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出的反殖战士

有人活着，却早已死去；有人死了，却仍旧活着。前马共资深中委拉昔迈丁（Rashid Maidin, 1917-2006）是属于后者。他光辉的一生，已经成为我国反殖斗争的历史和传统的一个组成部分，永垂不朽！

拉昔的一生富传奇色彩。正如许多早年在甘榜出身的村民一样，他无法确定自己的出生日期和时间，只知道和苏联10月革命同年同月（即1917年10月）出生在吡叻州务边的甘榜美沙山（译音，Kampung Gunung Mesah，Gopeng）。更巧的是，他是在9月1日烈士节在泰南逝世的！

为了纪念这位杰出的反殖战士，我重读了他的传记《从武装斗争到和平》（），并根据书中的资料整理出他的一些生平事迹，供大家参考。

他的父母是印尼苏门答腊的移民。由于贫穷，拉昔只受了5年的马来小学教育和念完古兰经。他十分好学，曾向一位基督教白人牧师学习英文，又在法国发电厂当学徒并考获第一级电工文凭（electrical chargeman）。

年仅12岁，他就辍学出来工作。最初在亲戚的杂货店里打杂，由于没有薪金而出走。接着又在金马仑的茶园和土地测量局打工，一天只有三几毛钱的工资。最后亲戚又把他找回去当店员。经过一番奋斗，他终于在21岁那年凭着通晓英语和持有第一级电工文凭的资格，获得一份待遇优厚（月薪60元！）的工作 - - 在金宝附近丹绒督亚冷（Tanjung Tualang）一家英资锡矿公司 (Kinta Consolidated Company Limited) 当管理引擎的技术工人。

就是在这个时候他碰上了他的“政治导师”赖来福（即杜龙山1922-1943）。杜当时是马共重要的干部，被派到督亚冷组织这一带的锡矿工人。拉昔十分敬佩他这位导师。可惜在1943年，21岁的杜龙山就落入日本法西斯宪兵的手中，惨遭斩首。在杜的启蒙和引导下，拉昔“成为第一个参与马共的马来人”，曾经领导拥有超过两万名会员的近打矿工职工会（Kinta Mining Workers’ Association），当时它是以吡叻锡矿工友互助会的名义向殖民当局注册的。

拉昔透露他不曾参与由依布拉欣亚谷（Ibrahim Yaacob）、布哈奴丁（Dr Burhanuddin Al-Helmy）和阿未布斯达曼（Ahmad Boestamam）等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及日本法西斯在1941年侵马之前所领导的马来青年同盟（Kesatuan Melayu Muda, 简称KMM）的反英殖民主义的政治斗争。因为该青年团的斗争主要集中在城市，而他则在华都牙也一带搞区域性的工运。

他十分惋惜，在日本法西斯向联军投降之后，马来青年团及半島印尼人民协会（Kesatuan Rakyat Indonesia Semenanjung, 简称KRIS）的领导人依布拉欣亚谷，曾经向马共总书记和内奸莱特建议，如同印尼苏加诺一样，一齐宣布马来亚独立，反对英殖民主义者重返马来亚。可是，这建议却被莱特拒绝了。

当时依布拉欣由于与日军合作，拥有日本法西斯遗留下来的武器；马共领导的抗日军，则在盟军的配合下，已经发展为一支相当强大的人民武装力量。两股武装力量如果能够及时地结合在一起，依布拉欣就无须逃亡印尼，而马共至少也不会陷入解除武装后的被动局面。换言之，我国抗英民族解放战争，如果在更多马来同胞的参与下主动开展，打出一个局面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日本投降后，拉昔才有机会和“与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游击队一道浴血奋战，反抗日本法西斯”的阿都拉西迪 （Abdullah C.D.）初次会面。当时，他们都是应敏钦 （杜龙山的妻子）领导的吡叻宣传队的成员，该宣传队由50-60名干部组成。他们到吡叻州各地举办反日本法西斯战争胜利群众大会，每到一处，都受到数以万计各阶层人民的热烈欢迎！

宣传队的任务完成后，拉昔和阿都拉西迪就把工作重点转移到马来同胞的工作上，特别是协助马来亚马来国民党（Parti Kebangsaan Melayu Malaya, 简称PKMM）的斗争。该党是由莫达鲁丁拉索（Mokhtaruddin Lasso）和布哈奴丁（Dr Burhanuddin Al-Helmy）等人在1945年成立的。

