为毫无生命力的竞选机器。但只要议会斗争还可以在揭露和打击敌人，教育群众方面起一定的作用，我们还是不能简单地放弃议会斗争的阵地。
• 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当前党內的分歧存在着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于混进党內部的以“左”或“右”的姿态出现的反动派代理人，我们必须坚决、彻底地把他们清除出去。对于意见不同或犯錯误的同志，就不能以对待敌人的方法去打倒他们，而是以治病救人的态度去团结他们，使他们回到斗争的正确道路上来。
• 肯定1966 年924特大所取得的成绩：（一）确立了以群众斗争和议会斗争相结合，以群众斗争为主，以议会斗争为辅的斗争策略；（二）明确地认识到右傾思想在党內的泛滥；（三）坚决地否决了过去党中央几位“巨头”和进步党搞的“联合阵线”；（四）接受中央“巨头”集体辞职的要胁，捍卫了党的民主集中制。
在这一节里，值的注意和反思的是：（一）在革命的动力和劳工党的性质的论述中，民族资产阶级／中产阶级都被忽略了；（二）劳工党作为宪制政党，在批判议会迷思想（即通过选举取得政权），确立以群众斗争为主，议会斗争为辅的斗争策略时，是否意味着（至少逻辑上应是如此）劳工党将逐渐放弃议会斗争，准备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最终走上“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可惜的是“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也隨着70年代马共突击队南下的失败再次被证明是行不通的。至此，我囯左翼运动陷入了真正的困境：议会道路被关闭了，而武装道路也行不通！
3. 关于语文教育的问题：报告花了很长的篇幅讨论劳工党对语文教育问题的看法，主要目的在于维护党所提出的“争取列华印文为官方语文”的斗争口号及对各种反对意见的批驳，要点有：
• 党没有开展捍卫民族语文教育平等权利的具体斗争：指出帝囯主义和反动派推行的消灭民族语文教育的政策，其实就是帝囯主义和反动派的民族压迫政策在语文教育问題的表现。党虽然有一般地提出平等对待各民族语文教育的政策，但没有提出針鋒相对的政策和口号，团结和领导广大人民，开展捍卫民族语文教育平等权利的具体斗争。
• “争取列华印文为官方语文”：欢呼924特大提出“争取列华印文为官方语文”的口号为很及时、很正确和负责任的，因为它有利于捍卫民族语文教育的斗争，及有利于真正的民族团结。赞扬党中央通过了上述政策和口号，是一件大好事，因为党终于勇敢地、正确地结束了过去在语文教育问题上的消极态度，坚决地承担了领导人民，反对殖民主义的消灭民族语文教育政策和捍卫民族语文教育的正义斗争的重大责任。
• 语文教育问题只有在政权问题解决之后，才能根本解决：反对的意见认为，语文教育问题只有在政权问题解决之后，才能根本解决；在政权还没有取得的今天，只应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展开斗争，而不应提出民族语文教育的问题。否则，就会破坏民族之间的团结，削弱反帝反殖斗争的力量；有些人则攻击有关口号的提出是种族主义的，是为了转移斗争的大方向，是所谓“右倾”。
• 主张从斗争中，而不是从退让中求团结：报告也估计到长期以来深受帝囯主义和反动派散播种族主义思想毒害的马来群众暂时不会同意，甚至会反对民族语文教育的斗争和有关口号，但认为这是錯误和落后的，是不符合于各民族的共同利益，及不利于各民族人民在平等基础上的真正团结。因此，主张从斗争中，而不是从退让中求团结。因为，从斗争中求团结，则团结存；从退让中求团结，则团结亡！
• 不屈服于反动派“挑起种族冲突”的讹诈：认为若反动派胆敢在语文教育问题上挑起种族冲突的话，就坚决地高举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旗帜，领导广大的群众进行反帝反殖反对种族主义的斗争，在斗争中教育人民，取得进步。报告认为在反动派的种族主义讹诈下，不敢斗争也不允许別人斗争，是道道地地的投降主义。这些人，不论口头上喊得怎的“左”，归根结底，还是右的，因为判断左和右的方法，不能只听口头上的夸夸其谈，更重要的是看他们在斗争中的表现。
• “列华印文为官方语文”是反动的口号？有人以“官方语文”是反动的，因此，责问为什么要提出“列华印文为官方语文”的反动口号呢？报告同意“马来文为唯一官方语文”里头的“官方语文”是反动的，因为它是服务于英帝囯主义和反动派消灭其他民族语文的陰谋，是不利于三大民族的真正团结；但“列华印文为官方语文”里头的“官方语文”在现阶段来说则是进步的，因为它和反动派的“马来文为唯一官方语文”針鋒相对，是要粉碎反动派利用“马来文为唯一官方语文”来消灭华印文教育的恶毒陰谋的。
• “列华印文为官方语文”是种族主义的口号？有人认为“列华印文为官方语文”的口号是种族主义的，因为它只是强调“华印两族的利益而已”，故不能团结马来群众和我们一起斗争。由于马来文已经是“官方语文”，所以“列华印文为官方语文”，并没有损害马来文官文语文的地位，而是为了粉碎帝囯主义利用马来文来消灭华印语文的陰谋，实现各民族语文教育的平等权利，确保各族人民的真正团结。因此，它不可能是种族主义的。
• “列华印文为官方语文”是违背社会主义的口号？有人认为“列华印文为官方语文”是违背社会主义的口号，因为它完全没有照顾到其他少数民族的语文地位。报告指出，这个口号不是在党掌握政权、当家作主的情况下提出来的。它只是在帝囯主义与反动派，陰谋利用“马来文为唯一官方语文”的口号来压制和消灭其他民族语文教育的情况下提出来，符合现阶段斗争需要的、針鋒相对的策略手段，而不是党教育政策的最终目标：“各民族语文一律平等”。
时至今日，我囯的语文教育问题仍旧没有获得合理的解决。上述争议至今仍未过时，还有参考的价值。事实上“马来文为唯一官方语文” 的地位，已经被利用来否定其他民族语文教育应享有的平等地位。华社申办的独立大学不获批准，独大当局为此曾起诉政府结果也被判败诉，理由就是因为华文不是官方语文，所以不能作为大专院校的媒介语。目前，多元教育源流继续成为所谓破坏囯民团结的代罪羔羊。在左派內部（例如社会主义党），对语文教育问题也还存在一些分歧。可见在我囯，语文教育问题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必须慎重加以处理。
4. 关于议会斗争和竞选问題：
• 要不要完全放弃议会斗争的争议：自从帝囯主义和反动派强行成立“马来西亚”以来，联盟反动政权进一步以紧急法令、公安法令、罢工禁令、更加严厉控制传媒、剥夺反对党召开群众大会的权利、逮捕反对领袖党员和议员、取消地方议会选举、非法接管市议会政权等等，严重地破坏了议会民主制度和阻塞议会斗争的道路。在这种情况下，遂产生要不要完全放弃议会斗争的问題和争议。
• 议会內斗争和议会外群众斗争相结合的策略：报告认为，议会是反动派对人民的一种统治形式，是资产阶级专政的一种装饰品。不过在应当利用这种斗争手段时不去利用是錯误的；在条件起了变化，议会斗争已经不能再起着揭露敌人和教育群众作用的时候，仍旧死抱着这种斗争手段也是錯误的。因此，劳工党在当前情况下提出议会內斗争和议会外群众斗争相结合的策略，是正确的，是符合当前斗争形势的需要和有利于人民斗争的发展的。
• 批判“‘议会迷’思想”和“‘左’傾幼稚病”：报告既批判把议会斗争当成取得政权的唯一道路，把党的一切工作都纳入议会斗争的轨道或服从于竞选的需要的“议会迷”的思想，也批判反对在任何情况下进行议会斗争的“‘左’傾幼稚病”。后者不把议会斗争视为“真正的斗争”，说它“和群众脫离关系”，“只是个人表演而已，不会带来什么结果”。
回顾历史，对左翼来说，我囯的议会道路到1969年513流血政变后已经被全面关闭。群众斗争也在全面鎮压下昙花一现。70年代马共突击队南下失败，再次证明武装斗争在我囯是行不通的。我囯左翼运动从此一蹶不振。直到近年来，社会主义党才开始有比较好的发展，在2008年308政治海啸中中选一囯一州。
关于群众斗争的问题
• 从合法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报告首先确认，自从213人权日大示威以来，党抛弃了把工作都服务于议会斗争和竞选需要的錯误路线，釆取了以议会外的群众斗争为主，以议会內的斗争为辅这一正确的策略和敌人展开斗争，把人民从合法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这是我囯人民在反帝反殖斗争中一项很有意义的进展。
• 不是“为遊行而遊行”: 群众斗争是一种斗争形式和手段，不是“为遊行而遊行”。群众斗争的目的和作用在于：（一）缎练和考验我们的主观力量，培养群众敢于斗争，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二）扩大政治影响，打击敌人；（三）通过群众的斗争，暴露敌人的残暴和野蛮；（四）带动更多群众起来斗争。
宪制斗争基本上就是合法斗争。劳工党在这个时期确立以群众斗争为主的策略，让人民从合法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又强调鍛炼和考验党的主观力量，培养群众敢于斗争，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等。可以反思的是：这是否意味着当时劳工党，已经准备从合法的宪制斗争逐渐转向非法的地下斗争和武装斗争？如果情况确实是这样的话，它显然已经超越了宪制政党所能完成的任务。
5. 正确对待党过去的缺点和錯误
• 成绩是主要的，但也有錯误：报告认为，党在反帝反殖反大马的斗争中，成绩是主要的，但也有錯误，有些甚至是严重的錯误。然而，不能因为党曾经犯过錯误，就否定党的一切成就，或认为錯误是主要的，而成就则微不足道。此外，对党的錯误要根据事实作具体的分析，从政治、思想以及组织上，分析发生錯误的历史根源、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和提出纠正的方法和建议，达到“惩前瑟后，治病救人”的目的。
• 党过去所犯的右傾錯误: 主要表现在：（一）迷信议会斗争的作用，把党的一切工作都纳入议会斗争的轨道，把主要的活动都为议会斗争和竞选的需要而展开，使党逐渐失去其在反帝反殖的作用，沦为西方“议会民主”的点缀品。（二）害怕开展群众斗争会招来反动派进一步的鎭压，不敢坚决地领导群众起来展开各种形式的群众斗争，以打击敌人和壮大反帝反殖斗争的主观力量。（三）在大马强行成立，党在1964年大选受挫后，许多同志产生了悲观失望的情绪。在反动派悍然宣布全囯进入紧急状态时，党决定有条件地接受紧急状态，违背了党反对大马的原则立场。（四）在人民党退出社阵后，与机会主义的人民进步党搞联合阵线，方便反动派代理人在党內制造离心现象，破坏党的团结。
• 只有集中而没有民主: 在组织上的錯误主要是：（一）没有充分和正确地执行民主集中制，主要表现在領导和被领导的关系上。下级组织须服从上级的领导，但上级没有接受下级的监督，变成只有集中而没有民主，这是不正确的。比较突出的例子是领导承认“马来西亚”为既成的事实，及赞成搞“反对党联合阵线”等，都不理会党员和下级的批评和监督。（二）用组织行政手段来解决思想分歧问题。吡叻州和党中央的问题，既有组织上的问题，也有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分歧，简单地采取解散的组织手段是不正确的。党解散吡叻州的决定，被各州代表在中央会议上推翻之后，党中央的一些领导人又以集体辞职来威胁，这是领导不接受监督的另一实例。
• 合法主义和不敢斗争：在思想上的錯误主要是：（一）合法主义的思想，只允许同志们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內去进行斗争。在各项恶法面前，这等于在思想上解除武装。特別是在反动派加紧以各项恶法来限制我们的斗争时，如果照他们的法律行事，简直就无法开展任何斗争了！（二）不敢斗争的思想，以“群众跟不上”和强调要“善于斗争”去压制敢于斗争的思想。其实，善于斗争的斗争智慧是从斗争中来的，也就是说只有敢斗才能善斗，没有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是不存在的。
• “左”傾机会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它们其实就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两个极端，都是由于脱离群众和采用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片面地去观察问题的结果，党过去犯上的右倾錯误就是由于受反动派的气焰所迷惑，脱离群众，看不到群众的力量的结果。
政治报告对下级组织必须服从上级的领导，但上级却不接受下级的监督，变成只有集中而没有民主的批评，对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是十分重要的。其实不止是劳工党，实行民主集中制的许多囯家的共产党或（前）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囯家政权，也同样出现了有集中没有民主的问题。如何解决这个关鍵问题，至今仍旧是社会主义囯家的一个重大挑战。
6. 关于反右斗争问题
• 肃清右傾机会主义思想：报告认为，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在党內长期泛滥，使党不能在斗争中得到正常发展。尤其是在大马强行成立以后，右倾思想更加突出地致使党在许多重大政策问题上发生錯误，使党在政治上处于被动和不利的地位。因此，赞成在党內进行广泛深入的反对和肃清右傾机会主义思想的斗争。
• 党反右斗争不是一无是处：党十多年来的发展史实际上也是反右斗争的发展史。问题在于过去反右斗争未能深入到錯误傾向的思想根源，及提出肃清錯误思想的有效办法。虽然过去反右斗争存有缺点，仍然有它的具体成绩，而不是一无是处。
• 不要“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肃清右傾机会主义思想，必须对具体的事物作具体的分析，不能采取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的錯误方法。不能把不同意见者，一概扣上“右傾机会主义”的大帽子，釆取对付敌人的手段，对他们进行“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或者进行“斗垮、斗倒、斗臭”。不要把表面现象当成本质，否则就会把形“左”实右的政策或个人当成“左”的，就有可能会把反动派的代理人当成革命英雄，这是很危险的。
• 以工人阶级最正确的思想作为武器：目前党的右傾机会思想主要体现为迷信议会斗争道路、合法主义、害怕种族主义、牺牲原则向反动派妥协或组织联合阵线，在组织上只有服从，没有监督；只有集中，没有民主；只有纪律没有自由和用组织行政手段去处理思想矛盾等等。要在党內肃清右傾思想，必须在全党范围內，以工人阶级最正确的思想作为武器，进行广泛、深入和有效的思想教育运动。每一个党员要彻底拋弃小资产阶级思想和接受工人阶级的思想，进行长期细致的思想改造工作。
报告批评了一些反右“英雄”，动不动就把不同意见者，一概扣上“右傾机会主义”的大帽子，釆取对付敌人的手段，对他们进行“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或者进行“斗垮、斗倒、斗臭”，这固然是正确的。但主张“在全党范围內，以工人阶级最正确的思想作为武器，进行广泛、深入和有效的思想教育运动。每一个党员要彻底拋弃小资产阶级思想和接受工人阶级的思想，进行长期细致的思想改造工作”等严格的要求，会不会更适合于无产阶级的政党，而不适合于从事宪制斗争、代表各阶层人民利益的、广泛的反帝反殖统一战线的劳工党？
7. 正确处理党內的思想矛盾
• 严格分清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由于混进党內的反动派代理人从中破坏，企图利用党內的思想斗争破坏党的团结，削弱党的战斗力，党內这场思想斗争，已经不是单纯的非对抗性的人民內部矛盾，而是同时存在着敌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存在着对抗性和非对抗性这两种性盾不同的矛盾。因此，单单用解决是非问题的方法，解决人民內部矛盾的方法去解决党內当前的这场思想分歧和矛盾是不能成功的。我们必须严格分清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采用两种不同的处理方法，才能使党內的矛盾得到正确的解决。
• 用一分为二的观点来看待党：有些同志，在思想斗争中，不是全面地进行分析和用一分为二的观点来看待党，而是把党看成是无可救药的、为反动派服务的工具，加以全盘否定。因此，对党进行无原则的斗争，破坏党的组织，削弱以至毁灭党的整体战斗力。这种作法只能服务于反动派的需要，使混进党內的代理人，企图从內部来破坏我们的陰谋得逞。
• 误用“造反有理”的口号：有些同志，误用了“造反有理”，怀疑一切，排斥一切，去“造党中央的反”、“造分支部领导同志的反”，凡是领导同志，都认为是“右倾”的，都必须加以“斗倒、斗垮、斗臭”。其实，“造反”之所以“有理”，是因为造反的对象是帝囯主义反动派及一切旧的、錯误的和腐朽的事物。如果造的是革命人民的反，造的是正确的新思想、新事物的反，不仅不会有理，而且是有罪的。
• 扣帽子和漫骂不能解决问题：有些同志，把不同意自己意见的人，都打成“右傾”、“黑帮”或“反动派的代理人”。这种扣帽子和漫骂的方式，并不能解决问题，只能有利于敌人的破坏陰谋。有些人在处理思想分歧的问题，不是采取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而是采取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因为他们主观地认为，自己的意见是唯一正确的，不肯谦虚地认真严素地考虑別人的意见。
• 反对宗派主义和个人英雄主义：有些同志，以不同意见为理由，大搞宗派主义，闹独立性，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抓住领导同志的个別缺点和錯误，大肆加以渲染和扩大，使基层同志对领导同志失去信心，造成党员和支部的离心现象。有些则大搞个人英雄主义，打击別人以提高自己。
• 破坏党的四类人：目前采取錯误的方法进行思想斗争，在客观上破坏了党，损害反帝反殖利益的人，大体上可以分为四类：（一）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有问题的人；（二）思想上已经不要斗争，但是还要喊出极“左”的口号，和党唱对台戏，以方便他们光荣撤退的人，以及党內的失意分子；（三）混进党內的反动派代理人；以及（四）受反动派伪组织直接控制的，以及那些因为相信他们，受到蒙蔽而被误导的人。对一、二、四这类人，应该帮助他们认清斗争大方向，克服錯误的思想和工作方法，及摆脱伪组织的控制；对第三类人，即混进党內的反动派代理人，就必须坚决把他们揪出来，清除出党。
本节对于分清非对抗性的人民內部矛盾和对抗性的敌我矛盾，以及如何分別对待四类对党和反帝反殖事业造成破坏的人的提法都十分明确和细致。对反右斗争中出现的各种錯误思想与作法——例如误用“造反有理”的口号、乱扣帽子和漫骂、用“斗垮斗臭”来对付犯錯的同志、搞宗派主义和个人英雄主义等等，也作了相当全面的概括，对消除当时党內的思想矛盾和促进党內及左翼团结，应有它的积极意义和贡献。
8. 正确对待犯錯误的同志
• 对待犯錯的正确态度：反帝反殖斗争是一场长期、艰苦和极其复杂的斗争。同志们在曲折的斗争道路上犯錯误是难免的，重要的是要少犯錯误，而且犯錯后能够及时加以纠正并避免以后重犯。
• 不要只看一时一事：对犯錯的同志，要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去看待他们，既要看到他们的缺点和錯误，也要看到他们的优点和成绩。不但要看他们的一时一事，而且还要看他们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更重要的是，不能以对待敌人的态度来对待犯錯误的同志，而是必须耐心地认真地诚恳地帮助他们纠正錯误。
•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于犯錯误的同志，不能文过飾非，纵容錯误；也不能简单地把他们一脚踢开；而是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耐心地帮助他们纠正錯误。
报告以辩证的观点重申“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与上一节正确处理党內的思想矛盾相互呼应。
9. 充分地贯彻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
• 党必须有严格的纪律：为了有效地组织和领导人民，进行反帝反殖、实现真正独立民主和统一的马来亚这一历史任务，党必须有严格的纪律。有了纪律，才能步伐一致，发挥战斗力。纪律不是为了剥夺个人的自由，而是为了达到共同目标的需要。
• 有纪律的自由和指导下的民主：党若是没有一个有威信的领导，便不会有集中意志，便不能战胜敌人。党的领导和集中，表面上看来，使党员个人的民主权利在某些方面受到限制，但这也是为了斗争的需要。領导和党员的关系不是雇佣关系，彼此之间是平等的。在党內，不能没有自由和民主，但是为了斗争的需要，又不能没有纪律和集中。因此，在党內我们所需要的自由是有領导的自由，我们所需要的民主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这就是党的民主集中制。
• 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是：（一）少数服从多数，多数尊重少数；（二）下级服从上级的领导，上级接受下级和群众的监督；（三）个人服从组织，组织照顾个人；（四）全党服从中央的领导，中央接受各级党组织的监督。这是唯一正确的组织原则。这些组织原则，是服从于我们的正确政治路线，离开了人民反帝反殖斗争的利益，这些原则便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
本节着重分析纪律与自由、集中与民主的辩证关系，及重申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四项原则，希望藉以充分地贯彻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纠正党过去所犯上的只有集中，沒有民主的錯误。但报告并没有进一步探讨如何从制度上加强民主／监督的制衡力量。
10. 搞好思想革命化，大量造就才德兼备的干部
• 以最正确、最进步和最革命化的工人阶级思想作为指导：报告强调必须以最正确、最进步和最革命化的工人阶级思想作为指导，党才能有效地进行反帝反殖斗。只有以最正确的工人阶级思想为武装，党才在政治上克服和避免“左”傾冒险主义和右傾机会主义；在组织上克服和避免宗派主义，关门主义，奴柰主义，极端民主化和无政府状态；及在思想上克服和避免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和形而上学。
• 党员和干部的思想必须革命化：为了在敌人的不断鎮压底下坚持斗争和取得胜利，党员和干部的思想必须革命化，也即用最正确的工人阶级思想武装我们的头脑，破私立公、敢于斗争和不怕牺牲。斗争经验告诉我们，要培养和造就才德兼备的干部，只能在实际斗争中去鍛炼他们。脫离实际斗争的干部，即使有才干和理论，若经受不住斗争的考验，也是没有用的。
• 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党员和干部不只要按照最正确的思想改造客观世界，还必须要不断地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不仅要把自己当成革命的一分力量，同时还要不断地把自己当成革命的对象。要用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方法，整掉队伍中坏的思想，坏的工作作风和不良的生活作风，使队伍在各方面都能符合党的要求和斗争的需要，真正成为全心全意为人民、为革命的战斗化的队伍，有了这样的队伍，胜利就一定有希望。
以最正确、最进步和最革命化的工人阶级思想作为指导，党员和干部的思想必须革命化，不只要按照最正确的思想改造客观世界，还必须要不断地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等一系列论述，都和当年毛泽东思想和中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思潮分不开。
在思想革命化的努力下，劳工党当年确实也造就了一批才德兼备的干部。但是他们的命运，不是被捕入狱，就是逃难流亡，也有部分干部转入地下或上队。三几年的轰轰烈烈，遭到全面鎮压和各种形式的迫害后，有的被迫死迫疯，有的经受不住考验而叛变，有的由于看不到前途而消沉或掉队，能够坚持下来的也由于各种因素（如被条件限制，失去活动的平台，出现信仰和价值观危机，受到囯內外政治大气候的影响等），而逐渐淡出政治。我囯左翼运动于是限入长期的冬眠。这固然是始所未料的，但所付出的代价也确实太大了！
（五）营內劳中路线的代表性人物
由于涉及当时左翼思想和路线斗争的各主要派系（主要有劳中派、团结派和反右派）都同样受到反动派的鎮压，被关进政治拘留营，因此，左翼的思想和路线斗争就从营外延续到营內。
由于福兴同志对劳党中央政治路线的熟悉和充分掌握，加上他坚定的政治立场和滔滔辩才，深受以陈凯希同志为首的劳中单位的尊重，成为营內劳中路践的代表性人物也是很自然的。因此，在处理营內各派系之间的思想和路线分歧或协调各派系之间的关系和共冋对敌斗争等问题时，福兴同志也是核心人物之一。
他参与领导了1968 年325为时 24天, 1968 年813 为时27天 , 及1973 年1229为时 47天的营內反迫害罢食斗争（详情请参阅《炼狱》，马来西亚凤凰友好联谊会出版，2006年），并取得胜利。这是513前后，我囯政治最黑暗的时期。为了抗议反动派的迫害和暴行，或维护拘留者的基本权益、尊严和确保人身安全不被侵犯，营內同志往往被迫以健康和生命作为代价，开展长期的罢食斗争。在这种极及复杂及生命攸关的斗争中，正确与可靠的领导是十分重要的。福兴同志在这方面给了同志们极大的信心和鼓励，为斗争的胜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六）重展灵旗开新局
福兴同志偶而也写诗填词，很幸运的还留下了几首遺作。“诗以言志”，我们谨此介绍他所填的一首词：《金缕曲——感事抒怀》，一窺他胸中的块垒和宏图。
《金缕曲——感事抒怀》
憾事堪搖首，
叹而今，
坚贞义烈，
竟称迂透！
且看笙歌欢笑处，
尽是翩翩长袖，
谁记起宏图未就？
莫问从前知己事，
已时移势易新更旧！
真俊杰，恨稀有，
凯歌原曲高难奏，
正须齐联经纶手，
舍身奋斗。
若要东风成气候，
单借孔明不够！
愿聚得丹心挚友，
重展灵旗开新局，
把蛇神牛鬼全驱走。
朝前望，眉休皺！
这词是福兴同志在牢中填的，不晓得填的好不好，但对了解他当时的思想情况却有莫大的帮助。他感叹那时候，还讲“坚贞义烈”的人，就会被视为是极其“迂腐”的时代落伍者。那些“笙歌” 作乐者，已经没有人记住“宏图未就”这回事了。过去的“知已”，也早已因为“时移势易”而疏远。
尽管福兴同志已有“真俊杰，恨稀有”的孤单感怀，而且意识到要争取胜利，实现理想的艰难。他也明白“单借孔明不够”的道理，因此决心联合一批“丹心挚友”，“舍身奋斗”，以期“重展灵旗开新局，把蛇神牛鬼全驱走”！福兴同志当年“孤单”中的“豪情”，现在回味起来，只觉悲凉！
如果福兴同志可以活到“烈火莫熄”的时代，这位政治上杰出的“经纶手”，也许有机会重出江湖，重展灵旗开新局！（2009年3月底完稿）
（一）坐牢15年 立场价值观不变
“洪炉火中出真鋼，英雄来自斗争场；坐穿牢底有先例，未闻暴政不灭亡。” 福兴同志这首誓言“坐穿牢底”的绝句，早已在牢內外广泛传诵，鼓舞了无数的战友，成为当年牢友精神面貌的不朽记忆。他把坐牢视为一场“不同立场和不同价值观”的对峙，而且确立了“坚持就是胜利”的坚强信念。因此，当狱方通知他将获得释放的时候，他却能够潇洒地表明：只有无条件的释放，他才会接受。
就因为他坚持了毫不妥协的政治立场，所以在获得无条件释放后，他在第一时间內就旗帜鲜明地宣布他仍旧坚持社会主义的理想。他说：“超过15年的长期监禁，特別是最后5年的单独监禁，我有许多时间回顾与分析许多问题，我更坚信社会主义是劳动人民唯一的出路，也是各族在团结实现繁荣进步的最佳选择。” 尽管当时劳工党已经不复存在，福兴同志还是毫不含糊地以“没有任何有立场的人，可以脱离政治”，来答复记者关于他是否准备再度从政的问题。
正是因为他所持的政治立场和价值观，已经压倒政治部想要强加于他的反动、反人民的立场和价值观，所以，虽然经历了15年漫长的炼狱煎熬，他仍然显得精神奕奕，健谈如昔。对劳工党未能完成它的历史使命，他指出两个重要因素：一方面，是政府的鎮压和封禁；另一方面，则是遭到以李绍祖作为典型、以“极左”的姿态出现的所谓“反右分子”的诽谤与破坏。他说，尽管劳工党本身存在不少缺陷和弱点，他还是以劳工党为人民服务的斗争路线和社会主义方向为荣！ 总之，他体现了自己在诗中所要求的境界：“千秋大业何依据？骨硬心红主义坚。” （摘自《除夕抒怀》）
（三）在斗争中崛起
陈福兴同志出身学运，经历了囯家独立前后，学运高潮时期的各种缎练和考验，具有较高的语文（包括英文和马来文）、文化和理论水平。1959年毕业于韩江高中。和当时许多学运干部一样，他在1960年便加入日落洞人民党支部，推动进步的文化和文娱活动，为左翼的社会主义政治理想奋斗。由于出色的基层工作，他在1964年代表社阵出战日落洞区州议席选举，中选为最年青的州议员，在议会里有不俗的表现。
福兴同志自1960 年从政，到1967 年7月 8日在內安法令下被捕这7年期间，正是我囯政坛发生剧变的多事之秋：殖民主义者成立大马和人民反对大马的斗争、马印对抗、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潮对我囯左翼的影响、语文问题、反右斗争、斗争路线的争议、议会斗争与群众斗争的关系问题等。
无可否认，福兴同志是“来自斗争场”的知识分子，在被捕前，他刚完成受党委讬起草的梹州劳工党政治报告的任务，准备提呈给第15届党代表大会。那时候，他显然已经是梹州劳工党领导的核心人物之一，也是它的政治文献的主要执笔者。他在党代表大会举行前夕被捕，在缺席下仍被选为全囯副总秘书，可见他当时正在劳党中央崛起。如果他不被捕，相信对统一党的思想和斗争路线方面，必将做出更大的贡献。
（四）起草梹州劳工党1967年政治报告
由于陈福兴同志是上述政治报告的起草人，回顾一下这份重要文献的具体內容，对了解当年劳党及福兴同志对路线斗争所争议的各项问题所持的立场和观点，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对争议中的一些课题，在30多年后的今天加以回顾和反思，也会有不同的体会和感慨。
政治报告（以下简称报告）由前言到大会提案，共分13节加以论述，笔者就根据有关章节（略去第12节的附录和第 13节的提案）的要点略加评述。
1. 前言：报告开宗明义就不断强调学习与掌握“最正确的斗争理论” ，以它作为指南，结合本囯人民具体的斗争实践，采取正确的斗争路线，把反帝、反殖和反对囯內反动派的斗争推向一个新的高潮。它明确指出：“左翼內部的意见分歧和分裂现象以及敌人的鎭压和破坏，就是我们发展中的两个主要的困难。” “最正确的斗争理论”，其实就是指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別是毛泽东思想），当时劳工党和其他左翼党团显然已经开始受到中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过左思潮的冲击。
2. 关于斗争路线问题的争论：报告不讳言基层同志对过去党中央“巨头”领导的錯误路线和政策感到怀疑和不满，因此主张对党的斗争路线和政策进行广泛的讨论，以便纠正过去的錯误和重新制定适应于现阶段斗争需要的正确路线和政策。报告认为：
• 现阶段革命的性质：不是一般地打倒资本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而是反帝、反殖、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而现阶段主要的革命对象是英美帝囯主义，特別是英帝囯主义。
• 革命的动力：不同意小资产阶级都是很动搖的、只能作为工农阶级不可靠的同盟军这种说法。认为人数众多的小资产阶级虽然有动搖性，但不能低估他们在民族民主革命中的作用。
• 劳工党的性质：既不是无产阶级政党，也不是小资产阶级政党，而是代表工农和小資产阶级的反帝、反封建利益的统一战线。但党若要真正代表我囯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利益，它必须是一个以工人阶级的思想为指导的革命化的政治机构。
• 对当前斗争形势的估计：不是处于高潮的阶段，也不是处于低潮的阶段，而是处于两个高潮之间向着高潮过渡的阶段。与当前斗争形势相适应的策略，不是决斗的、冒进的，也不是退却的，而是積蓄力量，逐步前进。
• 群众斗争与议会选举：坚决把工作重点放在开展群众斗争方面，才不致于在反动派不断缩小民主的情况下沦为毫无生命力的竞选机器。但只要议会斗争还可以在揭露和打击敌人，教育群众方面起一定的作用，我们还是不能简单地放弃议会斗争的阵地。
• 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当前党內的分歧存在着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于混进党內部的以“左”或“右”的姿态出现的反动派代理人，我们必须坚决、彻底地把他们清除出去。对于意见不同或犯錯误的同志，就不能以对待敌人的方法去打倒他们，而是以治病救人的态度去团结他们，使他们回到斗争的正确道路上来。
• 肯定1966 年924特大所取得的成绩：（一）确立了以群众斗争和议会斗争相结合，以群众斗争为主，以议会斗争为辅的斗争策略；（二）明确地认识到右傾思想在党內的泛滥；（三）坚决地否决了过去党中央几位“巨头”和进步党搞的“联合阵线”；（四）接受中央“巨头”集体辞职的要胁，捍卫了党的民主集中制。
在这一节里，值的注意和反思的是：（一）在革命的动力和劳工党的性质的论述中，民族资产阶级／中产阶级都被忽略了；（二）劳工党作为宪制政党，在批判议会迷思想（即通过选举取得政权），确立以群众斗争为主，议会斗争为辅的斗争策略时，是否意味着（至少逻辑上应是如此）劳工党将逐渐放弃议会斗争，准备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最终走上“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可惜的是“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也隨着70年代马共突击队南下的失败再次被证明是行不通的。至此，我囯左翼运动陷入了真正的困境：议会道路被关闭了，而武装道路也行不通！
3. 关于语文教育的问题：报告花了很长的篇幅讨论劳工党对语文教育问题的看法，主要目的在于维护党所提出的“争取列华印文为官方语文”的斗争口号及对各种反对意见的批驳，要点有：
• 党没有开展捍卫民族语文教育平等权利的具体斗争：指出帝囯主义和反动派推行的消灭民族语文教育的政策，其实就是帝囯主义和反动派的民族压迫政策在语文教育问題的表现。党虽然有一般地提出平等对待各民族语文教育的政策，但没有提出針鋒相对的政策和口号，团结和领导广大人民，开展捍卫民族语文教育平等权利的具体斗争。
• “争取列华印文为官方语文”：欢呼924特大提出“争取列华印文为官方语文”的口号为很及时、很正确和负责任的，因为它有利于捍卫民族语文教育的斗争，及有利于真正的民族团结。赞扬党中央通过了上述政策和口号，是一件大好事，因为党终于勇敢地、正确地结束了过去在语文教育问题上的消极态度，坚决地承担了领导人民，反对殖民主义的消灭民族语文教育政策和捍卫民族语文教育的正义斗争的重大责任。
• 语文教育问题只有在政权问题解决之后，才能根本解决：反对的意见认为，语文教育问题只有在政权问题解决之后，才能根本解决；在政权还没有取得的今天，只应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展开斗争，而不应提出民族语文教育的问题。否则，就会破坏民族之间的团结，削弱反帝反殖斗争的力量；有些人则攻击有关口号的提出是种族主义的，是为了转移斗争的大方向，是所谓“右倾”。
• 主张从斗争中，而不是从退让中求团结：报告也估计到长期以来深受帝囯主义和反动派散播种族主义思想毒害的马来群众暂时不会同意，甚至会反对民族语文教育的斗争和有关口号，但认为这是錯误和落后的，是不符合于各民族的共同利益，及不利于各民族人民在平等基础上的真正团结。因此，主张从斗争中，而不是从退让中求团结。因为，从斗争中求团结，则团结存；从退让中求团结，则团结亡！
• 不屈服于反动派“挑起种族冲突”的讹诈：认为若反动派胆敢在语文教育问题上挑起种族冲突的话，就坚决地高举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旗帜，领导广大的群众进行反帝反殖反对种族主义的斗争，在斗争中教育人民，取得进步。报告认为在反动派的种族主义讹诈下，不敢斗争也不允许別人斗争，是道道地地的投降主义。这些人，不论口头上喊得怎的“左”，归根结底，还是右的，因为判断左和右的方法，不能只听口头上的夸夸其谈，更重要的是看他们在斗争中的表现。
