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大已过古稀之年，但健康一向良好。上个月的某一天，小解时突然出血。给医生一检查，便说右边的肾坏了，必须立即动手术切除。真是应验了平时不生病的人，一旦生病便是大病的说法。
手术后的最初几天，大概是由于年老和麻醉药作怪，出现了神智紊乱，时空倒错的现象。我陪伴在侧，老大除了不断重复想念家、坚持要回家，但却分不清医院和家之外；最令我感到惊异的是，他竟然又再断断续续地重述了一遍，他这一、两年来已经不知向我说过多少遍的日治时期的故事。这故事基本上由四个部分组成，即逃过一劫、父亲受骗被杀、二哥病死及小当家的故事。
那是发生在日本侵略军已经占领我国的事。我父亲当时是在柔州巴力士隆（Parit Sulung）附近的一个小镇经营树胶生意。根据大哥的回忆（当时他已经是个十来岁的孩子），当时我家已经有胶园、有罗里，而且他总是十分自豪地告诉我：我家还有小镇的唯一电话，连园丘的外藉经理有时都得向我家借电话使用呢！
有一天，日本鬼子的战机，就在小镇的上空向小镇投弹和扫射。当时老大和父亲正在屋外，父亲连忙拉着老大，奔向一棵倒树根部的大洞躲藏，炸弹就在他们的身旁开花。父亲的机警，总算让他们逃过一劫。
过后父亲立即决定，跟几家亲戚和友好，到附近的大芭（森林）里建临时房子，带了一些粮食，就撤进大芭避难。讲到这里，老大总是不断地感叹：父亲真是太傻了！怎么可以相信日本鬼子的话，说什么要“招安”开会，结果十个去“开会”的地方领袖，都在抗日的罪名下被惨无人道地杀害了！
老大总是无限惋惜地说：为什么不会推说生病或随便找一个藉口，推搪过去呀！真是太傻了！接下去他就会讲一套如果父亲没有死，我们今天就可能如何如何的美好“愿景”！
至少二哥就不会病死，这是他绝对肯定的一点。原来他们两兄弟，当时必须到亲戚的稻田去赶鸟。家里没有东西给他们带去吃。只好拔一些木署，放到火烧土堆里烤来吃。两兄弟天天吃烤木署，最后同时患上肠炎。送到麻坡我大伯父的家，找医生救治。结果老大命大活存，老二却结束了还不到十岁的苦难日子。老大对老二的早逝，不知发出过多少次有声无声的抗议，甚至在神智不清的时候！
老二走了，老大必须继续扮演他的小当家的角色。他形容道，我妈妈带领我们五兄弟和三姐妹，为活命而痛苦挣扎！我们好心的姨丈，让我们到他管理的椰园里去拾椰子，到芭里去采野菜。椰子拾回家，我三个姐姐就刨椰子；野菜采回来，她们就切野菜。椰浆用来煮成椰油，椰糟和野菜则用来养猪。
椰油煮好了，由谁运到一、二十公里外的麻坡去卖呢？当然非老大莫属了！一个十来岁的孩子，用一辆高大的“老爷”脚车，要载上一满（土油）桶的椰油，然后踏上一、二十公里的路程，无疑是极其困难的。难怪讲到这里，老大总是在我的赞扬声中感到无比的自豪。并且不忘补充：有时天黑了，回不了家，就在路边水果档找一个小角落，铺上纸张，就地而眠。
老大年纪虽小，到麻坡卖油，却也有了忘年之交。某老师当年是卖灰的（当时没有肥皂，人们就把“灰”当肥皂用），就时常给他关照。当年他还卖过报纸。他的报纸，除了在麻坡，还卖到利丰港等地。他甚至还记得，当时和他买报子的一些朋友的名字！
其实，日本投降后，我们挣扎求生的苦日子仍然没有过去。老大在十四、五岁时，还踏过三轮车。妈妈做糕点包子，姐姐拿去沿街叫卖。有时还到巴刹去拾菜脚和小鱼，“美”的当菜，差的给鸡鸭当饲料。几个哥哥，有的卖报，有的卖油条、碗糕。妈妈晚上还在路灯下摆档子卖香烟火柴。总之，只要有收入，或对生活有帮助的，都会找来做。
我之所以写这段故事，是要说明，对老大和我们家里的每个成员来说，日本军国主义者给我们带来的灾难，是刻骨铭心的，也是无法弥补的。它改变了我们一家人的命运。
我写的仅仅是我老大的感受，是我们一家人的感受。而实际上，我国有数十万人失去他们宝贵的生命，有数十万个家庭有着跟我们一样，甚至更为悲惨的遭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求日本政府给予适当的赔偿，包括真心诚意的忏悔，难道没有必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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