拉昔和阿都拉西迪在吡叻出版马来亚马来国民党的党报《人民之声》（Suara Rakyat）。在莫达鲁丁拉索失踪之后，他们两人就转移到吉隆坡，在隆继续负责《人民之声》的出版工作。这时，阿都拉西迪直接参与马来亚马来国民党的党务工作，而且过后还被选进该党的领导层。拉昔虽然没有成为该党的正式党员，却被遨请出席会议讨论各种问题。

因此，他们与马来亚马来国民党的领导层，如布哈奴丁和依萨默哈末（Ishak Haji Muhammad）等人的关系，实际上是非常密切的。他们负责马共与马来亚马来国民党的协调工作，特别是在宣教方面，通过一份进步的党报，把马来同胞团结起来。

当时，马共与马来亚马来国民党可说已经结成反对英殖民主义，争取国家独立的同盟。而在1946年成立的巫统则反对争取独立，它揶揄道：“连一根针都无法制造，还谈什么独立呢！”（三之一）

为马来亚的独立而战斗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殖民地人民掀起了要求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浪潮，我国也不例外。1947年，在英国伦敦举行的英联邦共产党大会和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亚非会议，就是当年讨论有关课题的两项重要的国际会议。

马来亚共产党（简称马共）派出了拉昔迈丁、伍天旺和巴兰（Balan）象征我国三大民族，出席了英联邦共产党大会。拉昔迈丁感到十分荣幸。在前往伦敦的途中，他就想起了他的政治导师赖来福（即杜龙山）曾经和他讲过的话：“在这伟大斗争的队伍里，不论我们到那里去，都会有我们的朋友。”见到了来自各国的代表，他深为大家的热情所感动。虽然大家素昧平生，却早已在国际主义精神的感召下，牢固地联系在一起。

在伦敦期间，出乎拉昔预料之外的是，当时在伦敦念法律的东姑鸭都拉曼（Tunku Abdul Rahman）还派人送一封函件给马共代表团，对未克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会议表示歉意，并预祝大会成功举行。此外，前英殖民政府驻雪州专员也遨请拉昔迈丁抽空与他会面，针对当时马来亚的政治局势交换意见。

这两件拉昔意想不到的事，也许可以说明马共在当时所具有的政治影响力，颇受各有关方面所重视。拉昔当时拒绝了上述英殖民地官员的遨请，但没有解释理由。是因为与英国官员打交道，并不是代表团的职责范围，还是根本不想与狡猾的英国官员打交道呢？现在看来，如果是后者，就可能有点不智，因为平白失去了一个有助于了解英殖民主义者政治动向的机会。

出席英联邦共产党大会的三人代表团回来后不久，一个以布哈奴丁医生（Dr Burhanuddin）和阿都拉西迪(Abdullah C.D.)等人组成的代表团，又出发前往新德里出席亚非会议，讨论有关地区殖民地人民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等问题。

随着上述两个国际会议的成功召开，拉昔迈丁以马共（PKM）代表的身份，布汉鲁丁医生则以马来亚马来国民党（PKMM）代表的身份联袂到全马各州访问，传达上述两个大会支持殖民地人民反对殖民主义，要求民族解放与国家独立的精神。他们所到之处，都受到人民盛大的欢迎，包括苏丹都出席了他们召开的群众大会，其声势的浩大可见一斑！

无可否认，当时马共与马来亚马来国民党及其盟友，如醒觉青年团（Angkatan Pemudi Insaf, 简称API）、祖国捍卫者（Pembela Tanah Air, 简称PETA，API 被禁后的代替性组织）、醒觉妇女团（Angkatan Wanita Sedar简称 AWAS）、泛马农民阵线（Barisan Tani Malaya, 简称BTM）及宗教组织Hizbul Muslimin 等，所组成的争取国家独立的广泛统一战线，是当时反殖斗争的主流。

成立于1946年、以“马来人万岁!”（Hidup Melayu!）为口号、奉行狭隘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政策的巫统（UMNO），是在反对英殖民政府所提出的马来亚联邦（Malayan Union）之后崛起。由于马来亚联邦有意废除苏丹作为回教和马来风俗习惯首长的地位，引起了马来人的广泛不满。另一方面，它却得到英殖民主义者的扶持，准备让它在政治上填补马共及其左翼同盟，在被英殖民主义者全面取缔和镇压后所出现的真空。

在这种极其不利的政治局势下，各有关的马来左翼团体就成立人民力量中心（Pusat Tenaga Rakyat 简称 PUTERA）；另一方面，非马来人的进步力量则成立了泛马联合行动理事会（All Malayan Council of Joint Action,简称 AMCJA）。这两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团体，又结成同盟，即著名的人民力量中心 —— 泛马联合行动理事会（PUTERA - AMCJA）。这各民族统战团体，曾经成功地在全马发动过为时一周的大罢市，可见它具有动员全国各阶层人民的政治影响力。