• “列华印文为官方语文”是反动的口号？有人以“官方语文”是反动的，因此，责问为什么要提出“列华印文为官方语文”的反动口号呢？报告同意“马来文为唯一官方语文”里头的“官方语文”是反动的，因为它是服务于英帝囯主义和反动派消灭其他民族语文的陰谋，是不利于三大民族的真正团结；但“列华印文为官方语文”里头的“官方语文”在现阶段来说则是进步的，因为它和反动派的“马来文为唯一官方语文”針鋒相对，是要粉碎反动派利用“马来文为唯一官方语文”来消灭华印文教育的恶毒陰谋的。
• “列华印文为官方语文”是种族主义的口号？有人认为“列华印文为官方语文”的口号是种族主义的，因为它只是强调“华印两族的利益而已”，故不能团结马来群众和我们一起斗争。由于马来文已经是“官方语文”，所以“列华印文为官方语文”，并没有损害马来文官文语文的地位，而是为了粉碎帝囯主义利用马来文来消灭华印语文的陰谋，实现各民族语文教育的平等权利，确保各族人民的真正团结。因此，它不可能是种族主义的。
• “列华印文为官方语文”是违背社会主义的口号？有人认为“列华印文为官方语文”是违背社会主义的口号，因为它完全没有照顾到其他少数民族的语文地位。报告指出，这个口号不是在党掌握政权、当家作主的情况下提出来的。它只是在帝囯主义与反动派，陰谋利用“马来文为唯一官方语文”的口号来压制和消灭其他民族语文教育的情况下提出来，符合现阶段斗争需要的、針鋒相对的策略手段，而不是党教育政策的最终目标：“各民族语文一律平等”。
时至今日，我囯的语文教育问题仍旧没有获得合理的解决。上述争议至今仍未过时，还有参考的价值。事实上“马来文为唯一官方语文” 的地位，已经被利用来否定其他民族语文教育应享有的平等地位。华社申办的独立大学不获批准，独大当局为此曾起诉政府结果也被判败诉，理由就是因为华文不是官方语文，所以不能作为大专院校的媒介语。目前，多元教育源流继续成为所谓破坏囯民团结的代罪羔羊。在左派內部（例如社会主义党），对语文教育问题也还存在一些分歧。可见在我囯，语文教育问题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必须慎重加以处理。
4. 关于议会斗争和竞选问題：
• 要不要完全放弃议会斗争的争议：自从帝囯主义和反动派强行成立“马来西亚”以来，联盟反动政权进一步以紧急法令、公安法令、罢工禁令、更加严厉控制传媒、剥夺反对党召开群众大会的权利、逮捕反对领袖党员和议员、取消地方议会选举、非法接管市议会政权等等，严重地破坏了议会民主制度和阻塞议会斗争的道路。在这种情况下，遂产生要不要完全放弃议会斗争的问題和争议。
• 议会內斗争和议会外群众斗争相结合的策略：报告认为，议会是反动派对人民的一种统治形式，是资产阶级专政的一种装饰品。不过在应当利用这种斗争手段时不去利用是錯误的；在条件起了变化，议会斗争已经不能再起着揭露敌人和教育群众作用的时候，仍旧死抱着这种斗争手段也是錯误的。因此，劳工党在当前情况下提出议会內斗争和议会外群众斗争相结合的策略，是正确的，是符合当前斗争形势的需要和有利于人民斗争的发展的。
• 批判“‘议会迷’思想”和“‘左’傾幼稚病”：报告既批判把议会斗争当成取得政权的唯一道路，把党的一切工作都纳入议会斗争的轨道或服从于竞选的需要的“议会迷”的思想，也批判反对在任何情况下进行议会斗争的“‘左’傾幼稚病”。后者不把议会斗争视为“真正的斗争”，说它“和群众脫离关系”，“只是个人表演而已，不会带来什么结果”。
回顾历史，对左翼来说，我囯的议会道路到1969年513流血政变后已经被全面关闭。群众斗争也在全面鎮压下昙花一现。70年代马共突击队南下失败，再次证明武装斗争在我囯是行不通的。我囯左翼运动从此一蹶不振。直到近年来，社会主义党才开始有比较好的发展，在2008年308政治海啸中中选一囯一州。
关于群众斗争的问题
• 从合法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报告首先确认，自从213人权日大示威以来，党抛弃了把工作都服务于议会斗争和竞选需要的錯误路线，釆取了以议会外的群众斗争为主，以议会內的斗争为辅这一正确的策略和敌人展开斗争，把人民从合法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这是我囯人民在反帝反殖斗争中一项很有意义的进展。
• 不是“为遊行而遊行”: 群众斗争是一种斗争形式和手段，不是“为遊行而遊行”。群众斗争的目的和作用在于：（一）缎练和考验我们的主观力量，培养群众敢于斗争，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二）扩大政治影响，打击敌人；（三）通过群众的斗争，暴露敌人的残暴和野蛮；（四）带动更多群众起来斗争。
宪制斗争基本上就是合法斗争。劳工党在这个时期确立以群众斗争为主的策略，让人民从合法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又强调鍛炼和考验党的主观力量，培养群众敢于斗争，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等。可以反思的是：这是否意味着当时劳工党，已经准备从合法的宪制斗争逐渐转向非法的地下斗争和武装斗争？如果情况确实是这样的话，它显然已经超越了宪制政党所能完成的任务。
5. 正确对待党过去的缺点和錯误
• 成绩是主要的，但也有錯误：报告认为，党在反帝反殖反大马的斗争中，成绩是主要的，但也有錯误，有些甚至是严重的錯误。然而，不能因为党曾经犯过錯误，就否定党的一切成就，或认为錯误是主要的，而成就则微不足道。此外，对党的錯误要根据事实作具体的分析，从政治、思想以及组织上，分析发生錯误的历史根源、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和提出纠正的方法和建议，达到“惩前瑟后，治病救人”的目的。
• 党过去所犯的右傾錯误: 主要表现在：（一）迷信议会斗争的作用，把党的一切工作都纳入议会斗争的轨道，把主要的活动都为议会斗争和竞选的需要而展开，使党逐渐失去其在反帝反殖的作用，沦为西方“议会民主”的点缀品。（二）害怕开展群众斗争会招来反动派进一步的鎭压，不敢坚决地领导群众起来展开各种形式的群众斗争，以打击敌人和壮大反帝反殖斗争的主观力量。（三）在大马强行成立，党在1964年大选受挫后，许多同志产生了悲观失望的情绪。在反动派悍然宣布全囯进入紧急状态时，党决定有条件地接受紧急状态，违背了党反对大马的原则立场。（四）在人民党退出社阵后，与机会主义的人民进步党搞联合阵线，方便反动派代理人在党內制造离心现象，破坏党的团结。
• 只有集中而没有民主: 在组织上的錯误主要是：（一）没有充分和正确地执行民主集中制，主要表现在領导和被领导的关系上。下级组织须服从上级的领导，但上级没有接受下级的监督，变成只有集中而没有民主，这是不正确的。比较突出的例子是领导承认“马来西亚”为既成的事实，及赞成搞“反对党联合阵线”等，都不理会党员和下级的批评和监督。（二）用组织行政手段来解决思想分歧问题。吡叻州和党中央的问题，既有组织上的问题，也有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分歧，简单地采取解散的组织手段是不正确的。党解散吡叻州的决定，被各州代表在中央会议上推翻之后，党中央的一些领导人又以集体辞职来威胁，这是领导不接受监督的另一实例。
• 合法主义和不敢斗争：在思想上的錯误主要是：（一）合法主义的思想，只允许同志们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內去进行斗争。在各项恶法面前，这等于在思想上解除武装。特別是在反动派加紧以各项恶法来限制我们的斗争时，如果照他们的法律行事，简直就无法开展任何斗争了！（二）不敢斗争的思想，以“群众跟不上”和强调要“善于斗争”去压制敢于斗争的思想。其实，善于斗争的斗争智慧是从斗争中来的，也就是说只有敢斗才能善斗，没有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是不存在的。
• “左”傾机会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它们其实就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两个极端，都是由于脱离群众和采用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片面地去观察问题的结果，党过去犯上的右倾錯误就是由于受反动派的气焰所迷惑，脱离群众，看不到群众的力量的结果。
政治报告对下级组织必须服从上级的领导，但上级却不接受下级的监督，变成只有集中而没有民主的批评，对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是十分重要的。其实不止是劳工党，实行民主集中制的许多囯家的共产党或（前）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囯家政权，也同样出现了有集中没有民主的问题。如何解决这个关鍵问题，至今仍旧是社会主义囯家的一个重大挑战。
6. 关于反右斗争问题
• 肃清右傾机会主义思想：报告认为，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在党內长期泛滥，使党不能在斗争中得到正常发展。尤其是在大马强行成立以后，右倾思想更加突出地致使党在许多重大政策问题上发生錯误，使党在政治上处于被动和不利的地位。因此，赞成在党內进行广泛深入的反对和肃清右傾机会主义思想的斗争。
• 党反右斗争不是一无是处：党十多年来的发展史实际上也是反右斗争的发展史。问题在于过去反右斗争未能深入到錯误傾向的思想根源，及提出肃清錯误思想的有效办法。虽然过去反右斗争存有缺点，仍然有它的具体成绩，而不是一无是处。
• 不要“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肃清右傾机会主义思想，必须对具体的事物作具体的分析，不能采取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的錯误方法。不能把不同意见者，一概扣上“右傾机会主义”的大帽子，釆取对付敌人的手段，对他们进行“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或者进行“斗垮、斗倒、斗臭”。不要把表面现象当成本质，否则就会把形“左”实右的政策或个人当成“左”的，就有可能会把反动派的代理人当成革命英雄，这是很危险的。
• 以工人阶级最正确的思想作为武器：目前党的右傾机会思想主要体现为迷信议会斗争道路、合法主义、害怕种族主义、牺牲原则向反动派妥协或组织联合阵线，在组织上只有服从，没有监督；只有集中，没有民主；只有纪律没有自由和用组织行政手段去处理思想矛盾等等。要在党內肃清右傾思想，必须在全党范围內，以工人阶级最正确的思想作为武器，进行广泛、深入和有效的思想教育运动。每一个党员要彻底拋弃小资产阶级思想和接受工人阶级的思想，进行长期细致的思想改造工作。
报告批评了一些反右“英雄”，动不动就把不同意见者，一概扣上“右傾机会主义”的大帽子，釆取对付敌人的手段，对他们进行“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或者进行“斗垮、斗倒、斗臭”，这固然是正确的。但主张“在全党范围內，以工人阶级最正确的思想作为武器，进行广泛、深入和有效的思想教育运动。每一个党员要彻底拋弃小资产阶级思想和接受工人阶级的思想，进行长期细致的思想改造工作”等严格的要求，会不会更适合于无产阶级的政党，而不适合于从事宪制斗争、代表各阶层人民利益的、广泛的反帝反殖统一战线的劳工党？
7. 正确处理党內的思想矛盾
• 严格分清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由于混进党內的反动派代理人从中破坏，企图利用党內的思想斗争破坏党的团结，削弱党的战斗力，党內这场思想斗争，已经不是单纯的非对抗性的人民內部矛盾，而是同时存在着敌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存在着对抗性和非对抗性这两种性盾不同的矛盾。因此，单单用解决是非问题的方法，解决人民內部矛盾的方法去解决党內当前的这场思想分歧和矛盾是不能成功的。我们必须严格分清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采用两种不同的处理方法，才能使党內的矛盾得到正确的解决。
• 用一分为二的观点来看待党：有些同志，在思想斗争中，不是全面地进行分析和用一分为二的观点来看待党，而是把党看成是无可救药的、为反动派服务的工具，加以全盘否定。因此，对党进行无原则的斗争，破坏党的组织，削弱以至毁灭党的整体战斗力。这种作法只能服务于反动派的需要，使混进党內的代理人，企图从內部来破坏我们的陰谋得逞。
• 误用“造反有理”的口号：有些同志，误用了“造反有理”，怀疑一切，排斥一切，去“造党中央的反”、“造分支部领导同志的反”，凡是领导同志，都认为是“右倾”的，都必须加以“斗倒、斗垮、斗臭”。其实，“造反”之所以“有理”，是因为造反的对象是帝囯主义反动派及一切旧的、錯误的和腐朽的事物。如果造的是革命人民的反，造的是正确的新思想、新事物的反，不仅不会有理，而且是有罪的。
• 扣帽子和漫骂不能解决问题：有些同志，把不同意自己意见的人，都打成“右傾”、“黑帮”或“反动派的代理人”。这种扣帽子和漫骂的方式，并不能解决问题，只能有利于敌人的破坏陰谋。有些人在处理思想分歧的问题，不是采取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而是采取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因为他们主观地认为，自己的意见是唯一正确的，不肯谦虚地认真严素地考虑別人的意见。
• 反对宗派主义和个人英雄主义：有些同志，以不同意见为理由，大搞宗派主义，闹独立性，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抓住领导同志的个別缺点和錯误，大肆加以渲染和扩大，使基层同志对领导同志失去信心，造成党员和支部的离心现象。有些则大搞个人英雄主义，打击別人以提高自己。
• 破坏党的四类人：目前采取錯误的方法进行思想斗争，在客观上破坏了党，损害反帝反殖利益的人，大体上可以分为四类：（一）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有问题的人；（二）思想上已经不要斗争，但是还要喊出极“左”的口号，和党唱对台戏，以方便他们光荣撤退的人，以及党內的失意分子；（三）混进党內的反动派代理人；以及（四）受反动派伪组织直接控制的，以及那些因为相信他们，受到蒙蔽而被误导的人。对一、二、四这类人，应该帮助他们认清斗争大方向，克服錯误的思想和工作方法，及摆脱伪组织的控制；对第三类人，即混进党內的反动派代理人，就必须坚决把他们揪出来，清除出党。
本节对于分清非对抗性的人民內部矛盾和对抗性的敌我矛盾，以及如何分別对待四类对党和反帝反殖事业造成破坏的人的提法都十分明确和细致。对反右斗争中出现的各种錯误思想与作法——例如误用“造反有理”的口号、乱扣帽子和漫骂、用“斗垮斗臭”来对付犯錯的同志、搞宗派主义和个人英雄主义等等，也作了相当全面的概括，对消除当时党內的思想矛盾和促进党內及左翼团结，应有它的积极意义和贡献。
8. 正确对待犯錯误的同志
• 对待犯錯的正确态度：反帝反殖斗争是一场长期、艰苦和极其复杂的斗争。同志们在曲折的斗争道路上犯錯误是难免的，重要的是要少犯錯误，而且犯錯后能够及时加以纠正并避免以后重犯。
• 不要只看一时一事：对犯錯的同志，要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去看待他们，既要看到他们的缺点和錯误，也要看到他们的优点和成绩。不但要看他们的一时一事，而且还要看他们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更重要的是，不能以对待敌人的态度来对待犯錯误的同志，而是必须耐心地认真地诚恳地帮助他们纠正錯误。
•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于犯錯误的同志，不能文过飾非，纵容錯误；也不能简单地把他们一脚踢开；而是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耐心地帮助他们纠正錯误。
报告以辩证的观点重申“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与上一节正确处理党內的思想矛盾相互呼应。
9. 充分地贯彻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
• 党必须有严格的纪律：为了有效地组织和领导人民，进行反帝反殖、实现真正独立民主和统一的马来亚这一历史任务，党必须有严格的纪律。有了纪律，才能步伐一致，发挥战斗力。纪律不是为了剥夺个人的自由，而是为了达到共同目标的需要。
• 有纪律的自由和指导下的民主：党若是没有一个有威信的领导，便不会有集中意志，便不能战胜敌人。党的领导和集中，表面上看来，使党员个人的民主权利在某些方面受到限制，但这也是为了斗争的需要。領导和党员的关系不是雇佣关系，彼此之间是平等的。在党內，不能没有自由和民主，但是为了斗争的需要，又不能没有纪律和集中。因此，在党內我们所需要的自由是有領导的自由，我们所需要的民主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这就是党的民主集中制。
• 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是：（一）少数服从多数，多数尊重少数；（二）下级服从上级的领导，上级接受下级和群众的监督；（三）个人服从组织，组织照顾个人；（四）全党服从中央的领导，中央接受各级党组织的监督。这是唯一正确的组织原则。这些组织原则，是服从于我们的正确政治路线，离开了人民反帝反殖斗争的利益，这些原则便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
本节着重分析纪律与自由、集中与民主的辩证关系，及重申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四项原则，希望藉以充分地贯彻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纠正党过去所犯上的只有集中，沒有民主的錯误。但报告并没有进一步探讨如何从制度上加强民主／监督的制衡力量。
10. 搞好思想革命化，大量造就才德兼备的干部
• 以最正确、最进步和最革命化的工人阶级思想作为指导：报告强调必须以最正确、最进步和最革命化的工人阶级思想作为指导，党才能有效地进行反帝反殖斗。只有以最正确的工人阶级思想为武装，党才在政治上克服和避免“左”傾冒险主义和右傾机会主义；在组织上克服和避免宗派主义，关门主义，奴柰主义，极端民主化和无政府状态；及在思想上克服和避免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和形而上学。
• 党员和干部的思想必须革命化：为了在敌人的不断鎮压底下坚持斗争和取得胜利，党员和干部的思想必须革命化，也即用最正确的工人阶级思想武装我们的头脑，破私立公、敢于斗争和不怕牺牲。斗争经验告诉我们，要培养和造就才德兼备的干部，只能在实际斗争中去鍛炼他们。脫离实际斗争的干部，即使有才干和理论，若经受不住斗争的考验，也是没有用的。
• 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党员和干部不只要按照最正确的思想改造客观世界，还必须要不断地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不仅要把自己当成革命的一分力量，同时还要不断地把自己当成革命的对象。要用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方法，整掉队伍中坏的思想，坏的工作作风和不良的生活作风，使队伍在各方面都能符合党的要求和斗争的需要，真正成为全心全意为人民、为革命的战斗化的队伍，有了这样的队伍，胜利就一定有希望。
以最正确、最进步和最革命化的工人阶级思想作为指导，党员和干部的思想必须革命化，不只要按照最正确的思想改造客观世界，还必须要不断地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等一系列论述，都和当年毛泽东思想和中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思潮分不开。
在思想革命化的努力下，劳工党当年确实也造就了一批才德兼备的干部。但是他们的命运，不是被捕入狱，就是逃难流亡，也有部分干部转入地下或上队。三几年的轰轰烈烈，遭到全面鎮压和各种形式的迫害后，有的被迫死迫疯，有的经受不住考验而叛变，有的由于看不到前途而消沉或掉队，能够坚持下来的也由于各种因素（如被条件限制，失去活动的平台，出现信仰和价值观危机，受到囯內外政治大气候的影响等），而逐渐淡出政治。我囯左翼运动于是限入长期的冬眠。这固然是始所未料的，但所付出的代价也确实太大了！
（五）营內劳中路线的代表性人物
由于涉及当时左翼思想和路线斗争的各主要派系（主要有劳中派、团结派和反右派）都同样受到反动派的鎮压，被关进政治拘留营，因此，左翼的思想和路线斗争就从营外延续到营內。
由于福兴同志对劳党中央政治路线的熟悉和充分掌握，加上他坚定的政治立场和滔滔辩才，深受以陈凯希同志为首的劳中单位的尊重，成为营內劳中路践的代表性人物也是很自然的。因此，在处理营內各派系之间的思想和路线分歧或协调各派系之间的关系和共冋对敌斗争等问题时，福兴同志也是核心人物之一。
他参与领导了1968 年325为时 24天, 1968 年813 为时27天 , 及1973 年1229为时 47天的营內反迫害罢食斗争（详情请参阅《炼狱》，马来西亚凤凰友好联谊会出版，2006年），并取得胜利。这是513前后，我囯政治最黑暗的时期。为了抗议反动派的迫害和暴行，或维护拘留者的基本权益、尊严和确保人身安全不被侵犯，营內同志往往被迫以健康和生命作为代价，开展长期的罢食斗争。在这种极及复杂及生命攸关的斗争中，正确与可靠的领导是十分重要的。福兴同志在这方面给了同志们极大的信心和鼓励，为斗争的胜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六）重展灵旗开新局
福兴同志偶而也写诗填词，很幸运的还留下了几首遺作。“诗以言志”，我们谨此介绍他所填的一首词：《金缕曲——感事抒怀》，一窺他胸中的块垒和宏图。
《金缕曲——感事抒怀》
憾事堪搖首，
叹而今，
坚贞义烈，
竟称迂透！
且看笙歌欢笑处，
尽是翩翩长袖，
谁记起宏图未就？
莫问从前知己事，
已时移势易新更旧！
真俊杰，恨稀有，
凯歌原曲高难奏，
正须齐联经纶手，
舍身奋斗。
若要东风成气候，
单借孔明不够！
愿聚得丹心挚友，
重展灵旗开新局，
把蛇神牛鬼全驱走。
朝前望，眉休皺！
这词是福兴同志在牢中填的，不晓得填的好不好，但对了解他当时的思想情况却有莫大的帮助。他感叹那时候，还讲“坚贞义烈”的人，就会被视为是极其“迂腐”的时代落伍者。那些“笙歌” 作乐者，已经没有人记住“宏图未就”这回事了。过去的“知已”，也早已因为“时移势易”而疏远。
尽管福兴同志已有“真俊杰，恨稀有”的孤单感怀，而且意识到要争取胜利，实现理想的艰难。他也明白“单借孔明不够”的道理，因此决心联合一批“丹心挚友”，“舍身奋斗”，以期“重展灵旗开新局，把蛇神牛鬼全驱走”！福兴同志当年“孤单”中的“豪情”，现在回味起来，只觉悲凉！
如果福兴同志可以活到“烈火莫熄”的时代，这位政治上杰出的“经纶手”，也许有机会重出江湖，重展灵旗开新局！（2009年3月底完稿）
Thursday, August 20, 2009
行动党侮辱回教？
马来西亚前鋒报等亲巫统传媒污蔑行动党为反回教、反皇室和反马来人政党的抺黑行动，似乎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果，而且有越演越烈之势。
首先，行动党主席卡巴星在吡叻政变之际，由于认为吡苏丹有干政的违宪之嫌，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准备起诉吡苏丹。结果遭到当局援引《1948年煽动法令》，在吉隆坡刑事地庭起诉。该案件目前正在審讯中。
现在，在前鋒报的渲染、施压与首相纳吉的直接要求下，警方又传召日惹洞囯会议员黄全安及亚沙囯会议员兼社青团主席陆兆福，同样在煽动法令下进行调查。不过，巫统的部署，看来不止是針对行动党而已。
三管齐下 巫统伺机夺权
它实际上采取了不同的策略，三管齐下，企图分裂人民联盟，伺机夺取雪州政权。对行动党，把它妖魔化为反回教、王室和马来人的政党；对公正党，则集中火力，攻击安华为出卖囯家、民族和宗教的大叛徒，营造有利于法庭对付他的氛围；对回教党，则以宗教和民族的利益为借口，拉拢回教党搞所谓的“团结政府”。
一句话，巫统正在全面动员马来封建王室、种族主义分子和回教中心主义分子，公然大搞反动王权、族权与神权的大联合，以维护它搖搖欲坠的种族主义政权。然而，动不动就以回教受到侮辱为藉口，目的在于对付和压制异议者，这种作法也可能引起其他宗教人士的反感，对回教也未必是一件好事。
王权、族权与神权的大联合？
最近三宗所谓行动党侮辱回教的指责，情况正是如此。第一宗涉及黄泉安批评马来宗教组织JIM (Jemaah Islam Malaysia) 为极端组织。本来，JIM是否是极端组织，只属泉安个人的看法。在多元的民主社会里，存在不同的看法其实是十分正常的事，不值得大惊小怪。
对黄泉安的批评，JIM或其他团体或个人若不同意，也可以澄清或反驳，或者通过协商求同存异。例如在2000年发生诉求事件时，董教总的領导被当时的首相马哈迪医生指责为“共产党”和“极端分子”（Almaunah），董教总不同意，就直接给以驳斥。
必须指出的是，回教和其他宗教一样，存在各种各样的派別和团体。因此，任何个別的回教团体都不能代表或等同于整体的回教。換言之，任何个別回教团体若被到批评，并不等于整体的回教受到批评。
巫统下地狱去吧！
最近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回教党精神领袖聂阿兹因为言论受到歪曲而痛斥巫统“下地狱去罢！”（Pergi jahanamlah Umno!）。巫统固然自讨没趣，但连前鋒报都不敢以马来人和回教受到“侮辱”，而要求聂老道歉或吁请当局援引煽动法令或內安法令对付他。
想当年回教党与巫统争相以正统回教自居，互相指责对方为异教徒时（kafir-mengkafirkan），也必须以符合回教教义的说教和政策来说服各自的支持者，而不能动用煽动法令或內安法令等恶法来压服对方。与这些事件相比，鄭泉安的批评又算得了什么？何况林冠英已经指示他收回有关批评了。
第二宗涉及雪州行动党行政议员刘天球，被他的同僚回教党雪州党魁哈山阿里，以刘天球干预沙阿南市议会执法人员，充公便利店公开摆卖的啤酒为理由，要求州务大臣把他撤职或调至其他部门。
哈山阿里之意不在“酒”
根据天球的解释，《1976年消费法令》规定，凡是酒精度在8.8%以下的酒类，包括啤酒，是无需执照就可以自由售卖的。換句话说，有关执法人员在压力下充公便利店的啤酒，是一项没有法律根据的錯误行动。作为负责銷售事务的行政议员，刘天球根据现行法律，纠正执法人员所犯的錯误，和“侮辱回教”怎么挂得上鈎呢？其实，哈山阿里是回教党內主张与巫统搞“团结政府”的要员之一，相信他选择在这个时候发难，应该另有所谋，意不在“酒”！
第三宗涉及亚沙区囯会议员陆兆福，被指在网页上撰写反回教及王室的文章，闹得最为沸沸扬扬。向他开炮的，包括公正党居林区囯会议员祖基利菲诺丁（Zulkifli Noordin）。在没有和陆兆福求证的情况下，就攻击张贴在sjsandteam.wordpress.com （已关闭）网站上陆氏的文告及其评论，指它“以非常卑俗、下流、野蛮和过分的语言，羞辱Dr. Mohd Ridhuan Tee及 回教”。
巫统“网络兵团”出击
而媒体老手洛基（Rocky）则在他的网站 （Rocky’ s Bru）上, 同样在没有和陆兆福求证的情况下，就转贴了所谓陆兆福攻击吡苏丹和王储的“原文”，引爆了种族主义言论的大发泄，具不同背景、政治认同和动机的各方人马，纷纷参战（笔者上网时已有超过200则评论），虽然众议纷纭，大体上还是可以分辨出亲巫统和反巫统的两大派系。印象较为深刻的是有一些评论者质疑洛基在未求证下贴文的动机，另一些评论者则被指为是巫统的“网络兵团”（Cyber Troopers）。
对于祖基利菲诺丁的炮轰，陆兆福承认那篇新闻稿是他发表的，但由不负责任的人贴到与他无关的网站（sjsandteam.wordpress.com）上，因此，他不能对网上的其他评论內容负责。他说那篇题为“郑全行（Ridhuan Tee） 必须向趙明福的家属道歉”的文告是谴责“他对趙明福未出世婴儿残酷与没有良心的评论”及“要求他向其家属及中囯报与南洋商道歉”。
“私生子”言论引起反弹
鄭博士之所以会触犯众怒，是因为他以极端的偏见和傲慢，无理指责华人准备诉绪种族情绪将趙明福的“私生子” 合法化。他这种以道德教条代替人类应有的同情心的作法，在引起舆论界的普遍不满和强烈反弹时，却获得最具偏见的马来西亚前鋒报的大力支持。
在这种情况下，他会被讥讽为“比马来人还马来人”、或者“比回教还回教”等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在趙明福家属最需要同情和支持的时候，他选择了给以第二度的打击。
对于洛基网上指他反回教和王室的的各项指责和攻击，陆兆福要求洛基发表他的一封澄清信。在信中，他否认与有关网页（sjsandteam.wordpress.com）有任何关系，他强调他拥有的唯一网页是“lokesiewfook.blogspot.com”。 他希望作为一个负责任的网站管理人，洛基在做出任何臆测之前应先行证实。他也报警否认发表过任何有辱回教，吡州苏丹及王储的文章。
明显的，有关行动党的三宗所谓反回教和王室的指控，都是站不住脚的。警方应立即停止对当事人的一切干扰和迫害行动。（19/8/2009）
首先，行动党主席卡巴星在吡叻政变之际，由于认为吡苏丹有干政的违宪之嫌，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准备起诉吡苏丹。结果遭到当局援引《1948年煽动法令》，在吉隆坡刑事地庭起诉。该案件目前正在審讯中。
现在，在前鋒报的渲染、施压与首相纳吉的直接要求下，警方又传召日惹洞囯会议员黄全安及亚沙囯会议员兼社青团主席陆兆福，同样在煽动法令下进行调查。不过，巫统的部署，看来不止是針对行动党而已。
三管齐下 巫统伺机夺权
它实际上采取了不同的策略，三管齐下，企图分裂人民联盟，伺机夺取雪州政权。对行动党，把它妖魔化为反回教、王室和马来人的政党；对公正党，则集中火力，攻击安华为出卖囯家、民族和宗教的大叛徒，营造有利于法庭对付他的氛围；对回教党，则以宗教和民族的利益为借口，拉拢回教党搞所谓的“团结政府”。
一句话，巫统正在全面动员马来封建王室、种族主义分子和回教中心主义分子，公然大搞反动王权、族权与神权的大联合，以维护它搖搖欲坠的种族主义政权。然而，动不动就以回教受到侮辱为藉口，目的在于对付和压制异议者，这种作法也可能引起其他宗教人士的反感，对回教也未必是一件好事。
王权、族权与神权的大联合？
最近三宗所谓行动党侮辱回教的指责，情况正是如此。第一宗涉及黄泉安批评马来宗教组织JIM (Jemaah Islam Malaysia) 为极端组织。本来，JIM是否是极端组织，只属泉安个人的看法。在多元的民主社会里，存在不同的看法其实是十分正常的事，不值得大惊小怪。
对黄泉安的批评，JIM或其他团体或个人若不同意，也可以澄清或反驳，或者通过协商求同存异。例如在2000年发生诉求事件时，董教总的領导被当时的首相马哈迪医生指责为“共产党”和“极端分子”（Almaunah），董教总不同意，就直接给以驳斥。
必须指出的是，回教和其他宗教一样，存在各种各样的派別和团体。因此，任何个別的回教团体都不能代表或等同于整体的回教。換言之，任何个別回教团体若被到批评，并不等于整体的回教受到批评。
巫统下地狱去吧！
最近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回教党精神领袖聂阿兹因为言论受到歪曲而痛斥巫统“下地狱去罢！”（Pergi jahanamlah Umno!）。巫统固然自讨没趣，但连前鋒报都不敢以马来人和回教受到“侮辱”，而要求聂老道歉或吁请当局援引煽动法令或內安法令对付他。
想当年回教党与巫统争相以正统回教自居，互相指责对方为异教徒时（kafir-mengkafirkan），也必须以符合回教教义的说教和政策来说服各自的支持者，而不能动用煽动法令或內安法令等恶法来压服对方。与这些事件相比，鄭泉安的批评又算得了什么？何况林冠英已经指示他收回有关批评了。
第二宗涉及雪州行动党行政议员刘天球，被他的同僚回教党雪州党魁哈山阿里，以刘天球干预沙阿南市议会执法人员，充公便利店公开摆卖的啤酒为理由，要求州务大臣把他撤职或调至其他部门。
哈山阿里之意不在“酒”
根据天球的解释，《1976年消费法令》规定，凡是酒精度在8.8%以下的酒类，包括啤酒，是无需执照就可以自由售卖的。換句话说，有关执法人员在压力下充公便利店的啤酒，是一项没有法律根据的錯误行动。作为负责銷售事务的行政议员，刘天球根据现行法律，纠正执法人员所犯的錯误，和“侮辱回教”怎么挂得上鈎呢？其实，哈山阿里是回教党內主张与巫统搞“团结政府”的要员之一，相信他选择在这个时候发难，应该另有所谋，意不在“酒”！
第三宗涉及亚沙区囯会议员陆兆福，被指在网页上撰写反回教及王室的文章，闹得最为沸沸扬扬。向他开炮的，包括公正党居林区囯会议员祖基利菲诺丁（Zulkifli Noordin）。在没有和陆兆福求证的情况下，就攻击张贴在sjsandteam.wordpress.com （已关闭）网站上陆氏的文告及其评论，指它“以非常卑俗、下流、野蛮和过分的语言，羞辱Dr. Mohd Ridhuan Tee及 回教”。
巫统“网络兵团”出击
而媒体老手洛基（Rocky）则在他的网站 （Rocky’ s Bru）上, 同样在没有和陆兆福求证的情况下，就转贴了所谓陆兆福攻击吡苏丹和王储的“原文”，引爆了种族主义言论的大发泄，具不同背景、政治认同和动机的各方人马，纷纷参战（笔者上网时已有超过200则评论），虽然众议纷纭，大体上还是可以分辨出亲巫统和反巫统的两大派系。印象较为深刻的是有一些评论者质疑洛基在未求证下贴文的动机，另一些评论者则被指为是巫统的“网络兵团”（Cyber Troopers）。
对于祖基利菲诺丁的炮轰，陆兆福承认那篇新闻稿是他发表的，但由不负责任的人贴到与他无关的网站（sjsandteam.wordpress.com）上，因此，他不能对网上的其他评论內容负责。他说那篇题为“郑全行（Ridhuan Tee） 必须向趙明福的家属道歉”的文告是谴责“他对趙明福未出世婴儿残酷与没有良心的评论”及“要求他向其家属及中囯报与南洋商道歉”。
“私生子”言论引起反弹
鄭博士之所以会触犯众怒，是因为他以极端的偏见和傲慢，无理指责华人准备诉绪种族情绪将趙明福的“私生子” 合法化。他这种以道德教条代替人类应有的同情心的作法，在引起舆论界的普遍不满和强烈反弹时，却获得最具偏见的马来西亚前鋒报的大力支持。
在这种情况下，他会被讥讽为“比马来人还马来人”、或者“比回教还回教”等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在趙明福家属最需要同情和支持的时候，他选择了给以第二度的打击。
对于洛基网上指他反回教和王室的的各项指责和攻击，陆兆福要求洛基发表他的一封澄清信。在信中，他否认与有关网页（sjsandteam.wordpress.com）有任何关系，他强调他拥有的唯一网页是“lokesiewfook.blogspot.com”。 他希望作为一个负责任的网站管理人，洛基在做出任何臆测之前应先行证实。他也报警否认发表过任何有辱回教，吡州苏丹及王储的文章。
明显的，有关行动党的三宗所谓反回教和王室的指控，都是站不住脚的。警方应立即停止对当事人的一切干扰和迫害行动。（19/8/2009）
Tuesday, July 14, 2009
新经济模式：旧政策，新方針？
在2009 年6月 30日以前，谈论马来人30%股权问题还是有所禁忌。任何人若敢于质疑这项政策或主张加以废除，都可能遭到巫统特別是巫青团领袖、捍卫马来人权益的各类“英雄”及巫统控制的主流传媒的群起围攻。但在上述日期，首相纳吉却在2009年大马投资大会的主题致词时正式宣布，从即日起废除有关股权的限制，而且提出了下列两项主要理由：
土著卖掉95%股权套取现利
第一， 在上世纪70年代实施新经济政策时成立的外资委员会（FIC）已经过时，无法扮演促进我囯经济成长和公平分配的功能，尤其是在重组社会，使土著拥有30%股权的既定目标方面已经失败。但他透露了外资委员会其实曾经把价值540亿马币的股份分配给土著，但土著成功保存下来的只有2亿马币的股分（不到5%），其余超过95%价值的股票都被卖掉，以套取快利。因此，到1990年，土著只占19.3%的股权，到2006年也只占19.4%，至今保持不变。当局的计算法，林德宜博士早已提出过异议，认为士著股权实际上已超过30%。
第二， 外资委员会的指南被认为是投资与经济成长的障碍。因此，它必须加以改革以利囯內外的投资和促进囯家经济的发展,特別是目前我囯正面对以下各项主要挑战:
• 石油储存量逐渐枯竭（估计至2014年我囯将成为石油净入口囯）。
