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家安说：“我是从学术角度来谈问题，就事论事，避免引入非学术性的，非理性的人事因素，因为这是学术讨论的毒药。”（第34页）这种突出“学术”的取向，确实令人“刮目相看”！但细读他的文章，似乎还无法做到言行一致。
其实，党史工委会还没有开始工作，就已经遭受到一些“别有用心”者的到处破坏。书还未出版，早已被这些人否定掉了！万家安发表于2004年11月5日《东方日报》的一封题为《党工党党史应该重写》的信件，也透露了这种倾向。
他说：“也许有人以为以陈凯希为首的劳工党党史工委会出版了《劳工党斗争史》以及《劳工党文献汇编》之后，劳工党的历史就成了定案。‘只此一家，别无分店’了。”其实，这会不会是他自己狭窄的心声？
他还像“权威”的小学老师，向初学写作的小学生说：“这篇作文不行，应该重写。”但“小学生”还比“劳工党党史工委会的人”幸运些，因为老师还允许他们重写，但“工委会的人”连修订“斗争史”的资格都没有。
他宣称：“真正能够反映当代历史环境，客观论述与评价劳工党历史的论著，还待后来者。”他企图否定或贬低《斗争史》和《汇编》的立场是很明显的。“新的研究成果”若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无疑是值得欢迎的，但也无需抹杀先行者的努力成果。
对不同的意见，笔者主张求同存异，互相尊重。正如陈剑虹在《汇编》前言所指出的：“《汇编》总共设有20事项，各选代表性文献多篇，并以导言冠之，简介时代背景和内容概要。”可见，《导言》是编辑个人对有关资料的归纳和铨释，和《斗争史》的观点若出现一些差异，也不值得大惊小怪。
例如万家安最为反感的其中一段话，即：“（劳工）党中央以为吡叻州的口号和策略是典型的主观左倾幼稚病，把自己的幻想夸大为理论根据和行动的指南…但是如果一味以敢于斗争的精神品质，罔顾政治现实，号召参于城市斗争运动，那不但是愚蠢的左倾盲动主义，而且将无故牺牲党和人民，是罪恶的表现。”（《汇编》504页）其实是编者由劳工党雪州分部所发表的一篇题为《党的斗争路线》的文章中概括出来的（《汇编》516－526），不纯是他个人的看法。
笔者认为，陈君的20篇《导言》只是编辑的“一家之言”，不是什么“定论”或“结论”。万家安可以提出不同的看法，但动不动就指责别人是什么“资产阶级学者”或“庸俗理论家”，质疑工委会成员的“水平”，胡说什么“《劳工党精神》还是陈剑虹所指的左倾狂热的幼稚病的产品”等等，则只能进一步暴露本身的偏激思想。
笔者想提醒万家安，他本身也曾经认同过郭仁德把9.24特大过后的许启针、甘幼华等人，视为“极左派”的领导。而且把陈凯希和营内由于参与“群众斗争”而被逮捕的同志也列入“极左派”的范畴里。此外，他还主张为“魏利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摘帽平反。
这说明他本身实际上也认为，当时的劳党中央犯上了“过左”的错误。而把“过左”的劳中路线继续当成“右倾路线”来批斗，反右单位当时所表现的极左思想，更是无法加以否认的。因此，剑虹的评述即使有不当之处，它的基本辑逻还是有迹可寻的。
当然万家安也有冷静下来的时刻。下面这段，他在“百无聊奈，又苦于无法突破困境”时写下的感想，也算是吐露了一点真情：
“xx兄：我觉得在目前要对当年的历史进行总结，还是相当困难，要统一意见更加困难，这里有很多方面的原因。但是，对有志于从过去的左翼运动吸取经验教训，以提高和丰富自己的知识和认识水平的人，《劳工党斗争史》和《劳工党文献汇编》不失为一部很好的历史教材。”（《劳工党问题讨论的通讯之二》，2003年7月5日，第61－62页）
既然“不失为一（两？）部很好的历史教材”，为什么不能好好地加以珍惜？为什么对别人的努力和贡献，总是肯定少，挑剔多？为什么对过去自己在反右阵营内犯过的错误，没有任何内疚和反省，反而假借“学术研究”之名，继续批判这个，否定那个？
万家安要自命不凡，想批判什么人是他的事。但希望他不要自作聪明，把别人也牵扯进去。例如陈凯希，他曾是和我关在一起的“患难之交”，现在则是一位“知名的商人”。过去的左翼朋友，对他褒贬不一，也各有道理。但作为商人，他能够领导或参与马中友好协会、凤凰联谊会、劳工党党史工委会和九一烈士墓的筹建工作等，而且交出了一定的成绩，还是难能可贵的。在这方面，他甚至比许多批评他的人表现的更好。
作为朋友，我们是平等的、互相尊重的。谁也没有权力可以“约束”谁，谁也没有义务非为谁辩护不可。这是明明白白的，万家安无需在这方面枉费心机了！万家安的其他反批评，等他发表完后，若有需要，才一齐简答，先此致谢。（完结篇，2/5/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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