在面临英殖民主义者“大规模、残暴与血腥的镇压”的局面下，马共中央指示它在各组织里的干部撤退到乡村，准备开展武装斗争。约在1948年6月中旬，马共的马来干部也被通知集合到彭亨州淡马鲁（Temerloh）罗泊加瓦（译音，Lubuk Kawah）森林地带参加党校泛马营（Sekolah Parti Kem Se-Malaya）的学习和训练，准备在全马各个角落成立游击队组织。

拉昔迈丁和阿都拉西迪都参加了马共党校的集训。集训结束后，拉昔接受任务，准备到吡叻州双溪马尼克（音译，Sungai Manik）地区成立马来游击队。但他还未开展工作，英殖民政府在6月20日便宣布紧急状态，在全国扫荡约5，000名各族反殖人士，拉昔迈丁也包括在内。

1948-1952年，拉昔迈丁是在英殖民主义者的牢狱里度过。首一年半，他与500名拘留者被拘留在木蔻山（Pulau Jerjak）。他们曾经开展为时5天的罢食行动，争取改善生活待遇。之后，他被迁往马六甲的丹绒木歪（Tanjung Beruas），那儿关着数以千计的拘留者，包括阿末布斯达曼（Ahmad Boestamam）和依萨哈芝默哈末(Ishak Haji Muhammad )。在这里，拉昔也参与过为时3天的罢食斗争，这次是拒绝倒粪便和要求提供祈祷场所等。

拉昔迈丁具传奇色彩的逃狱事件，就是发生在丹绒木歪拘留营。他是藉出外劳作的机会，在一位华族放牛小童的协助下，获得马共地下群众组织的接应而重获自由。他要求与在十支（Regimen Ke-10）的阿都拉西迪会面。他还立下誓言：若无法与十支会合，他将不会刮掉他满脸的胡须！

在马共地下组织的协助下，他从一个游击队转移到另一个游击队，经过长达一年在森林内的长途跋涉，克服了无数的艰难险阻，最后才胜利地在彭亨州的森林里与阿都拉西迪会合。从此，他的战斗与命运，不论是战略性转移到泰南、面对敌军的围剿和反围剿、开拓新的根据地及在1989年结束武装斗争后与战友们自力更生、重建家园，都和十支与阿都拉西迪密不可分，为国家的独立和人民的事业，作出了重大的牺牲和贡献！（三之二）

从华玲和谈到合艾协议

评介拉昔迈丁的斗争和生平事迹，若忽略了他在1955年华玲和谈及1989年合艾协议所扮演的角色，那肯定是不完整的。

无可否认，拉昔迈丁能够和马共总书记陈平及陈田等马共领袖一起，成为我国人民最早认识的反殖“英雄人物”，和他们3人是当年华玲和谈马共方面的代表是分不开的。当时联邦政府的代表，是东姑鸭都拉曼（Tunku Abdul Rahman）、敦陈祯禄、戴卫马绍尔（David Marshall）和哈密祖末（Hamid Jumat）。

根据拉昔迈丁的看法，华玲和谈其实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和平谈判。因为作为英殖民主义者的傀儡，东姑只是一味地提出各种不合理的条件，企图强加给马共，却不准备做出丝毫的妥协。

例如在发言时，东姑坚持马共必须放下武器投降，表明马共仍旧是非法的组织，而马共的党员和民族解放军战士则必须被拘留，并接受英殖民主义政治部的审查。

其实在和谈举行前，马共代表团已经达致共识。他们主张和谈的主要目标，是要求政府承认马共作为一个合法的政党，可以如同其他政党一样，参与国家的政治过程。他们的次要目标，则是孤立英殖民主义者在我国的势力，使祖国达致独立。

因此，拉昔迈丁在他的自传中，相当详细的把陈平的发言做了归纳。陈平说：“马共要求和平，但必须是对我们公平的和平。我们曾经和残暴的日本法西斯浴血战斗，而且当时是和英国并肩作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重新殖民我国，并且宣布紧急状态残暴地镇压我们。我们被迫再度拿起武器为我党的生存而浴血奋战。因此，要求我们投降和接受审查是不合理的。

“看来这是别有用心的。如果我们要达致和平，它必须是公平的，至少我们为国家独立而战斗的尊严必须受到尊重。

陈平最后表示：“不要紧东姑，我们不需要在这里争争吵吵。你其实并没有权力可以和我们达致任何决定。你还是先到伦敦去谈判，要求我国独立。等到国家独立后，我们才来重新谈判吧！”