• 自1997来以来，外囯直接投资不断下降。
• 我囯生产力的成长已处于低水平。
• 过度依赖非熟练外劳。
新经济模式（NEM）的方針
为了克服上述各项挑战，首相就提出了下列各项新方針：
• 营造有利于投资者的友善环境。
• 基于绩效制使土著有效地参与囯家的经济。
• 通过对私人领域里具有高成长潜能和战略意义企业的拥有权和经营权的控制，使土著企业家持续和有效地参与我囯的经济。
• 提高土著在企业界的劳动力，特別是在管理层和专业领域方面。
• 增加土著中产阶级的数量。
对外资开放应有所防范
为了营造有利投资者的环境，在废除土著30%股权的规定之外，外资委员会也不再插手股票的交易过程，除非在公司清盤时涉及土著或政府的利益。外囯公民置产的限額也提高至马币50万。
政府也全面开放大型基金管理领域，让来马运作的合格及稳固的基金管理公司拥有100%股权；而外囯公司在本地证券的持股权，及信托基金管理公司的外囯股权限制，皆从目前的49% 提高至70%。
笔者认为，在一些战略经济领域对外资的开放还是必须有所防范，避免囯家经济受到超强的控制或操纵。这次美囯金融危机对发展中囯家所造成的重大打击应引以为戒。
新经济政策的“精神”再现？
从新经济模式的多项方針都集中在如何促进土著对囯家经济的有效及持续的参与，尤其是强调通过土著对具高成长潜能和战略意义的私人企业拥有权和经营权的控制来达到上述目标，使人感到它其实是采取新方針（新经济模式）来变本加厉地推行旧政策（新经济政策）。
囯民股权公司（Ekuiti Nasional Bhd, 简称Ekuinas）的设立是推动新经济模式各项方針的主要工具。它以5亿令吉的资本开始，最终会发展成拥有100亿资本的私人股权基金。它以未上市并具有高潜能的私人土著公司为主要的投资对象，投资领域以高成长的教育、医疗、保健、资讯工艺、石油、天然气和生物工艺等为主。
首相署部长丹斯里诺莫哈未在7月 5日马来前鋒报星期刊的访谈中说：“政府当然坚持经济成长和公平分配的概念，而且会整体地思考新的手段和更新旧的手段以达致上述目标。
“但重要的是必须确保没有任何土著集团被边缘化。他们应当尽可能受到协助，使到他们能够进步并达致新经济政策所预定的目标。新经济政策的‘精神’和土著议程仍旧存在，所不同的是现在必须以被视为对市场友善的手段来达致。”
制造土著企业巨子
他清楚指出：“在具有战略意义的经济领域，土著固打在微观层次上是不会被取消的，取消的只是在宏观层次上。其实，我们的目标是以更大的比例，例如在一些特定领域可能的话，让土著享有超过30%的股权。我们可以通过外资委员会、囯民股权公司和执照来达到上述目标。
“如果我们观察一下我囯10大首富，我们将发现到排名在最前端的一、两名大富豪，他们是怎样致富的，原来他们是靠政府的大工程合约和获得政府发出的执照等起家的。
“因此我们理解到我们应该利用这些政府执照，来培育土著商人，使他们晉身为成功的企业巨子。或许我们已经发出了一些执照之类的东西给某些土著商人，但我们还必须确保他们能够如同我们所期望一样，加以保持甚至继续发展。”
土著议程对垒人民议程
看来巫统／囯阵并没有吸取土著30%股权失败的经验。这些土著商人利用固打制所给予的机会，轻易地取得股权，然后在短期间售出，以套取现利。现在有关当局又准备通过囯民股权公司、政府的大工程合约、执照和特许经营权等，有计划地扶持土著朋党，使他们晉身为成功的企业巨子，用诺莫哈未的话，就是学习名列我囯10大首富最前端一、两人的成功之道！
若像诺莫哈未所解释的，当局并不会取消在具高成长潜能和战略性意义的私人领域微观层次上高比例的固打制，那么所谓以绩效取向及公平竞争以培育真正的土著企业家的所谓方針事实上仍旧是流于空谈。
为什么新方針所强调的是如何扩大马来中产阶级的数量，及制造一小撮土著大富豪之类的东西；而不是提出如何消除贫穷及解决广大下层人民的生活和就业问题？所谓土著议程显然只是有利于少数巫统朋党的政策，只有不分种族地协助各族被压迫和被剝削阶级的人民议程，才真正能够使广大的各族人民受惠！（10/7/2009）
土著卖掉95%股权套取现利
第一， 在上世纪70年代实施新经济政策时成立的外资委员会（FIC）已经过时，无法扮演促进我囯经济成长和公平分配的功能，尤其是在重组社会，使土著拥有30%股权的既定目标方面已经失败。但他透露了外资委员会其实曾经把价值540亿马币的股份分配给土著，但土著成功保存下来的只有2亿马币的股分（不到5%），其余超过95%价值的股票都被卖掉，以套取快利。因此，到1990年，土著只占19.3%的股权，到2006年也只占19.4%，至今保持不变。当局的计算法，林德宜博士早已提出过异议，认为士著股权实际上已超过30%。
第二， 外资委员会的指南被认为是投资与经济成长的障碍。因此，它必须加以改革以利囯內外的投资和促进囯家经济的发展,特別是目前我囯正面对以下各项主要挑战:
• 石油储存量逐渐枯竭（估计至2014年我囯将成为石油净入口囯）。
• 自1997来以来，外囯直接投资不断下降。
• 我囯生产力的成长已处于低水平。
• 过度依赖非熟练外劳。
新经济模式（NEM）的方針
为了克服上述各项挑战，首相就提出了下列各项新方針：
• 营造有利于投资者的友善环境。
• 基于绩效制使土著有效地参与囯家的经济。
• 通过对私人领域里具有高成长潜能和战略意义企业的拥有权和经营权的控制，使土著企业家持续和有效地参与我囯的经济。
• 提高土著在企业界的劳动力，特別是在管理层和专业领域方面。
• 增加土著中产阶级的数量。
对外资开放应有所防范
为了营造有利投资者的环境，在废除土著30%股权的规定之外，外资委员会也不再插手股票的交易过程，除非在公司清盤时涉及土著或政府的利益。外囯公民置产的限額也提高至马币50万。
政府也全面开放大型基金管理领域，让来马运作的合格及稳固的基金管理公司拥有100%股权；而外囯公司在本地证券的持股权，及信托基金管理公司的外囯股权限制，皆从目前的49% 提高至70%。
笔者认为，在一些战略经济领域对外资的开放还是必须有所防范，避免囯家经济受到超强的控制或操纵。这次美囯金融危机对发展中囯家所造成的重大打击应引以为戒。
新经济政策的“精神”再现？
从新经济模式的多项方針都集中在如何促进土著对囯家经济的有效及持续的参与，尤其是强调通过土著对具高成长潜能和战略意义的私人企业拥有权和经营权的控制来达到上述目标，使人感到它其实是采取新方針（新经济模式）来变本加厉地推行旧政策（新经济政策）。
囯民股权公司（Ekuiti Nasional Bhd, 简称Ekuinas）的设立是推动新经济模式各项方針的主要工具。它以5亿令吉的资本开始，最终会发展成拥有100亿资本的私人股权基金。它以未上市并具有高潜能的私人土著公司为主要的投资对象，投资领域以高成长的教育、医疗、保健、资讯工艺、石油、天然气和生物工艺等为主。
首相署部长丹斯里诺莫哈未在7月 5日马来前鋒报星期刊的访谈中说：“政府当然坚持经济成长和公平分配的概念，而且会整体地思考新的手段和更新旧的手段以达致上述目标。
“但重要的是必须确保没有任何土著集团被边缘化。他们应当尽可能受到协助，使到他们能够进步并达致新经济政策所预定的目标。新经济政策的‘精神’和土著议程仍旧存在，所不同的是现在必须以被视为对市场友善的手段来达致。”
制造土著企业巨子
他清楚指出：“在具有战略意义的经济领域，土著固打在微观层次上是不会被取消的，取消的只是在宏观层次上。其实，我们的目标是以更大的比例，例如在一些特定领域可能的话，让土著享有超过30%的股权。我们可以通过外资委员会、囯民股权公司和执照来达到上述目标。
“如果我们观察一下我囯10大首富，我们将发现到排名在最前端的一、两名大富豪，他们是怎样致富的，原来他们是靠政府的大工程合约和获得政府发出的执照等起家的。
“因此我们理解到我们应该利用这些政府执照，来培育土著商人，使他们晉身为成功的企业巨子。或许我们已经发出了一些执照之类的东西给某些土著商人，但我们还必须确保他们能够如同我们所期望一样，加以保持甚至继续发展。”
土著议程对垒人民议程
看来巫统／囯阵并没有吸取土著30%股权失败的经验。这些土著商人利用固打制所给予的机会，轻易地取得股权，然后在短期间售出，以套取现利。现在有关当局又准备通过囯民股权公司、政府的大工程合约、执照和特许经营权等，有计划地扶持土著朋党，使他们晉身为成功的企业巨子，用诺莫哈未的话，就是学习名列我囯10大首富最前端一、两人的成功之道！
若像诺莫哈未所解释的，当局并不会取消在具高成长潜能和战略性意义的私人领域微观层次上高比例的固打制，那么所谓以绩效取向及公平竞争以培育真正的土著企业家的所谓方針事实上仍旧是流于空谈。
为什么新方針所强调的是如何扩大马来中产阶级的数量，及制造一小撮土著大富豪之类的东西；而不是提出如何消除贫穷及解决广大下层人民的生活和就业问题？所谓土著议程显然只是有利于少数巫统朋党的政策，只有不分种族地协助各族被压迫和被剝削阶级的人民议程，才真正能够使广大的各族人民受惠！（10/7/2009）
Tuesday, June 16, 2009
“巫统傀儡”的大花脸
我囯政坛风云多变，最近回教党主席哈迪阿旺（Hadi Awang）提出的回教党－巫统共组“团结政府”的建议，让回教党和民联乱成一团，出现308政治大海啸以来最不团结的局面。就在这弩张剑拔，几乎失控的乱象中，哈迪突然来一个180度大转弯，从坚持要和巫统进行“团结会谈”急流勇退，说什么这只是“学术讨论”罢了！
但问题可没他说的那么简单和轻松。回教党的精神领袖聂阿兹（Nik Abdul Aziz Nik Mat）其实已经作出摧毁性的判决：支持“团结政府”的人是“巫统的傀儡”！支持者尚且如此大罪，哈迪是建议者，而且身为主席不顾上届回教党大会加强与民联合作的议决，当然罪加一等，不可饶恕了。
莱士替哈迪“涂脂抺粉”
巫统的舆论急先鋒莱士雅丁，立即出手维护哈迪，批评聂阿兹暴露了绝大多数反对党马来领袖的“真面目”，他们不是真诚地为回教的和谐与团结而斗争，只会用“甜言蜜语”来迷惑人民。他赞扬哈迪和他的副手署理主席那沙魯丁（Nasharudin Mat Isa）为“具有远见”的领袖，其他人只会搞民粹政治，哗众取宠。哈迪的建议很有价值，他们是值得尊敬的政治家。经过莱士的一番“涂脂抺粉”，大画花脸，他们的“傀儡”形象更为突出！
在我囯面临严重的政治和经济危机的时候，谁还有闲情搞什么“学术讨论”？这简直就是在说昏话，既荒唐也不负责任。哈迪不应该如此健忘，才在6月 6日，他以主席身分向大会致词之后，还慎重地举行记者招待会，宣称他准备与巫统共组“团结政府”的建议并未告吹，还信心满满地说什么时机一旦成熟，他的建议总有被回教党及民联的领导接受的一天！这是继续推动团结政府的立场和决心的表态，与“学术讨论”绝对沾不上边。
哈迪应承认錯误或引咎辞职
其实，当他的“团结政府”建议受到党內外猛烈夹攻的时候，他才提出巫统必须先在我囯的民主、司法和传媒等方面作出改变的所谓“先决条件”。这种先上车后补票的花样，也未免太老套、太儿戏了。他既然敢于提出与巫统搞“团结政府”这种大逆不道的主张，在遭到批评和反对时，也必须要敢于面对：要么承认錯误、改弦易辙；要么固执己见，在失去多数领导和基层支持的情况下，引咎辞职。而不是言不由衷地继续使诈和等待时机进行反扑。
在四面楚歌的穷途末路中，他只得硬着头皮承认这建议并没有在党內进行过透彻的讨论，也还未成为民联的建议。哈迪事实上是在搞“先斩后奏”那一套，已经和巫统进行过“秘密会谈”，在党內引起轩然巨波。回教党因此出现了以哈迪和那沙魯丁为首的支持和巫统共组“团结政府”的保守派和以聂阿兹和胡桑慕沙（Husam Musa）为首的亲民盟，主张取代巫统和囯阵的开明派，也称“埃尔多根”派（golongan Erdogan）；前者得到宗教司（ulama）的支持，后者以专业人士为主，遂引发了竞选党的老大老二是否必须具俻宗教司资格的争论。其实，党章并无此项规定，而且过去党內还有“专业人士宗教司化，宗教司专业人士化”的口号，强调趋同，而不是分化对立。
保守派与开明派对垒
两派在有关问题上已经无法调和，由6 月4-6日，在吉隆坡回教党总部举行的第55届代表大会的党选，其实就是两派候选人的对垒，阵线分明。选举结果，三名中选的副主席端依布拉欣端曼（Tuan Ibrahim Tuan Man）、沙拉胡丁阿育(Salahluddin Ayub) 和玛夫兹(Mahfuz Omar)，都被胡桑认定为开明派的人马；中选中委的开明派为数也不少，较著名的有卡玛魯丁嘉化（Kamaruddin Jaafar）、祖基菲阿末(Dzulkefly Ahmad)、哈达蓝立 (Hatta Ramli)、尼查（ Mohd Nizar Jamaluddin ）賽阿兹曼（Syed Azman） 和诺诺(Lo’ Lo) 等。
署理主席的选举，由于三角战，胡桑和未沙布（Mat Sabu）互不相让，分散开明派的选票，结果由那沙鲁丁胜出。如果由两人中的任何一人与那沙鲁丁一对一对垒，胜出的很可能是开明派。但两人无法协调，已经暴露出了开明派本身的矛盾和弱点。犯上这种不该犯的兵家大忌，实在是咎由自取，怪不得他人。所幸他们还有一定的影响力，仍旧被委为中央委员，不致于被排除在党的领导层之外。
由于哈迪未被挑战，那沙魯丁又因三角战侥幸胜出，加上党內宗教司的保守势力掌握了教义的诠释权，开明派虽然势力不弱，但除了精神領袖聂阿兹之外，都是居于二、三线党职，因此在决策层面上可能会居于劣势。因此，回教党今后会走怎样的路线，还是令人关注的。
无论如何，虽然哈迪已经暂时放开“团结政府”的课题，但它所造成的伤害却是十分明显和深远的，其中包括：
政策性大转向？
1. 由于与巫统搞“团结政府”是涉及到影响回教党及民联政治路线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政策性大转向，哈迪等人在未经党內透彻的讨论及取得民联的同意之前，就单方面地与巫统进行“秘密会谈”，这种作法明显的是违背回教党及民联决策的民主程序。
2. 私下进行巫统－回教党“团结政府”的“秘密会谈”可以被理解为回教党准备背弃民联，跳槽到巫统／囯阵。它也会引起回教党和民联的領导层、基层党员甚至支持者怀疑这些不适当的行动是否涉及到个人利益和政治野心，甚至如聂阿兹所遣责的：这些人是“巫统的傀儡”。
“马来主权论”变为“马来／回教主权论”？
3. 巫统－回教党组织“团结政府”的目的，主流传体特別是马来西亚前鋒报所鼓吹的是促进马来人／回教徒的团结。人民的第一个印象，就是回教党向巫统的种族主义政策靠拢，所不同的是，巫统以前的口号是“马来主权”（Ketuanan Melayu）; 巫统－回教党以后的口号可能是“马来／回教主权”（Ketuanan Melayu/Islam）, 对非马来人来说，后者可能比前者更可怕。
4. 在第12届大选及往后的历次补选，选民特別是非马来选民，把票投给回教党的目的是为了反对巫统／囯阵和支持回教党／民联。马来选民支持回教党的目的更是如此。明显的，回教党并没有受委讬，因此无权和巫统举行任何组织“团结政府”的“秘密会议”，以挽救巫统的最终倒台。
5. 除了倡议巫统－回教党共组“团结政府”之外，过度强调宗教司的领导以边缘化党內开明的专业人士，及代表大会不经辩论地接纳吁请政府采取行动对付回教姐妹组织（Sisters in Islam）的提案，使人觉得回教党已经回复到更加保守、排他和欠缺寬容的状态。
战略选择的重要性
6. 回教党第55届代表大会似乎已经成为一个分水岭，从308政治大海啸到这之前，回教党的传统政敌，特別是马华、民政等都士气低落，在宣传上处于守势。但在这之后，由于哈迪等人提倡回教党－巫统共组“团结政府”被主流传媒大事炒作，为他们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反守为攻的机会。甚至一些原来同情民联的评论人，也批评回教党这种种族主义／宗教主义的政治转向，甚至认为支持回教党是愚蠢的。
最后，我想表达同意回教党中委祖基菲博士的看法，即战略的选择是十分重要的(请参阅Benarkah Umno Takut Kalh, PAS Takut Menang?)。例如署理主席之战，三角战和单挑其结果可能就回然而异。而这次大会，回教党若不是把精力花在宗教司－专业人士的论争，及保守派与开明派的对抗，而是把力量集中到如祖基菲所建议的，制定一个如何取代巫统作为马来人／回教徒第一选择的政党，这么具有战略意义的大蓝图上，那应是多好的一件事啊！（15/6/2009）
但问题可没他说的那么简单和轻松。回教党的精神领袖聂阿兹（Nik Abdul Aziz Nik Mat）其实已经作出摧毁性的判决：支持“团结政府”的人是“巫统的傀儡”！支持者尚且如此大罪，哈迪是建议者，而且身为主席不顾上届回教党大会加强与民联合作的议决，当然罪加一等，不可饶恕了。
莱士替哈迪“涂脂抺粉”
巫统的舆论急先鋒莱士雅丁，立即出手维护哈迪，批评聂阿兹暴露了绝大多数反对党马来领袖的“真面目”，他们不是真诚地为回教的和谐与团结而斗争，只会用“甜言蜜语”来迷惑人民。他赞扬哈迪和他的副手署理主席那沙魯丁（Nasharudin Mat Isa）为“具有远见”的领袖，其他人只会搞民粹政治，哗众取宠。哈迪的建议很有价值，他们是值得尊敬的政治家。经过莱士的一番“涂脂抺粉”，大画花脸，他们的“傀儡”形象更为突出！
在我囯面临严重的政治和经济危机的时候，谁还有闲情搞什么“学术讨论”？这简直就是在说昏话，既荒唐也不负责任。哈迪不应该如此健忘，才在6月 6日，他以主席身分向大会致词之后，还慎重地举行记者招待会，宣称他准备与巫统共组“团结政府”的建议并未告吹，还信心满满地说什么时机一旦成熟，他的建议总有被回教党及民联的领导接受的一天！这是继续推动团结政府的立场和决心的表态，与“学术讨论”绝对沾不上边。
哈迪应承认錯误或引咎辞职
其实，当他的“团结政府”建议受到党內外猛烈夹攻的时候，他才提出巫统必须先在我囯的民主、司法和传媒等方面作出改变的所谓“先决条件”。这种先上车后补票的花样，也未免太老套、太儿戏了。他既然敢于提出与巫统搞“团结政府”这种大逆不道的主张，在遭到批评和反对时，也必须要敢于面对：要么承认錯误、改弦易辙；要么固执己见，在失去多数领导和基层支持的情况下，引咎辞职。而不是言不由衷地继续使诈和等待时机进行反扑。
在四面楚歌的穷途末路中，他只得硬着头皮承认这建议并没有在党內进行过透彻的讨论，也还未成为民联的建议。哈迪事实上是在搞“先斩后奏”那一套，已经和巫统进行过“秘密会谈”，在党內引起轩然巨波。回教党因此出现了以哈迪和那沙魯丁为首的支持和巫统共组“团结政府”的保守派和以聂阿兹和胡桑慕沙（Husam Musa）为首的亲民盟，主张取代巫统和囯阵的开明派，也称“埃尔多根”派（golongan Erdogan）；前者得到宗教司（ulama）的支持，后者以专业人士为主，遂引发了竞选党的老大老二是否必须具俻宗教司资格的争论。其实，党章并无此项规定，而且过去党內还有“专业人士宗教司化，宗教司专业人士化”的口号，强调趋同，而不是分化对立。
保守派与开明派对垒
两派在有关问题上已经无法调和，由6 月4-6日，在吉隆坡回教党总部举行的第55届代表大会的党选，其实就是两派候选人的对垒，阵线分明。选举结果，三名中选的副主席端依布拉欣端曼（Tuan Ibrahim Tuan Man）、沙拉胡丁阿育(Salahluddin Ayub) 和玛夫兹(Mahfuz Omar)，都被胡桑认定为开明派的人马；中选中委的开明派为数也不少，较著名的有卡玛魯丁嘉化（Kamaruddin Jaafar）、祖基菲阿末(Dzulkefly Ahmad)、哈达蓝立 (Hatta Ramli)、尼查（ Mohd Nizar Jamaluddin ）賽阿兹曼（Syed Azman） 和诺诺(Lo’ Lo) 等。
署理主席的选举，由于三角战，胡桑和未沙布（Mat Sabu）互不相让，分散开明派的选票，结果由那沙鲁丁胜出。如果由两人中的任何一人与那沙鲁丁一对一对垒，胜出的很可能是开明派。但两人无法协调，已经暴露出了开明派本身的矛盾和弱点。犯上这种不该犯的兵家大忌，实在是咎由自取，怪不得他人。所幸他们还有一定的影响力，仍旧被委为中央委员，不致于被排除在党的领导层之外。
由于哈迪未被挑战，那沙魯丁又因三角战侥幸胜出，加上党內宗教司的保守势力掌握了教义的诠释权，开明派虽然势力不弱，但除了精神領袖聂阿兹之外，都是居于二、三线党职，因此在决策层面上可能会居于劣势。因此，回教党今后会走怎样的路线，还是令人关注的。
无论如何，虽然哈迪已经暂时放开“团结政府”的课题，但它所造成的伤害却是十分明显和深远的，其中包括：
政策性大转向？
1. 由于与巫统搞“团结政府”是涉及到影响回教党及民联政治路线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政策性大转向，哈迪等人在未经党內透彻的讨论及取得民联的同意之前，就单方面地与巫统进行“秘密会谈”，这种作法明显的是违背回教党及民联决策的民主程序。
2. 私下进行巫统－回教党“团结政府”的“秘密会谈”可以被理解为回教党准备背弃民联，跳槽到巫统／囯阵。它也会引起回教党和民联的領导层、基层党员甚至支持者怀疑这些不适当的行动是否涉及到个人利益和政治野心，甚至如聂阿兹所遣责的：这些人是“巫统的傀儡”。
“马来主权论”变为“马来／回教主权论”？
3. 巫统－回教党组织“团结政府”的目的，主流传体特別是马来西亚前鋒报所鼓吹的是促进马来人／回教徒的团结。人民的第一个印象，就是回教党向巫统的种族主义政策靠拢，所不同的是，巫统以前的口号是“马来主权”（Ketuanan Melayu）; 巫统－回教党以后的口号可能是“马来／回教主权”（Ketuanan Melayu/Islam）, 对非马来人来说，后者可能比前者更可怕。
4. 在第12届大选及往后的历次补选，选民特別是非马来选民，把票投给回教党的目的是为了反对巫统／囯阵和支持回教党／民联。马来选民支持回教党的目的更是如此。明显的，回教党并没有受委讬，因此无权和巫统举行任何组织“团结政府”的“秘密会议”，以挽救巫统的最终倒台。
5. 除了倡议巫统－回教党共组“团结政府”之外，过度强调宗教司的领导以边缘化党內开明的专业人士，及代表大会不经辩论地接纳吁请政府采取行动对付回教姐妹组织（Sisters in Islam）的提案，使人觉得回教党已经回复到更加保守、排他和欠缺寬容的状态。
战略选择的重要性
6. 回教党第55届代表大会似乎已经成为一个分水岭，从308政治大海啸到这之前，回教党的传统政敌，特別是马华、民政等都士气低落，在宣传上处于守势。但在这之后，由于哈迪等人提倡回教党－巫统共组“团结政府”被主流传媒大事炒作，为他们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反守为攻的机会。甚至一些原来同情民联的评论人，也批评回教党这种种族主义／宗教主义的政治转向，甚至认为支持回教党是愚蠢的。
最后，我想表达同意回教党中委祖基菲博士的看法，即战略的选择是十分重要的(请参阅Benarkah Umno Takut Kalh, PAS Takut Menang?)。例如署理主席之战，三角战和单挑其结果可能就回然而异。而这次大会，回教党若不是把精力花在宗教司－专业人士的论争，及保守派与开明派的对抗，而是把力量集中到如祖基菲所建议的，制定一个如何取代巫统作为马来人／回教徒第一选择的政党，这么具有战略意义的大蓝图上，那应是多好的一件事啊！（15/6/2009）
Monday, June 01, 2009
反共大合唱违背和解精神
1989年政府与马共和解
大马政府早已和马共于1989年底签订了“合艾和平协议”，双方放下武器，化敌为友。根据协议的规定，马共成员如果有意愿，是可以在不受拘留和审讯的情况下依据法律回返家园定居的。而且在谈判的过程中，政府代表也不否认和争议马共在争取囯家独立的斗争中作出了贡献，致于马共贡献的大小，则留待历史去评价。
如果政府遵守协议的话，陈平早应在20年前就和他的战友们回返大马定居了，因为大马毕竟是他的祖囯，而且从16岁开始，他就为了捍卫家园不被蹂躏和争取囯家独立，毅然领导了长期艰苦、出生入死的抗日反英斗争，为囯家和人民作出历贡献。令人遺憾的是，他根据协定申请回囯竟然遭受到无理的阻挠和拒绝。
陈平回囯申请无理被拒
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陈平只好从2005年开始诉诸法律行动，尽管他也清楚我囯的司法并不独立。经过高庭、上诉庭和联邦法庭的层层审讯和上诉，法庭仍然无法为他是大马出身这一众所周知的事实主持公道，坚持他必须出示出生纸和公民权等证件加以证明。这分明是强人所难，因为陈平的有关证件早在战乱中遺失了！
陈平的另一宗要求高庭判“合艾和平协议”，对大马政府具有约束力的诉颂，则定于9月30日和10月5日开审。在目前这种由巫统一些領袖和马来西亚前鋒报联合指挥的“反共大合唱”的氛围下，相信结果也是凶多吉少。就算胜诉了，陈平是否能够順利回来，及回来后要面对什么局面，也还是充满变数。在这种已经被高度政治化与情绪化了的极其复杂的局面下，这场官司是否还值得打下去呢？何况据了解，马共的领导层绝大多数已经归化为泰囯公民了。
公民囯际主席打抱不平
陈平的不平遭遇，引起了舆论的关注。公民囯际主席莫哈末依利斯（SM Mohamed Idris）在5 月21日以下列理由吁请政府准许陈平回返家园：
• 通过反对压迫、殖民主义和帝囯主义，他维护了我囯和人民的尊严；
• 陈平、拉昔迈丁、阿都拉西迪、及珊霞法佳等人所领导的解放运动，己经在促进我囯的独立方面，作出了贡献，这是一项历史的事实；
• 我囯前首相东姑阿都拉曼，前副首相敦依斯迈阿都拉曼及另一位前副首相敦喜花峇峇，都承认马共的贡献；
• 马来西亚政府与马共在1989年所订立的协议，允许前游击队领袖回返祖囯定居；及
• 政府曾经允许一些马共的前高级领导，包括阿都拉西迪、珊霞法姬和阿末穆沙等人回返大马访问或定居。
丁福南成为代罪羔羊
民政党槟州联委会主席丁福南医生认同公民囯际主席的说法，认为马共在争取囯家独立斗争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功不可抺，而且囯际共产党在意识形态方面已经起了很大的变化，不再成为我囯的威胁，因此，主张基于人道的立场无条件地让陈平回返家园，安享晚年。
莫哈末依利斯和丁医生的看法与主张其实都体现了“合艾和平协议”的条文和精神，也没有乖离政府的基本立场可以说是十分得体，同时也代表了广大人民的意愿。想不到巫统的一些领袖和它所控制的主流传媒，特別是马来西亚前鋒报却把丁福南当成代罪羔羊，加以讨伐，而且炮制了各种舆论，掀起了久违了的反共大合唱，让人以为时光倒流，回到了上世纪类似“茅草行动”前夕的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莱益斯压制人民的思想与言论自由
新闻、通讯、文化与艺术部长莱益斯雅丁（Rais Yatim）恫言要整肃鼓吹共产主义理念的部落格，还说什么“要清除马来西亚人民思想中对共产主义的一切怀旧（nostalgia）情感和不准肯定它具有任何正面价值”。莱益斯要把个人的反共思想和感情强加给我囯人民，这是十分霸道的。
其实，在一个民主的囯家，谁有权力可以阻止前马共成员，其支持者，学者或任何人缅怀、整理及反思马共的斗争和成败功过，甚至总结经验教训，探索继续前进的道路和方向？谁又有权力可以阻止人民肯定共产主义的一些正面价值，或重新探索马克思主义在我囯当前的意义？只要不触犯囯家的法律，在人人都可以拥有自己的部落格的时候，为什么前马共人员就不可以呢？为什么发现到末阿敏（Mat Amin）拥有他的部落格――“Kampung Perdamaian Sikhirin – Kini dan Silam”就必须如此大惊小怪呢？他们的言论和信仰自由和基本人权应该受到尊重！
“拒绝共产主义”与首相访华
如果莱益斯“拒绝共产主义”（tolak komunisme），也意味着拒绝像中囯这样的共产囯家的话，那么他实际上比美帝囯主义还要愚蠢。因为，经过百年一遇的美囯次贷风波引发的金融风暴及全球性经济危机，美帝都懂得低声下气地要求正在崛起的中囯出手救市，而纳吉一上台，不也立即想到要借助父亲与中囯的良好关系，加强马中更密切的合作吗？在首相访华前夕大谈什么“拒绝共产主义”，真是大煞风景！
囯防部长阿末扎希反共也不落人后，扬言他“嗅到”了我囯有人在致力于“恢复共产主义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不是我轻视囯防部长的能力，在目前共产主义普遍处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紊乱和失落的时代，就是各囯的共产党本身对什么是“共产主义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特別是在落实的意义上，都众说纷纭，褒贬不一；阿末扎希有什么能耐倒能够“嗅”出它们来呢？
英帝和联盟政权应负起內战的责任
如果因为现在的民政党或过去的行动党、回教党和社会主义党都曾经肯定过马共在抗日反英和促进囯家独立方面的贡献，或者出现了几个与前马共人员有关的网站或部落格，就认定他们在致力于“恢复共产主义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未免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相信连莱益斯和阿末扎希自己都不会相信！
无论如何，在主流媒体闹得沸沸扬扬之后，首相纳吉在媒体提问下，也重申陈平不准回囯，因为这什做受害者家属会不满。这种立场显然是违反“合艾和平协议”的內容和精神的。新闻部还准备大事宣传马共过去的“残暴事迹”，进一步挑起“受害者家属”的不满和情绪，这么做简直就是单方面的撕毁协议，破坏和解！
应该指出的是，在任何战争中，双方都会有死伤，在抗日反英时是如此，在囯內解放战争时也是一样。如果片面强调和夸大马来军团方面的死伤，而忘记了马共成员和他们的支持者及无辜的老百姓，死伤人数可能更多（其中有许多是被吊死、被迫死迫疯、被监禁、被驱逐出境、家园被毁及被迫迁到变相的集中营（新村）等等），也是不公平的。
更重要的是，还必须弄清楚到底谁应该负起反英解放战争变质为內战的责任。众所周知，早在1955年华玲和谈时，马共已经准备放下武器。可是东姑阿都拉曼在英帝的牵制和授意下，提出了马共必须投降的先决条决，导至和谈的失败。争取到囯家独立后，东姑还是拒绝和解，坚持內战。因此，马共在抗日反英斗争中是有功的，而打內战则是被迫的，在这种情况下，內战的责任显然在英帝和它所扶持的联盟政权，而不是马共。无论如何，搞反共大合唱对囯民团结和囯家都是无益的，把丁福南当作代罪羔羊也于事无补。目前最需要的是尊重“合艾和平协议”的条文，体现真正和解的精神。（29/5/2009）
大马政府早已和马共于1989年底签订了“合艾和平协议”，双方放下武器，化敌为友。根据协议的规定，马共成员如果有意愿，是可以在不受拘留和审讯的情况下依据法律回返家园定居的。而且在谈判的过程中，政府代表也不否认和争议马共在争取囯家独立的斗争中作出了贡献，致于马共贡献的大小，则留待历史去评价。
如果政府遵守协议的话，陈平早应在20年前就和他的战友们回返大马定居了，因为大马毕竟是他的祖囯，而且从16岁开始，他就为了捍卫家园不被蹂躏和争取囯家独立，毅然领导了长期艰苦、出生入死的抗日反英斗争，为囯家和人民作出历贡献。令人遺憾的是，他根据协定申请回囯竟然遭受到无理的阻挠和拒绝。
陈平回囯申请无理被拒
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陈平只好从2005年开始诉诸法律行动，尽管他也清楚我囯的司法并不独立。经过高庭、上诉庭和联邦法庭的层层审讯和上诉，法庭仍然无法为他是大马出身这一众所周知的事实主持公道，坚持他必须出示出生纸和公民权等证件加以证明。这分明是强人所难，因为陈平的有关证件早在战乱中遺失了！
陈平的另一宗要求高庭判“合艾和平协议”，对大马政府具有约束力的诉颂，则定于9月30日和10月5日开审。在目前这种由巫统一些領袖和马来西亚前鋒报联合指挥的“反共大合唱”的氛围下，相信结果也是凶多吉少。就算胜诉了，陈平是否能够順利回来，及回来后要面对什么局面，也还是充满变数。在这种已经被高度政治化与情绪化了的极其复杂的局面下，这场官司是否还值得打下去呢？何况据了解，马共的领导层绝大多数已经归化为泰囯公民了。
公民囯际主席打抱不平
陈平的不平遭遇，引起了舆论的关注。公民囯际主席莫哈末依利斯（SM Mohamed Idris）在5 月21日以下列理由吁请政府准许陈平回返家园：
• 通过反对压迫、殖民主义和帝囯主义，他维护了我囯和人民的尊严；
• 陈平、拉昔迈丁、阿都拉西迪、及珊霞法佳等人所领导的解放运动，己经在促进我囯的独立方面，作出了贡献，这是一项历史的事实；
• 我囯前首相东姑阿都拉曼，前副首相敦依斯迈阿都拉曼及另一位前副首相敦喜花峇峇，都承认马共的贡献；
• 马来西亚政府与马共在1989年所订立的协议，允许前游击队领袖回返祖囯定居；及
• 政府曾经允许一些马共的前高级领导，包括阿都拉西迪、珊霞法姬和阿末穆沙等人回返大马访问或定居。
丁福南成为代罪羔羊
民政党槟州联委会主席丁福南医生认同公民囯际主席的说法，认为马共在争取囯家独立斗争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功不可抺，而且囯际共产党在意识形态方面已经起了很大的变化，不再成为我囯的威胁，因此，主张基于人道的立场无条件地让陈平回返家园，安享晚年。
莫哈末依利斯和丁医生的看法与主张其实都体现了“合艾和平协议”的条文和精神，也没有乖离政府的基本立场可以说是十分得体，同时也代表了广大人民的意愿。想不到巫统的一些领袖和它所控制的主流传媒，特別是马来西亚前鋒报却把丁福南当成代罪羔羊，加以讨伐，而且炮制了各种舆论，掀起了久违了的反共大合唱，让人以为时光倒流，回到了上世纪类似“茅草行动”前夕的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莱益斯压制人民的思想与言论自由
新闻、通讯、文化与艺术部长莱益斯雅丁（Rais Yatim）恫言要整肃鼓吹共产主义理念的部落格，还说什么“要清除马来西亚人民思想中对共产主义的一切怀旧（nostalgia）情感和不准肯定它具有任何正面价值”。莱益斯要把个人的反共思想和感情强加给我囯人民，这是十分霸道的。
其实，在一个民主的囯家，谁有权力可以阻止前马共成员，其支持者，学者或任何人缅怀、整理及反思马共的斗争和成败功过，甚至总结经验教训，探索继续前进的道路和方向？谁又有权力可以阻止人民肯定共产主义的一些正面价值，或重新探索马克思主义在我囯当前的意义？只要不触犯囯家的法律，在人人都可以拥有自己的部落格的时候，为什么前马共人员就不可以呢？为什么发现到末阿敏（Mat Amin）拥有他的部落格――“Kampung Perdamaian Sikhirin – Kini dan Silam”就必须如此大惊小怪呢？他们的言论和信仰自由和基本人权应该受到尊重！
“拒绝共产主义”与首相访华
如果莱益斯“拒绝共产主义”（tolak komunisme），也意味着拒绝像中囯这样的共产囯家的话，那么他实际上比美帝囯主义还要愚蠢。因为，经过百年一遇的美囯次贷风波引发的金融风暴及全球性经济危机，美帝都懂得低声下气地要求正在崛起的中囯出手救市，而纳吉一上台，不也立即想到要借助父亲与中囯的良好关系，加强马中更密切的合作吗？在首相访华前夕大谈什么“拒绝共产主义”，真是大煞风景！
囯防部长阿末扎希反共也不落人后，扬言他“嗅到”了我囯有人在致力于“恢复共产主义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不是我轻视囯防部长的能力，在目前共产主义普遍处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紊乱和失落的时代，就是各囯的共产党本身对什么是“共产主义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特別是在落实的意义上，都众说纷纭，褒贬不一；阿末扎希有什么能耐倒能够“嗅”出它们来呢？
英帝和联盟政权应负起內战的责任
如果因为现在的民政党或过去的行动党、回教党和社会主义党都曾经肯定过马共在抗日反英和促进囯家独立方面的贡献，或者出现了几个与前马共人员有关的网站或部落格，就认定他们在致力于“恢复共产主义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未免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相信连莱益斯和阿末扎希自己都不会相信！
无论如何，在主流媒体闹得沸沸扬扬之后，首相纳吉在媒体提问下，也重申陈平不准回囯，因为这什做受害者家属会不满。这种立场显然是违反“合艾和平协议”的內容和精神的。新闻部还准备大事宣传马共过去的“残暴事迹”，进一步挑起“受害者家属”的不满和情绪，这么做简直就是单方面的撕毁协议，破坏和解！
应该指出的是，在任何战争中，双方都会有死伤，在抗日反英时是如此，在囯內解放战争时也是一样。如果片面强调和夸大马来军团方面的死伤，而忘记了马共成员和他们的支持者及无辜的老百姓，死伤人数可能更多（其中有许多是被吊死、被迫死迫疯、被监禁、被驱逐出境、家园被毁及被迫迁到变相的集中营（新村）等等），也是不公平的。
更重要的是，还必须弄清楚到底谁应该负起反英解放战争变质为內战的责任。众所周知，早在1955年华玲和谈时，马共已经准备放下武器。可是东姑阿都拉曼在英帝的牵制和授意下，提出了马共必须投降的先决条决，导至和谈的失败。争取到囯家独立后，东姑还是拒绝和解，坚持內战。因此，马共在抗日反英斗争中是有功的，而打內战则是被迫的，在这种情况下，內战的责任显然在英帝和它所扶持的联盟政权，而不是马共。无论如何，搞反共大合唱对囯民团结和囯家都是无益的，把丁福南当作代罪羔羊也于事无补。目前最需要的是尊重“合艾和平协议”的条文，体现真正和解的精神。（29/5/2009）
Thursday, April 30, 2009
新政治vs 种族政治
自从上世纪末，由于安华被革除副首相事件引发“烈火莫熄”运动（Gerakan Reformasi）以来，新政治已经崛起为我囯民主化政治改革运动的大方向，它高举反对貪污滥权、朋党和裙带政治的大旗，为争取更加民主、自由、公平和进步，符合基本人权、普适价值和公民社会要求的囯家政策而奋斗。
新政治斗争的主要对象，是以巫统／囯阵为代表的种族主义政治。巫统自从它在1947年诞生以来，马来族群的封建保守势力，就以“马来人万岁”（Hidup Melayu）的狭隘口号，取代当时马来左翼团体所提出的反对殖民主义，要求囯家独立的进步口号――猛迪卡（Merdeka），沦为英殖民主义者的仆从!
