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昔的一生富传奇色彩。正如许多早年在甘榜出身的村民一样，他无法确定自己的出生日期和时间，只知道和苏联10月革命同年同月（即1917年10月）出生在吡叻州务边的甘榜美沙山（译音，Kampung Gunung Mesah，Gopeng）。更巧的是，他是在9月1日烈士节在泰南逝世的！
为了纪念这位杰出的反殖战士，我重读了他的传记《从武装斗争到和平》（
他的父母是印尼苏门答腊的移民。由于贫穷，拉昔只受了5年的马来小学教育和念完古兰经。他十分好学，曾向一位基督教白人牧师学习英文，又在法国发电厂当学徒并考获第一级电工文凭（electrical chargeman）。
年仅12岁，他就辍学出来工作。最初在亲戚的杂货店里打杂，由于没有薪金而出走。接着又在金马仑的茶园和土地测量局打工，一天只有三几毛钱的工资。最后亲戚又把他找回去当店员。经过一番奋斗，他终于在21岁那年凭着通晓英语和持有第一级电工文凭的资格，获得一份待遇优厚（月薪60元！）的工作 - - 在金宝附近丹绒督亚冷（Tanjung Tualang）一家英资锡矿公司 (Kinta Consolidated Company Limited) 当管理引擎的技术工人。
就是在这个时候他碰上了他的“政治导师”赖来福（即杜龙山1922-1943）。杜当时是马共重要的干部，被派到督亚冷组织这一带的锡矿工人。拉昔十分敬佩他这位导师。可惜在1943年，21岁的杜龙山就落入日本法西斯宪兵的手中，惨遭斩首。在杜的启蒙和引导下，拉昔“成为第一个参与马共的马来人”，曾经领导拥有超过两万名会员的近打矿工职工会（Kinta Mining Workers’ Association），当时它是以吡叻锡矿工友互助会的名义向殖民当局注册的。
拉昔透露他不曾参与由依布拉欣亚谷（Ibrahim Yaacob）、布哈奴丁（Dr Burhanuddin Al-Helmy）和阿未布斯达曼（Ahmad Boestamam）等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及日本法西斯在1941年侵马之前所领导的马来青年同盟（Kesatuan Melayu Muda, 简称KMM）的反英殖民主义的政治斗争。因为该青年团的斗争主要集中在城市，而他则在华都牙也一带搞区域性的工运。
他十分惋惜，在日本法西斯向联军投降之后，马来青年团及半島印尼人民协会（Kesatuan Rakyat Indonesia Semenanjung, 简称KRIS）的领导人依布拉欣亚谷，曾经向马共总书记和内奸莱特建议，如同印尼苏加诺一样，一齐宣布马来亚独立，反对英殖民主义者重返马来亚。可是，这建议却被莱特拒绝了。
当时依布拉欣由于与日军合作，拥有日本法西斯遗留下来的武器；马共领导的抗日军，则在盟军的配合下，已经发展为一支相当强大的人民武装力量。两股武装力量如果能够及时地结合在一起，依布拉欣就无须逃亡印尼，而马共至少也不会陷入解除武装后的被动局面。换言之，我国抗英民族解放战争，如果在更多马来同胞的参与下主动开展，打出一个局面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日本投降后，拉昔才有机会和“与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游击队一道浴血奋战，反抗日本法西斯”的阿都拉西迪 （Abdullah C.D.）初次会面。当时，他们都是应敏钦 （杜龙山的妻子）领导的吡叻宣传队的成员，该宣传队由50-60名干部组成。他们到吡叻州各地举办反日本法西斯战争胜利群众大会，每到一处，都受到数以万计各阶层人民的热烈欢迎！
宣传队的任务完成后，拉昔和阿都拉西迪就把工作重点转移到马来同胞的工作上，特别是协助马来亚马来国民党（Parti Kebangsaan Melayu Malaya, 简称PKMM）的斗争。该党是由莫达鲁丁拉索（Mokhtaruddin Lasso）和布哈奴丁（Dr Burhanuddin Al-Helmy）等人在1945年成立的。
拉昔和阿都拉西迪在吡叻出版马来亚马来国民党的党报《人民之声》（Suara Rakyat）。在莫达鲁丁拉索失踪之后，他们两人就转移到吉隆坡，在隆继续负责《人民之声》的出版工作。这时，阿都拉西迪直接参与马来亚马来国民党的党务工作，而且过后还被选进该党的领导层。拉昔虽然没有成为该党的正式党员，却被遨请出席会议讨论各种问题。
因此，他们与马来亚马来国民党的领导层，如布哈奴丁和依萨默哈末（Ishak Haji Muhammad）等人的关系，实际上是非常密切的。他们负责马共与马来亚马来国民党的协调工作，特别是在宣教方面，通过一份进步的党报，把马来同胞团结起来。
当时，马共与马来亚马来国民党可说已经结成反对英殖民主义，争取国家独立的同盟。而在1946年成立的巫统则反对争取独立，它揶揄道：“连一根针都无法制造，还谈什么独立呢！”（三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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