当时马共显然对东姑还存有一些期望。因此，被狡猾的东姑所利用，作为向英国争取独立的筹码。目的达到之后，在英国主子的指使下，东姑便把在争取到独立后重新与马共谈判的承诺忘得一干二净。

在这种情况下，有原则和尊严的马共只好实践它的誓言：即使战斗到流尽最后一滴血，也决不投降！

为了英殖民主义者的利益，继续反共的战争政策，成为东姑鸭都拉曼、敦阿都拉萨和敦胡新翁的一贯政策。马共在被迫开展武装斗争的同时，也随时准备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进行和谈，以结束战争和建设国家。

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末，马哈迪政府有结束与马共作战的意向。在1988年，嘉化巴巴（Ghafar Baba）就代表国阵政府与马共第10支（马来部队）的代表阿都拉西迪（Abdullah C.D.）进行了初步会谈，为合艾正式谈判奠下了基础。

第1轮谈判是在1989年2月2-3日在普吉岛（Pulau Phuket）举行。当时马共的代表是团长章凌云（阿苏，病逝后在第3轮谈判时为吴一石所取代），而阿焰、拉昔迈丁和英特拉.再也.阿都拉（Indra Jaya Abdullah @ Anas）则为团员（注：根据陈平的说法，阿陷为其特使与代表团顾问）。

马共总书记陈平是在第5轮，也就是最后一轮谈判时才参与，并在1989年12月2日在泰南合艾蠡园（Hotel Lee Gardens）和平厅签署马来西亚政府、泰王国政府及马共三方的和平协议。

拉昔迈丁说，马来西亚政府的首席谈判代表，当时的全国警察副总监拿督阿都拉欣.诺（Datuk Abdul Rahim Noor）开始时很看不起他。初次见面，拉昔主动伸出右手，对方先是不加理睬，然后才勉强地以“手指头”轻碰一下，就算是握手了！

拉欣诺企图让华玲和谈的历史重演。他摆出一副“大酋长”的架子（berlagak seperti raja besar），对马共作出诸多指责和攻击。拉昔忍无可忍，就向马共代表团提出必须作出反击，以制止拉欣诺的嚣张气焰。马共代表团接受了拉昔的建议。

在作了充分准备后，团长阿苏在发言时，就以充分的事实和证据答复了拉欣诺的各项指责和攻击。并且进一步地揭露了，政府在英殖民主义者的怂恿下，所推行的各项残暴与恶毒的政策。

阿苏还陈述了马共如何在反对英殖民主义者，争取国家独立的过程中浴血战斗和牺牲。事实上，马共在我国独立斗争的历史上，已经作出本身光辉的供献！阿苏作出反击之后，才把拉欣诺嚣张的气陷压下去，使他不敢再随意污蔑马共。

无论如何，谈判还是陷入僵局。因为政府仍然坚持：第一，马共必须投降；第二，马共必须缴械和毁械；第三，不承认马共为一个合法的政党。在这关键的时刻，拉昔以机智贴切的比喻，暴露了对方的野蛮和无理。

他理直气壮地指出，如果把解决这3个问题的担子都放在马共方面，就有如古代马来人有关公鸡强暴母鸡的比喻一样：（母鸡的）头被啄住，翅膀被践踏，屁股被强奸。大家为这个机智的比喻搞到哄堂大笑， 成为寻求更合理的方案突破僵局的转捩点。

拉昔说，马共最后同意解散马来亚人民军及自行销毁武器，而泰王国政府则承诺，将确保马共成员在放下武器之后的人身安全。在这种情况下，马共投降的事也就不存在了。无论如何，政府仍旧不肯承认马共作为合法的政党。结果马共同意自行解散，政府则答应他们，可以成立一个社会主义的合法政党以取代共产党组织。

合艾协议至今已经签署了17年，可是拉昔迈丁等马共领导人回归祖国的梦想仍然无法实现。拉昔生前认为，我国的内部安全法令，如同“一把搁在我们脖子上的刀”，如果它还未被废除，我们是不会回返家园定居的。

拉昔迈丁最终难逃客死异乡的命运。我国政府和人民，也确实是太对不起我们这位真正的反殖英雄了。但相信总有一天，他的遗体会被隆重地迎回家乡荣葬，让他能够在祖国的怀抱里，留芳万世！（三之三，完）

请校长不要因利忘义

在电脑上浏览有关董教总与全国校长职工会，在2006年3月18日达致的《4点共识》的资料时, 阅读了3月20日南洋商报的社论：《建立防范滥权贪污机制》，觉得社论的标题及开头与结尾的几句话，对日前校长职工会为什么断然拒绝董教总负责起草的《华小管理机制指南》（以下简称《指南》），早已提供了简单明了的答案。