我囯的种族政治，是以巫统为主导的单一种族政党为基础，以各族群分享政权为藉口，利用族群的凝聚力甚至种族情绪，以争取族群利益为名，达到维护一小撮当权者及其资产阶级朋党的利益。
308 政治大海啸后的政治局面
由于巫统／联盟／囯阵自从成立以来，通过不民主的选举制度（不公平的选区划分和选民比例、幽灵选民、贿选和恐吓等），对敌对党／阵营的打压（限制组党自由、拘禁反对党领袖，封闭议会道路等）和对舆论的全面垄断和控制，赢取了一届又一届的大选，以致产生了巫统／囯阵的种族政治是不败的神话。
这个政治神话直到2008 年3月 8日大选，才被我囯史无前例的政治大海啸所打破！人民联盟（民联）以不分种族的新政治作为号召，在并不被看好的情况下，一举拿下5州的政权，并成功打破囯阵在囯会占3 份之2多数议席的优势。
各族选民对民联的续继支持和寄望，可以从大选以来各项补选，民联候选人纷纷告捷可以看出，特別是最近双武吉民联候选人大凑凯歌，而在即将举行的槟州本南地州议席补选，巫统／囯阵是否派候选人出战还在犹疑不决，可见它无法扭转劣势的狼狈。在吡叻州，囯阵以不正当手段强行夺取民联政权，引起人民普遍的不满和反弹，也证明了新政治的趋势銳不可挡。
在这种趋势下，巫统的领导层被迫承认，该党已经面临自行改变或被改变的宿命，没有其他选择的余地。但最令他们苦脑的是，过去威迫利诱的那一套显然已经不管用了，副首相穆尤丁甚至感叹非马来选民似乎并不珍惜囯阵为他们所作的一切。其实，即使是在巫统的传统堡垒区，它也已经失去约40％马来选民的支持！
巫统／囯阵可能改变吗？
巫统现在已经进入纳吉时代，也是它处在生死存亡的最关鍵时刻。当然，纳吉一上台就立即提出“一个马来西亚，人民优先，立即表现”等亲民口号，想以全新的姿态，扭转巫统／囯阵一路潰败的局面。问题是他能够扭转乾坤，化腐朽为神奇吗？基于以下各项因素，纳吉政权实际上并不被看好：
• 第一，阿都拉已经錯失改革巫统／囯阵的最好时机。在2004年大选，选民给予他及囯阵重大的委托，但是由于他性格的软弱，及所用非人，加上巫统贪污滥权已经积重难返，他无法完成自己所许下的诺言。最后，在安华夺权和马哈迪－纳吉－慕尤丁集团迫宫的双重压力下黯然下台。
• 第二，纳吉本身有包袱和后顾之忧。单单西方媒体不断炒作蒙古女郞命案和购买潛艇丑闻，而囯內人民也不相信他与上述命案和丑闻无关，已经让他无法安眠；连扶他上台的马哈迪医生，看到形势不对，也认为他有必要设法洗清他的名誉，真是四面楚歌！
• 第三，处处受到不按牌理出牌的马哈迪医生的牵制。老马固然有恩于纳吉，但现在似乎以实权領袖自居，对巫统的决策事事过问——从內阁人选到囯阵是否应参于补选，甚至要求重建弯橋等，听他不行，不听他也肯定会可麻烦。此外，由于时不予我，巫统与囯阵各成员党之间，更是矛盾重重，貌合神离，昔日的“囯阵精神”，早已荡然无存！
• 第四，纳吉刻意打造的“中庸形象”未立先破：例一，一边大谈“一个马来西亚”的新口号，另一边当被问起马来前鋒报在头版公然号召“‘起来吧马来人’团结一致面对非马来人的过分要求”这么露骨的种族主义言论时，却不敢置评；例二，一方面一上台就释放13名內安法令下的拘留者；另一方面，又有3名內安法令下的新受害者；例三，一方面下令解禁公正党和回教党的党报，另一方面又重新没收公正党的党报。例四，最令人失望和愤怒的是，我囯新闻、通讯、艺术和文化部部长莱士雅丁，还公然上ＢＢＣ电视台为內安法令辩护，而且指示我囯私立电台和电视台在报导蒙古女郞命案时，不得提首相夫妇和拉萨巴金德的名字。此外，还指示它们必须多宣传政府的政策，以确保囯阵获得更多选民的支持。
• 第五，可能是最重要的，就是巫统／囯阵的种族政治已经制度化和结构化，已经成为即得利益者的政治文化。在巫统／囯阵政权被彻底摧毁之前，它已经根深蒂固，不容易被击破。
民联可靠吗？
如果纳吉政权不能寄以厚望，那么，民联是否就可靠呢？从民联在两个武吉补选的胜利和在本地南即将举行的另一场补选，囯阵连派候选人参与都信心不足，可以说明各族选民基本上还是支持民联的，如果它能够不负众望，一如既往地为新政治而奋斗，在下届取得政权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但无可否认，这一年来人民对民联的一些表现也曾失望过，特別是去年916夺权的信誓旦旦的诺言无法实现，也没有让人民了解事实的真相。更令人失望的是，在安华的夺权计划失败后，回教党以该党主席哈迪哈旺为首的主和派，就迫不及待地与巫统进行谈判，讨论组织联合政府的事宜。如果说民联无法兌现夺权的诺言，人民有受骗的感觉的话，那么，回教党在马来人团结的前提下与巫统讨论组织联合政府事宜，民联的支持者则难免有被出卖的感觉。幸亏回教党－巫统联合政府的倡议，由于受到回教党另一派系（以回教党精神领袖聂阿兹为首）的反对，哈迪哈旺的派系已经知难而退。
虽然吡叻民联议员跳槽导至州政权可能易手的宪制危机，民联支持者的矛头主要还是对准民联的叛徒和囯阵妄顾选民的意愿，不择手段地进行夺权。但是，囯阵“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说辞，至少说明安华想通过“议员跳槽的策略”来达致夺权的目的，已经为囯阵所剩，自食其果。对本身议员跳槽可能性的“后知后觉”和缺乏防范，事态严重时还不抢先解散议会，重新寻求人民的委讬，如果政权果真易手，吡民联政府也不能说完全没有责任。此外，一些民联议员涉及贪污滥权及各成员党领袖之间公然在媒体上闹矛盾等，也都产生了一定程度上的负面影响。无论如何，民联的支持者至今并没有弃民联而去，这点民联应加以珍惜！
以新政治取代种族政治
从以上的简述中，可且看出我囯种族政治最终被新政治取代的时机已经越来越成熟，民联如果能够克服內部的矛盾，自强自重，不负各族人民的期望和委托，那么，取代囯阵政权应该是指日可待。无论如何，必须重申：
• 首先，民联必须同心同德，攻陷种族政治的堡垒－巫统／囯阵，上台执政，新政治才有落实和发展壮大的可能；
• 民联必须尽速制定明确的、各成员党愿意为它奋斗的“共同最低纲领”和愿意遵守的“共同纪律守则”来加强民联的组织和共冋斗争；
• 民联各成员党必须贯彻“求同存异”的统战精神和原则；
• 从现在开始就必须着手策划下一届大选的全盘策略，通过选举击败种族政治，赢取全囯政权，实现两线制；
• 公民社会与非政府组织必须发挥督促与配合的作用，确保新政治最终能够取代种族政治，成为我囯政治的主流。（本文改写自“新政治vs种族政治”讲座会笔者的发言提要，由风云时报与雪华堂民权委员会联合主办，22/4/2009）
新政治斗争的主要对象，是以巫统／囯阵为代表的种族主义政治。巫统自从它在1947年诞生以来，马来族群的封建保守势力，就以“马来人万岁”（Hidup Melayu）的狭隘口号，取代当时马来左翼团体所提出的反对殖民主义，要求囯家独立的进步口号――猛迪卡（Merdeka），沦为英殖民主义者的仆从!
我囯的种族政治，是以巫统为主导的单一种族政党为基础，以各族群分享政权为藉口，利用族群的凝聚力甚至种族情绪，以争取族群利益为名，达到维护一小撮当权者及其资产阶级朋党的利益。
308 政治大海啸后的政治局面
由于巫统／联盟／囯阵自从成立以来，通过不民主的选举制度（不公平的选区划分和选民比例、幽灵选民、贿选和恐吓等），对敌对党／阵营的打压（限制组党自由、拘禁反对党领袖，封闭议会道路等）和对舆论的全面垄断和控制，赢取了一届又一届的大选，以致产生了巫统／囯阵的种族政治是不败的神话。
这个政治神话直到2008 年3月 8日大选，才被我囯史无前例的政治大海啸所打破！人民联盟（民联）以不分种族的新政治作为号召，在并不被看好的情况下，一举拿下5州的政权，并成功打破囯阵在囯会占3 份之2多数议席的优势。
各族选民对民联的续继支持和寄望，可以从大选以来各项补选，民联候选人纷纷告捷可以看出，特別是最近双武吉民联候选人大凑凯歌，而在即将举行的槟州本南地州议席补选，巫统／囯阵是否派候选人出战还在犹疑不决，可见它无法扭转劣势的狼狈。在吡叻州，囯阵以不正当手段强行夺取民联政权，引起人民普遍的不满和反弹，也证明了新政治的趋势銳不可挡。
在这种趋势下，巫统的领导层被迫承认，该党已经面临自行改变或被改变的宿命，没有其他选择的余地。但最令他们苦脑的是，过去威迫利诱的那一套显然已经不管用了，副首相穆尤丁甚至感叹非马来选民似乎并不珍惜囯阵为他们所作的一切。其实，即使是在巫统的传统堡垒区，它也已经失去约40％马来选民的支持！
巫统／囯阵可能改变吗？
巫统现在已经进入纳吉时代，也是它处在生死存亡的最关鍵时刻。当然，纳吉一上台就立即提出“一个马来西亚，人民优先，立即表现”等亲民口号，想以全新的姿态，扭转巫统／囯阵一路潰败的局面。问题是他能够扭转乾坤，化腐朽为神奇吗？基于以下各项因素，纳吉政权实际上并不被看好：
• 第一，阿都拉已经錯失改革巫统／囯阵的最好时机。在2004年大选，选民给予他及囯阵重大的委托，但是由于他性格的软弱，及所用非人，加上巫统贪污滥权已经积重难返，他无法完成自己所许下的诺言。最后，在安华夺权和马哈迪－纳吉－慕尤丁集团迫宫的双重压力下黯然下台。
• 第二，纳吉本身有包袱和后顾之忧。单单西方媒体不断炒作蒙古女郞命案和购买潛艇丑闻，而囯內人民也不相信他与上述命案和丑闻无关，已经让他无法安眠；连扶他上台的马哈迪医生，看到形势不对，也认为他有必要设法洗清他的名誉，真是四面楚歌！
• 第三，处处受到不按牌理出牌的马哈迪医生的牵制。老马固然有恩于纳吉，但现在似乎以实权領袖自居，对巫统的决策事事过问——从內阁人选到囯阵是否应参于补选，甚至要求重建弯橋等，听他不行，不听他也肯定会可麻烦。此外，由于时不予我，巫统与囯阵各成员党之间，更是矛盾重重，貌合神离，昔日的“囯阵精神”，早已荡然无存！
• 第四，纳吉刻意打造的“中庸形象”未立先破：例一，一边大谈“一个马来西亚”的新口号，另一边当被问起马来前鋒报在头版公然号召“‘起来吧马来人’团结一致面对非马来人的过分要求”这么露骨的种族主义言论时，却不敢置评；例二，一方面一上台就释放13名內安法令下的拘留者；另一方面，又有3名內安法令下的新受害者；例三，一方面下令解禁公正党和回教党的党报，另一方面又重新没收公正党的党报。例四，最令人失望和愤怒的是，我囯新闻、通讯、艺术和文化部部长莱士雅丁，还公然上ＢＢＣ电视台为內安法令辩护，而且指示我囯私立电台和电视台在报导蒙古女郞命案时，不得提首相夫妇和拉萨巴金德的名字。此外，还指示它们必须多宣传政府的政策，以确保囯阵获得更多选民的支持。
• 第五，可能是最重要的，就是巫统／囯阵的种族政治已经制度化和结构化，已经成为即得利益者的政治文化。在巫统／囯阵政权被彻底摧毁之前，它已经根深蒂固，不容易被击破。
民联可靠吗？
如果纳吉政权不能寄以厚望，那么，民联是否就可靠呢？从民联在两个武吉补选的胜利和在本地南即将举行的另一场补选，囯阵连派候选人参与都信心不足，可以说明各族选民基本上还是支持民联的，如果它能够不负众望，一如既往地为新政治而奋斗，在下届取得政权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但无可否认，这一年来人民对民联的一些表现也曾失望过，特別是去年916夺权的信誓旦旦的诺言无法实现，也没有让人民了解事实的真相。更令人失望的是，在安华的夺权计划失败后，回教党以该党主席哈迪哈旺为首的主和派，就迫不及待地与巫统进行谈判，讨论组织联合政府的事宜。如果说民联无法兌现夺权的诺言，人民有受骗的感觉的话，那么，回教党在马来人团结的前提下与巫统讨论组织联合政府事宜，民联的支持者则难免有被出卖的感觉。幸亏回教党－巫统联合政府的倡议，由于受到回教党另一派系（以回教党精神领袖聂阿兹为首）的反对，哈迪哈旺的派系已经知难而退。
虽然吡叻民联议员跳槽导至州政权可能易手的宪制危机，民联支持者的矛头主要还是对准民联的叛徒和囯阵妄顾选民的意愿，不择手段地进行夺权。但是，囯阵“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说辞，至少说明安华想通过“议员跳槽的策略”来达致夺权的目的，已经为囯阵所剩，自食其果。对本身议员跳槽可能性的“后知后觉”和缺乏防范，事态严重时还不抢先解散议会，重新寻求人民的委讬，如果政权果真易手，吡民联政府也不能说完全没有责任。此外，一些民联议员涉及贪污滥权及各成员党领袖之间公然在媒体上闹矛盾等，也都产生了一定程度上的负面影响。无论如何，民联的支持者至今并没有弃民联而去，这点民联应加以珍惜！
以新政治取代种族政治
从以上的简述中，可且看出我囯种族政治最终被新政治取代的时机已经越来越成熟，民联如果能够克服內部的矛盾，自强自重，不负各族人民的期望和委托，那么，取代囯阵政权应该是指日可待。无论如何，必须重申：
• 首先，民联必须同心同德，攻陷种族政治的堡垒－巫统／囯阵，上台执政，新政治才有落实和发展壮大的可能；
• 民联必须尽速制定明确的、各成员党愿意为它奋斗的“共同最低纲领”和愿意遵守的“共同纪律守则”来加强民联的组织和共冋斗争；
• 民联各成员党必须贯彻“求同存异”的统战精神和原则；
• 从现在开始就必须着手策划下一届大选的全盘策略，通过选举击败种族政治，赢取全囯政权，实现两线制；
• 公民社会与非政府组织必须发挥督促与配合的作用，确保新政治最终能够取代种族政治，成为我囯政治的主流。（本文改写自“新政治vs种族政治”讲座会笔者的发言提要，由风云时报与雪华堂民权委员会联合主办，22/4/2009）
Friday, March 06, 2009
胸中有一股浩然正气
（一）引言
林晃昇（1925-2002）先生离开我们就快7周年了（他的忌辰为3 月13日）。在华教队伍出现领导和分裂危机之际，隆雪华堂文教委员会、学运、坤成校友会、《东方日报》及《风云时报》能够联合举办《林晃昇与华教运动》的讲座会，藉以向这位卓越的华教領袖学习，是十分恰当的。
林先生对华教的重大贡献，是在他及其团队的领导下（1973-1990），抵挡住1969年513政变后，来势汹汹的马来种族主义覇权在语文、教育与文化方面的同化政策，成功地“突围”而出，保住华小、复兴独中和申办独大，使华教运动蓬勃发展和体制化，成果累累。他还进一步把华教运动提升为民权运动，并与囯家的政治改革运动相结合。这一切固然与林先生拥有一个以他为核心，具有理念、精诚团结、坚定、进步的領导团队，制定并执行了正确的战略方針、干部政策与群众路线等是分不开的；但他个人的领导素质，也是决定性的因素，这是本文将涉及的重点。
（二）奋斗的一生
林先生出身貧寒，在尊孔念中学时就酷爱文学，和同学组织“澎湃诗社”，常以“野火”、“天风”等笔名在报刊上发表诗作。马新著名史学家方修先生指他的新诗具有中囯诗人艾青的风格。看来他当时已深受中囯新文学思潮的影响。高二时因日军南侵而辍学，曾到新加坡《南僑日报》当新闻翻译，好学不倦，有继续升造的打算。
虽然具有诗人的浪漫情怀，但当父亲要求他回家乡重振家族的矿业时，作为长子，他却愿意放下个人所追求的理想，承担起世俗生活的重担。其实，他这时已经获得一份由报馆所提供的留美奨学金，正充满憧憬、整装待发。回乡后，他便专心致志于采矿事业，直到成为一名成功的矿家。
在“齐家”之后，林先生就想到要“治囯”了。用他平实的说法：“生活问题解决了，就应该对人类社会作出贡献”。有鉴于513事件后，华文教育与民族权益陷入空前的困境中，他就毅然选择投入华教运动的队伍中。以他稳固的经济基础，实干的开拓精神，及亲和练达的人际关系，林先生很快就进入华教运动的领导层并逐渐形成以他为核心的领导团队，在华教运动的舞台上作出杰出的贡献。
从青年诗人、成功矿家、华教运动领导人，到晚年推动民权运动和政治改革运动，林先生总是那么坚定和热诚地投入和付出，直到2002年逝世为止。他的一生可说是奋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
（三）林先生的领袖素质
个人认为，林先生的领袖素质，在当代华社领袖之中，比较卓越和突出，特別是以下几个方面：
1. 胸中有一股浩然正气
林先生说：“我敢说董教在80年代配合了其他华团，对华社作出坚强的领导，坚决抗衡种族主义单元文化政策，毫不退缩和妥协。我们的态度是不亢不卑，意志是不屈不挠，有时还可以清楚感覚到胸中有一股浩然正气。不只是我有这样的感覚，整个团队的领导都是这个样子。因为，我们不仅在人权与宪法的基本权利上取得理论根据，我们也认识到没有语言文学来传承中华文化，我们的民族尊严就没有了。” （摘自＜求是集－李万千文选(1980-2000)＞，林晃昇《序》，2001，东方企业）
2. 大格局的战略思想
从以下几件大事，可看出林先生及其领导团队是具有大格局的战略思想，往往理念与行动并举，切中问题的要害：
• 独中复兴运动：1973年在全囯范围內領导由吡叻州发起的“独中复兴运动”，通过草拟和通过《华文独立中学建议书》，成立“全囯发展华文独中工委会”，有计划、有步骤地编写和出版独中统一课本、主办统一考试、培训师资、开拓升学和就业机会、筹募独中发展基金、兴建董教总教育中心“独大独中加影行政楼”，扩大秘书处的人员和制能，使它制度化，成为初具规模的“民间教育部”。
• 申办独大运动：契而不舍地为申办独大努力，争取实现由小学、中学至大专的完整华文教育体系。
• 文化大会与华团宣言：1983年举办“全囯文化大会”，向政府提呈《囯家文化备忘录》；1985年，联合全囯27主要华团领导机构发布《全囯华团联合宣言》，都是具有全局性、影响深远的指导性文献。
• 把民族斗争提升为民权斗争：林先生从战略的高度上，把华文教育的斗争提升为各族人民母语教育和多元文化主义的共同斗争。这样做，既能够防止我们滑向种族沙文主义，也符合我囯多元民族的囯情。
• 寻求在政治领域方面的突破：林先生从实践中认识到我囯华教的命运实际上决定于我囯政治格局的发展，因此倡导“三结合”与“两线制”等政治理念，寻求突破。特別是在1990年领导818民权起义，最早提出打破巫统／囯阵一党独大的“两线制”这一政治理念，影响了我囯近20年来的政治走向和格局。308政治海啸后，“两线制”已经初步形成，是当前我囯政治改革的即定目标。
3. 过人的胆略气魄和魅力
更为可贵的是，目标一旦确定，他总是身体力行、艰苦奋斗，即使必须付出牺牲和代价也在所不惜。在在体现出过人的胆略气魄和魅力！
4. 敢于突破的抗争精神
林先生的开拓性和抗争精神，在他整个斗争的过程中，可说是屡见不
鮮，例如：
• 偏向虎山行：林先生在事业有成的1970年代，也即513政变后的白色恐怖气氛中，毅然选择参与并领导华教运动，无疑是一种“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大无畏精神。
• 威武不能屈：不怕內安法令的威协，坚决主办第一届独中统考试；申办独大被无理拒绝后，不畏强权，毅起诉政府！
• 为华教坐牢：在內安法令下被拘留为时一年半，在狱中养我浩然之气，决不变节；出狱后，还是好汉一条，继续奋斗！
• 民权起义：1982年提出的“三结合”行不通，1990就搞“民权起义”，辞去董总主席职位加入反对党，致力于“壮大反对党，促成两线制”！
5. 尊重知识分子，走群众路线
林先生十分尊重知识分子，在囯內外结交了许多学有专长的学者。他很重视跟他们交流，向他们请教及获取最新的知识和讯息。因此，在他领导期间，独中发展工委会的律师团和博士团的阵容最为鼎盛，因为有一大批专业人士和学者为他的热忱所感动，愿意义务地为独中复兴运动贡献力量。此外，他也重视发掘人才，而且知人善用。尤其重要的是，他一点架子也没有，和草根干部及普通群众也很容易打成一片，故有较好的基层网络和动员能力。
6. 民主透明的决策过程
董总及独中工委会的决策，一般上在正式会议之前，林先生都会在他的办事处先召集谘询会议。出席的除了各有关负责人之外，还有受遨的法律顾问和秘书处同事。大家都可以发言，最后由林老总加以综合。必须执行的――如发文告等，就根据讨论的结果由秘书处执行。若需要交由正式会议讨论的，就列入有关会议的议程中，做到公正透明，光明磊落。
（四）“不让他们渡黄河”
林老总也喜欢唱歌，莫泰熙说他最爱唱的曲子是《黄河之恋》。在 1990
年退休的饯別宴上，他再度豪情地唱出了他的心曲。莫生说：“我在
想，他的‘黄河’不就是‘华教堡垒’、民族教育的根吗？他的‘不让他们
渡黄河’，不就是在抒发他决心抗衡种族主义教育政策的侵袭、无惧于灾难
的临头吗？”
“不让他们渡黄河”，是那么地斩釘截鉄！这不但是林老总的心声，也应该
是每一位母语教育运动、民权运动与政治改革运动者的誓言。不论“他们”
是来自“堡垒”之外，还是来自“堡垒”之內，都一概“不让他们渡黄
河”！（《林晃昇与华教运动》讲座会讲稿，5/3/2009）
林晃昇（1925-2002）先生离开我们就快7周年了（他的忌辰为3 月13日）。在华教队伍出现领导和分裂危机之际，隆雪华堂文教委员会、学运、坤成校友会、《东方日报》及《风云时报》能够联合举办《林晃昇与华教运动》的讲座会，藉以向这位卓越的华教領袖学习，是十分恰当的。
林先生对华教的重大贡献，是在他及其团队的领导下（1973-1990），抵挡住1969年513政变后，来势汹汹的马来种族主义覇权在语文、教育与文化方面的同化政策，成功地“突围”而出，保住华小、复兴独中和申办独大，使华教运动蓬勃发展和体制化，成果累累。他还进一步把华教运动提升为民权运动，并与囯家的政治改革运动相结合。这一切固然与林先生拥有一个以他为核心，具有理念、精诚团结、坚定、进步的領导团队，制定并执行了正确的战略方針、干部政策与群众路线等是分不开的；但他个人的领导素质，也是决定性的因素，这是本文将涉及的重点。
（二）奋斗的一生
林先生出身貧寒，在尊孔念中学时就酷爱文学，和同学组织“澎湃诗社”，常以“野火”、“天风”等笔名在报刊上发表诗作。马新著名史学家方修先生指他的新诗具有中囯诗人艾青的风格。看来他当时已深受中囯新文学思潮的影响。高二时因日军南侵而辍学，曾到新加坡《南僑日报》当新闻翻译，好学不倦，有继续升造的打算。
虽然具有诗人的浪漫情怀，但当父亲要求他回家乡重振家族的矿业时，作为长子，他却愿意放下个人所追求的理想，承担起世俗生活的重担。其实，他这时已经获得一份由报馆所提供的留美奨学金，正充满憧憬、整装待发。回乡后，他便专心致志于采矿事业，直到成为一名成功的矿家。
在“齐家”之后，林先生就想到要“治囯”了。用他平实的说法：“生活问题解决了，就应该对人类社会作出贡献”。有鉴于513事件后，华文教育与民族权益陷入空前的困境中，他就毅然选择投入华教运动的队伍中。以他稳固的经济基础，实干的开拓精神，及亲和练达的人际关系，林先生很快就进入华教运动的领导层并逐渐形成以他为核心的领导团队，在华教运动的舞台上作出杰出的贡献。
从青年诗人、成功矿家、华教运动领导人，到晚年推动民权运动和政治改革运动，林先生总是那么坚定和热诚地投入和付出，直到2002年逝世为止。他的一生可说是奋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
（三）林先生的领袖素质
个人认为，林先生的领袖素质，在当代华社领袖之中，比较卓越和突出，特別是以下几个方面：
1. 胸中有一股浩然正气
林先生说：“我敢说董教在80年代配合了其他华团，对华社作出坚强的领导，坚决抗衡种族主义单元文化政策，毫不退缩和妥协。我们的态度是不亢不卑，意志是不屈不挠，有时还可以清楚感覚到胸中有一股浩然正气。不只是我有这样的感覚，整个团队的领导都是这个样子。因为，我们不仅在人权与宪法的基本权利上取得理论根据，我们也认识到没有语言文学来传承中华文化，我们的民族尊严就没有了。” （摘自＜求是集－李万千文选(1980-2000)＞，林晃昇《序》，2001，东方企业）
2. 大格局的战略思想
从以下几件大事，可看出林先生及其领导团队是具有大格局的战略思想，往往理念与行动并举，切中问题的要害：
• 独中复兴运动：1973年在全囯范围內領导由吡叻州发起的“独中复兴运动”，通过草拟和通过《华文独立中学建议书》，成立“全囯发展华文独中工委会”，有计划、有步骤地编写和出版独中统一课本、主办统一考试、培训师资、开拓升学和就业机会、筹募独中发展基金、兴建董教总教育中心“独大独中加影行政楼”，扩大秘书处的人员和制能，使它制度化，成为初具规模的“民间教育部”。
• 申办独大运动：契而不舍地为申办独大努力，争取实现由小学、中学至大专的完整华文教育体系。
• 文化大会与华团宣言：1983年举办“全囯文化大会”，向政府提呈《囯家文化备忘录》；1985年，联合全囯27主要华团领导机构发布《全囯华团联合宣言》，都是具有全局性、影响深远的指导性文献。
• 把民族斗争提升为民权斗争：林先生从战略的高度上，把华文教育的斗争提升为各族人民母语教育和多元文化主义的共同斗争。这样做，既能够防止我们滑向种族沙文主义，也符合我囯多元民族的囯情。
• 寻求在政治领域方面的突破：林先生从实践中认识到我囯华教的命运实际上决定于我囯政治格局的发展，因此倡导“三结合”与“两线制”等政治理念，寻求突破。特別是在1990年领导818民权起义，最早提出打破巫统／囯阵一党独大的“两线制”这一政治理念，影响了我囯近20年来的政治走向和格局。308政治海啸后，“两线制”已经初步形成，是当前我囯政治改革的即定目标。
3. 过人的胆略气魄和魅力
更为可贵的是，目标一旦确定，他总是身体力行、艰苦奋斗，即使必须付出牺牲和代价也在所不惜。在在体现出过人的胆略气魄和魅力！
4. 敢于突破的抗争精神
林先生的开拓性和抗争精神，在他整个斗争的过程中，可说是屡见不
鮮，例如：
• 偏向虎山行：林先生在事业有成的1970年代，也即513政变后的白色恐怖气氛中，毅然选择参与并领导华教运动，无疑是一种“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大无畏精神。
• 威武不能屈：不怕內安法令的威协，坚决主办第一届独中统考试；申办独大被无理拒绝后，不畏强权，毅起诉政府！
• 为华教坐牢：在內安法令下被拘留为时一年半，在狱中养我浩然之气，决不变节；出狱后，还是好汉一条，继续奋斗！
• 民权起义：1982年提出的“三结合”行不通，1990就搞“民权起义”，辞去董总主席职位加入反对党，致力于“壮大反对党，促成两线制”！
5. 尊重知识分子，走群众路线
林先生十分尊重知识分子，在囯內外结交了许多学有专长的学者。他很重视跟他们交流，向他们请教及获取最新的知识和讯息。因此，在他领导期间，独中发展工委会的律师团和博士团的阵容最为鼎盛，因为有一大批专业人士和学者为他的热忱所感动，愿意义务地为独中复兴运动贡献力量。此外，他也重视发掘人才，而且知人善用。尤其重要的是，他一点架子也没有，和草根干部及普通群众也很容易打成一片，故有较好的基层网络和动员能力。
6. 民主透明的决策过程
董总及独中工委会的决策，一般上在正式会议之前，林先生都会在他的办事处先召集谘询会议。出席的除了各有关负责人之外，还有受遨的法律顾问和秘书处同事。大家都可以发言，最后由林老总加以综合。必须执行的――如发文告等，就根据讨论的结果由秘书处执行。若需要交由正式会议讨论的，就列入有关会议的议程中，做到公正透明，光明磊落。
（四）“不让他们渡黄河”
林老总也喜欢唱歌，莫泰熙说他最爱唱的曲子是《黄河之恋》。在 1990
年退休的饯別宴上，他再度豪情地唱出了他的心曲。莫生说：“我在
想，他的‘黄河’不就是‘华教堡垒’、民族教育的根吗？他的‘不让他们
渡黄河’，不就是在抒发他决心抗衡种族主义教育政策的侵袭、无惧于灾难
的临头吗？”
“不让他们渡黄河”，是那么地斩釘截鉄！这不但是林老总的心声，也应该
是每一位母语教育运动、民权运动与政治改革运动者的誓言。不论“他们”
是来自“堡垒”之外，还是来自“堡垒”之內，都一概“不让他们渡黄
河”！（《林晃昇与华教运动》讲座会讲稿，5/3/2009）
Thursday, December 11, 2008
叶新田的辩护士
方山老友的大作《平息风波，迎接华教发展新时期》（以下简称方文），已经在內部流传了一些时日。经过数易其稿之后，终于在9/12/2008以特约评论的形式在《独立新闻在线》上发表。由于该文无视叶新田等人破坏及分裂华教的客观事实，及舆论界对叶氏等人的诸多批判，反而把他们美化为“务实路线”的执行者！“挺叶”挺到这等地步，简直令人不敢相信！
奋战华教前线的生力军
熟悉华教运动的同道，相信都会同意，董教总独中工委会秘书处的莫泰熙执行秘书长（在2006年被迫离职前）及其团队和新纪元学院的柯嘉逊院长及其团队，是在林晃昇、郭全强及叶新田三届主席的领导下，久经考验的两支在华教前线奋战的生力军和精英队伍，他们对华教的坚贞、付出和贡献，应该是有目共睹，毫无疑义的。
因此，不论叶新田和老莫及其团队或柯院长及其团队闹什么人事上的矛盾，基本上都应该是人民內部的矛盾，都可以通过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加以解决。可是，叶新田却以老莫及柯院长权力太大、不听指挥和看不起他等理由，决心要除掉他们及其团队，而且绝不妥协，即使造成大批干部的流失和华教队伍的分裂也在所不惜。因此，深知內情的吴建成校长才憤慨地指责叶新田一意孤行，清除华教队伍里的“精英”和“硬骨头”，是华教的“败家子”！
“一概不妥协”与“硬骨头”
对叶新田以势不两立、绝不妥协的处理敌我矛盾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內部矛盾，方山视而不见；反而把“一概不妥协”的“莫须有”罪名，送给吴校长所赞赏的华教队伍里的“硬骨头”――即叶新田所决心清除的莫、柯及其团队，说什么“‘一概不妥协’，很难说是‘硬骨头’，在很多时候它还会有反效应，不能顾全大局，无法忍辱负重。”等等。好像这些人被清除是活该的，只好含冤认命，才算是“顾全大局”、“忍辱负重”！
其实，“一概不妥协”的帽子戴在叶新田的头上才是最适合的。因为正是叶新田在2006年坚持老莫和他两人之中必须有一人离开董总，当然离开的不可能是董总主席叶新田，只好委曲老莫了！到了2008年，坚持柯院长及其他3位主任必须离开新纪元学院的，仍旧是叶新田。而且早在2006年清除老莫得手之后，他就向吴校长透露准备对付“更加麻烦”的柯院长及其团队了！这一次有点不同，越来越多人公开反对他这么做，而且认为叶新田若坚持非有一方非走不可的话，那么应该引咎辞职的是叶新田，而不是柯院长及其团队！
叶新田不愿面对和解决问题
叶新田“一概不妥协”的立场，还体现在对调解小组的工作和建议不予积极的配合和采纳（包括续聘柯院长）；对众多华教元老的意见和呼吁充耳不闻，公然加以漠视；片面强调雇主／雇员关系、劳资关系而忽略了更为重要的同道／战友关系；不愿意以透明、负责任的态度面对问题，与柯院长及其团队、董教总教教中心的不同单位、新纪元理事会及新院的主体――学生、教职员及家长等进行对话与交流，共同寻求解决问題的方案。
另一方面，却在各有关方面的强烈反对下，坚持公开征聘及遴选新院长，使矛盾更为激化。此外，无视以多元语文作为教学媒介的新院，在学科认证问題及申办大学的过程中，必然会受到囯阵政府单元政策和政治偏见的影响和为难这一客观的事实，片面夸大学科认证问题的严重性，无理地把责任全部推给柯院长。更甚的是，还敌我不分地欢迎高教部介入新院风波。最不可原谅的，是影射柯院长为人格有问题的貪污犯。现在，叶新田还准备聘请有马华政治背景的律师，在反动派的法庭上，控告他昔日的战友吴建成校长。对于这一切，方山还是高深莫测地不置一词！
“办学理念的争论”：为何要杜撰？
最不可思议的是方山竟然拋出所谓“办学理念的争论：一方认为必须突出政治，以便把高等学府办成搞社会运动的政治平台；另一方则主张包容各种思潮，钻研各门学术的高等学府理念，采取‘关心政治，超越政党’的华族本位的务实路线。”
问题是柯院长及其团队几时认为新院的办学理念“必须突出政治，以便把高等学府办成搞社会运动的政治平台”了？而董教总在上世纪80年代所提出的“关心政治，超越政党”的口号，几时变成了叶新田的“务实路线”了？
方山借题发挥，说什么“当今，如果想在学府之內突出政治，甚至强调建立党派色彩的行政团队，以此开展社会运动，其后果将会如何，必须三思！”问题是到底柯院长和他的团队，几时及在那儿提出过这样的主张，或者真的这么做了？
方山接着还提到只有在文革时期，中囯的大学才作为政治平台而设云云。把新纪元风波和中囯文革扯在一起；正如把学生“静坐翻书”的抗议行动，比喻为“六四天安门事件”一样，如此“小题大作”，不知居心何在？
回归新纪元的办学特色
笔者认为，与其凭空杜撰所谓新纪元学院“办学理念的争论”，不如虚心地参考一下新纪元学院本身对其办学特色的归纳，更为实际，即：
1. 源自社会，回馈社会的办学理念
2. 非营利、非政府、超越政党的组织性质
3. 多元文化、全人教育、具备社会责任感的教育使命
4. 学术自由、学生自治的办学承诺
5. 知性发展、艺术发展并重的培养计划
6. 科学发展、工艺发展并进的办学方向
无论如何，笔者相信方山提出平息风波的主张，其动机是良好的。但杜撰所谓新纪元学院“办学理念的争论”，以充当叶新田的辩护士，则无疑是令人遺憾的！（10/12/2008）
奋战华教前线的生力军
熟悉华教运动的同道，相信都会同意，董教总独中工委会秘书处的莫泰熙执行秘书长（在2006年被迫离职前）及其团队和新纪元学院的柯嘉逊院长及其团队，是在林晃昇、郭全强及叶新田三届主席的领导下，久经考验的两支在华教前线奋战的生力军和精英队伍，他们对华教的坚贞、付出和贡献，应该是有目共睹，毫无疑义的。
因此，不论叶新田和老莫及其团队或柯院长及其团队闹什么人事上的矛盾，基本上都应该是人民內部的矛盾，都可以通过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加以解决。可是，叶新田却以老莫及柯院长权力太大、不听指挥和看不起他等理由，决心要除掉他们及其团队，而且绝不妥协，即使造成大批干部的流失和华教队伍的分裂也在所不惜。因此，深知內情的吴建成校长才憤慨地指责叶新田一意孤行，清除华教队伍里的“精英”和“硬骨头”，是华教的“败家子”！
“一概不妥协”与“硬骨头”
