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米尔与马共的故事

阿米尔莫哈末（Amir Mohammad）所拍摄的两部记录片 - 《最后的共产党员》和《村民，你好吗？》- 连续被当局禁映，既无意间奉红了他，也引起各界对马共课题的广泛关注和讨论。这些发展，相信并不他和当局所预期的，真是“世事难料”啊！

从《东方日报》记者陈富雄对阿米尔的访问（参阅2007年3月15日《名人部落》），可以知道后者的一些心路历程。七年前（他现在35岁），他取得了律师的学位，也尝试考取执业证书，但仅仅两个月，就无法忍受“好像回到初中一的那种感觉”。为了“好玩”，他竟拍起电影来了。

受访时，他承认拍记录片连剧本都没有，只希望遭遇的变数能给他自已带来“惊喜”，同时也点燃别人的思想“火花”。这一次，他拍《最后的共产党员》的动机也十分单纯。他说：“没有人叫我去拍它，不是为了钱，也不是对共产主义有兴趣，或是要成为历史学家，只是为了填补青少年一些无知的空白，想知道的更多一点而已。” 单纯的动机，使他毫无顾忌地直闯马共课题这长期的“禁区”。

他毫不隐瞒自己对政治没有好感。他说宁愿去挖掘德士的课题，也不会投身政治。因此，他根本没有想过要“美化”（或“丑化”）马共。对“政客”，他更是不客气地给予批判。他比喻道：“一个国家只以政客来代表，麻烦可就大了。你想像一下，美国人全都是布什的话…。”

连续两部有关马共的记录片被禁映，使他感到“自己是被逐者”，也许有些失落。但他并不後悔自已是第一个站出来拍马共故事的本地人。他反问道：“当英国广播公司和澳洲电视台掌镜拍马共（的故事）时，我们没有抗议；但当本地人挺身出来拍时，却有反对的声音。”他显然不认同这种“妄自菲薄”的情意结。

他坦率、自我但不唱高调。例如他说当年他流学外国，理由只是为了要离开我国，念法律则是因为它较容易读；现在没有想要移民，只是因为这里的食物太棒了！他不好为人师，更拒绝“我是为群众做事”之类的“谎言”。他说他不喜欢写作，写专栏只是因为喜欢“写完了”的成就感。作为艺人，他除了具有感性情怀之外，也有一颗清醒的理性头脑。他对当局7点禁映理由的14点反驳，可资证明。

当局禁映的7点理由可概括为：

1. 影片主题似乎是把马共的斗争描绘成神圣及值得赞颂的。
2. 马来西亚政府对马共不公平，因为没有珍惜他们的斗争。
3. 只讲述马共的立场和斗争目标，俾社会同情及珍惜他们的贡献。
4. 批评马来西亚政府没有像泰国政府一样提供土地、房屋和基本设施给前马共成员以维持他们的生计；批评政府，君主立宪制和马来人。
5. 争议前首相东姑阿都拉曼导致《华玲和谈》的失败，其实是马共拒绝放下武器。
6. 把前马共成员的斗争和反英殖民主义的马来英雄们（如Datu’ Bahaman, Mat Kilau, Tok Gajah, Dato’Maharaja Lela, Tok Janggut 等）并列，歪曲历史事实。
7. 因为此片的事实正确（注：原文如此）故不适合公众观看。此外，对马共的前受害民众及保安人员而言，也将引起他们的痛苦记忆和敏感性。

正如我国历史教授谢文庆博士的研究成果所显示的，我国首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前副首相敦依斯迈医生及另一副首相敦嘉化巴巴，都曾经在他们的回忆录或著作中，公开承认马共和其他左翼力量在争取我国的独立斗争中，曾经作出他们的贡献。

因此，承认马共在抗日、反英和争取国家独立的斗争中作出贡献，是符合历史事实和公允的。基于同样的理由，把前马共成员的斗争和反英殖民主义的各有关马来英雄并列，也并不过分。此外，东姑导致《华玲和谈》的失败也早有定评，因为东姑在英帝的指使下要求马共“投降”，毕竟是历史的事实。同样的，泰国政府比我国政府更加善待在《合艾协定》下放下武器的前马共成员，也是我国政府无法加以否认的事实。