社论开门见山：“权钱存有关系，两者可以互换，先以钱换权，后以权换钱。”尽管校长职工会的负责人声声喊冤，但一些校长“先以钱换权，后以权换钱”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可见，利与义之争才是这次董校风波的关键所在。
在结尾时它说：“在新架构下，权力已明显转移，换句话说，校长对‘食堂、课本、作业簿、收费补习与团康才艺活动’的一揽子权力，‘逾此日期，自动失效’，在理论上来说，‘想发财也摸不到门路’。” “想发财也摸不到门路”真是可圈可点， 一语道破校长职工会拒绝《指南》的真正原因！
社论直接得可爱，把“华小管理机制”称为“防范滥权贪污机制”。换言之，从良知和道义出发，校长职工会和教育部当局是不应该反对和为难有关《指南》的执行。除非，恕我直言，它们已经结成贪污滥权的共犯！
校长职工会一方面大声呼吁：不要“一竹竿打翻好校长”；另一方面，却公然拒绝“防范滥权贪污（的）机制”。这难免给人一种印象，它心目中的“好校长”，在本质上却是反对“防范滥权贪污机制”的一群。校长职工会这么做，实际上就是在“好校长”们的脸上抹黑！就是要他们因利忘义，永远抬不起头来做人。
其实，校长职工会早已表明支持董事会主权的立场，并已经与董教总达致《4点共识》。在道义上，就必须支持董教总根据共识所草拟的《指南》，不能出尔反尔，言而无信。何况华小董事会的主权，是教育法令有关条文所确认，有法律依据的。这一点董教总在它们的文告上，已经反复的强调过。早些时候一些有心人的质疑，也逐渐销声匿迹。
校长职工会声称，华小校长若执行《指南》，将触犯教育部的12项行政条例。问题是它到底是否真的触犯了？而且如果两者真的有所抵触，也必须先搞清楚，教育部的有关行政条例，是否侵蚀了董事会的主权。一句话，校长首先必须站稳支持董事会主权的立场，其次才是如何克服执行《指南》时可能产生的枝节问题。
无可否认，个别学校在《指南》发布之后，甚至在它发布之前，已经以董事会为主导，贯彻反贪倡廉的原则，只要有关学校的校长和家教协会愿意配合，一般上都很顺利。也没有听说有关学校的校长，曾经受到教育局的为难或对付。其实，如果真正贯彻反贪倡廉，教育局如果无理干预，学校三大机构还是可以据理力争的。
董教总发布有关《指南》已经好几个月了，教育部（包括副教育部长韩春锦）至今都没有提出《指南》需要教育部审核之类的问题。为什么反而是校长职工会认为《指南》必须先由教育部审核呢？
是不是校长们已经接到教育部的指示，不准他们执行有关《指南》了？如果没有，为什么董事会在行使它的法定主权时，做为董事会的秘书，校长可以不给予积极的配合，反而诸多推委呢？
就以华小食堂招标为例，一些校长也是以教育部的指示为藉口，剥夺或企图剥夺董事会招标的主权。可是，一旦董事会或董联会站稳立场、据理力争时，他们就会以“技术错误”做为下台阶。最新的例子发生在吉打州的佩实华小。
其实，华小校长看来也不像校长职工会所描绘的那么地“奉公守法”。根据家总筹委会主席黄华生所揭露，过去10 多年来，有4位教育总监分别发出7封公函，训示华小校长除了语文和数理科可使用1本作业簿外，其余科目一概不准使用作业簿。
但是仍然有许多校长与书商串通，要学生购买多本作业簿，以牟取暴利。此外，原属于课外活动的电脑班，在许多华小竟变成了正课。利字当头，他们就有勇气违背教育局的指示（或者已经私下串通？）；为了华教的前途，为什么他们就不能够和董教总精诚团结，维护华小董事会的主权呢？
校长职工校一方面以触犯教育部行政指示作为藉口，拒绝接受《指南》；另一方面，则设立法律基金会，为可能涉嫌贪污的校长撑腰。校长职工会拒绝反贪倡廉的《指南》，可说因利忘义，却摆出维护校长尊严的姿态，为有识者所不齿。相信家长的眼睛是雪亮的，校长职工会因利忘义、负隅顽抗的结果，必定是让华小的校长更抬不起头来做人，更遑论维护他们的尊严了！校长职工会不应继续往错误的道路滑下去！（3/10/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