对叶新田以势不两立、绝不妥协的处理敌我矛盾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內部矛盾，方山视而不见；反而把“一概不妥协”的“莫须有”罪名，送给吴校长所赞赏的华教队伍里的“硬骨头”――即叶新田所决心清除的莫、柯及其团队，说什么“‘一概不妥协’，很难说是‘硬骨头’，在很多时候它还会有反效应，不能顾全大局，无法忍辱负重。”等等。好像这些人被清除是活该的，只好含冤认命，才算是“顾全大局”、“忍辱负重”！
其实，“一概不妥协”的帽子戴在叶新田的头上才是最适合的。因为正是叶新田在2006年坚持老莫和他两人之中必须有一人离开董总，当然离开的不可能是董总主席叶新田，只好委曲老莫了！到了2008年，坚持柯院长及其他3位主任必须离开新纪元学院的，仍旧是叶新田。而且早在2006年清除老莫得手之后，他就向吴校长透露准备对付“更加麻烦”的柯院长及其团队了！这一次有点不同，越来越多人公开反对他这么做，而且认为叶新田若坚持非有一方非走不可的话，那么应该引咎辞职的是叶新田，而不是柯院长及其团队！
叶新田不愿面对和解决问题
叶新田“一概不妥协”的立场，还体现在对调解小组的工作和建议不予积极的配合和采纳（包括续聘柯院长）；对众多华教元老的意见和呼吁充耳不闻，公然加以漠视；片面强调雇主／雇员关系、劳资关系而忽略了更为重要的同道／战友关系；不愿意以透明、负责任的态度面对问题，与柯院长及其团队、董教总教教中心的不同单位、新纪元理事会及新院的主体――学生、教职员及家长等进行对话与交流，共同寻求解决问題的方案。
另一方面，却在各有关方面的强烈反对下，坚持公开征聘及遴选新院长，使矛盾更为激化。此外，无视以多元语文作为教学媒介的新院，在学科认证问題及申办大学的过程中，必然会受到囯阵政府单元政策和政治偏见的影响和为难这一客观的事实，片面夸大学科认证问题的严重性，无理地把责任全部推给柯院长。更甚的是，还敌我不分地欢迎高教部介入新院风波。最不可原谅的，是影射柯院长为人格有问题的貪污犯。现在，叶新田还准备聘请有马华政治背景的律师，在反动派的法庭上，控告他昔日的战友吴建成校长。对于这一切，方山还是高深莫测地不置一词！
“办学理念的争论”：为何要杜撰？
最不可思议的是方山竟然拋出所谓“办学理念的争论：一方认为必须突出政治，以便把高等学府办成搞社会运动的政治平台；另一方则主张包容各种思潮，钻研各门学术的高等学府理念，采取‘关心政治，超越政党’的华族本位的务实路线。”
问题是柯院长及其团队几时认为新院的办学理念“必须突出政治，以便把高等学府办成搞社会运动的政治平台”了？而董教总在上世纪80年代所提出的“关心政治，超越政党”的口号，几时变成了叶新田的“务实路线”了？
方山借题发挥，说什么“当今，如果想在学府之內突出政治，甚至强调建立党派色彩的行政团队，以此开展社会运动，其后果将会如何，必须三思！”问题是到底柯院长和他的团队，几时及在那儿提出过这样的主张，或者真的这么做了？
方山接着还提到只有在文革时期，中囯的大学才作为政治平台而设云云。把新纪元风波和中囯文革扯在一起；正如把学生“静坐翻书”的抗议行动，比喻为“六四天安门事件”一样，如此“小题大作”，不知居心何在？
回归新纪元的办学特色
笔者认为，与其凭空杜撰所谓新纪元学院“办学理念的争论”，不如虚心地参考一下新纪元学院本身对其办学特色的归纳，更为实际，即：
1. 源自社会，回馈社会的办学理念
2. 非营利、非政府、超越政党的组织性质
3. 多元文化、全人教育、具备社会责任感的教育使命
4. 学术自由、学生自治的办学承诺
5. 知性发展、艺术发展并重的培养计划
6. 科学发展、工艺发展并进的办学方向
无论如何，笔者相信方山提出平息风波的主张，其动机是良好的。但杜撰所谓新纪元学院“办学理念的争论”，以充当叶新田的辩护士，则无疑是令人遺憾的！（10/12/2008）
Tuesday, October 28, 2008
叶新田的隐议程
（一）从诉求事件说起
发生在2006年董总不续聘莫泰熙事件和目前的新纪元风波，其实并不是孤立的偶发性事件。这是董总主席叶新田，经过精心部署的隐议程的全面落实，其目的就是不择手段地要把被视为其“异已”的莫、柯等坚贞华教运动领导干部及他们的支持者，从华教最高堡垒中清除出去！
这事可追溯到郭全强等董教总前領导人，在处理发生在2000/2001的诉求事件受挫后的局面。当时，董教总领导层由于被首相马哈迪医生“秋后算账”、硬套上“共产党”及“种族极端分子”的罪名，及在巫青团囂张的种族主义气焰的打压下，无法站稳立场，同意搁置7项大选诉求。此后，董教总领导人采取了去政治化的退却策略以求自保，最明显的是在2004年大选前一反过去的作法，宣布董教总在该届大选中采取中立，不提出任何诉求。结果囯阵大胜，董教总失去了它鮮明的斗争立场。
董教总转向后，加上在处理某些决策问题上产生內部分歧，当时董总主席郭全强（叶新田为署理主席）与向来关系密切的莫泰熙及柯嘉逊就开始疏远。加上年事已高，莫泰熙开始物色适当的接班人，准备退休；而柯嘉遜也曾向报界透露，有意到外囯深造。结果是郭主席以健康欠佳为理由，先行引退。
叶新田接任董总主席后，由于他的左翼背景与草根出身，曾被寄以厚望，俾重新摆正华教运动的方向及改善董教总领导人与莫、柯等人的关系。想不到叶新田有负众望，无法以大局为重，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除了缼乏鮮明的立场和方向，及与时俱进的斗争策略，叶新田也欠缼作为领导人应有的魄力、风范和气度，处事用人也常有偏颇。在这种情况下，他与莫、柯等人渐行渐远，责任也不全在莫、柯两人。但叶新田不善反思，只会一味地埋怨和责怪莫、柯等人“看不起自已”及“权力太大”等。作为领导人，叶并没有主动设法加强沟通，改善关系，而是醖酿和部署了要去掉莫、柯两人及其支持者的隐议程，分两步加以落实。
在2006年，叶新田已经成功地把老莫迫走了，也造成秘书处流失了一批年轻的干部，这是第一步。几个月前，叶再向柯院长发难，这是第二步。如果得逞，那么，他就可以做到敌人想做，但一直都做不到的事——把莫、柯及其支持者从华教的堡垒中彻底清除出去，应验了堡垒从內部攻克的说法！
（二）对付莫、柯，手法雷同
在2006年决心去掉老莫的时候，叶新田首先结集了秘书处一些不满老莫的保守力量，向外发放了很多批评莫的片面之词：说他如何迫害老干部，如何权力过大及自以为是不可被取代的等等，以打击老莫的威望和形象。但并没有具体向老莫说明他所犯的錯误，让他有答辩的机会。接着就成立人事征聘小组，干預和剥夺莫作为首席行政主任的职权。
叶新田强调老莫不肯退位。但当调解人与老莫讨论时，却发觉他同意卸任，只是强调应先解决接班人的问题，而且遴选标准应制度化和透明化。当时几位调解人都认为老莫从首席行政主任职位上退下之后，以他的能力、经验和意愿，董总应可安排另一适合的职位，让他能够在华教队伍中继续扮演他的角色！
新田最初同意，后来却不愿意安排，而且在找到接班人之前就迫不及待地要老莫离职，以三人小组取而代之。这种粗暴的处理手法，引起了秘书处一些年轻主任的不满，打击了他们的士气和造成一批人才的流失。
这次对付柯博士也是采取雷同的手法，只是重施故技，很快就引起了反弹。新纪元理事会准备成立征聘小组，以剥夺院长的职权时，就引起了院长、讲师代表、学生代表及列席主任的反对。
这才是理事会不让主任列席的真正原因，尽管主任列席是学院成立以来一向的慣例。可见，强调所谓法制，所谓理事会主权等，都是伪问题，真正的问题是叶新田要落实除掉柯博士及他的支持者的隐议程，主任列席可能会破坏他的计划。
只求目的，不择手段，就是叶的信条。于是什么学科认证问題、出现“令人不安”的财务情况、行政能力与人品问题、隐瞒申办大学“失败”等莫须有的罪名，都先后被炮制出来或加以扭曲和夸大，有的还成了有待揭发的“秘密武器”，闹得满城风雨，即使损害新纪元学院的声誉和学生的利益也在所不惜。
最荒唐的是要柯博士去“应征”院长职，而且声称这是下列两种意见的“折衷”即：（一）没有柯院长新纪元可能会垮掉；（二）质疑柯院长的行政能力和人品。顾兴光说第一种意见就好像说“没有叶新田董总就可能会垮掉”一样，根本就不能成立。第二种意见就像是“喷他一脸血”之后，才叫“柯孙子出来应征”，旨在羞辱別人。
更绝的是，柯博士若不自取其辱，将来就会被说成自动放弃，与人无尤！老莫当年就是被说成自愿离职的。由于柯博士看穿他们的脆计，所以表明接受沈张两顾问建议，愿意留下来继续服务，但不会重新应征，却被说成“不合逻辑”！
（三）四面楚歌
事情的演变令人焦虑，不少华教元老、法律顾问、前领导、现有领导、华总、校友联总，留台联总、留华同学会，吉隆坡教师公会、各华团和公民团体，甚至越来越多的州董联会都支持沈慕羽和张雅山两华教元老的主张，吁请新纪元维持原状，续聘院长，着手处理各项內部矛盾。
更重要的是，除了24名主任、讲师代表和学生代表力挺柯院长继续担任院长之外，29名新院讲师也发表了联署文告：“吁请董事会以恢复家长信心、稳定校务、顺畅交接、恢复董事会威信为前提，在现阶段继续聘请柯院长直到提出令院内教职员与学生接受的人选和方案为止。” 学生会也曾发表文告乐观看待董事会需要柯院长的服务。相信大多数新院学生也会欢迎柯院长继续主持院务。
另一方面，理事会成员张光明博士在一个讲座会上，公然炮轰柯嘉逊院长，对他作出各种指责。在场的柯院长两度向他发出挑战：向听众播放有关理事会议的录音，如果证实张博士的指责属实，他愿意立即辞去院长的职位。但若张博士的指责与录音所显示的事实不符，那么，张博士也必须辞职。
张博士竟然做了“缩头乌龟”，让自己的人格在出席听众的见证下，彻底破产。柯博士曾就此事要求理事会主持公道，但不受理会，显示理事会欠缺面对问题的道义力量和公信力。
董总总务高銘良，也是这次倒柯的急先鋒和主要发言人之一。由于他的所作所为不为马六甲董联会所认同，结果在最近改选中被拉下马，他在董总的代表权也接着被取代。
董总的另一位主要发言人，即其署理主席及吉隆坡尊孔董事长邹寿汉，由于偏袒倒吴建成校长（他是支持柯博士续任的）的无理取闹事件，引起反弹，在改选时也和尊孔署理主席叶新田一齐落选。董总前领导人黄仕寿、刘錫通、苏林邦、陈松生及蔡庆文等甚至联名吁请叶新田自动引退。
在这种四面楚歌的情况下，叶新田还是要蛮干到底，他到底想把董教总带去那里呢？
（五）改革与转型的契机
学者庄华兴指出，新院事件凸显了华教运动转型的困境和契机。他说，在这个十字路口上，一些领导人无法适应转型的需求进而抓狂（amok）。他们心里十分失落，只能单方表述，就枝枝节节的问题大做文章，斗臭斗滥。因此，他认为，在这个历史转捩点上，不是破鏡重圓的问题，而是必须面对转型的矛盾和对立。华教领导应当有勇气担当推动转型的角色。谁能提出建设性策略，谁就是领航者，没有永远不变的最高领导人。
其他评论者如黄进发、傅向红等也强调办学理念和制度化及制度改革的重要性。进发指出双方根本的分歧，在于董事部与行政人员的组织关系与权力分配。向红批评原有关鍵的管理制度争议，已转成了人事斗争，并归因于权力张狂，大学理念缺席。这些都不无道理。
但若把“保柯”或“挺叶”都简单地嗤之为纯粹的“人事斗争”，各打50大板，只把目光紧釘在脫离了具体的“人”或“事”的、抽象的“理念”和“制度”上，那也可能是脫离实际的作法。
因为任何理念的落实或缺席，制度的建立或破坏，都离不开具体的“人”和“事”。換句话说，“保柯”的目的，就是要挫败叶新田的隐议程；而“挺叶”的结果，就意味着叶新田隐议程的全面落实，其结果必将导致个人权力进一步的张狂，及大学理念与现有制度（虽然有待深化和改进），可能遭受进一步的破坏。
叶新田欠缺理念和公信力，无法扮演有如庄华兴所要求的“导航”的角色，已是不争的事实。其中最为突出的表征，是他本身不敢面对问题，也提不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他通过代言人只能在“枝枝节节”的问题上纠缠不清，间中还穿插一些“震惊”之类的作秀，或恫言要抖出更多的“真相”来吓唬人。一切的一切，就是围绕着一个目标：柯嘉逊一定要走！
更遭的是，他所重用的那几位在评论界颇具争议性的作者，已经成功地把他描绘成“新纪元私人有限公司”的实权大老板。新纪元事件，在他们笔下，只是简单的雇主和雇员的关系问題。他的好友黄某还进一步把这种关系比喩为主奴关系！整个事件，被定性为柯院长等人导演的一场“闹剧”，只要把柯院长奚落为一文不值的二毛子和混口饭的人，只要抬出尊重老板的“主权”，天下早就太平了！华教运动被糟蹋到这个地步，叶新田还要逞什么强呢？！
（四）几项呼吁
最后，笔者想借此机会发出几项呼吁：
1. 不论马六甲、森美兰和柔佛州三州董联会订于10月30日召开的紧急特别代表联席大会，是否順利召开，各州董联会都应果断地支持沈慕羽和张雅山两位华教元老的主张，续聘柯博士，让新纪元维持现状，着手处理各项內部矛盾，避免华教大分裂，使亲者痛，仇者快。
2. 由14位专业人士组成的所谓“独立遴选小组”不应沦为叶新田落实其隐议程的工具，串演公开征聘以迫走柯院长的闹剧。如果叶新田有尊重各位的“独立性”，就不应该把你们牵涉进新纪元的风波內，利用你们来清除柯院长，陷你们于不义。
3. 君子有道，绝对不应趁人之危。若有不慎应征者，也应暂时放弃，等到柯博士的去留问題真正获得解决之后，再做决定。有利益冲突的圈內人，为了避嫌，更不该在这个时刻应征。
4. 解鈴还需系鈴人，希望叶新田留有余地，回头是岸。否则，必须负起分裂华教的责任。
（李万千27/10/2008在马六甲新纪元事件讲座会上的讲稿）
发生在2006年董总不续聘莫泰熙事件和目前的新纪元风波，其实并不是孤立的偶发性事件。这是董总主席叶新田，经过精心部署的隐议程的全面落实，其目的就是不择手段地要把被视为其“异已”的莫、柯等坚贞华教运动领导干部及他们的支持者，从华教最高堡垒中清除出去！
这事可追溯到郭全强等董教总前領导人，在处理发生在2000/2001的诉求事件受挫后的局面。当时，董教总领导层由于被首相马哈迪医生“秋后算账”、硬套上“共产党”及“种族极端分子”的罪名，及在巫青团囂张的种族主义气焰的打压下，无法站稳立场，同意搁置7项大选诉求。此后，董教总领导人采取了去政治化的退却策略以求自保，最明显的是在2004年大选前一反过去的作法，宣布董教总在该届大选中采取中立，不提出任何诉求。结果囯阵大胜，董教总失去了它鮮明的斗争立场。
董教总转向后，加上在处理某些决策问题上产生內部分歧，当时董总主席郭全强（叶新田为署理主席）与向来关系密切的莫泰熙及柯嘉逊就开始疏远。加上年事已高，莫泰熙开始物色适当的接班人，准备退休；而柯嘉遜也曾向报界透露，有意到外囯深造。结果是郭主席以健康欠佳为理由，先行引退。
叶新田接任董总主席后，由于他的左翼背景与草根出身，曾被寄以厚望，俾重新摆正华教运动的方向及改善董教总领导人与莫、柯等人的关系。想不到叶新田有负众望，无法以大局为重，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除了缼乏鮮明的立场和方向，及与时俱进的斗争策略，叶新田也欠缼作为领导人应有的魄力、风范和气度，处事用人也常有偏颇。在这种情况下，他与莫、柯等人渐行渐远，责任也不全在莫、柯两人。但叶新田不善反思，只会一味地埋怨和责怪莫、柯等人“看不起自已”及“权力太大”等。作为领导人，叶并没有主动设法加强沟通，改善关系，而是醖酿和部署了要去掉莫、柯两人及其支持者的隐议程，分两步加以落实。
在2006年，叶新田已经成功地把老莫迫走了，也造成秘书处流失了一批年轻的干部，这是第一步。几个月前，叶再向柯院长发难，这是第二步。如果得逞，那么，他就可以做到敌人想做，但一直都做不到的事——把莫、柯及其支持者从华教的堡垒中彻底清除出去，应验了堡垒从內部攻克的说法！
（二）对付莫、柯，手法雷同
在2006年决心去掉老莫的时候，叶新田首先结集了秘书处一些不满老莫的保守力量，向外发放了很多批评莫的片面之词：说他如何迫害老干部，如何权力过大及自以为是不可被取代的等等，以打击老莫的威望和形象。但并没有具体向老莫说明他所犯的錯误，让他有答辩的机会。接着就成立人事征聘小组，干預和剥夺莫作为首席行政主任的职权。
叶新田强调老莫不肯退位。但当调解人与老莫讨论时，却发觉他同意卸任，只是强调应先解决接班人的问题，而且遴选标准应制度化和透明化。当时几位调解人都认为老莫从首席行政主任职位上退下之后，以他的能力、经验和意愿，董总应可安排另一适合的职位，让他能够在华教队伍中继续扮演他的角色！
新田最初同意，后来却不愿意安排，而且在找到接班人之前就迫不及待地要老莫离职，以三人小组取而代之。这种粗暴的处理手法，引起了秘书处一些年轻主任的不满，打击了他们的士气和造成一批人才的流失。
这次对付柯博士也是采取雷同的手法，只是重施故技，很快就引起了反弹。新纪元理事会准备成立征聘小组，以剥夺院长的职权时，就引起了院长、讲师代表、学生代表及列席主任的反对。
这才是理事会不让主任列席的真正原因，尽管主任列席是学院成立以来一向的慣例。可见，强调所谓法制，所谓理事会主权等，都是伪问题，真正的问题是叶新田要落实除掉柯博士及他的支持者的隐议程，主任列席可能会破坏他的计划。
只求目的，不择手段，就是叶的信条。于是什么学科认证问題、出现“令人不安”的财务情况、行政能力与人品问题、隐瞒申办大学“失败”等莫须有的罪名，都先后被炮制出来或加以扭曲和夸大，有的还成了有待揭发的“秘密武器”，闹得满城风雨，即使损害新纪元学院的声誉和学生的利益也在所不惜。
最荒唐的是要柯博士去“应征”院长职，而且声称这是下列两种意见的“折衷”即：（一）没有柯院长新纪元可能会垮掉；（二）质疑柯院长的行政能力和人品。顾兴光说第一种意见就好像说“没有叶新田董总就可能会垮掉”一样，根本就不能成立。第二种意见就像是“喷他一脸血”之后，才叫“柯孙子出来应征”，旨在羞辱別人。
更绝的是，柯博士若不自取其辱，将来就会被说成自动放弃，与人无尤！老莫当年就是被说成自愿离职的。由于柯博士看穿他们的脆计，所以表明接受沈张两顾问建议，愿意留下来继续服务，但不会重新应征，却被说成“不合逻辑”！
（三）四面楚歌
事情的演变令人焦虑，不少华教元老、法律顾问、前领导、现有领导、华总、校友联总，留台联总、留华同学会，吉隆坡教师公会、各华团和公民团体，甚至越来越多的州董联会都支持沈慕羽和张雅山两华教元老的主张，吁请新纪元维持原状，续聘院长，着手处理各项內部矛盾。
更重要的是，除了24名主任、讲师代表和学生代表力挺柯院长继续担任院长之外，29名新院讲师也发表了联署文告：“吁请董事会以恢复家长信心、稳定校务、顺畅交接、恢复董事会威信为前提，在现阶段继续聘请柯院长直到提出令院内教职员与学生接受的人选和方案为止。” 学生会也曾发表文告乐观看待董事会需要柯院长的服务。相信大多数新院学生也会欢迎柯院长继续主持院务。
另一方面，理事会成员张光明博士在一个讲座会上，公然炮轰柯嘉逊院长，对他作出各种指责。在场的柯院长两度向他发出挑战：向听众播放有关理事会议的录音，如果证实张博士的指责属实，他愿意立即辞去院长的职位。但若张博士的指责与录音所显示的事实不符，那么，张博士也必须辞职。
张博士竟然做了“缩头乌龟”，让自己的人格在出席听众的见证下，彻底破产。柯博士曾就此事要求理事会主持公道，但不受理会，显示理事会欠缺面对问题的道义力量和公信力。
董总总务高銘良，也是这次倒柯的急先鋒和主要发言人之一。由于他的所作所为不为马六甲董联会所认同，结果在最近改选中被拉下马，他在董总的代表权也接着被取代。
董总的另一位主要发言人，即其署理主席及吉隆坡尊孔董事长邹寿汉，由于偏袒倒吴建成校长（他是支持柯博士续任的）的无理取闹事件，引起反弹，在改选时也和尊孔署理主席叶新田一齐落选。董总前领导人黄仕寿、刘錫通、苏林邦、陈松生及蔡庆文等甚至联名吁请叶新田自动引退。
在这种四面楚歌的情况下，叶新田还是要蛮干到底，他到底想把董教总带去那里呢？
（五）改革与转型的契机
学者庄华兴指出，新院事件凸显了华教运动转型的困境和契机。他说，在这个十字路口上，一些领导人无法适应转型的需求进而抓狂（amok）。他们心里十分失落，只能单方表述，就枝枝节节的问题大做文章，斗臭斗滥。因此，他认为，在这个历史转捩点上，不是破鏡重圓的问题，而是必须面对转型的矛盾和对立。华教领导应当有勇气担当推动转型的角色。谁能提出建设性策略，谁就是领航者，没有永远不变的最高领导人。
其他评论者如黄进发、傅向红等也强调办学理念和制度化及制度改革的重要性。进发指出双方根本的分歧，在于董事部与行政人员的组织关系与权力分配。向红批评原有关鍵的管理制度争议，已转成了人事斗争，并归因于权力张狂，大学理念缺席。这些都不无道理。
但若把“保柯”或“挺叶”都简单地嗤之为纯粹的“人事斗争”，各打50大板，只把目光紧釘在脫离了具体的“人”或“事”的、抽象的“理念”和“制度”上，那也可能是脫离实际的作法。
因为任何理念的落实或缺席，制度的建立或破坏，都离不开具体的“人”和“事”。換句话说，“保柯”的目的，就是要挫败叶新田的隐议程；而“挺叶”的结果，就意味着叶新田隐议程的全面落实，其结果必将导致个人权力进一步的张狂，及大学理念与现有制度（虽然有待深化和改进），可能遭受进一步的破坏。
叶新田欠缺理念和公信力，无法扮演有如庄华兴所要求的“导航”的角色，已是不争的事实。其中最为突出的表征，是他本身不敢面对问题，也提不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他通过代言人只能在“枝枝节节”的问题上纠缠不清，间中还穿插一些“震惊”之类的作秀，或恫言要抖出更多的“真相”来吓唬人。一切的一切，就是围绕着一个目标：柯嘉逊一定要走！
更遭的是，他所重用的那几位在评论界颇具争议性的作者，已经成功地把他描绘成“新纪元私人有限公司”的实权大老板。新纪元事件，在他们笔下，只是简单的雇主和雇员的关系问題。他的好友黄某还进一步把这种关系比喩为主奴关系！整个事件，被定性为柯院长等人导演的一场“闹剧”，只要把柯院长奚落为一文不值的二毛子和混口饭的人，只要抬出尊重老板的“主权”，天下早就太平了！华教运动被糟蹋到这个地步，叶新田还要逞什么强呢？！
（四）几项呼吁
最后，笔者想借此机会发出几项呼吁：
1. 不论马六甲、森美兰和柔佛州三州董联会订于10月30日召开的紧急特别代表联席大会，是否順利召开，各州董联会都应果断地支持沈慕羽和张雅山两位华教元老的主张，续聘柯博士，让新纪元维持现状，着手处理各项內部矛盾，避免华教大分裂，使亲者痛，仇者快。
2. 由14位专业人士组成的所谓“独立遴选小组”不应沦为叶新田落实其隐议程的工具，串演公开征聘以迫走柯院长的闹剧。如果叶新田有尊重各位的“独立性”，就不应该把你们牵涉进新纪元的风波內，利用你们来清除柯院长，陷你们于不义。
3. 君子有道，绝对不应趁人之危。若有不慎应征者，也应暂时放弃，等到柯博士的去留问題真正获得解决之后，再做决定。有利益冲突的圈內人，为了避嫌，更不该在这个时刻应征。
4. 解鈴还需系鈴人，希望叶新田留有余地，回头是岸。否则，必须负起分裂华教的责任。
（李万千27/10/2008在马六甲新纪元事件讲座会上的讲稿）
Friday, December 21, 2007
我国当前的局势
（一）从巫统2007年大会谈起
巫统第58届大会已经在2007年11月5-9日召开。 由于巫统至今仍旧是掌控着国家局势的主导力量，因此谈论我国当前的局势由巫统大会谈起，应该是恰当的。
众所周知，在巫统“一党独大”的政治现实下，国阵的许多重大决策，都是在巫统大会上提出或定调的。每周的内阁会议，不外是在巫统领袖意愿的主宰下，形式上的“协商”而已，所以有“越‘协’越‘伤’”的嘲讽。我国的国会，则早已沦为国阵立法的“树胶印”—— 长期控制超过国会三分之二议席的国阵，不要说通过立法，就是想修改宪法，也是易如反掌的事。这就是长期以来, 巫统如此“狂妄”和“傲慢”的真正原因。
这次巫统大会，为了缓和非马来人的不满及面对即将来临的大选，种族主义的叫嚣略为收敛，伪善和黄色笑话间或取代了种族的激情。特别是首相阿都拉的政策演词被认为是较为“温和”与“平衡”———例如承诺不会狭隘地诠释回教并反对一切形式的暴力文化；为了全民而发展经济走廊或特区；保证巫统决不违反社会契约；认为马来剑也是用来自卫和保护朋友的；及承认我国面对包括罪案、宗教和种族关系等隐忧。
其实，这些较为“开明的言论”都有它们的前提：例如继续强调提升回教的地位、警告（巫统定义的）“社会契约”不容挑战、坦言经济走廊/特区为马来人议程服务、及为希山慕丁三度举剑的狂妄行为辩护等。因此，巫统实质上还是摆脱不了马来中心主义和土著主义的主导思想，尤以下列各项言论最为明显：
1. 党控制政府，而不是政府控制党: 巫统副主席慕希丁在接受马来前锋报(5/11/2007)的专访时重申已故敦拉查关于 “党控制政府, 而不是政府控制党” 的“马来人（巫统）当家” (Ketuanan Melayu)的既定政策, 暴露了国阵 “分享政权” 的实质。
2. 民族国家的四大支柱：慕希丁指出马来特权、国语和回教的地位、君主立宪是民族国家（Bangsa Negara）的四大支柱，对马来人来说这是十分重要及不可妥协的。换句话说，巫统实际上并没有放弃它的马来中心主义同化政策的隐议程, 即： “一个国家（Negara Islam）、一个民族（Bangsa Malaysia）、一种语文( Bahasa Melayu)” 。
3. 亮剑已成为巫统大会的传统：巫青团长希山慕丁第三度（2005、2006、2007）在巫统大会上亮剑，他的副手凯里强调不敢亮剑就是“民族叛徒”，首相阿都拉则以亮剑是自卫和保护盟友来认可这项极具挑衅性的行径。副首相纳吉则以武吉斯人（Orang Bugis）解决问题的三个法宝：即诉诸谈判（melalui Hujung Lidah）、 诉诸婚姻（melalui Hujung Anunya） 及诉诸暴力（melalui Hujung Keris），来表明不排除最终诉诸暴力的可能性。
4. 经济领域里的马来人议程：纳吉坦言，马来人议程是巫统最主要的议程，只要巫统存在的一天，就会始终不懈地为它奋斗。在经济领域里，它继续以马来人只占18.9%股权，未达致新经济政策马来人占30%股权的目标为藉口（EPU：18.9%、 Dr Fazilah 1997年：33.7%、2005 Asli 研究报告：45%、2006年财政部：36.64 %），继续落实各项马来议程，以延续新经济政策。除了第九大马计划，五个经济走廊和特区都强调马来人议程，而50家政府关联公司（GLCs，Khazanah Nasional, MoF Inc. KWSP, Bank Negara，Petronas, Tenaga National，Sime Darby，Proton等为其荦荦大者）则被赋予扶持马来工商企业和增加马来企业家的重任。
5. 教育领域里的马来人议程：纳吉在他的讲词中提到玛拉工艺大学（UiTM）正在许多地方（包括Kuala Pilah, Puncak Alam, Sungai Buloh, Tapah, Bukit Besi, Bertam, Johor Baru, Melaka, 及Kota Baru等地）大兴土木，建立分校，以及授以特许权（franchise）与22间学院合作，以期到2010年时，该大学的学生人数将达到20万人（目前政府大学的学生总数约为33万人）。此外，巫统也特地为马来子弟设立了敦阿都拉查大学(Unitar)，它的课程将专注于训练马来行政主管与企业人才。目前它正与美国著名企管教育学院Babson College 合作，草拟它的课程纲要，准备在2010年在两个校园收生3，000人。
6. 缺乏人民议程：巫统在强调马来人议程的同时，却忽略了（或轻描淡写）一些极其重要的人民议程：如越来越严重的贪污、朋党和群带问题，犯罪问题，言论与集会自由问题，司法独立问题，选举改革问题，恶法及人权受侵犯问题，物价高涨问题，民族关系与宗教关系问题，贫富两极化问题等等。
7. 凯里的两点建议:首相的女婿凯里的言论, 特别是有关英语教数理若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 就应回到原点; 及应检讨每年高达350亿的汽油津贴；倍受各有关方面的重视。因为以他目前在党内的特殊地位，这两项建议都具有政策性转向的预告或试探作用。
8. 对净选盟（Bersih）10万人大集会的强烈反应：对11月10日净选盟组织的10万人大集会，凯里叫嚣逮捕它的组织者，首相则发出“不要向我挑战！”（Saya pantang dicabar!）的强烈警告，预示了加以镇压的决心。
（二）我国政局演变的历史回顾
不懂得历史，就无法认识现在和展望将来。因此，有必要简略地回顾一下我国政局演变的主要历程：
1. 武装斗争失败及左翼运动式微：我国民族民主革命/改革的进程，虽然经历了超过半个世纪的复杂与曲折的斗争，至今尚未完成。一方面，英帝一手扶植的、以巫统为主体的联盟/国阵政权，继承了英帝的衣钵，以暴力镇压（通过国家机器与各项恶法）与议会欺骗的两手策略，自独立后延续了50/44年（马来亚/马来西亚）的种族主义极权统治。另一方面，马来亚与北加里曼丹两地反殖、反封建的革命武装斗争，分别在1989与1990通过和谈结束。武装斗争的失败、革命组织的解体、左翼党团的被全面镇压，加上国际思潮的剧变与意识形态的混乱等，导至我国左翼运动的式微。革命武装斗争的失败及公开阵线上左翼运动的式微，相信与我国民主进程的停滞不前不无关系。
2. 1960年代，社阵被全面镇压：我国的议会制度，是英殖民主义者在取缔了马共和它的统战组织之后，为了“合法化”它一手扶植起来的联盟傀儡政权而炮制出来的“假民主”。在诸多恶法和不民主选举制度下，我国的选民实际上并不曾享有自由与公正的选举权。人民社会主义阵线（简称社阵，1957-1965）作为我国独立后第一个强大的反对党联合阵线，在1960年代它在议会斗争方面，曾经取得不俗的成绩：获得乔治市、文冬、芙蓉、马六甲、居銮和新山等市议会及全国20多个地方议会的执政权。1959年大选取得8国16州议席的佳绩，1964年联盟利用马印对抗事件污蔑社阵“通敌卖国”，导致社阵惨败，只得2国8州议席。社阵在被全面镇压后（数以百计的领袖和干部不断在内安法令下被捕和拘留，许多支部和分部被封，唐保光、王忠、林顺成等烈士被杀害），被迫杯葛1969年大选。社阵的历史，具体地说明了若没有自由与公平的选举制度，议会斗争的道路是行不通的。此外，斗争路线的错误，也给左翼带来很大的损害。
3. 两线制与替阵的挫败：两线制（1986-1995）由华团民权委员会倡议。1990年反阵和1999年替阵的出现，都和巫统内部权力斗争导至的分裂有关。因此，它们并不像社阵一样，是基于共同的政治原则和理想、较为牢固的联盟，而是某种鬆懈的、权宜性的竞选伙伴。反阵以46精神党为主导，横跨“回教徒团结阵线”和“人民阵线”。竞选失败后（1990年46精神党取得8国14州议席，1995年只得6国12州），东姑拉沙里就现出机会主义的原形，率众重返巫统。替阵在1999年虽然组成了单一的阵线，整体上取得了可观的成绩（取得约44%的选票），行动党由于失利（参选44国86州，只胜10国11州，3巨头落败），后悔为回教党所累，遂于2001年911事件过后退出替阵。回教党大胜后（参选62国236州，获胜27国98州，执政吉兰丹和丁加奴）就自我膨胀，不顾盟友的感受推行回教化政策。受挫的公正党（参选60国69州，只胜5国4州）夹在中间，两面不讨好。2004年第12届全国大选，是在“烈火莫熄”运动基本上被镇压后举行，国阵以64%的选票赢得90%的席位（219席中的199席），替阵士气大挫（公正党参选59国124州，只得1国，几乎全军覆没；回教党参选84国262州，只胜6国36，而且痛失丁州政权。）行动党自行其是，成绩略有起色，得12国15州。
4. 开拓新的战略取向和格局：事实证明，社阵、两线政治和替阵的失败都不是偶然的。它涉及我国议会制度的不民主和欺骗性、国家机器和恶法的镇压、媒体的全面控制、金钱政治的泛滥等。此外，种族主义的政治思想、组织和运作方式，不但主导了联盟/国阵，实际上也在不同程度上约制着在野党。如果反对党联合阵线不能在政治思想、组织和运作方式上摆脱国阵的种族主义模式和促使当局废除各项不民主的法令和进行选举制度的改革，那么即使是权宜性地结盟，也不可能出现什么大格局。因此，替阵急需开拓新的战略取向和格局，尤其是组织和动员人民力量，迫使当局废除各种恶法和进行选举改革，确保更加自由与公平的选举；以多元、民主、自由、公正与进步的共同纲领，取代朝野的种族和宗教政治，让人民有所选择。
（四）我国当前局势的一些特点
综合观之，我国当前时局有以下一些特点：
1. 国阵/巫统政权日益腐败，丑态百出：《当今大马》主编颜重庆说，现在是新闻工作者的“黄金时期”，因为许多大课题接二连三地“爆发”出来，不愁没有‘热门’课题可以报导。目前，“蒙古女郎丑闻”还在审讯，“林甘录影带（Lingam Tape） 司法丑闻”就闹到满城风雨，接着又暴发了两场万人大示威，真是愈演愈烈。
2. 国阵成员党内部矛盾加剧：巫统坚持“以党控制政府”、在政策层面的“一意孤行”—— 如片面宣布我国为“回教国”、数理以英文作为教学媒介、延续新经济政策等，显示了“马来人当家”的傲慢和霸道，使国阵“分享政权”的许诺，沦为空话。“9名内阁部长收回致给首相关于修改宪法121（1A）条文的备忘录”事件、高教部长替翁诗杰向教育部长事件及“三度举剑”事件等，使国阵其他成员党受到公开羞辱。马华、民政、人联、国大党等种族性政党，在本族群面前抬不起头来。
3. 贪污腐化更形猖獗：首相阿都拉上台之后，给人以他将大刀阔斧地反贪污的假象。可是随着反贪污局立案调查的18条“大白鲨”杳无音讯，他与老马互揭谁的孩子获得更多政府合约，一连几年政府稽查报告所揭露的贪污滥权行为并未受到认真的调查和对付，国防部买军火和战斗机涉及的丑闻，国安部、警察首长及反贪污局首长、教育部官员、公共工程局官员及交通局官员涉及滥权贪污的例子越来越严重，而且无孔不入。
4. 全面控制主流传媒, 企图管制网络媒体和博客：国阵政府通过官方或执政党控制的传媒，及出版与印刷法令、煽动法令和官方机密法令等全面控制主流传媒，副国安部长胡亚桥就曾承认由于管制媒体而被称为“太上编辑”。近来，当局还企图迫害知名的博客（如黄泉安、蔡添强，陈仁义及黄明治等）, 以达到管制博客的目的。在网络时代，这项倒行逆施是注定要失败的。现在在网络媒体和国际媒体的冲击下，主流媒体变得十分可笑，例如净选盟的数万人大示威，主流媒体只准刊登交通堵塞的相片！