在战争期间，双方各有伤亡，也是无可避免的。若要追究，首先应该追究的应该是和谈为什么会失败的历史责任。时至今日，既然已经实现和平多年，既然早已化敌为友，就不应该再片面和单方面地强调历史的“痛苦记忆”和“敏感性”，以达到煽动对抗情绪或要胁对方的目的，这样做是不符合和平协定的内容和精神的，不可不察，也不应该重复地、不负责任地使用这一招。

在以上的大背景下，细看阿米尔从治安、影片级别、客观采访、官方诠释、警告字幕、国际影展、宏愿原则、人民的成熟度、签署承诺书、冷战结束、多元观点和尊重异议者的权利等方面所提出的14项有关《村民，你好吗？》禁令应该解除的理由，除了显示出作为律师严密的逻辑性之外，还很幽默和具讽刺性，值得详读：

1. 禁映的理由全属对历史的诠释有异于官方的论述，而未涉及治安问题，给予警告或裁剪就够了。历史的诠释不是一成不变的，近50年来对汉都亚（Hang Tuah）和汉惹霸（Hang Jebat）诠释上的争议不休，就是一个例子。
2. 如果此片不适合社会大众观赏，可如处理The Passion of the Christ 一样，限制性放映（tayangan terhad）。
3. 当局分不清很基本的一点，即“影片所讲的”和“片中受采访者所讲的”两者之间的区别。本片导演只是客观摄制，不加旁白，让观众（对受访者的见解）作本身的判断。
4. 由于政治的因素，此记录片可列为18PA级，以供满18岁的成年人观看，因为他们已通过国家教育制度，熟知有关问题的官方诠释。
5. 本片放映前，可打警告字幕如：“马来西亚政府的警告：禁止共产主义思想，不许模仿此片中危险的意识形态！”有关字幕可加霓虹灯的闪烁效果，末端的感叹号一个若不够，可加至五个或十个。
6. 看过反共宣传片Jungle Green Khaki Brown 的人可以看此片，他们不可能受到片中老人对话的影响。
7. 本片曾在柏林国际电影节首映。地点就在柏林倒塌的围墙附近，近千名柏林人民观看此片，尽管他们也经历过东西方冷战的祸害，但并没有观众抗议、晕倒或发狂。
8. 禁映此片有违2020宏愿所推崇的一些原则，如“自由的精神”、“成熟的民主社会”、“进步”及“互相忍让与开明的社会”等。
9. 本片极可能和《最后的共产党员》一样，将获准在新加坡上映。同样经历过紧急状态的新加坡人民比我国人民更加成熟，我们不会觉得难堪吗？
10. 可以要求想看此片的人，和大学生、讲师和公务员一样，先签署“承诺书”（Akujanji），保证即使在睡梦中，也不实践共产主义思想。
11. 近10年来，与共产党比较，有更多的人受到飙车族（Mat Rempit）的危害，但却有3部有关飙车族的影片在全国放映。为什么不尊重飙车受害者的感受？
12. 早在1989年冷战已经结束，我国已经和中国、古巴等共产国家建立非常良好的关系。共产主义的课题还有什么禁忌可言呢？
13. 今年我国将庆祝实行民主制度50周年。在民主国家里应允许多元观点的存在，否则，就无异於一些共产国家和神权国家了。
14. 去年当《最后的共产党员》被禁映时，有数十篇评论出现，我们可以认定这群人是想看被禁映的两部记录片，正像有人选择要看Remp-It 2 一样。

看来阿米尔的14项反驳，已经暴露了官方的话语霸权和诠释霸权。作为艺人，他在追求“自我”充实和给别人带来“惊喜”的过程中，无意间已经对官方霸权和独断进行了“颠覆”，打破了拍摄、关注和讨论马共课题的合法性和必要性，官方的“马共暴徒”形象，开始逐渐为民间的“抗日反英斗士”形象所取代。越来越多的人会像阿米尔一样，开始亲切友善地问候马共成员：“Apa khabar Orang Kampung?”（16/3/2007）