5. 巫统推行回教化政策：在与回教党竞争回教化方面，巫统除了宣布我国已经是一个“回教国家”之外，在司法方面，还让回教法庭的权限侵犯高庭权限的事件发生 （例如M Moorthy 案、及 Marimuthu-Raimah Bibi案等），使到宪法第11条款赋予人民的宗教信仰的权利受到侵犯（Article 11: 1. Every person has the right to profess and practice his religion and, subject of Clause (4), to propagate it.）。一些开明的非政府组织，就建议修改宪法第121(1A)条款（Article 121(1A): The courts referred to in Clause (1) shall have no jurisdiction in respect of any matter within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Syariah courts）使高庭与回教法庭各自的权限更为明确，此举却引起了回教团体的激烈反对，结果半途而廢。而一个称为“Article 11” 的维护宗教自由的团体，所进行的系列讲座会，则由于受到回教非政府组织的干扰而被令停止有关的活动。此外，筹组各宗教委员会（IFC）的努力也被迫放弃。
6. 我国司法公正荡然无存：由于林甘录影带（Lingam Tape） 的广泛传播及律师公会在2007年9月26日发动2，000人参与的“公正之行”（Walk for Justice）, 领导舆论要求成立皇家调查庭调查有关丑闻。（政府在舆论压力下，已经同意成立皇家调查庭，唯它的权限尚有待确定）。现在，人民已经知道首相（当时是马哈迪医生）如何通过他的朋党，物色和安排“效忠”的人选，由首相向元首推荐，由元首委以司法高职，使司法沦为首相及其朋党的“工具”。
7. “烈火莫熄”第二波？2007年11月10净选盟（Bersih）所组织的要求选举改革的约4万人大集会及11月25日兴都权益行动力量（Hindu Rights Action Force, 简称Hindraf）所发动的约3万人大集会都是在被宣布为非法及镇压下成功举行。在短短的两个星期内连续发生两场这样大规模及激烈的街头斗争，在我国历史上还是很少见的。虽然前者以马来人/回教徒为主，后者则几乎全是印度人/兴都教徒，但两者的参与者，对政府都存有很大的不满，而且都得到国际传媒（如CNN，BBC，Al Jazeera和youtube等）和本地网络媒体（如malaysiakini, merdeka review，malaysia today及newskini等）广泛报导或转载。另一特色是，两者都有颜色的认同，净选盟认同“黄色”，兴都权益则选择“橙色”，可能透露出一些背景讯息。首相警告将以内安法令对付非法集会者，说明了他们内心的恐惧。如何看待这两场大示威，特别是Hindraf的骤然崛起，将成为时评的焦点。
8. 对第12届全国大选的预估：如果以2004年大选以来的5 场州议席补选，国阵5战皆捷（Kuala Berang, 对垒回教党，多数票2059; Pangkalan Pasir , 对垒回教党，多数票134; Batu Talam, 对垒独立人士，多数票5857; Machap, 对垒行动党，多数票4081; Ijok, 对垒公正党，多数票1850）来看，国阵还是占了整体的优势。但近来局势的迅猛发展，可能打乱了国阵的阵脚。一般上的感觉，行动党在本届应有较好的成绩；而公正党也有望赢回1999年所取得的成绩（该党若无较大的突破，将面临生存的考验）；但回教党要重现1999年的辉煌，恐怕就不太容易了！
（五）尾声 —— 焕发出生命的“余晖”
从以上的具体分析中，可见各党团和非政府组织仍旧在歧异中模索着我国民主改革的进程和道路。看来“路在何方”的困惑仍然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最近两场在镇压下成功举行的数万人大集会，可能显示了当前我国民主革新运动的新动向和契机，但也潜伏着被种族化和宗教化的政治危机（特别是兴都权益行动力量的斗争方式） —— 目前的局势，和1987年茅草行动之前的局势是否有点类似？无论如何，必须提高警惕，防止别有用心者利用宗教和种族情绪，挑起社会的不安和动乱，以达到趁机镇压和瓦解民主改革力量的目的。
最后，愿以：“焕发出生命的‘余晖’，继续为我国民主改革的事业作出贡献！”与各位老友共勉之。（本文为2007年12月9日在砂中区友谊协会10周年纪念时势论坛上的讲稿）
巫统第58届大会已经在2007年11月5-9日召开。 由于巫统至今仍旧是掌控着国家局势的主导力量，因此谈论我国当前的局势由巫统大会谈起，应该是恰当的。
众所周知，在巫统“一党独大”的政治现实下，国阵的许多重大决策，都是在巫统大会上提出或定调的。每周的内阁会议，不外是在巫统领袖意愿的主宰下，形式上的“协商”而已，所以有“越‘协’越‘伤’”的嘲讽。我国的国会，则早已沦为国阵立法的“树胶印”—— 长期控制超过国会三分之二议席的国阵，不要说通过立法，就是想修改宪法，也是易如反掌的事。这就是长期以来, 巫统如此“狂妄”和“傲慢”的真正原因。
这次巫统大会，为了缓和非马来人的不满及面对即将来临的大选，种族主义的叫嚣略为收敛，伪善和黄色笑话间或取代了种族的激情。特别是首相阿都拉的政策演词被认为是较为“温和”与“平衡”———例如承诺不会狭隘地诠释回教并反对一切形式的暴力文化；为了全民而发展经济走廊或特区；保证巫统决不违反社会契约；认为马来剑也是用来自卫和保护朋友的；及承认我国面对包括罪案、宗教和种族关系等隐忧。
其实，这些较为“开明的言论”都有它们的前提：例如继续强调提升回教的地位、警告（巫统定义的）“社会契约”不容挑战、坦言经济走廊/特区为马来人议程服务、及为希山慕丁三度举剑的狂妄行为辩护等。因此，巫统实质上还是摆脱不了马来中心主义和土著主义的主导思想，尤以下列各项言论最为明显：
1. 党控制政府，而不是政府控制党: 巫统副主席慕希丁在接受马来前锋报(5/11/2007)的专访时重申已故敦拉查关于 “党控制政府, 而不是政府控制党” 的“马来人（巫统）当家” (Ketuanan Melayu)的既定政策, 暴露了国阵 “分享政权” 的实质。
2. 民族国家的四大支柱：慕希丁指出马来特权、国语和回教的地位、君主立宪是民族国家（Bangsa Negara）的四大支柱，对马来人来说这是十分重要及不可妥协的。换句话说，巫统实际上并没有放弃它的马来中心主义同化政策的隐议程, 即： “一个国家（Negara Islam）、一个民族（Bangsa Malaysia）、一种语文( Bahasa Melayu)” 。
3. 亮剑已成为巫统大会的传统：巫青团长希山慕丁第三度（2005、2006、2007）在巫统大会上亮剑，他的副手凯里强调不敢亮剑就是“民族叛徒”，首相阿都拉则以亮剑是自卫和保护盟友来认可这项极具挑衅性的行径。副首相纳吉则以武吉斯人（Orang Bugis）解决问题的三个法宝：即诉诸谈判（melalui Hujung Lidah）、 诉诸婚姻（melalui Hujung Anunya） 及诉诸暴力（melalui Hujung Keris），来表明不排除最终诉诸暴力的可能性。
4. 经济领域里的马来人议程：纳吉坦言，马来人议程是巫统最主要的议程，只要巫统存在的一天，就会始终不懈地为它奋斗。在经济领域里，它继续以马来人只占18.9%股权，未达致新经济政策马来人占30%股权的目标为藉口（EPU：18.9%、 Dr Fazilah 1997年：33.7%、2005 Asli 研究报告：45%、2006年财政部：36.64 %），继续落实各项马来议程，以延续新经济政策。除了第九大马计划，五个经济走廊和特区都强调马来人议程，而50家政府关联公司（GLCs，Khazanah Nasional, MoF Inc. KWSP, Bank Negara，Petronas, Tenaga National，Sime Darby，Proton等为其荦荦大者）则被赋予扶持马来工商企业和增加马来企业家的重任。
5. 教育领域里的马来人议程：纳吉在他的讲词中提到玛拉工艺大学（UiTM）正在许多地方（包括Kuala Pilah, Puncak Alam, Sungai Buloh, Tapah, Bukit Besi, Bertam, Johor Baru, Melaka, 及Kota Baru等地）大兴土木，建立分校，以及授以特许权（franchise）与22间学院合作，以期到2010年时，该大学的学生人数将达到20万人（目前政府大学的学生总数约为33万人）。此外，巫统也特地为马来子弟设立了敦阿都拉查大学(Unitar)，它的课程将专注于训练马来行政主管与企业人才。目前它正与美国著名企管教育学院Babson College 合作，草拟它的课程纲要，准备在2010年在两个校园收生3，000人。
6. 缺乏人民议程：巫统在强调马来人议程的同时，却忽略了（或轻描淡写）一些极其重要的人民议程：如越来越严重的贪污、朋党和群带问题，犯罪问题，言论与集会自由问题，司法独立问题，选举改革问题，恶法及人权受侵犯问题，物价高涨问题，民族关系与宗教关系问题，贫富两极化问题等等。
7. 凯里的两点建议:首相的女婿凯里的言论, 特别是有关英语教数理若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 就应回到原点; 及应检讨每年高达350亿的汽油津贴；倍受各有关方面的重视。因为以他目前在党内的特殊地位，这两项建议都具有政策性转向的预告或试探作用。
8. 对净选盟（Bersih）10万人大集会的强烈反应：对11月10日净选盟组织的10万人大集会，凯里叫嚣逮捕它的组织者，首相则发出“不要向我挑战！”（Saya pantang dicabar!）的强烈警告，预示了加以镇压的决心。
（二）我国政局演变的历史回顾
不懂得历史，就无法认识现在和展望将来。因此，有必要简略地回顾一下我国政局演变的主要历程：
1. 武装斗争失败及左翼运动式微：我国民族民主革命/改革的进程，虽然经历了超过半个世纪的复杂与曲折的斗争，至今尚未完成。一方面，英帝一手扶植的、以巫统为主体的联盟/国阵政权，继承了英帝的衣钵，以暴力镇压（通过国家机器与各项恶法）与议会欺骗的两手策略，自独立后延续了50/44年（马来亚/马来西亚）的种族主义极权统治。另一方面，马来亚与北加里曼丹两地反殖、反封建的革命武装斗争，分别在1989与1990通过和谈结束。武装斗争的失败、革命组织的解体、左翼党团的被全面镇压，加上国际思潮的剧变与意识形态的混乱等，导至我国左翼运动的式微。革命武装斗争的失败及公开阵线上左翼运动的式微，相信与我国民主进程的停滞不前不无关系。
2. 1960年代，社阵被全面镇压：我国的议会制度，是英殖民主义者在取缔了马共和它的统战组织之后，为了“合法化”它一手扶植起来的联盟傀儡政权而炮制出来的“假民主”。在诸多恶法和不民主选举制度下，我国的选民实际上并不曾享有自由与公正的选举权。人民社会主义阵线（简称社阵，1957-1965）作为我国独立后第一个强大的反对党联合阵线，在1960年代它在议会斗争方面，曾经取得不俗的成绩：获得乔治市、文冬、芙蓉、马六甲、居銮和新山等市议会及全国20多个地方议会的执政权。1959年大选取得8国16州议席的佳绩，1964年联盟利用马印对抗事件污蔑社阵“通敌卖国”，导致社阵惨败，只得2国8州议席。社阵在被全面镇压后（数以百计的领袖和干部不断在内安法令下被捕和拘留，许多支部和分部被封，唐保光、王忠、林顺成等烈士被杀害），被迫杯葛1969年大选。社阵的历史，具体地说明了若没有自由与公平的选举制度，议会斗争的道路是行不通的。此外，斗争路线的错误，也给左翼带来很大的损害。
3. 两线制与替阵的挫败：两线制（1986-1995）由华团民权委员会倡议。1990年反阵和1999年替阵的出现，都和巫统内部权力斗争导至的分裂有关。因此，它们并不像社阵一样，是基于共同的政治原则和理想、较为牢固的联盟，而是某种鬆懈的、权宜性的竞选伙伴。反阵以46精神党为主导，横跨“回教徒团结阵线”和“人民阵线”。竞选失败后（1990年46精神党取得8国14州议席，1995年只得6国12州），东姑拉沙里就现出机会主义的原形，率众重返巫统。替阵在1999年虽然组成了单一的阵线，整体上取得了可观的成绩（取得约44%的选票），行动党由于失利（参选44国86州，只胜10国11州，3巨头落败），后悔为回教党所累，遂于2001年911事件过后退出替阵。回教党大胜后（参选62国236州，获胜27国98州，执政吉兰丹和丁加奴）就自我膨胀，不顾盟友的感受推行回教化政策。受挫的公正党（参选60国69州，只胜5国4州）夹在中间，两面不讨好。2004年第12届全国大选，是在“烈火莫熄”运动基本上被镇压后举行，国阵以64%的选票赢得90%的席位（219席中的199席），替阵士气大挫（公正党参选59国124州，只得1国，几乎全军覆没；回教党参选84国262州，只胜6国36，而且痛失丁州政权。）行动党自行其是，成绩略有起色，得12国15州。
4. 开拓新的战略取向和格局：事实证明，社阵、两线政治和替阵的失败都不是偶然的。它涉及我国议会制度的不民主和欺骗性、国家机器和恶法的镇压、媒体的全面控制、金钱政治的泛滥等。此外，种族主义的政治思想、组织和运作方式，不但主导了联盟/国阵，实际上也在不同程度上约制着在野党。如果反对党联合阵线不能在政治思想、组织和运作方式上摆脱国阵的种族主义模式和促使当局废除各项不民主的法令和进行选举制度的改革，那么即使是权宜性地结盟，也不可能出现什么大格局。因此，替阵急需开拓新的战略取向和格局，尤其是组织和动员人民力量，迫使当局废除各种恶法和进行选举改革，确保更加自由与公平的选举；以多元、民主、自由、公正与进步的共同纲领，取代朝野的种族和宗教政治，让人民有所选择。
（四）我国当前局势的一些特点
综合观之，我国当前时局有以下一些特点：
1. 国阵/巫统政权日益腐败，丑态百出：《当今大马》主编颜重庆说，现在是新闻工作者的“黄金时期”，因为许多大课题接二连三地“爆发”出来，不愁没有‘热门’课题可以报导。目前，“蒙古女郎丑闻”还在审讯，“林甘录影带（Lingam Tape） 司法丑闻”就闹到满城风雨，接着又暴发了两场万人大示威，真是愈演愈烈。
2. 国阵成员党内部矛盾加剧：巫统坚持“以党控制政府”、在政策层面的“一意孤行”—— 如片面宣布我国为“回教国”、数理以英文作为教学媒介、延续新经济政策等，显示了“马来人当家”的傲慢和霸道，使国阵“分享政权”的许诺，沦为空话。“9名内阁部长收回致给首相关于修改宪法121（1A）条文的备忘录”事件、高教部长替翁诗杰向教育部长事件及“三度举剑”事件等，使国阵其他成员党受到公开羞辱。马华、民政、人联、国大党等种族性政党，在本族群面前抬不起头来。
3. 贪污腐化更形猖獗：首相阿都拉上台之后，给人以他将大刀阔斧地反贪污的假象。可是随着反贪污局立案调查的18条“大白鲨”杳无音讯，他与老马互揭谁的孩子获得更多政府合约，一连几年政府稽查报告所揭露的贪污滥权行为并未受到认真的调查和对付，国防部买军火和战斗机涉及的丑闻，国安部、警察首长及反贪污局首长、教育部官员、公共工程局官员及交通局官员涉及滥权贪污的例子越来越严重，而且无孔不入。
4. 全面控制主流传媒, 企图管制网络媒体和博客：国阵政府通过官方或执政党控制的传媒，及出版与印刷法令、煽动法令和官方机密法令等全面控制主流传媒，副国安部长胡亚桥就曾承认由于管制媒体而被称为“太上编辑”。近来，当局还企图迫害知名的博客（如黄泉安、蔡添强，陈仁义及黄明治等）, 以达到管制博客的目的。在网络时代，这项倒行逆施是注定要失败的。现在在网络媒体和国际媒体的冲击下，主流媒体变得十分可笑，例如净选盟的数万人大示威，主流媒体只准刊登交通堵塞的相片！
5. 巫统推行回教化政策：在与回教党竞争回教化方面，巫统除了宣布我国已经是一个“回教国家”之外，在司法方面，还让回教法庭的权限侵犯高庭权限的事件发生 （例如M Moorthy 案、及 Marimuthu-Raimah Bibi案等），使到宪法第11条款赋予人民的宗教信仰的权利受到侵犯（Article 11: 1. Every person has the right to profess and practice his religion and, subject of Clause (4), to propagate it.）。一些开明的非政府组织，就建议修改宪法第121(1A)条款（Article 121(1A): The courts referred to in Clause (1) shall have no jurisdiction in respect of any matter within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Syariah courts）使高庭与回教法庭各自的权限更为明确，此举却引起了回教团体的激烈反对，结果半途而廢。而一个称为“Article 11” 的维护宗教自由的团体，所进行的系列讲座会，则由于受到回教非政府组织的干扰而被令停止有关的活动。此外，筹组各宗教委员会（IFC）的努力也被迫放弃。
6. 我国司法公正荡然无存：由于林甘录影带（Lingam Tape） 的广泛传播及律师公会在2007年9月26日发动2，000人参与的“公正之行”（Walk for Justice）, 领导舆论要求成立皇家调查庭调查有关丑闻。（政府在舆论压力下，已经同意成立皇家调查庭，唯它的权限尚有待确定）。现在，人民已经知道首相（当时是马哈迪医生）如何通过他的朋党，物色和安排“效忠”的人选，由首相向元首推荐，由元首委以司法高职，使司法沦为首相及其朋党的“工具”。
7. “烈火莫熄”第二波？2007年11月10净选盟（Bersih）所组织的要求选举改革的约4万人大集会及11月25日兴都权益行动力量（Hindu Rights Action Force, 简称Hindraf）所发动的约3万人大集会都是在被宣布为非法及镇压下成功举行。在短短的两个星期内连续发生两场这样大规模及激烈的街头斗争，在我国历史上还是很少见的。虽然前者以马来人/回教徒为主，后者则几乎全是印度人/兴都教徒，但两者的参与者，对政府都存有很大的不满，而且都得到国际传媒（如CNN，BBC，Al Jazeera和youtube等）和本地网络媒体（如malaysiakini, merdeka review，malaysia today及newskini等）广泛报导或转载。另一特色是，两者都有颜色的认同，净选盟认同“黄色”，兴都权益则选择“橙色”，可能透露出一些背景讯息。首相警告将以内安法令对付非法集会者，说明了他们内心的恐惧。如何看待这两场大示威，特别是Hindraf的骤然崛起，将成为时评的焦点。
8. 对第12届全国大选的预估：如果以2004年大选以来的5 场州议席补选，国阵5战皆捷（Kuala Berang, 对垒回教党，多数票2059; Pangkalan Pasir , 对垒回教党，多数票134; Batu Talam, 对垒独立人士，多数票5857; Machap, 对垒行动党，多数票4081; Ijok, 对垒公正党，多数票1850）来看，国阵还是占了整体的优势。但近来局势的迅猛发展，可能打乱了国阵的阵脚。一般上的感觉，行动党在本届应有较好的成绩；而公正党也有望赢回1999年所取得的成绩（该党若无较大的突破，将面临生存的考验）；但回教党要重现1999年的辉煌，恐怕就不太容易了！
（五）尾声 —— 焕发出生命的“余晖”
从以上的具体分析中，可见各党团和非政府组织仍旧在歧异中模索着我国民主改革的进程和道路。看来“路在何方”的困惑仍然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最近两场在镇压下成功举行的数万人大集会，可能显示了当前我国民主革新运动的新动向和契机，但也潜伏着被种族化和宗教化的政治危机（特别是兴都权益行动力量的斗争方式） —— 目前的局势，和1987年茅草行动之前的局势是否有点类似？无论如何，必须提高警惕，防止别有用心者利用宗教和种族情绪，挑起社会的不安和动乱，以达到趁机镇压和瓦解民主改革力量的目的。
最后，愿以：“焕发出生命的‘余晖’，继续为我国民主改革的事业作出贡献！”与各位老友共勉之。（本文为2007年12月9日在砂中区友谊协会10周年纪念时势论坛上的讲稿）
Friday, October 12, 2007
死无葬身之地
【知己知彼／李万千专栏】人与动物的区别之一，是人死之后，必须有葬身之地；而动物则天生天葬，无需料理后事。这大概是拜人类的进化和文明所赐罢！因此，即使是战死在战场上的士兵，其遗体一般上也会就地或被运回家乡安葬，让他们的亲属和子孙后代，有个祭拜和追思的场所。
尽管这样，“死无葬身之地”的事时常还是会发生，因为野蛮往往和文明并存，有时还会驾凌文明之上。因此，践踏人权、人伦或人类基本尊严的事件，无时无刻不在世界各地发生，在我国也不例外。
大家都知道，马来亚共产党（马共）为了抗日、争取国家独立及它的宪制地位，进行了近半个世纪（1942-1945，1948-1989）的武装斗争，直到1989年底才与马来西亚政府达致最终的谅解，签订“合艾和平协议”，化敌为友。但是，一些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仍然有待解决。
不让烈士们弃尸荒野
其中一项是关系到1973-1988年间，不少在马来西亚境内活动的马共第六突击队和其他马共地下单位的成员牺牲了，但这些牺牲者的后事并没有获得应有的妥善处理。这种“死无葬身之地”的非人待遇，无疑是牺牲者家属和前同志们永远的遗憾和伤痛！
随着时间的流逝和环境的变迁，为这些牺牲了的亲人和同志建立公墓，看来是弥补这“永远的遗憾和伤痛”的最好办法。正如《立碑建委会》於2001年12月13日所发表的《我们的话》中所指出的，他们准备在劳勿地区的荣华富贵山庄购置墓地建立总坟，“目的是不要让烈士们弃尸荒野，做无家可归的孤魂；要按照我们华人的习俗，为他们招魂定位，供后人祭祀，并祈求地方上永久安宁。”
其实，这批马共成员会搞到“死无葬身之地”，政府及有关当局也有责任。因此，建公墓这项合情合理、符合人伦和人权的做法，彭亨州政治部虽然百般阻挠，一些不负责任者还恫言“建一个、炸一个”，结果还是不敢公然破坏。
几经曲折，169位马共殉难者的公墓终於在2002年9月1日落成。此后，每年的清明节，家属和前同志们都在政治部的监视下，到总坟拜祭和追思，以慰烈士们在天之灵！
劳勿居民尊重及谅解
连续五年，拜祭和追思活动都顺利举行，没有引起任何问题。这充分说明，劳勿地区的人民对上述总坟的存在和清明节的拜祭与追思活动，基本上还是采取了尊重和谅解的态度。事实上公墓是建在效外的私人墓园里，对公众人士并没有造成不便，与治安更是风马牛不相及！
尽管如此，在国安部和政治部官员的参与下，劳勿县议会主席竟然在2007年9月17日向劳勿风景墓园园主发出通知书，援引1974年道路、沟渠和建筑物法令第72（1）（b），限期在14天内园主必须自行摧毁被硬说成是“纪念碑”的上述公墓，否则期限过后，等於自动要求县议会执行摧毁工作。
由于事态严重和紧急，家属们就成立了反对毁墓家属委员会，说服墓园园主一面回复劳勿县议会，要求展缓毁墓行动以寻求解决方案；若事情没有转机，则准备向法庭申请庭令，阻止劳勿县议会采取毁墓行动。
9月25日，反对毁墓家委会在吉隆坡举行记者招待会，在会上说明了事件的经过，并重申坚决反对毁墓的立场和五点理由：即公墓建在私人墓园里；它是按照墓园的一般条规和要求兴建，并不违法；它的兴建得到彭亨州政治部的认可，现在若加以摧毁，则有“朝令夕改”之嫌；摧毁坟墓对华人或其他民族来说，都是绝对的禁忌和冒犯；及毁墓的意图，对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没有任何的好处，也是对基本人权的严重侵犯。
由于毁墓意图缺乏法律的依据，又严重侵犯华族的风俗和禁忌，副国安部长胡亚桥经家委会的要求，遂出面和有关当局交涉。据胡氏透露，有关当局已经同意公墓不是纪念碑，所以不必拆除。由于事情出现转机，家委会已经指示律师，暂缓申请庭令的法律行动，等待劳勿县议会把毁墓的通知书收回成命。如果不出现新的变化，问题相信可获得解决。
不应剥夺死有所葬权利
其实，家属或前同志应该有权为殉难的马共或砂共成员，在私人墓园里建立公墓，为他们竖立墓碑或纪念碑，这是信仰自由的体现，也是人类精神文明、习俗和宗教的需要，不应该过度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也不应该坚持过时的冷战思维，仇视或歧视前马共或砂共成员，包括殉难者及其家属。
有关当局应该吸取意图拆除孝恩园九一烈士碑和抗日英雄碑，及劳勿马共殉难者公墓的失败经验，尊重和容忍东西马现有的各有关墓园的墓碑和纪念碑，因为“生有所养，死有所葬”及祭拜、纪念与追思亲人与同志的基本人权及精神与情感的需求，是不应该被剥夺的。
对不同的思想、信仰和意识形态的尊重和容忍程度，其实也可作为一个国家民主和自由程度的度量衡。但愿我们的国家，随着时代的更新，越来越开明和进步，而不是越来越保守和反动！
尽管这样，“死无葬身之地”的事时常还是会发生，因为野蛮往往和文明并存，有时还会驾凌文明之上。因此，践踏人权、人伦或人类基本尊严的事件，无时无刻不在世界各地发生，在我国也不例外。
大家都知道，马来亚共产党（马共）为了抗日、争取国家独立及它的宪制地位，进行了近半个世纪（1942-1945，1948-1989）的武装斗争，直到1989年底才与马来西亚政府达致最终的谅解，签订“合艾和平协议”，化敌为友。但是，一些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仍然有待解决。
不让烈士们弃尸荒野
其中一项是关系到1973-1988年间，不少在马来西亚境内活动的马共第六突击队和其他马共地下单位的成员牺牲了，但这些牺牲者的后事并没有获得应有的妥善处理。这种“死无葬身之地”的非人待遇，无疑是牺牲者家属和前同志们永远的遗憾和伤痛！
随着时间的流逝和环境的变迁，为这些牺牲了的亲人和同志建立公墓，看来是弥补这“永远的遗憾和伤痛”的最好办法。正如《立碑建委会》於2001年12月13日所发表的《我们的话》中所指出的，他们准备在劳勿地区的荣华富贵山庄购置墓地建立总坟，“目的是不要让烈士们弃尸荒野，做无家可归的孤魂；要按照我们华人的习俗，为他们招魂定位，供后人祭祀，并祈求地方上永久安宁。”
其实，这批马共成员会搞到“死无葬身之地”，政府及有关当局也有责任。因此，建公墓这项合情合理、符合人伦和人权的做法，彭亨州政治部虽然百般阻挠，一些不负责任者还恫言“建一个、炸一个”，结果还是不敢公然破坏。
几经曲折，169位马共殉难者的公墓终於在2002年9月1日落成。此后，每年的清明节，家属和前同志们都在政治部的监视下，到总坟拜祭和追思，以慰烈士们在天之灵！
劳勿居民尊重及谅解
连续五年，拜祭和追思活动都顺利举行，没有引起任何问题。这充分说明，劳勿地区的人民对上述总坟的存在和清明节的拜祭与追思活动，基本上还是采取了尊重和谅解的态度。事实上公墓是建在效外的私人墓园里，对公众人士并没有造成不便，与治安更是风马牛不相及！
尽管如此，在国安部和政治部官员的参与下，劳勿县议会主席竟然在2007年9月17日向劳勿风景墓园园主发出通知书，援引1974年道路、沟渠和建筑物法令第72（1）（b），限期在14天内园主必须自行摧毁被硬说成是“纪念碑”的上述公墓，否则期限过后，等於自动要求县议会执行摧毁工作。
由于事态严重和紧急，家属们就成立了反对毁墓家属委员会，说服墓园园主一面回复劳勿县议会，要求展缓毁墓行动以寻求解决方案；若事情没有转机，则准备向法庭申请庭令，阻止劳勿县议会采取毁墓行动。
9月25日，反对毁墓家委会在吉隆坡举行记者招待会，在会上说明了事件的经过，并重申坚决反对毁墓的立场和五点理由：即公墓建在私人墓园里；它是按照墓园的一般条规和要求兴建，并不违法；它的兴建得到彭亨州政治部的认可，现在若加以摧毁，则有“朝令夕改”之嫌；摧毁坟墓对华人或其他民族来说，都是绝对的禁忌和冒犯；及毁墓的意图，对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没有任何的好处，也是对基本人权的严重侵犯。
由于毁墓意图缺乏法律的依据，又严重侵犯华族的风俗和禁忌，副国安部长胡亚桥经家委会的要求，遂出面和有关当局交涉。据胡氏透露，有关当局已经同意公墓不是纪念碑，所以不必拆除。由于事情出现转机，家委会已经指示律师，暂缓申请庭令的法律行动，等待劳勿县议会把毁墓的通知书收回成命。如果不出现新的变化，问题相信可获得解决。
不应剥夺死有所葬权利
其实，家属或前同志应该有权为殉难的马共或砂共成员，在私人墓园里建立公墓，为他们竖立墓碑或纪念碑，这是信仰自由的体现，也是人类精神文明、习俗和宗教的需要，不应该过度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也不应该坚持过时的冷战思维，仇视或歧视前马共或砂共成员，包括殉难者及其家属。
有关当局应该吸取意图拆除孝恩园九一烈士碑和抗日英雄碑，及劳勿马共殉难者公墓的失败经验，尊重和容忍东西马现有的各有关墓园的墓碑和纪念碑，因为“生有所养，死有所葬”及祭拜、纪念与追思亲人与同志的基本人权及精神与情感的需求，是不应该被剥夺的。
对不同的思想、信仰和意识形态的尊重和容忍程度，其实也可作为一个国家民主和自由程度的度量衡。但愿我们的国家，随着时代的更新，越来越开明和进步，而不是越来越保守和反动！
Thursday, August 23, 2007
道歉等于请求减刑？
被喻为“唱翻天”的Negarakuku的作者黄明志，在被 “恶势力”缠上后, 还曾“大义凛然”地表明: “他们能压迫我，抓我，叫我remove 掉任何东西，但没有人能改变别人的思想，更没有人能掩饰事情的真相！” 这话真是说的“西北”好！“西北”够力！
可是，在马华公会头子蔡细历，一个多小时长途电话的“诱导”下，原本不知道为什么需要“道歉”的他，突然茅塞顿开，同意“公开道歉”了。
若根据2007年8月15日马来前锋报的报导，明志的三点声明根本没有见报，刊登出来的尽是细历片面的说词，加上主流记者重申他们“炮制”出来的“罪状”，志明好像是通过马华公会公开加以承认并道歉。有关罪状为：
1. 黄明志所创作的Negarakuku触及国家敏感课题；
2. 他“戏弄”（persendakan）象征国家主权和尊严的国歌；
3. 他“没有教养”（biadab），使用粗话来侮辱国家、宗教、民族及贡献良多的领袖。
听过Negarakuku的人都会清楚，国歌本身是完完整整的，明志并没有改编它的歌词或传统唱法，一位评论者还特地为文称赞他演唱国歌时所体现出来的爱国情操，因此，“戏弄” 国歌的说法是不成立的。
个人认为，改编国歌的说法其实是很具误导性的。事实上，他只是以国歌作为背景，间隔地以饶舌方式唱出自已创作的另一首“国歌”，即Negarakuku (可译为《我的国歌》，也即Negaraku-ku)。
在50周年国庆来临之际，他把国歌和自己创作的歌曲扯在一起，也许是想制造一点“轰动效应”（当然想不到会“唱翻了天”那么严重），反而给“有心人”抓住“把柄”，说是侵犯了所谓“国家的主权和尊严”！
最要命也最没有根据的就是恶意的指责他“没有教养”（biadab），使用粗话来侮辱国家、宗教、民族及贡献良多的领袖。
这正是马来主流报章蓄意“炮制”的、煽情的“罪状”。巫统领袖们竞相出来“搞局”，威胁要用内安法令、煽动法令、撤消护照、吊销公民权、引渡、甚至祭出513种族屠杀的王牌来对付明志，所根据的也正是上述以讹传讹的所谓“罪状”。
明志喜欢用粗俗的福建话，包括骂粗口（例如“赌懒”、“欠干”），但他并没有用它 “来侮辱国家、宗教、民族及贡献良多的领袖”，这点是绝对不容含糊，也绝对不能认错道歉的。
正如有人想象丰富，硬要把Negarakuku 说成是Negara-cuckoo （英文cuckoo 为布谷鸟，引申为“疯狂”，“鸟”还可以进一步引申为“阳具”）或Negara-kuku(besi)，即专制国家，并把这笔账也统统算在明志头上，这是十分不公平的。
明志骂粗口，也许是故意向社会上那些被视为“低贱者”认同，并藉以和那些自视为“高贵者”/“高雅者”唱反调。其实，他的歌词就明白写道：“你很高贵，你很高雅，大便很香，不会骂粗话，你们最 high class, 每天要浪漫，听光良品冠，可是人家都已经跑去了台湾。”
在民间，一些人整天“‘干’来‘干’去”，习以为常。但是否有必要以骂粗口来对抗扮高雅者，也是可以争议的。无论如何，个人骂粗口未必犯法，也可以不顾“道德正确”那一套，只是若骂错对象，后果还是需要自负的。
个人觉得，描绘一下警察受赂的“丑态”或行赌者怕中saman的“心态”；公务员做事“慢慢来”，你排你的队，他吃他的kuih；不要怪政府只会照顾土著，不要怪我们没有受到公平照顾；佩服马来人生活悠闲、追求“开心”和“舒服”，不要学华人“忙忙碌碌”等等，都没有什么大不了，因为它们毕竟是作者个人的感受，未必正确和客观，你可以同意，也可以不同意。
可是，与回教堂一早呼唤祈祷的颂词（Azan）开“玩笑”或搞“幽默”什么的，则显然是对宗教不够敏感的不明智作法。“morning call”的比喻，还有贴切的一面；但把“几间（教堂）一起唱”比喻为“情歌对唱”和“唱R&D”，还批评它“走声”、“破声”或“像公鸡”（的啼声），相信绝大多数回教徒都会受不了，何况目前宗教问题正处在特别敏感的时刻。
现在明志的“公开道歉”只有马华接受，内阁则有不同的说法。首相阿都拉说，内阁接受明志的道歉，但认为一个人若作出抵触法律的行为，就不能逃脱法律的制裁。首相署部长纳兹里更明确指出有关道歉仅可被视为要求减轻刑法的陈情，不能作为不提控他的理由。他可能在煽动法令下接受总检察长的调查。
从事态的发展看来，马华诱劝明志“认错道歉”的结果，不但帮不了他渡过难关，反而使他陷入认罪道歉，等待制裁的难堪处境。事情如果没有转机，马华公会要怎样和明志及其家人交代呢？（17/8/2007）
可是，在马华公会头子蔡细历，一个多小时长途电话的“诱导”下，原本不知道为什么需要“道歉”的他，突然茅塞顿开，同意“公开道歉”了。
若根据2007年8月15日马来前锋报的报导，明志的三点声明根本没有见报，刊登出来的尽是细历片面的说词，加上主流记者重申他们“炮制”出来的“罪状”，志明好像是通过马华公会公开加以承认并道歉。有关罪状为：
1. 黄明志所创作的Negarakuku触及国家敏感课题；
2. 他“戏弄”（persendakan）象征国家主权和尊严的国歌；
3. 他“没有教养”（biadab），使用粗话来侮辱国家、宗教、民族及贡献良多的领袖。
听过Negarakuku的人都会清楚，国歌本身是完完整整的，明志并没有改编它的歌词或传统唱法，一位评论者还特地为文称赞他演唱国歌时所体现出来的爱国情操，因此，“戏弄” 国歌的说法是不成立的。
个人认为，改编国歌的说法其实是很具误导性的。事实上，他只是以国歌作为背景，间隔地以饶舌方式唱出自已创作的另一首“国歌”，即Negarakuku (可译为《我的国歌》，也即Negaraku-ku)。
在50周年国庆来临之际，他把国歌和自己创作的歌曲扯在一起，也许是想制造一点“轰动效应”（当然想不到会“唱翻了天”那么严重），反而给“有心人”抓住“把柄”，说是侵犯了所谓“国家的主权和尊严”！
最要命也最没有根据的就是恶意的指责他“没有教养”（biadab），使用粗话来侮辱国家、宗教、民族及贡献良多的领袖。
这正是马来主流报章蓄意“炮制”的、煽情的“罪状”。巫统领袖们竞相出来“搞局”，威胁要用内安法令、煽动法令、撤消护照、吊销公民权、引渡、甚至祭出513种族屠杀的王牌来对付明志，所根据的也正是上述以讹传讹的所谓“罪状”。
明志喜欢用粗俗的福建话，包括骂粗口（例如“赌懒”、“欠干”），但他并没有用它 “来侮辱国家、宗教、民族及贡献良多的领袖”，这点是绝对不容含糊，也绝对不能认错道歉的。
正如有人想象丰富，硬要把Negarakuku 说成是Negara-cuckoo （英文cuckoo 为布谷鸟，引申为“疯狂”，“鸟”还可以进一步引申为“阳具”）或Negara-kuku(besi)，即专制国家，并把这笔账也统统算在明志头上，这是十分不公平的。
明志骂粗口，也许是故意向社会上那些被视为“低贱者”认同，并藉以和那些自视为“高贵者”/“高雅者”唱反调。其实，他的歌词就明白写道：“你很高贵，你很高雅，大便很香，不会骂粗话，你们最 high class, 每天要浪漫，听光良品冠，可是人家都已经跑去了台湾。”
在民间，一些人整天“‘干’来‘干’去”，习以为常。但是否有必要以骂粗口来对抗扮高雅者，也是可以争议的。无论如何，个人骂粗口未必犯法，也可以不顾“道德正确”那一套，只是若骂错对象，后果还是需要自负的。
个人觉得，描绘一下警察受赂的“丑态”或行赌者怕中saman的“心态”；公务员做事“慢慢来”，你排你的队，他吃他的kuih；不要怪政府只会照顾土著，不要怪我们没有受到公平照顾；佩服马来人生活悠闲、追求“开心”和“舒服”，不要学华人“忙忙碌碌”等等，都没有什么大不了，因为它们毕竟是作者个人的感受，未必正确和客观，你可以同意，也可以不同意。
可是，与回教堂一早呼唤祈祷的颂词（Azan）开“玩笑”或搞“幽默”什么的，则显然是对宗教不够敏感的不明智作法。“morning call”的比喻，还有贴切的一面；但把“几间（教堂）一起唱”比喻为“情歌对唱”和“唱R&D”，还批评它“走声”、“破声”或“像公鸡”（的啼声），相信绝大多数回教徒都会受不了，何况目前宗教问题正处在特别敏感的时刻。
现在明志的“公开道歉”只有马华接受，内阁则有不同的说法。首相阿都拉说，内阁接受明志的道歉，但认为一个人若作出抵触法律的行为，就不能逃脱法律的制裁。首相署部长纳兹里更明确指出有关道歉仅可被视为要求减轻刑法的陈情，不能作为不提控他的理由。他可能在煽动法令下接受总检察长的调查。
从事态的发展看来，马华诱劝明志“认错道歉”的结果，不但帮不了他渡过难关，反而使他陷入认罪道歉，等待制裁的难堪处境。事情如果没有转机，马华公会要怎样和明志及其家人交代呢？（17/8/2007）
“秀才”也造反了！
正当我国两名著名学者（也是前马大教授）, 赛胡新阿里博士和林德宜博士发起反对大学“操守协议书”（Surat Akujanji，以下简称“协议书”）签名运动的时刻，北方大学当局却向拒绝签署“协议书”及为文批评此事的阿兹里拉曼博士（Dr Azly Rahman）发律师信，准备加以迫害，这种作法是何其嚣张啊！
反“协议书”运动在请愿书中明确指出，签署违反言论与结社基本自由权利的“协议书”，对我国各大学的健康发展和国家的进步都是极其不利的。因此，它要求废除有关措施，并吁请大学当局恢复所有因为拒绝签署“协议书”而被革职者的职位，包括阿兹里拉曼博士及其妻子穆蒂亚拉莫罕默德博士（Dr Mutiara Mohamad）在北方大学的教职。
这项维护大学言论及结社自由的正义行动，获得40名在职和已离职的大学教授和讲师们的签名支持。另外一些在职人员也致函表示支持，惟要求不要公开发表他们的名字，以免受到对付。北方大学若还有丁点的学术良知的话，至少在道义上应给予同情和支持；而不是选择在这个时刻，发律师信准备对付维持学术尊严的阿兹里夫妇。
有关律师信限定阿兹里博士，必须在14天内向北方大学公开道歉，并立即停止在任何网站或其他媒体发表具有抵毁北方大学或煽动大学职员不签署“协议书”的文章。如果阿兹里拒绝这么做，那么有关律师楼将向法庭申请庭令，迫使阿兹里就范。届时阿兹里还必须负责诉颂的一切开销。
其实，由於拒绝签署“协议书”及到大学报到，阿兹里博士早在2004年12月8日，已经被北方大学纪律委员会革除教职。他表明，拒绝签署是由于有关“协议书”的内容是违宪的，特别是违反了第10条有关我国公民享有基本自由的规定。我国宪法第10条写明：
(a) 每一位公民都享有言论和表达的自由权利；
(b) 所有的公民都享有在和平及不携带武器的情况下集会的权利；
(c) 所有的公民都享有结社的权利。
阿兹里博士重申他反对有关“协议书”，特别是第（xiii）条款和第(xi)条款的无理规定，即：
（xiii）不引进外来影响或压力以促进本人或其他职员对北方大学或关系到北方大学的各项要求；
(xi) 不违反指示或做出任何可以被视为违反指示的行为。
阿兹里夫妇不仅是基于原则问题拒绝签署有关“协议书”，他们对北方大学当时的副校长法沃兹巴斯里博士（Dr Fawzi Basri）也持否定的评价，包括他所揭露的：
• 在他出任当时新成立的“创新教育中心”主任期间，法沃兹曾存心想要挫败他的努力；
• 法沃兹曾干预阿兹里所建议的新课程的教材，即Paulo Freire 所著的“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
• 法沃兹不关心言论自由，只想利用他在大学里的地位来追逐政治利益与个人利益；及
• 法沃兹曾经涉及压制持激进异议观点的学生。
他也举出以下三个例子来说明“协议书”将如何被滥用：
1． 副校长可以在违背各有关学系当局或学生的意愿下，强行实施国民服役或灌输思想的课程，违反人身自由或思想自由等普世价值。
2． 如果副校长不同意例如政治学教授的教材，那么他就可以“指示”有关教授更换教材。
3． 如果校方不合理地对付在公众论坛提问或发表异议的学生，虽然这种作法是违反公民拥有言论自由的宪制权利，签了“协议书”就难以反对。
可见阿兹里夫妇不签署“协议书”的理由是充分的，现在更受到全国无数有良知、珍惜言论与结社自由的教授与讲师们的共鸣与支持。虽然被迫在美国教学，阿兹里夫妇还是心系祖国和本地大学的学子。
这次还准备在有关方面的斡旋和安排下，在无需签署“协议书”的情况下回国服务。有关安排不但为北方大学现任副校长旦士里诺丁卡蒂尔博士（Tan Sri Dr Nordin Bin Kardi）所断然拒绝，而且还报以上述律师信。如此以怨报德，真是令人难以相信。（3/8/2007）
反“协议书”运动在请愿书中明确指出，签署违反言论与结社基本自由权利的“协议书”，对我国各大学的健康发展和国家的进步都是极其不利的。因此，它要求废除有关措施，并吁请大学当局恢复所有因为拒绝签署“协议书”而被革职者的职位，包括阿兹里拉曼博士及其妻子穆蒂亚拉莫罕默德博士（Dr Mutiara Mohamad）在北方大学的教职。
这项维护大学言论及结社自由的正义行动，获得40名在职和已离职的大学教授和讲师们的签名支持。另外一些在职人员也致函表示支持，惟要求不要公开发表他们的名字，以免受到对付。北方大学若还有丁点的学术良知的话，至少在道义上应给予同情和支持；而不是选择在这个时刻，发律师信准备对付维持学术尊严的阿兹里夫妇。
有关律师信限定阿兹里博士，必须在14天内向北方大学公开道歉，并立即停止在任何网站或其他媒体发表具有抵毁北方大学或煽动大学职员不签署“协议书”的文章。如果阿兹里拒绝这么做，那么有关律师楼将向法庭申请庭令，迫使阿兹里就范。届时阿兹里还必须负责诉颂的一切开销。
其实，由於拒绝签署“协议书”及到大学报到，阿兹里博士早在2004年12月8日，已经被北方大学纪律委员会革除教职。他表明，拒绝签署是由于有关“协议书”的内容是违宪的，特别是违反了第10条有关我国公民享有基本自由的规定。我国宪法第10条写明：
(a) 每一位公民都享有言论和表达的自由权利；
(b) 所有的公民都享有在和平及不携带武器的情况下集会的权利；
(c) 所有的公民都享有结社的权利。
阿兹里博士重申他反对有关“协议书”，特别是第（xiii）条款和第(xi)条款的无理规定，即：
（xiii）不引进外来影响或压力以促进本人或其他职员对北方大学或关系到北方大学的各项要求；
(xi) 不违反指示或做出任何可以被视为违反指示的行为。
阿兹里夫妇不仅是基于原则问题拒绝签署有关“协议书”，他们对北方大学当时的副校长法沃兹巴斯里博士（Dr Fawzi Basri）也持否定的评价，包括他所揭露的：
• 在他出任当时新成立的“创新教育中心”主任期间，法沃兹曾存心想要挫败他的努力；
• 法沃兹曾干预阿兹里所建议的新课程的教材，即Paulo Freire 所著的“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
• 法沃兹不关心言论自由，只想利用他在大学里的地位来追逐政治利益与个人利益；及
• 法沃兹曾经涉及压制持激进异议观点的学生。
他也举出以下三个例子来说明“协议书”将如何被滥用：
1． 副校长可以在违背各有关学系当局或学生的意愿下，强行实施国民服役或灌输思想的课程，违反人身自由或思想自由等普世价值。
2． 如果副校长不同意例如政治学教授的教材，那么他就可以“指示”有关教授更换教材。
3． 如果校方不合理地对付在公众论坛提问或发表异议的学生，虽然这种作法是违反公民拥有言论自由的宪制权利，签了“协议书”就难以反对。
可见阿兹里夫妇不签署“协议书”的理由是充分的，现在更受到全国无数有良知、珍惜言论与结社自由的教授与讲师们的共鸣与支持。虽然被迫在美国教学，阿兹里夫妇还是心系祖国和本地大学的学子。
这次还准备在有关方面的斡旋和安排下，在无需签署“协议书”的情况下回国服务。有关安排不但为北方大学现任副校长旦士里诺丁卡蒂尔博士（Tan Sri Dr Nordin Bin Kardi）所断然拒绝，而且还报以上述律师信。如此以怨报德，真是令人难以相信。（3/8/2007）
Friday, March 23, 2007
阿米尔与马共的故事
阿米尔莫哈末（Amir Mohammad）所拍摄的两部记录片 - 《最后的共产党员》和《村民，你好吗？》- 连续被当局禁映，既无意间奉红了他，也引起各界对马共课题的广泛关注和讨论。这些发展，相信并不他和当局所预期的，真是“世事难料”啊！
从《东方日报》记者陈富雄对阿米尔的访问（参阅2007年3月15日《名人部落》），可以知道后者的一些心路历程。七年前（他现在35岁），他取得了律师的学位，也尝试考取执业证书，但仅仅两个月，就无法忍受“好像回到初中一的那种感觉”。为了“好玩”，他竟拍起电影来了。
受访时，他承认拍记录片连剧本都没有，只希望遭遇的变数能给他自已带来“惊喜”，同时也点燃别人的思想“火花”。这一次，他拍《最后的共产党员》的动机也十分单纯。他说：“没有人叫我去拍它，不是为了钱，也不是对共产主义有兴趣，或是要成为历史学家，只是为了填补青少年一些无知的空白，想知道的更多一点而已。” 单纯的动机，使他毫无顾忌地直闯马共课题这长期的“禁区”。
他毫不隐瞒自己对政治没有好感。他说宁愿去挖掘德士的课题，也不会投身政治。因此，他根本没有想过要“美化”（或“丑化”）马共。对“政客”，他更是不客气地给予批判。他比喻道：“一个国家只以政客来代表，麻烦可就大了。你想像一下，美国人全都是布什的话…。”
连续两部有关马共的记录片被禁映，使他感到“自己是被逐者”，也许有些失落。但他并不後悔自已是第一个站出来拍马共故事的本地人。他反问道：“当英国广播公司和澳洲电视台掌镜拍马共（的故事）时，我们没有抗议；但当本地人挺身出来拍时，却有反对的声音。”他显然不认同这种“妄自菲薄”的情意结。
他坦率、自我但不唱高调。例如他说当年他流学外国，理由只是为了要离开我国，念法律则是因为它较容易读；现在没有想要移民，只是因为这里的食物太棒了！他不好为人师，更拒绝“我是为群众做事”之类的“谎言”。他说他不喜欢写作，写专栏只是因为喜欢“写完了”的成就感。作为艺人，他除了具有感性情怀之外，也有一颗清醒的理性头脑。他对当局7点禁映理由的14点反驳，可资证明。
当局禁映的7点理由可概括为：
1. 影片主题似乎是把马共的斗争描绘成神圣及值得赞颂的。
2. 马来西亚政府对马共不公平，因为没有珍惜他们的斗争。
3. 只讲述马共的立场和斗争目标，俾社会同情及珍惜他们的贡献。
4. 批评马来西亚政府没有像泰国政府一样提供土地、房屋和基本设施给前马共成员以维持他们的生计；批评政府，君主立宪制和马来人。
5. 争议前首相东姑阿都拉曼导致《华玲和谈》的失败，其实是马共拒绝放下武器。
6. 把前马共成员的斗争和反英殖民主义的马来英雄们（如Datu’ Bahaman, Mat Kilau, Tok Gajah, Dato’Maharaja Lela, Tok Janggut 等）并列，歪曲历史事实。
7. 因为此片的事实正确（注：原文如此）故不适合公众观看。此外，对马共的前受害民众及保安人员而言，也将引起他们的痛苦记忆和敏感性。
正如我国历史教授谢文庆博士的研究成果所显示的，我国首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前副首相敦依斯迈医生及另一副首相敦嘉化巴巴，都曾经在他们的回忆录或著作中，公开承认马共和其他左翼力量在争取我国的独立斗争中，曾经作出他们的贡献。
因此，承认马共在抗日、反英和争取国家独立的斗争中作出贡献，是符合历史事实和公允的。基于同样的理由，把前马共成员的斗争和反英殖民主义的各有关马来英雄并列，也并不过分。此外，东姑导致《华玲和谈》的失败也早有定评，因为东姑在英帝的指使下要求马共“投降”，毕竟是历史的事实。同样的，泰国政府比我国政府更加善待在《合艾协定》下放下武器的前马共成员，也是我国政府无法加以否认的事实。
在战争期间，双方各有伤亡，也是无可避免的。若要追究，首先应该追究的应该是和谈为什么会失败的历史责任。时至今日，既然已经实现和平多年，既然早已化敌为友，就不应该再片面和单方面地强调历史的“痛苦记忆”和“敏感性”，以达到煽动对抗情绪或要胁对方的目的，这样做是不符合和平协定的内容和精神的，不可不察，也不应该重复地、不负责任地使用这一招。
在以上的大背景下，细看阿米尔从治安、影片级别、客观采访、官方诠释、警告字幕、国际影展、宏愿原则、人民的成熟度、签署承诺书、冷战结束、多元观点和尊重异议者的权利等方面所提出的14项有关《村民，你好吗？》禁令应该解除的理由，除了显示出作为律师严密的逻辑性之外，还很幽默和具讽刺性，值得详读：
1. 禁映的理由全属对历史的诠释有异于官方的论述，而未涉及治安问题，给予警告或裁剪就够了。历史的诠释不是一成不变的，近50年来对汉都亚（Hang Tuah）和汉惹霸（Hang Jebat）诠释上的争议不休，就是一个例子。
2. 如果此片不适合社会大众观赏，可如处理The Passion of the Christ 一样，限制性放映（tayangan terhad）。
3. 当局分不清很基本的一点，即“影片所讲的”和“片中受采访者所讲的”两者之间的区别。本片导演只是客观摄制，不加旁白，让观众（对受访者的见解）作本身的判断。
4. 由于政治的因素，此记录片可列为18PA级，以供满18岁的成年人观看，因为他们已通过国家教育制度，熟知有关问题的官方诠释。
5. 本片放映前，可打警告字幕如：“马来西亚政府的警告：禁止共产主义思想，不许模仿此片中危险的意识形态！”有关字幕可加霓虹灯的闪烁效果，末端的感叹号一个若不够，可加至五个或十个。
6. 看过反共宣传片Jungle Green Khaki Brown 的人可以看此片，他们不可能受到片中老人对话的影响。
7. 本片曾在柏林国际电影节首映。地点就在柏林倒塌的围墙附近，近千名柏林人民观看此片，尽管他们也经历过东西方冷战的祸害，但并没有观众抗议、晕倒或发狂。
8. 禁映此片有违2020宏愿所推崇的一些原则，如“自由的精神”、“成熟的民主社会”、“进步”及“互相忍让与开明的社会”等。
9. 本片极可能和《最后的共产党员》一样，将获准在新加坡上映。同样经历过紧急状态的新加坡人民比我国人民更加成熟，我们不会觉得难堪吗？
10. 可以要求想看此片的人，和大学生、讲师和公务员一样，先签署“承诺书”（Akujanji），保证即使在睡梦中，也不实践共产主义思想。
11. 近10年来，与共产党比较，有更多的人受到飙车族（Mat Rempit）的危害，但却有3部有关飙车族的影片在全国放映。为什么不尊重飙车受害者的感受？
12. 早在1989年冷战已经结束，我国已经和中国、古巴等共产国家建立非常良好的关系。共产主义的课题还有什么禁忌可言呢？
13. 今年我国将庆祝实行民主制度50周年。在民主国家里应允许多元观点的存在，否则，就无异於一些共产国家和神权国家了。
14. 去年当《最后的共产党员》被禁映时，有数十篇评论出现，我们可以认定这群人是想看被禁映的两部记录片，正像有人选择要看Remp-It 2 一样。
看来阿米尔的14项反驳，已经暴露了官方的话语霸权和诠释霸权。作为艺人，他在追求“自我”充实和给别人带来“惊喜”的过程中，无意间已经对官方霸权和独断进行了“颠覆”，打破了拍摄、关注和讨论马共课题的合法性和必要性，官方的“马共暴徒”形象，开始逐渐为民间的“抗日反英斗士”形象所取代。越来越多的人会像阿米尔一样，开始亲切友善地问候马共成员：“Apa khabar Orang Kampung?”（16/3/2007）
从《东方日报》记者陈富雄对阿米尔的访问（参阅2007年3月15日《名人部落》），可以知道后者的一些心路历程。七年前（他现在35岁），他取得了律师的学位，也尝试考取执业证书，但仅仅两个月，就无法忍受“好像回到初中一的那种感觉”。为了“好玩”，他竟拍起电影来了。
受访时，他承认拍记录片连剧本都没有，只希望遭遇的变数能给他自已带来“惊喜”，同时也点燃别人的思想“火花”。这一次，他拍《最后的共产党员》的动机也十分单纯。他说：“没有人叫我去拍它，不是为了钱，也不是对共产主义有兴趣，或是要成为历史学家，只是为了填补青少年一些无知的空白，想知道的更多一点而已。” 单纯的动机，使他毫无顾忌地直闯马共课题这长期的“禁区”。
他毫不隐瞒自己对政治没有好感。他说宁愿去挖掘德士的课题，也不会投身政治。因此，他根本没有想过要“美化”（或“丑化”）马共。对“政客”，他更是不客气地给予批判。他比喻道：“一个国家只以政客来代表，麻烦可就大了。你想像一下，美国人全都是布什的话…。”
连续两部有关马共的记录片被禁映，使他感到“自己是被逐者”，也许有些失落。但他并不後悔自已是第一个站出来拍马共故事的本地人。他反问道：“当英国广播公司和澳洲电视台掌镜拍马共（的故事）时，我们没有抗议；但当本地人挺身出来拍时，却有反对的声音。”他显然不认同这种“妄自菲薄”的情意结。
他坦率、自我但不唱高调。例如他说当年他流学外国，理由只是为了要离开我国，念法律则是因为它较容易读；现在没有想要移民，只是因为这里的食物太棒了！他不好为人师，更拒绝“我是为群众做事”之类的“谎言”。他说他不喜欢写作，写专栏只是因为喜欢“写完了”的成就感。作为艺人，他除了具有感性情怀之外，也有一颗清醒的理性头脑。他对当局7点禁映理由的14点反驳，可资证明。
当局禁映的7点理由可概括为：
1. 影片主题似乎是把马共的斗争描绘成神圣及值得赞颂的。
2. 马来西亚政府对马共不公平，因为没有珍惜他们的斗争。
3. 只讲述马共的立场和斗争目标，俾社会同情及珍惜他们的贡献。
4. 批评马来西亚政府没有像泰国政府一样提供土地、房屋和基本设施给前马共成员以维持他们的生计；批评政府，君主立宪制和马来人。
5. 争议前首相东姑阿都拉曼导致《华玲和谈》的失败，其实是马共拒绝放下武器。
6. 把前马共成员的斗争和反英殖民主义的马来英雄们（如Datu’ Bahaman, Mat Kilau, Tok Gajah, Dato’Maharaja Lela, Tok Janggut 等）并列，歪曲历史事实。
7. 因为此片的事实正确（注：原文如此）故不适合公众观看。此外，对马共的前受害民众及保安人员而言，也将引起他们的痛苦记忆和敏感性。
正如我国历史教授谢文庆博士的研究成果所显示的，我国首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前副首相敦依斯迈医生及另一副首相敦嘉化巴巴，都曾经在他们的回忆录或著作中，公开承认马共和其他左翼力量在争取我国的独立斗争中，曾经作出他们的贡献。
因此，承认马共在抗日、反英和争取国家独立的斗争中作出贡献，是符合历史事实和公允的。基于同样的理由，把前马共成员的斗争和反英殖民主义的各有关马来英雄并列，也并不过分。此外，东姑导致《华玲和谈》的失败也早有定评，因为东姑在英帝的指使下要求马共“投降”，毕竟是历史的事实。同样的，泰国政府比我国政府更加善待在《合艾协定》下放下武器的前马共成员，也是我国政府无法加以否认的事实。
在战争期间，双方各有伤亡，也是无可避免的。若要追究，首先应该追究的应该是和谈为什么会失败的历史责任。时至今日，既然已经实现和平多年，既然早已化敌为友，就不应该再片面和单方面地强调历史的“痛苦记忆”和“敏感性”，以达到煽动对抗情绪或要胁对方的目的，这样做是不符合和平协定的内容和精神的，不可不察，也不应该重复地、不负责任地使用这一招。
在以上的大背景下，细看阿米尔从治安、影片级别、客观采访、官方诠释、警告字幕、国际影展、宏愿原则、人民的成熟度、签署承诺书、冷战结束、多元观点和尊重异议者的权利等方面所提出的14项有关《村民，你好吗？》禁令应该解除的理由，除了显示出作为律师严密的逻辑性之外，还很幽默和具讽刺性，值得详读：
1. 禁映的理由全属对历史的诠释有异于官方的论述，而未涉及治安问题，给予警告或裁剪就够了。历史的诠释不是一成不变的，近50年来对汉都亚（Hang Tuah）和汉惹霸（Hang Jebat）诠释上的争议不休，就是一个例子。
2. 如果此片不适合社会大众观赏，可如处理The Passion of the Christ 一样，限制性放映（tayangan terhad）。
3. 当局分不清很基本的一点，即“影片所讲的”和“片中受采访者所讲的”两者之间的区别。本片导演只是客观摄制，不加旁白，让观众（对受访者的见解）作本身的判断。
4. 由于政治的因素，此记录片可列为18PA级，以供满18岁的成年人观看，因为他们已通过国家教育制度，熟知有关问题的官方诠释。
5. 本片放映前，可打警告字幕如：“马来西亚政府的警告：禁止共产主义思想，不许模仿此片中危险的意识形态！”有关字幕可加霓虹灯的闪烁效果，末端的感叹号一个若不够，可加至五个或十个。
6. 看过反共宣传片Jungle Green Khaki Brown 的人可以看此片，他们不可能受到片中老人对话的影响。
7. 本片曾在柏林国际电影节首映。地点就在柏林倒塌的围墙附近，近千名柏林人民观看此片，尽管他们也经历过东西方冷战的祸害，但并没有观众抗议、晕倒或发狂。
8. 禁映此片有违2020宏愿所推崇的一些原则，如“自由的精神”、“成熟的民主社会”、“进步”及“互相忍让与开明的社会”等。
9. 本片极可能和《最后的共产党员》一样，将获准在新加坡上映。同样经历过紧急状态的新加坡人民比我国人民更加成熟，我们不会觉得难堪吗？
10. 可以要求想看此片的人，和大学生、讲师和公务员一样，先签署“承诺书”（Akujanji），保证即使在睡梦中，也不实践共产主义思想。
11. 近10年来，与共产党比较，有更多的人受到飙车族（Mat Rempit）的危害，但却有3部有关飙车族的影片在全国放映。为什么不尊重飙车受害者的感受？
12. 早在1989年冷战已经结束，我国已经和中国、古巴等共产国家建立非常良好的关系。共产主义的课题还有什么禁忌可言呢？
13. 今年我国将庆祝实行民主制度50周年。在民主国家里应允许多元观点的存在，否则，就无异於一些共产国家和神权国家了。
14. 去年当《最后的共产党员》被禁映时，有数十篇评论出现，我们可以认定这群人是想看被禁映的两部记录片，正像有人选择要看Remp-It 2 一样。
看来阿米尔的14项反驳，已经暴露了官方的话语霸权和诠释霸权。作为艺人，他在追求“自我”充实和给别人带来“惊喜”的过程中，无意间已经对官方霸权和独断进行了“颠覆”，打破了拍摄、关注和讨论马共课题的合法性和必要性，官方的“马共暴徒”形象，开始逐渐为民间的“抗日反英斗士”形象所取代。越来越多的人会像阿米尔一样，开始亲切友善地问候马共成员：“Apa khabar Orang Kampung?”（16/3/2007）
Friday, March 09, 2007
恶狼摇身变外婆
最极端的政客，在大选前也会以最“开明”的姿态出现，以骗取选票。最突出的例子，是发生在1999年第10 届大选前，由于受到“烈火莫熄”运动的冲击，国阵选情吃紧。于是对2000 余华团提出的“大选诉求”，在替阵全力支持的压力下，被迫“原则上赞同”。但大选胜利后，不但不遵守承诺，还反过来“秋后算账”，政治伦理荡然无存。
2007年3月2日星洲日报以4版专辑，图文并茂地发表该报记者对教育部长希山慕丁的独家专访，也是“恶狼摇身变外婆”的另一大选前杰作。一位曾举剑誓言捍卫“马来主权”的种族极端分子，忽然间扬言准备与要炸掉他的华裔朋友住家的回教极端分子“拼到底”，改变的也太快了！
这类戏剧性的表演，把它当成大话、空话来听好了。大家不要忘记，当年恫言要烧掉雪华堂的，并不是什么“回教极端分子”，而恰巧是希山所领导的巫青团，当时他并没有站出捍卫雪华堂啊！在专访中，他满口“真诚”，发表了许多看似“开明”的见解，但只要仔细地加以推敲，或稍与政府的教育政策及最新发表的“2006-2010年教育发展大蓝图”（以下简称“大蓝图”）对照一下，就可以看出它其实是言不由衷，破绽百出的。
首先，国阵政府真的如希山要我们相信的，已经放弃了要实现一个以国语作为主要教学媒介语的国民教育制度的“最终目标”吗？读一读“大蓝图”第4章《建立民族国家》第4.26 节的译文内容，大家就会清楚当年《拉萨报告书》的“最终目标”事实上已经是“大蓝图”的“现行目标”了：
“4.26 教育是在国民团结与融合行动计划下制定各项方案所必须加以考虑的重要方面。国家教育制度必须为一大批年纪尚轻的人民，提供互动与社会化的环境与便利。
• 鼓励实现一个由学前到中学阶段，使用一种媒介语（国语），共同的课程纲要和课外活动，及一种被共同承认的考试和文凭的学校制度。
• 在小学和中学，提供学习我国主要民族语文的方便，作为所有学生的选修科目。”
除了最终目标变成现行目标之外，我国各母语源流还面对宏愿学校计划（暂时搁置不等于放弃有关计划）和数理以英语教学的变质危机，华社有什么理由可以不必再担心了？希山承认华语是世界的沟通语文和工具，并不能改变在我国，马来语是唯一的国语和官方语文，其他语文仍旧处在被歧视、不能自由使用的事实。国阵最近在马六甲举办的“华人新春大游行”和马大当局在校园内举办的“Pesta Angpao” 庆典，中文字一概不准使用，不知道大家心里头的滋味是什么？
“华教课题非零和游戏”，“增建华小已不敏感”，“希望华小媲美中国小学”等都是一些好听的说辞，也反映了向来歧视华教者的心历路程，连说谎都无法自圆其说。首先，是谁把华教课题当零和游戏了？是谁认为增建华小是敏感的了？这绝对不是华教工作者，而是仇视华教、把华教视为国民团结与融合的障碍者的心态，就如上文所引 “大蓝图” 第4.21节的“现行目标”一样, 必然会把华教和国民教育体系对立起来，当成零和游戏；也 必然会认为增建华小是敏感的!
既然增建华小已经不敏感了，就增建吧。就与董教总坐下来，划定增建的地区和数目吧，还谈什么优先搬迁和扩建，什么搬迁学校也算是新华小？讲来讲去，还不是“出掌教育部近3年来，他已批准8 所华小迁校”那一套？华社所要求的，是和国小一样，根据收生的需要增建华小，不是部长根据政治议程和需要的权宜“变通”（搬迁和扩建）和破例“施舍”。
其实，打“微行华小”搬迁的主意也是不对的，因为这等于变相关闭了有关地区的华小。此外，如果希望华小媲美中国小学是真心的话, 也就不会公然推行国小为首选学校, 在拨款、师资、设备、建校等各方面实行歧视政策，就不会把《拉萨报告书》的“最终目标”变成“大蓝图”的“现行目标”。
致于说什么“以具体行动解决华小师资”，这是重复了一千零一遍的“陈腔烂调”，一点新意也没有；说什么“听取各界意见，英语教数理政策研究中”，更是明显的“缓兵之计”。2008年转眼就到，教育部其实已经采取步骤，准备提高学生的英文水平以便贯彻英语教数理的政策，马华公会的立场仍旧十分暧昧，至今还在争取双语出题呢！
在访谈中，希山不拒绝与董教总领导人见面，但前提是“他们必须让我看到一颗真诚的心。” 言外之意，就是这3年来，首相和他拒绝与董教总领导人会面，就是因为对方不够“真诚”，没有让他们看到“一颗真诚的心” – 难怪有心人迫不及待的纷纷表态，高高举起一颗颗真诚的心。
有趣的是，一度因为“诉求事件”被马哈迪医生视为共产党和极端分子的郭全强，现在竟然获得希山的高度评价，称郭氏“是一名让他尊敬、充满睿智的华教斗士”。说他的态度“中庸、理性及容易讨论问题。”
他还特地提起在诉求事件最棘手的时期，郭全强曾与他会面讨论问题（结果当然是让巫青的无理要求得逞了）。当然我们也不会忘记，在第11届大选前，以郭氏为首的董教总从第10届大选提出“大选诉求”的积极抗争，退到宣布“中立”，深受马华和巫统的欢迎。而这一次，在第12 届大选前，已经从董总主席的位置上退下的他又跳出来提出董教总应主动接触巫统和马来人，以消除“误会”云云，也同样受到马华和巫统的欢迎。
希山还强调董教总并非唯一的维护华教组织，说什么“没有任何人可以绝对垄断”华教，说什么“董教总领导人常指他们很难与国家最高领导人会面，但是他们在希望获得他人的友谊之前，可能已是时候重新评估斗争的方式了。” 这和马华和亲政府华团的论调是何等的相似啊！希望董教总的领导人，不会在当权者的称赞和分化声中迷失方向！（7/3/2007）
2007年3月2日星洲日报以4版专辑，图文并茂地发表该报记者对教育部长希山慕丁的独家专访，也是“恶狼摇身变外婆”的另一大选前杰作。一位曾举剑誓言捍卫“马来主权”的种族极端分子，忽然间扬言准备与要炸掉他的华裔朋友住家的回教极端分子“拼到底”，改变的也太快了！
这类戏剧性的表演，把它当成大话、空话来听好了。大家不要忘记，当年恫言要烧掉雪华堂的，并不是什么“回教极端分子”，而恰巧是希山所领导的巫青团，当时他并没有站出捍卫雪华堂啊！在专访中，他满口“真诚”，发表了许多看似“开明”的见解，但只要仔细地加以推敲，或稍与政府的教育政策及最新发表的“2006-2010年教育发展大蓝图”（以下简称“大蓝图”）对照一下，就可以看出它其实是言不由衷，破绽百出的。
首先，国阵政府真的如希山要我们相信的，已经放弃了要实现一个以国语作为主要教学媒介语的国民教育制度的“最终目标”吗？读一读“大蓝图”第4章《建立民族国家》第4.26 节的译文内容，大家就会清楚当年《拉萨报告书》的“最终目标”事实上已经是“大蓝图”的“现行目标”了：
“4.26 教育是在国民团结与融合行动计划下制定各项方案所必须加以考虑的重要方面。国家教育制度必须为一大批年纪尚轻的人民，提供互动与社会化的环境与便利。
• 鼓励实现一个由学前到中学阶段，使用一种媒介语（国语），共同的课程纲要和课外活动，及一种被共同承认的考试和文凭的学校制度。
• 在小学和中学，提供学习我国主要民族语文的方便，作为所有学生的选修科目。”
除了最终目标变成现行目标之外，我国各母语源流还面对宏愿学校计划（暂时搁置不等于放弃有关计划）和数理以英语教学的变质危机，华社有什么理由可以不必再担心了？希山承认华语是世界的沟通语文和工具，并不能改变在我国，马来语是唯一的国语和官方语文，其他语文仍旧处在被歧视、不能自由使用的事实。国阵最近在马六甲举办的“华人新春大游行”和马大当局在校园内举办的“Pesta Angpao” 庆典，中文字一概不准使用，不知道大家心里头的滋味是什么？
“华教课题非零和游戏”，“增建华小已不敏感”，“希望华小媲美中国小学”等都是一些好听的说辞，也反映了向来歧视华教者的心历路程，连说谎都无法自圆其说。首先，是谁把华教课题当零和游戏了？是谁认为增建华小是敏感的了？这绝对不是华教工作者，而是仇视华教、把华教视为国民团结与融合的障碍者的心态，就如上文所引 “大蓝图” 第4.21节的“现行目标”一样, 必然会把华教和国民教育体系对立起来，当成零和游戏；也 必然会认为增建华小是敏感的!
既然增建华小已经不敏感了，就增建吧。就与董教总坐下来，划定增建的地区和数目吧，还谈什么优先搬迁和扩建，什么搬迁学校也算是新华小？讲来讲去，还不是“出掌教育部近3年来，他已批准8 所华小迁校”那一套？华社所要求的，是和国小一样，根据收生的需要增建华小，不是部长根据政治议程和需要的权宜“变通”（搬迁和扩建）和破例“施舍”。
其实，打“微行华小”搬迁的主意也是不对的，因为这等于变相关闭了有关地区的华小。此外，如果希望华小媲美中国小学是真心的话, 也就不会公然推行国小为首选学校, 在拨款、师资、设备、建校等各方面实行歧视政策，就不会把《拉萨报告书》的“最终目标”变成“大蓝图”的“现行目标”。
致于说什么“以具体行动解决华小师资”，这是重复了一千零一遍的“陈腔烂调”，一点新意也没有；说什么“听取各界意见，英语教数理政策研究中”，更是明显的“缓兵之计”。2008年转眼就到，教育部其实已经采取步骤，准备提高学生的英文水平以便贯彻英语教数理的政策，马华公会的立场仍旧十分暧昧，至今还在争取双语出题呢！
在访谈中，希山不拒绝与董教总领导人见面，但前提是“他们必须让我看到一颗真诚的心。” 言外之意，就是这3年来，首相和他拒绝与董教总领导人会面，就是因为对方不够“真诚”，没有让他们看到“一颗真诚的心” – 难怪有心人迫不及待的纷纷表态，高高举起一颗颗真诚的心。
有趣的是，一度因为“诉求事件”被马哈迪医生视为共产党和极端分子的郭全强，现在竟然获得希山的高度评价，称郭氏“是一名让他尊敬、充满睿智的华教斗士”。说他的态度“中庸、理性及容易讨论问题。”
他还特地提起在诉求事件最棘手的时期，郭全强曾与他会面讨论问题（结果当然是让巫青的无理要求得逞了）。当然我们也不会忘记，在第11届大选前，以郭氏为首的董教总从第10届大选提出“大选诉求”的积极抗争，退到宣布“中立”，深受马华和巫统的欢迎。而这一次，在第12 届大选前，已经从董总主席的位置上退下的他又跳出来提出董教总应主动接触巫统和马来人，以消除“误会”云云，也同样受到马华和巫统的欢迎。
希山还强调董教总并非唯一的维护华教组织，说什么“没有任何人可以绝对垄断”华教，说什么“董教总领导人常指他们很难与国家最高领导人会面，但是他们在希望获得他人的友谊之前，可能已是时候重新评估斗争的方式了。” 这和马华和亲政府华团的论调是何等的相似啊！希望董教总的领导人，不会在当权者的称赞和分化声中迷失方向！（7/3/2007）
Tuesday, March 06, 2007
主动向巫统举白旗？
每当全国大选的跫音越来越近的时候， 董教总的动向都会倍受关注， 因为董教总对华社的影响力，毕竟是任何方面（特别是政党）所不能加以忽视的。这也许就是星洲日报2007年2月26日以头版头条大事报导对董总前主席郭全强先生的专访及随后一系列跟进炒作的原因。
在这关键时刻，重温一下董教总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在大选前的重要决策，相信对我们理解董教总当前的处境和可能存在的“隐议程”是有好处的。无可否认，不论是在1982年第6届大选，郭洙镇、许子根等华教“8壮士”加盟民政党，希望从国阵内部寻求突破；还是在1990年第8届大选时，前董总主席林晃升先生等人领导27名华教人士参加民主行动党，以“壮大反对党，促成两线制”；都在当时掀起过政坛巨浪，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我国政局的发展。
发生在1999年第10届大选的华团“诉求事件”，更引起首相马哈迪医生“秋后算账”，把华团领导人比喻为共产党和回教极端派，指他们在大选前对国阵进行“讹诈”，迫使它支持华团的“诉求”，因此恫言要以内安法令对付以董总主席敦全强先生为首的华团领导人。巫青团在民政党领袖的配合下更进一步向诉求工委会施压，令它搁置所谓抵触“马来人特权”的各有关条文。
到了2004年的第11届大选前夕，以郭全强和王超群为首的董教总领导人由于本身的局限和立场，在高压下已经无法坚守阵地，遂宣布董教总将基于“关心政治，超越政党”的既定政策，在该届大选中，保持“中立”。在“诉求”被无理打压，母语教育处于变质危机，多元政治面临严峻考验的关键时刻，宣布所谓“中立”，实际上就是等于放弃积极的抗争。
用郭全强本身的话，就是采用所谓“友好协商的领导方式”，与“主张硬一点” （郭氏用辞）的人分道扬镳，渐行渐远。具体的做法就是向马华及它控制下的华团靠拢，美其名曰改善与各党团的关系。
其明显的结果有二。首先，是董教总变相地放弃了它长期在华教和民权运动中，所扮演的中流砥柱的角色和相应享有的领导地位和威信，逐渐被马华和亲政府的华团所包围、边缘化甚至可能最终被取代。
其次，是“主张硬一点”的人，包括林晃升时代的资深领导人刘锡通律师、新纪元学院院长柯嘉逊博士及董总首席行政主任莫泰熙等人都逐渐被疏远和排斥。叶新田接棒后，郭氏虽然在上述专访中声称他至今还未看出叶氏的斗争方式，但认为他的方向肯定是正确的。看来郭氏至今仍旧把叶氏当作“协商派”的同路人来看待的，至少在处理莫泰熙的去留问题上，他们两人都是坚持莫泰熙非离开董总不可。
在这样的背景下，郭全强在专访中，突然间提出董教总应该采取主动与巫统和马来人沟通，让巫统和马来人进一步了解董教总，同时也让这个华教组织本身去了解巫统的看法和立场，以达致消除双方的鸿沟和误解；而且还要求马华，鼓励首相接见董教总领导人。就如在上一届大选时，他宣布董教总“中立”一样，其动机可能并不简单！
首先，自从新首相阿都拉和新教育部长希山慕丁上台以来，董教总就一直“主动”地要求会见他们，可是就是得不到“浩荡皇恩”的“恩泽”，只好“痴痴”地等。现在，郭全强提出“董教总应主动接触巫统”（见2月26日星洲日报大标题），好像在这之前，董教总是不愿意接触巫统和马来人的，这根本是本未倒置的说法。
而且董教总要求会见和解决问题的明明是国阵的首相和教育部长，为什么搞出一个主动接触巫统和马来人的建议？郭全强建议主动接触巫统的理由说是为了消除“误解”，连叶新田都不敢认同。巫统/国阵的单元国家教育政策，在最近公布的《教育发展大蓝图》中列的清清楚楚，还有什么“误解”可言呢？
郭全强在高压下，老早已经放弃了抗争的立场，从赞同搁置一些诉求条文到宣布董教总在上届大选“中立”，节节败退。现在又届大选前夕，郭氏又提出什么董教总应主动接触巫统和马来人，而且立即引起主流传媒的炒作和马华及亲马华的华团的一致赞赏，希山慕丁也讲了4大版的“好话”，打开双手，准备拥抱董教总。郭全强的建议，如果处理的不好，在客观上只能把董教总进一步推向国阵的怀抱！
董总主席叶新田盼望政府调整政策，这才是本质的问题。但不能只是“盼望”，必须继续“抗争”，而大选正是公民团体以民主方式，提出要求和抗争的最好时机。根据《独立中心》最近公布的调查报告，有60%的华族选民在被调查时表示，在来届大选时将投票给反对党。在这样的局面下，首相和教育部长还能傲慢地不接见董教总的代表吗？
看来董教总目前迫切要做的，不是忙着做“诚意”的表态（之前没有诚意吗？），希望教育部长和首相接见，消除什么“误解”；而是要明确地提出具体的要求，寻求问题的解决方案，特别是从教育法令和政策的层面，要求政府必须确保各母语教育源流的生存和发展不受任何威胁和限制，在拨款、建校、师资和设备等各方面平等对待各源流学校，及废除数理以英语作为教学媒介和宏愿学校等。
如果条件允许，应考虑召开华教大会和各族母语教育大会，通过具体的议决，要求朝野各政党给予支持。为了防止再度发生“言而无信”与“秋后算账”的事件，可要求各有关政党，把大会的要求列入竞选宣言内，以示支持的诚意。若不支持，就必须准备在选举中付出代价。这就是民主政治的正常运作和选举的意义，朝野各政党必须尊重公民社会游说和选择支持对象的权利，任何形式的“秋后算账”和“政治打压”，都是不民主和非法的，有关政权必须因此而付出代价。（5/3/2007）
在这关键时刻，重温一下董教总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在大选前的重要决策，相信对我们理解董教总当前的处境和可能存在的“隐议程”是有好处的。无可否认，不论是在1982年第6届大选，郭洙镇、许子根等华教“8壮士”加盟民政党，希望从国阵内部寻求突破；还是在1990年第8届大选时，前董总主席林晃升先生等人领导27名华教人士参加民主行动党，以“壮大反对党，促成两线制”；都在当时掀起过政坛巨浪，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我国政局的发展。
发生在1999年第10届大选的华团“诉求事件”，更引起首相马哈迪医生“秋后算账”，把华团领导人比喻为共产党和回教极端派，指他们在大选前对国阵进行“讹诈”，迫使它支持华团的“诉求”，因此恫言要以内安法令对付以董总主席敦全强先生为首的华团领导人。巫青团在民政党领袖的配合下更进一步向诉求工委会施压，令它搁置所谓抵触“马来人特权”的各有关条文。
到了2004年的第11届大选前夕，以郭全强和王超群为首的董教总领导人由于本身的局限和立场，在高压下已经无法坚守阵地，遂宣布董教总将基于“关心政治，超越政党”的既定政策，在该届大选中，保持“中立”。在“诉求”被无理打压，母语教育处于变质危机，多元政治面临严峻考验的关键时刻，宣布所谓“中立”，实际上就是等于放弃积极的抗争。
用郭全强本身的话，就是采用所谓“友好协商的领导方式”，与“主张硬一点” （郭氏用辞）的人分道扬镳，渐行渐远。具体的做法就是向马华及它控制下的华团靠拢，美其名曰改善与各党团的关系。
其明显的结果有二。首先，是董教总变相地放弃了它长期在华教和民权运动中，所扮演的中流砥柱的角色和相应享有的领导地位和威信，逐渐被马华和亲政府的华团所包围、边缘化甚至可能最终被取代。
其次，是“主张硬一点”的人，包括林晃升时代的资深领导人刘锡通律师、新纪元学院院长柯嘉逊博士及董总首席行政主任莫泰熙等人都逐渐被疏远和排斥。叶新田接棒后，郭氏虽然在上述专访中声称他至今还未看出叶氏的斗争方式，但认为他的方向肯定是正确的。看来郭氏至今仍旧把叶氏当作“协商派”的同路人来看待的，至少在处理莫泰熙的去留问题上，他们两人都是坚持莫泰熙非离开董总不可。
在这样的背景下，郭全强在专访中，突然间提出董教总应该采取主动与巫统和马来人沟通，让巫统和马来人进一步了解董教总，同时也让这个华教组织本身去了解巫统的看法和立场，以达致消除双方的鸿沟和误解；而且还要求马华，鼓励首相接见董教总领导人。就如在上一届大选时，他宣布董教总“中立”一样，其动机可能并不简单！
首先，自从新首相阿都拉和新教育部长希山慕丁上台以来，董教总就一直“主动”地要求会见他们，可是就是得不到“浩荡皇恩”的“恩泽”，只好“痴痴”地等。现在，郭全强提出“董教总应主动接触巫统”（见2月26日星洲日报大标题），好像在这之前，董教总是不愿意接触巫统和马来人的，这根本是本未倒置的说法。
而且董教总要求会见和解决问题的明明是国阵的首相和教育部长，为什么搞出一个主动接触巫统和马来人的建议？郭全强建议主动接触巫统的理由说是为了消除“误解”，连叶新田都不敢认同。巫统/国阵的单元国家教育政策，在最近公布的《教育发展大蓝图》中列的清清楚楚，还有什么“误解”可言呢？
郭全强在高压下，老早已经放弃了抗争的立场，从赞同搁置一些诉求条文到宣布董教总在上届大选“中立”，节节败退。现在又届大选前夕，郭氏又提出什么董教总应主动接触巫统和马来人，而且立即引起主流传媒的炒作和马华及亲马华的华团的一致赞赏，希山慕丁也讲了4大版的“好话”，打开双手，准备拥抱董教总。郭全强的建议，如果处理的不好，在客观上只能把董教总进一步推向国阵的怀抱！
董总主席叶新田盼望政府调整政策，这才是本质的问题。但不能只是“盼望”，必须继续“抗争”，而大选正是公民团体以民主方式，提出要求和抗争的最好时机。根据《独立中心》最近公布的调查报告，有60%的华族选民在被调查时表示，在来届大选时将投票给反对党。在这样的局面下，首相和教育部长还能傲慢地不接见董教总的代表吗？
看来董教总目前迫切要做的，不是忙着做“诚意”的表态（之前没有诚意吗？），希望教育部长和首相接见，消除什么“误解”；而是要明确地提出具体的要求，寻求问题的解决方案，特别是从教育法令和政策的层面，要求政府必须确保各母语教育源流的生存和发展不受任何威胁和限制，在拨款、建校、师资和设备等各方面平等对待各源流学校，及废除数理以英语作为教学媒介和宏愿学校等。
如果条件允许，应考虑召开华教大会和各族母语教育大会，通过具体的议决，要求朝野各政党给予支持。为了防止再度发生“言而无信”与“秋后算账”的事件，可要求各有关政党，把大会的要求列入竞选宣言内，以示支持的诚意。若不支持，就必须准备在选举中付出代价。这就是民主政治的正常运作和选举的意义，朝野各政党必须尊重公民社会游说和选择支持对象的权利，任何形式的“秋后算账”和“政治打压”，都是不民主和非法的，有关政权必须因此而付出代价。（5/3/2007）
醉翁之意不在酒
回教党和人民公正党(替阵)决定杯葛巴都达南州议席补选, 本来是一件很严肃的政治决策, 对我国议会政治的发展, 可能具有重要的含义。可是，由于半途中杀出一个独立人士黄志彭，串演竞选闹剧，替阵的杯葛局面自然改观。
据报导，黄志彭因为“喜欢竞选”而参选，反正按柜金有人替他出。他的全副竞选机器，就是与父亲及弟弟组成的三人父子兵。他不设行动室，没有竞选海报、布条和标语，也不需要文宣和议题，简直醉翁之意不在酒！
他唯一的大动作，就是印制一千张名片，藉以发表最简短（也最荒唐）的“竞选宣言”，有望列入“健力士” 世界记录。奇文共赏: Suka UMNO PAS Keadilan NGO Saya cintai MCA DAP MIC Gerakan Ta(k) suka Ta(k) cinta BN。（喜欢巫统、回教党、公正党、非政府组织。我爱马华公会、民主行动党、印度国大党、民政党，不喜欢不爱国阵。）
他的父亲和代言人，是民主行动党老干部黄魁令先生。志彭至少受到父亲影响喜欢竞选（魁令参选6次，屡战屡败），而且以一片孝心，准备替父亲“圆”其当议员的“梦”。但从他的所谓“竞选宣言”看来，他似乎别有所图。
志彭这种“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参选作法，可能并不是出于“幼稚”那么简单。特别是他父亲这位行动党的“老雀”，宁可辞去彭州行动党财政党职，也要坚持孩子参选，这又是何苦来哉？无可否认，志彭参选，在客观上已经破坏了替阵杯葛选举的局面，为国阵粉饰民主、制造声势。
尽管如此，竞然还有评论人称赞他是“不一样的22 岁”，说什么只要他不退选，他就完成连自己也想像不到的贡献，他的生命就没有留白云云！这种和替阵唱反调的主场，呼之欲出。
明显的志彭已经和国阵候选人联手，串演竞选的骗局和闹剧。在宣传方面，由于替阵和民主行动党都明确表明不支持独立人士的竞选活动，巫青团署理团长凯里只好故弄玄虚地抬高对手，说什么：“我们在和‘风’作战，因为我们不知道他是何方神圣，他的策略和议程是什么。”其实，串演闹还需要什么策略和议程呢？
由于志彭在各方面都无法威胁到国阵候选人，国阵现在最担心的是无法动员其支持者出来投票；另一方面，替阵的支持者也可能在当天弃权。这样一来，国阵可能就无法取得预期的多数票，胜得不够光彩。
必须指出，替阵这次决定杯葛巴都达南补选，理由是十分充足的。因为在这之前，选举委员会主席旦士里阿都拉昔阿都拉曼本身已经建议，必须改组我国操作已届50年的选举委员会，使它成为更加透明和公正的独立机构。
他坦诚承认：“已有50 年历史的选举法令，已不适合用在现今年代。社会的变化，并不再给予选举委员会任何空间去确保给予各方面的公正性。”这等于公开承认，在现行选举法令下，选委员已经无法确保自由与公正的选举。
事实上他还建议，联邦宪法应增加有关委任选委会委员的明确条款，以避免执政党在委派选委会委员和选举过程中，拥有绝对的权力，同时确保选举委员会和司法部门一样，享有不受干预的独立性。这项建议，明白表示在目前的选举法令下，我国选委会是受到执政党的控制和干预，并不是一个独立和公正的机构。
这项新的发展，说明反对我国目前的选举法令的时机已经成熟。但杯葛补选本身，并不足以形成强大的压力，可以迫使国阵政府修改选举法令，确保自由与公正的选举。相反的，如果没有其他宣传运动和群众运动的配合，它甚至会被歪曲为不敢面对国阵、怕输和不负责任等，正如卡迪耶新（A Kadir Yasin）的评论一样。
更重要的问题是：杯葛巴都达南后，替阵要往那儿去？它杯葛不杯葛即将来临的下届大选？回教党副主席胡山慕沙（Husam Musa）曾经在《当下大马》的一项专访中暗示替阵有可能会杯葛下届的全国大选，他说：“如果选举委员会和政府不检讨选举中的一些弊端，那么反对党作出意想不到的事也是可能的。”
当然杯葛全国大选和杯葛一个州议席补选，理由可以是一样的，但其影响却不可同日而语，它涉及的层面必然更深、更广和更远。因此，必须深思熟虑，不可信口雌黄，更不可轻举妄动。
个人认为，替阵在下届大选全面杯葛的可能性不大，首先行动党就不会同意，而要回教党自动放弃吉兰丹的政权，也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但若情况真的发展到那一地步，那么我国的政治斗争必然进入一个全新的局面，是祸是福也就难以逆料了！（26/1/2007）
据报导，黄志彭因为“喜欢竞选”而参选，反正按柜金有人替他出。他的全副竞选机器，就是与父亲及弟弟组成的三人父子兵。他不设行动室，没有竞选海报、布条和标语，也不需要文宣和议题，简直醉翁之意不在酒！
他唯一的大动作，就是印制一千张名片，藉以发表最简短（也最荒唐）的“竞选宣言”，有望列入“健力士” 世界记录。奇文共赏: Suka UMNO PAS Keadilan NGO Saya cintai MCA DAP MIC Gerakan Ta(k) suka Ta(k) cinta BN。（喜欢巫统、回教党、公正党、非政府组织。我爱马华公会、民主行动党、印度国大党、民政党，不喜欢不爱国阵。）
他的父亲和代言人，是民主行动党老干部黄魁令先生。志彭至少受到父亲影响喜欢竞选（魁令参选6次，屡战屡败），而且以一片孝心，准备替父亲“圆”其当议员的“梦”。但从他的所谓“竞选宣言”看来，他似乎别有所图。
志彭这种“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参选作法，可能并不是出于“幼稚”那么简单。特别是他父亲这位行动党的“老雀”，宁可辞去彭州行动党财政党职，也要坚持孩子参选，这又是何苦来哉？无可否认，志彭参选，在客观上已经破坏了替阵杯葛选举的局面，为国阵粉饰民主、制造声势。
尽管如此，竞然还有评论人称赞他是“不一样的22 岁”，说什么只要他不退选，他就完成连自己也想像不到的贡献，他的生命就没有留白云云！这种和替阵唱反调的主场，呼之欲出。
明显的志彭已经和国阵候选人联手，串演竞选的骗局和闹剧。在宣传方面，由于替阵和民主行动党都明确表明不支持独立人士的竞选活动，巫青团署理团长凯里只好故弄玄虚地抬高对手，说什么：“我们在和‘风’作战，因为我们不知道他是何方神圣，他的策略和议程是什么。”其实，串演闹还需要什么策略和议程呢？
由于志彭在各方面都无法威胁到国阵候选人，国阵现在最担心的是无法动员其支持者出来投票；另一方面，替阵的支持者也可能在当天弃权。这样一来，国阵可能就无法取得预期的多数票，胜得不够光彩。
必须指出，替阵这次决定杯葛巴都达南补选，理由是十分充足的。因为在这之前，选举委员会主席旦士里阿都拉昔阿都拉曼本身已经建议，必须改组我国操作已届50年的选举委员会，使它成为更加透明和公正的独立机构。
他坦诚承认：“已有50 年历史的选举法令，已不适合用在现今年代。社会的变化，并不再给予选举委员会任何空间去确保给予各方面的公正性。”这等于公开承认，在现行选举法令下，选委员已经无法确保自由与公正的选举。
事实上他还建议，联邦宪法应增加有关委任选委会委员的明确条款，以避免执政党在委派选委会委员和选举过程中，拥有绝对的权力，同时确保选举委员会和司法部门一样，享有不受干预的独立性。这项建议，明白表示在目前的选举法令下，我国选委会是受到执政党的控制和干预，并不是一个独立和公正的机构。
这项新的发展，说明反对我国目前的选举法令的时机已经成熟。但杯葛补选本身，并不足以形成强大的压力，可以迫使国阵政府修改选举法令，确保自由与公正的选举。相反的，如果没有其他宣传运动和群众运动的配合，它甚至会被歪曲为不敢面对国阵、怕输和不负责任等，正如卡迪耶新（A Kadir Yasin）的评论一样。
更重要的问题是：杯葛巴都达南后，替阵要往那儿去？它杯葛不杯葛即将来临的下届大选？回教党副主席胡山慕沙（Husam Musa）曾经在《当下大马》的一项专访中暗示替阵有可能会杯葛下届的全国大选，他说：“如果选举委员会和政府不检讨选举中的一些弊端，那么反对党作出意想不到的事也是可能的。”
当然杯葛全国大选和杯葛一个州议席补选，理由可以是一样的，但其影响却不可同日而语，它涉及的层面必然更深、更广和更远。因此，必须深思熟虑，不可信口雌黄，更不可轻举妄动。
个人认为，替阵在下届大选全面杯葛的可能性不大，首先行动党就不会同意，而要回教党自动放弃吉兰丹的政权，也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但若情况真的发展到那一地步，那么我国的政治斗争必然进入一个全新的局面，是祸是福也就难以逆料了！（26/1/2007）
不可告人的“机密”
国阵政府滥权的程度令人吃惊，也“无奇不有”。连政府和水供公司、大道公司等签署的商业合约，也可以被列为“官方机密”，即使是有关的消费者，也无权了解合约的内容。谁要是取得有关文件并胆敢公布其内容，就会触犯所谓的《官方机密法令》，一旦罪名成立，就将被判强制性坐牢一至七年，真是荒唐到极点！
这次大道起价20% 至60%，引起使用者的普遍不满。在《反大道收费涨价联盟》的领导下，至今已经在不同地点开展了4次的和平抗议行动。在最近的两次抗议行动中，警方疯狂地以暴力驱散、殴打（4人受伤）和逮捕数十名参与者，严重地侵犯了人民和平集会的宪赋权利。
此外，在工程部长三美威鲁气急败坏地指责有人“偷窃并展示”政府的机密文件及要他们“付出代价”的压力下，警方遂援引《官方机密法令》，对人民公正党的宣传主任蔡添强、财政卡力依不拉欣、回教党财政哈达医生及行动党非政府组织局主任刘天球，展开调查。警方还到《公正之声》办事处及蔡添强住家进行搜查，结果空手而返。很明显的，当局是企图对有关领导人，特别是蔡添强进行恐吓和迫害，以便瓦解反大道收费涨价的抗议行动。
事实上，蔡添强等人所公布的并不是什么涉及国家安全的“机密”，只是工程部与Litrak大道公司所签署的白蒲大道合约内容而已。让该大道使用者，在面对不合理提高收费的情况下，了解有关合约的内容，应该是完全必要和十分合理的。例如该合约已经明确规定使用白蒲大道的A 级车辆，1998-2006年的收费为RM1.5，2007-2015涨至RM2.1，2016至合约终止再涨至RM3.1。
添强等人认为这合约并没有保护大道使用者的利益，简直把有关收费站当成大道公司的“赚钱机器”。刘天球指出，Litrak公司曾经对媒体公布，它在1998年开始运作的3年后已经回本。据此，时至今日该公司应该已经赚大钱，为什么当局还必须让它无理涨价和继续收费，而且还必须付给高额的赔偿，完全没有讨价还价或调整的空间呢？这些指责都是十分严重的，当局有责任加以澄清。
如果工程部否认添强等人的指责，最简单的做法，就是把有关合约加以公布，并说明事情的原委和真相。正如“全国资讯自由法联盟”在一项联合文告中所正确指出的：“若合约是为了人民的利益，政府应该愿意公布合约；如果是违反人民的利益，政府更应该公布合约，纠正拟定合约时所出现的不透明和黑箱作业。”
总之，如果工程部是在正常、透明、负责任和保护大道使用者利益的情况下签署有关合约，它就应该有勇气加以公布，而不是企图躲在《官方机密法令》的后面！
其实，《官方机密法令》早已恶名昭彰。民主与反贪污运动主席墨哈末依桑（Mohamad Ezam），就曾经因为揭露两位内阁资深部长贪污的证据，而在该恶法下入狱两年，演成“贪污者无罪，揭发者坐牢”的荒谬剧。他之所以受到对付，可能是因为他曾经声称拥有数箱政府部长和高官的贪污证据，而且不断向反贪污局举报，搞到贪污者人人自危，不除掉他难以自保。
依桑指出，曾经许下反贪污诺言的首相巴达威同意以该恶法来对付添强等人，证明了该组织的一向看法，即：《官方机密法令》是用来庇护贪污及其他有计划的犯罪活动，特别是对国家财富的巧取豪夺。
有趣的是，前首相马哈迪医生在和现任首相巴达威，在建半桥与取消建桥计划的斗争中，也曾指责巴达威企图躲在《官方机密法令》下，蒙骗人民。原来老马曾经公布新加坡与马来西亚两国政府之间的来往信件，来说明新加坡曾经同意我国建半桥。老马此举被指触犯了《官方机密法令》。
老马是该恶法的始作俑者，当然不吃这一套，巴达威对他也无可奈何。为了反驳老马的指责，巴达威只好作态“解密”后，发表另几封新马政府之间的来往信件，说明老马的看法是错误的。其实，有关信件新加坡政府早已公布过，“解密”遂成多此一举的“笑柄”！
事实证明，列为“机密”或“解密”完全是根据政府当局的需要，与国家安全根本扯不上任何关系。把两国来往信件列为“机密”，其实是剥夺人民的知情权。建桥或不建桥，本来应以两国人民的利益为依归。两国人民要是真的当家作主，那么对建桥的事除了亨有知情权之外，更应亨有参与权和发言权，因为他们毕竟是纳税人和大桥的使用者。何况两国的友好关系，与人民的利益是息息相关的。
因此，警方调查添强等4名反对党领袖，并不是因为他们真的泄漏了什么国家机密，危害到国家和人民的安全。相反的，他们是在捍卫人民的知情权和大道使用者的切身利益。一切有良知的公民，都必须站出来反对警方企图以《官方机密法令》来恐吓和迫害添强等人，并且坚决反对这项恶法！（9/2/2007）
这次大道起价20% 至60%，引起使用者的普遍不满。在《反大道收费涨价联盟》的领导下，至今已经在不同地点开展了4次的和平抗议行动。在最近的两次抗议行动中，警方疯狂地以暴力驱散、殴打（4人受伤）和逮捕数十名参与者，严重地侵犯了人民和平集会的宪赋权利。
此外，在工程部长三美威鲁气急败坏地指责有人“偷窃并展示”政府的机密文件及要他们“付出代价”的压力下，警方遂援引《官方机密法令》，对人民公正党的宣传主任蔡添强、财政卡力依不拉欣、回教党财政哈达医生及行动党非政府组织局主任刘天球，展开调查。警方还到《公正之声》办事处及蔡添强住家进行搜查，结果空手而返。很明显的，当局是企图对有关领导人，特别是蔡添强进行恐吓和迫害，以便瓦解反大道收费涨价的抗议行动。
事实上，蔡添强等人所公布的并不是什么涉及国家安全的“机密”，只是工程部与Litrak大道公司所签署的白蒲大道合约内容而已。让该大道使用者，在面对不合理提高收费的情况下，了解有关合约的内容，应该是完全必要和十分合理的。例如该合约已经明确规定使用白蒲大道的A 级车辆，1998-2006年的收费为RM1.5，2007-2015涨至RM2.1，2016至合约终止再涨至RM3.1。
添强等人认为这合约并没有保护大道使用者的利益，简直把有关收费站当成大道公司的“赚钱机器”。刘天球指出，Litrak公司曾经对媒体公布，它在1998年开始运作的3年后已经回本。据此，时至今日该公司应该已经赚大钱，为什么当局还必须让它无理涨价和继续收费，而且还必须付给高额的赔偿，完全没有讨价还价或调整的空间呢？这些指责都是十分严重的，当局有责任加以澄清。
如果工程部否认添强等人的指责，最简单的做法，就是把有关合约加以公布，并说明事情的原委和真相。正如“全国资讯自由法联盟”在一项联合文告中所正确指出的：“若合约是为了人民的利益，政府应该愿意公布合约；如果是违反人民的利益，政府更应该公布合约，纠正拟定合约时所出现的不透明和黑箱作业。”
总之，如果工程部是在正常、透明、负责任和保护大道使用者利益的情况下签署有关合约，它就应该有勇气加以公布，而不是企图躲在《官方机密法令》的后面！
其实，《官方机密法令》早已恶名昭彰。民主与反贪污运动主席墨哈末依桑（Mohamad Ezam），就曾经因为揭露两位内阁资深部长贪污的证据，而在该恶法下入狱两年，演成“贪污者无罪，揭发者坐牢”的荒谬剧。他之所以受到对付，可能是因为他曾经声称拥有数箱政府部长和高官的贪污证据，而且不断向反贪污局举报，搞到贪污者人人自危，不除掉他难以自保。
依桑指出，曾经许下反贪污诺言的首相巴达威同意以该恶法来对付添强等人，证明了该组织的一向看法，即：《官方机密法令》是用来庇护贪污及其他有计划的犯罪活动，特别是对国家财富的巧取豪夺。
有趣的是，前首相马哈迪医生在和现任首相巴达威，在建半桥与取消建桥计划的斗争中，也曾指责巴达威企图躲在《官方机密法令》下，蒙骗人民。原来老马曾经公布新加坡与马来西亚两国政府之间的来往信件，来说明新加坡曾经同意我国建半桥。老马此举被指触犯了《官方机密法令》。
老马是该恶法的始作俑者，当然不吃这一套，巴达威对他也无可奈何。为了反驳老马的指责，巴达威只好作态“解密”后，发表另几封新马政府之间的来往信件，说明老马的看法是错误的。其实，有关信件新加坡政府早已公布过，“解密”遂成多此一举的“笑柄”！
事实证明，列为“机密”或“解密”完全是根据政府当局的需要，与国家安全根本扯不上任何关系。把两国来往信件列为“机密”，其实是剥夺人民的知情权。建桥或不建桥，本来应以两国人民的利益为依归。两国人民要是真的当家作主，那么对建桥的事除了亨有知情权之外，更应亨有参与权和发言权，因为他们毕竟是纳税人和大桥的使用者。何况两国的友好关系，与人民的利益是息息相关的。
因此，警方调查添强等4名反对党领袖，并不是因为他们真的泄漏了什么国家机密，危害到国家和人民的安全。相反的，他们是在捍卫人民的知情权和大道使用者的切身利益。一切有良知的公民，都必须站出来反对警方企图以《官方机密法令》来恐吓和迫害添强等人，并且坚决反对这项恶法！（9/2/2007）
Wednesday, December 27, 2006
无知与傲慢的新闻部长
有人评论我国新闻部长再努丁，说他是内阁里最愚蠢的部长。因为他反对安排直播国会辩论的过程，理由是我国人民还不够成熟，无法接受国会议员在辩论时所发表的种族主义的言行。其实，种族主义政客最需要的，不正是广大人民的监督和批评吗？
不知道再努丁是不是内阁里最愚蠢的部长，但从最近他把抗日军等同于马共，非议有人在私人墓园里建立纪念碑，是什么“对我国人民反共斗争的不够敏感”，“无视于我们即将在明年庆祝国家独立50周年”及“将危害我国人民的团结”等。除了愚蠢，还暴露了无知、傲慢和严重的反共偏见。
众所周知，当日军的跌蹄蹂躏我国时，英军不堪一击，早在1942年2月15日就投降了。在3年8个月的日本法西斯的统治下，无辜的老百姓惨遭日军奸淫烧杀，造成无数生命和财产的损失。
当时，正是马来亚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组织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奋勇抗日。为了保卫人民的生命和财产，许多抗日志士，壮烈地牺牲了。这些烈士，不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华人马来人印度人还是英国人，无疑都是值得纪念的。只有忘恩负义的人，才不承认马共在抗日时期的贡献。
时至今日，再努丁还念念不忘所谓“马共是人民的首要敌人”。问题是当马共领导各族人民抗日时，它怎么可能是人民的敌人呢？如果当时马共是人民的敌人，那么日本法西斯岂不成为人民的朋友了？再努丁敌我不分到如此地步，真是令人难以置信。不论从任何角度来评价马共，它在抗日时期的功绩，是绝对不应该加以否定，也否定不了的！
此外，立碑纪念包括马共在内的抗日英雄，和明年庆祝国家独立50周年纪念不但毫无抵触，反而相得益彰。马共抗日，流血牺牲，所体现出来的不就是爱国和效忠的崇高精神吗？再努丁尤其不可以忘记，国阵政府早在1989年与马共和谈时（结果签订了1989年合艾和平协议），就承认马共在争取国家独立的斗争中，作出了它的贡献。因此，在我国庆祝独立50周年纪念之际，就算重申承认马共对抗日和争取国家独立的贡献，毕竟也只是还历史一个公道，又何需避忌呢？
再努丁到现在还不放弃冷战时期的思维，继续把马共当成假想敌，这种思想是十分落后和有害的。其实，马共开展抗日和反英的武装斗争是正确的，而国家独立后继续坚持武装斗争也是出于无奈，因为联盟政权在英殖民主义主子的操控下，并未尊重马共应享有的合法参政的宪制权利。
特别是在1989年合艾和平协议签署后，前马共成员和我国其他公民一样，享有同等的公民权利和义务，不应受到任何形式的歧视和迫害。例如在私人墓园内，为已经牺牲了的前战友建立纪念碑，供其亲人和同志缅怀，是符合信仰自由和民间的风俗习惯的，也和社会的伦理要求和人道主义精神相一致。
这种合乎常情的作法，是不应该受到政治力量横加干预的。再努丁的作法，无疑已加剧了逐渐淡化了的意识形态的斗争和敌意。各族之间的团结若因此而受到影响的话，显然也是由于部长对抗日军和马共的偏见所造成的。
森美兰州务大臣莫哈末哈山，在对有关问题还未深入了解之前，就在记者的询问下，贸然表示将指示芙蓉市议会将孝恩园的抗日英雄纪念碑加以拆除。过后知道事态严重，才赶紧加以否认，“澄清”大臣未下令拆除有关的纪念碑。以这种近乎儿戏的态度，来处理一项关系到我国一段重要历史，涉及政府政策和人民感受的重大课题，教人如何对当权者抱有寄望和信心呢？
在爱国工委会、一些华团和政党的抗议下，再努丁虽然口硬不肯认错道歉，看来也似乎在找机会下台。说什么“随着蔡细历接受我的解释后，汝来纪念碑一事即告一段。”又说“我认为已经没有事了，所以就应到此为止”云云。但在另一方面，他仍然继续抹杀马共在抗日和反英斗争中的贡献，抵毁所谓马共的“代言人”。
其实，如果没有明确的解决方案，只一味让这些机会主义政客蒙骗过关或找借口下台，事情可能并没有真正获得解决。因此，有关当局必须明确批准孝恩园建立抗日英雄纪念碑，及准许有关方面在其他私人墓园内或适当地点，为已经牺牲了的前马共或砂共成员建立纪念碑，使悬而未决的问题获得合理的解决。 （21/12/2006）
不知道再努丁是不是内阁里最愚蠢的部长，但从最近他把抗日军等同于马共，非议有人在私人墓园里建立纪念碑，是什么“对我国人民反共斗争的不够敏感”，“无视于我们即将在明年庆祝国家独立50周年”及“将危害我国人民的团结”等。除了愚蠢，还暴露了无知、傲慢和严重的反共偏见。
众所周知，当日军的跌蹄蹂躏我国时，英军不堪一击，早在1942年2月15日就投降了。在3年8个月的日本法西斯的统治下，无辜的老百姓惨遭日军奸淫烧杀，造成无数生命和财产的损失。
当时，正是马来亚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组织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奋勇抗日。为了保卫人民的生命和财产，许多抗日志士，壮烈地牺牲了。这些烈士，不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华人马来人印度人还是英国人，无疑都是值得纪念的。只有忘恩负义的人，才不承认马共在抗日时期的贡献。
时至今日，再努丁还念念不忘所谓“马共是人民的首要敌人”。问题是当马共领导各族人民抗日时，它怎么可能是人民的敌人呢？如果当时马共是人民的敌人，那么日本法西斯岂不成为人民的朋友了？再努丁敌我不分到如此地步，真是令人难以置信。不论从任何角度来评价马共，它在抗日时期的功绩，是绝对不应该加以否定，也否定不了的！
此外，立碑纪念包括马共在内的抗日英雄，和明年庆祝国家独立50周年纪念不但毫无抵触，反而相得益彰。马共抗日，流血牺牲，所体现出来的不就是爱国和效忠的崇高精神吗？再努丁尤其不可以忘记，国阵政府早在1989年与马共和谈时（结果签订了1989年合艾和平协议），就承认马共在争取国家独立的斗争中，作出了它的贡献。因此，在我国庆祝独立50周年纪念之际，就算重申承认马共对抗日和争取国家独立的贡献，毕竟也只是还历史一个公道，又何需避忌呢？
再努丁到现在还不放弃冷战时期的思维，继续把马共当成假想敌，这种思想是十分落后和有害的。其实，马共开展抗日和反英的武装斗争是正确的，而国家独立后继续坚持武装斗争也是出于无奈，因为联盟政权在英殖民主义主子的操控下，并未尊重马共应享有的合法参政的宪制权利。
特别是在1989年合艾和平协议签署后，前马共成员和我国其他公民一样，享有同等的公民权利和义务，不应受到任何形式的歧视和迫害。例如在私人墓园内，为已经牺牲了的前战友建立纪念碑，供其亲人和同志缅怀，是符合信仰自由和民间的风俗习惯的，也和社会的伦理要求和人道主义精神相一致。
这种合乎常情的作法，是不应该受到政治力量横加干预的。再努丁的作法，无疑已加剧了逐渐淡化了的意识形态的斗争和敌意。各族之间的团结若因此而受到影响的话，显然也是由于部长对抗日军和马共的偏见所造成的。
森美兰州务大臣莫哈末哈山，在对有关问题还未深入了解之前，就在记者的询问下，贸然表示将指示芙蓉市议会将孝恩园的抗日英雄纪念碑加以拆除。过后知道事态严重，才赶紧加以否认，“澄清”大臣未下令拆除有关的纪念碑。以这种近乎儿戏的态度，来处理一项关系到我国一段重要历史，涉及政府政策和人民感受的重大课题，教人如何对当权者抱有寄望和信心呢？
在爱国工委会、一些华团和政党的抗议下，再努丁虽然口硬不肯认错道歉，看来也似乎在找机会下台。说什么“随着蔡细历接受我的解释后，汝来纪念碑一事即告一段。”又说“我认为已经没有事了，所以就应到此为止”云云。但在另一方面，他仍然继续抹杀马共在抗日和反英斗争中的贡献，抵毁所谓马共的“代言人”。
其实，如果没有明确的解决方案，只一味让这些机会主义政客蒙骗过关或找借口下台，事情可能并没有真正获得解决。因此，有关当局必须明确批准孝恩园建立抗日英雄纪念碑，及准许有关方面在其他私人墓园内或适当地点，为已经牺牲了的前马共或砂共成员建立纪念碑，使悬而未决的问题获得合理的解决。 （21/12/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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